刑法權力論文

① 刑法方面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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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方面的論文題目
1、論共同犯罪專屬
2、論共同犯罪的停止形態
3、論我國刑法中的牽連犯
4、試論我國刑法的累犯
5、我國刑法的時間效力問題研究
6、論期待可能性理論
7、論我國刑法中的身份犯
8、論過失危險犯
9、犯罪中止研究
10、間接正犯探析
11、論我國刑法的財產刑
12、論單位犯罪自首
13、論法定量刑情節的立功
14、論持有型犯罪
15、論我國刑法的轉化犯
16、試論我國刑法的結果加重犯
17、論我國刑法中的組織行為
18、我國刑法溯及力原則探析
19、論我國刑法中的罰金刑
20、論我國刑法中的沒收財產刑
21、資格刑的反思與重構
22、論我國刑法的司法解釋
23、共同犯罪與身份若干問題研究
24、論剝奪政治權利的完善
25、多種量刑情節的使用與完善
26、自首制度比較研究
27、論相對刑事責任年齡
28、職務過失犯罪研究
29、論單位犯罪主體
30、我國刑法假釋制度適用對象研究

② 請給我一篇正規的刑法論文！

摘要：共犯關系脫離是共同犯罪理論中的重要內容，但我國刑法理論對此缺乏充分的研究。為了合理地處理實踐中出現的共犯關系脫離行為，需要在借鑒國外相關理論的基礎上，從理論上對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構成要件和罰則進行合理的界定。

關鍵詞：共同犯罪；脫逸；成立要件

所謂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是指在犯罪過程中，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動放棄犯意，並終止與其他犯罪人的共犯關系，從而對脫離後其他犯罪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的情況。共犯關系脫離所需研究的主要問題是，需具備什麼條件脫離者才對其他共犯者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對此，我國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理論界也鮮有人論及。筆者擬對此問題及相關內容加以淺析，以期裨益於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

一、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成立條件

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有的學者認為須具備以下條件：一是本人放棄共同犯罪的故意；二是本人中止自己的行為；三是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或防止結果的發生作出了努力；四是在某些場合讓其他行為人知道自己脫離共犯關系。筆者認為，根據以上要件，在某種情況下，無疑會擴大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外延，而在有的情況下，則又不適當地縮小了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范圍。具體說來，首先，論者並沒有限制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成立階段。根據論者提出的四要件，在犯罪發展的任一階段，都可以成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但是，筆者則認為，在直接實行者著手實行犯罪後，即使一部分共犯人自動放棄犯意，並有脫離共犯關系行為的，也不能解除他們的共犯關系。其次，第三要件即「為阻止其他正犯者的實行行為或防止結果的發生作出了努力」是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充分而非必要要件。因為脫離共同犯罪關系可以表現為不同的行為方式。在有的共同犯罪如平等型的共犯關系中，只要有消極的脫離行為即可，而無須實施積極的脫離行為。
以上兩種情況其實是共同犯罪中止的成立問題。在此需將共同犯罪關系脫離與共同犯罪中止區分開來。前者是指共犯人脫離了共犯關系，因而對他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不承擔刑事責任；後者則是指共犯人並沒有脫離共犯關系，對他人實施的犯罪行為仍然承擔共犯責任，只是應從輕處理。可見，在理論上，兩者屬於不同的范疇。當然，共犯關系的脫離與共犯的中止有著密切的關系，如兩者都發生在犯罪過程中，都是一部分共同犯罪人自動放棄犯意；在表現形式上，一些犯罪中止行為就是一種脫離共犯關系的行為。因此共犯關系的脫離必然有著共同犯罪中止的某些特徵，但是它畢竟有著自己的特定構成要素，不能將兩者混為一談。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應具備以下條件：

1、發生在直接實行者著手實施犯罪以前。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犯罪階段要求。
關於共犯關系脫離的成立階段，有的學者認為可以發生在共同犯罪人著手實行犯罪前、直接實行者實行犯罪後以及既遂後的繼續犯場合等三個階段。筆者認為，這是從形式意義上來理解共犯關系脫離的。就脫離者而言，在犯罪的發展過程中甚至犯罪既遂後的繼續犯場合，他都可以有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表示和行為。但是這種脫離行為是否能解除共犯關系尚需要實質地進行判斷，即共犯關系的脫離並不是以脫離者單方面的意志為轉移的，需要結合共同犯罪關系的實質來認定。一般說來，只要直接實行者已著手實施犯罪，共犯關系就不能解除。因為，根據刑法理論，各共同犯罪人之間已形成共犯關系。如同犯罪既遂後的恢復原狀不能改變行為的犯罪性一樣，成立共犯關系後就不可能再解除。具體說來，在復雜的共同犯罪中，根據占統治地位的共犯從屬性說，教唆犯和幫助犯的犯罪性和可罰性取決於正犯是否已著手實行犯罪。只要正犯已著手實行犯罪，三者就形成了共犯關系。而就共同正犯而言，由於各犯罪人基於意思聯絡而成為同心一體，因此只要一部分正犯已著手實行犯罪，即使其他正犯沒有實施犯罪行為，也不影響共同正犯的成立，即一部分正犯的行為就是共同正犯的行為。這也正是對共同正犯實行「一部行為負全部責任」的理論基礎。因此，成立共犯同犯罪關系的脫離必須發生在著手以前。當然在著手後，共犯仍有脫離行為，但這是涉及到是否成立中止犯的問題。

2、脫離者必須自動放棄犯意。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主觀要求。
多數學者對此持肯定態度。但也有論者認為，只要在著手前切斷因果關系，即使不是基於任意性，也不影響。筆者認為，既然脫離者在處理上不承擔共犯關系責任，那麼就應對其成立要件做出嚴格的限制，即脫離者應自動放棄犯意。但關於自動性，德、日刑法理論上存在著多種觀點：主觀說認為，由於認識外部的障礙而停止的場合以外，是自動放棄犯意。限定主觀說主張只有放棄犯意即後悔而中止的場合，是自動放棄犯意。客觀說主張按照社會一般的觀念，以客觀的判斷為標准認定障礙的性質。折衷說主張在一般經驗上對意思給予強制影響的情況為動機以外的場合是自動放棄犯意。通說認為折衷說比較妥當。我國理論界關於自動性的觀點比較一致。一般認為是指在行為人能夠將犯罪進行到底的情況下，基於本人的意志而停止犯罪行為。這表明只要行為人主觀上認為自己能夠完成犯罪，即使客觀上難以完成犯罪，也不影響自動性的成立。

3、行為人必須有脫離共犯關系的行為。
這是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實質性要件。何謂脫離行為?筆者認為，應以是否切斷脫離者已經實施的加功行為與此後其他共犯者的行為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為原則。只有切斷了與此後其他共犯者的行為或結果之間的因果關系，脫離者才不負共犯刑事責任。基於這一原則，根據表現形式的不同，可將脫離行為分為消極的脫離行為與積極的脫離行為。前者是指脫離者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對方，或者單純地撤回自己的加功如幫助者將其提供的工具索回，就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這種脫離行為一般是針對平等型的共同犯罪人即共同犯罪人之間不存在領導、制約關系。如普通的共同正犯，或在共同犯罪中處於被動、消極地位的幫助犯、脅從犯以及犯罪集團中的一般參加者等。由於這些犯罪人對犯罪的實施並不起主導、支配地位，因此只要消極地將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對方或者單純地撤回自己的加功，一般就可以消除自己的加功行為對正犯的影響。內心的脫離或單方面的脫離是不能成立共犯關系脫離的。因為二人以上基於實行一定犯罪目的而成為同心一體。如果某一共同犯罪人有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但是卻並沒有傳達給其他共犯人，那麼對於其他共犯人來說，這種同心一體的聯系仍然存在。當他實行犯罪時，與脫離者也依舊存在著心理上或精神上的因果聯絡。因此只有將脫離共犯的意思傳達給其他共犯人，這種同心一體才能解體。對於傳達脫離的方式，通常是以明示的方式做出的，如明確告訴對方自己決定從犯罪活動中退出來，並中止了犯罪行為。對於以默示的方式表達脫離犯罪活動的意思，如從犯罪現場離去、幫助者沒有按約定提供工具或出現在現場，如果同時符合其他條件，也不失為一種脫離行為。日本的一些判例就肯定了這一方式。例如共謀強盜並實施了預備行為後，其中一人悔悟，從犯罪現場離去。對於這一案例，福岡高級法院昭和28年1月12日判決認為：雖然行為人既沒有阻止其他共謀者的犯罪行為，也沒有明確表示脫離的意思，但是當剩餘的共犯者不僅認識到了脫離者的脫離事實，而且認識到只能由自己來完成共謀的犯罪事實時，可以說共謀者接受脫離者默示的意思。因此脫離者只對當初共謀的強盜預備負刑事責任，而不承擔強盜共同正犯的刑事責任。
所謂積極的脫離行為就是指脫離者採取措施阻止他人犯罪或為此做出了真摯努力的。這種脫離行為是針對支配型的共同犯罪人而言的，即在共同犯罪中起著領導、指揮、主動等地位或作用的共同犯罪人，如犯罪集團的首要分子、教唆犯等。由於這類犯罪在共同犯罪中起支配作用，因此不同於一般的共同犯罪人，只要單純地將自己脫離共犯關系的意思傳達給其他共犯人就可以脫離共犯關系，他們還必須採取積極的作為將自己給予犯罪實行的效果予以消除才能成立共犯關系的脫離。從國外的立法規定及司法實踐來看，將下列行為認定為積極的脫離行為：(1)使其他共犯者確定地放棄犯意。如日本1976年松江地方法院的判決「當脫離者作為共謀者團體的頭目可以強制支配其他共謀者的地位時，倘若脫離者沒有恢復到不存在共謀關系的狀態，就不能說解除了共謀關系。確定地放棄犯意是否要求其他共犯者必須真正放棄犯意。」筆者認為只要其他共犯者答應放棄犯意即可。至於是否真正地放棄犯意並不影響行為人脫離共犯關系。因為脫離者已將自己給予犯罪實行的效果予以消除。(2)向國家有關機關告發、舉報的，如俄羅斯刑法第205條規定，參與准備實施恐怖行為的人員，如果及時提前報告權力機關或採取其他措施預防恐怖行為的發生，如果其行為沒有別的犯罪構成則免除刑事責任。這種行為既可以作為第一種行為失敗後實施的一種補救行為，也可以單獨實施。(3)其他阻止犯罪實行的行為，如向被害人通報等。

二、脫離共同犯罪關系者的處罰

對於脫離後其他犯罪者實施的犯罪行為，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比較一致的觀點是脫離者不承擔共犯責任，這與共犯處罰的根據密切相關。關於共犯處罰的根據，理論上有責任共犯說、行為價值惹起說、惹起說等不同觀點。雖然觀點聚訟，但在對待脫離者的刑事責任上，則無論根據哪一種理論，都可以得出脫離者不對他的犯罪行為負共犯責任的結論。如惹起說認為共犯之所以處罰是因為與共犯者共同惹起犯罪結果。根據這一理論，在共犯關系脫離的情況下，脫離者不僅與其他共犯者解除了意思聯絡，而且給予他人實行犯罪的效果予以消除。因此與正犯惹起的犯罪結果就不存在因果關系，從而也不對其承擔共犯責任。
對於脫離者脫離前的行為，從司法實踐與有關國家的刑法規定來看，一般也是免予處罰的。這有理論上的依據和刑事政策上的考慮。從理論上來說，脫離者的行為是著手前的預備或陰謀行為，對法益的侵害並無實質的危險，同時脫離者又系自動放棄犯意，主觀惡性較小。根據犯罪構成理論的要求，對於情節顯著輕微的，不應作為犯罪處理；對於構成犯罪的，也應當從輕處罰。從刑事政策上來說，這樣處理無疑是給犯罪者「架設後退的金橋」(李斯特語)，對於鼓勵犯人改過自新，瓦解、分化和打擊犯罪組織顯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當然並不是說脫離者可以完全不負刑事責任。筆者認為，結合具體案情，對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給予適當的處罰：(1)預備行為構成犯罪的。如甲、乙為了搶劫成功，事先各自購買了槍支。但在實施搶劫前，甲因懼怕而放棄犯意，並沒有參加搶劫。甲的行為構成菲法買賣槍支罪。(2)共謀實行重大的犯罪活動，並進行了預備活動。如共謀搶劫國家金融機關、爆炸國家重要設施、部門等。是否屬於「重大」的犯罪，應綜合考慮犯罪的性質、使用的犯罪方法等。(3)為阻止他人實行犯罪做出了誠摯的努力，但並沒有真正阻止他人實行犯罪者。如被教唆者雖然答應放棄犯意，但是仍然實施了教唆的犯罪的。須注意的是，即使是應追究以上行為的刑事責任，也應從輕處理。即將共犯者的脫離作為從輕處理的情節，在量刑時予以考慮。

三、共同犯罪關系脫離的立法評價

從世界各國刑法規定來看，多數國家對共犯關系的脫離沒有作明文規定，只是司法實踐中的解釋問題，如日本。但是也有一些國家對共犯關系脫離的條件及責任作了規定。概括起來，大致有三種立法方式：一是規定在總則中，如美國模範刑法典。該法第206條第6項第C款規定，在實行犯罪之前，終止共犯關系且將共犯關系給予實行犯罪之效果完全予以消滅或給予執法機關適時警告或以其他方式阻止其罪之實行作適當的努力，不能作為他人所實行之罪之共犯。第503條第6、7項規定，行為者共謀實行實質犯罪後，在能確認其在完全而自動放棄犯罪目的的狀況下，阻止共謀目的之達成，即為積極抗辯。共謀者之一，縱有廢棄其合意，如未將合意之廢棄告知共謀之對方，或向法律執行機關申告共謀之存在以及自己為共謀之一員時，對該人之關繫上，不得認為共謀已終結。二是規定在分則，這是針對特定的共同犯罪制定的。如法國1994年刑法典第422條規定，恐怖活動之正犯或共犯，如其告知行政當局或司法當局，從而得以制止犯罪行為，或者得以避免犯罪造成人員殘廢或永久性殘疾，且在相應場合，得以偵破其他犯罪的，其所受自由刑減半。三是總、分則結合式。即既在總則中作出一般性規定，同時又對分則中的特殊的共同犯罪專門作出規定。這種立法體例為多數國家刑法所採納。如1976年的西德刑法典第31條規定：犯罪之不發生，非由於中止者之所致，或犯罪之發生，與中止以前加功行為無關者，如中止者確曾因己意而盡力謀犯罪之防止，亦足免罰。同時分則第129條對脫離犯罪集團作了規定，如自動將其所知犯罪行為之計劃，於尚可阻止其實施之適當時機內報告官署者，法院得依其判斷減輕或免除。此外，1997年的俄羅斯刑法典也採納了這一立法體例。綜觀各國關於分則的規定，可以發現有以下特點：(1)其適用對象是有組織的共同犯罪，特別是恐怖活動組織犯罪；(2)客觀上必須是積極的脫離行為；(3)在處罰上，從寬有兩個層次：一是從犯罪組織中退出來則給予從輕處罰，二是如果他們對偵查予以積極幫助的則對其免除處罰。在分則中針對特定的共同犯罪另作專門規定是伴隨著有組織犯罪的猖獗而採取的一項策略。實踐證明，獎賞脫離者或稱「悔過者」的刑事政策在偵查期間打擊最為恐怖的有組織犯罪形式是極為有用的。「悔過者」或更確切地說司法機關的合作者，在與通常的有組織犯罪特別是黑手黨犯罪的斗爭中無疑是有意義的。
我國的1979年刑法和1997年刑法都沒有對共犯關系的脫離作出明文規定。但是根據我國刑法的有關規定，這種情形可以按預備犯的中止犯處罰。這樣看來，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似乎意義並不大。因為與國外的刑法規定不同，在我國對於預備犯原則上是可罰的，而且中止犯不僅可以發生在實行階段，在預備階段也能成立。所以，外國刑法中的關於共犯關系脫離的情形，依據我國刑法規定，其實是共犯中止犯的問題。但是，從刑事立法的科學性出發，筆者認為，在理論上還是有必要將共犯關系脫離作為共犯論體系的一個獨立範疇予以研究。因為共犯關系脫離之所以不適合我國主要在於我國刑法對預備犯的規定過於寬泛。首先，我國刑法原則上處罰一切預備犯；其次，我國刑法並未限定預備犯的成立範圍，不僅包括自己預備，也包括他人預備。這樣共犯就有成立預備犯並受到處罰的可能。然而，在目前各國刑事立法中，多數國家是將預備犯的處罰嚴格限制在少數嚴重的犯罪中，即預備犯原則上不處罰，如法國、日本、韓國、德國。同時在理論上，多數學者也主張預備犯只能以自身的行為為前提，他人預備行為不能包括在預備行為中。可見，我國刑法對預備犯的處罰是相當嚴厲的，「這不僅不符合實際情況，而且也與國際上通行的做法不一致」。因此，一些學者提出了應改進我國關於預備犯的立法，即只處罰少數嚴重的犯罪的預備行為。筆者贊同這一見解。若從這一立場出發，則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就具有了刑事立法上的根據。不僅如此，提出共犯關系脫離的概念更有理論上的合理性。舉一不恰當的比喻來說，共犯關系猶如民法上的合夥，有其成立、變更、撤銷的情形。因此，在共犯的本體論中，應包括共犯關系成立即共同犯罪的成立、共犯關系的變更如實行過限、共犯關系脫離等內容。因此，將共犯關系脫離作為一個獨立的范疇予以研究，可以推動我國共同犯罪理論的發展和完善。最後，從性質上看，共同犯罪關系的脫離的社會危害性與人身危險性都小於共同犯罪中止，是一種應當從寬處罰的量刑情節。因此，將共犯關系脫離在立法上予以明文化，不但可以增強司法操作性，而且能發揮刑法的行為規制機能，同時也使刑法關於共犯的規定更趨完善。
那麼，在上述三種立法體例中，哪一種立法體例比較適當?僅在總則中做出一般性的規定，固然具有其長處，但是由於沒有區別對待不同的共同犯罪形式，必將不利於打擊、分化和瓦解有組織犯罪，畢竟有組織犯罪的懲治是當前刑事司法工作的重點；分則性規定雖然突出了對有組織犯罪的懲治，但是對於一般共同犯罪缺乏規定。比較起來，總、分則結合式就比較可取。它可以克服兩者的缺陷，同時又取兩者之長。這種立法體已為新近制定或修訂的刑法採納。具體言之，一方面在總則中規定著手前脫離共犯關系的，免予或減輕處罰；另一方面，對於分則中第一百二十條組織、領導、積極參加恐怖活動組織犯罪、第二百九十四條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規定特殊脫離行為，即實施恐怖活動犯罪或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者，在逮捕或追訴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受處罰：(1)解散或決定解散犯罪組織的；(2)不是發起者或首要分子，並且退出該組織的；(3)以任何方式阻止犯罪集團犯罪的。

僅供參考，原創進空間問

③ 求刑法論文一篇

論死刑制度在我國的現狀及思考
[摘要] 死刑是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是調整社會關系的一種最極端的手段。當今許多國家都廢除了死刑制度，但是在我國仍然保留了死刑。本文從死刑的產生、在我國法律中的情況等幾個方面記敘了我國死刑制度的現狀，以及我國今後是不是繼續保留死刑，死刑制度該怎樣改革進行了思考。
[關鍵詞] 死刑；保留；廢除
死刑是一種古老的刑罰方法，對犯罪分子具有威懾力，但死刑不同於其他刑罰，死刑剝奪的是一個人的生命，在當今的中國，死刑制度的現狀如何？基於我國目前犯罪形勢十分嚴峻，我國應該保留死刑制度，但是應嚴格限制，並逐步廢除。

一、死刑的概念及在我國的產生

(一）死刑的概念

死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包括死刑立即執行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死刑以剝奪犯罪分子的生命為內容，因此又稱為生命刑。死刑又是所有刑罰方法中最嚴厲的刑罰，又稱之為極刑。

（二）死刑在我國的產生

死刑的產生可以追溯到法產生的年代。最早的刑罰記錄中就有有關死刑的記載。死刑在人類歷史發展中，作為原始的血族復仇、同態復仇的替代物而出現。在原始社會，氏族之間的矛盾通過血族復仇來解決，往往帶來了氏族混戰，給社會造成了嚴重破壞。國家產生以後，建立了刑罰制度，其中也包括死刑制度，從而使無節制復仇得以終止。在我國歷史上，最初的刑罰方法只有墨、宮、大辟，死刑（大辟）佔了重要一席，此後幾千年的歷史發展，死刑一直存在。

二、當今我國的死刑制度

目前世界上有100多個國家已經完全廢除了死刑制度，其中包括歐盟各國和我國的香港、澳門地區。每年都有多個國家在廢除死刑。而發達國家僅剩美國和日本。但仍然執行死刑的國家中，僅對謀殺罪等嚴重暴力犯罪判死刑。我國是世界上保留死刑的絕對數量最多的國家。下面介紹我國當今的死刑制度：

（一）法律規定的死刑

我國1997年《刑法》的413個罪名中，規定死刑的已經達到68個罪名。危害國家安全罪有7個罪名；危害公共安全罪有14個罪名；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有15個罪名；侵犯公民人身、民主權利罪有6個罪名；侵犯財產罪有2個罪名；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有8個罪名；危害國防利益罪有2個罪名；貪污賄賂罪有2個罪名；軍人違反職責罪有12個罪名。1997年《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

(二）我國死刑適用的特點

我國1997年《刑法》中死刑適用具有以下特點
：
1、死刑適用的范圍廣、罪名多

目前，我國死刑適用的范圍比1979年《刑法》多了更多的罪名，在刑法分則的十章中有九章都或多或少地規定有死刑，共涉及到刑法條文52條，約占刑法分則條文數的15%；規定死刑的罪名也較多，約占刑法罪名總數的17%。

2、死刑選擇性罪名多，絕對死刑罪名數較少

在我國理論界，關於選擇性罪名的認定，存在三種情況：一是行為選擇性罪名，如生產、銷售假葯罪；二是對象選擇性罪名，如拐賣婦女、兒童罪；三是行為和對象同時選擇性罪名，如盜竊、搶奪、槍支、彈葯、爆炸物罪。在刑法分則中關於選擇性罪名太多了，反而絕對死刑罪名就比較少了。

3、經濟犯罪規定的死刑多

在刑法分則中，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規定的死刑，共有17個罪名，排在刑法分則各種犯罪的死刑罪名之首，如果再把盜竊罪、貪污罪、受賄罪等廣義的經濟犯罪加起來，就使刑法中經濟犯罪適用死刑的罪名至少達到20個。

（三）我國適用死刑的限制性規定

1、從適用的條件上，我國1997年《刑法》第48條第1款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所謂「罪行極其嚴重」，是指對社會具有極大的危害性，犯罪客觀危害及後果特別嚴重；犯罪人主觀惡性特別巨大。根據我國1997年《刑法》的規定，危害國家安全罪中判處死刑的，必須是「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重大刑事犯罪中判處死刑的，必須是「情節特別嚴重」或者「造成嚴重後果」，或者「危害特別嚴重的」。

2、從適用的對象上，我國1997年《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3、從死刑適用的程序上，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0條規定，死刑案件只能由中級以上人民法院進行一審。我國1997年《刑法》第48條第2款規定，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4、從死刑執行制度上看，我國1997年《刑法》第48條第1款的後半段規定：「對於應當判處死刑的犯罪分子，如果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

（四）死刑復核程序

自從1983年修改的《人民法院組織法》規定，只有在「必要的時候」，才可將部分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核准權下放給高級人民法院。自這一規定以後，死刑核准權不斷下放，下放的范圍也越來越大，嚴重違背了「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核准權有最高人民法院行使。」造成了死刑案件審理上的嚴重弊端。

三、我國現階段保留死刑制度的原因

至今為止，死刑一直在我國保留，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從現實生活中的實際看，我國目前社會發展程度還不夠達到廢除死刑的條件。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孫華璞06年3月11日下午表示，我國一方面物質文明程度還不夠高；另一方面，「殺人償命」等觀念在公眾的頭腦中根深蒂固，立即廢除死刑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認同和支持。是的，目前我國的社會發展程度還不夠成熟，犯罪現象十分嚴重，離開死刑就難以遏止嚴重的犯罪現象。保留死刑就有利於懲治這些犯罪，從而保護國家和人民的重大利益。

（二）保留死刑有利於我國刑罰目的的實現。實施死刑的目的，就是為了預防犯罪、保護人民，維護正常的社會秩序。對於那些罪行極其嚴重的各類犯罪分子只有適用死刑，才能使他們不再犯罪，而達到刑罰特殊預防的目的。同時，使那些意圖實施極其嚴重犯罪的人心裡有所懼怕，不敢去實施犯罪，達到威懾作用，從而實現刑罰一般預防的目的。

（三）從我國現階段的價值觀念上看，實施死刑能夠為廣大公民所支持，具有滿足社會大眾安全心理的需要。廣大公民對死刑的觀念還比較落後，往往只強調死刑的正面效益，而忽略了死刑的負面效應。

四、死刑存廢之爭的思考

死刑是存是廢，在我國乃至世界都引起了激烈的爭議。死刑廢除論者認為，廢除死刑是教育刑論的必然產物，是糾正死刑存置缺陷的實踐依據，符合刑罰發展的最終目標；死刑存置論者認為，死刑是倫理正義的必然要求，可以達到一勞永逸的除害結果，具有最大的威懾作用。無論是死刑廢除論者，還是死刑存置論者，他們都各自有各自的觀點。死刑制度從表面上看起來雖然是侵犯了犯罪人的人權，但是我國目前的犯罪十分猖獗，如果不適用死刑，就難以遏止嚴重的刑事犯罪。我國目前的情況是必須保留死刑制度，原因上述已經論及到。但是我國並不一定要把死刑制度一直保留下去，如果今後我國達到了廢除死刑的條件，是完全可以廢除死刑的，這就需要對我國的死刑制度進行改革。

五、積極發揮死刑效能的改革

我國在今後的刑法改革中，要積極發揮對死刑效能的改革，從以下幾點入手：

（一）從死刑的適用對象上進行限制

前面已經提到我國刑法對死刑的限制性規定是：「犯罪的時候不滿18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從這一限制規定上看，刑法對適用對象的限制性規定還過於狹窄。如果能對單純的政治犯和犯罪的時候已滿70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更能體現出人道主義精神。政治犯如果同時又實施、參加、策劃、指使其他普通刑事犯罪的，如爆炸、殺人等，完全可以適用死刑，但對於單純的政治犯，則大可不必適用死刑。我國法律都可以規定對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難道就不可以對犯罪時已滿70周歲的人也不適用死刑嗎？如果刑法進行改革，對犯罪時已滿70周歲的人不判處死刑，廣大公民應該還是能夠接受的。

（二）逐漸減少死刑數量

1、減少刑法分則中規定死刑的條款

我國的死刑立法不僅適用於嚴重侵犯公民人身權利的暴力犯罪，還可適用於犯罪行為所侵犯的客體在價值上低於人的生命的非暴力犯罪。如一些走私犯罪，偽造貨幣罪，金融詐騙罪，組織他人****罪等。這類犯罪是以單純攫取經濟利益為目標的非暴力犯罪，對其適用死刑實際上是以財物的經濟價值來衡量人的生命，這類犯罪也大可不必適用死刑。非暴力犯罪占死刑犯罪的大部分，如果廢止了非暴力犯罪的死刑罪名，刑法分則條文中的死刑罪名就會大幅度減少，這也是我國死刑廢除的突破口。

2、取消在實踐中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

在一些司法實踐中有一些很少使用的死刑罪名，如傳授犯罪方法罪等。如果取消實踐中很少使用死刑的罪名，這對打擊犯罪的影響並不大，但對提高我國國際聲譽的作用還是比較大的。

（三）完善死刑復核程序，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權

上述已經提到，我國死刑核准權的下放現象十分嚴重，給死刑案件的審理造成了嚴重的弊端。死刑復核問題也是社會上廣為關注的話題。十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曾有一個話題是「關於死刑復核權何時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最高人民法院發言人也作最回應，說是最高法院正在從思想認識准備、法律准備、組織人事准備和後勤保障准備四個方面全面開展工作。正在從全國選調法官。一旦准備工作就緒，最高人民法院將很快統一行使死刑案件的核准權。如果最高人民法院依法收回死刑案件的核准權，對我國死刑效能的改革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六、運用一定對策，創造條件，廢除死刑

如果對死刑的改革能夠很好的實施，廢除死刑也就指日可待了。我國應當積極創造條件，不斷克服死刑的擴張與濫用，不斷重視刑罰的矯正與引導功能，增強定罪的准確性。我國廢除死刑也不能過於積極，只有具備一定條件才可以廢除，我們可以通過一定的對策，為廢除死刑作準備。

（一）法律對策

即通過及時制定，完善法律法規、司法解釋，做到有法可依，避免法律漏洞。在刑罰上，豐富刑罰種類，如美國的終身監禁和20年以上有期徒刑就可以借鑒。充分發揮財產刑和資格刑的作用。另外，加強對罪犯在刑罰過程中的教育，達到刑罰預防犯罪和教育犯罪的目的。

（二）社會對策

創造有利的社會條件，使社會整體形勢得到穩定。如通過一定的對策，企業減少下崗職工；在農村，深化產業結構調整，增加農民收入；加強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使困難和失業人員的生活有所保障；鼓勵農村剩餘勞動力進城務工，保障他們的合法權益；進一步加強普法宣傳，使人們懂法、守法。如果做到了這些，社會的整體形勢就會穩定，也會對廢除死刑創造一個有利的條件。

總之，在我國目前的狀況下，還是應當保留一定數量的死刑，對打擊當前的嚴重的刑事犯罪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從長遠上來看，我國應對當今的死刑制度進行改革，積極創造穩定的社會環境。隨著社會環境的逐步穩定，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應隨著逐步減少，直至廢除。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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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興良主編：《刑種通論》，人民法院出版社1993年版．

④ 法制史論文和刑法的論文哪個好寫

像民法、刑法的雖然好寫，可查的資料比較多，但是想寫好可是不容易的
民法比較好寫，因為它范圍廣，寫起來參考資料也比較多。

⑤ 關於刑法的 畢業論文寫啥好呢

罪刑法定原則是我國刑法所確立的基本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是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專制刑法的產物，起源於著名的英國大憲章，而法國刑法典被認為是罪刑法定原則的直接淵源。最後指出了現階段我國適用該原則需注意的一些問題，希望今後有關人員在刑法罪刑法定原則的適用取捨與完善的問題上有更多新穎合理觀點的提出。
[關鍵詞] 罪刑法定原則 基本內容 人權 刑法權
我國於1997年10月1日開始實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第3 條規定: 「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 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 不得定罪處罰」，這就是我國刑法所確定的三大基本原則中的罪刑法定原則。
一、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
罪刑法定原則的理論基礎十分豐富與精深，它是啟蒙思想家反對封建專制刑法的產物，其理論基礎在於三大原則:
1.啟蒙自由主義。洛克認為，人們原本生活在自然狀態中，在這種狀態之下人於人之間是自由平等的關系，根據自然法他們享有人生自由權和財產權，同時也不能侵犯他人的這些權利。但每個人的這種權利會受到他人侵犯。因此就需要制定一定的法律規范來保障他們享有的各種權利，為罪刑法定原則提供了根本的思想理論基礎。
2.三權分立說。孟德斯鳩認為，立法、行政、司法應該分立開來，各自行使自己的權力,不受其他機關的干擾。三權分立，使法官成為機械的適用法律的工具，從而限制了法官解釋法律。這樣既保障了人權自由，同時也避免了法官的擅斷，對罪刑法定原則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3.心理強制說。近代刑法學大師費爾巴哈認為，所有違法行為的根源都在於趨向犯罪行為的精神動向，動機形成源，它驅使人們違背法律，因此應建立制止犯罪的第一防線——道德教育;第二防線——求助於心理強制，從而達到預防犯罪的發生。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內容
罪刑法定原則（也稱罪刑法定主義）在近現代已成為一項世界公認的刑法基本原則。罪刑法定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我國刑法學的罪刑法定原則的不斷向前發展，經歷了從不實行到相對實行，由相對實行到絕對實行。罪刑法定原則本身也發生了許多微妙的變化，日益緊隨時代的進步而演繹出新的含義，目前，主要說來，它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成文法的明確性
刑法法律的制定必須條文規范明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理性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明確性要求立法者必須具體的明確規定刑罰法規，以預先告之人們成為被懲罰的對象的行為。
（二）刑罰適當性
刑法適當性，又稱作適當處罰性，即指刑罰法規規定的犯罪和刑罰都應該被認為適當，這是針對法規內容而言的。刑法規定的適當，對某一行為作為犯罪規定刑罰有合理的根據。刑罰規定的犯罪，應順合以行為時確實是否需要刑罰處罰的刑法為前提。
（三）禁止適用事後法
禁止適用事後法即不允許在法律規范施行後對法規施行前的犯罪行為予以處罰，又稱為「刑法無溯及效力」。法無溯及既往效力，從而符合了「不知者無罪」這一俗語。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必須預告由法律規定犯罪與刑罰並公之於眾，以便人們所遵守，但隨著刑法的不斷完善，其溯及力的確定多為採用從舊兼從輕原則,即在新法為輕的情況下刑法具有溯及力，這是保障人權的要求，也有利於維護社會的穩定和刑法的權威與統一性，實現刑法預防犯罪的目的。
（四）絕對禁止或排斥類推適用
類推推理是把刑法中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事項，比照刑法中最類似的事項加以解釋的方法。在罪刑法定原則下，類推解釋將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內容「解釋」進去是與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精神相斥的，所以罪刑法定原則使得刑法的適用禁止類推推理，但刑法又是不斷與時俱進的法律規范，在禁止類推適用的范疇內發生了些許微妙的變化，即從完全否定類推到容許有限制的類推適用,即在有利於被告人場合容許類推適用，這也是罪刑法定原則的一重大進步。
（五）絕對禁止不定期刑，實行絕對確定的法定刑
隨著時代發展，社會變遷，刑法學說的進化，絕對罪刑法定的學說在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中不斷得到修正。絕對確定的刑種和刑期，會使法官只根據法條而不顧具體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和犯罪人的社會危害程度判處相應的刑罰，不利於刑罰的正確適用。若刑法中存在沒有規定刑期的自由刑，罪犯服刑期長短的權利完全由行刑機關掌握，這會喪失刑法保障人權的機能。所以法定刑或宣告刑都不允許絕對的不定期刑。因而從根本上應確立相對不定刑期，給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權，讓其考慮每一個案件的具體情況裁量刑罰，從而不偏斥於罪刑法定原則的內涵與本質。
（六）排斥習慣法的適用
刑罰僅僅只能依據成文法規，刑罰的根據只在於成文法，而不依據習慣，道德，風俗，民間法來決定。這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的當然結論。
三、我國罪刑法定原則的現實理論依據
（一）社會主義民主要求實行罪刑法定原則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與基礎, 法治是民主的體現與保障。在歷史與現實中, 沒有無民主的法治, 也沒有無法治的民主, 法所反映的應當是人民的公共意志, 由人民掌握主權的國家制定的, 是人民自己意志的記錄。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刑法即是由人民選舉的代表組成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來制定。由司法工作人員執行、司法工作人員執行刑法的過程, 就是實現人民群眾意志的過程，那麼對於何為犯罪及如何處置犯罪必須由法律作出明確的規定，從而保證人民意志的實施貫徹，那麼這也要求司法工作人員不能對刑法作不合理的任意解釋。

⑥ 刑法方面的論文

1、可以抄圍繞販賣自己孩子構成遺棄罪還是販賣人口罪進行論述；
2、可以圍繞刑法第100條以及法制史討論，刑法100條是否屬於恥辱刑，圍繞法理進行惡法論證；
3、可以圍繞盜竊虛擬財產是否屬於盜竊進行論證，並倡議推動虛擬財產保護；
4、暫時就想到這么多，本科階段要求不用太高，找個小切入點，自我論證就可以吧。只要論據充分，有自己的想法一般不會有問題。盡量避免與他人雷同。論文其實不管你觀點是對還是錯，只要能自圓其說就可以了。

⑦ 刑法論文選題

1、食品安全犯罪的行政刑法責任--以三鹿奶粉事件為例

2、重刑化的弊端與我國刑內罰模式的選容擇

3、罪責的社會化與規范責任論的重構--期待可能性理論命運之反思

4、共同過失犯罪應成立共同犯罪

5、從食品安全法實施中看刑事責任的完善

6、論應權利人同意之行為--被害人同意理論的重構

7、反思與重構:犯罪客體新論

8、罪刑法定視野下的侵犯商業秘密罪

9、論罪責刑相適應原則

10、競技體育暴力行為的刑法解讀

11、「訴訟詐騙」定性研究--以我國民事訴訟法為視角

12、論刑事和解制度在中國的構建--刑事一體化的分析進路

13、《刑法》與《治安管理處罰法》的協調研究

14、加強行政法與刑法交叉領域研究的必要性

15、環境犯罪的刑法現狀及其改進

以上刑罰論文選題由學術堂整理提供

⑧ 論文關於刑法參考文獻

四、討論我國的受賄罪法律完善對策

（一）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

筆者認為，應當取消刑法對於受賄罪客觀要件中「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 「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使刑法理論上爭論不斷，也給司法實踐帶來諸多困難。把這個規定取消，至少有如下優點：

1．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符合受賄罪本質

犯罪的本質特徵是社會危害性，這是我國刑法理論界的通說。任何犯罪都可以用很多事實來描述，但並非每個事實都是犯罪構成的要件。只有對社會危害性及程度具有決定意義的那些事實才是犯罪構成要件，才能反映犯罪的本質特徵，達到形式與內容的統一。[①]受賄罪的危害或受賄罪本質不在於為他人謀取利益，而在於收受賄賂行為本身。[②]因此，賄賂罪侵犯的客體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收受賄賂行為即對廉潔性產生危害，具有了受賄犯罪本質特徵，能夠構成受賄罪。至於是否有「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許諾或行為，是不能夠決定或消除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的，僅是社會危害性程度上的差異。無論是否為他人謀取利益，行為人的受賄行為都侵犯了犯罪客體，從犯罪本質考慮，該行為即構成受賄罪，根本不需要「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件。因此，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符合受賄罪本質的要求，而且使立法更加簡明扼要。

2．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體現了立法目的的要求

從受賄罪立法初衷看，對於公職人員利用職權收受賄賂的行為，應該以受賄罪追究其刑事責任，因為受賄罪的目的就是為了防止權力的異化，防止職務行為廉潔性受到侵害。而我國現行立法認為僅此還不能認定受賄罪，還要求「為他人謀取利益」要件。立法這樣規定顯然不能很好的實現立法目的，不利於立法宗旨的實現。從目前政策來看，這樣規定也與「從嚴治黨」「從嚴治吏」基本精神不符，與人民群眾要求更是格格不入，只有取消這一要件，才能理順這些關系，做到理論與實踐的統一。

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並不意味著在立法中無視這一因素的存在和作用。眾所周知，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是刑罰設置的主要依據，行為人的社會危害性程度不僅取決於在客觀上給社會所造成的危害，而且還取決於行為人的主觀惡性。本文建議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並非在立法中無視「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因素，收受賄賂的公職人員為「他人謀取的合法利益」是按國家法律法規，相對人應當獲得的利益，無需違背職責即可實現，其侵害的還僅是職務行為的廉潔性。而「為他人謀取的非法利益」是按國家法律法規，相對人不應獲得的利益，相對人若要實現利益，收受賄賂的公職人員必然要違背職責，這樣行為人在侵害職務行為廉潔性的同時又破壞了職務行為正常管理秩序，其行為無論在社會危害程度上還是在主觀惡性上都重於前者，對其量刑從重或加重設置是罪責相適應原則的要求，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如美國刑法將賄賂罪分為輕型賄賂罪與重型賄賂罪，其劃分標准就是以是否存在「枉法意圖」，「枉法意圖」與我國的「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相似，有「枉法意圖」即為重型賄賂罪，其刑罰設置明顯重於無枉法意圖的輕型賄賂罪。[③]

3．取消「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規定有利於打擊受賄行為

從司法實踐的角度來看，取消這一規定可以使法網更加嚴密，使那些收受賄賂又不為他人謀取利益的腐敗分子無法逃脫制裁。同時，取消這一規定能夠減輕司法機關在證明為他人謀取利益這一要素上、及收受他人財物與為他人謀取利益之間因果關繫上的困難，有利於加大打擊受賄犯罪的工作力度。

有人擔心，取消這一要件，會混淆受賄罪與親友間饋贈的界限，可能會導致擴大打擊面。實際上，這種擔心是多餘的，賄賂歸根到底是建立在公職人員的職務權力的制約性基礎之上的，是職權的衍生物，因此，親友間饋贈無論是在緣由上還是在數額上都與受賄罪截然不同。

（二）賄賂內容擴大為「不正當好處」

筆者建議，在我國刑法對的受賄罪規定中，用「不正當好處」取代「財物」，「財物」一詞外延過窄，其不足前面已作闡述。不正當好處，既包括財物等物質性利益，也包括非物質性利益，前文已作出論述，此處不再贅述。建議用「不正當好處」取代「財物」，意義如下：

1．賄賂的內容擴大為「不正當好處」更符合受賄罪本質

從賄賂罪的本質來看，非物質性利益同物質利益一樣，都是能滿足人們某種需要的利益。收受物質性利益和非物質利益一樣，都會侵害公職人員行為的廉潔性。而且，「權錢交易」發展到「權利交易」是當前犯罪的新特點，是犯罪手段翻新的具體表現。如前所述，以《公約》為代表的國際通行做法都將「賄賂」擴展到「一切不正當好處」，我國採用這種做法，

不僅是遵守國際義務的要求、順應了反腐敗斗爭進一步深入的要求，而且符合受賄罪的犯罪本質。受賄罪是以權謀私的犯罪，其本質是對公職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侵犯。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無論收受或索取的是財物還是其他不正當好處，都毫無疑問地構成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行為廉潔性的侵犯，其社會危害性的本質是一樣的。在人的需要和慾望多元化的現實生活中，無論是財物還是其他不正當好處，都能滿足以權謀私者的心理、生理、物質或者精神需求。如果我們一方面打擊受賄犯罪，另一方面卻把賄賂限制在財物或財產性利益上，勢必會放縱犯罪。因此，將公職人員利用職務之便、謀取財產性利益或非財產性利益的行為規定為受賄罪，完全符合受賄罪的本質。正因為收受財物以外的其他財產性利益或其他不正當利益也能夠體現受賄罪的本質及其危害性，所以，把它們包括在賄賂范圍之中是合理的。

2．賄賂的內容擴大為「不正當好處」能夠使立法更加科學

從立法上考慮，將什麼樣的行為規定為犯罪、納入到刑法規制之中，取決於這種行為的「客觀性、懲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等多方面因素。所謂「客觀性」，是指這種危害社會的行為必須是現實生活客觀存在的現象，或者雖然當前尚不存在，但根據科學預測，在社會發展進程中確有可能出現的現象。如果現實不存在，將來又根本不可能出現，現行法律

便沒有必要作出規定。隨著我國市場經濟進程的不斷推進，賄賂的內容已經不再僅限於財物。公職人員在經濟交往中接受公款旅遊、色情消費等變相「權利交易」的現象不斷出現，產生了一個「權錢交易、權益交易」的特殊階層，在社會上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如果這種現象不受刑律懲處，將有損法律的嚴肅性。[④]

所謂「必要性」，是指客觀存在的行為，其社會危害性已達到一定的嚴重程度，到了必須用刑罰規制、否則不足以預防、懲治和遏制的地步，但現行刑法又無法適用的情況，應當在立法中考慮，將其納入刑法規定中。目前，我國正處在體制轉軌時期，法制有待於健全。各個領域，尤其是行政、經濟領域暗箱操作等現象比較普遍，這給貪污受賄犯罪行為的產生提供了厚實的土壤。盡管我國當前加大了反腐力度，但貪污受賄行為屢禁不止。從司法實踐看，甚至在同一個地方受查處的領導有「前仆後繼」的現象，而且腐敗涉嫌金額還不斷攀升。這種現象產生的根源在於「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索取或收受「財物」會受到懲處，財物之外的賄賂則被認為名正言順。人們的需求並不是單項的，物質外利益的一時滿足，可能轉而促使行為人貪求更多的物質，以便再次或多次滿足前次的非物質享樂，物質與非物質性利益在貪污賄賂犯罪中交迭，滾雪球式越滾越滾大。所以有必要修改現行刑法中不合理規定，將賄賂范圍擴大為「不正當好處」，將一切財產性和非財產性利益都囊括進來。

所謂「可行性」，是指適用刑罰方法懲治賄賂行為在司法實踐中具有實施的可能性。作為賄賂的利益都是客觀實在的，在司法實踐中是可能和能夠加以具體認定的。無論賄賂的內涵如何變化，但有一點是共同的——能夠作為賄賂的，不論是物質、物質性利益還非物質性利益，必然都具有實用性這一特點，它一方面能夠滿足受賄人的物質上、精神上或其它方面的要求，另一方面也能為行賄人換回某種好處，從這兩點來認定是否接受了賄賂，在司法實踐中具有較強的操作性。[⑤]

（三）設置受賄罪獨立的法定刑，合理確定「數額」在受賄罪刑罰中的地位

現行刑法典沒有受賄罪的獨立法定刑的規定，刑法典第386條規定，對犯受賄罪的，根據受賄所得及情節，依照貪污罪的法定刑的規定處罰。筆者認為此種立法是不科學的，受賄罪從行為特徵到保護法益均不同於貪污罪，應該擁有獨立的，能正確反映行為危害大小的法定刑。貪污犯罪和受賄犯罪從犯罪本質看是不同的，貪污罪一定侵犯了財產所有權，非法佔有財物的數額可以衡量其危害程度，「計贓定罪量刑」有其合理性和正當性。而受賄罪是貪利性犯罪，侵犯的客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職務的廉潔性，損害的是政府在人民群眾中的威信，賄賂的多寡不影響其用權換利的本質特徵，所以它的法定刑設置應該和罪質相匹配，將受賄罪的法定刑依照與其直接客體完全不同的貪污犯罪顯然缺乏合理性和科學性。

立法以具體的數額來劃分受賄罪量刑的標准，結合收受賄賂還要以為他人謀取利益作為要件，所告知社會成員的是受賄是數額犯，且不為他人謀利的利用職權收受賄賂不是犯罪。受賄罪中的這兩個因素，宣示了侵害了社會根本利益的行為可能不受刑罰處罰。立法通過「情節」、「數額」、「為他人謀取利益」等限制了刑罰適用的范圍，造成受賄罪法網不密。當然受賄罪刑罰的一旦趨密，會客觀上擴大犯罪的范圍，但「密而不厲」的刑罰設計是符合現代刑法要求的，可以從刑罰方式多樣化、非刑罰方法以及嚴格限制重刑上兼顧「密」和「不厲」的雙重要求，從而也順應刑罰輕緩化的世界潮流。現行刑法典對受賄在5000元以上不滿10000元，犯罪後有悔改表現、積極退贓的，規定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反之，在公司、企業人員的受賄中，立法沒有規定任何情況下可以減、免刑事責任的從寬情節。這種實際對國家工作人員網開一面的立法規定，與受賄罪作為國家工作人員的職務犯罪，對此類特殊身份犯應該從重處罰的這一普遍原則相背離。有觀點認為，現行立法對貪污賄賂罪的起刑數額之規定與盜竊罪等貪利性普通犯罪之數額標准嚴重失調，不能體現刑罰的公平。[⑥]筆者不同意此觀點，從刑法第383條第1款第4項規定看，即使貪污受賄不滿5000元且情節較輕，也被立法認定為犯罪，而且從罪狀描述看，受賄罪無數額的規定，反之，對盜竊罪等貪利性普通犯罪立法是做數額較大的成罪要求。之所以有以上觀點，是來源於「兩院」有關受賄罪立案標準的司法解釋。而現行受賄罪立法刑罰量刑幅度過寬，不能夠很好的對應刑法第五條，「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刑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的規定，筆者認為依據受賄罪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的責任，可以緊縮量刑幅度，對幾類危害性特別嚴重的受賄犯罪明確「重罰」外，對普通受賄犯罪可以採用短期監禁刑，並根據受賄罪的職務經濟犯罪特點，多採用罰金刑和資格刑，使得罰當其罪。

鑒於上述分析筆者建議，根據受賄罪的本質特徵為其敘明新的罪狀並設立獨立的法定刑，立法中取消「數額」、「情節」的具體規定，從而嚴格限制司法解釋對立法的擴張性解釋，明確告知社會成員本著從嚴治吏的精神，國家對受賄行為不論數額均作刑法上之否定;而對於需要裁判者加以主觀判斷的因素，如「數額」、「情節」和其他影響罪行等級，可以以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確立。

（四）嚴格限制受賄罪死刑適用的范圍

有觀點認為，我國對受賄等經濟犯罪規定死刑，是一種不符合刑罰的效益觀念的選擇，成了一種以剝奪價值大的權益為代價保護價值小的權益的手段，如此分配的死刑不但明顯的構成成本大於收益、投入大於產出的選擇，而且給國民培植了諸如財產與生命可以等價的觀念，從而人為貶低了人的生命價值，因而對受賄這樣犯罪的死刑應予廢除。[⑦]筆者認為，如果單從死刑本身看，它既不能杜絕或減少犯罪的發生，也不能因其殘酷而就此遏止住「行惡」之動機，從來就沒有因為嚴刑峻罰人類就改惡從善，因而不是受賄罪的死刑不符合刑罰之效益，而是死刑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筆者認為在短時期內取消受賄罪死刑缺乏背景條件：我國刑法分則十章中涉及死刑罪名有70個（不包括選擇性罪名），而其中兩章職務犯罪中有死刑規定為2個即貪污罪和受賄罪，反觀分則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中規定的死刑就有17個，如果只單獨取消受賄罪的死刑，對官員的貪污腐敗深惡痛絕的人民群眾很難認同;在司法實踐中，職務犯罪不僅會造成經濟上的危害後果，也有導致嚴重人身傷亡後果的，而在讀職罪中並無極刑之規定，公眾感情很難接受我國死刑適用范圍較廣的情況下，單單對職務犯罪網開一面的做法，所以受賄罪死刑的保留是一種「補漏」。

筆者認為，受賄罪死刑的廢除必須與我國總的死刑政策相匹配，在現階段不宜單獨廢除受賄罪之死刑。那麼，現行受賄罪死刑適用的立法規定是否合理?依照貪污罪死刑適用的

標准，刑法典將受賄罪死刑的范圍確定為「受賄在10萬元以上，情節特別嚴重的」，筆者認為，這一標准無論從刑罰效益還是司法實踐看都是弊大於利，且超過了一般預防的限度。將受賄罪適用死刑的外延定在10萬元，即使僅從當前的社會生活條件看，也是不合理的。從法律追求看也有悖於限制乃至廢除死刑的歷史趨勢，10萬元作為受賄罪死刑適用的「准用」條件在司法實踐中的意義不大，造成受賄可能處以極刑的條件—涉案數額規定的范圍過於寬泛，使得該罪死刑缺乏嚴格的限制條件，立法或司法解釋對情節特別嚴重又無明確規定，造成司法實踐領域中的死刑風險處於不確定狀態，罪行的嚴重性與法定刑的幅度已無比例關系，有違罪刑相適應原則。現時存在受賄千萬未處極刑，而受賄百萬卻被判死刑的情況，又造成公眾的質疑。如果說受賄涉案金額對死刑無影響，但為何立法明確規定對死刑無影響的數額條件，反而對有實質意義的特別嚴重的情節不加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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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劉系琳：《論受賄罪的客觀方面》，《蘭州商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第18頁。

[③] 王雲海：《美國的賄賂罪——實體法與程序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5版，第128頁。

[④] 林錦征：《試論我國受賄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24頁。

[⑤] 林錦征：《試論我國受賄罪立法的完善》，《河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第11頁。

[⑥] 何承斌：《貪污犯罪比較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1版，第225頁。

[⑦] 邱興隆：《刑罰的哲理與法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第l版，第534、539頁

⑨ 刑法方面的論文

刑法博大精深抄，內容繁雜，理論眾多。是法律中最發達的部門法了，可寫的內容太多了。我建議一下，罪刑法定原則，犯罪構成理論，故意的認識問題，不真正不作為犯罪，原有自由行為理論等等，想簡單一下，建議刑罰論（結合我國刑種改革），罪數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