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刑法典

⑴ 陳志軍的學術著作

《刑法司法解釋研究》，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年版，獨立專著《菲律賓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獨立譯著《保加利亞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獨立譯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獨立譯著《匈牙利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獨立譯著《冰島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獨立譯著《波蘭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獨立譯著《土耳其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獨立譯著《巴西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獨立譯著《古巴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獨立譯著《葡萄牙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獨立譯著《希臘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獨立譯著《墨西哥聯邦刑法典》，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獨立譯著《刑法條文·說理·案例》，中國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獨立編著《英美刑法學》（趙秉志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參編《中國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第二卷、第三卷、第六卷）（趙秉志主編），法律出版社2004年9月版，參編《危害國防利益罪》（黃林異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參編專著《刑法分則實務研究》（王作富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2003年版，參編專著《新編中國刑法學通論》（王志祥主編），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年版，副主編《犯罪總論比較研究》（高銘暄、趙秉志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參編專著《刑罰總論比較研究》（高銘暄、趙秉志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參編專著《中國勞動教養制度的檢討與改革》（趙秉志主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參編專著 《刑法教學案例》（趙秉志主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參編編著

⑵ 教唆自殺會被逮捕嗎

如果自己自殺的，是對自己生命權的處罰，刑法沒有規定是犯罪。如果教唆他人自殺的，是否構成犯罪，需要看具體的案件事實。那麼，教唆自殺會被逮捕嗎?今天，小編整理了以下內容為您答疑解惑，希望對您有所幫助。
教唆自殺，如果符合犯罪條件的，會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是否逮捕，需要看當事人有無人身危險性，是否會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
教唆或者幫助他人自殺在法理上能夠直接等同於故意殺人嗎?顯然，這是一個中國特色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外國大體上是不存在的。因為在大陸法系各國刑法大多都有關於教唆或者幫助他人自殺構成犯罪的明文規定。
根據我國學者的歸納，大致有以下三種情況：
1、第一種情況是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教唆他人自殺或者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不論是否產生自殺後果，均構成犯罪。如日本刑法第202條規定：「教唆或幫助他人使之自殺，或受被殺人囑托或得其承諾而殺之的，處6個月以上7年以下懲役或監禁。」
2、第二種情況是行為人必須是出於利己或其它動機而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的。如瑞士刑法第115條規定：「出於利己動機，教唆或幫助他人自殺，而其自殺已遂或未遂者，處5年以下重懲役或輕懲役。」
3、第三種情況是要求他人的自殺行為必須已遂或者雖然未遂但卻造成了嚴重的傷害結果。如巴西刑法典第122條規定：「引誘或慫恿他人自殺，或幫助他人自殺，處刑：如果自殺既遂，2年至6年監禁;如果自殺未遂，但身體遭受嚴重損害，則1年至3年監禁。」
又如義大利刑法典第580條規定：「使人決心自殺，或加強其自殺的意圖，或以其它方法使其易於實行，以致發生自殺的，處5年以上12年以下徒刑;如未發生自殺而僅致重傷或非常嚴重傷害的結果，處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
這些規定，盡管在具體內容上存在差別，但都將教唆或者幫助他人自殺的行為予以犯罪化，從而為司法機關處理此類案件提供了明確的法律根據。
教唆自殺，如果符合犯罪條件的，會被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是否逮捕，需要看當事人有無人身危險性，是否會被判處有期徒刑以上刑罰。逮捕需要檢察院批准。如果你情況比較復雜，也提供律師在線咨詢服務，歡迎您進行法律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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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巴西的法律中搶劫該怎樣

《巴西刑法典》中搶劫罪歸屬於財產犯罪
侵犯財產所有權的犯罪中使用了動產、不動產和財產三個概念。搶劫罪的犯罪對象只能是動產
關於判刑規定非常嚴格
一般是5年至80年

⑷ 第一種是刑法總則規范防衛過當為過失犯罪。例如巴西刑法典第21條附款規定：「行為

巴西刑法典第21條附款規定：「行為人過失地超越合法防衛的限度，如果實施專的行為應受過失罪處罰的屬，應當負刑事責任。」義大利刑法第55條也把防衛過當規定為過失犯罪。
蒙古刑法第72條規定：「過失殺人和超過正當防衛限度殺人的，處五年以下剝奪自由」。蒙古刑法第74條將過失重傷及超過正當防衛限度的重傷罪，並列規定在一起，規定了相同的法定刑。
阿爾巴尼亞刑法典第113條規定「因超過正當防衛的范圍，而故意重傷，他人身體的，判處三年以下監禁。
僅供參考

⑸ 怎麼寫論 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相關問題研究，開題報告。

「摘要」：在21世紀我國面臨著邁入老齡化社會，與此同時經濟發展造成社會生活環境日益變化，老年人犯罪現象也變得尤為突出。老年人與一般的成年人之間存在諸如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許多區別，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於老年人犯罪都規定了相應的從寬處罰的制度，我國古代及近代的立法都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我國現行刑法對此問題都存在重大的疏漏，沒有相關的規定。結合老年人自身的特殊狀況、我國老年人犯罪的現狀以及當前國際刑事立法的現狀等諸多方面，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相關規定的立法勢在必行。
「關鍵詞」：老年人 犯罪 刑事責任
2002年6月22日，湖南省衡陽市汽車配件廠88歲的韋有德因殺死鄰居劉文軍而被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案件判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討論，人們紛紛對「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網開一面」和「要不要在刑法中規定犯罪年齡上限」發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也引發了法律從業者對老年人犯罪的問題的一系列思考。
一、老年人犯罪概述
進入新世紀，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人口年齡結構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老年人口還將以較快速度增長，到2015年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2億，約占總人口的14%，到2040年60歲以上人口將佔到總人口的25%，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 在21世紀，不僅我們國家面臨著邁入老齡化社會，世界上許多國家亦是如此。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世界的發展日新月異，老年人在這種社會條件和生活環境里，必然會產生一些新的社會矛盾。按照傳統的觀點，人到五六十歲就步入老年期。按照老年病理學家的觀點，則將老年人區分為年輕老人（50-60歲）、中年老人（60-80歲）、老年老人（80歲以上）三個時期。這個時期，老年人的精神和身體方面開始衰退，感官功能逐漸降低，常常以自我為中心，固執、偏狹，甚至與兒童心理有某些相似之處，故有人稱老年期為「第二次兒童期」。
正因為老年人身心發展所呈現出的這些特點，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一些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
二、國內外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立法沿革
人的責任能力不僅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成年人進入老年年齡階段，其責任能力還有一個逐漸減弱，直至衰竭的過程，因而各國刑法對犯罪的老年人往往設有減輕刑罰或其他從寬處理的特別規定。
（一）、國外刑法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
正因為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的特殊性，在外國刑法的歷史沿革中，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中，都有一些關於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的相關法律規定。主要有以下一些：
1、從寬處罰。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條規定：「對超過70歲的犯人從輕處罰」。
限制適用某刑種。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刑法典》第18條第2款規定：「60歲以上的男人、婦女不得適用死刑」。第19條規定，剝奪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過15年，但對犯罪時60歲以上的男子和50歲以上的女子，剝奪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過10年。《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59條第2款規定：「死刑不適用於婦女以及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人和法院下判決時已滿65周歲的男性。」
2、放寬適用緩刑、減刑、假釋的條件。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30條規定：「對被判處監禁刑的犯罪人不得適用緩，但犯罪人超過70歲，且所監禁不超過2年的，可以宣告緩刑」。
（二）、我國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相關規定的歷史沿革
1、西周時期。
《周禮。秋官。司刺》規定：「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禮記。曲禮》上對這兩赦解釋說：「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老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周禮。秋官司寇。司厲》還在盜竊罪中規定：「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2、春秋戰國時期。
《法經》其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
3、唐朝。
《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作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
4、宋朝。
元朝時期的重要法典《大元通制》中，也有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規定。據《元史。刑法志》載，元朝時，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任杖責，聽贖。可見，元朝時期對老年人犯罪也是設立了上限的。
5、明朝。
明代對於老年人犯罪的處理，實行寬刑。洪武元年，令禁繫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散收，輕重不許混雜」。明律中規定：「凡誣告人罪，年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嘹哨口外為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又規定凡年七十以上，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發，得勿論，不在收贖之例。九十以上，雖有死罪，亦不加刑。
6近代。
（1）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時蘇維埃政府贛東北特區制定了《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第29條規定：「滿80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
（2）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陝甘寧邊區抗日戰爭時期懲治漢奸條例》第條規定：「犯第2條各款之罪，年齡在80歲以上者得減」。
三、關於增設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立法建議
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1979年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以及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均沒有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特別規定。
鑒於我國老年人犯罪的現狀和老年人自身的心理、生理特點，我認為應增設老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的相關規定，諸如設立刑事責任的上限以及對老年人從寬處罰等。理由如下：
第一、老年人自身生理、心理狀況的限制。生理上，老年人由於機體衰老及腦功能的衰退，各項生理功能及軀體狀況減退，反應事物能力差，活動能力遲鈍。心理上，外源性的不良因素常常會造成老年人的孤獨與寂寞，個人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會影響到他們的價值觀，一種無用或不參與社會活動的感覺會進一步加強老年人的悲觀和若有所失的情緒；內源性因素，如老年人喪失了活動能力和臟器功能的衰退可造成抑鬱和顯著的多疑。由於老年人適應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可塑性大大減退，固執任性，敏感多疑，使老年人對意外應激反應耐受性差，極易促發或誘發精神疾患，進而會發生系列的暴力行為。 由此可見，老年人其心理、生理的發展呈現出不穩定性，其責任能力也逐漸減弱，直至衰竭。
第二、從正義和人道的角度而言，老年人其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畢竟比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要弱。當行為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低時，其反映出的主觀惡性就小，因而社會危害性就相對較小，應考慮從寬處罰。當然，對於違反刑事法律規范，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老年犯來說，其行為往往給社會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理所應當要對其定罪量刑，以還社會一個正義，平息受害人「受傷的心靈」，以利於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社會道德觀念相契合的目的。但同時，由於犯罪主體的年齡較大，不應對其適用死刑，這既合於中國自古以來尊老愛幼的倫理道德，也可以穩定群眾和社會秩序。
第三、從秩序和功利的角度而言，「刑罰是給予拘束自由這樣重大痛苦的措施，其本身並非理想的而是不得已的社會控制手段……即使行為侵害或威脅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須直接動用刑法。可能的話，採取其他社會控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刑罰的代價從某種程度而言是高昂的，而且，從另一方面來說，將老年犯收押在監，對國家、社會也是一筆昂貴的費用。鑒於老年人自身的特點，他們不僅不能創造經濟價值，還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照顧他們。從刑罰的經濟性而言，是對國家資源的一種浪費。
第四、從刑罰的目的來看。一般認為，刑罰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是特殊預防，二是一般預防。所謂特殊預防，是指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懲罰改造犯罪分子，預防他們重新犯罪。所謂一般預防，是指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威懾、儆戒潛在的犯罪者，防止他們走上犯罪道路。老年人身心衰弱，其再犯能力較差，無須從肉體上消滅其來達到防止本人重新犯罪的目的。對老年人處以死刑，非但不能有效地警戒社會上的不穩定分子，不能有利於刑罰適用的報應目的的實現，反而讓一般人覺得刑罰過於殘酷，使刑法無法獲得普通民眾的認同，甚至對刑法產生反感、抵觸和對立情緒。
第五、從古今中外的立法實踐來看，不僅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就是我國古代、近代也有一些老年人犯罪的相關立法規定。在從傳統法律向現代法律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在與世界法律文化接軌的過程中，這種高揚人的主體精神的法律倫理主義，對於建構現代化的法制無疑是一種寶貴的資源，可以而且應該內化為相應的規范與制度。
當然，對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和設立刑事責任年齡的上限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會遇到一些難題，諸如如何確定刑事責任年齡的問題。但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還需要多方聯合，共同探討，加以理論化、系統化，使之更具有現實性和合理性。
參考文獻：
1、（意）龍勃羅梭著：《犯罪人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高銘暄著：《刑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3、趙微著；《俄羅斯聯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康樹華主編：《犯罪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黃京平著：《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⑹ 世界各國規定的最低刑事責任年齡是多少

大多數國家的規定如下：

1、在美國五十個州中，有37個州根本沒有規定刑事責任的下限。在這37個州中，基本的判斷方法是：

（1）一般來講，7歲以下的未成年人不負法律責任。

（2）推定7-12歲的未成年人沒有犯罪的能力，除非控方能夠提供相反證明。

2、如英國法律規定的未成年刑事責任年齡，大體分為三段：

（1）未滿10歲的兒童，認定為無實施犯罪行為的能力，所以絕對不負刑事責任。

（2）英國對10歲以上不滿14歲的兒童被推定為無實施犯罪行為的能力。但是與不滿10歲不同，對已滿10歲不滿14歲的兒童本推定為無實施犯罪行為能力里這一推定不再是絕對的，可以用證據進行反駁。

（3）14歲以上負刑事責任。

3、中國、德國、日本、等大陸國家規定年齡下限為年滿 14 周歲。

4、法國、以色列刑法典則規定 13 周歲以下為絕對無刑事責任時期。

(6)巴西刑法典擴展閱讀

韓國刑法第9條規定：「未滿14歲人之行為，不罰。」

義大利刑法第97條規定：「行為時未滿14歲的未成年人，無責任能力。」 第98條規定：「行為時已滿14歲，尚未滿18歲而有辨別意思之能力者，為有責任能力人，但應減輕其刑。」

巴西刑法典在總則第3編第23條刑事責任中規定：「凡是不滿18歲的行為人不負刑事責任，可按特別法規定處理。」

印度刑法典在第四章一般例外第83條規定：「7歲以上滿12歲的兒童，在不具有判斷所實施的行為的性質和後果的能力的情況下實施的行為，不構成犯罪。」

西班牙的起刑年齡刑法規定為16歲。

葡萄牙起刑年齡刑法規定為16歲，而刑事成年的年齡定為21歲。

芬蘭、冰島、挪威的起刑年齡刑法規定為15歲。

比利時、盧森堡的起刑年齡刑法規定為18歲。

⑺ 1871德意志刑法典簡介

全文358條，分總則，分則兩編，總則5章，分則28章
總則5章,規定適用范圍、犯罪、行為的後果、親告和時效。分則28章，規定各種具體罪行和法定刑。這部法典是經過多年准備和反復爭論後制定的，對各種犯罪行為規定得相當詳細,不僅罪行種類較全,而且在每一罪行中又規定了在不同情節下法院應採取的措施，以減少分散的單行法規，並給法院以裁量的餘地。該法典的主要特點有：①採取報應刑與矯正刑相結合的量刑辦法；②實行多種多樣的保安與矯正措施;③絕對廢除死刑;④無期徒刑僅限於個別犯罪（如發動或准備侵略戰爭、謀殺、以滅絕種族為目的而殺人）；⑤嚴格限制適用短期自由刑（6個月以下）,而代之以罰金；⑥實行「日數罰金制」(Tagesbussensystem),即在刑法分則各條中只規定處罰金而不定數額，法院在判決時，根據罪行和被告經濟情況,在法定幅度(5～360天,每天2～10000馬克)內,宣告被告應處若干日罰金,每日罰金額為若干馬克,共應繳納罰金若干馬克。日數罰金制原系1910年先在瑞典提出的,1921年5月芬蘭刑法首先採用，後來墨西哥(1929)、瑞典(1931)、巴西(1935)、古巴（1936）、丹麥(1939)各國陸續採用。

⑻ 網路犯罪的立法

巴西國會參議院2012年11月在審議新的《刑法大典》時，首次把互聯網犯罪列入刑事犯罪范疇。新法對入侵電腦、竊取密碼和違法封鎖網站等行為作出了詳細的說明和定罪，如非法入侵他人電腦將被判三個月至一年監禁；通過遠程式控制制電腦非法竊取私人信息、商業和公司機密，可能獲刑半年至兩年 。
巴西這樣做的原因是近幾年來網路犯罪猖獗。據巴西銀行業聯合會統計，2011年不法分子利用銀行網路服務系統實施的犯罪活動比前一年增長了60%，導致銀行和客戶經濟損失達15億雷亞爾（1雷亞爾約合0．5美元）；還有調查報告顯示，2012年網路犯罪共使巴西損失159億雷亞爾。
此外，2011年以來黑客兩次侵入巴西總統府網站，並曾「攻陷」參議院、國防部、國家地理統計局、中央銀行等多家機構網站。名人隱私也受到侵犯，如黑客入侵巴西著名女演員卡羅琳娜·迪克曼的電腦，竊取其個人信息並曝光私密照等。
巴西專家認為，此前缺乏專門的法律，制約了對網路犯罪的打擊，一些法官在受理網路犯罪案件時，定罪和量刑無法可依。此刻巴西國會不僅在《刑法大典》中加入打擊網路犯罪的內容，還在加緊審議政府提交的《互聯網管理基本法》，以對互聯網的服務質量、發展目標和基本原則作出更明確的規定。 日本也曾面臨同樣的問題。在還沒有專門法律打擊網路犯罪行為的時候，相關犯罪嫌疑人如製作和散布電腦病毒的人被逮捕後，只能以「違反著作權法」或「損壞器物」定罪。
對此，日本參議院全體會議在2011年6月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將製作病毒列為犯罪，該法當年7月14日正式生效。這項法律的「製作病毒罪」條款規定，對以惡意感染他人電腦為目的而製作或提供病毒的行為，處以三年以下徒刑或50萬日元以下罰款；對以惡意感染他人電腦為目的而「取得」或「存儲」病毒的行為，處以兩年以下徒刑或30萬日元以下的罰款。 俄羅斯立法加強了對兒童免受網上不良信息侵害的保護。俄羅斯議會於2012年7月通過《防止兒童接觸有害其健康和發展的信息法》修正案，並於當年11月正式生效。該法律規定，俄通信、信息技術和大眾傳媒監督局可根據舉報把提供吸毒、自殺和兒童色情信息的網站列入「黑名單」，然後委託電信運營商通知網站所有者立即刪除有關網頁。如果網站所有者拒絕執行，監管部門有權通過封鎖IP地址或過濾內容的方式阻止該網站信息傳播。
新法得到廣大民眾的支持。全俄輿論研究中心、列達瓦中心等多家民調機構的調查結果顯示，60%至70%的俄羅斯人認為有必要通過法律對網路不良信息傳播加以限制。監管部門設立的網路非法信息舉報網站在2012年11月1日開通當天就收到3000多條舉報，並由此將6個違法網站列入「黑名單」。
俄羅斯還在國際上積極主張由國家對互聯網實施監管。2012年12月，俄羅斯代表團在迪拜舉行的國際電聯大會上提出了「網路主權」等倡議；之前在2011年9月，俄羅斯與烏茲別克、塔吉克和中國一起向聯合國提交了國際信息安全保護法的草案，提出應當限制在互聯網上傳播宣揚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破壞他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穩定的信息，並建立國際網路管理系統。

⑼ 論刑法對犯罪的責任，1500字左右

摘要]：在21世紀我國面臨著邁入老齡化社會，與此同時經濟發展造成社會生活環境日益變化，老年人犯罪現象也變得尤為突出。老年人與一般的成年人之間存在諸如生理、心理等方面的許多區別，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對於老年人犯罪都規定了相應的從寬處罰的制度，我國古代及近代的立法都對此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但我國現行刑法對此問題都存在重大的疏漏，沒有相關的規定。結合老年人自身的特殊狀況、我國老年人犯罪的現狀以及當前國際刑事立法的現狀等諸多方面，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相關規定的立法勢在必行。

[關鍵詞]：老年人 犯罪 刑事責任

2002年6月22日，湖南省衡陽市汽車配件廠88歲的韋有德因殺死鄰居劉文軍而被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死刑。案件判決後，在社會上引起了廣泛討論，人們紛紛對「老年人犯罪能不能網開一面」和「要不要在刑法中規定犯罪年齡上限」發表自己的看法。由此，也引發了法律從業者對老年人犯罪的問題的一系列思考。

一、老年人犯罪概述

進入新世紀，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口超過總人口的10%，人口年齡結構開始進入老齡化階段。今後一個時期，我國老年人口還將以較快速度增長，到2015年60歲以上人口將超過2億，約占總人口的14%，到2040年60歲以上人口將佔到總人口的25%，每4個人中就有一個老年人。 在21世紀，不僅我們國家面臨著邁入老齡化社會，世界上許多國家亦是如此。

與此同時，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世界的發展日新月異，老年人在這種社會條件和生活環境里，必然會產生一些新的社會矛盾。按照傳統的觀點，人到五六十歲就步入老年期。按照老年病理學家的觀點，則將老年人區分為年輕老人（50-60歲）、中年老人（60-80歲）、老年老人（80歲以上）三個時期。這個時期，老年人的精神和身體方面開始衰退，感官功能逐漸降低，常常以自我為中心，固執、偏狹，甚至與兒童心理有某些相似之處，故有人稱老年期為「第二次兒童期」。

正因為老年人身心發展所呈現出的這些特點，古今中外的刑事立法中，都有一些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

二、國內外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立法沿革

人的責任能力不僅是隨著年齡的增長逐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而且隨著成年人進入老年年齡階段，其責任能力還有一個逐漸減弱，直至衰竭的過程，因而各國刑法對犯罪的老年人往往設有減輕刑罰或其他從寬處理的特別規定。

（一）、國外刑法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規定

正因為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的特殊性，在外國刑法的歷史沿革中，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國家中，都有一些關於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的相關法律規定。主要有以下一些：

1、從寬處罰。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48條規定：「對超過70歲的犯人從輕處罰」。

限制適用某刑種。如1961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刑法典》第18條第2款規定：「60歲以上的男人、婦女不得適用死刑」。第19條規定，剝奪自由刑的最高期限不得超過15年，但對犯罪時60歲以上的男子和50歲以上的女子，剝奪自由刑的期限不得超過10年。《俄羅斯聯邦刑法典》第59條第2款規定：「死刑不適用於婦女以及犯罪時未滿18周歲的人和法院下判決時已滿65周歲的男性。」

2、放寬適用緩刑、減刑、假釋的條件。例如：1940年《巴西刑法典》第30條規定：「對被判處監禁刑的犯罪人不得適用緩，但犯罪人超過70歲，且所監禁不超過2年的，可以宣告緩刑」。

（二）、我國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相關規定的歷史沿革

1、西周時期。

《周禮。秋官。司刺》規定：「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禮記。曲禮》上對這兩赦解釋說：「七十曰老……八十、九十曰老耄，七年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 《周禮。秋官司寇。司厲》還在盜竊罪中規定：「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

2、春秋戰國時期。

《法經》其減律略曰：「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減，罪卑一減。年六十以上，小罪情減，大罪理減」。

3、唐朝。

《唐律。名例律》規定：「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作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

4、宋朝。

元朝時期的重要法典《大元通制》中，也有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能力方面的規定。據《元史。刑法志》載，元朝時，民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不任杖責，聽贖。可見，元朝時期對老年人犯罪也是設立了上限的。

5、明朝。

明代對於老年人犯罪的處理，實行寬刑。洪武元年，令禁繫囚徒，「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散收，輕重不許混雜」。明律中規定：「凡誣告人罪，年在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者，依律論斷，例應充軍嘹哨口外為民者，仍依律發遣。若年八十以上篤疾有犯應永戍者，以子孫發遣；應充軍以下者，免之」。又規定凡年七十以上，犯流以下，收贖。八十以上，盜及傷人者，亦收贖。八十九犯死罪，九十事發，得勿論，不在收贖之例。九十以上，雖有死罪，亦不加刑。

6近代。

（1）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當時蘇維埃政府贛東北特區制定了《贛東北特區蘇維埃暫行刑律》第29條規定：「滿80歲人犯罪者，得減本刑一等或二等」。

（2）抗日戰爭時期，1939年《陝甘寧邊區抗日戰爭時期懲治漢奸條例》第條規定：「犯第2條各款之罪，年齡在80歲以上者得減」。

三、關於增設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立法建議

新中國成立之後，我國1979年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以及1997年修訂的刑法典均沒有關於老年人刑事責任的特別規定。

鑒於我國老年人犯罪的現狀和老年人自身的心理、生理特點，我認為應增設老年人犯罪刑事責任的相關規定，諸如設立刑事責任的上限以及對老年人從寬處罰等。理由如下：

第一、老年人自身生理、心理狀況的限制。生理上，老年人由於機體衰老及腦功能的衰退，各項生理功能及軀體狀況減退，反應事物能力差，活動能力遲鈍。心理上，外源性的不良因素常常會造成老年人的孤獨與寂寞，個人經濟狀況和社會地位會影響到他們的價值觀，一種無用或不參與社會活動的感覺會進一步加強老年人的悲觀和若有所失的情緒；內源性因素，如老年人喪失了活動能力和臟器功能的衰退可造成抑鬱和顯著的多疑。由於老年人適應新事物的能力下降，可塑性大大減退，固執任性，敏感多疑，使老年人對意外應激反應耐受性差，極易促發或誘發精神疾患，進而會發生系列的暴力行為。 由此可見，老年人其心理、生理的發展呈現出不穩定性，其責任能力也逐漸減弱，直至衰竭。

第二、從正義和人道的角度而言，老年人其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的能力畢竟比精神正常的成年人要弱。當行為人的辨認和控制能力低時，其反映出的主觀惡性就小，因而社會危害性就相對較小，應考慮從寬處罰。當然，對於違反刑事法律規范，具備刑事責任能力的老年犯來說，其行為往往給社會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理所應當要對其定罪量刑，以還社會一個正義，平息受害人「受傷的心靈」，以利於和「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社會道德觀念相契合的目的。但同時，由於犯罪主體的年齡較大，不應對其適用死刑，這既合於中國自古以來尊老愛幼的倫理道德，也可以穩定群眾和社會秩序。

第三、從秩序和功利的角度而言，「刑罰是給予拘束自由這樣重大痛苦的措施，其本身並非理想的而是不得已的社會控制手段……即使行為侵害或威脅了他人的生活利益，也不是必須直接動用刑法。可能的話，採取其他社會控制手段才是理想的」。 刑罰的代價從某種程度而言是高昂的，而且，從另一方面來說，將老年犯收押在監，對國家、社會也是一筆昂貴的費用。鑒於老年人自身的特點，他們不僅不能創造經濟價值，還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來照顧他們。從刑罰的經濟性而言，是對國家資源的一種浪費。

第四、從刑罰的目的來看。一般認為，刑罰的目的無非有二，一是特殊預防，二是一般預防。所謂特殊預防，是指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懲罰改造犯罪分子，預防他們重新犯罪。所謂一般預防，是指通過對犯罪分子適用刑罰，威懾、儆戒潛在的犯罪者，防止他們走上犯罪道路。老年人身心衰弱，其再犯能力較差，無須從肉體上消滅其來達到防止本人重新犯罪的目的。對老年人處以死刑，非但不能有效地警戒社會上的不穩定分子，不能有利於刑罰適用的報應目的的實現，反而讓一般人覺得刑罰過於殘酷，使刑法無法獲得普通民眾的認同，甚至對刑法產生反感、抵觸和對立情緒。

第五、從古今中外的立法實踐來看，不僅世界上其他一些國家，就是我國古代、近代也有一些老年人犯罪的相關立法規定。在從傳統法律向現代法律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在與世界法律文化接軌的過程中，這種高揚人的主體精神的法律倫理主義，對於建構現代化的法制無疑是一種寶貴的資源，可以而且應該內化為相應的規范與制度。

當然，對老年人犯罪從寬處罰和設立刑事責任年齡的上限在立法和司法實踐中會遇到一些難題，諸如如何確定刑事責任年齡的問題。但這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還需要多方聯合，共同探討，加以理論化、系統化，使之更具有現實性和合理性。

參考文獻：

1、（意）龍勃羅梭著：《犯罪人論》，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2、高銘暄著：《刑法學原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3、趙微著；《俄羅斯聯邦刑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4、康樹華主編：《犯罪學通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

5、黃京平著：《限制刑事責任能力研究》，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