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罪名擴大
⑴ 刑法最新修改,都增加了哪些罪名
2020年12月26日審議通過了刑法修正案(十一),將於2021年3月1日起實施,其中有些調整修改的內容和最新的生活現象息息相關,今天給大家重點解讀下,和大家日常生
一、將刑法第十七條修改為:“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
“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險物質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二周歲不滿十四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疾,情節惡劣,經最高人民檢察院核准追訴的,應當負刑事責任。
以上是針對本次刑法修正案重點對大家日常生活涉及的行為調整的內容解讀,本此刑法調整加了未成年人保護力度,對於社會反映強烈的現象,通過刑法予以明確的規定,對大家以後的行為規范更加清晰明確,所以做事情前一定要三思而後行。
⑵ 我國刑法懲罰最重的罪名是什麼
是死刑,只有犯罪情節特別嚴重才會被判死刑。死刑,也稱為極刑、處決,世界上最古老的刑罰之一,指行刑者基於法律所賦予的權力,結束一個犯人的生命。而遭受這種剝奪生命的刑罰方法的有關犯人通常都在當地犯了嚴重罪行。盡管這「嚴重罪行」的定義時常有爭議,但在現時保有死刑的國家中,一般來說,「蓄意殺人」必然是犯人被判死刑的其中一個重要理由。目前國家只有在特別嚴重犯罪才會立即執行,很多會給一次機會,就是緩期2年執行,是法律完善和國家進步的表現。但是死刑造成的最大問題在於完全無法補救司法造成的錯誤(司法出錯的機率不低)。死刑執行方式主要有槍決、絞刑、斬首、電刑、毒氣、石刑、注射等。我國現行刑法對死刑的罪名共有55種,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國還不能取消死刑,主要的原因是我國的國情所決定的。絕大多數中東和北非國家都強烈地反對廢除死刑,甚至仍在不斷地擴大死刑的適用范圍。
以下是關於涉及死刑的罪名:
第一章 危害國家安全罪(7個)
1.背叛國家罪
2.分裂國家罪
3.武裝叛亂、暴亂罪
4.投敵叛變罪
5.間諜罪
6.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國家秘密或者情報罪
7.資敵罪
第二章 危害公共安全罪 (14個)
8.放火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
9.決水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
10、爆炸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
11.投毒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修正案(三)》第1、2條)
12.投放危險物質罪(取消投毒罪罪名)
13.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第114條、第115條第1款)(修正案三)
14.破壞電力設備罪(第118條、第119條第1款)
15.破壞易燃易爆設備罪(第118條、第119條第1款)
16.劫持航空器罪
17.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葯、爆炸物罪(第125條第1款)
18.非法買賣、運輸核材料罪(第125條第2款)——25條第2款(《修正案(三)》第5條)
19.非法製造、買賣、運輸、儲存危險物質罪
20.盜竊、搶奪槍支、彈葯、爆炸物等危險物質罪(修正三)
21.搶劫槍支、彈葯、爆炸物等危險物質罪(修正三)
第三章 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
第一節生產、銷售偽劣商品罪(2個)
22.生產、銷售假葯罪。
23.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
第二節走私罪(3個)
24.走私武器、彈葯
25.走私核材料罪
26.走私假幣罪
第三節妨害對公司、企業的管理秩序罪(無)
第四節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罪(1個)
27.偽造貨幣罪
第五節 金融詐騙罪(1個)
28.集資詐騙罪
第六節危害稅收征管罪(無)
第七節侵犯知識產權罪(無)
第八節擾亂市場秩序罪(無)
第四章 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
29.故意殺人罪
30.故意傷害罪
31.強奸罪
32.綁架罪
33.拐賣婦女、兒童罪
第五章 侵犯財產罪(1個)
34.搶劫罪
第六章 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5個)
第一節擾亂公共秩序罪(無)
第二節妨害司法罪(2個)
35. 暴動越獄罪
36.聚眾持械劫獄罪
第三節妨害國(邊)境管理罪(無)
第四節妨害文物管理罪(無)
第五節危害公共衛生罪(無)
第六節破壞環境資源保護罪(無)
第七節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3個)
37.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
38.組織賣淫罪(第358條第1款)
39.強迫賣淫罪(第358條第1款)
第八節 製作、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罪(無)
第七章 危害國防利益罪(2個)
40.破壞武器裝備、軍事設施、軍事通信罪
41.提供不合格的武器裝備、軍事設施罪
第八章 貪污賄賂罪(2個)
42.貪污罪
43.受賄罪
第十章 軍人違反職責罪(12個)
44.戰時違抗命令罪
45.隱瞞、謊報軍情罪
46.拒傳、假傳軍令罪
47.投降罪
48.戰時臨陣脫逃罪
49.阻礙指揮人員或者值班、值勤人員執行職務罪
50.駕駛航空器、艦船叛逃罪
51、為境外的機構、組織、人員竊取、刺探、收買、非法提供軍事秘密罪
52、 勾結敵人造謠惑眾,動搖軍心罪
53、盜竊、搶奪武器裝備或者軍用物資罪
54、非法出賣、轉讓軍隊武器裝備罪
55、戰時在軍事行動地區,殘害無辜居民或者掠奪無辜居民財物罪
6適用條件
死刑又稱極刑,是剝奪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罰方法,是一種最嚴厲的刑罰。根據《刑法》第46條的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死刑除依法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以外,都應當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可見死刑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即所犯罪刑對國家和人民的利益危害特別嚴重和情節特別惡劣的。
⑶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罪名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罪名共計451個。
1997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951次會內議討論容,通過了《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確定罪名的規定》,確定了413個罪名,並於12月16日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公告》的形式對外公布。刑法經過八次修正,2011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修正,罪名達到451個。
⑷ 刑法都有哪些罪名,請按罪行大小幫我列一下
防衛過當致人死亡,可能引申的罪名有過失致人死亡、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故意殺人罪。
首先,一般要排除打架斗毆,因為司法實踐中斗毆行為不認為存在防衛行為,既不可能正當防衛也不太可能存在防衛過當。
所謂的防衛是侵害人意圖侵害受害人,受害人為了保護自己或他人的人身權益被迫實施的自我救濟,而不是雙方均想傷害對方的打架斗毆,一旦雙方行為人一開始都有傷害的故意,就是打架斗毆,不存在正當防衛或防衛過當的問題,只看犯罪後果和行為本身定罪量刑。
如果是正當防衛是無罪,如果是防衛過當是減輕或免除處罰。在司法實踐中一般很少定過失致人死亡,因為極難認定只存在過失,不存在故意,除非是假象防衛。通常防衛過當致人死亡一般都是定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或者故意殺人罪,簡單的說,如果防衛人是用刀刺向非致命部位因為偶然因素導致侵害人死亡的,肯定是故意傷害致人死亡;如果防衛人是用刀刺向致命部位(如心臟、腹部、頭部等致命部位)一般定故意殺人罪。
兩個罪名(指:故意傷害致人死亡、故意殺人)的法定刑其實都是一樣的,都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但是,故意殺人罪是反向適用,看法條就很明顯了,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先考慮有期徒刑、很嚴重的才考慮死刑,而故意殺人罪是反向適用,先考慮死刑、最後考慮有期徒刑。因此,實際在量刑上是有區別的。
這兩罪的行為人如果構成正當防衛,那麼必須減輕處罰,所謂的減輕處罰是法定刑直接降格。就是,不論是構成故意傷害罪(致人死亡)還是故意殺人罪,法定刑幅度降格為3至10年有期徒刑。如果防衛人如果是初犯、有自首情節(從輕處罰),處5年有期徒刑是正常的。
因此,如果你要寫斗毆致人死亡,可以肯定的至少10以上有期徒刑,直至死刑。你必須寫成防衛過當,而非斗毆。另外,A也不能在實施搶劫、強奸、綁架和持刀行凶等重大暴力犯罪,因為,如果A正在實施這些行為,B如果反抗或者拯救被害人可以行使最高防衛權(致人死亡),B是無罪,不可能判刑。
因此,A的行為必須是一般性的毆打B(不能持有凶器),B的自我保護制止行為才是防衛行為,在防衛過程中,行為過當導致A死亡,才是防衛過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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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防衛,是指為了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正在進行的不法侵害,而採取的制止不法侵害並對不法侵害人造成損害的行為。成立正當防衛必須滿足以下要件:
1、有實際的不法侵害存在,這是正當防衛的前提條件。不法侵害行為是指違反法律並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既包括構成犯罪的嚴重不法行為,也包括尚未構成犯罪的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之類的不法行為,而且這種不法侵害是客觀的、現實的。如果實際上不存在不法侵害,但行為人自以為存在不法侵害而實施防衛行為的,不是正當防衛,而是屬於假想防衛。
2、不法侵害必須正在進行。指不法侵害人已經著手實施侵害行為且侵害行為尚未結束。不法侵害行為開始和存續的時間,就是行為人實施正當防衛的時間。
3、目的是使國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免受不法侵害。不具有防衛合法權益的目的而實施的貌似正當防衛的行為,如防衛挑撥即故意挑逗、引誘對方實施不法侵害,然後以正當防衛為借口加害於對方的行為,不是正當防衛情況而是犯罪行為。
4、防衛行為必須針對不法侵害人進行,是正當防衛的對象條件,正當防衛必須對准目標,針對不法侵害者本人。
5、防衛行為沒有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是正當防衛的行為和結果限度要件。所謂必要限度是指有效地制止不法侵害所必需的防衛強度。
防衛明顯超過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損害的行為,是防衛過當。明顯超過必要限度是指一般人都能認識到其防衛強度超過了正當防衛所必需的強度。重大損害是指防衛人明顯超過必要限度的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或者其他人人身傷亡,或者造成其他能夠避免的嚴重損害。防衛過當應當負刑事責任。
⑸ 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有哪些
您好,刑法修正案九新增罪名包括以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通過後,這次司法解釋新增的20個新罪名分別是:准備實施恐怖活動罪,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煽動實施恐怖活動罪,利用極端主義破壞法律實施罪,強制穿戴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服飾、標志罪,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使用虛假身份證件、盜用身份證件罪,組織考試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試題、答案罪,代替考試罪,拒不履行信息網路安全管理義務罪,非法利用信息網路罪,幫助信息網路犯罪活動罪,擾亂國家機關工作秩序罪,組織、資助非法聚集罪,編造、故意傳播虛假信息罪,虛假訴訟罪,泄露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披露、報道不應公開的案件信息罪,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
司法解釋中修改的罪名包括:取消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罪和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罪名,修改為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取消盜竊、侮辱屍體罪罪名,修改為盜竊、侮辱、故意毀壞屍體、屍骨、骨灰罪;取消走私制毒物品罪和非法買賣制毒物品罪罪名,修改為非法生產、買賣、運輸制毒物品、走私制毒物品罪等。
該司法解釋於2015年11月1日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同步施行。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⑹ 刑法中的類推解釋和擴大解釋最大的區別是什麼
罪刑法定原則要求禁止類推解釋,而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並不僅僅是用語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礎是民主主義與尊重人權主義.罪刑法定原則禁止類推解釋,但不禁止擴大解釋(當然,這並不意味著擴大解釋的結論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則),因此,如何區分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就成為重要問題.
關於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從理論上可以列舉許多:其一,從形式上說,擴大解釋所得出的結論,並未超出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而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內進行解釋;類推解釋所得出的結論,超出了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是在刑法文義的「射程」之外進行解釋.其二,從著重點上說,擴大解釋著眼於刑法規範本身,仍然是對規范的邏輯解釋;類推解釋著眼於刑法規范之外的事實,是對事實的比較.其三,從與立法者的意思的關繫上說,擴大解釋,是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確化;類推解釋,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張解釋者自己所設定的原理.其四,從論理方法上說,擴大解釋是擴張性地界定刑法的某個概念,使應受處罰的行為包含在該概念中;類推解釋則是認識到某行為不是刑法處罰的對象,而以該行為與刑法規定的相似行為具有同等的惡害性為由,將其作為處罰對象.其五,從實質上而言,擴大解釋沒有超出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類推解釋則超出了公民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盡管如此,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的界限仍然難以區分.例如,「賣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間有償的性行為、「同居」是否包括通姦行為、「財物」是否包括財產性利益,就存在疑問.筆者認為,區分擴大解釋與類推解釋的界限,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第一,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在考慮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的同時,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一個行為的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為超出了刑法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不管處罰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釋為犯罪.因為即使危害再嚴重的行為,如果事先沒有將其可罰性告知國民,就不得對該行為定罪科刑.「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大體分為三種情況:第一種情況是一般人都能預想到的含義(核心部分);第二種情況是一般人都難以想到的邊緣部分;第三種情況是上述二者的中間部分.在第一種情況下應當肯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種情況下原則上應否定構成要件符合性;對於第三種情況,則應通過考慮處罰的必要性來決定.例如,盜竊、詐騙數額較大的財產性利益的行為具有處罰的必要性,所以,對「財物」有作廣義或擴大解釋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過一般人的接受程度來判斷是否會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進而判斷某種解釋是否類推解釋因而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一種解釋結論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斷解釋結論是否侵犯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重要線索.因為當解釋結論被一般人接受時,就說明沒有超出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當一般人對某種解釋結論大吃一驚時,常常表明該解釋結論超出了一般人預測可能性的范圍.例如,舊中國與國外刑法都將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構成要件規定為:「無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國的新舊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論千篇一律地將本罪定義為「未經允許非法進入他人住宅或者經要求退出無故拒不退出的行為」.然而,將不退出解釋為「侵入」是存在疑問的,可是人們卻習以為常而沒有異議.由此看來,一種解釋結論被人們接受的程度是一個重要問題.但要強調的是,就某種解釋結論而言,不僅要考慮刑法學家、司法人員的接受程度,更要考慮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為一種解釋結論能夠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著這種解釋結論沒有超出其預測可能性.犯罪可以大體上分為自然犯與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認識自然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不致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一般人難以認識法定犯的可罰性,故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作擴大解釋,容易侵害國民的預測可能性.所以,相對於對有關法定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而言,對有關自然犯的法條的擴大解釋的允許程度與范圍,可以略為緩和、寬泛.
第三,解釋結論與刑法的相關條文內容以及刑法的整體精神相協調時,不宜認定為類推解釋.當擴大解釋與相關條文產生沖突,與刑法的整體精神相矛盾時,很容易形成類推解釋.例如,當刑法條文一直明確將兩種現象分別規定時,如果某個分則條文只是規定了一種現象,那麼,原則上就不能將沒有規定的另一現象解釋成刑法分則條文所規定的現象,或者說不能將該分則條文的規定擴大解釋為其沒有規定的現象,否則,會被人們視為類推解釋.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條所規定的准自首的主體為「被採取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條第一款規定的犯罪主體為「依法被關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規定的對象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條規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這說明,刑法嚴格將罪犯與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區別.因此,當刑法明文將犯罪主體限於「依法被關押的罪犯」時(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條),不能將「罪犯」解釋為罪犯、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否則便有類推解釋之嫌.不過,刑法對「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規定,則並不限於已被法院依法判決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與犯罪嫌疑人.這種解釋不是類推解釋,甚至不是擴大解釋.再如,將盜竊罪、詐騙罪對象的「財物」解釋為包含財產性利益,與刑法的相關規定(刑法第二條、第十三條、第六十四條、第九十二條、第二百二十四條等)是協調的,不會產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條是將「同居」與「結婚」並列規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這表明「同居」與「結婚」的危害相當.如果將通姦行為解釋為「同居」,則意味著通姦與結婚行為相當,這顯然是不協調的.
第四,某種解釋結論符合發展變化的社會生活事實,因而符合刑法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時,不應認為是類推解釋.任何用語的含義都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而變化的.當社會生活中僅有女性向男性賣淫時,將「賣淫」解釋為「女性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男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即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務的事實時,解釋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釋結論,而應將「賣淫」解釋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異性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但是,當社會生活中出現了同性戀現象時,法官必須重新將「賣淫」定義為:「以營利為目的,與不特定他人發生性交或實施猥褻行為.」概言之,社會生活事實發生了變化,相關的用語含義也隨之發生變化.這種隨著社會生活事實的變化與用語含義的發展趨勢所作的解釋,不能稱為類推解釋.因此,組織男性為男性提供性服務的,當然成立組織賣淫罪.
第五,某種解釋是擴大解釋還是類推解釋,應當根據本國的刑法及其用語進行判斷,而不能根據外國刑法用語得出結論.例如,日本學者牧野英一認為,具有事務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價值也是財物,根據這一學說(事務管理可能性說),像債權這樣的權利也是財物.這種觀點之所以沒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的普遍認可,是因為日本刑法明文將財產罪的對象區別規定為財物與財產性利益.既然如此,當然不能認為財產性利益屬於財物.不難看出,日本等國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之所以認為「財產性利益」不包含在「財物」的概念中,是因為其刑法明文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在我國刑法沒有將財物與財產性利益並列規定的情況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釋.直截了當地說,在刑法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不可能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但在刑法沒有明文區分財物與財產性利益的情況下,反而可以將財產性利益解釋為財物.反過來也能說明這一點.例如,德國、日本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而是將通常的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將利用機動車搶奪的解釋為搶劫.用我們的眼光來看,德國、日本的刑法理論與審判實踐似乎在進行類推解釋,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為在刑法沒有規定搶奪罪的情況下,完全可能將搶奪行為解釋為盜竊或搶劫.再如,我國刑法常常將偽造與變造並列規定,因此,在通常情況下,偽造並不包含變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羅斯刑法分則條文只使用偽造概念而未使用變造概念,但刑法理論仍然認為偽造包含變造,而這種解釋並不被認為是類推解釋.所以,在國外屬於類推解釋的,在中國不一定屬於類推解釋;反之亦然.
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某種解釋是類推解釋還是擴大解釋,並不是一個單純的用語含義問題.換言之,某種解釋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則所禁止,要通過權衡刑法條文的目的、行為的處罰必要性、國民的預測可能性、刑法條文的協調性、解釋結論與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刑法用語的發展趨勢等諸多方面得出結論.在許多情況下,甚至不是用語的問題,而是如何考量法條目的與行為性質,如何平衡保護機能與保障機能的問題.相同類型的行為,既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釋為犯罪,也可能因為其處罰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釋為犯罪.所以,類推解釋與擴大解釋並無絕對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對的區分標准.
望採納
⑺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了哪些罪名
刑法修正案(八)新增罪名應當為10個。
一、第133條之一:危險駕駛罪
刑法修正案(八) 二十二、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處拘役,並處罰金。
「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
條款中對飆車有「情節惡劣」的限定,但對醉駕並沒有這一限定。這就意味著只要醉駕,不論是否有嚴重後果,均構成犯罪。
其中,「有前款行為,同時構成其他犯罪的,依照處罰較重的規定定罪處罰。」所謂「其他犯罪」主要包括交通肇事罪、妨害公務罪。因為危險駕駛罪最高刑也僅僅為拘役,拘役的期限,為一個月以上六個月以下。所以,對於因危險駕駛造成了傷亡後果或者其他重大損失的事,應當構成交通肇事罪;而對妨害交通執法人員糾正或者危險駕駛行為的,可能構成妨害公務罪。
二、第160條第2款:對外國公職人員或者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罪
二十九、將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修改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為謀取不正當商業利益,給予外國公職人員或者國際公共組織官員以財物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增加的條款)
「單位犯前兩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待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
立法者要求這個罪名必須為了謀取不正當商業利益,為了政治、軍事等其他利益,不構成此罪,但並不意味著不構成其他犯罪。
應當注意的是,這次立法中對於獨立成罪的條款規定了獨立的刑罰或者指明「依照…的規定處罰。」而不能獨立成罪的,則指出「依照…定罪處罰」。這為我們確定罪名數量提供了重要依據。
三、第205條之一:虛開發票罪
三十三、在刑法第二百零五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零五條之一:「虛開本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以外的其他發票,情節嚴重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四、第210條之一:持有偽造的發票罪
三十五、在刑法第二百一十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一十條之一:「明知是偽造的發票而持有,數量較大的,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數量巨大的,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五、第234條之一:組織他人買賣人體器官罪
《刑法》修正案(八)定三十七規定:在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罪)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三十四條之一:「組織他人出賣人體器官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未經本人同意摘取其器官,或者摘取不滿十八周歲的人的器官,或者強迫、欺騙他人捐獻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第二百三十二條為: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百三十四條故意傷害他人身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違背本人生前意願摘取其屍體器官,或者本人生前未表示同意,違反國家規定,違背其近親屬意願摘取其屍體器官的,依照本法第三百零二條的規定定罪處罰。」(第三百零二條盜竊、侮辱屍體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據了解,我國每年有100萬人進行腹膜透析或血液透析,需要腎臟移植;每年有30萬中晚期肝病患者需要肝臟移植,而這其中僅有大約1%的患者能夠獲得器官移植的機會。於是,「供體」的短缺必然導致非法買賣人體器官行為的存在.為此,法律必須對此作出回應。為此,對那些非法買賣人體器官的犯罪行為必須嚴厲打擊與懲處。
應當注意的是,本人出賣自己的器官並不構成犯罪。
六、第244條第2款:協助強迫他人勞動罪
「三十八、將刑法第二百四十四條修改為:「以暴力、威脅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方法強迫他人勞動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明知他人實施前款行為,為其招募、運送人員或者有其他協助強迫他人勞動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單位犯前兩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這並非強迫勞動罪的罪狀的補充,而是獨立成了一個罪名。因為這里指出這一行為「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而不是「依照前款的規定定罪處罰」。
七、第276條之一:惡意欠薪罪
四十一、在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七十六條之一:「以轉移財產、逃匿等方法逃避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或者有能力支付而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數額較大,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造成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有前兩款行為,尚未造成嚴重後果,在提起公訴前支付勞動者的勞動報酬,並依法承擔相應賠償責任的,可以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條由於泄憤報復或者其他個人目的,毀壞機器設備、殘害耕畜或者以其他方法破壞生產經營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惡意欠薪罪的犯罪主體包括單位和個人,但是要明確不同情況下不同主體的刑事責任,就要考察勞動法律關系中的特殊情形。
刑法修正案(八)規定的惡意欠薪犯罪有「經政府有關部門責令支付仍不支付」的客觀要件。對於可能存在勞資爭議的案件,應盡可能通過勞動行政部門或者通過民事訴訟解決,如果經過行政部門解決和民事訴訟後,用人者拒不履行法定義務,方可動用刑法的手段。
八、修改刑法第338條:將「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為「重大環境污染罪」
《刑法((修正案八))》對原《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做了較大修改。
修改前的《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違反國家規定,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危險廢物,造成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修改後的條文規定:「違反國家規定,排放、傾倒或者處置有放射性的廢物、含傳染病病原體的廢物、有毒物質或者其他有害物質,嚴重污染環境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後果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本次修改,通過擴展適用范圍、降低入罪門檻的方式,極大地增強了《刑法》的威懾力。這對我國刑事法律責任的完善、加大對環境污染犯罪行為的打擊力度,包括以下幾點:
1.將構成要件中的犯罪結果由「嚴重後果」修改為「嚴重污染環境」。2.將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危險廢物」修改為「有害物質」。其范圍大大拓寬,有助於降低環境刑事犯罪的門檻。3.刪除了「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的規定。使第三百三十八條的適用范圍更寬,無論是否向土地、水體、大氣排放、傾倒或者處置,都可以構成犯罪。(參見王煒:刑法修正案八「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修訂解讀。九、第408條之一:食品監管人員濫用職權罪
修正案之四十九、在刑法第四百零八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四百零八條之一:「負有食品安全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導致發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造成特別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徇私舞弊犯前款罪的,從重處罰。」
刑法第四百零八條內容為「第四百零八條 負有環境保護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嚴重不負責任,導致發生重大環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者造成人身傷亡的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十、第408條之一:食品監管人員失職罪
因為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屬於不同的罪過,因為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條規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職權或者玩忽職守,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一條款後來最高人民法院將其確定為兩個罪名。所以,第四百零八條之一也應當包括兩個罪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