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司法腐敗

A. 論美國聯邦法院設置與法官制度對保障司法獨立和預防司法腐敗的作用與意義

美國有兩套法院系統，即聯邦法院和州法院，各有不同的管轄權。州法院管轄的范圍要比聯邦法院廣一些。聯邦法院可以審理涉及美國政府或者政府官員、美國憲法或聯邦法律以及州與州之間或者美國政府和外國政府之間的糾紛案件。即使案件本身並不涉及聯邦法律，但是參加訴訟者是不同州的公民或是爭議發生於美國公民和外國公民之間，該案件也可以由聯邦法院審理。聯邦法律要求聯邦法院和州法院互相承認對方的判決，但是按照憲法的有關條款，聯邦法律優先於任何與其沖突的州的法律。
最高法院是聯邦法院系統中最高級別的法院。國會在最高法院之下建立了一審法院和上訴法院兩個層次的法院。

全國94個聯邦法院管轄區被劃分成12個巡迴區，每個巡迴區設有一個聯邦上訴法院。聯邦上訴法院審理巡迴區內地區法院裁判後的上訴案件以及對於聯邦行政機構的決定的上訴請求。此外，聯邦上訴法院還對於某些特殊案件擁有全國管轄權，比如涉及專利法的案件和有國際貿易法院和聯邦賠償法院判決的案件。
美國最高法院
美國最高法院設立於首府華盛頓特區，是憲法特別設立的惟一法院。最高法院由一位首席法官和8位法官組成。最高法院在國會確定的許可權內，自由決定審理一定數量的案件。這些案件可能開始於聯邦法院或州法院，通常涉及關於美國憲法或是聯邦法律的重要問題。在每年數千宗上訴的案件中，最高法院通常只審理約一百五十宗，大部分案件涉及法律的解釋或者涉及聯邦立法和國際立法的旨意。
聯邦法院的工作涉及影響普通人的許多最重要的問題，聯邦法官在審理的案件中具有廣泛的權力和自由裁量權。
美國對法官的任命和罷免是兩個互不幹涉的系統，任命法官更多地體現了行政和立法部門對司法部門的制約；而對法官的罷免，則更多地體現了司法部門相對於行政和立法部門的獨立。
美國聯邦法院的法官必須由總統提名，經過參議院的審議和認可，再由總統正式任命。在美國歷史上，總統對法官的任命權一直被行政部門當做控制司法部門的一個重要手段。美國歷屆總統在任命法官，尤其是在任命最高法院法官時，幾乎無一例外地偏向本黨黨員或至少在意識形態上接近自己的人。雖然這種做法會招來反對黨的批評，但已為美國各方政治勢力所接受，而國會也極少反對總統對法官的提名與任命。
美國實行法官專職及中立制。即法官不得兼職，包括不得兼任行政官員、議員、除教學以外的其它營利性職務，甚至不得有政黨身份或從事政治活動。在西方學者看來，法官只有不從事第二職業並在政治上保持中立，才能得以超然地和真正獨立地依法行使職權，否則就有可能受到商業利益、有報酬職務或黨派的影響而喪失獨立、公正的地位。
法官應是公平的、中立的。法官必須保證律師在出庭時履行職責合法，以便雙方在陳述案件過程中處於平等地位。即便是實行陪審團審理案件時，法官也可有巨大的影響。所以，法官必須注意防止任何個人偏見或不公正出現，因為這種現象可能會對陪審團和案件判決結果造成不公正的影響。
法官應具備專業能力，對可能出現的法律事務具有全面的法律知識，充分掌握法律的變化。這要比對律師專業能力的要求更為重要，因為知識淵博的法官可以彌補律師出庭時的不足。法官也應營造一種有條理的工作氣氛，在法庭上耐心、威嚴、謙和地對待訴訟當事人，陪審員和證人，並以同樣的舉止對待雙方律師、法庭成員和其他工作人員。法官應避免在任何公共場合談論未決案件的情況。
法官應有助於建立、維護和執行相關的道德水平，以保護司法界的團結和獨立。在管理本系統成員的行為時，司法部門保留對政府其他部門的獨立性。如果一名法官發現另一法官有不道德行為時，有責任採取適當的懲戒措施。法官在法庭上對律師也應具有相同的義務，因為對於律師是否具備有專業能力或違反職業道德，特別是律師無效的和違反規范的行為，法官是最有發言權的。例如，一名刑事辯護律師與其客戶發生利益沖突，客戶尚未察覺，審判法庭必須通知被告以保護他受到公平審判的權利不受侵犯。
法官在從事法庭以外的活動時，應該避免各種不正當的行為以及不正當的形式出現。如果法官的公正性受到懷疑，他就不能審理案件，因此法官無論何時，個人行為舉止都應是值得公眾信任和公平誠實的。法官受到公眾監督，不得不承受比其他公民更為嚴格的約束。例如，法官可能無法成為某些機構的成員，因為某些機構的成員資格在種族、性別、宗教或血統上有歧視，這可能引起其他公眾成員懷疑法官判案的公平性。法官不得允許其家人或朋友干涉司法行為，不得利用其職位聲望謀取利益，法官還不得允許任何人認為某個個人或當事人對他具有特殊的影響力，這些規則都是避免使公眾產生類似的印象。
法官僅限於參加純私人、無公務的活動。他們不得參加有政府背景和公眾事務有關的活動。但他們可以針對法律或司法運作撰寫或發表演講和對聯邦法院發表建議。法官可以成為旨在促進法律制度的官員，參加慈善或民間活動，但不能引起他公正斷案的任何問題，不得從事此類機構的基金捐贈活動。法官處理公務時，不得利用他的地位使其公正性受到影響，或者從事與可能成為其訴訟當事人從事的交易。
為了避免經濟方面的利益沖突，聯邦法律規定，所有的法官以及其他高層政府官員每年要申報他們自己以及配偶和未成年子女的資產、負債、接受的禮物和報銷費用。聯邦法官和某些司法部門的官員的財務申報紀錄由聯邦法院行政辦公室保存，可以應公眾要求隨時提供。
法官不允許參加政治活動、法律執業和經商活動（投資除外）。從工作以外的活動中獲得的收入，比如教學，不能超過大約法官工資的15％。
法官的監督機制
法官在美國體制中是獨立的，同時，他們對道德法則的違反又受到紀律的約束和公眾的監督。首先，法官（像其他公民一樣）所承擔的道德義務事先以書面文字的形式被明確規定，因此，對於必須達到什麼樣的標准，法官已經被充分的告知了。其次，任何公民都可以向審查委員會或專家小組就違反司法道德的現象進行投訴。這些委員會和專家小組由法官和一般公眾組成。第三，司法審查委員會的意見將被公之於眾。
盡管有許多外部機制對法官的權力進行制約，但是在美國社會中法律與法官的最高境界最終歸於內部的制約，即法官們的自律。這些人或者放棄了在個人法律執業中賺大錢的機會，或者離開了政府高位和可以為政治家所支配的所有權力。他們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出於一種職業化意識和榮譽感，而這些是對美國法官濫用權力或貪污腐敗的成功制約。幾乎所有美國人都尊敬和敬仰法官，甚至在並不同意他們的判決時也是如此。
另外，任何人如果認為某個法官的行為對法院工作的高效快捷進行有害，或是某個法官由於身體或是精神方面的缺陷無法履行所有職責，都可以向該法官所在的巡迴區的上訴法院投訴。如果投訴中所列舉行為不符合法律中對於不當行為或是缺陷的定義，或者投訴與法官判決的好與壞有關，或者投訴屬於瑣碎小事，該上訴法院的首席法官有權退回投訴。實際上，大多數投訴都被退回。
如果首席法官沒有退回投訴，他就必須任命一個由法官組成的特別調查委員會來審查投訴中所說的事件，准備一份書面報告和建議，遞交給巡迴區的司法理事會。司法理事會在考慮特別委員會的報告後，有權進一步調查投訴內容或是採取合適的措施，包括：要求投訴所涉及的法官自願退休；證明該法官由於身體或精神缺陷，沒有能力繼續工作，從而產生一個空缺職位；決定暫時不再分配給該法官案件；公開宣布或者私下宣布對該法官的訓誡；採取其他合適措施。
如果司法理事會認為一個憲法第三條規定的法官可能從事了犯罪行為，或者對法官的投訴自己無法處理，必須把此事呈請合眾國司法會議處理。司法會議可以投票決定把此事呈請國會，進行可能的彈劾免職程序。實踐中，彈劾和免職很少發生，一般是在一個法官已經被判犯有某項嚴重罪行的情況下。彈劾條款首先在眾議院中被考慮。如果眾議院投票決定彈劾法官，則這一問題將被移交參議院。參議院是惟一有權對法官進行彈劾的權力機構。在彈劾案中，被彈劾者無權要求陪審團審判。對彈劾決定判決必須由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表決做出。彈劾案中的懲罰措施包括撤銷職務和不得再任此職。被宣告有罪的當事人也將會被依法起訴、審判和懲罰。
在美國司法實踐中，對法官更有效的一種質量監督來自美國的判決體例與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的大量報導。作為習慣法國家，美國的判決體例基本上沿襲了英國的傳統：法官判決任何一個案子都採用判決書的形式。判決書的體例通常是：一、首先對案件所涉及的重要事實做客觀的描述與總結；二、評介原告與被告（或其律師）的主要論點和論據；三、根據有關法律、適用先例、立法部門的立法意圖、對公眾利益的考慮等等，對具體案情和法律條文進行推理、分析和論證，做出判決。在很多情況下，判決書就是一篇完整、嚴謹的論文，它把法官對一個案子的思考和推理完整地記錄下來，從而使任何人都能據此對他的判決進行分析與評價，並感到信服。一件案子判決後，判決書通常馬上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在圖書館查詢、借閱。近期的案子和判決書更可以通過電子媒介，在互聯網上檢索和閱讀。這種判決體例給司法活動帶來了極大的透明度，成為對法官判案質量的一種有效監督和促進

B. 美國有沒有像中國一樣反貪

沒有，美國沒有這么做，他們的很多行為在美國不算是貪腐，比如接受大量正內治獻 金，並容由此產生大量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團，比如美國空槍難以控制，就是利益作怪。但是在我國就要治理打擊了。即便是貪腐，他們也有選擇，比如特朗普與愛潑斯坦的不明不白。

C. 為什麼美國司法獨立但是還很少有司法腐敗,怎麼做到的

美國為了保障抄民主自由，實行三權襲分立制度，也就是立法權（國會，地方議會）行政權（總統、白宮，地方政府），司法權（首席大法官，各級法院）互相獨立，互不幹涉，互相制衡。
三權分立（checks and balances）亦稱三權分治，有法國孟德斯鳩提出，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的建制原則。其核心是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相互獨立、互相制衡。三權分立具體到做法上，即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權力分屬三個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機構，由三者互相制衡。是當前世界上資本主義民主國家廣泛採用的一種民主政治思想。分權的目的在於避免獨裁者的產生。古代的皇帝以至地方官員均集立法、執法（行政）、司法三大權於一身，容易造成權力的濫用。即使在現代，立法、運用稅款的權力通常掌握在代表人民意願的議會中，司法權的獨立在於防止執法機構濫權。

D. 美國政府法律是靠陪審團判決，但是其實這么做會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陪審團可能本身帶有強烈的偏見，

在回答這個問題前，你可以比較一下中國還是美國的司法公正，答案很明確，說明陪審團制度是可以保持公平的。在中國，司法部門及其官員與其他政府部門均存在相互依賴、相互依存、一損俱損、一榮俱榮的復雜關系，那麼就很難談得上依法獨立審案。
相比之下，陪審團隨機成立、隨機解散，與官僚體制毫無瓜葛。
陪審團對判決的結果不負任何個人責任，沒有宦海沉浮、人情世故和社會輿論的壓力。
按照陪審團的建議和意見，判決一旦做出，陪審員走出法院大門，就悄然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用不著對任何人負責，也不受任何人的牽制。
在沒有陪審團制度之前，法官直接隸屬於庭長、庭長隸屬於院長，院長隸屬於政法委，這是一種官大一級壓死人的制度，法官也是官，必須遵從長官意志和指示。
在實行陪審團審判的情形下，法官找到了新的上司——人民陪審團，因此，法官可以以「執行陪審團決議」為理由抵擋政法委的干預和指示，減輕法官對抗政法委的外界壓力！
總之，陪審團這種制度能比較有效地維護司法獨立和司法公正，沖破司法系統的「關系網路」，防止其他權力部門對司法權的影響和干擾，減少對法官個人素質的過分依賴，避免利害關系人施加壓力和打擊報復，減輕法官審案的壓力。

第一點，英美法系的陪審團是大陪審團制度，他們挑選的都是一些沒有法律專業知識的人來做陪審團成員，具有專業法律知識的人是不能做陪審團的。這一點是為了保證陪審團能夠從人最原始的本性（良知）出發去判斷案件。避免了法律人盲目死板為了一味追求規則或者其個人的法律意見（即使是惡法）的弊端。在英美法這樣的判例法制度里，陪審團的決定有時候是會和法律有出入的，因為陪審團的意見更見關注人性。從這個方面來講，他在解決了法律正義不等於絕對正義的尷尬方面有很大貢獻。
第二點，陪審團的挑選是要經過雙方挑選的，雙方律師會綜合考慮陪審團的政治背景，宗教觀念，家庭因素等等判斷他們對案件的態度，在挑選陪審團上雙方的權利是對等和對抗的。可以說是比較公平的。
第三點，陪審團一旦組建好之後，生活就會受到一些限制，比如被告知不得在法庭外接觸與案件相關的事實，如報紙，電視新聞，因為會誤導他們的判斷。如果有必要陪審團甚至會被隔離直至案件審理結束。這一方面也是比較公平的，它體現了司法的獨立，不受被惡意操縱或者不明真相的媒體操控，陪審團判斷案件的依據全部來自於法庭出示的證據，體現了程序上的正義性。
第四點，在陪審團參與審理的案件中，案件的決定權決定在多數人的手中，通過陪審團的投票來決定案件結果，法官只有根據陪審團的判決才能做出最後判決，這樣也限制了法官的權利。

當然，陪審團也會出現失控的情形，比如大部分陪審團成員受其中的一兩個人成員影響，做出不理性判斷，但是這是及其少見的現象。
從防止司法腐敗上來講，影響整個陪審團成員判斷的難度比影響一個法官的難度，從人書上講，大多了。
所以，英美法的大陪審團制度是目前極大法系中相對比較公正的一種審判模式。

E. 國外的司法部有些什麼職能與中國的有什麼區別比如說美國或英法德的司法部

在西方國家，司法抄委員會的設置旨在保障司法獨立，限制行政權對司法的干預。在沒有司法委員會的國家，司法部（行政機關）通常有權決定司法官員的任用、提升、交流以及考核等。這就導致行政機關有可能借對司法官員的人事任免干預司法獨立。在歐洲大陸國家，司法委員會的主要作用就是防止行政部門通過人事任免權間接地影響司法機關的公正判決。阿根廷等拉美國家在對本國司法管理體制進行深入改革時，就借鑒了歐洲發達國家的作法，設立了司法委員會，其職責包括司法官的選任、考核，以及培訓一審及上訴法院的法官。司法委員會對於上述諸如考核標准、免職等事項有最終決定權。除此之外，司法委員會的職責還包括頒布司法組織規則、編制預算、管理司法資源等。經驗表明，通過設立司法委員會、將全部或部分的司法人事管理權由司法行政部門轉移到司法委員會，對於保障司法獨立、公正，以及防治司法腐敗而言都是非常必要的。我們是不是有必要借鑒這種做法，通過設立司法委員會，將司法官員的人事任免以及司法機關的資源管理等許可權轉移到司法委員會，從而將司法權從地方黨政體制中剝離出來，成為一種中立性權力

F. 美國為何把司法裁判權交給由普通老百姓組成的陪審團呢

美國把司法裁判權交給由普通百姓組成的陪審團，主要就是為了最大程度追求司法的公正與正義。

美國人也知道，法官是人，人肯定有私心與慾望，也很可能被收買。如果由法官一人掌握案件的審判權，法官的個人情感因素、執法水平、人情關系、或者被人金錢收買等都會出現審判不公的現象，也很容易出現司法腐敗。

在英國實施陪審團制度，必然有著廣泛的民眾基礎，由於國民受教育程度比較高，國民素質也比較高。擔任案件的陪審員對法律的理解能力、辨別是非能力、邏輯思維能力要求都是很高。如果在一個教育水平低下、民族素質低下國家，是不適合陪審團制度的推廣！

G. 在美國，法官是不是擁有很大的權力

沒得那麼具體，如果想具體的請看書本。簡單說以下意見
1、美國的政治體制，回大家都知答道美國是典型的資本主義的國家，他們受法國自由革命和英國的政治體制的影響較深，所以可以是英美法系的代表，政治體制上是多黨制，當然了要有人說是兩黨制，
2、在政治體制上，資產階級呼籲的自由民主表現在政權的分配上就是典型的三權分立，及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行使，相關監督。
3、這種體制貌似很公正民主，但是也促成了更大的行政和司法腐敗。往往立法部門成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窮人是不可能進國會的，司法界都是大法官等也慢慢的成為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行政部門就不要說了，小布希就是個很好的例子。
4、由於相比較而言，美國的司法部門的穩定性較高，沒有類似國會 和行政部門競選總統那樣的更替制度，所以一般的大法官是常人制度的，當選後常任。
5、各州的大法官也是常任制，並且不需要經過國家的批准，而且各州都有自己的憲法和法律體系。

綜上所述，美國的法官是擁有很大的權利，即自由裁量權。

H. 美國最高庭院法官的權力

美國的法官是擁有很大的權利，即自由裁量權。
1、美國的政治體制，政治體制上是多黨制；
2、在政治體制上，資政權的分配上就是典型的三權分立，及司法權立法權和行政權的分立行使，相關監督；
3、體制公平但有弊端——更大的行政和司法腐敗。往往立法部門成為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大法官等也慢慢的成為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
4、美國的司法部門的穩定性較高，沒有類似國會 和行政部門競選總統那樣的更替制度，所以一般的大法官是常任制度的，當選後常任；
5、各州的大法官也是常任制，不需要經過國家的批准，而且各州都有自己的憲法和法律體系。

I. 有誰知道有關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司法判決書方面的書

美國的憲政歷程（20） (2008-04-11 09:51:21)
標簽：雜談

資料：美國的憲政歷程（20）
－－不厭其煩的告誡與刑事被告的權利：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

1966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Miranda v.Arizona）一案的判決，是20世紀美國憲政史上最重要、最具爭議性的司法判決之一。隨著好萊塢（Hollywood）電影在世界各國的流行，因米蘭達案而名噪一時的「米蘭達告誡」（Miranda warnings，中文又譯「米蘭達警告」）不但在美國社會家喻戶曉，而且已成為風行全球的美國通俗文化的一部份。

一、不厭其煩的美國警官

看過美國電視連續劇《神探亨特》的觀眾可能會納悶：這位亨特警官真是不嫌累得慌，每次歷盡千難萬險擒獲犯罪嫌犯後，不但不向嫌犯交待一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之類的攻心政策，反而不厭其煩地告訴嫌犯「你有權保持沉默，否則你所說的一切都能夠而且將會在法庭上作為指控你的不利證據；審問之前你有權與律師談話，得到律師的幫助和建議；你有權請律師在你受審問時在場；如果你希望聘請律師但卻雇不起，法庭將為你指定一位律師」。

對於很多觀眾來說，亨特警官這段台詞實在令人費解：落入法網的犯罪嫌犯竟然還有權一聲不吱、拒絕回答警察的審問，這嫌犯豈不是白抓了嗎？然而，在真實生活中如果亨特警官嫌累得慌，沒對被抓獲的嫌犯哆嗦這段台詞，那麼這嫌犯很可能真就是白抓了。

電視劇中亨特警官的這段台詞並非編劇或導演的憑空編造，而是與美國憲法第5和第6修正案所規定的刑事程序有直接關系。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無論何人，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證其罪。根據這一條款，甭管是在警察局、法庭還是在國會聽證會上，任何人都有權保持沉默、拒絕提供可能被用來控告自己的證據。憲法第6條修正案則規定：犯罪嫌疑人在法庭受審時有權請律師幫助為其辯護。

可能有人會問：有沒有搞錯？既然有權保持沉默，那為啥萊溫斯基（Monica Lewinsky）小姐和柯林頓（Bill Clinton）總統都招了呢？

是這么回事：根據美國法律，政府或國會為了換取一個被告全盤供出其本人或其他案犯罪行的真相，有時會與被告作一些有限的交易，控方可以保證不用被告的供詞對其本人進行起訴。在柯林頓「拉鏈門」一案中，為了得到案情真相，用萊溫斯基的口供去起訴柯林頓，特別檢察官就給了萊溫斯基這種豁免權。面對萊溫斯基的供詞和裙子上的污點，柯林頓採用了鑽法律牛角尖和玩弄法律名詞游戲的損招兒，主動招出他與萊溫斯基之間有「不適當關系」，但沒有發生嚴格法律定義上的「性關系」，以此逃避向聯邦大陪審團作偽證的嚴重法律後果。

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的供詞屬於在不知道自己憲法權利的情況下被迫自證其罪，那麼這種供詞在法庭上是不能作為犯罪證據引用的。這一規定源於1966年美國最高法院對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一案作出的裁決。

二、米蘭達案與「米蘭達告誡」

1963年，一個23歲名叫恩納斯托·米蘭達（Ernesto Miranda）的無業青年因涉嫌強奸和綁架婦女在亞利桑那州被捕，警官隨即對他進行了審訊。在審訊前警官沒有告訴米蘭達有權保持沉默、有權不自證其罪。米蘭達文化不高，這輩子也從沒聽說過世界上還有美國憲法第5條修正案這么個玩藝兒。經過兩小時的審訊，米蘭達全招了，並且在供詞上簽了字。亞利桑那州地方法院開庭審理米蘭達案時，檢察官向法庭和陪審團出示了米蘭達簽字的供詞，作為指控他犯罪的重要證據之一。

米蘭達既無職業又無收入，屬於一貧如洗的貧困階層，根本雇不起辯護律師。但是，根據最高法院1963年著名的吉迪恩訴溫賴特案（Gideon v.Wainwright，1963）的判例，州法院有義務為被控刑事重罪的貧窮被告免費提供律師。於是，主審法官指定了一位名叫莫爾（Alvin Moore）的公共辯護律師為米蘭達辯護。

這位莫爾律師當時已73歲高齡，而且缺乏刑事案辯護的經驗。在出庭辯護時，他聲稱，根據憲法第6條修正案的條款以及最高法院關於窮人律師權的判例，嫌犯被捕後警方就應立即為其提供律師，但涉案警官卻違反規定，在沒有律師在場的情況下審訊米蘭達，因此，米蘭達的供詞屬於被迫自證其罪，違反了憲法第5條修正案，這種供詞是無效的。

嚴格地說，莫爾律師的辯護詞是缺乏法律根據的，因為最高法院只是泛泛地規定各州法院應為被控重罪的貧窮被告提供律師，並沒有規定具體的實施細節。究竟是在嫌犯被捕後就應立即為其提供律師？還是當警方審訊時應為其提供律師？或是在法院開庭時才為嫌犯提供律師？對於這些操作性細節，最高法院在判例中並無詳細規定。於是，檢方反過來抓住莫爾律師胡亂解釋最高法院判例的漏洞，論證警方並未違規，米蘭達的供詞屬於合法證據。

庭辯結束後，陪審團判決米蘭達有罪，法官判處米蘭達20年至30年有期徒刑。米蘭達和莫爾律師不服判決，在兩位著名刑事律師幫助下終於將此案逐級上訴到聯邦最高法院。

1966年，聯邦最高法院以5比4一票之差裁決地方法院的審判無效。最高法院的理由是：憲法第5條修正案規定的公民權利（不自證其罪）不僅適用於正式法庭審判，而且同樣適用於法庭以外的任何程序和場合。由於涉案警官在審訊米蘭達之前沒有預先告訴他應享有的憲法權力，所以米蘭達的供詞屬於「非自願供詞」，這種供詞在法院審判時一概無效。最高法院強調：警方強制性的關押和審訊環境對犯罪嫌犯形成了巨大的壓力，為了防止出現刑訊逼供或恐嚇成招，司法程序應當從一開始就對嫌犯的憲法權利予以有效保障。

實際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聯邦司法部下屬的聯邦調查局（FBI）就已開始施行類似「米蘭達告誡」的規則。1964年，針對各州和地方警務人員罔顧程序、濫用權力現象遠比聯邦調查局為甚的嚴重問題，最高法院在馬洛伊訴霍根案（Malloy v.Hogan，1964）的判決中宣布，憲法第5條修正案關於「不自證其罪」的條款屬於憲法第14修正案中各州應遵循的「正當法律程序」的一部份，嫌犯的「非自願供詞」在州法院審判時一概無效。

但是，究竟什麼樣的供詞屬於「非自願供詞」？各州警方應如何在日常執法過程中防止出現「非自願供詞」？對於這些細節，最高法院未予詳細說明和具體解釋。這樣一來，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全美各州警務人員仍然各行其是，玩弄各種花招和借口繼續侵犯公民「不自證其罪」的憲法權利。在此背景下，最高法院多數派決定，借米蘭達案判決之機正式建立一個統一明確、聯邦和各州警務人員都必須嚴格遵守的聯邦法規，程序性地保護所有犯罪嫌犯的沉默權。

在美國憲政史上，聯邦最高法院的司法裁決一般都是大而化之的原則性規定。可是，在米蘭達案中，由首席大法官沃倫（Earl Warren，1953—1969任職）親自執筆撰寫的法院判決書卻一反常規。像耐心的老爺爺教悔調皮搗蛋、屢教不改的小頑童一樣，沃倫法官苦口婆心，不厭其煩，向全美警務和執法官員詳細而具體地規定了在審訊犯罪嫌犯時所必須嚴格遵守的操作性程序和細則。沃倫法官提出：實施逮捕和審訊嫌犯時，警方應及時宣讀下列提醒和告誡事項：第一，告訴嫌犯有權保持沉默；第二，告訴嫌犯，他們的供詞將會用來起訴和審判他們；第三，告訴嫌犯，在受審時有請律師在場的權利；第四，告訴嫌犯，如果雇不起律師，法庭將免費為其指派一位律師。這些源自憲法第5和第6條修正案的規定後來被統稱為「米蘭達告誡」。亨特警官在電視連續劇中那段一再重復、令人費解的台詞即是源於最高法院的此項規則。

參與審理米蘭達案的福塔斯大法官（Abe Fortas，1965—1969任職）後來回憶說：「米蘭達裁決完全是沃倫的決定。」在分析和討論案情時，沃倫法官根據自己長期擔任基層檢察官的經歷，耐心地說服其他幾位大法官同意他的觀點。他堅持認為，只有施行「米蘭達告誡」，才能有效地約束和限制警方權力，防止警察對嫌犯進行刑訊逼供和精神恐嚇，有效地保護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憲法權利。在判決書中，沃倫法官特意引用很多警方執法犯法的具體事例，詳細地說明和解釋施行「米蘭達告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然而，即使在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中，這一越俎代庖、驚世駭俗的聯邦法規也引起了很大爭議。持反對意見的哈蘭大法官（John M.Harlan，1955—1971任職）認為：「人人皆知，如果沒有嫌犯口供，有些案件很可能永遠無法破案。數量眾多的專家作證表明，警方提審案犯，獲取口供，對於控制犯罪非常重要。」「鑒於犯罪行為的社會代價極大，這種新規則只配稱之為一種危險的實驗。」少數派的懷特大法官（Byron R.White，1962—1993任職）宣讀異議時情緒頗為激烈地表示：「最高法院的新規則將把殺人犯、強奸犯和其它罪犯送回大街，送回產生犯罪的環境之中，讓罪犯在興高采烈之時重復罪行。」

在20世紀美國憲政史上，沃倫大法官無疑是一個極具爭議性的人物。最高法院大法官人人身懷絕技，個個身手不凡，他們有的是出類拔萃的法學家，有的是名震四方的大律師，有的是譽滿全美的聯邦巡迴法院法官。但是，正如一些人批評的那樣，有些大法官幾十年來或身處高高在上的法律殿堂，或埋頭於艱深奇奧的法理象牙塔，常常不食人間煙火。而沃倫法官的經歷則極為特殊，他實際上只是一個「行政幹部」出身的「外行」。（沃倫擔任首席大法官之初，當最高法院召開例行院務會議討論案件審理的具體問題時，他讓資歷最深的布萊克大法官主持會議，自己只是坐在一邊「旁聽」。一個月後，沃倫法官才開始親自主持院務會議。）然而，幾十年來擔任基層地區檢察官、州司法部長和州長的獨特經歷，使沃倫對各級政府檢察部門和警方內部的黑暗、腐敗和犯罪的內幕洞若觀火、深惡痛絕，對下層百姓的疾苦知之甚詳、深感同情。出任首席大法官之後，他主持做出了一系列震撼全美的重大司法判決，嚴格地限制警方權力，加強對社會弱勢群體權利的憲法保護，對20世紀60年代美國的民權運動和「權利革命」產生了極大影響。

在其名著《普通法》一書中，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Jr.，1902—1932任職)精闢地指出：「法律的生命從來就不是邏輯，而是經驗。」所謂經驗，顯然包括法律、政治、歷史、社會和法官個人的經驗。一般而言，司法判決並不是一個運用邏輯和法理辨明大是大非、尋求永恆真理和絕對正義的思辨和推理過程，只能審時度勢、權衡利弊，在不同的利益和價值沖突之間尋求一種動態性平衡，很難做到面面俱到，皆大歡喜。實際上，在錯綜復雜的人類社會中，任何司法裁決都不可能滿足單一的利益和價值追求——如自由、平等、安全、效率等，只能是一種多元利益和多元價值觀的綜合平衡。

三、大法官是不是有毛病？

沃倫大法官積極推動的民權運動和「權利革命」，幾十年來在美國社會中一直毀譽參半。很多人抱怨說最高法院為犯罪嫌犯提供了過份的保護。美國法律給人們的普遍印象是：罪犯的人權好像比受害人的人權更重要，保護壞人好像比保護好人還要優先，針對警方的清規戒律好像比打擊犯罪分子的法律法規還要多，而美國律師則精於顛倒黑白和鑽法律漏洞，再加上美國獨有的陪審團制度，使美國法院的司法判決常常淪為全世界的笑柄。

20世紀60年代以來，隨著美國社會犯罪問題的日益嚴重，絕大多數美國人希望政府亂世用重典，加大執法力度，從重從快打擊暴力犯罪。可是，美國最高法院對民眾的呼聲卻好像視而不見，置若罔聞，不但不順從民意，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待犯罪嫌犯簡直就是「愛你沒商量」。1961年，最高法院在邁普訴俄亥俄州（Mapp v.Ohio，1961）案中裁定：警方非法搜查取得的證據在州法院的審判中一概無效。1972年，最高法院在阿傑辛格訴漢姆林（Argersinger v.Hamlin，1972）案中裁定：法院也應為被控刑事輕罪的貧窮被告免費提供辯護律師。人們禁不住犯尋思，最高法院里的大法官們是不是都有點兒毛病啊？

美國最高法院有幾位開明派大法官的確有「毛病」，而且病根兒淵遠流長。在美國歷史和文化的深處，深藏著對官府的極度不信任、對警察濫用權力的極度恐懼和對司法腐敗的高度警覺。熟悉歷史的人知道，美國人的祖輩當年在歐洲大陸飽受專制暴政之苦，不得不離家出走，漂洋過海，歷盡千辛萬苦好不容易才來到新大陸。當他們踏上北美大地之時並沒有發現遍地黃金，生活甚至可以說是極度艱辛，但他們確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和自由，多數人通過奮斗實現了自己的夢想。正因如此，他們再也無法忍受任何騎在小民百姓頭上橫行霸道的專制政府，為了保護自由和財產不受侵犯，操起傢伙事兒就跟英王的軍隊開打。

美國的天下是開國總統喬治·華盛頓用槍桿子打出來的，但是，美國的長治久安卻是第三任總統托馬斯·傑弗遜和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用腦袋瓜思考出來的。托馬斯·傑弗遜當年主持起草了影響深遠的《獨立宣言》，詹姆斯·麥迪遜則被譽為「美國憲法之父」。

什麼是憲法？用句通俗的話來解釋，憲法就是管政府的法。為什麼要管政府呢？因為政府里的官兒和警察都有權，而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絕對使人腐敗。說白了吧，因為手握大權，所以政府里的各級官員有可能全都是潛在的壞蛋和腐敗分子，是潛在的「有組織犯罪集團」。所以，法律要管的首先應當是政府里的官兒和警察，其次才是社會上的犯罪分子。所謂加強法治，首先應當是從制度上約束和限制政府官員的權力，是從制度上防止統治者和執法者無法無天、胡作非為。如果統治者和執法者循規蹈矩，遵紀守法，司法者秉公判案，一視同仁，那麼防止被統治者造反鬧事則易如反掌。

人類歷史已經證明，官府和警察干壞事或者「好心干壞事」的本事絕對要比社會上的犯罪分子大得多。納粹德國當年沒費啥勁兒就屠殺了6百萬猶太人；中國大陸從1957年反右擴大化到文革十年動亂，陷入如山的冤、假、錯案和政治迫害之中的民眾一不留神就達數千萬之多，社會進步和經濟發展也遭受了空前可怕的破壞。

想當年，為了從制度上解決問題，1789年生效的美國憲法規定了很多約束政府的基本原則，諸如天賦人權、限權政府、主權在民、三權分立與制衡、法治而非人治、文官控制軍隊等。但是，從可操作性的角度看，這些原則很多都是虛的。比如，如果沒有言論、出版自由和新聞監督，三權分立與制衡實際上仍然很難防止官官相護、以權謀私等腐敗現象，多黨競爭、三權分立的政治體制仍然有可能蛻變為多黨勾結、三權合謀的黑暗王朝。天賦人權、限權政府等立憲原則可以在小資沙龍里吹得天花亂墜，唾沫星子亂濺，可是，如果執政黨中的貪官污吏與警察、檢察官和法官暗中勾結，大搞司法腐敗，任意編造罪名，把在野黨的頭頭腦腦和控告官府的小民百姓打入黑牢，刑訊逼供，秘密審判，殘酷迫害，你是一點兒轍也沒有的。一句話，如果沒有對公民自由和權利的具體而有效的保障，憲法中的高調和好詞兒全是白扯！

J. 羅德尼·金事件的法院審判

由於新聞媒體口誅筆伐，大造聲勢，使金案未審之前就已鬧得滿城風雨。在美國社會中，新聞媒體對司法活動的大量報導，對於司法過程和司法權是一種強大的監督力量。應該說，大眾傳播媒介對司法案件的深入報導和輿論監督，對於增加司法透明度，監督法官判案，提高法院審判質量，促進司法公正，揭露司法腐敗，培養公民法律觀念和意識，起到了難以估量的重要作用。
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盡管主流媒體都標榜自己客觀公正，但事實上仍然會受到不同的利益背景和價值取向的影響。當法院處於媒體所激起的公眾輿論喧囂包圍時，強大的輿論有可能對公正審判造成外來的巨大壓力，使法院審判喪失公正性和獨立性。正是由於存在這種危險，即使在崇尚新聞自由的美國，為了維護司法獨立和正當程序原則，法院和法官歷來都對新聞媒體抱有極大的警惕和戒備心理。著名的的霍姆斯大法官（Oliver Wendell Holmes Jr.，1902─1932任職），就以不讀報紙而著稱。
為了防止新聞媒體干涉法院獨立審判，美國法律規定，媒體對法庭活動只能進行文字描述，一般禁止錄音錄像和實況轉播法庭審案過程。所以，全國三大電視網和CNN對法庭活動進行報導時，所配畫面只能是法庭速寫師提供的速寫畫。轟動一時的辛普森案的審理過程經電視直播，在美國司法史上是極為罕見的例外。此外，為了防止媒體影響陪審團的獨立判斷，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克（Tom C. Clark，任期1949─1967）1966年在謝潑德訴馬克斯威爾案（Sheppard v. Maxwell，1966）中指出：鑒於現代傳播媒介的煽動能力和將有傾向性的新聞報導隔絕開來的困難，初審法院應採取有利措施以保證法律之天平不會不利於被告。克拉克法官裁定：將陪審團與外界隔絕開來，也是本法官應根據辯護律師的建議而採取的措施。如果審判活動被公開報導而可能有失公正，應令重新審判。〔3〕
依照聯邦最高法院的判例，聯邦和州各級法院有責任確保新聞媒體不幹預公正審判，法官、律師和刑事案中的公訴人有責任挑選對案情一無所知的候選人出任陪審員，並使陪審團與媒體的宣傳報導暫時隔絕開來。在審判期間，法官有責任告誡陪審員，不得接觸任何媒體傳播的新聞和消息，只能將法庭所展示的證據作為判決的唯一根據。此外，法官還可以依法限制涉案人士與媒體接觸，推遲案件審判，變更審判地點，改變管轄法院。在金案中，加州地方法院法官下令將審案地點由洛杉磯縣遷到溫杜納縣，對審判結果造成了一定影響。溫杜納縣是洛杉磯地區警務人員的聚居區，民性保守，對警方權威推崇敬仰，白人占人口總數60%，黑人僅佔3%。在這一地區挑選出的陪審團，顯然對被告比較有利。
在加州地方法院審判時，警方被告聘請了一位經驗豐富的刑事辯護律師，此公以如簧之舌告訴陪審團，警察群毆嫌犯完全是基於自身的緊張和恐懼。他聲稱，在多數情況下，因超速、闖紅燈等小事違規，但卻在警察尾追時拚命逃竄的嫌犯，絕大多數是重罪在身的亡命之徒或毒品販子。這一經驗使警方從一開始就已處於高度緊張狀態。另外，金異常強壯，在拒捕時不僅一人輕松打翻四名警察，而且抗住了五萬伏高壓電警棍的兩次擊打，當遇到這類難以制服的拒捕嫌犯時，警察動用警棍是合法的，法律不應追究警察的責任。被告律師指出，根據未經刪剪的原始錄像，當失去控制的金向鮑威爾警官猛撲過來，威脅到警官的安全時，他們才被迫揮動警棍。
然而，關鍵性的問題在於，當金被最初的一陣亂棍打倒在地，完全失去反抗能力之後，為啥警察還要繼續施暴呢？這最後階段的攻擊是否有必要？被告律師根據錄像辯護說，金被打翻在地後，一直不停地滾動，並多次試圖站起來，對警官的反復喝令置之不理，結果造成警察執法過當。對警察來說，如果不將拒捕案犯徹底制服並銬住，那等於是失職。此外，如果細看錄像慢鏡頭，就可以發現，在雨點般打向金的56記警棍中，有23記打空了，根本不能算數。
被告律師特別強調，如果金不拒捕，那麼毆打事件根本就不會發生。對警察的一個極為有利的證據是，在案發之夜高速逃竄的汽車中，還有金的兩個黑人哥們，他們老老實實地遵循警察命令，結果毫發無損。由此證明，金的指控──白人警察出於種族偏見故意毆打無辜黑人──根本站不住腳。
可是，被告律師的這番滔滔雄辯，新聞媒體並未詳細報導。原因之一是，在重大案件審判期間，法官可以下令控辯雙方不得向新聞界透露案情，使審判過程不受社會輿論的監督和影響。然而，法官這種堅持司法獨立的倨傲立場，卻使庭外民眾無法及時得知案情中那些有利於白人警察的證據，其後果是毀滅性的。
1992年4月，地方法院陪審團做出裁決，宣布四位警官無罪（對鮑威爾警官一項罪狀的指控未定）。僅僅兩小時後，熊熊大火在洛杉磯四處燃起，黑煙彌漫，槍聲四起，很多人趁火打劫，涌進商店哄搶。法律和秩序徹底陷入癱瘓，四分之一的城區陷入火海，損失程度遠遠超過了60年代的黑人城市暴亂。更為嚴重的是，暴亂出現蔓延趨勢，全國各大城市都出現動亂跡象。老布希總統不得不調動數萬聯邦軍隊和加州國民警衛隊進入洛杉磯市平暴。
暴亂發生後，責怪和謾罵紛紛指向陪審團，陪審員被罵為納粹種族分子。面對指責，一位陪審員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辯解說：金從未失去控制，一直是金在主導整個過程，是他自己決定逮捕的時間要多久，他並沒有遭到虐待，很多時候警棍根本沒有打到身上，警察的行為完全合法。另一位陪審員表示：警察有權在必要時使用暴力進行逮捕，他們的所作所為，正是納稅人雇他們乾的。〔4〕
在一片混亂和憤怒之中，哪裡還有人會注意聽陪審員的解釋。而且，1992年是大選年，洛杉磯暴亂使老布希總統心急如焚。暴亂平息之後，白宮新聞發言人立即宣稱，暴亂的許多根源，是60年代開始的那些失敗的計劃，含沙射影地把矛頭指向了民主黨總統約翰遜當年的偉大社會計劃。老布希總統本人則在電視上向選民信誓旦旦地保證，聯邦政府將盡最大努力，以觸犯聯邦民權法的刑事罪名重新起訴4位白人警察。人所共知，美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國家。可是，老布希總統作為聯邦政府行政部門首腦，在當時聯邦大陪審團〔5〕尚未就金案舉行聽證和做出起訴裁決時，竟然越俎代庖，宣布聯邦政府將重新起訴白人警察，他大概是急昏了頭。
值得注意的是，老布希總統宣布重新起訴警察一事，涉及到美國憲法中禁止雙重懲罰（Double Jeopardy）的憲政難題。為了防止官府憑藉手中特權，沒完沒了地任意迫害小民百姓，憲法第5修正案規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為而兩次遭受生命和身體的危害。憲法第7修正案規定，除非依照習慣法規則，聯邦法院不得重新審查經陪審團裁決的事實。具體地說，在刑事案件中，經陪審團做出的無罪開釋裁決是不可改變的。比如，加州地方法院陪審團在辛普森案中做出無罪裁決，即成為該案的終審裁決，控方不能上訴。以後即使發現了新的證據，地方法院和聯邦法院都無法立案重審辛普森。但是，控方可以在民事法庭以民事罪名重新起訴，要求經濟或傷害賠償。
那麼，為什麼老布希總統敢放出大話，聲稱聯邦政府將重新起訴已被加州地方法院陪審團無罪開釋的4位警察呢？原來，這里也有例外的情況。根據最高法院1922年對美國訴蘭扎案〔6〕（United States v. Lanza，1922）的裁決，在某些極特殊情況下，雙重懲罰並不違憲。例如，在20世紀60年代，由於南方喬治亞州由白人組成的陪審團出於種族偏見，使殺害黑人的白人三K黨徒在罪證確鑿的情況下，仍然被陪審團無罪開釋。在民權運動的壓力，聯邦政府終於忍無可忍，被迫強行介入，在聯邦法院以侵犯民權的特殊刑事罪名重審此案，終於使涉案的三K黨徒受到懲罰。這樣，盡管金案中的白人警察不是三K黨徒，他們涉嫌觸犯的刑律只是執法過當，但聯邦法院在種種壓力之下，仍然可以根據幾乎毫無相似之處的先例起訴4位警察。警察的薪水並不高，沒錢聘請著名憲法律師上訴喊冤。此外，洛杉磯市警察局和市政府都拒絕為涉案警察付律師費，一向熱衷於幫助弱者打官司，將侵犯公民憲法權利的案件上訴到最高法院的美國公眾自由聯盟，這回一聲不吱，假裝啥也沒看見，4位警察只能自認倒霉。
這樣，金被毆一案，實際上已淪為一個政治案。聯邦政府憂心忡忡，擔心再有一次無罪判決，將有可能激起全國規模的黑人暴亂。依照美國司法制度常例，涉及重要案件的陪審團的挑選程序極為嚴格，候選人會收到厚達數十頁的問卷，其中包括一百多條不容躲避的問題，涉及家庭成員職業以及對警察、嫌犯和少數族裔的看法等敏感問題，藉以判定陪審員是否持有公正和中立的立場。可是，在重審案中，聯邦地區法院的主審法官一反常規，禁止被告律師向候選人提出諸如你是否有勇氣堅持與絕大多數人意見相左的立場之類的問題，令被告律師大驚失色。可以說，聯邦地區法院從一開始就定下了死活也要把民憤極大的白人警察定罪的基調。
經過長達一年時間的審理，1993年4月，聯邦地區法院小陪審團做出裁決，4名警察中的鮑威爾警官和孔恩警長被裁定有罪，另外兩名警察則被無罪開釋。判決之後，全國各地風平浪靜，聯邦政府總算如釋重負。根據聯邦法規和慣例，觸犯聯邦民權法的刑事罪犯，至少應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可是，聯邦地區法院法官在依法量刑時，卻動了一點兒惻隱之心，只給兩位警官判了兩年半有期徒刑。全美各地民權團體聞訊大怒，堅決要求聯邦司法部向分管加州地區的聯邦第9巡迴上訴法院上訴。
1994年4月，金在州法院的民事賠償案（Rodney King v. City of Los Angeles）中勝訴，獲得了總額高達380萬美元的傷害賠償，搖身一變成為百萬富翁。1995年1月，聯邦第9上訴法院在壓力下做出判決，判定聯邦地區法院對有罪警察量刑過輕，下令重新量刑，加重刑罰。重刑威脅之下，因律師費已負債累累的孔恩和鮑威爾警官痛下決心，寧可砸鍋賣鐵，傾家盪產，也一定要聘請大牌律師，向聯邦最高法院喊怨叫屈，請求大法官主持公道。1996年6月，聯邦最高法院以9比0對孔恩訴美國案〔7〕（Koon v. United States, 1996）做出裁決，以警察違法打人與金拒捕有關系為理由，推翻了聯邦上訴法院關於對警察加重刑罰的裁定。轟動一時的羅德尼．金案終於降下了帷幕。
坦率地說，羅德尼．金被毆案觸發洛杉磯大暴亂的緣由極為復雜：美國經濟全球化導致大都市地區黑人勞工階層大量下崗失業，失去了基本生活保障；里根執政時期大幅度消減福利計劃，致使貧富懸殊惡性發展；黑人貧困社區長期遭受忽視，犯罪率居高不下；司法制度弊端叢生，警察執法犯法、濫用權力現象極為普遍。然而，一個不容忽視的重要原因是，新聞媒體呼風喚雨，大造聲勢，用刪剪過的錄像和偏離事實真相的司法新聞誤導民眾，在某種意義上一手導演了這場前所未有的都市大暴亂。而金本人又集前科罪犯、拒捕嫌犯和暴力受害者於一身，充份反映出美國社會中種族矛盾和民主制度的復雜性和多面性。
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布萊克（Hugo L. Black，1937─1971任職）有句名言：言論自由與公正審判是我們文明中兩種最為珍貴的東西，實在難以在二者之間取捨。〔8〕羅德尼．金被毆案反映出的諸多問題，正是這種兩難困境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