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端倪

㈠ 儒家思想對漢代司法的影響有哪些

淺談漢代法律儒家化及其影響與意義
一法律儒家化的起源
1） 漢代是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法律儒家化一說從陳寅恪開始，見與《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但真正指出法律儒家化的起源於漢代的是瞿同祖，但他認為漢代已有端倪。美國學者布迪與莫里斯在其合著的《中華帝國的法律》一書中也附和法律儒家化的觀點，他們指出，雖然法家思想中可能有一些內容為中國法律所保留，但在整個帝國時代，真正體現法律特點的是法律的儒家化。關於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瞿同祖認為，在秦漢時代，中國法律是法家化的。在漢朝，法律本身是法家化的，因為法律不能被隨意變化，從而採用了以經義決獄的方法。梁治平卻認為，董仲舒的引經斷獄往往不是因為當時缺少可資援用的法律規范，而是另有緣故。這緣故或者是法律秩序道德的不利，或者是人們在適用法律過程中未能把握儒家的純正精神，卻很難歸結為當時的法律是非儒學的乃至反儒學的。董仲舒援引經義都只是辨明事實，而不曾以經義否定成法。另外，漢代的大儒都寫法律章句。儒家一直是法律的反對者，他們為什麼對寫法律章句感興趣呢？究其因，這是他們以此對法律的適用施加影響，用儒家的思想觀點左右法律的實施的積極方式。梁治平等學者認為，古代的律學，不論採取何種形式，其要旨在於發掘律文的道德意蘊，其結果，一方面是保證且深化了法律的道德化，另一方面是強化了古代法律的反系統傾向，通過儒法合流形成了一個法制多元主義架構。
2）封建法制史中的儒家思想的起源。
儒家思想產生於先秦的春秋戰國之際，其締造者是歷朝歷代中國文人膜拜的孔子，當時社會處於從奴隸制走向封建制的劇烈動盪時期。在思想領域，西周以來的天賦神權觀念已經動搖，反映並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周「禮」也已崩潰。孔子對這些變化嗤之以鼻，希望恢復周代以禮為准則而構築起來的社會制度，及其於這種制度而產生的社會秩序。為了這一目的，孔孟推出了「仁義禮智信」，「五常」之一儒家思想核心，其中「仁」指的是仁愛之心，施於政治便成為仁政，「義」指的是公直、正義；「禮」則指的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和家庭理規范，「智」則指的是智慧及其運用，而「信」則指信用、信譽。該五常及孟子加之以「勇」被後世儒家弟子奉為常理，常理——即不可違反的真理，時時刻刻都要遵循的定理。而在後世從政的儒家學者更是將這種信條施之以政，如「仁政」、「德王天下」更出現了後面的「引禮入法」。但以「禮」做為社會行為規范在那個思想動盪，戰亂紛爭的時代顯然是不實際也不可能的。於是經過戰亂過後，秦因其商秧變法而產生的強大國力統一中國脫穎而出，秦統治者所器重的法家思想給其帶來了迅速的崛起，但也因其統治的殘酷而迅速瓦解，因其統治者傾向於法家思想也同時給儒家思想以——「焚書坑儒」這一重創，到了漢代，經大儒董仲儒，才又將儒家思想重新振作，並成統治者和社會的主流思想，即以儒家思想做為思想統治之工具。
二淺談漢代法律的儒家化
法律的儒家化始於漢武帝期，這是中國歷史上儒家思想成為主流思想的開端，也正是因此，儒家思想在中國歷史上影響范圍之大，歷史之久以至其他思想都無可比擬。從法律到社會思潮，從人們的社會行為規范到家庭倫理甚至個人行為無處不及，也由此，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一直影響著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思想和行為。
1）漢代法律儒家化開端與背景
儒家思想成為中國的統治思想是從漢代大儒董仲舒提出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並為漢武帝採納，進而董仲舒更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又為漢武帝採納開始的。
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的原因在於經歷了秦朝的苛政和楚漢之爭的多年戰亂後，漢初統治者著重於重建社會生產力，實行以修養生息為主的「無為而治」的黃老思想作為統治。經過七十年的恢復發展，生產力和社會財富世大的發展和積攢，達到了「文景之治」的效果。而漢初分封的諸侯王也因此而勢力強大起來，構成對中央集權的威脅，至此漢初「無為而治」的思想對這種威脅已沒有較強的約束力，而單純依靠法家思想的統治又會引至秦朝滅亡悲劇的重演。因此，統治者急需一種比黃老思想更有力，比法家思想更溫柔的手段來施行統治。這就孕育出順應當時時代潮流的中庸化的思想，儒家思想。漢武帝提出「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的詔書，而董仲舒對以《春秋》大一統之思想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大德施教化，輔之以刑罰，即德主刑輔，為武帝採納，至此儒家思想重登中國政治歷史舞台。
董仲舒將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和法家的「三綱」結合，更系統地將「三綱」論述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等思想賦之以陰陽家神秘化的表述結合起來滿足統治的需要。也就是說董仲舒以儒家經典思想為基礎，結合了法家、陰陽家和道家順應天意、道法自然的思想並將儒家的家庭倫理、理想社會形態納入了統治思想的范疇，進而在法律上影響了漢律以至歷朝歷代的立法和人文思想、生活習慣、道德規范，進而更使儒家思想法律化、制度化。
2）漢代法律儒家化的具體表現
1、在立法指導思想方面
首先，董仲舒提出了君權神授思想，將皇權神化。認為「天子受命於天，天下受命於天子」皇帝是百姓與上蒼的中介，可以代天行賞或行罰。皇帝的至尊權威不受任何侵犯，並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最嚴厲的刑罰。凡是侵害皇帝個人和皇權統治的行為均視為最嚴重的犯罪，均構成「死罪」。如「欺漫」、「詆欺」、「誣」、「誹謗」甚至「腹誹」和「阿黨」，等罪名。即皇帝個人代表了國家意志。這與以後儒家強調皇帝的權威是分不開的，而董仲舒則利用神化將其合法化。 本來法律是用以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而儒家化的漢律則首先賦予皇帝特殊的人格，不受任何限制。其至尊地位，在法律上規定任何侵犯皇帝言行的行為都是大逆不道的罪以行，甚至心理活動都不可以，如「腹誹」罪即在心裡誹謗朝政。這正是儒家重視內在修養這一特點在立法上的表現，而儒家化後的漢律也將心理因素做為犯罪與否和犯的是什麼罪的依據。
其次，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輔」的思想。他主張以教育和法律的手段相互補充，減少肉刑，給犯罪者以改過機會，而非將其處死做為處罰目的。以德教為主，興辦學校，提倡儒家教育，把犯罪苗頭從心理上消滅掉。而刑罰只是輔助之作用，而不象秦朝統治以刑罰多、刑罰重，一味強調「刑以殺為威」，並且以刑罰做為目的而忽視教育的作用。這在立法指導思想上吸取了秦朝殘酷統治的歷史教訓，結合西漢初年統治階層無為而治的統治思想，取其中間位置的德主而刑輔，即不單純採取法家單純的苛刑重典不近人情的懲罰目的學說，又不單純的以教育為唯一方式，而是採取了儒家所謂中庸之說有主有輔。孔子的刑罰教育目的學說在這里發揮了極大作用。孔子的認為教育以德禮教化百姓，便可達到「禮儀之邦」無為而治的目的。因此以德禮教育為主，刑罰為輔即可將統治推向仁政。所以在漢朝的立法上比秦朝更傾向於統治階級利益的維護和家庭倫理觀念的約束。其思想實質便是儒家的「三綱、五常」思想，這便引出了——禮律融合，三綱五常的尊卑思想指導立法或者說是指導了法律的價值取向。
第三，「三綱五常」思想的形成。三綱二字最早見於《韓非子》這一法家著作，而「三綱五常」連用則是在董仲舒之後的《白虎通義》中。不過對「三綱五常」作全面、系統論述的還是董仲舒，可以看得出董仲舒是以儒家經典為基礎，結合了法家、陰陽家及道家之說，並為之所用，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順命》中說「天子受命於天，諸侯受於天子，子受命於父，君妾受命於君，妻受命於夫」，這種思想指導在很多漢律的條文都體現了這一思想根源，也使「三綱」除了做為一種道德規范外，更成為一種強制性的社會行為規范。 「五常」之道是董仲舒在漢武帝一次策問中提出，其服務對象主要是維護大一統政治局面，他說：「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當修飾也。王者修飾，故受天之佑，而享鬼神之靈，德施於外，延及群生也」（《漢書·董仲舒傳》）。可見「三綱」是用以約束臣民，而「五常」則延及范圍包括君主，以禮區分社會等級的尊卑制度和行為標准，而「仁、義、禮、智、信」則是整個社會的倫理本位和道德價值標准，其中君主的表率作用亦不乏其中。
董仲舒是以重道義，輕功利的思想來影響整個社會的價值觀，統治者講求仁政，而對百姓施以德教、禮教，淡化功利之心。至此，由董仲舒根據儒家思想構建的整個社會的行為規范和價值雛形取向便初步顯現。
2、在律法方面的表現第一,刑事立法方面。在刑事立法的原則上，與現代不同，漢朝的刑事責任年齡規定的年齡與現代大有區別，它將年齡劃分為三段，即幼年、成年、老年，只有成年而未步入老年的人才負有刑事責任能力，而根據《漢書、刑法志》記載，「耆老之人，發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而七、八歲或以下的孩童又稚氣未脫不明世事，皆無刑事責任能力。 「親親得相首匿」原則，規定了卑幼匿尊長不負刑事責任。尊長匿卑幼除死罪上請減免外，不負刑事責任。儒家的家庭、宗族倫理觀念在這里以法律原則的形式得以明確表達。該原則拋棄了法家「一斷於法」的觀點。而是從個人與家庭的倫理綱常關系直接演變成了國家社會管理職能的法律手段。 「先告自除其罪」原則，這象現代法律中的自首情節，但不盡同，現代自首情節只做為一個可減免的酌定情節，不至於因自首而免除刑罰，但在漢律中先告自免其罪原則就帶有儒家注重內省內修的成份。對於一個犯了罪的人，儒家認為這是內修出了問題，只要能夠「先告」則已經從根本上解決了問題，因此也就可以免除對其的刑罰。也就使之近乎法定情節。
「先請制度」原則，兩漢時期公侯其子嗣和官史俸祿在三百石以上的在法律上都享受有罪「先請」的特權，凡經上請，一般都可以減刑或免刑。
「造意」與「非造意」的原則。在漢律立法中開始在「故意情節」中區分出「造意」與「非造意」，而究其思想根源，仍直指儒家的注重的心性之區分，「造意」即指犯罪前即有謀化、策動如何實施犯罪行為，即蓄謀；而「非造意」則指事先無計劃預謀的故意犯罪行為，從而可以看得出，而區分的目的直指主觀惡意的程度，而主觀惡意則直接表現了其心性的「惡」與「善」的區分。第二,刑罰方面，漢朝多次減輕刑罰，與秦朝廣泛使用死刑連以肉刑為主的刑罰制度形成了鮮明對比，並且為封建法制形成「笞、杖、徒、流、死」五刑制度奠定了基礎。在刑罰上，漢代不依靠司法程序，而在儒家「三綱」「五常」的思想指導下，禮法合並，崇尚忠孝，對君要忠，對尊長則以孝為先，即百善孝為先。以禮治代替法治的儒家思想在法律「引禮入律」後的結果。其直接後果是將法律的行為與後果對等這一法律內在價值破壞無遺。
，董仲舒由「五常」之道所倡導的重道義輕功利思想，直接影響了漢代統治者重農輕商，形成了仕、學、農、工、商的階級秩序，進而在民商立法上產生了很大的導向作用。如漢代在財產法律制度的立法方面其取向並不重視規范市場秩序而是在交易合同方面依慣例或民間習慣，因此商人的社會地位極低（連馬車都不可以用）。漢代身份法律制度方面也多是將儒家的倫理綱常觀點制度化，道德法律化的表現。漢律劃分了社會等級制度，最上層是特權階層，即皇室親屬均封為貴族，還有軍功爵位制，官吏等級制，按照軍功大小不同可分為二十等爵位，爵位也可以錢糧換取；官吏按職位高低賦以不等的俸祿，平民可以通過學習或辟舉的途徑成為官吏；而犯罪也會使爵位、官職受到削減。家庭制度上 「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封建家長制在漢代家庭法中表現的淋漓盡致，在漢律中對家長不孝或觸犯父權者，要處以極刑，而家長毆打晚輩則一般不受法律管轄。在婚姻立法方面漢律規定了「一夫一妻多妾制」，男女之間在婚姻家庭權利上得不到真正的平等，婦女只能「在家從父，出嫁從夫、老來從子」。在繼承方面，財產的繼承與現代區別不大。
可見，漢律在民商法律中傾向於宗法家庭立法，重視倫理綱常的制度化家庭化，道德法律化，而輕視了商業秩序的制度化、規范化，這與儒家重義而輕利的思想是分不開的。
3在司法制度方面
漢代司法制度已擁有較完備的司法機構和訴訟程序，但在訴訟方面有幾點較明顯的封建禮教色彩。重大疑難宗件的最後裁決權，由皇帝獨攬，特別是涉及「先請」宗件則一律奏請皇帝，君權神授，君為臣綱的董氏儒家思想又次體現出來。
親親得相首匿原則規定卑幼不可告發尊長，否則以不孝論處，則體現了父為子綱的倫理觀，在這里，倫理綱常、禮制大於法律。 「春秋決獄」它是指在審判案件時，如無法律明文規定，則以儒家經義作為定罪量刑的依據。，如董仲舒的《春秋決事比》，「比」是漢代的一種法律形式，類似判例法，以及《春秋決獄》232事等等，都可以看得出漢代在司法斷案在無律可引時便完全以儒家思想定奪。 三漢代法律儒家化的影響與意義 1） 法的失敗與儒的勝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第一，法的勝利。從儒家學說與法家學說的內容本身，我們就能看到這兩個派別後來的遭遇。秦國採納了法家所提倡的那種充滿活力，並具有殘酷性的理論，從而在與諸侯國的競爭中，取得勝利，並於公元前221年，建立了第一個統一的封建集權制國家。法家所倡導的法變成帝國全境通用的法律。公元前213年，強制推行「焚書坑儒」政策，凡不屬於法家的著作以及秦國歷史以外的所有歷史書籍，一概焚毀。焚書坑儒標志著法家學說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第二，法的失敗與儒的勝利。令人驚訝的是，法家的勝利頗為短命。公元前210年，秦朝覆滅後，漢朝國對於秦朝所保留下來的官僚政府體制進行了改造和重建。與此同時，另一件令人驚訝的事是：歷史出現翻轉，儒家學說取代法家學說，而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到公元前100年，儒家學說已開始獲得作為正統官學的承認。從此以後，法家作為一個獨立的學術派別，在中國社會消失了。法家與儒家在秦朝與漢朝短短幾年中出現翻盤這實在讓人回味，還是讓我們先看看什麼是法的本質思想。第三，法的本質思想。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戰國時期的「新學」。所謂「新學」是相對以儒家為代表的「禮治」主義的「舊學」而言的。「新學」與「舊學」的分歧歸結為「法治」主義與「禮治」主義、「德治」主義、「人治」主義的分歧。法家的「法治」主義有其特徵：主張干涉而反對放任；排斥「人治」主義而獨任「法治」主義；排斥「禮治」，不承認自然法的存在；主張國家至上，社會團體甚至血緣親屬團體的利益都得服從君主的國家利益；反對徒任「勢治」。法家的思想以「唯物論」為出發點，常常注意此時此地的環境，又深信政府萬能，而不承認人類個性的神聖。它的政治主張嚴格的干涉，但干涉須以客觀的「物准」為工具。這一「物准」就是被視為「規矩、權衡」的法律，不容許統治者任意的論心定罪。人們只有在法律容許的范圍內，才能得到自由和平等。「法治」主義的精神實質就是「物治」，所以又稱「法治」主義為「物治主義」。一方面，是用客觀的標准如規矩、權衡、斗量、尺寸等物一樣的客觀的、人設的、固定不變的法來衡量所有的人；另一方面，是把人當物來治理。也就是把人當成可以用固定的、客觀的規矩、尺寸等「物准」去准確無礙地衡量的東西，而不考慮人的特殊能動性。同儒家的「禮治」相比，法家的「法治」反對宗法等級制和世襲制，要求平等守法，並且主張制訂和公布成文法，凡是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第四，儒的勝利，法律儒家化的原因。儒法的本質不同在於所以說「禮治」和「法治」，其主要分歧不在於制裁手段，而在於行為規范的內容本身。也就是講貴賤、尊卑、長幼、親疏之「異」的差異行為規范與一斷於法的統一行為規范之間的分歧。同「德治」相比，「法治」主義輕視或完全否認道德教化的作用，這和儒家多數主張人性善而法家主張人性惡有關。法家的「法治」主義，首先值得稱道的即是它把握住了歷史進化的法則，並且順應歷史進化的法則來創造，反對保守和空想。它的「實踐精神」和「功用主義」都由此而產生。但其缺陷也即其失敗的原因除了本文第一部分第2節的社會原因以外，其內在原因還在於過分忽略了「禮」、「德」、「人」和「法」在政治上互相依輔的作用。「法治」主義曇花一現，原因有二：一是由於禮治主義、人治主義久已深入人心，而共同和「法治」主義為敵。「法治」主義雖一時占上風，但最終被「禮治」主義學說所征服。二是法家極端強調國家利益，而輕視個人利益，雖能救一時之弊，但不能確保社會的長治久安。這不僅是「法治」主義思想在漢以後不發達的原因，也是法律和法學不發達的原因所在。其實，無論是儒家強調的德治還是法家強調的法治，歷史上都是君主的工具，其重心不在於「德」或「法」，而在於「治」。德、法其實都是「術」，「治」才是目的。而傳統中國的「治」是君主的治，是治民的「治」。民主即是民治，而不是治民。因此，民主時代必須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德治、法治。要實現從治民到民治，也許我們非得在儒法兩家之外另闢蹊徑，在傳統意義上的德治、法治之外謀求另類思維。
2）漢代法律儒家化的影響與意義
1、漢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構成了中國封建統治思想的基礎。漢律儒家化是中國封建社會法律儒家化的開端，歷朝歷代統治者無不禮法並用，只是禮法何重何輕根據各歷史時期的社會情況有所不同，可「三綱五常之道」成為行為規范的核心這一點照搬不誤，引禮入律直至清律都未有改變，如「親親得相首匿」等。儒家思想不僅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主流思想，更直接將其經典條文化，法律化，「三綱五常、綱常倫理」近乎成為指導中國封建社會人們行為規范的習慣法，君權、父權、夫權、成為封建社會的權力核心，而法律對其維護倍至，「仁、義、禮、智、信」則成為人們的行為准則，這與封建制社會的經濟基礎基本適應。但到封建制後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有些內容已不盡適應社會生產力發展時有少部份改動，但其思想核心部份即「三綱五常」之道，「綱常倫理」之說和「陰陽天人」之論均未受到動搖，如清律中的「秋審」和家庭制度等。 2、漢代法律儒家化的思想導致了法家作為獨立思想而消失，成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漢代法律儒家化後，法家思想作為獨立的思想逐漸消失，但其並沒有被消滅，而是深入了儒家思想的精髓，逐漸成為儒家思想的一部分。在漢代以後各個時代的代表人物及其後世傳人也要受此大環境的影響，在其思想深處某一派學說佔主導地位，但並不影響其他學說在其思想中的存在。宋代大儒朱熹是個重刑主義者，他在湖南任上親自上陣捉獲數千農民打入牢房。而且扣押了寧宗即位頒發的大赦令，直到殺死十幾名起義農民領袖後，才予以公布。儒法兩家思想已經溶入他的血液里，只不過時代需要他以儒者的面目出現在歷史舞台上。
瞿同祖認為「秦漢之法律為法家所擬定，純本於法家精神。」以其源自是李悝、商君、李斯之法。自漢代開始的法律儒家化，制律者多為「儒家」，如賈誼、陳寵、公孫宏、鄭沖、崔浩等等，陳寅恪也說：「司馬氏以東漢末年之儒學大族創造晉室，統制中國，其所制定之刑律尤為儒家化」。以立法參與者的出身來論法律的性質是不可靠的，商鞅、李斯的法律未必「純本」於法家，賈誼等的法律也未必就反映了「儒家」精神。特別如後世的朱元璋、洪秀全所立之法並不必然代表他所出身的階級一樣。況且，上述諸儒生，本身也多有法家背景，王充即指出「法律之家亦為儒生。」 許多方面儒法是相通的，只是其主張作為治國手段時的次序不同。法家主張法高於道德教化，因為他們不相信道德教化能「禁暴止亂」；而儒家主張在於禮教優先於法或刑，「出禮則入刑」，刑是實現禮義教化的保障。並不能說儒家反對法律手段，或法家反對道德教化手段。這只是一個優先選擇的問題。可以看得出，漢代法律儒家化後，法家思想已經深入儒家思想的精髓，並成為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3、漢代法律儒家化的法律思想構成了中華法系的基礎。中華法系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其他四個分別是：大陸法系、英美法系、伊斯蘭法系和印度法系，其中印度法系和中華法系都已經解體，現存的共三大法系。中華法系在歷史上不但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而且對古代日本、朝鮮和越南的法制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中華法系開始形成於秦朝及漢代初期，其明顯的標志就是漢代初期的法律儒家化，直到到隋唐時期才真正成熟。最初的國家與法產生於夏朝，以後經商朝到西周時期逐漸完備。經過春秋戰國時期法律制度的大變革，成文法在各國頒布，到秦朝時中華法系有了雛形。在漢代初期法律儒家化後的思想逐漸成為了封建統治主流思想。此後，經過東漢，以及三國兩晉南北朝長達八百多年的發展，到隋唐時，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都很成熟，自成體系了。代表性的法典就是保存至今的《唐律疏議》，這是中華法系完備的標志。唐朝以後，宋元明清各朝都以此為藍本創制自己朝代的法律制度。日本所學的正是隋唐的法制，至今日本還用的省（相當於中國的部）、地方的縣（相當於中國的省）、府、道都是學習隋唐法制的結果。到清朝末年，在修律的過程中中華法系宣告解體，同時建立了中國近代法制的雛形。中華法系的特點有：第一，法律以君主意志為主。第二，禮教是法律的最高原則。第三，刑法發達，民法薄弱。第四，行政司法合一。從這四個特點中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到法律儒家化的影子。

㈡ 西方語境下的治理理論是什麼

西方影響的這個什麼東西啊，這個應該是比較一個零食，或者是一個當地人研究出來的東西。

㈢ 古代是怎麼懲治貪官的

夏商周

對貪污罪的規定自國家伊始就有，中國古代國家的歷史可以追溯到距今4000多年的夏王朝，從古人留下的史料中能尋覓到夏朝法律的蹤跡，令人贊嘆的是當時已經有了懲治貪污賄賂的規定。夏朝對犯「昏」、「賊」、「墨」三罪的都要處以死刑。
其中「昏」指自己做了壞事而竊取他人的美名，「賊」指肆無忌憚地殺人，而「墨」指的就是官員違法亂紀。夏朝這一對官員違法亂紀的處罰規定可以說是中國古代刑事法律中對貪污犯罪的最早規定。
夏以後是商，商朝制定了官刑，其中把對官吏貪贓枉法的懲罰作為主要內容之一，要求官員不得貪求財物美色。
商之後的西周制定了一部重要的法典《呂刑》，規定了司法官員的5種職務犯罪——「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中的「惟貨」和「惟來」分別指敲詐勒索，行賄受賄和接受請托，貪贓枉法。

漢朝
官吏若貪贓枉法，禁子孫做官。
漢朝官吏的貪污受賄犯罪活動種類愈加繁多，大致有受財枉法（即收受他人的財物而歪曲法律）、監守自盜（即利用職權竊取自己執掌、管理的國家財物的行為）、挪用公款公物、賣官鬻爵等。
法律對貪污受賄的官吏往往處以重刑，包括免官、禁錮、徒刑直至棄市。禁錮指子孫禁止做官，這種禁止往往能沿襲三代。而棄市指判處死刑。

唐朝
收受賄賂一尺絹 得挨杖責一百下
《唐律疏議》首先以國家大法的形式把有關懲治貪贓犯罪的規定作為法律固定了下來。首先在總則性質的《名例律》中規定了「六贓」，即6種非法攫取公私財物的行為，然後又將其中牽涉官吏的犯罪專門規定於《職制律》中。主要包括：
受財枉法，即官吏收受當事人的賄賂而枉法裁判的，收受賄賂一尺（唐代計算贓物時先把它折算成絹數）杖責100下，一匹杖責加倍，15匹可判處死刑。
受財不枉法，即官吏雖收受當事人賄賂但並沒有枉法裁判，此種情況下，一尺杖責90下，兩匹加倍，30匹要被遣送到指定的邊遠地區並強制服勞役3年，即「流」刑。
收所監臨，指主管官員收受其管轄范圍內的錢財貨物的行為，收受一尺受荊條鞭打40下，一匹加倍；8匹要剝奪人身自由一年並強制勞動，16匹加倍，50匹流放2000里。
坐贓，即官吏利用不正當手段獲取本不該屬於自己的利益，獲利一尺受荊條鞭打20下，一匹加倍；10匹的判處徒刑一年，20匹加倍，最高判處徒刑3年。

宋朝
貪贓官吏連坐制，累及上司和子孫。
宋朝對貪污犯罪沿用了唐朝的大部分規定，同時在有些方面加重了量刑。並且對犯罪官吏實行連坐制，即一個官員犯貪污罪，其上司和曾舉薦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有時甚至要影響子孫的仕途。

元朝
貪銀不足半兩的按法律免去官職
元代對貪污行為的法律規定較為全面，但與前代相比，在量刑上要寬大得多。
貪贓枉法的，貪銀不足半兩的，按照法律免去官職；半兩至5兩的，受荊條鞭打47下；5兩至10兩的，受荊條鞭打57下；10兩到25兩的，杖責77下；50兩以上的，杖責107下。貪贓不枉法的處罰則更為寬大，貪銀150兩才杖責107下並免去官職，不再聘任。

明朝
嚴刑峻法治污吏，情節嚴重者處死。
明太祖朱元璋執政後對貪官污吏的懲治較唐宋更嚴、更徹底，制定了一系列嚴刑峻法，重典治吏，嚴懲污吏。處罰原則主要有：對情節嚴重的處以斬刑、絞刑；實行嚴厲的經濟制裁；罷免官職，永不聘用。
這些規定主要集中在《大明律》中：監守自盜，滿40貫即處絞刑；貪贓枉法（收受賄賂從而歪曲法律），滿80貫處絞刑；貪贓不枉法（雖受賄但並未歪曲法律），滿120貫杖責100下，流放3000里。

清朝
貪官一旦被舉報，革職抄家再處罰。
清代的基本法律《大清律例》以明代的《大明律》為藍本， 也規定了官吏監守自盜（今天意義上的貪污）和受贓（受賄）等罪。清朝官員貪污，只要被參奏，首先就是被革職，查出端倪之後就被抄家即沒收所有家產，然後再根據查實的犯罪情節分別給予不同程度的刑事處罰。
除了刑事處罰之外，對於貪污但涉案不深的官吏則可採取行政處罰，包括革職、停止提升、經濟賠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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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國悠久的歷史上，雖然各朝代都有倡廉與懲腐的法律與舉措，而且有的懲腐的法律相當詳備而酷烈，但是並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封建專制下的腐敗問題。這主要是因為：第一，封建社會君主的權力至高無上，君主凌駕於法律之上，有權立法，也可以隨時破壞法制，帝王對官員首先要求是「忠」，其次才是「廉」。第二，古代懲貪律令也有特權法色彩，往往是「嚴下吏之貪，而不問上官」。有時法律明確規定達官顯貴犯罪享有「先請」、「八議」等，有「刑不上大夫」的特權，缺乏公平、公正，其效力自然要大打折扣。第三，立法嚴而執法寬。越到各王朝的後期越是如此，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致使法律變成一紙空文，貪官橫行，腐敗蔓延，成為導致政權覆滅的主要因素。現將刊載於甘肅省紀委《黨風通訊》中的這篇文章(題目及文中內容有改動)推薦給大家，以期古為今鑒，對我們今天的反腐倡廉工作有所裨益。

一、「三風十愆」罪。

這是商初的官刑。官刑是針對官吏專門制定的刑罰，以警戒公卿百官。此系商朝總結夏朝滅亡的教訓而制定的法律。「三風」即巫風、淫風、亂風，是存在於官僚階層的三種不良風氣。「十愆」(愆〔qiān〕的意思是過失)是三風的具體表現，包括恆舞於宮，酣歌於室，殉於貨、色，恆於游、畋(畋〔tián〕的意思是耕種或狩獵)，侮聖言，逆忠直，遠耆(耆〔qí〕的意思也指老)德，比頑童等，即：經常在宮中舞蹈；隨便在官府等處狂歌；貪得財富、美色；迷戀游樂、狩獵；蔑視聖人教導；拒絕忠直之言；疏遠德高望重的長者；親近奸nìnɡ〕的意思是用花言巧語諂媚人)小人；等等。這些不良風氣，「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所以，對此處罰很重，「臣下不匡，其刑墨」，就是說官員若不匡正國君，就要在臉上刺刻印記並塗墨。以後，「三風十愆」罪以各種刑名散見於各代法律，如各朝代選官吏時往往要考察被選拔者是否有戀財、好色、嗜賭、貪杯、玩物喪志等不良嗜好，有不良嗜好者不能入仕。李悝的《法經》規定，太子賭博經兩次笞勸無效則更立(改立他人)。對太子尚且如此嚴厲，對一般官吏自然不會寬松，那些慣於遊山玩水、精於吃喝樂舞、沉溺於酒綠燈紅的官吏，勢必難以像如今某些官員那樣瀟灑自在。

二、職務連坐。為商鞅變法時首先實行，漢武帝時歸入特製的「見知故縱之法」。此法是對國家官吏實行連坐，上對下、下對上均承擔連坐責任，實行責任追究。如果對自己的上級或下級官吏的違法亂政行為知而不舉則坐以同罪。東漢沿襲西漢法律，如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下詔：「長吏贓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為罪。」是說對贓官之貪行，刺史、郡守都負有糾舉之責，如果失職，也要受到懲處。明朝規定，屬員貪贓，主管連坐。清朝貪官受懲，連坐屬員。這一法律對防止官吏互相袒護、互相包庇而亂政害政起了很大作用。有此法，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老好人主義」就行不通。

三、保任連坐。即被推薦和任命的官吏犯罪，推薦和任命者須連坐。此法在秦、唐、宋等朝代均實行。《史記·范睢列傳》載：「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宋史·刑法志》記載，宋朝防止官員貪贓枉法有兩種辦法：一是官員有試用期。試用官員轉正要有若干名正式官員作保。按規定，官員不得保舉有貪贓行為的官員轉正。宋朝還有試用官員犯罪兩次就除名的規定。二是某官員犯貪贓罪，其上司、曾薦舉過他的官員都要受到處罰。此類法律給用人失察者亮起了「紅燈」，促使推薦和任命官吏者盡可能對被舉薦者的人品、才學、德行、能力進行全面的了解，有利於防止在任用官吏上的徇私舞弊行為，保證官吏的素質。

四、犯令、廢令罪。1975年出土的雲夢《秦簡·法律答問》里寫道：「令曰勿為而為之，是為『犯令』；令曰為之弗為，是為『廢令』也。」即法律要求做的不做或法律不允許做卻做了的，均屬違法犯罪行為，該受懲罰。此法《秦律》首先實行，以後唐、明等朝均設其罪。可見「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和令不行、禁不止，在中國古代是輕則丟官、重則掉腦袋的罪行。

五、謊報、虛報政績罪。自報、指使下屬或授意他人謊報、虛 報均屬此列。此罪《唐律》收入《詐偽》篇，《明律》歸入「奸黨罪」，清代則入《大清律》，虛報政績，「數字出官，官出數字」，是明令禁止的，觸犯者要受到嚴厲處罰。

六、禁錮。所謂禁錮，就是中國古代對犯罪官吏本人及其親友終身禁止做官的制度。禁錮屬於資格刑，它剝奪的是犯罪人的政治權利。早在《左傳》中就有禁錮的記載，從漢至隋，禁錮都作為贓罪的附加罪而存在。東漢本初元年(公元146年)下詔：「贓吏子孫，不得察舉。」即貪官子孫不得當官，可見貪官之貪行，要影響到子孫的前程。晉律中規定官吏貪污，罪不至死者，雖遇赦，仍禁錮終身，有時被禁錮的人，即使解除禁錮仍不能與平民享有同樣的權利。後世各朝改禁錮為「永不敘用」。

七、請托說情罪。《唐律·職制》「有所請求條」明確規定，沒有使用財物而僅靠人情向主管人員求辦某事，也要禁止。「監臨勢要」(非主管人員)替別人請托，只要開口，就要杖一百；如果枉法，和「監臨主司」(主管人員)同等處罰。《大清·律》對說情受錢者，則「計贓從重論」。這對拉關系、走後門、說情風均起到遏製作用。

八、奸黨罪。這個罪名為朱元璋首創，載於《大明律》。有人 說此罪名是「明祖猜忌臣下、無弊不防所定之律」，但從其包含的內容來看，對於整肅政風有積極的意義。如向皇上進讒言、借刀殺人、蒙蔽聖上、交結朋黨、拉幫結伙、破壞朝綱等均屬奸黨罪，犯此罪本人處斬，妻、子為奴，財產沒收。

九、重刑治腐。從量刑上看，對官吏犯罪的法律懲罰重於常人。貪贓受賄的刑事責任遠比盜竊為重。在《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中可看出，在秦朝，「通一錢者，黥為城旦」。即行賄受賄達到一個銅錢，就要受到臉上刺字並服苦役的刑罰。《魏書·張袞傳》里記載，北魏時，監臨官(主管和執行管員)「受羊一隻，酒一斛者，罪至大辟」，即死刑。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定律：「義贓(徇私賄賂)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 」唐律則規定，監臨主司(主管官員)受財枉法，受賄相當於一尺絹的，要判處杖刑一百，並 且一匹加一等，十五匹判處絞刑。而常人(普通百姓)盜竊，即使五十匹，只是流放服役而已。唐律還規定，官吏間接受財物也要處刑。如官員在其管轄范圍內收受百姓財物、牛羊瓜果等供饋，或向百姓借貸財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貪污罪論處，以防止官吏對下屬及百姓吃拿卡要、敲詐勒索。懲腐最嚴厲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大明律》對官吏貪污、受賄等罪所定的條目多而詳，而且往往要處以凌遲、挑筋、剝皮實草等酷刑。屬員貪贓，主官連坐；父祖貪贓，子孫連坐。清朝將懲貪治吏作為治理國家的「第一要務」，對貪官多「賜令自盡」，連坐屬員。有學者對唐宋明清四朝正七品官月俸數與當時的貪污受賄數額作過比較，結論是當時官吏貪污受賄相當於正七品官一個多月甚至低於一個月的俸祿，就要被絞殺。

十、不赦貪官。中國古代的法規主要有兩大類，一類是固定下來的法律條文；另一類是封建帝王頒發的詔、敕(敕〔chì〕的意思是告誡或自上命下之 詞)、誥、旨、上諭等，後者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封建帝王出於種種原因，常常大赦天下以示仁政，但歷覽古代大赦史，罕見赦及貪官污吏者。唐王朝是歷史上下詔大赦最頻繁的朝代之一，但都不赦贓官。唐太宗於貞觀四年頒布赦令，罪無輕重，包括死罪在內皆赦免，但赦令中特別申明：枉法受財之贓官不在赦列。「安史之亂」後唐由盛轉衰，唐肅宗以天下未定頒布赦令：天下囚徒，凡死罪者減為流放，流放罪以下一律赦免，但亦申明官吏貪贓枉法者不在赦免之列。爾後文宗、宣宗、懿宗、禧宗等皇帝的大赦令中，均特申官吏犯贓不予赦免。宋王朝亦確定官吏貪贓為不赦之罪，還將贓官定為與「十惡殺人者」同罪。金世宗完顏雍也明確規定：「吏犯贓罪，雖令赦不敘。」

古代一些統治者也重視人民群眾對官吏的監督。如明朝在動員社會力量治理官員方面很有特色，《明史·刑法志》記載，「揭諸司犯法者於申明亭以示戒」。設立「申明亭」，將犯輕罪官吏的犯罪事實公之於眾，以示懲戒。還允許民眾將害民惡吏「綁縛赴京治罪」，各級官府「敢有阻攔者，全家族誅」。這些做法對貪官污吏有一定的震懾作用。

㈣ 端倪維爾是傳銷嗎

傳銷是國家禁止的非法行為。是否屬於傳銷，需要司法機關予以認定，但你可以根據判斷的回標准進行答初步設別。標准供參考：

《禁止傳銷條例》第七條明確規定下列行為，屬於傳銷行為：

(一)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對發展的人員以其直接或者間接滾動發展的人員數量為依據計算和給付報酬(包括物質獎勵和其他經濟利益，下同)，牟取非法利益的；

(二)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交納費用或者以認購商品等方式變相交納費用，取得加入或者發展其他人員加入的資格，牟取非法利益的；

(三)組織者或者經營者通過發展人員，要求被發展人員發展其他人員加入，形成上下線關系，並以下線的銷售業績為依據計算和給付上線報酬，牟取非法利益的。

㈤ 什麼叫做異地審判是不是和受審人的籍貫相關

異地審判:權宜之計不能代替制度建設
2006年12月27日 08:12:49 來源：燕趙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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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官腐敗案件的審理效果而言，異地審判不失為排除地方干擾的一種有效司法制度安排。但是從長遠看，異地審判並非司法制度發展的最終方向，對抗不當干涉司法的關鍵並不在異地審判，而在於增強司法體制和司法機關的「抗干擾能力」

2006年底，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兩位副部級高官———河南省人大常委會原副主任王有傑、安徽省原省委副書記王昭耀，分別被最高人民法院指定在湖北荊州、山東濟南接受審判。據悉，兩案都是「一個審判模式」：先由中紀委查辦，然後交給最高檢，最高檢指定下面省級檢察院反貪局具體辦理，公訴人以省檢為主、市級檢察院配合，兩地的中院都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指定異地審判。(《民主與法制時報》12月25日)

近年來，異地審判成為高官腐敗案審判中的一個有趣現象，從馬向東、胡長清、王懷忠，到貴州省原省委書記劉方仁、湖北省原省長張國光、黑龍江省原政協主席韓桂芝，一批高官都是在異地審判的模式下被繩之以法的。據了解，從遼寧「慕馬案」開始，90%以上的高官腐敗案件開始實行異地審判。如今，最高法、最高檢已在實踐中形成了一套異地審判的司法模式，並大有進一步推廣和制度化的趨勢。

在當下中國，由於地方權力錯綜復雜，司法體制糾纏於各種干擾束縛之中而無法獨立，下級法院往往在審判中受制於地方黨、政和人大，難以形成足夠強大的司法權去抗衡，所以異地審判成為我們在現有體制內尋求到的最佳選擇。它通過法律上規定的「指定管轄」這種例外方式，以「避讓」的迂迴技巧有效減少了地方權力的干擾，排除了地緣人際關系網的束縛，從而降低了案件偵破和審理的難度，有助於司法審判的公正；不僅如此，異地審判還能促使辦案人員免受來自腐敗高官關系網的危險，有助於辦案人員的人身保護和執法保障。因此，就高官腐敗案件的審理效果而言，異地審判不失為排除地方干擾的一種有效司法制度安排。

但是，我們是否可以由此推理：只要審判受到阻力，案件就具備了某種異地審判的可能呢？對於受到干擾最多、司法地方保護主義盛行的「民告官」案件，是否更應該從整體上實行異地審判？而對於具有危險性的重大刑事案件，出於對司法系統和證人的保護，是否也應該實行異地審判？如果據此推而廣之，那麼法律之下的異地審判又何其之多！體制內的例外方式一旦成為我們如獲至寶的奉行法則，這對當初的制度設計者而言該是何等的反諷，對國家的司法制度和社會法治而言又是何等的悲哀。

筆者絲毫不否認異地審判在追求司法公正方面的巨大功效，但理性告訴我們：這並非解決問題的根本途徑。且不說因為缺乏相應的制度規范，對於哪些案件、哪種情況適合異地審判，對於異地審判中的檢、法兩家的配合與協調，對於異地偵查、異地起訴、異地羈押中可能出現的種種問題，任何環節的疏忽都可能影響這一制度功能的發揮；且不說異地審判消耗的經濟成本和司法成本之高，並面臨著司法效益的流失和訴訟效率的遞減；且不說官員異地辦差也可能遭受更大的阻力和威脅。排除這一切，筆者最擔心的反而是，普遍化的異地審判，極可能導致當地司法機關的職能萎縮和公信力下降，導致司法權在地方權力結構中的式微，並可能進一步弱化司法機關對地方權力的監督與制約，影響到整個國家司法系統的良性成長。

從長遠看，異地審判並非司法制度發展的最終方向，對抗不當干涉司法的關鍵並不在異地審判，而在於增強司法體制和司法機關的「抗干擾能力」。如何從實體制度上確保審判的獨立性，讓司法權的行使強大到足以抵制各種干擾，如何保障司法所賴以運轉的人、財、物等司法資源不為地方所制約，如何真正在現有的環境中尋求司法獨立的突破性進展，才是我們制度建設的本原目的。（傅達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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