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死者

1. 民法典新規即將實施，侄子侄女在什麼情況可繼承叔伯財產

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全面的民法典，它還制定了許多關於繼承的新規定，其中之一是將侄子和侄女以及外甥和外甥女列入繼承人類別，在某些條件下，他們可以繼承叔叔和伯伯的財產，實際上本質是繼承的最新規定，讓我們看一下民法典的具體法律規定，在死者之前死亡的兄弟姐妹應由死者兄弟姐妹的子女繼承。

在這種情況下，繼承人沒有其他繼承人可以支持，侄子和侄女也可以主動照顧叔叔，以繼承財產，當然從法律工作者的角度來看，我們還將假設一種情況，即侄子和侄女以非法方式為繼承創造條件，以便有機會繼承，綜合來說，也是有利有弊吧，不能夠太過於統一的說這個改革只有好的一面。

2. 求《死者不能成為民事主體》的摘要

關於死者是否具有民事主體地位或民事權利能力的問題，我國民法學界討論了十餘年，至今莫衷一是。縱觀有關此問題的諸多論著，可以發現民法學界傾向於死者不具有民事主體地位的觀點。但在司法部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審的兩種對法學教育有重要影響的民法學教材-彭萬林主編的《民法學》[1]和馬俊駒、余延滿著的《民法原論》[2]均認為死者具有一定的民事權利能力。即便是主張死者不具有民事主體地位的諸說，也持不同的理論依據。由此看來，仍有必要進一步探討這一問題。

一、 立法例及不同的觀點

（一）有關國家和地區的立法例

各國民法典關於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的立法例大致可分為兩類：

第一類，僅對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的開始時間作出規定，而不明確規定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的終止時間。如：

《德國民法典》第1條規定：「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的完成。」第1923條第2款規定：「在繼承開始時尚未生存、但已經孕育的人，視為在繼承開始前出生。」

《義大利民法典》第1條規定：「人的權利能力始於出生。」「法律承認的胎兒權利的取得，以出生為條件。」第784條規定：「同樣可以對已經受孕的或者某一生存的、確定之人的、即使在作出贈與之時尚未受孕的子女進行贈與。」

《日本民法典》第1條之三規定：「私權的享有，始於出生。」第886條規定：「（一）胎兒就繼承視為已出生。（二）前款規定，不適用於胎兒以死體出生情形。」

第二類，對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的開始和終止時間均作明確規定。如：

《俄羅斯聯邦民法典》第17條第2款規定：「公民的權利能力自其出生之時產生，因其死亡而終止。」

《瑞士民法典》第31條規定：「權利能力自出生開始，死亡終止。」

台灣民法典第6條規定：「人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第7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

我國《民法通則》第9條規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二）關於死者民事主體地位的不同觀點

可分為兩類不同的觀點。

第一類，認為死者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主體地位。如：

彭萬林的《民法學》認為：「自然人的權利能力終於死亡，也只是一般而言，對此存在例外。死者的名譽權仍受保護，意味著死者仍有名譽權方面的權利能力，對此，我國法院已經有判例（已故之荷花女名譽權被侵犯案以及已故之海燈法師名譽權被侵犯案）。此外，死者保有著作權方面的權利能力，對著作權中的精神權利，永久享有。對著作權中的經濟權利，可於死亡後享有50年，由其繼承人行使，這是我國著作權法的規定。」 [3]

馬俊駒、余延滿的《民法原論》認為「法律賦予死者一定的民事權利能力並不違反民法學原理。」「我國《民法通則》雖然規定公民的民事權利能力終於死亡，但法律的功能並不僅僅在一般性調整上，還具有特殊的保護功能，這就是法律的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結合。因此，我國《著作權法》第20條規定：『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的保護期不受限制。』《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0條又規定：『作者死亡後，其著作權中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由作者的繼承人或者受遺贈人保護。』即死者仍有著作人格權的權利能力。只是法律推定作者已授權其繼承人或受遺贈人行使而已。」[4]

此外，還有多篇論文主張死者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主體地位。[5]

第二類，認為死者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主體地位。如：

王利明、楊立新、姚輝編著的《人格權法》認為「主張死者仍有名譽權的名譽權說與民事主體制度的基本原則是相矛盾的。根據民事主體制度的規定，自然人的權利自出生時開始，至死亡時終止。自然人在死亡後，其民事權利即告終止，因此不可能再繼續享有民事權利。名譽權作為法律賦予公民的一種人身權利，當享有權利的主體即公民死亡之後，即因主體消滅而喪失。在法律上，不可能有無主體的權利，也不可能使死者成為主體，死者既然不是權利主體，也就不可能繼續享有名譽權。」[6]

楊立新等在《人身權的延伸法律保護》一文中否定「權利保護說」，認為「延伸保護的是否是權利，應依法律的規定。法律規定死者不具民事權利能力，當其死後自然就不再享有權利。因此，認為延伸保護的是死者人格權的主張，是不能成立的。」[7]

張新寶認為「死者不享有任何民事權利包括名譽權和隱私權」[8]，「對於死者而言，一方面他不再是權利主體當然不可能享有任何權利，所以對『死者名譽』的保護，絕對不是對死者民事權利（如名譽權）的保護。」[9]

當然，否定死者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主體地位，並不等於否定保護死者名譽等現象的重要性。實際上，持上述兩類不同觀點者在這一點上，往往是一致的，只是關於保護的依據和方式的主張不同。楊立新等人將主張保護死者名譽、肖像、姓名、隱私等現象諸說的理論依據概括為以下5種：

「權利保護說」。該說認為死者仍是人格權的主體，仍享有權利，因而延伸保護的仍是民事主體的人身權。

「近親屬利益保護說」。該說主張，人身權延伸保護的實質和作用，是保護死者近親屬的利益。也有學者認為對死者名譽的損害，實際上侵害的是其遺屬的名譽權。

「家庭利益保護說」。該說認為，死者的名譽遭到侵害時，其遺屬的名譽也往往會遭到侵害，這兩者之間的連結點就是家庭名譽。

「法益保護說」。該說認為，就我國現行法律規定而言，死者不能成為民事權利的主體，更不享有權利。對死者，法律所保護的是法益。

「延伸保護說」。該說認為，死者利益的保護實際上是對其生前享有權利的保護在其死亡後，再延續一段時間，轉由死亡公民的近親屬行使之。[10]

筆者認為死者不能成為民事主體，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同時也認為應當對死者的名譽等現象進行法律保護，但不能完全同意上述諸說。筆者認為死者是不存在的，但死者名譽等現象是客觀存在的生命痕跡，法律所要保護的就是自然人死後遺留的生命痕跡。因此筆者的觀點姑且稱之為「生命痕跡保護說」。

二、死者的生命痕跡及其法律保護

（一）死者的生命痕跡

首先我們應當明確，「死者」（或「死亡人」）是一個虛擬的概念。我們不能將人分為「活者」和「死者」兩類。因此，在法律上出現的人、自然人、公民等概念，均指具有生命的自然人。作為民事主體之一的自然人（人、公民）只能是有生命的自然人，而不能是曾經在歷史上存在過而現在根本不存在的「死者」。死者僅僅是自然人對曾經存在過的自然人的一種記憶。我們使用「死者」這一概念，是出於表述的方便。如「死者的生命痕跡」，准確地講，應當是「自然人在其死亡時遺留在世的生命痕跡」。

作為自然人，依法享有民事權利能力，是民事主體之一，可以享有各種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自然人是各種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關系的法律主體。自然人一旦死亡，上述法律關系均因死亡導致法律主體缺乏而消滅：

1.原以該自然人為主體的財產所有權法律關系不再存在，其財產權之客體轉化為遺產，其繼承人和受遺贈人成為新的財產所有權法律關系的主體；

2.原以該自然人為主體的債權法律關系不再存在，其財產權之客體亦轉化為遺產（除非法律規定不能成為遺產），其繼承人和受遺贈人成為新的債權法律關系的主體；

3.原以該自然人為主體的知識產權法律關系不再存在，其知識產權所包含的一定期限內的財產利益，轉化為遺產，由其繼承人和受遺贈人享有。原知識產權客體的真實狀態，由該自然人的近親屬或國家予以維護；

4.原依附於該自然人的人身權利（包括生命健康權、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隱私權等人格權和婚姻自主權、受撫養權、受扶養權、受贍養權等身份權）不再存在，不再延伸。

但是，「人過留名，雁過留聲」。自然人因死亡而喪失民事主體地位，並不意味者一個人在死亡之時起即不留任何痕跡。每一個自然人，雖然生命過程中的許多痕跡早已煙消雲散，但死亡後總會或多或少、或長或短留下一些痕跡，包括物質現象和精神現象，如：

1.遺體（包括身體器官）、骨灰和墓葬；

2.遺產；

3.遺囑、遺托、遺書、遺言；

4.已發表和未發表的作品及其他智力成果；

5.遺留的照片和錄像；

6.姓名、名譽、榮譽、隱私；

7.遺志、思想、言論、品德、功勛等。

當然並非每個人都會留下同樣內容的生命痕跡，人們的生命痕跡可能大相徑庭。

（二）侵害死者生命痕跡的行為

對死者生命痕跡需要保護的直接原因是現實社會存在各種侵害死者生命痕跡的行為。這些侵害行為包括：

1.對死者遺體、骨灰和墓葬的侵害。雖然死者不享有生命健康權，但社會成員仍應人道地對待死者的遺體及其骨灰和墓葬。在沒有死者遺言和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擅自移植死者器官，或盜竊、侮辱、破壞屍體[11]，破壞、丟失骨灰盒，破壞墓葬等行為，都是對死者生命痕跡的侵害；

2.對死者遺產的非法爭奪。死者的遺產屬於繼承人及其他法定的權利人所有，非法爭奪遺產是對繼承人及其他法定的權利人的民事權利的侵害，但同時也是違背死者生前遺願的行為。偽造、篡改或者銷毀遺囑則是直接侵害生命痕跡的行為；

3.對死者遺作和其他智力成果侵害。如剽竊死者遺作，擅自修改遺作等；

4.對死者遺像的侵害。如擅自將死者遺像用於營利目的或侮辱性使用死者遺像；

5.對死者姓名的侵害。如盜用、假冒死者姓名；

6.對死者名譽的侵害。自然人的名譽，是其品行、思想、道德、作風等方面的社會評價。自然人的名譽，本來就存在於他人的頭腦之中，自然人死後，這種評價並不會立刻消失。無論在生前還是在死後，有關名譽的信息的傳播將使他人的評價發生改變。因此在自然人死後，傳播與該自然人名譽有關的不真實信息，是對死者名譽的侵害；

7.對死者隱私的侵害。

侵害死者生命痕跡的行為並不限於上述各項。

（三）對死者生命痕跡的法律保護

尊重死者生命痕跡，是社會文明進步的要求。國家和社會採取各種手段保護死者生命痕跡。如史學工作、文物保護和道德輿論可以發揮重要的作用，法律保護手段則是其中一種必要的手段。

《文物保護法》是保護文物的法律，該法第2條規定：「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文物，受國家保護。」而文物，基本上屬於已故社會成員個人或集體的生命痕跡。

《繼承法》對遺產之繼承作了規定。這種法律保護一方面是依法保護繼承人及其他法定權利人的民事權利，另一方面也是以法律的方式表達對死者生前遺願的尊重。

《著作權法》規定無限期保護死者著作權中的人身權利，及有限期保護著作權人的繼承人及其他法定權利人享有著作權中的財產權利，應當理解為對已故著作權人的生命痕跡（著作及所包含的思想內容）的法律保護。

筆者設想設立一種新的、明確的、獨立的民事法律關系來保護死者的生命痕跡，這種民事法律關系不依附於死者生前所享有的民事權利，不是對死者生前民事權利的延伸保護[12].其構成如下：

1.死者生命痕跡保護法律關系的主體。

可以參照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第5條的規定，將近親屬（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規定為這一法律關系的權利主體；任何民事主體（包括近親屬，也包括自然人以外的民事主體）均為義務主體。死者不能成為該法律關系的主體或所謂的「擬制主體」。

人民檢察院是否可以成為該法律關系的權利主體？楊立新等人認為 ，「在我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既有權對民事審判活動進行監督，又有權向人民法院提起抗訴。對於死亡人沒有近親屬以及已撤銷的法人，人身權應當受到延伸保護的，檢察機關有權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訴，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13]筆者認為，人民檢察院對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按照審判監督程序提起抗訴，已有明確規定[14]，而由人民檢察院直接提起民事案件公訴，則無法律依據[15].對死者生命痕跡進行保護的重要性畢竟次於對自然人的民事權利的保護，人民檢察院對自然人民事權利受到侵犯時尚且不能提起民事案件公訴，更不能也沒必要對侵害死者生命痕跡的民事案件提起公訴。

2.死者生命痕跡保護法律關系的內容。

死者生命痕跡保護法律關系的內容是指法定權利主體保護死者生命痕跡免受侵害和在受到侵害後進行救濟的權利，以及義務主體不得侵害死者生命痕跡的義務。這里的權利，不是死者的民事權利，也不是死者的近親屬從死者處繼承過來的權利，而是法律直接賦予死者近親屬的一項民事權利。義務主體的義務，也不是對死者的義務，而是法律直接規定應當承擔的一項義務。

3.死者生命痕跡保護法律關系的客體。

死者生命痕跡保護法律關系的客體是該法律關系主體享有的權利和義務所共同指向的對象，即死者生命痕跡。筆者認為死者生命痕跡保護法律關系的客體可以分為以下三類：

（1）物。包括遺體及其器官、骨灰、墓葬等。它們屬於特殊的物；

（2）智力成果。包括死者遺留的已發表和未發表的著作以及其他智力成果；

（3）其他生命痕跡。如死者遺留給世人的姓名、肖像以及名譽、榮譽狀態。

有的學者將利益（如近親屬利益、家庭利益、社會利益甚至死者自身利益）列為客體，筆者認為不妥。利益與物、智力成果等客體不處於同一層次，如果將利益定位為客體，我們就得說物質利益、精神利益為法律關系的客體。實際上，法律關系的客體，也是有關權利主體的利益客體。任何法律都保護利益，利益只是法律保護的宗旨，而不是法律關系的客體。

三、對死者不能也不必賦予民事主體地位

（一）不能賦予死者民事主體地位

筆者認為不能賦予死者民事主體地位的理由可概括為以下四點：

1.賦予死者民事主體地位違背民事權利能力的原理。

民事權利能力終於死亡，為民法學之原理。如果將並不存在的死者與有生命的自然人並列為民事主體，使其擁有享受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的資格，那麼民法學的基礎將不復存在。我們要重新定義民事主體、民事權利能力、民事法律關系等民法學的基本概念。

2.賦予死者民事主體地位違背民事法律關系的原理。

民事法律關系必須具有三要素，民事主體為三大構成要素之一。死者並不存在，-這是唯物論的基本觀點，將死者列為民事主體，等於該民事法律關系沒有民事主體。有的論文提出可以參考法律關於胎兒利益保護的規定，由法律明文規定，在名譽等方面，死者視為尚生存，享有「准名譽權」。[16]也就是將死者擬制為民事主體。在民法上，確有通過法律擬制產生一種新的民事主體地位（如將沒有血親關系者擬制為血親），但決不能憑空將死者擬制為民事主體。

值得一提的是，胎兒與死者不能相提並論。胎兒將來有可能成為自然人，而死者永遠不可能再成為自然人。從生物學角度看，胎兒已經是生命的開始，只是在法律上不能稱之為自然人或公民。各國民法有規定胎兒就繼承（或受贈等）視為已出生的，[17]有規定死者名譽、隱私等仍受法律保護的，但未見有死者就其名譽、隱私等方面的保護視為尚生存的規定。

3.賦予死者民事主體地位違背各國立法例。

各國民法雖有對民事權利能力之終止時間未作規定的，但未見有直接規定死者為民事主體、具有民事權利能力者。我國《民法通則》第9條已明確規定：「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相信在未來的《民法典》中會堅持這一規定，不可能作出死者具有民事權利能力的規定。

4.賦予死者民事主體地位違背民事訴訟法原理。

在民事訴訟法中，原告是指與本案有直接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如果直接賦予死者以民事權利和民事主體地位，則死者成為有關民事訴訟的原告（在法庭上為死者設置座位標志），死者的近親屬成為法定代理人，死者與其近親屬產生類似自然人之間訴訟代理關系。將死者直接列為原告，顯然與訴訟法原理及各國民事訴訟制度相悖，在訴訟程序上也無法操作。

（二）不必賦予死者民事主體地位

1.賦予死者民事主體地位沒有任何現實意義。

死者是不存在的，死者沒有任何利益和需要，死者也不會有遭受侵害帶來的精神痛苦，也不會在贏得訴訟後「含笑九泉」。認為死者有其自身利益和需要的說法，是不符合唯物論的。相反，保護死者生命痕跡卻關繫到現實社會的利益和需要。這種利益和需要一方面是有關私人（特別是死者的近親屬）的利益和需要，另一方面是社會公共利益和需要。就如我們今天保護文物是出於今天和明天的利益和需要，而決不會為了原始人群、奴隸主和封建王朝的利益和需要。希望通過賦予死者民事權利，在其受侵害時能夠得到救濟，從而「安慰」死者，這種心情可以理解，只是死者不可能接受這種「安慰」。

楊立新在《人身權法論》中雖然承認「當民事主體還未誕生以及消滅之後，作為權利主體是不存在的」，但「由於其已具備若干生命的條件，或者剛剛失去主體的資格，圍繞人身權而存在的先期人身利益和延續人身利益是客觀地存在於世的。立法者不承認其為權利，但承認其為合法利益，並予以法律保護，因而成為法律保護的客體。」[18]筆者對此不能同意。利益與權利一樣，依附於一定的主體，沒有無主體的權利，同樣沒有無主體的利益。「剛剛失去主體的資格」（即剛剛去世）的死者擁有延續的人身利益，這可能是自然人生存時的一種主觀願望，但決不是一種客觀存在。有生命的自然人不可能擁有存在於死後的利益，死者更談不上擁有任何利益。

王利明等人主張「既然保護死者的名譽不僅是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且是社會利益的需要，因此應該作為一種法益加以保護。」[19]此處提到「死者自身利益的需要」，這也是筆者不能同意的，理由同上。

2.對死者名譽、榮譽、肖像的保護，是對死者生前名譽、榮譽、肖像的死後痕跡的保護，而不是對死者生前名譽、榮譽、肖像及其相關利益的直接保護。

朱妙春認為，「保護死亡人肖像權，實為保護死者生前的肖像利益。」[20]筆者認為，侵害行為與侵害對象具有共時性，死者的生前名譽、榮譽、肖像存在於生前，不可能在死後受到侵害而發生死者生前名譽、榮譽、肖像受侵害的結果。從哲學上講，因果關系中的原因在先，結果在後。平時語言中所謂的「死者（生前）名譽」，實指死者生前名譽的死後痕跡。侵害者也不可能在自然人死後侵害其生前之利益。認為侵害死者的名譽、榮譽、肖像就是侵害自然人（活者）的名譽、榮譽、肖像權利或利益，保護死者名譽、榮譽、肖像實為保護死者生前的名譽、榮譽、肖像權利或利益，犯了因果顛倒的錯誤。生前的利益在生前保護，死後的生命痕跡（死後不存在死者擁有的利益）在死後保護，兩者性質不同。

因此，也沒有必要以保護生前利益的理由賦予死者以民事主體地位，讓死者為其生前的權利而「斗爭」。

3.「死者生命痕跡保護法律關系」模式具有可操作性。

本文提出的「死者生命痕跡保護法律關系」模式明確了法律關系的主體（由法律直接規定死者的近親屬為權利主體，而不必擬制死者為權利主體）、內容（近親屬的保護權利和任何人不得侵害的義務）和客體（由法律具體明確保護的客體范圍），在訴訟程序中也不必讓死者「硬充」原告，或「推定」死者已授權其近親屬行使權利。這種模式的設計完全符合現有民法學原理及各國民法立法例，不必觸動民法學原理的根基。

（三）對其他諸說的簡要分析

1.關於「權利保護說」。該說與民法學原理及民法制度相悖，不能成立，前已述及。

2.關於「近親屬利益保護說」。該說揭示了法律保護死者生命痕跡的主要宗旨，但忽視了保護社會利益的宗旨，且該說未揭示這種特殊法律關系的客體。作為與死者生前具有密切關系的近親屬，法律對死者生命痕跡的保護，確實在很大程度上保護了近親屬的利益，但法律所保護的畢竟不是近親屬自身的人格權，近親屬所享有的也只是排除任何人侵害死者生命痕跡的權利。

3.關於「家庭利益保護說」。名譽總是與具體的個人相連結的。死者的名譽遭到侵害時，其遺屬往往會遭受痛苦，其名譽則未必降低。家庭不是民事主體，家庭利益保護說與今天的民法制度難以銜接。

4.關於「法益保護說」。法律所保護的當然是利益，利益可分為社會利益和個人利益。但該說提出法益包括「死者自身利益」[21]，則是不妥的。該說同樣沒有揭示這種特殊法律關系的客體。

5.關於「延伸保護說」。該說雖然否認死者為權利主體，但認為死者存在延續的人身利益，仍將死者視為利益主體，並且認為「這些存在於主體享有民事權利能力之前和之後的先期利益和延續利益，對於維護該主體的法律人格具有重要意義，當其受到侵害，將使其事後取得和已經終止的法律人格造成嚴重的損害。」[22] 「已經終止的法律人格」（如死者）怎麼可能遭受「嚴重的損害」？況且「已經終止的法律人格」的提法是自相矛盾的，既已終止，何來法律人格？該說將胎兒與死者相提並論，均納入延伸保護范圍，是有些牽強的。

（四）立法建議

1.堅持《民法通則》第9條「公民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的規定，在所有立法和司法解釋中不出現諸如「死者名譽權」等容易產生誤解的用語。

2.在未來的《民法典》中明確規定，死者的近親屬有保護死者遺體（含器官和其他部分）、姓名、肖像、名譽、隱私、榮譽等生命痕跡不受非法侵害的權利，自然人和法人由於過錯侵害死者上述生命痕跡的，應當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向死者近親屬賠禮道歉；同時造成近親屬精神痛苦的，應賠償精神損失。

3.《著作權法》第20條與《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20條的用語應作修改，建議修改為如下條文：「作者的署名權、修改權、保護作品完整權在作者生存期間受法律保護。作者死亡後，其近親屬有保護其作品之署名和作品完整性並排除他人非法侵害的權利。」「自然人和法人有侵害死者作品署名和作品完整性行為的，應當停止侵害、消除影響並向死者近親屬賠禮道歉。」

3.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規定什麼的遺產歸國家所有用於公益事業死者生前是集

《繼承法》第三十二條：無人繼承又無人受遺贈的遺產，歸國家所有；死者生前是集體所有制組織成員的，歸所在集體所有制組織所有。
民法典繼承了這一規定！

4. 死者生前為子女購買的商業保險在新民法典中算遺產嗎

這個不是遺產，遺產是指死者生前留下的資產，或者是存款之類的，這才叫遺產，死者專生前是為屬子女買的保險，這就是贈予行為，是死者自願給子女買的保險，並且保險人是子女，那麼收益人也應該是子女，這跟誰出錢買的的保險沒有太大的關系，主要是看收益人是誰所以說死者生前給子女買的商業保險不屬於遺產。

5. 2020年山東事業單位考試：「C位出道」的《民法典》，人格權考點在哪裡

一、死者人格復利益保護
死者制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隱私、遺體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死者沒有配偶、子女且父母已經死亡的，其他近親屬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試題演練
1.甲因車禍去世。同事乙到處詆毀甲，並捏造甲生前的各項榮譽是通過學術造假所得。以下說法正確的是：
A.自然人民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甲已經死亡，各項權利隨之消滅，所以被詆毀也無可奈何
B.甲雖然死亡，但死者的相關利益也收到保護。只有甲的配偶可以追究民事責任
C.甲死亡之後，相關的姓名權、名譽權、榮譽權等受到侵害，其配偶、父母、子女都可以要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
D.甲未婚，父母已經去世。所以無人來追究行為人的民事責任
1.【答案】C。解析：死者的姓名、肖像、名譽、榮譽、隱私、遺體等受到侵害的，其配偶、子女、父母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故本題答案選C。

6. 民法典 死者親屬范圍

民法典第一千零四十五條規定：親屬包括配偶、血親和姻親。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孫子女、外孫子女為近親屬，配偶、父母、子女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親屬為家庭成員

7. 新民法典死亡賠償金繼承,死者的母親假如哪天去世了,她還能繼承嗎

死亡賠償金不屬於遺產，因此不存在繼承一說，而是分給死者的親屬，其中版應當分給死者母親權的部分，屬於她的財產，在她去世後，構成她的遺產，由她的繼承人來繼承。死亡賠償金，也稱死亡補償費，是指受害人因各種非正常事故或死亡的，由相關責任人按照一定的標准給予死者家屬的一定數量的賠償。既包括死者喪葬費用也包括其親屬的精神撫恤金等各種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