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典效率

❶ 論商法的主要特點

商法的特徵主要有四：

1. 保護營利性

所謂保護營利性，是指商法對依法追求營利的商事活動採取鼓勵而非壓制、保護而非打擊甚至積極創造條件而非消極抵抗破壞的態度。恰如學者所言，「商事法與民法，雖同為規定關於國民經濟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論其性質，兩者頗不相同。蓋商事法所規定者，乃在維護個人或團體之營利，民法所規定者，則偏重於保護一般社會公眾之利益。」[7]

商法的保護營利性，既是商的營利性本質的內在要求，也是促進商事活動正常開展、維持商事秩序健康穩定的必然需求。法律發達國家的商事法律制度中，體現其保護營利性的規定頗多。如在德國商法中，商事給付的報酬請求權的成立不以交易雙方當事人事先的約定為必要前提，其商法典第354條第1款規定，在從事其營業時為他人處理事務或提供勞務者，即使無約定，仍可以就此按在該地點為通常的數額請求傭金；並在涉及保管時，請求倉庫使用費。再如法國1953年9月30日法令商業場所租賃法律制度中，對商業承租人給予了特別保護，其一方面在商業租約到期後享有租約延展權，或在被剝奪租約延展權時有權要求給予補償，以彌補其由於遷移商業資產而帶來的顧客量方面的損失；另一方面商業承租人還可以在主要活動之外附帶從事其他的輔助性或補充性活動，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完全改變他所從事的活動，而毋須事先得到出租人的同意。[8]

不可否認，我國現行相關法律制度中也存在一些體現保護營利性的規定，如依我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而金融機構借款則須根據借款期限等情況支付利息。但亦須看到，我國相關商事法律制度中體現保護營利性的規定相當不健全、不完善，這給商事實踐帶來了諸多不便甚至損害，必須引起足夠的注意與重視。

2. 自主性

所謂自主性，是指商法有自己的發展動力、自己的發展規律和自己的發展軌跡。學者對此進行了正確總結，「整個商法體系都處在一種演化的過程之中，這一過程表現為在數個世紀中不斷地把過去展現於未來，表現為一種自主的發展。」[9]

商法發展的自主性主要來源於受其調整的「商」的客觀性和自主性，「商」實踐的營利性與營業性先天地排斥外界的過多干預，「商」實踐中規則的形成、內容及其遵守，也更多地來自「商」實踐主體——商人的自發的平等、公平、信用等理念以及「商」實踐內在的營利、快捷、安全等需要。商規則產生、發展的歷史即為明證，「先有交易，後來才由交易發展為法律------這種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系，後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10]，在這一過程中，「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11]。「從實質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應該是有理智的商人們的共同意識。這個法律部門相對來說不受政治和其他感情方面的壓力的影響。」[12]商法「是為所有王國和聯合體的權威所認可的習慣法，而不是由任何君王的王權所確立的法律」[13]。

商法從習慣到習慣法，再到法律的過程，呈現為一種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不能否認「自覺」的重要意義，其可以構成對「自發」的一種整理與提升，但其不能完全脫離更不能背離「自發」的內容與本質。德國最高法院於1923年指出，「貿易交往不僅對個別消費者，而且對整個民族承擔著滿足不斷變化的生活和經濟利益需要的使命，為完滿達到這目的，貿易交往應盡量少受強製法律規范的制約，而主要按自身的規律和需要發展。」[14]商法自主性的重要表現和內在要求就在於，商法規則的制定、內容、形式等，須建立在對商實踐的需要和規律的正確把握基礎上，盲目、恣意甚至違背商實踐客觀規律的商法規定必將構成對商實踐的阻礙或損害，並最終被商實踐的偉大力量所淘汰。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和足夠的尊重。

3. 發展性

所謂發展性，是指商法較其他部門法表現出更為明顯的能夠順應實踐的發展及其需要而適時、及時地作出相應變化調整的特點。正如卡多佐引用一位英國法官的話所言，「商人法，不是固定的和僵硬的，它的生長並沒有因為被裝進法典而受到了抑制；用首席大法官柯克伯恩伯爵在古德溫訴羅伯特(Goodwin v. Robert L. R. 10 Exch. 346)一案的話來說，它能夠被延伸和擴大來滿足貿易的需要」。[15]

商法的發展性主要由「商」的本質所決定，商活動主體是一群善於權衡利弊、精打細算、趨利避害的商人，他們極富投機意識和創新精神，其從事商活動的唯一目的就是營利，對於利潤可謂目光敏銳行動快捷。在商的世界裡，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利潤。這種利益驅動機制及其帶來的快速、敏捷、超前性，在商人的商活動實踐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商人總能創造出五花八門樣式繁多的方式獲取利潤，這也要求調整「商」的商法規則必須隨形勢發展快速更新有關規定，否則將成為商實踐發展的絆腳石。

商法發展性的最重要也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各國商事法律的修改頻率。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必須隨社會生活、經濟基礎等的發展而相應變化或調整實屬正常且必要，但商事法律的修改變化之快表現尤為突出。以日本商法典為例，其自施行以來，已經經過35次修改或補充，是日本大型法律中修改、補充次數最多的法律。商法發展性的另一重要表現就是大量商事單行法的制定。商事實踐共性很強，但並不因此否認個性的存在，實際上隨著商實踐的復雜性、專業化、專門化的增強，制定商事單行法以分別規制已屬不得已而必要且必然之舉。如法國存在商法典，但又不得不頒行大量單行法，如1917年工人參加股份公司法、1919年商業登記法、1925年有限責任公司法、1930年保險契約法、1935年票據統一令及支票統一令、1936年海上物品運送法、1942年證券交易所法等等，同時對商法典作了相應的修改。

商法的發展性使得那種試圖通過嚴密邏輯推演規定諸多概念制度構建封閉自滿永久適用商法體系的想法完全成為一種幻想，也要求我們必須保持對商事實踐足夠的觀察力和敏感性，適時對現有商法規定進行相應修訂，從而在商法的穩定性和發展性中間尋求合適的平衡點。

4. 國際性

所謂國際性，是指相對於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門法，各國商法規則在內容、形式等方面具有更高程度的共通性或一致性。對此，威廉·米歇爾曾言，「每一個國家，甚至還可以說每一個城鎮，都有它自己的一種商法，但所有這些商法都不過是同一種類的各個分支而已。在每個地方，商法的主要原則和最重要的規則都是一樣的，或者說是趨於同一的。」

❷ "效用最大化"的概念 習慣法符合效率原則嗎

繼發表《外部效應的百年演進》後，我收到幾位讀者朋友的來信，與我探討關於習慣法的問題。我知道，國內一些經濟學學者、法學學者、尤其是所謂「法與經濟學」的學者，正在凝聚對習慣法機制的興趣，而他們的研究也日漸深入，似乎要形成一股學術潮流。有見及此，我決定把原先只寫一篇的文章，擴充為四篇，較詳細地談談我所知道的「法與經濟學」。第一篇談習慣法是否符合效率原則，第二篇從合約的角度談，第三篇從侵權的角度談，第四篇從國際商業銀行破產清算的角度談中國商法與國際商法的接軌。習慣法（common law）是否符合效率原則是「法與經濟學」一大話題。很多學者認為，起源自英國，後在美國及其他英聯邦國家和地區普及的習慣法，是一種以市場機制為歸依的法律體系。這些學者推斷，經過漫長的試錯過程，習慣法判決最終向增進「社會總效益」的方向靠攏。然而，所謂「衡量社會總效益」，是個說起來輕巧、做起來幾乎不可能的主張。早年最著名的是英國哲學家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他提出了改進社會的標准，即實現「最多數人的最大效用（Greatest Number with Greatest Utility）」。但這是什麼意思呢？假設社會上總共有三個人{A,B,C}，他們的效用分別是{1,2,3}，那麼把社會的效用改變為{0,1,9}，算不算實現了「最多數人的最大效用」？看總和是這樣，但看個體不是，所以沒有標准答案。把社會效用改變為{2,3,0}又如何？也沒有標准答案。假如社會的初始效用狀態是{-1,2,3}，即A是個效用為負（不幸福）的人，那麼把他消滅，把社會的效用狀態變為{ ,2,3}，又算不算社會改進？天知道！不要小看這個簡單的模型。這個模型清楚說明，近兩百年來圍繞「最多數人的最大效用」的嚴肅爭論，註定是徒勞無功的。邊沁的口號，實際上是一句空話，它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借來為任何社會改進方案作依據。繼邊沁原則後，人們又廣泛討論了「帕累托（Pareto）原則」，即社會改進的標准，應該是在不損害任何其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讓某些人的利益得到改善。帕累托原則避免了一個人的效用與另一個人的效用的比較（interpersonal comparison），在學術上被認為是一個大進步。問題是社會上幾乎沒有什麼改進是完全找不到受損個體的。波斯納法官（Richard Posner）把問題簡化，說既然「效用最大化」的概念幾乎不可能操作，不如退而求其次，以衡量「財富最大化」為檢驗習慣法是否有效的標准算了。這是說，把人與人之間在支付能力上的不公，看作是一種既定的約束。誰出的錢多，就把誰的效用認作最大。這一標准容易操作，但缺陷也不言自明。法庭判決對資源的配置有重大影響，習慣法體制下的判決，能讓資源逐步向有高效的方向靠攏嗎？從一些案例看，習慣法確實有這個功能。最典型的是在民事侵權法中逐步形成的原則，這些原則確實能使得資源配置達到最大的效用。但從美國的情況看，法庭向企業和廠商分配的民事責任比重越來越大，企業和廠商則將這不必要的責任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從而違反了本來應該符合的效益原則。這個趨向，很可能是由於美國的法官是由政黨任命、他們的判決因而收到政黨取向左右的緣故。這個因素意義重大，將在第三期討論。還有一些學者，如塔洛克（Gordon Tullock），並不認為習慣法比條文法（statute law）好，理由是習慣法中的陪審員制度以及多方共同負擔訴訟費用的安排，使得訴訟成本大幅度上漲。塔洛克清楚地論證道：習慣法法庭錯判的比例相當高，而陪審員制度大大鼓勵了明知自己違法的人故意攪渾水的傾向。概括地說，用以衡量習慣法是否有效的標准，無論是邊沁、帕累托還是波斯納，他們的標准都有大缺陷；而習慣法的判例，也顯示資源配置可能朝著低效的方向邁進；再加上錯判率高，且有鼓勵人們多打不必要的官司的效果，「習慣法符合效率原則」的論斷是不可靠的。

❸ 法對效率的促進作用

答：現代社會的法律，從實體法到程序法，從根本法到普通法，從成文法到不成文法，都有或應有其內在的經濟邏輯和宗旨：以有利於提高效率的方式分配資源，並以權利和義務的規定保障資源的優化配置和使用。這里僅從以下幾個方面說明法律怎樣和應當怎樣促進效率。

（1）通過確認和維護人權、調動生產者的積極性，促進生產力的進步。在基本意義上，效率就是生產力的進步。而生產力的進步不能沒有人權的保障與推動。生產力的基本因素有三個，即勞動者（人）、勞動資料（物）和勞動技能（智）。只有這三個要素得到保護，並且能夠得到自由的結合，生產力才能發展。

（2）承認並保障人們的物質利益，從而鼓勵人們為著物質利益而奮斗。「利益」是一個非常重要和實用的社會概念。利益，就是人們企求滿足的一種要求，願望或期待。依歷史唯物論和社會心理學的觀點，滿足既被當作人們需要的實現，進一步又是新的需要的起點和契機，因而追求利益是人類最一般、最基礎的心理特徵和行為規律，是一切創造性活動的源泉和動力。既然利益的不斷實現和追求是提高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動機，是社會發展的動力，那麼，承認和保護人們的利益，使之成為一種權利，從而激勵人們在法的范圍內盡其所能地實現物質利益，使之成為一種權利，從而激勵人們在法的范圍內盡其所能地實現物質利益，就成為人類之所以需要法律的一個重要理由。人類在追逐物質利益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對立和摩擦。這種對立和摩擦會造成資源的浪費甚至是巨大的浪費。因此，法在承認和保護人們的物質利益的同時，還要權衡和調節各種利益沖突，以便把對立和摩擦減少到最低限度。法的整個運行過程實際上就是對各種利益進行平衡、選擇、取捨，並通過權利和義務對這些不同利益進行權威性、規范性調整的過程。

（3）確認和保護產權關系，鼓勵人們為著效益的目的佔有、使用或轉讓（交換）財產。財產權利的承認（產權關系的明確）是有效地利用自然資源的前提。只有人們獲得了對資源的佔有權和使用權，物有其主，並有權排除他人對自己財產的侵犯或奪取，財產所有者才有信心和動機投入資源，發展財富。任何一個國家的法律都是以財產權為核心的。法在確認財產權的同時，還要創造財產權有效利用的機制，其中最主要的是為財產權的轉移提供保障和便利。如果說財產權的法律確認和保障是有效利用資源的必備條件，那麼，財產權的可轉移性（即從一主體向另一主體轉移）就是有效利用資源的充分條件。

（4）確認、保護、創造最有效率的經濟運行模式，使之更有效地推動社會生產力的快速發展。在不同的社會背景之下，不同社會和國家也許有不同的經濟運行模式。但就當代社會而言，最佳模式是市場經濟模式。市場把生產者和經營者置於自由競爭、優勝劣汰的境地，為人們施展才能創造了廣闊的場所，同時也使資源能夠從低效益利用向高效益利用流轉；市場經濟中的宏觀調控使市場中的競爭擺脫盲目狀態，減少生產和經營中的偶然性、任意性、風險性及其他浪費資源的現象。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指導下，經過二十多年的銳意改革，我國原有的國家集中過多、統得過死，扼制商品經濟、忽視價值規律和市場作用等嚴重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經濟運行模式已經發生重大變革，但經濟發展中的深層問題遠未根本解決，因而要進一步解放思想，推進改革開放，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和運行模式在我國全國范圍內形成，以進一步解放和發展我國的社會生產力。

（5）承認和保護知識產權，解放和發展科學技術。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解放和發展生產力，首先是解放和發展科學技術，這在即將到來的知識經濟時代尤為突出。法在這方面的作用主要是：第一，把科學技術活動及其成果宣布為權利，使「智慧的火焰加上利益的燃料」，推動人們進行創造性活動，創造新思想、新知識、新技術。近代以來各國的經驗表明，凡是法律承認知識的價值，保護知識產權的地方，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社會生產力蒸蒸日上；反之，社會生產力則徘徊不前。第二，組織和協調科學技術的發展，明確科學技術發展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的戰略地位，制定科技發展規劃和計劃，改革科技管理體制，完善科技獎勵制度，細化科技活動主體之間的權利和義務，以推動科技成果轉化為現實的生產力，實現科技——經濟一體化。

（6）實施制度創新，減少交易費用。在制度創新中，法律制度的創新是非常重要的。法律，特別是經濟法、民商法和民事訴訟法，通過以效率為中心的制度改革和建構，為經濟主體設定最有效率的交易模式和訴訟程序，保證人們以最可靠、最安全、最簡便的手續，最少的時間、精力和物質耗費，達到預期的經濟目標。這也是對於效率的推動與促進。

❹ 論我國商法體系構建的科學化

商法是民事法律或私法中的重要板塊，它調整的是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極為重要的商事貿易關系。我國自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來，歷經了計劃經濟、商品經濟直至建立初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三大基本經濟制度。高度的計劃經濟時期，真正的商事貿易極度匱乏，因此，我國商法中的單行法大多數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逐步頒布實施或完善的。在現階段，我國商法的發展現狀存在關於民商合一的爭議、商法「泛公法」化以及「商法典」的頒布爭議。民法與商法在我國現階段基本上屬於調整民事關系的「基本法」與「重要補充」的關系；而商法在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又使得其呈現出「泛公法」化的重要特徵；商法典是否頒布也在我國目前模糊的商法界限中爭議頗多。
由於商法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商法典的頒布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就顯得異常重要，我國商法正在向著法典化、獨立化的方向發展。我國商法的未來發展，並不取決於民法和商法的關系問題。我國商法現存的法典化形式足以確保我國商法的獨立發展。我國商法的未來發展應當關注以下兩個問題的解決：即商法觀念的獨立化問題和商法制度的整合問題。毋庸置疑，商法在未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將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可以預見的是，我國商法將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完善、成熟。
商法在世界法制史上發展成為一種全新的法律體系，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中世紀末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封建社會內部日益壯大。16、17世紀，隨著歐洲中央集權國家的強大，歐洲諸國將在各國商人之間普遍適用的、具有國際性的各種商事習慣、商事規范納入本國的國內法，從而開始了近代商事立法。法國路易十四時期頒布的《商事條例》（1673）和《海事條例》（1681）就是世界上近代最早的兩部商事法令。
在我國，至今沒有頒布民法典，因此也就更談不上商法典。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逐步實行了私有財產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並以此為基礎，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建設期間，不僅沒有適用商法的需要，而且連商法的觀念都被社會遺忘了。
如今我們所能夠感覺到和談論的「商法」，則是隨著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現象，它只是涉及規范商事活動的諸多商業活動法的綜合體，而我國實際上並不存在名為「商法」的法律。在現階段，我國商法中呈現「民商合一」、商法的「泛公法」化、商法各單行法的「法典化」、「修正式進步」等發展現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發展完善的需要，中國商法體系的發展呈現獨立化、內部整合的趨勢，相信商法典的頒布也將變為現實。
一、 我國商法發展現狀
（一）我國法律制度中的民商合一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後，經濟活動中商業行為的急劇增多、個人合法權益得到保護，促使我國的「商法」步入快速發展進程。由於涉及「商法」的法制建設處於長期的停滯狀態，從理論和實務上講，在我國，法學界常說的「商法」只能在「民商合一」的體制范圍內進行思考。但也有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我國民商法制度採取的是民商分立的模式，無論是立法形式上還是運行機制上，均采民商分立。實際上，筆者認為，民商分立還是民商合一，是關於民法典與商法典的關系問題的論點；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的模式，民商合一是指就民商事關系僅制定一部統一的法典，對於不能合並到民法典中的有關商事的規定，另行制定單行法規。
大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我國實行民商合一的制度。因為在我國的立法史上，立法者一般不分商事和民事，通過頒布法律建立保護民事權利和維護私權利秩序的統一的私法制度，民商法構成我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而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上，民法是規范社會生活、經濟秩序的基本法，而商法則是對民法的有效補充。
在逐步完善民法體系、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過程中，我國不僅頒布有民法通則、繼承法和合同法，而且先後頒布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維護交易安全特點的單行法，這是我國民商法獲得發展的重要事實，它們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於沒有民法典，我國的民法和商法均是以單行法的形式出現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則和基本制度則已經滲透到我國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而我國所謂的「商法」除了單行法的表現形式外，由於基礎薄弱，其理念、原則和基本制度並沒有被社會普遍接受，尤其是商法理論的研究則更是捉襟見肘。
在20世紀80年代推行改革開放後十餘年，即開始建立私法制度之時，我國法學界法律體系中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不是清楚的，而這個時期又有長期存在的民法和經濟法之爭，商法似乎已經被人們所忽視。其實，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了所謂的商事交易規則的創制，只不過這個法制進程並沒有讓人們真正認識到商法在我國的存在。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頒布的《經濟合同法》規定有買賣、倉儲、保險等多種交易制度，若視其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點也不過分；特別是該法所規定的「買賣」、「保險」，更屬傳統意義上的「商行為」。為了滿足國際經濟交往的商業需求，在1985年，我國頒布了《涉外經濟合同法》，其所包含的法律內容也應當是名副其實的「商行為法」。然而，在長期的法學研究中，我們卻很少稱那個時期所頒布的《經濟合同法》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甚至後來頒布的《合同法》）為「商法」，因為從當時的法學理論上來講，它們太不像「商法」而更像「民法」。實際上，我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相當長的時期內，立法者將許多原本應當屬於商法規范的交易制度，諸如貨物買賣、保險等，通過以民法通則為核心的民事立法來調整，民法的影響力頗為巨大；只是在後來，我國頒布的有關商事活動的法律多了，人們才習慣性地將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信託法等稱為「商法」。
由此可見，在新中國數十年的法制建設過程中，民法固有的理念、精神、原則和制度幾乎影響甚至包容了我國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內容。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活動方面基本上是在實行民商合一的法律體制，可以預見，獨立的商法制度在短期內較難形成。
（二）我國法制進程中商法的「法典化」
盡管存在「民商合一」的現狀，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的法制化的進程中，「商法」也以國家立法部門所頒布的有關商事活動的單行法「法典化」的獨特形式展現在人們面前。筆者認為，雖然現階段中國社會經濟活動中施行「民商合一」的法制體制，但相對獨立的商法還是在逐漸脫離民法領地的過程中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發展。自「商法」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形態逐漸清晰以來，買賣、票據、行紀、承攬、運送、保險、海商等即被作為主要的商行為規定在商法之中，由此構成了我國商法初級形態中的商業活動法。
在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我國加快了商事領域的立法步伐，立法機構先後頒布了海商法（1992年）、公司法（1993年） 、票據法（1995年）、保險法（1995年）、證券法（1998年）、合同法（1999年）、信託法（2001年）和投資基金法（2003年）等。另外，在逐步完善社會主義法制進程中，我國在1986年還頒布了體現法治下的市場經濟的 「企業破產法」，該法適用於國有企業（從事商事交易的國有企業）法人的條款規定被稱作具有里程碑意義。
事實表明，在改革開放後的數十年經濟建設中，我國頒布的有關海商、公司、票據、保險、證券、信託和投資基金等內容的法律，為我國建立起商事主體、交易和秩序的法律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法律所包含的原則、已經建立或者試圖建立的制度，具有明顯不同於民法的原則和制度的特點，甚至有些制度的差異導致民法原則和制度在商事活動領域的「不適用」。例如，保險法所稱「保險合同」已經完全實現了格式化，附加合同成為保險法上的合同制度的普遍現象，民法上的合同自由原則幾乎被拋棄。甚至，保險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有其自身的特有內涵，利用「民法」上的原則和制度是難以解釋的。事實上，這些被稱之為「商法」的法律和民法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這些法律似乎等同於大陸法系國家所稱的「商法」，它們的客觀存在基本上能夠成為我國存在「商法」的理論上的事實依據。
但由於大陸法系的商法是因為歷史的原因而形成的，而在我國法學界，因為欠缺商法傳統以及商法歷史，更因為學術上無相應理論基礎甚至仍然爭論商法和民法的關系，致使人們無法真正看清楚我國「商法」的邊界。我國商法的范圍或者外延到底在哪裡，仍然是存在疑問的。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商法正處在一個快速的發展階段，不斷涌現的商法「法典化」的單行法即是例證。 （三）我國商法的「泛公法」化
關於公法的概念，目前在法學界還沒有統一的解釋。有學者認為凡是規定私人之間事情的就是私法，反之則為公法。商法從根本上來講，應該是屬於私法的范疇，然而，隨著市場經濟活動的深入發展，商法也逐漸呈現「泛公法」化的發展現象。相對於「私法味」較濃的民法來講，商主體承擔較民事主體更高的注意義務，商事行為的外部約束對於交易的安全更有意義，而這些都需要藉助國家公權力來得到更好地落實和貫徹。 在我國，為了保證經濟健康發展、社會穩定，商事立法中越來越多地體現政府經濟職權色彩和干預意志、調節個人與政府和社會間經濟關系、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內容，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法的明顯屬性。例如商業登記制度、商業帳簿制度，公司法中的公司組織形態、公司章程的法定記載事項、公司股份轉讓與公司合並的條件與程序等規定；海商法中的船舶登記、運輸單證、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船舶抵押權等規定；保險法中的責任准備金、再保險、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保險業的監督管理等規定；破產法中的和解整頓、債權人會議、破產財產范圍、債務清償順序等規定，均屬公法性質的規定。筆者認為，商法的公法化，在性質上主要還是限於國家公權力對商事活動的消極干預，即設定商主體必須遵循的強行法制度，以限制商主體的意思組織和加重商主體的法律責任。從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場經濟環境的角度來講，商法的公法化不應當倡導國家公權力對商事活動的積極干預。 由於我國商法在建構其制度的過程中吸收了更多的、不規則的國家公權力積極干預商事活動的公法內容，所以從我國商法的單行法內容可以看到，國家公權力介入商事活動更加積極和主動，呈現出泛公法化的特點。例如，我國保險法規定有保險業的監管機構——保監會及其監管許可權，並詳細規定有保險業監管機構的監管內容和方式，以法律的形式授權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對保險業進行全面的監管；證券法規定有證券交易的監管，以法律的形式授權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對證券交易進行全面的監管。這些都是我國「商法」單行法中所體現的「泛公法」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國的經濟制度所建立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種經濟制度中，存在「宏觀調控、經濟調整」等許多特有的經濟現象，這就是支持我國商法呈現「泛公法」的經濟基礎。這種商法的「泛公法」化也必將在今後的法制進程中進一步得到體現。
（四）我國商法的「修正」式發展
由於我國的商法（或者說是商法單行法）脫胎於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初的構建過程中，因此我國已經頒布的「商法」存在或者遺留著諸多計劃經濟的痕跡或者不盡合理。而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使得其中的很多條款急需整改甚至廢除。例如，我國1995年頒布的保險法規定，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定。這是國家公權力積極干預企業自主經營的典型事例。而且，我國建設市場經濟法制的經驗不足，更加缺乏「商法」的原則和制度設計的經驗。除個別的「商法」如海商法，因為吸收國際經驗的緣故，其不足相對較少外，涉及公司、證券、票據、保險、信託等法律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對這些法律、法規進行深刻的修正，然後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將成為我國的商法發展的特有現象。 我國商法的「修正」式發展，本身意味著我國商法的發展過程存在曲折，修正商法的目的顯然是要完善欠缺妥當性的法律規范。修改法律，無非是法律規范的價值再發現的結果，是立法者對法律規范的價值判斷的優化選擇。我國已經修正過的「商法」，有公司法和保險法等。通過修正，公司法和保險法都體現了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社會觀念變遷的需要，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更加成熟。

❺ 商法明考試 ，試題 速度謝謝

B D A B D A C B C C
個人理解，不一定準確 明天我也考商法。。

❻ 2019超星爾雅商法的思維完整滿分答案

為什麼沒有答案

❼ 為什麼民法注重交易安全，而商法注重效率

各司其職

❽ 商法和經濟法的區別

商法和經濟法的區別：

1.法律性質不同。經濟法屬於公法，商法雖有公法性但本質是私法。因此回經濟法以國答家利益為本位，而商法是以商主體的利益為本位，經濟法的目標性較強，而商法的國際性較強。

2.二者基礎理論不同。經濟法的基礎理論是社會整體本位，即著重於國民經濟的全局，而商法是建立在商事主體利益本位之上的。

3.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國家在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過程中形成的經濟關系。商法則調整的是商主體在商事活動中形成的商事關系。

4.調整的機制不同。商法著重採取自律性的非權力性的機制，而經濟法多採用他律性的權力性的調節方法。

商法是指調整商事交易主體在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即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商事關系。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險法、合夥企業法、海商法、破產法、票據法等。

❾ 商法的特點

商法的特點：商法調整行為的營利性；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商法規范較強的技術性和易變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國際性。

商法的原則：商主體法定原則（類型法定、內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則（地位平等、誠實信用）；交易簡便、迅捷原則（交易簡便、短期實效、交易定型化）；鼓勵交易原則（維護交易的有效性、對於有過錯的交易行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過其他原則如短期實效、意思自治等原則） 。

(9)商法典效率擴展閱讀

商法的種類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根據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修訂）

3、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 1999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0號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根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修正根據2001年3月15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❿ 有人說商法和民法是兩個法律部門,你同意嗎詳述理由

同意。
在此，我就說三點：
第一，劃分法律部門的依據是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
第二，就各自專理念而屬言，民法講究的是形式平等，對所有人的、給予平等的機會，而商法講究效率和效益，比如短期時效。
第三，不管是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離，不是立法技術的問題，也不是什麼立法理念的巨大差異，只是歷史傳統造成的。
具體的你可以看看商法教材，我是大二上的，不太記得，就知道人大出版社的商法教材有詳細論述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