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功能

Ⅰ 經濟法的基本功能和任務

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不但應當有其獨特的調整對象，而且也應當有自己獨立的作用范圍。經濟法的作用首先在於彌補民法公平觀念之不足。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准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徵，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准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不僅如此，公平原則又與一切具體的民法原則不同，它具有對一切市民社會普遍適用的效力，且貫穿於整個民法的立法、執法和守法過程的始終。在公平原則與其他民法基本原則的關繫上，公平原則既是其他原則的高位原則，對其他民法基本原則起到指導作用，同時公平原則又可具體化為平等原則、自由原則、自願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並以這些原則作為其實現方式。但民法公平強調的是個體公平、條件公平和形式公平。這種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對於市民社會觀念的確立、社會的進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許多方面都發揮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門都難以比擬的重大作用。不僅如此，作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己任的法律規范，它所作用的社會生活的范圍決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維護法，它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承認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說民法只是從市場規則角度對市場行為進行規范，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只要市場主體沿著民法預先制定的行為規則去追求自身利益最愛貓撲.愛生活對於追求的結果就予以承認並加以保護，至於由此所產生的諸如人類生存危機、社會不公等問題，民法通常無能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會條件的平等，對此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的平等，指社會地位的平等，決不是指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見，民法所倡導的公平、平等的價值理念僅局限於經濟個體之間的公平和平等，它僅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機會上的平等，而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去追求實質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如果硬要牽強附會地將民法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去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那隻能是削足適履，是民法的異化。傳統的民法既然難以擔當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那麼這一任務就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與民法相比，經濟法強調的是社會公平、結果公平和實質公平，謀求的是社會的穩定發展，追求的是社會的整體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並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能讓全體社會成員受益的整體利益，它既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但又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與個體利益之間是一種既統一又有矛盾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從整體上協調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以推動社會發展已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經濟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廣闊的作用空間。
其次是彌補商法效益觀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調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為。而商人作為市場主體，又以追求利潤作為自己一切行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據，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並且還應當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分析比較和優化選擇。馬克思指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但同樣應當強調的是，在作為政治動物的同時市場主體又是作為經濟動物即經濟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卻有相同的價值行為准則，即無論是作為經濟人還是作為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作為經濟人，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於將經濟人的這種逐利行為合法化、規范化，並為商人的營利行為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但商法中的效益側重於對個體效益的張揚和保護，注重的是個人意識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於，商法中的效益原則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則、自由原則或意思自治原則不過是經濟自由原則的法律體現。而經濟自由主義又是現代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石。古典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基本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在於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隻能在自由經濟體制下才能得以實現。作為古典經濟學思想集大成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完善，將個人主義作為「天賦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認為個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斷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個人在經濟活動領域中自主地抉擇自己的道路。在這種一切聽其自然的社會中，其規律性力量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的。自由放任意味著經濟領域是一種只服從於自身規律運動和變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獨立於作為政治領域的國家之外，且政治國家不應干涉經濟領域的活動。社會利益是在個人追逐私利的狀態下實現的，個人的逐利過程同時也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但這種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僅局限於個人，當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意思自治與社會的意思自治發生沖突時，商法首先選擇的是尊重個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換言之，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商法側重於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對個人利益進行限制，對個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社會整體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
最後是彌補行政法國家利益至上觀念之不足。行政法是關於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調整對象是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和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即行政關系。嚴格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它以國家權力的有效劃分、國家機關的嚴格分工作為條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大體上包括幾方面的內容：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法制監督的法律規范。行政法的主要特點是：內容極其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衛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因其內容與社會生活關系十分密切，而社會生活經常發生變化，因此行政法規范常有變動；沒有一部統一、完整、系統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組成；法律文件數量特別多，在各個法律部門中居於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國家機關的行政立法，其性質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於行政法主要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而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意志又主要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國家有時雖然能兼顧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從根本上說主要維護的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能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維護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即是說，以國家利益為本位的行政法既難以同時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會利益作為主要或唯一的價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調整和保護的是國家的政治生活，現代行政法的立足點應是限制國家的行政權力，即如何將國家的管理行為限制在合理范圍內，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因此國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經濟行政職能也應以實現這一目標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將行政機關的行為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政法律規范也主要表現為限權性規范。因此，從其作用領域和存在目的來看，行政法並不負有克服市場調節機制缺陷及維護市場條件的職能，也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與行政法不同，經濟法調整和保護的是市民社會生活即社會的經濟生活，是市民社會的保護法；其立足點在於以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為目的而干預社會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

Ⅱ 海運提單有何功能

有資料顯示，世界貿易量的約80%經由海運完成，其中採用班輪承運的件雜貨運輸佔有很大比重。件雜貨運輸合同大多通過海運提單（MarineBillofLading-B/L）形式表現出來，租船貨物運輸中也廣泛使用提單，提單仍是使用最為廣泛的一種運輸單證。盡管海運中產生了一些新的運輸單證，盡管提單機制本身面臨許多困擾，但提單在長期運用中被賦予的法律功能穩定了它在外貿與海運中重要的貿易單證與運輸單證的法律地位。 《1924年統一關於提單若干法律規定的國際公約》（《fLading》，下稱《海牙規則》，HagueRules）中的貨運合同就是指提單，這雖有失偏頗，但也足見提單之重要性；《1978年聯合國海上貨物運輸公約》（《》，下稱《漢堡規則》，HamburgRules）第１條7款給提單所下的定義是：指用以證明海上貨物運輸合同和貨物已經由承運人接收或者裝船，以及承運人保證據以交付貨物的單證。該定義比較符合提單這種運輸單證的本質特徵和其實際功能，因此被普遍接受。《海商法》第71條也採用了《漢堡規則》的提單定義。一般認為提單具有貨物收據、貨運合同的證明及物權憑證的功能，有關提單的法律實務無不是提單功能發揮作用的體現，甚至有關提單欺詐的行為也是利用了提單所具有的功能。由於提單本身就是海運中最重要的一種法律關系，它涉及國際貨物買賣合同、貨運合同的各方當事人及提單持有人，提單不同的功能對提單關系的各方所起的作用並不完全一樣，本文試圖通過對提單的功能及其相關海運實務的分析，達到正確認識和運用提單的目的，防止提單欺詐行為，維護提單在國際貿易和運輸中的信用地位。 一、提單證明貨運合同的功能及其例外情況提單關系中最初的當事人為承運人（Carrier，以下簡稱船方）和托運人（Shipper，以下簡稱貨方），提單作為貨運合同證明的功能主要是針對承托雙方而言的，表明提單在它們之間具有債權的效力。盡管《海牙規則》把提單與貨運合同相等同，但對提單是否為貨運合同卻存在爭議，提單的受讓人一般將提單視為格式合同，但提單顯然不具備一般合同的基本條件，它是由船方事先單方擬就，僅由船方單方簽署。提單對承托雙方之所以僅起貨運合同證明的作用，主要是因為在船方簽發提單前，承托雙方間已經存在一個貨運合同，如托運單或訂艙單，在班輪運輸中，它們是托運人根據船公司事先公布的船名、開航日期、航線、掛靠港、運費費率等而填寫的，托運單等本身就是貨運合同，由承托雙方簽字以後，海上貨運合同就成立了，簽發提單是承運人履行貨運合同的一項義務。依《海商法》第72條，貨物由承運人接收或裝船後，應托運人的要求，承運人應當簽發提單。托運單等比較簡單，提單的背面條款卻詳細列明了托運單上所未列有的承托雙方在貨運關系中的權利與義務，這類提單被稱為長式或全式提單（LongFormB/L），是通常情況下所採用的提單正規格式，貨方在接受不熟悉的船公司的提單時，應該了解一下提單背面條款中的內容，以明確自己在貨運關系中的權利義務。提單證明貨運合同的功能並非是絕對的，一旦提單轉讓，對於承托雙方以外的受讓人，或是租船合同下簽發的提單，該功能則不再發揮作用，且在以下不同情況中，提單的地位也發生了不同的變化：㈠提單成為貨運合同對提單的善意受讓人而言，提單本身就是貨運合同，而非僅是其證明，這也正是提單具有債權性的表現。依《海商法》第78條，承運人同收貨人、提單持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依據提單的規定確定。這一規定使收貨人、提單持有人等非貨運合同當事人可以受提單條款的約束與保護，使它們憑借提單享有貨運合同當事人的權益，並以提單把它們與承運人聯系起來：一旦發生貨物滅失或遲延交付，它們則可直接追究承運人或在未付運費的情況下被承運人所追究。㈡租船合同中的提單功能租船合同（CharterParty-C/P以下簡稱「租約」）下，貨方（賣方、承租人）為結匯、為證明貨交船方或為貨抵目的港之前能進行轉售而要求船方簽發提單，這時簽發的租約提單（CharterPartyB/L）一般無背面條款，通常被稱為短式或簡式提單（ShortFormB/L），租約提單因其持有人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功能：承租人持有提單時，租約本身就是貨運合同，如果租約上與提單有不同規定，承租人與出租人的權利義務應以租約為准，此時提單僅為接管貨物的收據與提貨憑證，失去了作為運輸合同證明的功能。租約提單如果轉讓到第三人處，就成為該提單持有人與承運人之間的貨運合同，並在它們之間因此產生復雜的法律問題。例如，航次租約以出租人或其代理人簽發的提單中，船東具有雙重身份，在租約里是出租人，在提單中則是承運人。如果租約與提單里船東所承擔的風險責任一致，則不會產生糾紛，海運實務中二者往往並不一致，提單的風險大大高於租約中的風險，對船東極為不利；另外，卸貨港發生的費用依租約往往由承租人負擔，提單轉讓後，承租人已不是提單當事人，但船東顯然不願承擔這一本不該由自己承擔的費用，可卸貨港的收貨人又不認租約所確定的這個帳，要收貨人認帳就需有法律依據。為使租約約束非租約當事人的收貨人，為消除提單與租約的矛盾，航次租約下的貨物裝船後，船長往往在提單上加個批註，一般將租約中所有的免責條款或條件條款或運費條款或將它們全部並入提單，以此約束發貨人或收貨人，此為租約並入（Incorporate）提單制度，這也是租約提單無背面條款的主要原因，因並入的租約條款載有航次運輸中各自的權利與義務。《海商法》也確認了租約的並入，依其第95條，「對按照航次租船合同運輸的貨物簽發的提單，提單持有人不是承租人的，承運人與該提單持有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適用提單的約定。但是，提單中載明適用航次租船合同條款的，適用該航次租船合同的條款。」由於海上的大部分提單受《海牙規則》約束，若租約中的條款與《海牙規則》相抵觸則並入提單的該條款無效。例如，租約中的仲裁條款通常不能並入提單，因其僅指租約糾紛的仲裁，與提單無關；但租約中的仲裁條款如果符合提單中的特殊並入要求的話，或仲裁條款明確依提單解決爭議與依租約解決爭議具有同等效力的話，則租約的仲裁條款也可並入提單。租約條款並入提單的內容有寬有窄，為避免計較所附的為哪些條款，可以註明「所有的條款、條件及免責事項」（Alltheterms、conditionsandexceptions）都並入，這樣等於把租約全部附上。此類並入條款的效力被普遍認可，使非租約的發貨人或收貨人實際受租約的約束。國際商會在其關於貿易術語的解釋通則（Intercorms）中建議，航次租約下的提單如果有並入條款，提單轉讓時應將租約副本一起轉讓，以便讓提單的受讓人了解自己的全部權利和義務。除租約並入外，為消除提單與租約的矛盾，航次租約和定期租約上一般訂有如下的提單條款：「船長簽發承租人提交的提單，不得損害租約（ThemasteristosignB/L〈atanyrateoffreight〉）」，該條款主要是為了保障出租人（船東）的利益不致因承租人掌握提單簽發權時受到侵犯，定期租約下，船長按該承租人指示簽發的提單如給船東帶來損失時，承租人應該予以賠償。租約提單的情況比較復雜，除以上問題外，還存在租方簽發提單時承運人身份的認定、船舶轉租情況下提單上並入的租約條款以哪個租約為准或租約認定等復雜問題，加之租約不具有物權憑證的功能，因此，銀行一般不接受租約提單，如果信用證要求或者允許租約提單，必須符合《跟單信用證統一慣例》（國際商會第500號出版物）對提單條款的嚴格規定。 二、提單作為承運人接管貨物收據時應把握的環節及其法律意義依《海商法》第72條，貨物由承運人接收或裝船後，應托運人的要求，承運人應當簽發提單。提單可由承運人授權的人簽發。提單由載貨船船長簽發的，視為代表承運人簽發。船方接管貨物後，通常由大副出具一大副收據（Mate'sreceipt），貨方憑此收據換取提單。簽發提單即表明提單上所載的貨物已經在承運人的接管之下，這是提單最基本的功能，無論是在班輪運輸下還是在租船運輸下簽發的提單，均具有貨物收據的作用。其法律意義在於，提單中載明的向記名人交付貨物或者按照指示人的指示交付貨物，或者向提單持有人交付貨物的條款，均構成承運人據以交付貨物的保證（第71條）。即貨抵卸貨港之後，承運人交付的貨物必須全部符合提單記載。承運人對收貨人負責的有關貨物的事項由托運人提供或填寫於提單正面，即貨物的主要標志（LeadingMarks）；貨物的品名、數量或重量及貨物的外表狀況等三項。正確記載這些事項對船貨雙方維護各自的利益都很重要，依《海牙規則》第3條4款，托運人持有的提單，應當作為承運人依照其上記載事項所述收到該提單中所載貨物的初步證據（PrimaFacie）。根據該規定，持有清潔提單的收貨人如果在卸貨港向承運人提出貨物短缺的索賠，承運人如能提出有效的相反證據證明所收貨物與提單記載不符進行抗辯，該清潔提單則失去其初步證據的效力，索賠人需另行提出承運人應負責任的證據。這意味著承運人在不能提出反證的情況下，必須賠償不在免責范圍內的貨物不符提單的索賠。

Ⅲ 經濟法產生的功能和價值是什麼

作為獨立法律部門的經濟法不但應當有其獨特的調整對象，而且也應當有自己獨立的作用范圍。經濟法的作用首先在於彌補民法公平觀念之不足。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最高准則，它既體現了民法的任務、性質和特徵，也反映了民法的追求目的，是民事立法的宗旨、執法的准繩和行為人守法的基本指南。甚至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公平原則是民法的活的靈魂。不僅如此，公平原則又與一切具體的民法原則不同，它具有對一切市民社會普遍適用的效力，且貫穿於整個民法的立法、執法和守法過程的始終。在公平原則與其他民法基本原則的關繫上，公平原則既是其他原則的高位原則，對其他民法基本原則起到指導作用，同時公平原則又可具體化為平等原則、自由原則、自願原則和禁止權利濫用原則，並以這些原則作為其實現方式。但民法公平強調的是個體公平、條件公平和形式公平。這種公平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對於市民社會觀念的確立、社會的進步、人性的解放、人格的尊重等許多方面都發揮了其他任何法律部門都難以比擬的重大作用。不僅如此，作為私法代表的民法是以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為己任的法律規范，它所作用的社會生活的范圍決定了它只能是私人利益的維護法，它承認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都是「經濟人」，承認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即是說民法只是從市場規則角度對市場行為進行規范，在市場經濟運行中，只要市場主體沿著民法預先制定的行為規則去追求自身利益最愛貓撲.愛生活對於追求的結果就予以承認並加以保護，至於由此所產生的諸如人類生存危機、社會不公等問題，民法通常無能為力。民法所追求的平等也是社會條件的平等，對此列寧曾指出：「社會主義者說平等，一向是指社會的平等，指社會地位的平等，決不是指個人的體力和智力的平等。」由此可見，民法所倡導的公平、平等的價值理念僅局限於經濟個體之間的公平和平等，它僅僅是形式上的公平和機會上的平等，而不能從社會整體利益出發去追求實質的公平和平等。民法只能是個人利益的本位法和個人權利的維護法，如果硬要牽強附會地將民法建立在社會公共利益基礎上去實現個人利益最大化，那隻能是削足適履，是民法的異化。傳統的民法既然難以擔當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那麼這一任務就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與民法相比，經濟法強調的是社會公平、結果公平和實質公平，謀求的是社會的穩定發展，追求的是社會的整體公共利益。社會公共利益並不是個人利益的簡單相加，而是能讓全體社會成員受益的整體利益，它既超越於個人利益之上，但又與個人利益密切相關，與個體利益之間是一種既統一又有矛盾的關系。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人們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彼此依存程度日益加深，因而從整體上協調市場主體之間的利益關系以推動社會發展已顯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因此經濟法的存在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廣闊的作用空間。
其次是彌補商法效益觀念之不足。按照一般理解，商法所調整的主要是商人及其行為。而商人作為市場主體，又以追求利潤作為自己一切行為的主要目的和存在的唯一依據，是不折不扣的經濟人。所謂經濟人，按照古典經濟學家穆勒的觀點就是會計算、有創造性、能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⑤並且還應當是具有理性的人。所謂理性的人或人的理性是指經濟人能夠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分析比較和優化選擇。馬克思指出：「人們扮演的經濟角色不過是經濟關系的人格化，人們是作為這種關系的承擔者而彼此對立著。」亞里士多德曾說過：「人就其本質而言，都是政治動物。」但同樣應當強調的是，在作為政治動物的同時市場主體又是作為經濟動物即經濟人而存在的。政治人和經濟人雖然具有不同的功能，但卻有相同的價值行為准則，即無論是作為經濟人還是作為政治人，都無時不在既定約束條件下以最小代價去獲取最大收益。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人無非是活動在政治領域內的經濟人。作為經濟人，其最主要的特點是具有趨利避害的本能。商法的主要作用就在於將經濟人的這種逐利行為合法化、規范化，並為商人的營利行為營造良好的法律環境。但商法中的效益側重於對個體效益的張揚和保護，注重的是個人意識的尊重。其主要原因在於，商法中的效益原則是以經濟自由主義為基礎的，商法上的效益原則、自由原則或意思自治原則不過是經濟自由原則的法律體現。而經濟自由主義又是現代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基石。古典重農學派認為，人類社會和物質世界一樣，都存在著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這就是自然秩序。人身自由和私有財產是自然秩序所規定的人類的基本權利，是天賦人權的基本內容。自然秩序的實質在於個人利益和公眾利益的統一，而這種統一隻能在自由經濟體制下才能得以實現。作為古典經濟學思想集大成的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將這種經濟自由主義思想進行了發揮和完善，將個人主義作為「天賦自由經濟制度」的基礎。認為個人是其本人利益的最好明斷者，明智的做法就是讓每一個個人在經濟活動領域中自主地抉擇自己的道路。在這種一切聽其自然的社會中，其規律性力量是由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來進行調控的。自由放任意味著經濟領域是一種只服從於自身規律運動和變化的獨立經濟體系，它獨立於作為政治領域的國家之外，且政治國家不應干涉經濟領域的活動。社會利益是在個人追逐私利的狀態下實現的，個人的逐利過程同時也可以促進社會的整體進步。但這種效益至上和意思自治通常僅局限於個人，當個人的利益與社會利益、個人意思自治與社會的意思自治發生沖突時，商法首先選擇的是尊重個人的利益和意思自治。換言之，當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發生沖突時，商法側重於尊重個人的意思自治和保護個人利益，而不能站在社會整體利益的高度對個人利益進行限制，對個人意思自治予以充分集中。因此，協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實現社會效益和社會整體利益追求的目的只能由作為社會法的經濟法來承擔。
最後是彌補行政法國家利益至上觀念之不足。行政法是關於行政主體的行政管理活動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其調整對象是行政主體在行政管理活動中和其他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以及公民之間的關系即行政關系。嚴格意義上的行政法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產物，它以國家權力的有效劃分、國家機關的嚴格分工作為條件。行政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大體上包括幾方面的內容：關於行政組織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行為的法律規范；關於行政法制監督的法律規范。行政法的主要特點是：內容極其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公安、民政、科技、衛生、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因其內容與社會生活關系十分密切，而社會生活經常發生變化，因此行政法規范常有變動；沒有一部統一、完整、系統的行政法典，而由分散的一系列法律文件組成；法律文件數量特別多，在各個法律部門中居於首位；立法是多元的，不同國家機關的行政立法，其性質和效力均有所不同。行政法之所以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主要原因在於行政法主要體現的是國家意志，而在階級社會中，國家意志又主要體現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因此國家有時雖然能兼顧整個社會的公共利益，但從根本上說主要維護的還是統治階級的利益，而不能從社會公共利益出發維護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即是說，以國家利益為本位的行政法既難以同時兼顧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也不能把社會利益作為主要或唯一的價值追求。行政法主要調整和保護的是國家的政治生活，現代行政法的立足點應是限制國家的行政權力，即如何將國家的管理行為限制在合理范圍內，制定行政法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維持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因此國家的一切只能包括其經濟行政職能也應以實現這一目標為其存在目的。也就是說，行政法的主要內容是如何將行政機關的行為限制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行政法律規范也主要表現為限權性規范。因此，從其作用領域和存在目的來看，行政法並不負有克服市場調節機制缺陷及維護市場條件的職能，也無力擔負起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重任。

Ⅳ 商法 簡述誠實信用原則的含義及功能

誠實信用原則是合同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根據誠實信用原則，民事主體在實施民事回行為時，應當講究信答用，嚴守諾言，不把自己利益的獲得建立在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基礎之上，應當在不損害國家、他人和社會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合同法）第6條就明確規定：當事人行使權利、履行義務應當遵循誠實信用原則。」
不僅是中國，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將誠實信用這一道德基準進一步提升到民商立法中去，將誠實信用原則規定為民商法的一條基本原則，因此將其稱為「帝王規則」。
1）誠實信用本質上是一個道德規范。只有在市場主體的市場行為都符合誠實信用標准時，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才會有質的發展和飛躍，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才會有更大的發展。
2）正確理解和掌握《合同法》中誠實信用原則的真正內涵，正確運用誠實信用原則去解釋合同，裁判案件，維護善意當事人的合法權益。

Ⅳ 如何發揮市場秩序法律制度的作用

一、法律移植
對於國外已有的立法成功經驗，法律移植不失為一種簡捷而有效的借鑒方式。但移植需要技巧，移植不得法，不僅原有的法律制度的特性和優點會消失殆盡，而且可能破壞已有的程序，起到適得其反的作用。國際比較法法學會主席克雷波教授關於法律移植論述道：「在某些領域，特別是在人、婚姻、家庭等法律領域，法律規則是基於根本不同的道德宗教價值觀念的，在財產法或勞動關系法領域的某些價值也是如此。在這兩個領域的法律移植，即將具有某種社會價值的法律引入不存在這種價值的其他法律管轄區中，必然是相當困難的。但是，在商務活動領域，並不具有如此根本差別。以至於不同國家的觀念就不能交錯繁殖。」大多數現代市場經濟國家的立法經驗表明，商法是直接調整和規范市場經濟的法律，能直接地反映經濟生活的需求，符合經濟主體的利益。《美國統一商法典》雖為美國法律的產物，更是美國的市場經濟和商事交易到一定階段的必然。聯合國的一個法律專家小組在對《統一商法典》進行後指出：《統一商法典》作為一個基礎可以適用於任何一個市場經濟的國家，其第九篇（即擔保篇）無疑是當今世界各國中最為現代化、最為合理和最為完整的擔保制度。 國尚未制定民法典，法律體系的模式選擇亦不明確，因而在商事立法模式上有更大的選擇餘地。因此，選擇以商法為核心的市場經濟體系的立法模式，則在立法技術上不必拘泥於民法中基於家庭人身和財產關系形成的各種倫理性原則，而是更直觀地反映經濟關系的本質屬性，使之受之於商法基本原則及調整手段的約束，真正體現市場經濟的需求，消除計劃經濟的殘余。正如施米托夫所論述：「從實質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應該是有理智的商人們的共識。這個法律部門相對來說不受和其他感情方面壓力的影響。這也許就是為什麼商法能夠比其他法律能更加從容地面對驚濤駭浪，在瞬息萬變的風浪中始終把握其航向的原因。」
二、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結合
《美國統一商法典》是一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相結合的作品，貫穿著立法者的思想。現實主義注重法律的實用功效，要求法律能解除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強調法律對社會關系的規范作用，以此作為法律的最高目標；理想主義則強調法律自身體系的完備與嚴謹，制度的周密與無懈可擊，以此作為立法的最高要求。《統一商法典》的立法者是現實主義的法學的代表，針對美國普通法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結合經濟的最新發展，對商事交易進行了極具想像力的創新，實現了簡化交易手續、提高交易效率的立法目的。同時，法典的起草人運用了大量的成文法立法技巧，如原則性條款、彈性條款的規定，力求實現法律的嚴謹與周密。
長期以來， 國立法的現實色彩比較突出，立法的動機往往來自於經濟生活的迫切需要。「法律宜粗不宜細」，「需要一部制定一部」等指導思想都是現實主義在 國的具體體現。這一立法思想對於迅速制定大量解決實際問題的法律有著積極的作用，但過分偏重於現實需要而忽略法律的思想往往影響立法質量。 國改革開放以來，立法呈現出的體系不協調、法律之間存在諸多沖突等現象大多與此有關。因此，完善 國商事立法，應當重塑法律思想，應當具有全局立法觀念，以統一、協調的法律體系調整和規范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各種社會關系，以便於適應復雜多變的經濟發展。
三、法律經濟
對法律制度的經濟分析手段是從美國開始興起的，並在《美國統一商法典》中充分運用，即強調用交易費用等概念來對法律制度的效益價值進行分析。正如美國法學家所指出的：「法律，尤其是私法，是為盡可能地增加經濟價值和財富而設計的。法律強制的主旨或標准在於為將來價值最大化的行為創造動因。」
現代商法的立法宗旨和理念是促使商事交易便捷、安全地進行。正是這種商法與經濟的內在邏輯統一性決定了對商法進行經濟分析的必要性。在法律與經濟發展須臾不可分離的今天，應研究交換在社會化大生產過程中對商法的內在需求，以及商法應如何對商事交易效益和安全的最大化提供法律保障，從中找出它的性，並使之意志化、法律化，從而使商事法更具理性。
這種分析手段雖然難以兼顧法律的社會價值，但對 國現階段的立法有著一定的指導意義。商事活動以利潤最大化為原則，因此，做為商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應以效益為其主要價值。商事法中出現的一些與經濟效益相悖的法律規定，是與立法目標不相符的，是制約法律功能發揮的。 國正處在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發展過程中，大量的交易秩序需要由法律來創造和維護，這就決定了在法律制度的設計時，運用經濟性分析手段的必要性。從而要求立法者樹立效益觀念，在具體制度制定上，盡可能合乎商事交易的營利性要求，對一些重要制度要進行交易成本和交易費用的分析，突出經濟價值，促進經濟發展和效益增長。
四、商事慣例地位和性質
《美國統一商法典》的制定和實施，標志著中世紀商人法在美國的復甦，這表現為：
（1）法典的主要淵源是商事習慣和慣例。
（2）法典規則是在對商事習慣和慣例進行細致考察的基礎上確立的，而不是憑空制定的。
（3）在實用主義法律觀念的推動下，美國法官在審查商事案件的事實時，開始對「僵硬」的法律規則進行改造並逐漸承認商事交易中的習慣性規范，進而確認貿易習慣和商事慣例的法律效力。
國《民法通則》第14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國際慣例。」可見，國際慣例在 國被區分為：
（1）作為的國際慣例即上升為國際法的慣例，如條約。
（2）作為法律漏洞補充工具性質及地位的國際慣例———即商法的淵源和表現形式的「國際慣例」。
作為法律漏洞補充功能的國際慣例適用是有條件的，它必須服從於法律或者整個法律秩序的目的，而不具備獨立的法律性，不具有法的一般抽象性與普通規范力。
國際慣例為「任意性」和「自治性」的法律規范已經得到國際的普遍承認。在市場力量的驅動下，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協調和統一已經取得初步的成效。這主要表現在各國立法和司法實踐中已開始逐漸拋棄那種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觀念，在對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調控中，已開始放棄單純的國內法律控制的做法，而允許當事人在合同中選擇商法規則來支配他們彼此之間的法律關系。可以想像，隨著世界一體化進程的不斷推進，跨國性商事交易關系的法律調控將進一步擺脫國內法律的桎梏，逐漸趨向統一。而 國立法中的現行的關於國際商事慣例的規定，無論是在含義、性質、適用范圍和條件等方面，還是在與實施中，均存有缺陷。為促進國際商事關系的進一步，有必要在今後立法中對國際商事慣例做出更、更具國際性的規定。
五、制定和完善商事法律體系
長期沒有融入到國際經濟體系和國際社會中，沒有機會參加有關國際經濟貿易法律規則的制定，處於被動的執行、被動遵守國際貿易法律規則的地位，以致在國際經濟貿易中的發揮作用受到了極大的限制。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正處於建立和完善過程中，與服務貿易、知識產權保護和國際投資等有關的商事法律極為薄弱，有相當部分領域處於空白狀態，司法制度方面也存有許多弊端。加入wto，中國法律將面臨調整。因此，應借鑒美國商事法典中開放性、能動性和具有保護功能的立法特性，依據wto法律體系和國際商事慣例，制定和完善現代化的能與國際商事交易接軌的商事法律體系。
六、商法典與司法公正
商法典的制定對於保障司法審判人員嚴格執法與公正司法具有重要意義，具體表現在：
（1）從根本上解決審判實踐中依然存在的規則匱乏狀態，努力保障裁判的公正。
（2）商法典的制定，是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保證法官公正執法的重要步驟。
龐德指出：「法律是科學的，意在盡量消除司法過程中的人為誤差，排除貪污腐化和盡量減少法官無知或膚淺所產生危險的可能性。」尤其是在 國現階段法官整體素質不高，不能完全適應嚴格執法的要求情況下，不能強調法官在創造所謂的「活的法律」方面的作用，而應該嚴格要求法官依循成文法，尤其是通過較為完善的立法，限製法官的自由裁量，這就需要盡快制定頒行商法典。
七、商事立法模式
縱觀世界各國立法，民商分立較之民商合一，不僅在傳統和現實中佔有支配地位，而且亦有深刻的理論根據。首先商法從其產生之初就具有鮮明的國際性，現代貿易理論也表明，為促進國際貿易的發展，應單獨制定商法典；其次是商業經濟活動所要求的便捷和效益，與民事活動所尋求的公平，在關注角度上存有較大的差異；最後是商法所調整的商業經濟關系變化較快、較多，為便於修改也應保持獨立。
就 國而言，隨著社會生產力與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和全球經濟一體化趨勢的不斷加強，國際商事法律關系愈趨興旺並愈加復雜。因此，堅持「民商法」和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概念和理念，就是混淆了家庭財產關系與市場交易關系兩者之間的根本不同性質，其實質就是在新形勢下仍然堅持簡單生產商品完善法，這種落後、陳舊的法律理念，是違背潮流的，它既不利於民法的現代化，更不利於商法的發展。並且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下，民法的調整愈加力不從心，從而出現了許多法律調整的空白點。因此，建立獨立的現代商法典勢在必行。

Ⅵ 商法和經濟法的區別

商法和經濟法的區別：

1.法律性質不同。經濟法屬於公法，商法雖有公法性但本質是私法。因此回經濟法以國答家利益為本位，而商法是以商主體的利益為本位，經濟法的目標性較強，而商法的國際性較強。

2.二者基礎理論不同。經濟法的基礎理論是社會整體本位，即著重於國民經濟的全局，而商法是建立在商事主體利益本位之上的。

3.調整對象不同。經濟法調整國家在對國民經濟進行宏觀調控過程中形成的經濟關系。商法則調整的是商主體在商事活動中形成的商事關系。

4.調整的機制不同。商法著重採取自律性的非權力性的機制，而經濟法多採用他律性的權力性的調節方法。

商法是指調整商事交易主體在其商行為中所形成的法律關系，即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商法的調整對象是商事關系。商法主要包括公司法、保險法、合夥企業法、海商法、破產法、票據法等。

Ⅶ 商法的價值、功能和地位

在封建自然經濟解體之前，商法只能以習慣法、商人自治法的形式存在。商人習慣法上升回為國家制定法的內答在因素，在於商品經濟社會的建立和發展。商法是適應調整商事關系的需要而存在的，也是適應調整商事關系的發展而不斷更新和完善的。商法的功能在於，對民法個別規定的補充、變更以及創設商法理念的新制度，並以獨特的營利調節機制保護商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商法與經濟法有著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價值取向。商事主體和商行為是商法的基本范疇和商事法律體系的核心內容。 商法在當今社會的發達，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有商事關系的存在。在經歷了僅一個世紀各國學者對商法的整理、歸納、解釋之後，商法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概念、規則和原理。這期間，人們逐步擺脫了概念化的爭論，以及拘泥於立法形式的認識局限，開始探討現代商法的本質和系統化、科學化的理論體系。然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法能否如其他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一樣，紮根並發展起來，這是不能不認真對待的問題。本文僅就商法的價值、功能以及商法的獨立地位和基本范疇等問題作一探討。

Ⅷ 國際商事律法在國際貿易中的作用是什麼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作為調整國家間經濟交往的國際商法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在我國加入WTO以後的今天，學好國際商法，利用好國際商法的各種法律知識，對於推動我國法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進一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和作用。國際經濟法日益發揮著協調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關系的重要作用。在主權暫時讓渡與主權回復圓滿之間尋求平衡的支點。有人認為，隨著國際社會組織化的加深，國際經濟法調整范圍在逐漸的擴展，國家管轄的經濟范圍也在相對的縮小，國際經濟法律規則呈現出一種由相對分散到較為集中的發展動向。但是，作為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基本單位——主權國家——始終不會失去其主導地位。主權國家是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產生的前提，沒有國家不可能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只有單獨一個國家或者只有多個各自獨立的國家也不可能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國際經濟組織主要是國家間的經濟組織，其權利來源於國家經濟主權權利的讓渡。國際經濟組織是主權國家對經濟主權的自我限制和約束的結果，並不能成為凌駕於國家之上的權威。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國際貿易和投資的流動空前加速。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下，國家經濟主權日益受到沖擊和挑戰。從經濟學的角度看，經濟全球化正以高度發達的數字信息、電子通訊及高效物流等手段為基礎，以經濟要素在全球范圍內「自由」配置為主要內容，推動著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國際商法必須跟上經濟的全球化趨勢。我國在強化自己的經濟主權的同時，必須有原則地保持適度靈活性。在一個日益全球化的經濟環境里，一國採取過於強硬的政策必然遭致國際社會其他成員的反感甚至反對。國家主權本身是不可以協調的，但是國家政策卻是可以在顧及國際條約義務和國際商法習慣法義務加以調整的。比如，我國在強調自主制定經濟政策和產業政策的同時，必須顧及國際社會對我國某些出口產品的反應。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學好國際貿易實務，同樣還要學好國際商法，並加以利用。為我國的經濟法律服務，為我國的經濟發展做貢獻。國際經濟法日益發揮著協調國家與國際組織之間關系的重要作用。在主權暫時讓渡與主權回復圓滿之間尋求平衡的支點。有人認為，隨著國際社會組織化的加深，國際經濟法調整范圍在逐漸的擴展，國家管轄的經濟范圍也在相對的縮小，國際經濟法律規則呈現出一種由相對分散到較為集中的發展動向。但是，作為國際經濟法律秩序的基本單位——主權國家——始終不會失去其主導地位。主權國家是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產生的前提，沒有國家不可能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只有單獨一個國家或者只有多個各自獨立的國家也不可能有國際經濟法和國際經濟組織。國際經濟組織主要是國家間的經濟組織，其權利來源於國家經濟主權權利的讓渡。國際經濟組織是主權國家對經濟主權的自我限制和約束的結果，並不能成為凌駕於國家之上的權威。國際經濟組織也是國際經濟法的主體，受國際經濟法的調整和約束，在對外經濟交往方面與主權國家在某些方面具有平等地位，甚至在經濟領域具有協調國家關系的職能。因此，國際經濟組織並沒有被提升到凌駕於主權國家經濟主權之上的地位，WTO、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組織大量產生和國際經濟組織職能的擴大化並未改變國家經濟主權的地位。此論值得贊同。由於經濟實力的懸殊而造成主權平等的國家之間出現了裂痕，形成了國家的層級化趨勢，比較明顯的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以及最不發達國家的鴻溝有擴大的傾向。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不均衡性導致發展中國家邊緣化，致使這些國家經濟主權遭到侵蝕。就當前而言，一方面，各國經濟相互依存態勢加深，全球化進程主要外化為國際經濟機制的廣泛建構，而發展中國家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在資源配置方面明顯處於不利的地位。發達國家利用自己所具有的優勢不僅在經濟方面居於主導，而且在國際經濟體制和「游戲規則」的制定方面也具有決定性影響。另一方面，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國內體制尚未理順，如一國國內企業產權的多樣化使國家難以確定民族工業的范圍，傳統的保護民族工業的經濟主權內容大為弱化。這便在客觀上使得發展中國家在處置本國天然財富和資源的主權能力有所下降。全球性經濟事務決策權力的國際分配乃是當代各國經濟主權「攻防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全球性經濟事務決策權力的國際分配是否公平、合理，決定了弱國經濟主權能否得到應有的保護，進而決定全球財富的國際分配是否公平合理。要改變全球財富國際分配嚴重不公的現狀，就必須大大增強弱國經濟主權的保護；為此目的，就必須從「源頭」上改革全球經濟事務決策權力國際分配嚴重不公的弊端。發展中國家弱小民族要在當代經濟主權的「攻防戰」中，保護自己的應有權益，顯然必須凝聚集體的力量，力爭在全球經濟事務決策權力的國際分配中，獲得自己應有的平等的一份。世界貿易新體系形成和發展過程是不平衡的，所以我國必須統籌規劃並穩步推進貿易、投資、交通運輸的便利化，積極參與國際區域經濟合作機制，加強對話與協商，發展與各國的雙邊、多邊經貿合作。積極參與多邊貿易、投資規則制定，推動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增加我國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援助，進一步加強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技術合作。實踐證明，改革開放２０多年來，我國抵禦經濟風險的能力日益增強。因此，我們要毫不動搖地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充分利用各種有利的外部條件和機遇來加快發展自己，在不斷擴大開放中維護國家經濟安全。在推動全球貿易投資便利化中實現互利共贏。推動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建立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經貿秩序，是實現共同發展的基本前提。應進一步完善涉外經濟管理體制機制，盡快建立和完善既符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又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法律法規體系。可見在當今經濟飛速發展的國際形勢下。我們必須緊緊跟上時代的步伐。做為青年一代我們更要首當其沖，國家的未來不久將落在我們這一代人的肩上。我們學習課本知識的同時，一定要牢記把課本與實際緊密結合。做到真正有所學有所知。國際商法和國際貿易在當今經濟飛速發展的國家形勢下更要緊密結合。在我國的經濟法律體系和經濟法律制度下，國際商法將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把國際商法學好，在我們自己創業或就業的過程中可以幫我們一臂之力。

Ⅸ 簡述經濟法與民商法的區別

1、調整對象不同

經濟法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本國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社會公共性經濟關系，不調整人身關系。而民商法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和人身關系。

2、主體及主體之間關系不同

經濟法的主體包括國家機關（主要指行政機關中的經濟管理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企業的內部組織及有關人員、農戶、個體工商戶和公民。民商法主體是自然人和法人及其他組織。民商法的主體是平等的，沒有管理關系；經濟法的主體地位卻不要求平等。

3、調整方式不同

民法是私法，以自由平等為核心，其調整方式相應地採取意思自治原則，即由當事人自己意志設定其權利和義務，國家並不予以過多干涉。商法的主體是商事慣例，但在現代社會中，為保護交易安全，其中也滲入了一些公法性因素。國家的強制性規定也在逐漸增加。

4、本質功能不同

保護利益的不同，必然導致法律本質功能的差異。民法維護商品交換，而商品交換要求平等和自由，要求交換者以自己意志設定權利和義務。因此，民法的本質是市民社會的法，是私法，是「天生的平等派」，也是權利法。它站在當事人平等這一平面上對商品關系加以保護，其功能主要是維護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和財產權利。商法的本質功能基本與此相同。

5、價值取向不同

經濟法以社會整體利益為本位，著重於社會整體利益為導向，協調個體利益的矛盾與沖突，實現利益均衡，促進社會共同加之目標的實現。民商法以個人權利為本位，以保護個人利益為導向，著重調動個人的積極性和創造性，使個性得到充分發展，個人利益最大化。

(9)商法功能擴展閱讀：

經濟法以社會整體經濟利益為保護重心，為解決民商法、行政法均無法解決的社會經濟問題而產生。它的本質是國家管理經濟的法，是平衡協調國民經濟運行的法。

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生活發揮著機制效用功能，即從更高層次上全面、一體、綜合系統地調整經濟關系。它通過引導、促進、保障和制約途徑來指導預測、激勵限制、整體協調與個別規制經濟活動。可以這樣認為，在現代社會，沒有經濟法，整個經濟秩序將重復本世紀初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所經歷的「磨難」。

參考資料：

經濟法-網路

民商法-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