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民法

① 航空損害賠償責任承擔的主體是誰

包頭「11·21」空難中遇害的地面人員有權獲得賠償 包頭「11·21」空難，造成了機上50多名乘客和機組人員遇難,1名地面人員也在空難中死亡。乘客和機組人員的賠償工作，有關保險公司已經開始賠付。值得關注的是，在這次空難中因飛機失事造成一名地面人員的死亡，其家屬有無賠償請求權、向誰主張賠償以及應當得到哪些賠償。筆者認為，由於飛機出現墜毀事故，導致地面無辜第三人死亡，第三人的近親屬作為飛機墜落的直接受害者，享有賠償請求權。東方航空公司作為航空器的經營人應承擔賠償責任，賠償受害人因此造成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一、對航空事故造成地面第三人損害給予賠償是國際通行的做法在當今民用航空交通工具普遍使用的情況下，作為航空器經營人的航空公司應充分重視航空運輸質量，保證航空運輸安全，但航空飛行是一種高度危險作業，航空事故還是無法避免甚至還屢屢發生。所以各國均在立法上保障對因此造成旅客和地面第三人損害的賠償。如在美國法上，航空飛行從一開始就被毫無疑問地視為異常危險行為（所謂異常危險行為,在美國的司法實踐中一般是指「那些在那個時間、地點和環境下被認為是不尋常、很危險的行為,不管行為人多麼謹慎和小心,都不可能排除它給人或財產帶來嚴重傷害的可能性」），對於因航空飛行對地面或者水面第三人造成的損害，不論是人身傷害還是財產損害，受害人都可以基於異常危險行為的嚴格責任向加害人主張損害賠償。（《美國侵權行為法第二次重述》第520A條）。在法國，除民法典第1384條第1款所作的一般性規定外，還有航空事故特別法上的規定。法國法上的航空事故責任最早規定於1924年5月3日的《航空交通法》。根據該法規定，航空器在飛行中因失事或從航空器上落下人或者物而造成地面第三人損害，航空器的營運人應對此負損害賠償責任。只有在損害是由於受害人的過失造成的情況下，航空器的營運人所承擔的賠償責任始能減輕或者免除。現行的法國《民用航空法》吸收了1924年《航空交通法》關於航空事故的規定，不同的是現行的《民用航空法》特別強調了不可抗力的不可免責性。認為除不可抗力外，不得從飛行中的航空器向外拋貨物，並且對於因不可抗力而向航空器外拋貨物而造成地面第三人人身傷害或財產損害的，航空器的營運人應負賠償責任。因此，一般認為，法國法上的航空事故責任是「嚴格化了的危險責任」，不可抗力、意外事件以及第三人的行為均不能成為加害人免於承擔民事責任的理由。只有在損害是由於受害人的過失造成的情況下，航空器的營運人所承擔的賠償責任始能減輕或者免除。1952年10月7日在羅馬簽定的《關於外國航空器對地（水）面上第三人造成損害的公約》（本公約於1958年2月4日生效，我國尚未加入）第一條規定「經證明，因飛行中的航空器或者從飛行中的航空器上落下的人或者物，造成地面（包括水面）上的損害的，受害人有權獲得本公約規定的賠償；但是，所受損害並非造成損害的事故的直接後果，或者所受損害僅是航空器依照現行的空中交通規則在空中通過造成的，受害人無權要求賠償。第二條規定「本公約規定的賠償責任，由航空器的經營人承擔。」總之，對航空事故造成地面第三人損害給予賠償基本上是世界大多數國家法律和有關國際航空運輸公約、條約、協定、慣例等規定的通行做法。二、我國對航空事故造成地面第三人損害的法律規定美國法上的「異常危險行為」，大陸法上的「危險行為」，在我國稱為「高危險作業」，是指從事對周圍環境具有異常危險的行為時所承擔的無過錯責任。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三條規定「從事高空、高壓、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高速運輸工具等對周圍環境有高度危險的作業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如果能夠證明損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我國《民用航空法》第一百五十七條規定「因飛行中的民用航空器或者從飛行中的民用航空器上落下的人或者物，造成地面（包括水面）上的人身傷亡或者財產損害的，受害人有權獲得賠償；但是，所受損害並非造成損害的事故的直接後果，或者所受損害僅是民用航空器依照國家有關的空中交通規則在空中通過造成的，受害人無權要求賠償」；第一百五十八條規定上述賠償責任由民用航空器的經營人承擔；第一百六十一條規定了免除或減輕經營人責任的情況即「應當承擔責任的人證明損害是完全由於受害人或者其受僱人、代理人的過錯造成的，免除其賠償責任；應當承擔責任的人證明損害是部分由於受害人或者其受僱人、代理人的過錯造成的，相應減輕其賠償責任。」；第一百零五條規定了公共航空運輸企業應當投保地面第三人責任險；第一百六十六條規定了民用航空器的經營人應當投保地面第三人責任險或者取得相應的責任擔保；另外，該法在第一百七十二條規定了航空事故造成地面第三人損害賠償的例外，如「為受害人同經營人訂立的合同所約束的損害」不適用於上述規定損害。三、受損害的地面第三人或其近親屬可以主張的賠償事項 縱觀在世界上發生的空難或飛機失事賠償案中，社會對受害人都予以最大程度的同情，法律也都在允許范圍內向受害人作出傾斜。在財力雄厚的航空公司引發的航空災難中，受害人往往沒有任何過錯，特別是對那些地面上正常生活和工作的無辜的第三人而言更是如此。不應該讓遭受「飛來橫禍」的弱者去承受過多過重的責任，法制社會應給予受害人全面的充分的法律救濟，責令加害人給予足夠彌補受害人全部損失的賠償。在航空事故中，對旅客的人身傷亡，大多國家的法律規定了最高賠償限額（包括我國已參加的《華沙公約》以及世界上大多數航空公司參加、簽定的吉隆坡《國際航空運輸協會關於旅客責任的承運人間協議》等），但對地面第三人造成損害的規定卻不盡相同，有的有限額規定，有的沒有限額規定(有的國家對第三人侵權的賠償是一般客運賠償額的二到四倍）。我國的《民用航空法》對第三人侵權沒有規定賠償限額。而對旅客身體損害的賠償，實踐中執行的只有1993年11月29日國務院修訂後發布的《國內航空運輸旅客身體損害賠償暫行規定》，根據此規定，對旅客死亡的賠償最高是7萬元。但這也只規定旅客在航空器內或上下航空器過程中死亡或受傷的賠償限額。椐此，筆者認為關於國內航空運輸中對第三人侵權的賠償，法律甚至法規無賠償限額的規定,應當依據《民法通則》和有關人身損害賠償的司法解釋計算賠償數額。根據《民法通則》以及最高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包頭「11·21」空難中死亡的無辜第三人的近親屬，享有向作為航空器的經營人東方航空公司請求賠償造成的物質損失和精神損失。具體包括：喪葬費、被扶養人生活費、死亡賠償金、受害人親屬辦理喪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費、住宿費和誤工損失等其他實際支出的合理費用以及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請求賠償精神損害撫慰金。需要說明的是，如經調查，機場在飛機墜毀事故中存在指揮、通訊聯絡上的過失或飛機本身存在質量瑕疵，那麼機場和飛機的製造商作為共同侵權人都有可能成為賠償義務人。同時，依照我國《民用航空法》的規定，公共航空運輸企業、民用航空器的經營人應當投保地面第三人責任險或者取得相應的責任擔保。但賠償權利人對賠償義務人的賠償請求並不以後者投保地面第三人責任險或者取得相應的責任擔保為前提，後者也不能僅在投保地面第三人責任險或者責任擔保的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而應當依據侵權行為法的規定，在法律沒有作出例外規定的情況下，實行全面賠償。我們在來看看法航空難賠償，對於遇難者的賠償問題，根據國際公約，即使航空公司沒犯任何錯誤，也應該對失事航班遇難乘客的家人給予賠償。以上條款是1999年蒙特利爾公約中所規定的。該公約以被91個國家接受，包括巴西和法國。根據公約，賠償最高金額為每名乘客10.9萬歐元。另有消息稱，一位中國乘客是中國人保壽險的客戶。其家屬可能得到960萬元的保險賠付，這將是中國保險史上賠付最大個人保險賠款。

② 概括憲法 民法 刑法和立法法的內容．分別列舉違反了這些法則的案例

一看你這樣提問題,就知道你相當不專業.

憲法案例:例一：劉燕文訴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案

劉燕文系北京大學的博士研究生，通過了博士研究生的綜合考試；導師認為其博士畢業論文達到了博士學位水平並予以推薦；同行專家評議認為其論文也達到了博士學位水平，可以答辯；論文答辯委員會經過答辯認為其論文達到了博士學位水平，建議授予其博士學位；系學位評定委員會分會經過表決認為其論文達到了博士學位水平，也建議授予其博士學位；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經過表決認為其論文沒有達到博士學位水平，決定不批准授予其博士學位。在此基礎上，北京大學根據這一決定，作出了不發給畢業證書的決定，而發給結業證書。由此引發訟案。

本案有許多法律問題值得研究，但在訴訟中原被告爭論的一個焦點問題是：北京大學是一個綜合性院校，北京大學學位評定委員會是由多學科的專家組成的機構，而這些專家中只有一人屬劉燕文所讀學科，即只有這一人能夠讀懂劉燕文所寫論文。換言之，不批准授予劉燕文博士學位決定是由一批「門外漢」作出的。1980年由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所確定的學位授予體制是，由論文答辯委員會提出是否授予學位的建議，而由學位評定委員會作出是否批準的決定。無疑，北京大學的做法是符合《學位條例》的規定的。而劉燕文及其代理人認為，《學位條例》所規定的這一學位授予體制是不合理的，侵害了公民受憲法保護的受教育權。那麼，判斷《學位條例》的規定是否合理的依據是什麼呢?當然只能是在地位上和效力上高於它的憲法。因我國的法院無權依據憲法審查法律是否合憲，即法院沒有違憲審查權，故雖然在訴訟中雙方當事人就這一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但法院最終不予以認定。

問題：在根據憲法制定了法律的情況下，當事人在訴訟中認為適用於該案件的法律違反了憲法的規定、原則、精神，而法院無權依據憲法審查法律，當事人的憲法權利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救濟呢?

例二：王春立等訴北京市西城區選舉委員會案

王春立等42人為北京民族飯店下崗人員，在下崗期間正逢北京市西城區人大代表選舉。民族飯店選區將王春立等42人列入了選民名單並張榜公布，但未發給選民證，也未通知參加選舉，致使王春立等42人未能參加選舉以行使自己的選舉權。王春立等42人據此向西城區法院提起訴訟，要求確認選舉委員會的行為違法，同時並要求經濟賠償。北京市西城區法院以沒有法律依據為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對該裁定不服又向中級法院提出上訴，中級法院對上訴人的上訴予以駁回。(註：我國選舉法和民事訴訟法對選舉糾紛只規定了一類案件，即選民名單案件。在選民名單公布以後，某人認為選民名單存在問題，或者認為應當列入選民名單而沒有列入，或者認為不應當列入選民名單而列入時，可以向選舉委員會提出申訴，由選舉委員會對申訴作出決定，如果對該決定不服，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訴訟即選民名單案件，人民法院在選舉結束前作出判決，一審終審。我國所有的法律對除此以外的其他選舉糾紛案件的訴訟問題沒有作出規定。)

問題：憲法規定的公民權利在沒有法律具體化的情況下，公民認為其憲法權利受到侵犯，無法通過法律訴訟獲得救濟，(註：我國的人民法院組織法及行政訴訟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都明確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獨立行使審判權。從我國憲法關於全國人大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擁有憲法監督權的規定看，人民法院不具有憲法監督權，即人民法院不能根據憲法進行合憲性審查判斷。)其應當通過何種途徑獲得救濟呢?如果既不能通過普通的法律訴訟獲得救濟，又沒有相應的憲法訴訟或者其他途徑獲得救濟，憲法確認的公民權利也就成了空中樓閣、水中月。

此類案件或者事件還有一些，如男女同學讀書期間同居懷孕，所在大學依據本校的規定予以開除處分，學校的規定是否違反了憲法的原則或者精神?夫妻在家中觀看黃碟， 公安派出所依據現行相關的規定，進入住宅將夫妻兩人帶走，現行的規定是否違反了憲 法的原則或者精神?等等。

筆者預計，在未來的幾年中，涉及憲法問題的案件或者事件還會大量出現。原因在於：(1)公權力與私權利的沖突。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公權力優位於私權利，私權利之於 公權力處於服從的地位，甚至是絕對服從的地位。經過20餘年的改革開放，人們的觀念和意識發生了巨大變化，私權利絕對地服從於公權力的觀念逐漸遭破棄。私權利與公權力之間的界限由憲法和法律在具體問題上的利益衡量而確定，同時，公權力存在和作用的基本目的也是圍繞著私權利的更大、更好實現。(2)由公權力優位的觀念所決定，公權力在行使過程中並不遵循「有限政府」的原則，而是本著「便於管理」的原則，這樣，就與現代公權力行使的一般要求相沖突。最突出的表現是，公權力在行使過程中有一些任意性的要求或者說有一些武斷的要求和規定。這些要求和規定缺乏正當性和公正性。(3)公權力在行使過程中的一些要求和規定，適用於計劃經濟體制，而並不適用於市場經濟體制。或者說，與市場經濟體制是相抵觸和矛盾的。(註：例如，政府在作出一些規定和提出要求時，並不考慮其必要性或者正當性，而是從有利於行政管理出發。由是，一些企業也紛紛進行效仿，在進行招聘時，無端地規定限制性條件，諸如年齡條件、學歷條件、身高條件、戶籍條件、性別條件等等；國家機關或者企業事業單位在設計表格時，從來不考慮為什麼要當事人填寫這些內容，是否有權力要求當事人填寫這些內容。)

民法案例:

王某在某地風景區旅遊，爬到山頂後，見一女子孤身站在山頂懸崖邊上，目光異樣，即心生疑惑。該女子見有人來，便向懸崖下跳去，王某情急之下拉住女子衣服，將女子救上來，在救人過程中，王某隨身攜帶的價值2000元的照相機被碰壞，手臂被擦傷：該女子頭部也被碰傷衣服被撕破。王某將女子送到山下醫院，為其支付各種費用500元，並為自己包紮傷口用去20元。當晚，王某住宿醫院招待所時，已經身無分文，只好向服務員借了100元，用以支付食宿費。次日，輕聲女子家人趕到醫院，向王某表示了感謝。

問：（1）王某與輕生女子之間存在何種民事法律關系？
（2）王某的照相機被損壞及為治療自己傷口而支付的費用該由誰承擔？為什麼？
（3）王某為該女子支付的醫療費等費用能否請求其償付？為什麼？
（4）王某向服務員借的100元應當由誰償付？為什麼？
（5）王某能否請求該女子給付一定報酬？為什麼？
（6）王某應否賠償女子衣服損失？為什麼？
第一個問題:屬於民法上的無因管理行為.因為該男子對輕生女並沒有法律上和雙方約定的義務.
第二,三個問題:王某的照相機及治療費由輕生女賠償,王某給輕生女墊付的治療費,由輕生女返還.如她是未成年人由家長承擔.
第四個問題:由王某償還給服務員,然後由輕生女或其家長返還給王某.
第五個問題:針對你所說的案例,是不可以,因為沒有法律依據,也沒有事前約定.當然輕生女或其家長,自願給付,那是另一回事.
第六個問題:王某不應賠償輕生女的衣服損失.理由是:王某的行為是為了輕生女的利益.王某對輕生女衣服的損壞,既不是故意,也沒有過失.

刑法案例:

案情如下: 案情：
一.某日，某市畜產品公司職工胡某在擦地板時見財務室的櫃子沒鎖，會計已去水房打水，周圍也沒有別人，於是從櫃子里取出空白支票一張並加蓋了印鑒。次日，胡某填好支票，到銀行以支取購貨款的名義在支票上簽上了本公司采購員李某的名字，支取現金人民幣2萬元。
試問：
1．胡某的行為如何定性？請說明理由。
2．如果胡某在大街上撿到一張已填好的金額為2萬元的支票，馬上到銀行支取現金，則胡某的行為如何定性？
3．如果胡某竊取了本單位的蓋了印鑒的空白支票後，但自己不敢去取。找到其好友王某，對王說：撿到一張轉帳支票，請王到銀行幫忙取出來。王便到銀行冒充某市畜產品公司采購員李某的名義，支取了現金2萬元。問對王某的行為如何定性？

二.甲在擔任某機械廠（集體性質）副廠長期間，利用自己掌握的進原材料的決定權，多次從進原材料的的單位收受回扣，共計40餘萬元，用於自己購房。
問：甲的行為該如何定性？為什麼？

案例一：1、胡某構成盜竊罪。因為胡某採用秘密方法，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竊取單位財物，數額較大，已經可以構成盜竊罪。因財物非系胡某利用職務之便取得，所以其行為不構成職務侵佔。另，根據相關司法解釋，盜竊具有金錢價值的有價證券、空白票證等，數額較大或多次盜竊的，可以構成盜竊罪。
2、胡某冒用他人支票的行為構成票據詐騙罪。
3、王某的行為構成票據詐騙罪，因為他在明知此票據為他人所有的情況下以他人名義支取，且數額較大。
案例二：甲的行為構成公司、企業人員受賄罪。因為公司、企業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在經濟往來中，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數額較大的行為，構成本罪。（刑法第163條）

③ 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印發《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的通知
（法發〔2000〕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解放軍軍事法院，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生產建設兵團分院：
現將《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印發給你們，自2001年1月1日起試行。
《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以下簡稱《規定（試行）》）將民事案件案由分四部分。第一、二、三部分屬於適用普通程序的案件案由，一般應當包括兩部分：當事人訴爭的法律關系及其爭議，如買賣合同質量糾紛，但《規定（試行）》只列出當事人訴爭的法律關系部分，而當事人的爭議部分由受理法院根據當事人的具體爭議確定。第四部分是適用特別程序的案件案由，可以根據當事人的訴訟請求直接表述。
第一審法院立案時可根據當事人的起訴確定案由。當事人起訴的法律關系與實際訴爭的法律關系不符時，結案時以法庭查明的當事人之間實際存在的法律關系作為確定案由的依據，例如名為聯營實為借貸的，定為借款糾紛。當事人在同一起訴中涉及不同法律關系，如某一案件涉及主從合同關系的，根據主合同所涉及的法律關系確定案由。當事人僅因為從合同發生爭議，按照從合同涉及的法律關系及當事人的爭議確定案由，如擔保合同效力糾紛。
《規定（試行）》將案由分為四部分五十四類300種，種案由用阿拉伯數字統一編號。為了便於司法統計，根據具體情況，少數案由列出一些特殊或者常見多發的若干項（用阿拉伯數字加圓括弧表示），但此種案由並不限於所標明的幾項。人民法院在案件中應當直接適用種案由或其中的某一項，如相鄰用水糾紛。
試行中有何問題，望及時報告我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
二000年十月三十日

民事案件案由規定（試行）

目錄

第一部分 合同糾紛案由
第二部分 權屬、侵權及不當得利、無因管理糾紛案由
第三部分 婚姻家庭糾紛案由
第四部分 適用特別程序案件案由

為了正確適用法律，統一確定案由，現根據民法通則、合同法和民事訴訟法等法律規定，對民事案件案由規定如下：

第一部分 合同糾紛案由

一、代位權糾紛
1．代位權糾紛

二、撤銷權糾紛
2．撤銷權糾紛
（1）撤銷債務人放棄到期債權行為糾紛
（2）撤銷債務人無償轉讓財產行為糾紛
（3）撤銷債務人低價轉讓財產行為糾紛

三、懸賞廣告糾紛
3．懸賞廣告糾紛

四、買賣合同糾紛
4．買賣合同糾紛
（1）分期付款買賣合同糾紛
（2）憑樣品買賣合同糾紛
（3）試用買賣合同糾紛
（4）招標投標買賣糾紛
（5）拍賣糾紛
（6）互易糾紛

五、房地產開發經營合同糾紛
5．土地使用權出讓合同糾紛
6．土地使用權轉讓合同糾紛
7．國有土地租賃合同糾紛
（1）土地使用權租賃合同糾紛
8．臨時用地合同糾紛
9．商品房預售合同糾紛
10．商品房預售合同轉讓糾紛
11．合資、合作開發房地產合同糾紛
12．項目轉讓合同糾紛
13．房屋拆遷合同糾紛

六、供用電、水、氣、熱力合同糾紛
14．供用電合同糾紛
15．供用水合同糾紛
16．供用氣合同糾紛
17．供用熱力合同糾紛

七、贈與合同糾紛
18．贈與合同糾紛
19．公益事業捐贈合同糾紛

八、借款合同糾紛
20．借款合同糾紛
（1）（金融機構）同業拆借糾紛
（2）企業之間借款糾紛
21．民間借貸糾紛

④ 初學者如何學習民法

我去年通過401分，民法初期聽段波的可以，中後期要聽鍾秀勇的，講的深，適應司考試題。

⑤ 民法通則135條

他們已經侵權，你可以到法院告他們侵權。要求他們拆除超出的部分。

照他們干進度的情況，我懷疑他們都沒有審批就違建了。你也可以向城建辦打電話舉報。

⑥ 民法總則無過錯責任指的是什麼

您好：
一、民法總則無過錯責任指的是什麼?
我國《民法總則》第一百零六條第三款規定：「沒有過錯，但法律規定應當承擔民事責任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傳統觀點認為這是無過錯責任原則存在的依據，對某些特殊侵權行為應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
無過錯責任原則是指依照法律規定不以當事人的主觀過錯為構成侵權行為的必備要件的歸責原則。即不論當事人在主觀上有沒有過錯，都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第一，無過錯責任適用於損害後果的發生為不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所導致的場合。在無過錯責任中，任何一方當事人在主觀中並不存在故意或者過失，這是適用該責任的前提，如果可歸責於任何一方當事人的事由就屬於過錯責任。
第二，無過錯責任是與過錯責任相並列的責任形式，當然並不意味著對等，從法制發展進程看，該責任又可稱為過錯責任的補充，是否承擔責任由法律特別規定，在大陸法系國家，由於肯定了過錯責任是違約和侵權的一般和基本形式，為了防止無過錯責任和過錯責任發生不必要的重疊，有的通過民事基本法確定了這種無過錯責任，有的通過判例加以規定，至於法律規定於何種場合下發生無過錯責任取決於法律基於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所作出的明確表態。
第三，無過錯責任的宗旨在於合理補償損失。過錯責任的發生根據是違反合同的當事人具有主觀過錯或侵權人具有主觀過錯，因此要求有過錯的當事人承擔責任可以同時實現懲罰功能和補償功能。在無過錯責任的情況下，由於當事人並無過錯，懲罰功能也就失去了目標，而只能保留其補償功能，在合同領域「無過錯責任的基本思想只在於合理分配不幸損害，而不在於懲罰不履行合同;因而它只具有補償作用而無懲罰作用」。
第四、無過錯責任限制了一般免責事由的適用，在過錯責任情況下，當事人可以提出法定免責事由，免除其對損害後果的責任，如不可抗力為過錯責任的一般免責事由，但在無過錯責任情況下，包括不可抗力在內的法定免責事由的適用都受到限制。<<民法通則>>第107條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雖然現在沒有特別法對除外規定作特別解釋，但該規定乃順理成章，且不悖於國外實踐。
第五，因果關系是決定責任的要件，在過錯責任的前提下，行為人是否承擔民事責任，最終取決於他有無過錯，而在無責任情況下，行為人是否承擔責任並不取決於他有無過錯而取決於他的行為和物件與損害後果之間是否有因果關系，而在合同領域只要行為(作為或不作為)最終導致合同的不能履行，且不論該行為的發生原因如何，行為人都要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即法律已認定當事人的行為與損害後果間有直接聯系。
二、其他特徵
1、因果關系是決定責任的基本要件，即以損害事實與責任人的行為之間存在著因果關系為前提，若沒有因果關系則不能承擔無過錯責任;
2、並不以行為人的主觀過錯為歸責的要件，若以過錯為歸責的構成要件，那就成了過錯責任原則;
3、無過錯責任的宗旨在於合理補償受害人的損失，這也是許多國家為保障受害人的權益而設立無過錯責任原則的原因所有;
4、由被告就免責事由進行舉證，實行舉證責任倒置，它不同於過錯責任中的「誰主張，誰舉證」的舉證原則。在適用無過錯責任時，原告只要舉出損害事實及損害事實和被告的行為之間有因果關系即可，再由被告就存在的法定免責事由進行舉證，被告不能僅僅證明他已盡到了注意義務或沒有一般的過失就可以被免除責任;
5、適用無過錯責任時必須有法律的特別規定，也就是針對法律明文規定的特殊侵權行為才可適用無過錯責任原則。
三、適用范圍
合同中或不可抗力中的無過錯責任。通常情況下，不可抗力是免除責任的事由，這種結論是由大陸法系的過錯責任決定的。在法律作出特別規定的場合，不可抗力是發生無過錯責任的條件。就一般情況而言，不可抗力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合同當事人一般可以通過舉證不可抗力的發生而免除不履行的責任。
(一)合同關系中不可抗力的無過錯責任
(1)遲延後的不可抗力，
(2)轉質之質權人對於轉質物損失的責任，
(3)出版人接受作品後因不可抗力而遺失或毀壞，
(4)民用空中運輸之旅客和財產損害。在我國現行合同法中，有學者認為，不可抗力的無過錯責任僅指責任人應當依法承擔的，在逾期履行期間發生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後果責任，這種觀點與史尚寬的觀點是一致的，但這種觀點的合理性值得懷疑。
這種情況下的責任歸結為過錯責任，而不是不可抗力下的無過錯責任。筆者非常同意這種觀點，因為債務人逾期履行債務，債務人已經有了過錯，相應的逾期履行期間發生不可抗力是指債務人已經具有過錯的情況下發生的不可抗力，而不是沒有過錯情況下的不可抗力，法律規定債務人承擔逾期履行期間不可抗力所致後果，不是對不可抗力下無過錯責任的規定，而是對不可抗力事件發生前已構成違約責任的認可。從嚴格意義上說，不可抗力的民事責任，是指債務人因不可抗力所造成的後果，依法應當承擔責任的情況。
在我國現行的法律法規中，類似的情況雖然不多見，但至少現行法律在一定程序上對該情況予以承認。我國民法通則第107條的除外條款規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者造成他人損害的不承擔民事責任，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雖然該法沒有具體的規定可以採用無過錯責任，但顯然也為我國確立某些情況下無過錯責任創立了前提和基礎，在我國現行合同法中對於不可抗力的發生，也不是唯一的免除責任。
有些不可抗力發生的場合下仍應承擔責任，此種責任在性質上應為無過錯責任，如在種類物之債中，即使遇有天災，但因為標的物為非特定物，賣方仍然可以在市場中買到該物交由買方，這種情況下，並不能免除債務人實物交付之義務，但可根據具體情況，適當變動。當然各國法律對不可抗的范圍認識不一。理論並通常認為不可抗力為事變的一種，事變的其他情況如情勢變更第三人原因等也構成無過錯責任的前提條件。
在我國現行合同法中，只有在某些不可抗力情況下才能免責，因此，很多學者認為現行合同法實行的是無過錯責任原則。但也有學者認為違反合同義務承擔違約責任最終是因為可歸責於債務人的原因所引起的，即在質上還是一種過錯，只是這種過錯並不顯得直接、明顯，學理上對過錯范圍的界定有主觀說和客觀說兩種，這種觀點採取了客觀說。這和延遲中的不可抗力下的責任是基本類似的。當然，對於債權人來說無需考慮債務是否具有過錯。因為保護交易安全已成為現代合同法的一般原則。
(二)《侵權責任法》規定的無過錯責任
1、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致人損害的，監護人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2條)。
2、用人單位的工作人員因執行工作任務致人損害的，用人單位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4條)。
3、提供個人勞務一方因勞務致人損害的，接受勞務一方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35條)。
4、因產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損害的，生產者和銷售者承擔的不真正連帶責任，為無過錯責任。銷售者具有過錯的，承擔最終責任;銷售者無過錯的，生產者承擔最終責任(《侵權責任法》第41-43條)。
5、機動車與行人、非機動車駕駛人之間發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機動車一方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48條;《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條)。
6、因環境污染致人損害的，污染者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65—68條)。
7、高度危險責任中，從事高度危險作業者，高度危險物品的經營者、佔有人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69-77條)。
8、飼養的動物致人損害的，動物飼養人或者管理人承擔無過錯責任(但動物園承擔過錯推定責任)(《侵權責任法》第78-80條;第82-84條)。
9、建築物倒塌致人損害的，建設單位與施工單位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86條)
10、醫療機構違反告知義務，給患者造成損害的，醫療機構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55條)。
11、因醫療產品致患者損害的，醫療機構與產品提供者承擔不真正連帶責任的，為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59條)。
12、在道路上傾倒、堆放、遺撒妨礙通行物的，行為人承擔無過錯責任(《侵權責任法》第89條)。

⑦ 花瓶從空中掉落,砸到了人，怎樣賠償

一、在不知花瓶為誰家所有的情況下，可以那一幢的居住者為被告，提起民事侵內權訴訟。
這不是物容權法案例，而是一個典型的侵權行為的案例。我國《民法通則》第126條規定：建築物或者其他設施以及建築物上的擱置物、懸掛物發生倒塌、脫落、墜落造成他人損害的，它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應當承擔民事責任，但能夠證明自己沒有過錯的除外。
受害人只需要證明花瓶是從此處的上面掉下，而不是別處的花瓶；證明傷害是由花瓶掉落下來造成的，而不是由其它的行為造成的。被告會為了免除責任，會舉證證明自己沒有過錯。不能證明者，需要承擔責任。

二、如果知道花瓶是誰家所有，則以那一家為被告提起民事侵權訴訟。其中的法律依據和舉證與上面一樣。

三、當然，如果對方是出於故意的，則涉及到刑事問題。具體情況得再提供更多信息。

⑧ 民法總則相鄰權的種類有哪些

您好，民法總則相鄰權的種類包括：
1、相鄰通行權：指的是你在使用房屋或土地的時候，不能影響其他人的出行;
2、施工相鄰權：指的是你在修建、裝修房屋的時候，不能影響鄰居的生產、生活，使用完畢應當及時清理現場，排除妨礙，恢復原狀;因臨時佔用造成土地權利人損失的，佔用方應當賠償;
3、管線相鄰權：指的是在鋪設電纜、管道、架設電線及其他空中線路時，如果必須經過相鄰他方的地下或地上時，相鄰他方不得拒絕或妨礙，但確對鄰居造成的一定的影響，雙方可確定一定的金額的賠償;
4、用水相鄰權：這個包含兩點，第一是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堵截或者獨占自然流水，影響他方正常生活，第二是相鄰一方必須使用另一方的土地排水的，應當予以准許;
5、防險相鄰：指的是在使用房屋的時候，相鄰一方不得在自己房地產范圍內放置或使用易燃、易爆、劇毒、放射性、腐蝕性等危險物品的;相鄰一方房屋或其他設施有倒坍、脫落、墜落危險，如果可能危及相鄰他方人身、財產安全的，相鄰一方有權提出異議;
6、環保相鄰權：有以下兩點，1、相鄰人在排污排廢的時候，不得超過規定的排放標准，不得影響相鄰方的生產和生活。2、相鄰人不得製造噪音、喧囂、震動、惡氣、異味等，妨礙相鄰他方的正常生產、生活、損害他人身心健康;
7、通風採光權：指的是建設和使用房屋時，不得影響相鄰一方通風和採光。
8、地界相鄰權：指相鄰兩方的土地相鄰，一方不得影響另一方的正常使用;
9、共牆相鄰：指的是同一個牆壁被兩個相鄰方共同所有或使用，一方使用不能影響另一方，一方不能隨意拆除，共牆的維修應或翻建，要由雙方共同協商，費用共擔。
為了協調領里關系，民法總則對相鄰權做了規定，對於鄰里之間，各方在使用共有不動產，或者使用他人不動產時，需要以不損害他人的權益為前提，民法總則相鄰權的設置，為物權法等其他民事法律規范對相鄰權做詳細的規定提供力依據。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⑨ 空中比特幣的案件人民政府能查詢得到嗎

比特幣是一種虛擬貨幣。虛擬貨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屬於虛擬財產的范疇。同時，它不具備貨幣的法償性與強制性屬性，與現存通行的人民幣等法幣不是一個概念。我國現行法律並不禁止個人持有比特幣，而比特幣作為一種互聯網上的商品買賣行為，普通民眾在自擔風險的前提下擁有參與的自由。因此，在民事領域中，「法無禁止即自由」，應當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法總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等法律，保護擁有比特幣等虛擬財產相關權利的合法權益。
就虛擬財產而言，最新近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已經將其列入權利客體，但在立法過程中的廣泛爭議，使得法律只以宣示性條款的方式加以保護，致使不論是虛擬財產的范圍，還是其法律性質均未明確。因此在法無明文規定並且各地司法機關裁判觀點差異的情況下，各地區政府對於數字資產的財產屬性並沒有統一的認知，往往取決於司法機關的自由裁量。因此，虛擬貨幣的性質有待未來監管法規的進一步出台以及司法實踐的逐漸統一，予以確定。監管部門的政策性規定雖不具備法律地位，但其仍反映出了主管機關的監管態度並可能進一步通過法律法規予以落實。
從機構職權的角度，中國人民銀行是貨幣管理機構，它有權發行貨幣，有權承認和否認貨幣的形式和形態。但中國人民銀行不是立法機構，無權制定法律，央行發布的政策性文件並不能作為確定物權的法律依據，央行對比特幣的定性是沒有效力的。央行沒有直接否定比特幣，並不是承認其地位或作用，而是作為監管部門對新生事物的寬容。

⑩ 簡述民法的法律地位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①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②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本文擬從分析中國民法現代化的背景出發，反思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提出緩和中國民法面臨的悖論和加快中國民法現代化進程的策略性建議。
一、民法現代性問題及其具體表現
現代化表徵一個社會急劇變動的過程，現代性則表徵現代社會的屬性。因此，法的現代化就是使社會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現代社會法的特徵。對於法的現代性因素，較為全面的概括是：1.公開性。法律的內容、法律制定與實施的過程應該向社會公開。未經公開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獨立的並由專門的機構運用專業知識加以適用的規則體系，法律活動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領域；3.普遍性。法律調整的是一般人的行為，其價值內涵是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反對並消除特權現象；4.層次性或稱道德性。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普遍的價值准則，並與人類社會最低限度的價值觀念保持一致；5.確定性。法律的內容、至少它的中心含義應該盡可能明確、無歧義，能夠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穩定和安全，而不應模糊不定、自相矛盾、過於原則，不確定的法律只能給社會帶來不確定；6.可訴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規定的機構中通過爭議解決程序加以運用以維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現代社會的法律機制必須成為由法律職業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則的秩序機制，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從而能夠增加個人行動的可計算性；8.權威性。現代社會的法律就外在強制的效力而言，在社會生活規范體系中應該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視、不可冒犯的最高權威。③
法律的現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現代化的核心是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張揚。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結出的碩果。法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形式合理性變成自在自為的主體的過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的起碼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為法律運作的原則，這確乎構成了法制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④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證明，法律建構於非人格的關系之上，法律是無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確合理的程序制定出來的，因而成為每個人行為的一般模式，從而使人的行為及其後果具有可預測性。但是法律從來沒有放棄對諸如正義、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價值的忠誠，從來都把對價值基本原則的闡釋、維護和實現作為自己的宗旨。沒有價值底蘊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質疑，無法贏得人們的信仰，也就無法發揮應有的調整作用。現代法律張揚形式合理性，僅僅是轉換了人類追求美好價值的方式，試圖通過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賴不可靠的人，使這些價值得到普遍的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們破解現代法治及立基於其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門。
「法治理想得以鞏固的主要時期，乃是18世紀上半葉。當時法治的理想正逐漸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⑤可見，現代法治的物質基礎是19世紀以前的社會經濟生活，總的看來，當時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穩定，要求確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場參加者可以進行計劃、預見自己行為的法律上的後果。這成為現代法治憑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約束性條件。這種生活條件下，法律通過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它所追求的價值。而20世紀以後的世界則演變為一個極度動盪的、高度分化的、急劇變化的、各種矛盾沖突空前激化和各種嚴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極不穩定的世界。轉換了社會基礎使得現代法治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與其追求的價值出現了斷裂，形式和價值的割裂必然要導致致命的問題，絕對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義的內容也能合理。這就是法的現代性問題。集中體現為由於缺乏對地域性知識、特殊性問題以及非正式規范的關注，現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廣泛的質疑，如優勢群體在法治的旗號下對邊緣群體的「合法」壓制。
作為原型意義上的現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品格：
首先，現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為邏輯前提。民事主體制度無視主體的豐富個性，確立了民事主體普遍的權利能力。這種普遍抽象的權利能力滌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經驗因素，主體的個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輝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簡化為「人」這一高度劃一的類的存在。「他不知道農場主、手工業者和工場主、企業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體，只是人，而且它視這種認為絕對自由的人。」⑥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萬別，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體自我才能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准，而且對其自身的行為和社會地位負責。人類歷史才能實現從身份到契約、從歸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發展。
其次，現代民法以民法典為基本載體。完備的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一個基本特徵。在大陸法系只有通過制定民法典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為貫穿民法制度設計始終的基本宗旨。民事主體被假定為理性人，民事行為被假定為理性行為，行為標准被假定為理性人標准……。關於「理性標准」的假設是民法體系的基石，正是基於這些假設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對生活世界的簡化，建構了民法的大廈——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規范了私人生活，將公權力阻隔於私人生活之外，製造了一個完全屬於市民的法律空間，為個體追求自由、知識、財富、幸福創造了適宜的環境。
再次，現代民法以普適主義的普遍性知識消釋地方性知識。現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為、法律關系等概念、原則、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適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礎上建構的，它是啟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具體化，它可以游離於形形色色、多樣化的社會生活。民法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普遍性的知識，「放之四海而皆準，行諸萬世而不惑」。相應地，在普適主義的籠罩下，地方性知識往往被視為進步的障礙。日本學者穗積陳重在研究羅馬法對德國民法的影響時，就指出「羅馬法系經學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國法，而德國法則系成於種族習慣的自然狀態之限人、限地法。羅馬法之世界統一性，其發達之基礎，在於希臘斯多噶哲學之自然法說，無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觸，恰如冷熱二物相觸，冷體必吸收熱度，劣等文化國之必繼承優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勢也」。⑦
現代民法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觀性追求形式合理性。當民法作為一種世界性知識向外界擴張時，它往往以與文化背景無關的純粹的、普遍性知識體系的姿態出現。民法所追求的價值則只能處於潛在性、隱蔽性的狀態。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即使在現代民法的原創地——西歐大陸，其民族精神與羅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啟蒙思想等較相契合，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開始凸現。在與西方有著不同法律文化傳統的東方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將更為復雜。
中國民法獨特的現代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現代化的民法制度與人民生活的隔膜
「語言也是思想和文化傳統，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標志和象徵。只有把語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傳統之中，與構成文化總體的認知系統、評價系統、心態系統、行為模式系結起來，對之進行多維、系統的分析，才能真正解決語言的內涵和意義，澄清語言混亂所引起的思想混亂」。⑧因此，法律語言、法律制度必須置於特定的語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來，我國大量移植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體系和框架。但由於對法律語言的語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價值理念的忽視，引入的制度與中國百姓的生活有相當的隔閡，制度設計的初衷與實際運作的結果相悖離，以支離破碎的概念、規則、制度建構的民事法律體系無力承載公平、正義、秩序、自由等價值理念，無法成為調整社會生活的「活法」。龐大的民事制度體系並沒有導致市民社會生活的秩序化，也沒有給中國百姓的現實生活帶來確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實際運作結果往往與其設計初衷相背離。一個明證就是在中國正式制度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仍然大量存在著以游離於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於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決糾紛的現象。「所謂私了並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後對國家正式法的規避；規避至少對於多數人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規避中，國家正式法並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結果卻可能和其規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⑨
(二)現代化的民法話語與人民生活的乖張
隨著民法的現代化，民法學界對學術共同體、精英話語的追求越來越高。這種精英式話語霸權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會間設置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概念的技術含量越高，它就越遠離日常生活而成為高度專門化的法律概念」。⑩法律語言的精確性、技術性、專業性要求自身與市民社會保持距離。但是，過度的精英化必然異變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虛幻之物。制度引入過程中不顧本土資源，搞精英話語霸權，生吞活剝異質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與傳統法律文化的徹底決裂的貌似激進做法，使「中國許多民眾目前對待建的法治大廈或冷漠、或懷疑、或反對」。(11)如此，民法則只能停留在文字層面，單純作為自我欣賞的理論模型。很難想像人們願意接受一種聞所未聞或根本無法理解的制度設計作為行為預期，「私的自治的社會理想」勢必成為空中樓閣。
游離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民法制度還會極大地挫傷民眾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體現了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心態和情感體驗。「在對外保有威信，對內堅如磐石的國家，再也沒有比國民法感情更寶貴、更需要培育、獎勵的財產了。……法感情是整個大樹的根，當這根不發揮任何作用時，它將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將歸於泡影」。(12)法感情的培養有賴於法律自身的親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學術神秘主義，那麼就會使人們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而是權力者手中的魔杖；人們不再「為權利而斗爭」，而是盡力規避法律，尋求法外空間的世外桃源。
二、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獨特背景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總背景下展開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國民法現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種種挑戰，具有了西方國家民法現代化過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難。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由此變得十分復雜，其解決更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背景之一：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我們既定的選擇
近代以降，中國放棄了自己獨特的古老的規范體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極不情願地被納入世界歷史的軌道。這一移植過程雖然充滿了沉重與無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來，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國民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法通則》頒布以來，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紹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學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盛況空前；新合同法頒布實行、物權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艷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鶯歌燕舞。但是我們慣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卻是脫離語境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構法典，從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學說將其類型化，並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構築概念體系，進而形成規則、制度。繼而進行制度對比，純粹的制度對比研究往往流於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於概念、規則、制度內部循環論證。具體制度的優越性、正當性、合理性多源於強式話語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議和呼籲的層面，無法上升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認知理論的形態。這種純粹形式的分析技術表面上博採眾家之長，對各國法律制度信手拈來，隨心所欲，為我所用，實質上忽視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語境下的功能，忽視了其在整個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義，其結果必然是所建構的民法體系成為四不象的大雜燴。「我們不僅沒有領悟概念法學的體系性以及概念法學的語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疇也未被我們充分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概念法學的框架下蹣跚學步而已，還無力貢獻出一套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識體系來」。(13)可見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還是一個遠未實現的目標，因而又是我們無法選擇的目標。
背景之二：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窘迫
法治雖然登陸中國的歷史已有百年，而且在當代中國獲得了無上光榮，成為治國方略，法治話語更是取得了前無古人的風行。但是中國由於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發產生現代意義的法治。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實踐更多的是出於無奈，依憑的則是對法治的神秘忠誠與先期熱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時代精神的理論作指導。由於缺乏對法治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的、系統的反思與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難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設的種種努力必然要經受傳統的前現代的精神因素的沖擊。
中國長期處於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農業是社會的主導產業，農民是社會的主體，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到今天還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務農的人通常有一個確定的活動范圍和明確的界限意識，有強烈的歸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內外有別的界限意識。內與外的分類是中國人思維的一個首要前提，根據內外之別，又形成優劣、先後、尊卑之差，構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與外國或外國人的關系時，內與外之分是我們一切判斷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國人內部仍然存在各種「內外」關系，也很難實現平等對待。(14)「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內在性質：以倫理為取向的家產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各地，所尋求的總是實際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15)「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法的正統性不依賴於一個終極根據的設定，秩序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內在的『情境倫理』和『社會交換』」。(16)中國的民法中體現這種界限意識的規范比比皆是，如對國有企業的特別保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特別優惠。
事實上，清末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防禦型現代化，中心思想是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主導著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意識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對法治的選擇來源於其在西方社會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熱情和神秘忠誠之中多少夾雜著不情願，至少可以說，最初的現代化在民眾的潛意識里是從對現代化的敵視開始的。這種夾雜著渴求、無奈和敵視的強烈的、復雜的現代化願望和情緒表現在法律思想領域中就體現為，既期待外國法律經驗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各種困難，重建社會秩序，又在內心裡對其持懷疑的、不信任的、不情願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態度。葛洪義先生把這種現象叫中國法的「現代情結」。這個現代情結，可以提供持續的來自前現代的反現代思想資源。(17)因此，現實法治陡現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隨著時間的展開而逐漸暴露之時，就是前現代因素大舉反撲之日，法治建設就要面臨反復和回潮的危險，人們就可能棄法治如蔽履。
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僅存在前現代因素的摯肘，而且同時遇到了後現代思想的侵襲。西方的後現代法學發端於20世紀下半葉，它是從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理念和方法進入法學和法理學開始的。這種與中國的法治建設共時性的思潮，在國門大開的今天，必然要對中國的法治建設產生影響。
針對西方社會法治的全面實踐，後現代法學全面挑戰和解構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礎和原則，不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現代法治由於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導致的負效應，而且無情地貶低現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後果是可能使現代法治陷入危機之中，導致人們喪失建構現代法治這一法律帝國的信心和熱情，甚至產生拒斥現代法治的情緒。後現代法學對現代法治的挑戰擇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戰法律的至上性。這方面集中地表現為新的法律工具主義的興起。後現代法學認為，法律並非中立和客觀，任何制定的規則都是以法律名義所掩蓋的政治。法律成為推行某種政策的工具，政府藉助法律公開介入現代法學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的領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資源和權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創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過法官的解釋來適用的，解釋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隨著司法能動主義的興起，法院越來越成為公共政策的執行機構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機構；其二，挑戰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對法律自主性確信的支持力量被踢開了。首先，與『意識形態之終結』相聯系的政治上的共識破碎了。……自從1960年代以來，伴隨政治上共識的衰落，使諸如經濟和哲學(以及游戲理論、統計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文學理論)這樣一些學科的興盛，這些學科可以與法律問題相聯系——並且看起來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這些變化都還不充分，對律師根據他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法律制度的問題的確信也已被削弱。」(18)法律解釋的規則隨著公共政策的要求搖擺，判決所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過多而且處在變化之中，使統一的標准幾乎成為不可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法學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會領域之間尋求平衡；其三，挑戰法律的普遍性。後現代社會是告別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社會，類似於法律普遍性這樣的宏觀歷史敘事已經完成了使命。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主張，都有自己的關於什麼是公平、正義和美好社會的觀念。所以單一的正義、公平觀念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種方式存在的正義。法律的普遍性在後現代社會的多元化面前顯得空泛和遠離實際，掩蓋了法律代表權利的本質，甚至可能導致對社會邊緣群體的壓制。(19)後現代法學的認識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對西方法治的批評卻不乏啟示作用，更是西方社會改進法治的寶貴精神財富。
但後現代法學之於中國的意義卻遠較其對西方社會的作用耐人尋味。後現代法學的許多主張與中國的傳統法文化現象具有形式上的類似性，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表現出某種早熟的「後現代性」，可能成為衍生後現代的反現代精神土壤。
前現代思想與後現代思想本來屬於法治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應對的問題，即歷時性問題。前現代思想並不反對把法律作為一種工具，反對的是法的現代性，或者是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徵及其基本精神；後現代思想則不僅反對、批判法的現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贊成把法律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他們反抗的是所有統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統治。但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特殊性，它們同時出現在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而且由於具有了共同的對立面，很容易結成聯盟，交相輝映，為本已非常難纏的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更加撲朔迷離，平添了許多西方國家無法體驗的復雜性。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需要對現代法治的深層次的理性認識，不僅要為現代法治的功績喝彩，而且要對現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計，必須同時認真對待前現代因素和後現代思想，同時應對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壓縮」的現代化，其間充滿了太多的窘迫，我們經常需要採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張。
三、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緩解
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發生在獨特的環境之中，留給我們的迴旋餘地極其有限，我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理性地面對中國、理性地面對民法。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性問題的根源在於現代化的法律本身攜帶的自反因子，我們需要在選擇接受、認可法治現代化優點的同時，寬容、認可、默許它的問題，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擔任何代價。於是我們認為，如果法治現代化仍然是我們的無悔選擇，那麼法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只能盡量緩解、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本文的著眼點是在民法典層面緩解民法的現代性問題。
(一)調整價值取向，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確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單純的形式邏輯證明不足以確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觀價值判斷的制度體系背後必須有龐大的價值理念體系對其進行支撐、整合。只有實現了背後的價值理念體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獲得自在自為的合法性。「如果從嚴密的邏輯學角度講，既然法律應該規范社會生活，那麼就必須要預先確定通過這種規范所要實現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實現的理想，如果沒有一個預先確定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像的」。(20)因此，價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導，對其具有統率、整合的作用。離開價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軀殼，甚至連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難於保證。現代中國的民事立法雖由被動轉為主動自覺，但由於長期漠視法律價值，又沒有足夠的法律思想啟蒙，加之對新時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對作為民法靈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層感悟。鄭戈曾尖銳地指出中國法學「總是停留於介紹西方法律理論和注釋舶來的中國法律的水平，極少以中國社會為立足點來思考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麼樣的法律。由於對這種基礎性問題缺乏理論上的探究，中國法學實際上處於一種沒有根基的狀態」。(21)中國民法又何嘗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務在於維護私法主體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戲規則只存在於力量的均勢之中，在絕對的強勢者和絕對的弱勢者之間，所謂的規則都難免帶有私人規則的性質，成為支配者單方面意志的表達。意思自治能夠自然而然地保證民事主體所為給付的合理與平衡的前提是：主體相互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基於此當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讓步的規則，各方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協商關系，當事人如果在協商中不能獲得自己所認為的「平衡」的條件，即可停止協商，另尋相對人。
當社會中的主體之間事實上存在嚴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就排除了協商與讓步，導致主體之間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紀，不平等問題日益深刻：不平等不僅存在於個人之間，而且存在於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社會組織及各種類型的當事人之間。意思自治往往異化為一方當事人強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條件的權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銳地指出：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過分強調個人的要求，犧牲了他的那些有組織的同伴們的要求，天賦人權曾變得神授君權一樣殘暴。實現一種冠冕堂皇的壓制。
意思自治對於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無法單獨實現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的協調，也無法完全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一致，中國民法必須吸收其他價值對其社會效果加以補正，以保護處於弱者地位的一方當事人，更為合理地組織社會經濟。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張揚實質正義的價值，在某些場合以客觀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選擇的主觀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實現主體之間的實質平等，平衡主體之間的利益以及主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法律不再對當事人的自治行為採取放任態度，或僅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而是要對是否締約、合同的內容、形式進行必要的實質性干預。最終由實質正義與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協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從生活實踐中發掘形式合理的規則
價值是預設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對於「類」存在的超驗感受。作為主體的人要求民法體現對人——這種「類」存在的終極關懷。價值構造了理念世界人類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設計正當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論框架、制度模型，屬於符號世界的范疇，強調形式邏輯的自足性，價值屬於意義世界的范疇，它賦予人類生活以意義；價值肯定人作為「類」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滿足需要的工具，兩者統一於市民社會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會生活的圖景，提供一種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發現並記載這一切，但決然不可能憑空製造出這一切。那種希望籍由一個詳盡無遺的立法制度，即刻創制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只會摧殘現實，增加現實的不確定性，強化規則與事實之間的乖張，最終使得法律失卻規范人事而服務人世的功用與價值。職是之故，為了確保法律之為民族信念與民族意識的真實映象，成為適合民族生活狀況，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間規則，必須首先考察民族的現實生活，並在對於往日民族生活的歷史考察中，今古觀照，釐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22)因此，法典必須是人類經驗的總結，只能是對現實世界形象經驗的概念化、體系化，必須委諸日常生活經驗的考察以確立其深層次的社會基礎。民法中的概念應該是對市民社會現實和抽象存在的一種單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內在邏輯應該是日常生活邏輯的反映；邏輯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對應該於市民社會生活的有序性。在這一意義上，民法典完全應該被理解對市民社會有序的生活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