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pp
A. PP是什麼職位
PP是英文（per procurationem ）的縮寫，[拉丁語]由代表,經代理人；如職務：委託代理人等。
委託代理人，又稱「受託人」。是指按照被代理人的委託行使代理權的人。代理人的一種。委託代理人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當委託代理人是公民時，他必須具有相應的民事權利能力。
當委託代理人是法人時，所受託的事項必須符合其經營宗旨和業務范圍。委託代理人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兩人以上，前者稱為「單獨代理」或「一人代理」，後者稱為「共同代理」。
(1)民法典pp擴展閱讀：
1、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規定，當事人、法定代理人可以委託一至二人作為訴訟代理人。
下列人員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
二、當事人的近親屬或者工作人員；
三、當事人所在社區、單位以及有關社會團體推薦的公民。
2、按照《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規定，訴訟代理人代為承認、放棄、變更訴訟請求，進行和解，提起反訴或者上訴，必須有委託人的特別授權。
因為民事案件的當事人、法定代理人、法定代表人參加訴訟活動是依法享有的訴訟權利，如果他們不能親自參加訴訟或者需要他人給予法律上的幫助，則可以委託代理人進行訴訟，但這不會喪失本人親自參加訴訟的權利。對於離婚案件，委託了代理人後，本人也應親自出庭行使權利。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委託代理人
B. 跨國收養和涉外收養是同一個概念么
一、跨國收養法的概念
跨國收養法是指調整跨國收養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由干跨國收養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需要有一定的法律規則協調和規范跨國收養行為，調整跨國收養關系，防止跨國收養權的濫用和國際拐賣兒童。干是，隨著跨國收養的產生和發展，調整含有國際因素的收養關系的跨國收養法就應運而生。跨國收養法調整的對象為含有國際因素的收養關系，從一個國家的角度未看，可以稱之為涉外收養關系，或「超越國籍或國境的收養關系」。(余先予主編：《國際法律大辭典｝)，湖南出版社 1995年版，第 408頁。)這種含有涉外因素的收養關系指收養的當事人、收養的內容和法律事實等因素中至少有一方面與外國有關系。我國大部分學者主張含有涉外因素的收養關系就是指：「收養人與被收養人，以及有關收養的法律事實等諸因素中，至少有一個因素是與外國相聯系的。」(孟憲偉、王玉法：《涉外婚姻家庭與法｝)，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第 93頁。)具體說未，作為收養關系當事人的一方或雙方是外國人或無國籍人，或者其住所或慣常居所在外國，按照廣義的解釋，只要收養人或被收養人具有外國國籍、無國籍或者其住所、慣常居所在外國，都屬干跨國收養關系的范疇。而依海牙國際私法會議 1993年通過的跨國收養公約的狹義解釋，只有收養人與被收養人的慣常居住地位干不同的締約國才算跨國收養關系或涉外收養關系(See J.Doek et al.(eds.)，Children on the move，Martinus，Nijhoff publishers，1996，pp?82-84?)。此外，收養關系的權利義務產生、變更或消滅的法律事實發生干國外，也屬跨國收養法調整的對象，如收養行為在國外完成，或收養關系在外國成立，或收養關系在外國解除等都可看作跨國收養法調整的范圍。可見，跨國收養法所調整的收養關系所具有的國際因素或涉外因素不是單一的，即不僅僅只是一個環節上有外國成份，可以是多元的，也就是說，可以在收養的多個環節上都有外國成份，而構成跨國收養關系或涉外收養關系只要在一個環節上具有涉外或國際因素就足夠了。含有涉外或國際因素的收養關系仍屬干廣義的民事法律關系，因而，從一定程度上說，以這種關系為調整對象的跨國收養法應是國際私法的重要板塊。(See I Delupis，International Adoptions and the Conflictot Laws. Stockholm，1976，pp66-75;R. de. Nova，Adoption in Comparativ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Receil，196lpp75- 158)在大部分大陸法系國家，將包 含規定收養關系的家庭法作為民法典的一部分，法國、德國、瑞士、日本等均採用這種制度，在其國際私法中對涉外收養關系的法律適用問題作了具體規定噪美法系國家沒有民法典，常以單行法的形式規定收養關系，但仍將其列入民事方面的法律規范之列，多以私法面貌出現;而社會主義國家大部分是以前蘇聯的模式為參照，把勞動關系、婚姻家庭關系從民法中分離出未，單獨立法加以調整，在婚姻家庭法典中對收養關系加以規定，如蘇俄的婚姻和家庭法典、羅馬尼亞的家庭法典等，我國也是如此，將規范收養關系的法律單列干民法以外。不論對收養關系採取何種立法形式，大部分國家都在其國際私法中對涉外收養關系或跨國收養關系作了規定。可見，跨國收養法總體上屬干國際私法范疇，但是，也不能忽視或否定其所表現出未的國際行政法、國際人權法、國際公法方面的某些特徵。隨著國際社會的收養立法強調以保護兒童最大利益為原則和強化公權力介入的機制，有學者也主張將跨國收養法劃入國際行政法、國際人權法乃至國際公法之列。(See E. M. Hohnerlein，Internationale Adoption und Kindeswohl，Mullich，1988，pp9-11;J. H. A. VanLoon，「 The Increasing Significance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for the Clarification of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in Forty years on：The Evolution of Postwar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in Europe，Amsterdam，1990. pp. 101 et Seq)這種觀點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跨國收養關系內在的屬性，即最終成立的私人之間的民事法律關系，而只是從跨國收養法律規范中所體現的強調司法行政機關的介入和監督管理以及保護兒童人權的某一方面的特徵來歸類的，有以偏概全之嫌，未看到跨國收養法的固有屬性和主導方面。從跨國收養法的對象、性質及其基本內容來看，它所表現出來的國際私法方面的特徵最為突出，甚至可以說國際私法與跨國收養法是屬種關系，國際私法涵蓋跨國收養法。跨國收養法以含有國際因素的收養關系為調整對象，以規范跨國收養行為的實體法律法規和程序性法律法規乃至法律適用規則為內容，既不同干主要以國內收養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內收養法，亦不同干調整以國家為主體的主權者之間的法律關系的國際公法，更不同干「限定內國行政機關的管轄權和內國行政法的適用范圍的國際行政法」，(李浩培：《國際法的概念和淵源｝)，貴州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4頁。)也不同干「被確定為是處理保護受國際保證的個人和團體的權利不受政府侵犯以及處理促進這些權利發展的國際人權法。」((美)托馬斯?伯根索爾著《國際人權法概論》，潘維煌等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頁。)就整個法律體系而言，盡管跨國收養法與國際公法、國際人權法、國際行政法乃至國際刑法在某些方面存在相互聯系、相互交叉或重疊之處，但其本質特徵與內容還是相差較大的，跨國收養法歸入國際私法范疇，作為國際私法的構成部分則更為恰當。跨國收養法是融實體性規范、程序性規范乃至仲突規范干一身的有機整體，是國際私法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
二、跨國收養法的淵源
正如其它各種法一樣，跨國收養法的淵源也可以分為實質淵源和形式淵源兩類。跨國收養法的實質淵源是指在跨國收養法規則產生過程中影響這種規則的內容的一些因素，如法律意識、正義觀念、連帶關系、社會輿論、階級關系、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等。這些因素的共同點在干都具有法律以外的性質，它們是一些政治上的、經濟上的、社會學上的或者心理學上的事實，這方面的研究主要屬干其它社會科學的任務。而筆者所研究的主要是跨國收養法的形式淵源，即跨國收養法規則有其產生或出現的一些外部形式，也就是指跨國收養法規范的表現形式。這也是跨國收養法形成的依據或標志。由干跨國收養法的調整對象是超出國家或國籍領域的含有外國因素的收養關系，在其發展的進程中，逐漸產生了國際統一規范。這就決定跨國收養法的淵源具有兩重性，即主要包括國內立法和國際立法兩個方面，也有一些國家將國內法院的司法判例以及國際社會所通行的國際慣例視為跨國收養法的重要淵源。
(一)國內立法國內立法作為跨國收養法的淵源，是指各國制定的關於調整涉外收養關系的法律、法令、條例、規定等規范性文件。由干跨國收養活動與有關國家的利益密切相關，各國通過國內立法來協調跨國收養活動是一種比較普遍的作法。關於跨國收養的各國立法，有從簡略趨干詳備的傾向，這種國內立法常包含在民法典或單行的收養法中或並入國際私法典中，有的也在國籍法或移民法中加以規定。例如，《日本民法》第801條規定了在外國的日本人之間的收養方式，日本舊法例第 19條，新修改的日本法例第 20條都對涉外收養的要件及效力等作了規定，《日本國籍法》第 19條和第 23條對因收養而入籍或出籍作了規定;德國民法施行法第 22條對涉外收養的法律適用作了具體規定;荷蘭採取單行立法的形式，《荷蘭關於收養外國於女的法規》對涉外收養的條件、效力、程序和監管等問題作了非常詳細的規定，共有 34條。芬蘭 1985年頒布的《收養法》在第四章第19條至第24條、第五章的第25條至第27條和第七章的第37條至第 47條中對涉外收養的成立、批准、承認及撤銷等作了更詳盡的規定，此外，芬蘭還在 1985年頒布了《關於芬蘭跨國收養事務委員會的法令入紐西蘭 1965年《收養修正法》第 17條規定了域外收養的效力，原捷克斯洛伐克 1964年的《國際私法及國際民事訴訟法》第 26條、第 27條篇 41條對涉外收養的管轄權和法律適用作了具體規定;波蘭 1966年的《國際私法》第 22條和《民事訴訟法》第110條對涉外收養的法律適用作了規定;瑞典有關跨國收養的立法相當完備，有1979年生效的《關於收養的國際法律關系條例》、1981年《外國收養認可條例》、1979年的《跨國收養協助法》 J981年的《跨國收養瑞典國內委員會規則》及 1985年的《瑞典國際兒童福利協會收養中心章程》等一系列法律法規。比利時民法第344條規定了「跨國收養的特殊里條件和效力以及承認在外國取得的收養親子關系」;1979年的奧地利聯邦國際私法法規第 26條對涉外收養作了具體規定;阿根廷 1971年頒布的《收養法》在第五章中以專章共 5條規定了「海外收養的效力」赤國 1939年制定的《國際私法》第 35條對涉外收養的法律適用問題作了明確的規定;義大利 1995年的《國際私法制度改革法案》第五章第 38條至第 41條對涉外收養的條件、成立、撤銷及收養管理權與有關收養的外國裁決的承認等方面作了非常具體的規定;羅馬尼亞 1992年《關於調整國際私法法律關系的第 105號法》第 30條至第 33條對涉外收養的實質要件、形式要件和效力的法律適用作了明確的規定卡D度 1956年的《印度人收養和撫養法》、1980年的《監護法膊nl 986年的《青少年保護法》都有關於跨國收養的條文;巴西 1979年的《未成年人法典》第sl條和第52條也屬干跨國收養法的規范書利1988年頒行的《收養法》就有關於跨國收養的條文，1991年該國司法部第18703號修正法案又對跨國收養作了更具體的規定;保加利亞 1985年的《家庭法典》第 136條有關於跨國收養的規范;我國的涉外收養法律規范則見干 1998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的第 ZI條以及 1993年的《外國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子女實施辦法》中。可見，各國有關跨國收養的國內立法形式是多種多樣的，有的存在干民法典中，有的在單行的家庭法典或收養法中，有的散見干國際私法規范中，還有在民事訴訟法中加以規定的，所有這方面的規定，構成了跨國收養法豐富的國內立法形式。
(二)國際立法
在國際立法方面，由干全球社會生產力的飛速發展和市場經濟的普及與交通運輸事業的日益發達，世界各國人民之間的往未和交流日益頻繁，隨之而未的跨國收養不僅在數量上與日俱增，而且在范圍上也在逐漸擴大，而每一個國家的收養立法大都是由其各自的立法機關立足其本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及文化發展的狀況未制定的，對跨國收養作了不盡相同的規定，從而給跨國收養造成了法律仲突和障礙。為了促進跨國收養的順利、健康發展，消除跨國收養的法律仲突或障礙，平等地保護內外國收養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特別是維護兒童最大利益，世界各國在跨國收養領域進行了積極的合作，簽訂了一系列多邊條約和雙邊條約，使國際條約成為跨國收養法極為重要的淵源。
1.雙邊條約
兩國之間為促進和保護兩國公民互相進行收養而締結的有關涉外收養的雙邊條約或司法協助協定在跨國收養法中占據重要的地位，是跨國收養法的淵源之一。例如，澳大利亞與菲律賓在1981年簽訂的《關於跨國收養的合作議定書》，瑞典與菲律賓在1975年簽訂的跨國收養方面的條約，荷蘭與菲律賓在 1975年簽訂的有關收養的雙邊合作條約，厄瓜多與瑞典在1976年簽訂的收養協助條約，挪威與菲律賓在 1982年簽訂的收養方面的雙邊條約，厄瓜多與加拿大 1984年簽訂的收養方面的合作條約，希臘與瑞典在 1983年至 1985年之間簽訂的一系列關於收養問題的雙邊條約，我國與西班牙、匈牙利、比利時等國家所簽訂的民商事方面的司法協助協定，等等，都是跨國收養法的重要淵源。盡管這些關於跨國收養的雙邊條約只對雙方締約國有約束力，構成締約國之間盼『特殊跨國收養皆，不具有普遍的約束力，但是，若雙邊收養條約中的某些規則被為數眾多的雙邊條約普遍接受，也可能構成國際通行的作法而為許多國家所採用，構成具有一定廣泛性或普遍性的跨國收養法的規則。
2.多邊條約
關於跨國收養的多邊條約，有區域性多邊條約和世界性多邊公約之分，不論何種形式的公約，它們都是跨國收養法的重要淵源。
(1)區域性多邊條約
區域性的跨國收養條約是指區域性國家組織為協調成員國之間的跨國收養而簽訂的多邊條約，最早的為 1928年美洲國家間的《布斯塔曼特法典》以及 1940年蒙得維的亞的《關於國際民法的公約》，都有關於跨國收養的法律規范。此外，1939年北歐國家在斯德哥爾摩簽署的《關於婚姻、收養和監護的某些國際私法規定的公約》、歐洲理事會 1967年《關於兒童收養的歐洲公約》、美洲國家組織 1984年《美洲國家間關於未成年人收養的法律仲突公約廚n 1994年《美洲國家間關於國際拐賣兒童公約》，等等，都是跨國收養法的重要淵源。
(2)世界性多邊公約
跨國收養法方面的世界性多邊公約，主要有海牙國際私法會議與聯合國通過的一些公約，具體包括海牙國際私法會議1956年的《撫養兒童義務法律適用公約》、1958年的《關於未成年人撫養義務判決的承認與執行公約》、1961年的《關於未成年人保護機關的權力及法律適用公約》 J 965年的《收養管轄權、法律適用和判決承認公約》、1980年的《國際非法誘拐兒童民事方面的公約》、1993年的《跨國收養方面保護兒童及合作公約》等，以及聯合國 1989年的《兒童權利公約》，是跨國收養方面具有普遍性的國際公約，是跨國收養法淵源中具有普遍約束力的國際法律規范。
此外，聯合國大會的一些規范性文件也是跨國收養法的淵源之一，如聯合國 1986年的《關於兒童保護和兒童福利特別是國內和國際寄養與收養辦法的社會和法律原則宣言》就可視為跨國收養法的淵源。不僅如此，跨國收養法的淵源還包括國際慣例以及一些國家的判例等，如印度最高法院 1984年 2月關於 Lax mi Kant Pandey一案的判決就確立了印度跨國收養法的基本准則。(See Eliezer D Jaff.Intercountry Adoritions.The Netherlands.1995.p. 31)不同國家對判例是否可被作為跨國收養法淵源的態度不同，英美法系國家的判例如同國內立法一樣，是跨國收養法的國內淵源;大陸法系國家因判例不能作為「先例」被普遍採用，因而很少有國家將判例作為跨國收養法淵源。我國同樣不將判例作為法律淵源。但是，從整個國際社會未看，不應忽視判例對跨國收養法淵源的影響和作用。
由以上分析可知，隨著跨國收養的產生與發展，以含有國際因素或涉外因素的收養關系為調整對象的跨國收養法也應運而生，井在國際社會法律統一化運動中不斷發展和完善。雖然國際社會至今尚無統一的跨國收養法典，以後是否會出現也很難說，但不可因此而否認跨國收養法的存在，正如不能因為國際社會至今沒有統一的國際私法典而否認國際私法的存在一樣。跨國收養法是由調整跨國收養關系或涉外收養關系的有關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綜合形成的有機法律體系，就其內容和范圍來看，在其基本框架中，大體應包括跨國收養關系成立的實質要件規范、跨國收養關系成立的形式要件規范、跨國收養的管轄權規范、跨國收養的承認與執行方面的規范、跨國收養效力的規范、跨國收養的法律適用規范或仲突規范等一系列相輔相成的各種規范。隨著跨國收養在國際社會的進一步發展，跨國收養法的統一化己成為跨國收養法發展越來越明顯的趨勢，有關調整跨國收養關系的新的國際規范還會不斷涌現。
C. 王衛國的科研成果
01.1995年至1998年，主持翻譯美國法學名著《科賓論合同》。
02.1996年，主持國家土地管理局委託項目《我國土地權利的研究》
03.1996年至1999年，主持中澳機構合作項目《中國經濟法改革：比較研究》。
04.1999年，主持與香港城市大學合作研究項目《法務會計》。
05.2002年，主持國土資源部委託項目《中國土地權利的法制建設》。
06.2004年，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代財產法的理論重構》。
07.2005年，與Peter Ho教授共同主持與荷蘭格羅尼根大學（University of Groningen）的合作研究項目《中國農村土地登記和空間規劃》。
08.2005年，受國務院商務部、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委託，主持《中國的反商業欺詐》系列科研項目。
09.2005年，受國務院國土資源部委託，主持科研項目《城市化過程中的土地流轉：立法模式研究》。
10.2005年，主持與荷蘭萊頓大學合作的《荷蘭民法典》翻譯和研究項目。
11.2006年，主持教育部「十五」「211工程」建設項目《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重大問題研究》。
12.2006年，主持荷蘭外交部資助項目《荷蘭民法典翻譯與研究》。
13.2007年，主持國資委委託項目《國有企業改制中職工持股規范研究》。
14.2007年，主持國家開發銀行委託項目《開行參與中小金融機構重組的法律問題研究》。
15.2008年，主持中國法學會2008年部級法學研究重點課題《金融機構破產研究》。
16.2008年，主持國務院法制辦委託項目《農村土地承包糾紛仲裁立法專家建議稿》。
17.2009年，主持北京市平谷區委託項目《平谷區農村綜合改革方案研究》。
18.2010年，主持中國保監會委託項目《保險法律體系建設研究》。
19.2010年，主持國家開發銀行委託項目《開發銀行中間業務法律風險分析》。
20.2011年，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銀行破產風險處置和重整法律制度研究》。
21.2012年，主持國家標准化管理委員會委託項目《強制性標准和法規關系研究》。 01．《過錯責任原則：第三次勃興》（專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再版，獲四川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
02．《中國民法》（合著，佟柔主編）
高等學校法學試用教材，法學教材編輯部編審，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
03．《中國民法學·民法債權》（合著，王家福主編）
國家社會科學「七五」規劃項目，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獲中國社會科學院1977年-1991年優秀科研成果獎
04．《商法案例評析》（合著，江平主編）
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
05．《中國土地權利研究》（專著）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獲司法部「九五」期間優秀科研成果二等獎
06．《科賓論合同》（上、下冊）（譯著，合譯）
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7年、1998年版
07．《商事法學·經濟法學》（副主編）
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教材，法律出版社1998年、1999年版
08．《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招生考試教程》（上、下卷）（合著）
國務院學位委員會辦公室編，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09．《中國證券法破產法改革》（王衛國、Roman Tomasic 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10．《商法學》（副主編）
高等法學院校法學主幹課教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2002年修訂版
11．《破產法》（專著）
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年版
12．《商法概論》（主編）
新編成人高等法學系列教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3．《經濟法》（主編）
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
14．《商法、經濟法》（主編）
全國律師資格考試教材，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
15．《商法》（主編）
教育部人才培養模式改革和開放教育試點法學教材，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6．《中國土地權利指南》（王衛國、王廣華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
17．《中國土地權利的法制建設》（王衛國、王廣華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
18．《法務會計基礎教程》（王衛國、趙榮信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19．《改革時代的法學探索》（文集）
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0.《改革時代的法學探索》
西南政法大學學了學術文庫 3，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21.《中國民法典論壇（2002-2005）》（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2.《破產法——原理·規則·案例》（王衛國，朱曉娟等編著）
清華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3.《荷蘭民法典》（第3、5、6編）（主譯）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24.《破產法精義》（專著》
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25.《民法》（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精品系列教材，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6.《商法》（主編）
高等教育法學應用教材，中國政法大學2007年版
27.《荷蘭經驗與民法再法典化》（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8.《經濟法學》（王衛國、李東方主編）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29.《商法》（第二版）（主編）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0.《民商法新觀察》（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1.《21世紀中國民法之展望——海峽兩岸民法研討會論文集》（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2.《合同法》（主編）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33.《銀行法學》（主編）
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34.《企業與公司經營管理人員法律知識讀本》（王衛國、李東方主編）
全國「六五」普法推薦讀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35.《商業銀行中間業務的法律風險及對策研究》（王衛國，李化常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36.《金融法學家》（第一輯至第三輯）（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至2012年連續出版
37.《法大民商經濟法評論》（第一卷至第八卷）（主編）
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至2012年連續出版 01．《試論民事責任的過錯推定》，《法學研究》1982年第5期
02．《論合同的強制實際履行》，《法學研究》1984年第3期
03．《損害賠償社會化與西方侵權法危機》，《外國法學研究》1985年第3-4期合刊，獲西南政法學院科研成果獎
04．《現代民法的因果關系理論》，《外國法學研究》1986年第4期
05．《論民法與商品經濟》，《法學研究》1987年第3期
06．《民事責任競合之比較研究》，《外國法學研究》1987年第4期
07．《引進成套技術設備的法律問題》，《政法論壇》1988年第2期
08．《規范協同論》，《法律社會學》，山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09．《產權明晰化與企業非國有化》，《法學》1988年第10期
10．《所有權轉換探析》，《現代法學》1989年第1期
11．《不可抗力概念的立法與學說考察》，《外國法學研究》1989年第2期
12．《瑞典新〈貨物買賣法〉的主要特點》，《比較法研究》1992年第2-3期合刊
13．《企業重整制度之立法範例比較》，《外國法學研究》1993年第1期
14．《關於市場經濟條件下民法學的觀念轉變》，《現代法學》1993年第4期
15．《公司資本論》，《特區法制》1993年第3期
16．《民法學者的哲學思考》，《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6期
17．《中國傳統法文化的結構——功能特性》，《比較法研究》1993年第4期
18．《論合同無效制度》，《法學研究》1995年第3期，獲《法學研究》百期優秀論文獎
19．《超越概念法學》，《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3期。收入《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中國改革成果通報》和《21世紀中國發展論壇》
20．《論重整制度》，《法學研究》1996年第1期，獲中國政法大學憲梓優秀科研成果獎
21．《法國治理企業困境的立法和實踐》，《外國法譯評》1996年第4期
22．《商業保障與新破產法》，香港《中國透視》1996年8月號
23．《中國消費者保護法上的欺詐行為與懲罰性賠償》，《法學》1998年第3期
24．《論重整企業的營業授權制度》，《比較法研究》1998年第1期，獲中國政法大學校慶論文獎
25．《現代企業制度中的法人產權》，《對外經貿企業管理》1998年第2期
26．《論法學家的人格》，《民主與科學》1998年第1期
27．《中國電信業立法建議研究報告》（與盛洪、余暉合著），張曙光主編《中國制度變遷的案例研究》第二集，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版
28．《企業拯救制度在中國的採用：比較概觀》，王衛國、Roma，n Tomasic主編《中國證券法破產法改革》，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29.《金融欺詐對商事立法的挑戰》，陳光中主編《金融欺詐的預防和控制》，中國民主法制出版社1999年版
30．《產權的法律分析》，王保樹主編《商事法論集》第3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
31．《依法保障和促進國有企業改革》，《中國經貿導刊》2000年第2期
32．《現階段國有企業改革若干問題的法律思考》，《求是》2000年第4期
33．《中國入世與法制建設》，佟志廣等主編《中國與WTO：權威專家話入世》，西苑出版社2000年版
34．《消費者群體在法律制度中的地位》，《工商行政管理》2001年第21期
35．《債務重組與企業脫困》，邵寧、周放生、熊志軍主編《中國企業脫困報告》，經濟管理出版社2002年1月版
36．《略論新破產法起草的幾個目標》，《政法論壇》2002年第3期
37．《中國企業債務重組的替代方法研究》，周放生主編《國企債務重組》，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
38．《論經濟法之當代命運》，王衛國著《改革時代的法學探索》，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39．《市場規製法律制度的一般原理》，李昌麒主編《經濟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40．《經濟體制改革回顧:以《商法》為聚焦點》，《法人》2004年Z2期
41．《讓與擔保在我國物權法中的地位》（與王坤合著），《現代法學》2004年第5期
42．《探索造福農民的城市化模式》，《中國改革報》2004年12月14日
43．《新破產法草案與公司法人治理》，《法學家》，2005年02期
44．《論普通債權質押的風險防範》（與胡利玲合著），《人民司法》，2005年08期
45．《安全生產法律體系亟待完善》，《勞動保護》，2006年02期
46．《關於土地調控的三點意見》，《中國土地》，2006年10期
47．《新破產法:一部與時俱進的立法》，《中國人大》，2006年17期
48．《商業銀行理財產品若干法律問題探討》（與潘修平合著），《現代法學》2009年04期
49．《我國農村土地制度的主要問題及研究路徑》，《安徽農業科學》，2008年01期
50．《<物權法>激發企業生存新生態》，《中外管理》，2008年01期
51．《中國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之展望》，《中國法律》，2009年01期
52．《中國的保險法律制度》，《中國法律》，2009年03期
53．《掛鉤型理財產品若干法律問題研究》（與潘修平合著），《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05期
54．《我國商業銀行理財產品質押制度研究》（與潘修平合著），《法學雜志》，2009年10期
55．《累計認購期權(Accumulator)理財產品若干法律問題研究》（與潘修平合著）河北法學，2009年12期
56．《中國破產法的特點與程序正義》，《中國法律》，2011年第5期
57．《現代財產法的理論建構》，《中國社會科學》, 2012年01期
58．《中國經濟特區立法的經驗》，《中國法律》，2012年第4期
59．《政法委要轉變職能》，《環球法律評論》2013年第2期 1．SomeMain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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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TheLegal Modernization in China:A Cultural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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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TheLegal Character of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Ven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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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BusinessProtection and the New Bankruptcy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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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FraulentConct and Punitive Damages in the Consumer Protection Law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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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doptingCorporate Rescue Regimes in China:A Comparative Surv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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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he Changchun Approach: A NewScheme for Debt Restructuring in China」, 「Law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Mainland and Taiwan」, edited by Pitman B.Potter, Institute of Asian Research, The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2006,ISBN 0-88865-764-1, page 8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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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Restructuring Modern Property Lawon a Theoretical Basis」, 「Towards aChinese Civil Code --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edited byLei Chen & C.H. (Remco) Van Rhee, published by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Leiden. Boston, 2012, pp.109-151.
D. 國際私法調整方法
無論是作為一個部門法，還是作為一個部門法學，國際私法都有著悠久歷史。一般認為，完整國際私法的理論體系產生於中世紀，其標志就是巴托魯斯提出的「法則區別說」。盡管如此，國際私法尚有諸多基本問題仍然存在爭議。德國著名法學家康恩（Franz Kahn）曾指出，國際私法是從書名頁開始就存在爭議的學科。[1] 在我國，對國際私法的研究也存在同樣情況。舊中國國際私法學領域如此，[2] 現在也是如此。[3] 但國際私法的所有各類爭議，首先是從國際私法的對象及方法開始的，也正是基於對國際私法對象和方法問題的認識不同，學者們在國際私法范圍問題上也形成了自己的認識。
筆者擬從技術革命對國際私法的影響這一角度，談談自己的認識。
一、理論分歧現狀
從以下關於國際私法的定義中，可以看出學者們在國際私法對象及方法問題上的分歧。
德國學者努斯鮑姆在其《國際私法原理》一書中指出：「國際私法，或沖突法，從廣義上講，是處理涉外關系的私法的一部分。」新中國第一本統編《國際私法》教材也認為：「國際私法是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的部門。」[4] 這一定義是從國際私法調整的法律關系的性質著眼的。
德國學者馬丁。沃爾夫則認為，國際私法就是「在同時有效的法律體系中，決定哪個法律體系應該適用於一些特定的事實」。[5] 我國李浩培先生也認為，國際私法是「指在世界各國民法和商法相互歧異的情況下，對含有涉外因素的民法關系，解決應當適用哪國法律的法律。」[6] 這一定義是從法律適用的角度來考慮的。
英國學者切希爾和諾斯認為，國際私法是在處理涉外案件時判定：第一，法院在什麼條件下對案件具有管轄權；第二，應適用哪國法律來確定各類案件的當事人的權利義務；第三，在什麼條件下可以承認外國判決，以及在什麼條件下外國判決所賦予的權利可以在英國得到執行。[7] 顯然，這一定義是從司法角度並結合國際私法的內容或規范來進行的。
另外，還有其他四種代表性的定義：（1）「國際私法是以直接規范和間接規范相結合來調整平等主體之間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並解決涉外民商事法律沖突的法律部門。」[8]（2）「國際私法是以涉外民事關系為調整對象，以解決法律沖突為中心任務，以沖突規范為最基本的規范，同時包括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的規范、避免或消滅法律沖突的統一實體法規范、以及國際民事訴訟與仲裁程序規范在內的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9] 這兩個定義認為國際私法是國內法的一個部門，而且，國際私法的規范包含統一實體法；（3）「國際私法是以涉外民事關系為調整對象，以確定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為前提，以解決法律沖突問題為核心，由法律適用規范、規定外國人民事地位規范所組成，並通過國際民事訴訟和仲裁程序進行司法保護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10] 這一定義也認為國際私法是國內法的一個部門，但統一實體法規范不是國際私法的規范；（4）「國際私法是調整國際交往中所產生的民事關系的國際法的一個部門。它是規定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規范，調整不同國家之間法律沖突的、確定國際民事關系雙方當事人具體權利和義務的沖突規范、統一實體規范，以及解決國際民事爭議的訴訟程序和仲裁程序規范的總稱。」[11] 這一定義與第（2）和第（3）的主要不同點在於，它強調國際私法是國際法的一個部門。以上四種定義都是從綜合角度來考慮的。
可見，關於國際私法的對象問題，雖然學者們都認為是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或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但在調整對象的范圍上，則存在差別。一種主張國際私法的對象是所有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另一種則主張國際私法的對象只是會產生法律沖突的那部分涉外民事法律關系。
基於對國際私法對象的認識，理論界關於國際私法的方法問題，同樣存在兩種觀點。一種認為國際私法的方法包括直接調整方法；[12] 另一種則認為國際私法的方法只有或主要是間接調整方法。[13]
與對國際私法對象和方法問題的認識相對應，關於國際私法的范圍問題，理論界也分別有不同主張：（1）國際私法的范圍僅局限於沖突規范。持這種觀點的可以德國、奧地利、瑞士、北歐國家以及日本等國為代表；（2）國際私法由管轄權規范、沖突規范和外國判決及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規范構成。這是以英國、美國、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亞為代表的普通法系國家的主張；（3）國際私法的范圍包括國籍規范、外國人民事法律地位規范、沖突規范及國際民商事管轄權規范。這是以法國和義大利為代表的拉丁法系國家的看法；
二、基於技術革命的影響所形成的認識
一般認為，法律的調整對象是社會關系參加者的意志行為，即人與人關系中的意志行為。[14] 在認識法律的調整對象時，一般應注意的是：社會關系只有表現為通過人們的意志而形成的思想關系時，才能成為法律的調整對象；並非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法律的調整對象。法律的調整對象是已被法律調整的或客觀上要求法律調整的具體的意志社會關系。或者說法律的調整對象是客觀上能夠「接受」法律調整，而在一定的社會條件下又有必要對之進行法律調整的意志社會關系；隨著社會的發展，法律調整的對象也要發生相應的變化。這種變化表現為某些社會關系可能會從生活中消失，或者雖未消失但已喪失進行法律調整的必要，而某些新社會關系產生，則迫切要求法律對其予以調整。法律調整對象的主要發展傾向是擴大和加深。這里所說的「擴大」，是指法律調整對象范圍的擴大。而「加深」則是指對法律調整的質的要求提高，即要求法律上有更為准確、系密的規定，要求法律的可操作性進一步增強。
同樣，在國際民商事領域，社會發展的最直接的結果可歸結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的范圍呈不斷擴大趨勢並需要相應的部門法對其進行調整；其二是國際社會對以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部門法（即國際私法）所提出的質的要求也有不斷提高的趨勢。這樣，以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為對象的國際私法，只有順應國際民事法律關系發展的現實，才能較好地服務於各國的對外政策，才能維護或重構國際民商事交往秩序。
從國際層面出發，對涉外民商事關系在各個歷史時期的發展可作如下歸納：
在13世紀以前的漫長歲月里，各國間民事交往的數量極少，國際私法產生的基本條件尚未具備。即使古羅馬時期就出現了所謂的「萬民法」，[15] 但有學者認為，「在羅馬之世，絕無國際私法之存在。」[16]
從13世紀開始，人類科技水平才有了較大提高，某些國家的生產力有了一定發展，國家間的經濟貿易開始成為國內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國際民事交往在量上有了一定變化。13世紀以後，由於造船業的發展，義大利北部的城市國家成為東西方貿易的中心。但當時的國際貿易是相當有限的。[17] 新航路開辟後到16-18世紀，國際貿易中心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沿岸。
總之，在13-18世紀中葉，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范圍主要局限於外國自然人的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婚姻家庭、財產繼承等問題；客體主要是動產和不動產，涉外合同與涉外貨物運輸保險才開始萌芽。
18世紀60年代開始的以蒸汽機的發明和使用為標志的第一次技術革命，創造了巨大的生產力，並引起了產業革命，其最主要的後果之一就是使國際經濟貿易關系有了新的發展。到19世紀70年代，第一次技術革命給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帶來的變化主要表現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主要[是受第一次技術革命影響較大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自然人和法人；其客體主要是農產品，工業品和半製成品所佔比例較小；從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所涉及的領域看，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范圍已經有了較大變化。這一點可以普通法系國家早期的國際私法著作為佐證。如威斯特萊克（Westlake）1858年《國際私法》（第二版）所講的內容依次為：自然人的身份及能力與監護問題；結婚、離婚與准正；動產繼承；破產；動產與不動產；管轄權的一般概念；國內與國際管轄權；契約；債務的轉移和消滅；住所；國籍；外國公司；外國判決與程序等內容。[18] 戴賽的《沖突法》於1896年首次出版，可以說，該書是對18世紀60年代至19世紀70年代國際私法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調整情況的總結。戴賽在其著作中主要講了自然人的身份、能力、住所和國籍問題；法人國籍、能力及破產問題；婚姻家庭關系及繼承問題；侵權行為以及各種合同關系等問題。[19]
19世紀70年代後，出現了一系列的技術發明。如湯姆士煉鋼法、蒸汽渦輪、內燃機車、氣鑽、發電機、遠距離輸電、電燈、電車、電話、無線電、從煉焦煤中提取氨、苯和人造燃料等。這些技術和發明的運用，被概稱為第二次技術革命。這次技術革命，極大促進了交通運輸業特別是海上運輸業的發展，從而使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在20世紀以前，這種變化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其一是量上的變化。即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總量上大為增加，有關國際貨物買賣、運輸、保險、支付等有了空前發展；其二是主體上的變化。即法人數量和種類有較大增加；其三是所涉及的領域擴大。即自由競爭的加劇也促進了技術、專利發明、科學文化等領域的交流。對這種變化，有學者將之概括為三點：由於法人在國際交往中作用的增長，法人的國籍、地位和能力問題，以及涉外代理和破產關系，也隨之增長；由於銀行在國際交往中作用的增長，隨之發展了信貸關系和票據關系；由於國際間文化和科學技術交往的發展，涉外著作權、專利權和商標權關系也隨之發展起來。[20]
20世紀50年代，以原子能、電子計算機和空間技術的發展和利用為標志的新技術革命開始，[21] 人們一般將之稱為第三次技術革命。此次技術革命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影響可歸納為宏觀方面和微觀方面。宏觀上的影響主要表現為兩方面：其一是出現了一系列新型的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國際貿易領域出現了補償貿易和許可證貿易；在涉外合同領出現了新的外民事承攬合同關系，如對外來料加工和來件裝配等；在涉外法人問題上出現了合資經營、合作經營以及外商獨資經營等；在國際貨物運輸上出現了新的運輸形式和方式，如運輸形式上多採用集裝箱運輸，運輸方式上則大量採取多式聯運方式；此外，在合同領域還出現了咨詢合同關系。其二是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量上進入「爆炸階段」。即在這一時期，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無論在總量上，還是在某一具體領域，其發展速度已非已往任何時候所能比擬。微觀上的影響則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面：一是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主體發生了一系列顯著變化。其主要表現為中、小企業公司、法人重顯活力，成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主體的新力量；聯合企業和跨國公司大量出現；發展中國家的自然人和法人成為涉外民事法律關系主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二是對涉外法律事件和法律行為的影響，如就涉外侵權而言，出現了許多跨國環境污染問題。三是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客體的影響。具體表現為：工業製成品超過了初級產品客體；用於國際流通的產品從勞動密集型產品向技術密集型產品發展；伴隨國際技術轉讓的發展，無形客體已超過有形客體。
到20世紀90年代，人類經歷的一次意義深遠的重大技術革命就是互聯網路、行動電話的廣泛運用。它不僅是人類通訊方式的改變，而且將導致經濟運行方式和人們交際方式的變革，以及社會組織方式和結構的改變，它正逐步改變著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面貌，人類從此進入信息時代，[22] 這就會更進一步促進全球經濟的一體化。譬如，電子商務（E-commerce）的發展速度呈逐年遞增的態勢。在1996至1997年間，通過國際互聯網路進行的商事貿易（business-to-business trade）每6個月增長2倍，但1998年則是每3個月或每4個月增長2倍，有人預計到2003年，網上貿易額每年將達到1300億美元。[23] 但國際互聯網路在促進經濟迅速發展的同時，也會帶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法律問題。[24]
通過以上我們不難看出，隨著技術革命的進步，涉外民事法律關系（或國際民事法律關系）也在不斷發展變化（當然，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發展變化的原因和條件並不僅僅是技術革命，但我們絕對不能忽視技術革命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變化所起的直接作用）。國際私法只有順應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在不同發展階段的實際，才能發揮出其應有的作用，保障或推動國際民商事交流的發展。
從國際私法發展的實際情況看，國際私法總是在隨著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發展變化而作適時的調整。
國際私法在其產生之初，直到19世紀末，其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主要採取的是間接調整方法。這一歷史階段，國際私法完成了從「學說法」到「制度法」的過渡。無論是在「學說法」還是在「制度法」階段，國際私法對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調整，主要採取的是間接調整方法。但即使在這一階段，也存在用直接調整方法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情況。如在判定某一外國人（包括外國法人）在內國是否具有相應的民事活動權利時就必須用直接調整方法。
從19世紀末期到20世紀，尤其是二戰後，涉外民事法律關系迅速發展，其所涉及的范圍急劇擴大，而間接調整方法本身存在缺乏針對性、可預見性等方面的缺陷，因而就有了以其他方式來順應對迅速發展著的涉外民事法律關系進行調整的需要。也正因為此，這一時期就產生了大量的以直接方式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統一實體法規范。[25] 這類統一實體法規范能避免或直接確定當事人的權利義務，因而能克服沖突規范缺乏針對性和可預見性的缺陷。此外，部分國家還提出和制定了所謂「直接適用的法律」，其目的在於，為了組織和保護一國的社會、經濟和金融結構，使一切與法院地國家有充分聯系因而會影響法院地利益的交往關系均受其調整。[26]
因此，對國際私法的方法問題，我們認為，應當用發展的眼光來看待。但這並不能說直接調整方法完全可以取代間接調整方法。因為，從目前的情況看，規定直接調整方法的統一實體法規范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所涉及的領域及普遍效力上，都是相當有限的。而且，對某些領域的涉外民事法律關系如涉外婚姻家庭關系的調整，仍然將主要或完全以間接調整方法來進行。所以，同作為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手段，間接調整方法和直接調整方法在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過程中是相輔相成，互為補充的。從國際民商事交往的實際看，這種現象將存續相當長的時期。
三、結語
基於前述，我們認為，對國際私法的范圍問題，我們一方面要立足於國際私法這一部門法的傳統及其本身所固有的特色；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兼顧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發展的現實。
我國國際私法泰斗韓德培先生曾提出「機翼論」的觀點。他認為：「國際私法就如同一架飛機一樣，其內涵是飛機的機身，其外延是飛機的兩翼。具體在國際私法上，這內涵包括沖突法，也包括統一實體法，甚至還包括國家直接適用於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法律。而兩翼之一則是國籍及外國人法律地位問題，這是處理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前提；另一翼則是在發生糾紛時，解決糾紛的國際民事訴訟及仲裁程序，這包括管轄權、司法協助、外國判決和仲裁裁決的承認與執行。」這就形象而科學地勾畫出了國際私法的范圍。[27] 首先，該觀點肯定了國際私法的傳統性，即肯定了沖突法在現代國際私法中所仍然具有的地位；其次，該觀點科學揭示出國際私法的發展規律，指明了現代國際私法的發展現狀。即國際統一實體法和「直接適用的法律」已成為國際私法規范不可缺少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該觀點也注意到了國際私法調整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關聯性和系統性，即認為與涉外民事法律關系的產生有關的規范和與解決涉外民事法律爭議有關的規范均為國際私法的規范。
綜上，我們可以認為，國際私法是以國際關系中的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為調整對象並擁有獨特調整方法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如同憲法、民法、經濟法等構成國內法體系一樣，國際私法與國際公法、國際經濟法等則構成國際法體系。如果將法學學科體系劃分為國內法學體系和國際法學體系的話，那麼，以國際私法為研究對象的國際私法學就是國際法學體系中的一個獨立的部門法學。既然憲法學、民法學和經濟法學都是法學學科中的獨立的二級學科，那麼，國際私法學與國際公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也都應當是法學學科中獨立的二級學科。因此，若將國際公法學、國際私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三者硬性捆綁，並由此建立一個所謂的「國際法學」，然後將該「國際法學」作為一個與國內法學中的憲法學、民法學和經濟法學等相並列的二級學科，且以此否認國際公法學、國際私法學和國際經濟法學在法學學科中二級學科的地位，顯然是違背科學規律的。
注釋：
[1] 從國際私法的歷史看，主要名稱有： 法則區別說（Theory of Statutes）、私國際法（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國際私法（International Private Law）、沖突法（Conflict of Law），除上述幾個較為普遍使用的名稱外，還有「法律選擇法」、「民法施行法」、「法例」、「外國法之適用」、「涉外私法」、「國際民法」、「國際民商法」等，國際私法理論上爭議之激烈，由此可見一斑。
[2] 參見陳顧遠著：《國際私法總論》（上），會文堂新記書局，1936年1月第四版，第49~113頁。
[3] 80年代初，我國學者關於國際私法的對象、方法、范圍以及國際私法學的體系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激烈的討論。之後，許多學者根據他們對國際私法的這些基本問題的認識，分別形成了具有相應特色的國際私法學體系。現在，學者們在這些問題上仍然存在較大分歧。也正因為這樣，2000年國際私法學會的年會討論的議題之一就是國際私法的基本理論問題。參見《中國國際私法2000年年會綜述》，載《法商研究》，2000年第6期，第122-124頁。
[4] 參見韓德培主編：《國際私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83年9月第一版，第8頁。
[5] 參見馬丁·沃爾夫著，李浩培、湯宗舜譯：《國際私法》，法律出版社，1988年 月第一版，第22頁。
[6] 參見《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84年9月第一版，第228頁。
[7] See Cheshire & North『s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Butterworths London， 1992， 12th ed.， pp.7-8.
[8] 參見韓德培主編：《國際私法新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7年9月第一版，第22頁。
[9] 參見李雙元著：《國際私法（沖突法篇）》，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33頁。
[10] 參見張仲伯主編：《國際私法學》，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1月第一版，第18頁。
[11] 參見錢驊主編：《國際私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年5月第一版，第22頁。
[12] 參見劉仁山主編：《國際私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6頁。
[13]參見劉仁山主編：《國際私法》，中國法制出版社1999年5月第一版，第5頁。
[14] 參見孫國華主編：《法理學》，法律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第227頁。
[15] 雖然在公元前242年，羅馬帝國就設置了外事大法官，專門處理在羅馬的外國人之間和外國人與羅馬人只因交換關系所產生的實際問題，並由此逐漸形成了一套規范，稱為萬民法（jus gentium）。但無論在數量、內容上，還是在適用范圍上，萬民法都是非常有限的。而且，羅馬法學家所關心的萬民法，通常有兩重含義：一是萬民法的實際意義，即指羅馬法中既適用於羅馬公民也適用於在羅馬的外國人的那部分法律；二是萬民法的理論涵義，即羅馬法學家所認為，自然理性是為全人類而制定的，在全世界各國人民中應予一律遵守的規定。公元212年頒布的安東尼尼憲令（Constitutio Antoniniana）將羅馬公民權賦予一切異幫人以後，萬民法與市民法之間的區別就已無實際意義了。
[16] 梅仲協著：《國際私法新論》，台灣三民書局，1980年6月第三版，第23頁。
[17] 在赫·赫德和德·普·韋列著的《義大利簡史》中有這樣的記載：「從14世紀開始，『夫蘭得爾大帆船』每年兩次從威尼斯揚帆出發，載著香料、糖、胡椒和其他東方產品，取道直布羅陀海峽和安普敦港口和布魯日。它們在那裡載著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木材和皮貨、英國的羊毛、夫蘭德爾的呢料和法國的酒駛回。其他東方的貨物則用馬馱，越過阿爾卑斯山，供應德國城市。」
[18] See John Westlake， Private International Law， William Maxwell & Son， 3nd.， 1880.
[19] 戴賽在其《沖突法》中所闡述的合同的有關問題涉及動產、不動產、買賣、租賃、運輸、共同海損理算、票據、利息等關系以及合同中的代理、效力、履行、解釋和解除等問題（See A. V. Dicey， the Conflict of Law， 1st ed.， 1896）。這與1804年《拿破倫民法典》所涉及的合同關系相比，其范圍無疑要廣泛得多。
[20] 見中國政法大學國際法教研室編：《國際私法論文集》，1984年8月，第28頁。
[21] 錢學森認為：「像電子計算機，遺傳工程、激光技術，核能、核技術，航天技術，海洋工程等等，這些都是技術革命，所以，新技術革命不是單數，而是復數，是一個新的技術革命群。」《關於新技術革命的若干基本認識問題》，載1984年4月2日，4月9日《世界經濟導報》。
[22] 對以互聯網路和移動通訊的運用為標志的技術革命究竟是第三次革命的繼續，還是一次獨立的新技術革命，目前尚無定論。
[23] 如加拿大1997年網上貿易額為8億加元，加拿大有關機構於1998年估計，到2001年前，網上貿易將增加到327億加元。See Electrionic Commerce and Canada『s Tax Administration（A Report to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Revenue from the Minister』s Advisory Committee on Electronic Commerce）， 1998， p.4.
[24] 譬如，伴隨EDI（Electronic Data Interchange）的廣泛應用，在合同、侵權以及管轄權等方面，就產生了許多新的沖突法問題；在國際服務貿易領域，諸如國際旅遊、跨國銀行、國際投資公司及其他金融服務、國際電話服務、國際視聽服務、國際咨詢服務、廣告及設計等服務、維修及保養和技術指導等售後服務等，都將產生諸多新法律問題。
[25] 如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在工業產權領域，有1883年《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1886年《保護文學藝術作品的伯爾尼公約》、1891年《關於商標注冊的馬德里協定》；在國際貨物運輸方面，有1901年《關於統一若干船舶碰撞規則的公約》和《關於統一海上救助規則的公約》、1924年《關於統一提單若干法律規定的公約》、1929年《關於統一國際航空運輸某些規則的公約》；在國際支付方面，有1930年《關於統一匯票和本票的日內瓦公約》、1931年《關於統一支票法的日內瓦公約》。此外，這一時期還產生了一定數量的國際貿易統一慣例。二戰後，國際統一實體法大量產生，這一點在國際貿易領域尤為明顯。 參見趙承壁編著：《國際貿易統一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9月第一版，第7-13頁。
[26] 參見韓德培著：《國際私法的晚近發展趨勢》，載《中國國際法年刊》（1988年），第14頁。
E. 比較我國合同法與CISG的區別和聯系
一、合同的訂立
如果比較 CISG 第二部分「合同的訂立」( 第 14 條 － 第 24 條) 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章「合同的訂立」( 第 9 條 － 第 43 條) ，從中可以看出中國合同法對於 CISG 規定作了相當充分的借鑒和吸收。比如，關於要約是否具有拘束力以及要約是否可以撤銷，這是合同締結法統一化過程中遇到的最為困難的問題之一，因為不同國家的做法並不一樣。CISG 第 16 條等規定反映出了調和不同見解的意圖，第 1 款以要約可撤銷為原則，不過，它對這一原則作了限制。中國原來的民法理論受德國民法理論的影響，承認要約的形式拘束力[4]290，目的在於保護受要約人的利益，維護正常交易的安全。不過，中國合同法並沒有明文規定要約的形式拘束力，而是參考了 CISG，規定了要約的撤回及撤銷，惟對此作了若乾的限制( 中國合同法第19 條) 。
如果我們注意到中國合同法「總則」與「分則」的結構，就會明白，該法規定的合同的訂立並不限於買賣合同，而是對於所有的合同都可以適用的。
二、合同解除
( 一) 根本違約
根本違約( fundamental breach) 的思想被中國合同法接受了，體現在第 94 條第 2 － 4 項。但是，與 CISG 第 25 條相比，二者有一些差異。其一，CISG 第 25 條對於根本違約的構成作了限制: 「除非違反合同一方並不預知而且一個同等資格、通情達理的人處於相同情況中也沒有理由預知會發生這種結果。」這在中國合同法中是沒有的。對於這一差異，有的學者指出: 「我國法律規定對根本違約的判定標准不如《公約》那麼嚴格，沒有使用可預見性理論來限定根本違約的構成，只是強調了違約結果的嚴重性可以成為認定根本違約的標准。這實際上是拋棄了主觀標准，減少了因主觀標準的介入造成的在確定根本違約方面的隨意性以及對債權人保護不利的因素。」（註：參見王利明: 《合同法新問題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544 頁; 王利明: 《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87 － 288 頁。中國學者對於公約第 25 條「可預見性」要件的理解，在公約起草時便已有同類觀點存在。Schlechtriem 教授對此指出，這個概念更容易被錯誤地理解為主觀歸責因素。由於這里最決定性的問題是對合同以及約定的義務的解釋，所以最終涉及的就是對每一項義務違反所產生的影響的證明和舉證責任。參見[德]彼得·施萊希特里姆: 《〈聯合國國際貨物銷售合同公約〉評釋》，李慧妮譯，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88 頁。）其二，對於所違反的合同義務，CISG 沒有進一步要求，只強調其結果（被違反的義務是( 用德國法術語) 主要義務( Hauptpflicht) 抑或是附隨義務( Nebenpflicht) ，是給付義務( Leistungspflicht) 抑或是保護義務( Schutzpflicht，參照德國民法第 24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 ，是無所謂的; 附隨義務( 或許宜稱為附加義務) 也可能對債權人如此重要，以至於它可能決定合同「應存續抑或解消」。Vgl． Peter Schlechtriem，Internationales UN － Kaufrecht，4． Aufl． ，2007，Rn 114．）;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2 項和第 3 項強調了違反的是「主要債務」，同條第 4 項則未再要求「主要債務」，中國的學說解釋亦承認在個別場合，附隨義務違約亦得構成根本違約，發生解除權[5]462。
( 二) 協議變更或者終止合同
CISG 第 29 條第 1 款規定，合同只需雙方當事人協議，就可更改或終止。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中規定在第 77 條第 1 款和第 93 條第1 款。二者的差異是，CISG 第29 條第2 款規定，規定任何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必須以書面做出的書面合同，不得以任何其他方式更改或根據協議終止。但是，一方當事人的行為，如經另一方當事人寄以信賴，就不得堅持此項規定。中國合同法對於合同的協議變更或者解除，並沒有規定類似的規則。但是，如果當事人在合同中有特別的約定，要求變更合同或者解除合同的協議須採取書面形式，該約定仍有效力。另外，依中國合同法第 36 條，法律、行政法規規定或者當事人約定採用書面形式訂立合同，當事人未採用書面形式但一方已經履行主要義務，對方接受的，該合同成立。該規定也可以適用於當事人變更或解除合同的協議，最終的效果，與 CISG 相去不遠。
( 三) 解除通知的生效
依 CISG 第 26 條及第 27 條，解除合同的聲明須向相對人發出通知，方始有效。依通常解釋，該 通 知 不 以 送 達 為 生 效 要 件[6]48。依Schlechtriem 教授的觀點，從 CISG 第 26 條及第27 條本身的措辭和制訂者們的本意出發，應該確認意思表示是從發出時生效的。盡管他本人從法的應然性角度出發，贊同 Neumayer 的觀點，即形成權性質的意思表示不應當被視為在受領 人 完 全 沒 有 知 曉 的 情 況 下 就 可 以 生效[6]109。而依中國合同法第 96 條第 1 款，合同自通知到達對方時解除。在這一點上，中國合同法與 CISG 存在差異。
( 四) 解除的法律後果
中國合同法第 97 條和第 98 條的規定與CISG 第 81 條第 1 款和第 2 款的規定基本上是一致的。差異體現在，CISG 規定「如果雙方都須歸還，他們必須同時這樣做」。中國合同法沒有這樣明文的規定，學者解釋上主張，可以類推適用合同法關於同時履行抗辯權的規定( 第 66條)[5]263。
CISG 第 82 條規定了買方喪失宣告合同無效或者要求賣方交付替代貨物的權利。類似的規則在中國合同法上並不存在。在學者解釋上，學者指出，《德國債務法現代化法》廢止了原來民法典第 350 －354 條，於第 346 條第 2 款規定了以作價償還來代替返還，解除權並不消滅。德國法的這一轉向，殊值重視。我國《合同法》就上述問題，未設明文規定，可以視為法律漏洞，在填補漏洞時，宜取法德國新法做法，不以因解除權人的事由使受領的標的物嚴重毀損滅失或者其他事由不能返還，作為解除權消滅的原因，而應當肯定解除權人仍保有其解除權，但行使解除權後須對受領的標的物作價償還[5]484。
三、違約責任與免責
( 一) 關於先期違約
CISG 第 71 條和第 72 條是對先期違約( an-ticipatory breach) 的規定，同時，第 71 條也吸收了大陸法系的「不安抗辯」( Unsicherheitseinrede) 的內容[6]256。在中國合同法中，一方面規定了不安抗辯權，另一方面，也吸收了發端於普通法的先期違約制度。與 CISG 相比，一個形式差異在於，中國合同法並非規定在並排的兩個條文，而是在不同的地方，規定了這兩個制度，分別是第 68條、第69 條、第94 條、第108 條。
由於混合繼受了兩個法系的相似的制度，所以，中國合同法上述條文的解釋適用遇到了問題，有的學者認為這里存在一些沖突或者不和協，特別是對於默示的拒絕履行場合的解除，是否需要經過催告及合理期限，在第 94 條第 2 項的規定上沒有反映出來。在學說上，有見解主張宜采體系解釋方法，對於94 條 2 項中「以自己的行為表明不履行主要債務」的情形，在解釋上應參照第69 條，進一步要求解除權的發生以「催告」為前提[5]462。這一解釋結論，如果對照 CISG第72 條的規定，也可以進一步獲得印證。
( 四) 要求特定履行
關於特定履行( specific performance) ，CISG採取折衷方案( 第 28 條) ，以「法院沒有義務做出判決，要求具體履行此一義務」為原則，以「法院依照其本身的法律對不屬本公約范圍的類似銷售合同願意這樣做」為例外。CISG 第46條規定了買受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62 條規定了出賣人的履行請求權。中國合同法第 107 條作為違約責任的一般條款，並列規定違約方「應當承擔繼續履行、採取補救措施或者賠償損失等違約責任」，肯定非違約方有履行請求權，在通常解釋上，非違約方原則上有選擇救濟方式的權利，法院對於非違約方的選擇有一定的裁量權。中國合同法第 109 條規定了金錢之債的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第 110 條規定了非金錢之債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這種區分，雖然可以從形式上能夠分別對應於 CISG 第46 條和第62條，從實際內容上看，似乎沒有鮮明的受 CISG影響的痕跡。
中國合同法第 110 條針對非金錢債務規定了三種排除履行請求權的情形: ( 1) 法律上或者事實上不能履行; ( 2) 債務的標的不適於強制履行或者履行費用過高; ( 3) 債權人在合同期限內未要求履行。與之相比，CISG 雖未作相似的規定，但通過解釋，也可以獲得相似的效果。比如，學者指出，在 CISG 中在貨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並不妨礙合同成立，由此引發是否可能就不能的給付請求履行的問題，不過，參照CISG 第 46 條第 2 款和第 3 款，有排斥對於出賣人過酷且不合理的要求交付代替貨物以及要求修理的意旨，故應解釋為，對於不能義務的履行請求不予承認[7]22。
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針對質量不符合約定，規定了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其中的「修理、更換、重作」屬於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8]314，被稱作「補救的履行請求」[5]543。CISG 第 46 條第 2 款規定了更換，同條第 3 款規定了修理，並分別規定了相應的請求權要件，前者要求「此種不符合同情形構成根本違反合同」，且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 後者要求「必須與依照第 39 條發出的通知同時提出，或者在該項通知發出後一段合同時間內提出」。與之相比，中國合同法第 111 條的規定比較富有彈性，「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救濟方式，這里的「合理」一詞，其實也是在賦予裁判者以裁量權。另外，修理、更換、重作，作為強制履行的表現形態，也要適用《合同法》第 110 條對履行請求權所做的限制[5]546，包括「債權人在合理期限內未要求履行」場合( 第110 條第3 項) ，排除債權人的履行請求權。值得探討的是，《合同法》第 110 條第3 項與《合同法》第 158 條所規定的檢驗期間( 瑕疵發現期間) 的關系。我個人初步的意見是，二者所規定的屬於同一類性質的問題，可將前者理解為一般規定( 在總則部分) ，將後者理解為特別規定( 在分則部分) ，並依特別法優先於一般法解決( 三) 減少價款
CISG 第 50 條規定了減價 ( price rec-tion) ，就此規定，是理解為對於大陸法繼受自羅馬法的減價之訴( actio quanti minoris) ，抑或理解為合同改訂的一種情形，抑或理解為普通法( common law) 中的一種損害賠償，看法並不統一。大陸法圈的文獻傾向於持「合同的一部解除」或者合同改訂的觀點加以說明; 而在普通法圈中，一方面引用大陸法圈的見解，又以之可以通過本來的損害賠償加以處理，對於減價規定的設置表示懷疑，這樣的文獻也是存在的。不過，也有學者提示，從 CISG 對於條文的安排來看，減價( 第 50 條) 被放在合同解除( 第 49 條) 與出賣人的一部不履行( 第51 條) 之間，故將減價放在合同的一部解除( partial avoidance) 的位置上，也是可能的[7]24。
中國合同法在總則第 111 條規定了「減少價款或者報酬」，在立法體系安排上，將減價規定在合同法總則，而不是像德國民法第 441 條規定在「買賣」部分（註：對於德國新債務法的規定，Zimmermann 教授不無遺憾地指出，鑒於新債務法起草人的總體目標是盡可能地將對於隱蔽瑕疵的責任統合進規范違約的一般制度，看到在新的德國民法典中保留著分裂著的減價規定，真是讓人吃驚。See Reinhard Zimmermann，TheNew German Law of Oblig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115 － 116．）。中國的學說對於減價的探討尚不多見，既有的探討將減價權理解成為一種形成權，同時認為與其將減價權建構在「一部解除」思想之上，不如建構在「合同變更」思想之上[9]21。
( 四) 損害賠償
如果賣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受方可以按照公約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項) 。如果買方不履行他在合同和本公約中的任何義務，賣方可以按照第 74 條至第 77 條的規定，要求損害賠償(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 b項) 。CISG 第 45 條第 1 款 b 項所規定的損害賠償請求權所基於的原理是，賣方擔保其對於合同義務的履行。該責任並非基於過錯、在賣方控制下的特定情事的存在或者關於履行的特別合同擔保，而只是由於不履行合同義務而產生責任。如果不履行是由於第 79 條所謂的無法預見的客觀障礙，則不產生損害賠償義務（註：See Hub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45 Rn 37 － 38． Vgl． auch Müller － Chen in: Schlechtri-em / Schwenzer ( hrsg． ) Kommentar zum Einheitlichen UN － Kaufrecht，5． Aufl． ，2008，Art． 45 Rn 8．）。在 CISG 第 61 條第 1 款，違約亦無須是由於買方的過錯，盡管人們須意識到存在著依第 79 條和第 80 條免責的可能（註：See Hager in: Peter Schlechtriem ed． ，Commentary on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International Sale of Goods ( CISG) ，2nd Edition ( in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Geoffrey Thomas，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8，Art． 61 Rn 2．）。CISG 就違約方損害賠償責任的發生，不以過錯為要件，但有免責的可能，這種規定在中國被稱為「嚴格責任」，並被認為是合同法的發展趨勢，進而影響到了中國《合同法》的起草[10]45。對此，雖有中國學者從立法政策立場提出反對意見，（註：參見崔建遠: 《嚴格責任? 過錯責任?》，載《民商法論叢》第 11 卷，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90 頁以下; 韓世遠: 《違約損害賠償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88 頁以下。）《合同法》第107 條最終並未將「過錯」作為違約責任或者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要件，在這點上，應該承認中國合同法確實受到了 CISG 的影響。
CISG 第 74 條規定確定損害賠償范圍的可預見性規則( foreseeability) ，這一規定被中國合同法第 113 條第 1 款完全吸收。CISG 第 75 條規定的替代交易場合的損害賠償計算方式、第76 條規定的未從事替代交易場合依時價計算損害賠償的方法，在中國合同法中雖未明確規定，在中國實務中的做法，也是大致相當。CISG第 77 條規定的減輕損害規則，中國合同法第119 條的規定與之大致相當。
( 五) 免責
CISG 第 79 條規定的免責事由是「不能控制的障礙」( an impediment beyond his control) ，中國合同法規定的免責事由則是「不可抗力」( force majeure) 。後者被定義為「不能預見、不能避免並不能克服的客觀情況」( 第 117 條第 2款) ，而 CISG 所用的不是 and，而是 or。因而，中國合同法上的免責事由被限定得嚴格。CISG 第 79 條第 5 款規定，「本條規定不妨礙任一方行使本 CISG 規定的要求損害賠償以外的任何權利」。這包括宣告合同無效的權利。中國合同法第 94 條第 1 項規定，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當事人可以解除合同。因而，二者在這點上是共同的。
四、買賣合同
( 一) 買賣的標的物
CISG 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正如其名稱所反映出來的，是貨物( goods) ，同時 CISG 又明確排除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貨物、經由拍賣的銷售、根據法律執行令狀或其他令狀的銷售、公債、股票、投資證券、流通票據或貨幣的銷售、船舶、船隻、氣墊船或飛機的銷售、電力的銷售( CISG 第 2 條) 。
中國《合同法》所規定的買賣的標的物是有體物，並不包括權利。這里的有體物，並不以動產為限，尚包括不動產。當然，土地不能成為買賣的標的物( 只是土地使用權可以流轉) ，故這里的不動產主要指房屋之類建築物。這里的買賣，既可以是商事買賣，也可以是民事的買賣，包括消費者為買受人的買賣。拍賣只是一種特殊類型的買賣。
( 二) 賣方的義務
賣方的義務( CISG 第 30 條、中國合同法第135 條、第 136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地點( CISG 第31 條、中國合同法第 141 條) 、出賣人交付標的物的時間( CISG 第 33 條、中國合同法第138 條、第 139 條) 等，中國合同法學習了 CISG。
( 三) 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統合入違約責任
中國法是大陸法系大家庭中的一員，因而，起源於羅馬法的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便很容易被想當然地以為存在於中國法中。這一問題，在中國統一的合同法之前，學說上存在分歧。中國合同法第 153 條規定了出賣人應當按照約定的質量要求交付標的物。出賣人提供有關標的物質量說明的，交付的標的物應當符合該說明的質量要求。第 155 條規定，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不符合質量要求的，買受人可以依照本法第 111 條的規定要求承擔違約責任。第111 條是合同法總則「違約責任」章中的一個條文，它規定: 「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應當按照當事人的約定承擔違約責任。對違約責任沒有約定或者約定不明確，依照本法第 61 條的規定仍不能確定的，受損害方根據標的的性質以及損失的大小，可以合理選擇要求對方承擔修理、更換、重作、退貨、減少價款或者報酬等違約責任。」對於中國合同法的上述規定，盡管有個別學者認為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相對獨立，它與一般的違約責任競合，買受人可以根據個案擇一而主張[11]，主流的學說則主張出賣人的物的瑕疵擔保責任在中國合同法上已被統合進了違約責任，中國法奉行的是違約責任「單軌制」，而不是違約責任與瑕疵擔保責任並存的「雙軌制」[12]。中國合同法的這一立場，實際上是學習了 CISG。違反 CISG 第 35 條第 1 款而質量不符的情形，既可以包括有瑕疵的履行( peius) ，也可以包括給付他種物( aliud) ，且均可因瑕疵通知期間的徒過( 錯過責問 Rügeversaeumung) 而「治癒( geheilt) 」[6]123。同樣，依中國合同法第 158條，買受人怠於將標的物數量或者質量不符合約定的情形通知出賣人的，「視為標的物的數量或者質量符合約定」，不存在另外追究出賣人一般違約責任的餘地。在中國合同法之後，同為大陸法系一員的德國民法，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也已實現了這種統合[13]79 －121。
CISG 第 35 條對於標的物在數量、質量、規格、包裝方面的符合性作了專門規定，對此，中國合同法並沒有完全照搬，而是分散地作了規定。換言之，在中國合同法上，買賣標的物的合同符合性並非集中地規定的，而是分散的。其中，對於質量的符合性，規定在第153 條、第154條( 指引向第 62 條第 1 項) 、第 155 條( 指引向第 111 條) 、第 168 條、第 169 條等。對於數量的符合性，雖然沒有像質量那樣明確規定了出賣人的相關義務，但從其他條文可以看出，合同法還是作了相關的要求的，體現在第 158 條、第162 條以及第 72 條等。對於所謂「規格」，合同法沒有專門的規定，而是體現在合同約定的質量要求( 比如第 153 條) 或者憑樣品買賣( 第169 條) 。合同法沒有像 CISG 那樣使用「通常使用的目的」和「特定目的」，但在第 169 條規定了憑樣品買賣出賣人的買受人不知道樣品有隱蔽瑕疵的，即使交付的標的物與樣品相同，出賣人交付的標的物的質量仍然應當符合同種物的通常標准。這里的「通常標准」概念，在功能上與 CISG 所謂的「通常使用目的」相當。對於包裝，中國合同法第 156 條照搬了 CISG 第 35條第 2 款第 4 項。
CISG 第 38 條規定了買方檢驗貨物的時間。中國合同法第 157 條的規定並不完全一樣，買受人收到標的物時應當在約定的檢驗期間內檢驗。沒有約定檢驗期間的，應當及時檢驗。在沒有約定場合的及時檢驗這一點上，二者是相同的。中國合同法沒有進一步區分情形詳細規定，而是作了簡化處理。這一做法並不意味著中國合同法的起草人認為 CISG 的規定不合理，而是考慮到了中國的現實，特別是從便於使立法通過的考慮，在一些規定上刪繁就簡。
( 四) 風險負擔
中國合同法第 142 － 149 條是關於買賣標的物風險負擔的規定，這些規定顯而易見是受到了 CISG 的影響，但又有所變化。
中國合同法吸收 CISG 的地方體現在: 規定了風險移轉的交付主義( 第 142 條，CISG 第 69條第 1 款) 。規定了一些特別的規則，包括: 債權人遲延場合的風險移轉( 第 143 條) 、在途標的物買賣中的風險負擔( 第 144 條，中國法缺少但書) 、第一承運人規則( 第 145 條) 、特定地點規則( 第146 條) 。中國合同法規定了出賣人按照約定未交付有關標的物的單證和資料的，不影響標的物毀損、滅失風險的轉移( 第 147 條、CISG 第 67 條第 1 款後段) 。並規定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買受人承擔的，不影響因出賣人履行債務不符合約定，買受人要求其承擔違約責任的權利( 第 149 條，CISG 第 70 條) 。
中國合同法第 148 條規定: 因標的物質量不符合質量要求，致使不能實現合同目的的，買受人可以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買受人拒絕接受標的物或者解除合同的，標的物毀損、滅失的風險由出賣人承擔。這一規則以CISG 中是沒有的。這一條是參考美國統一商法典作出的規定[14]229，但是，該條與統一商法典第 2 －510 條相比，也不是完全一樣的，而是作了若干改動。
由於 CISG 中不存在標的物交付原始不能場合合同不成立的規定，該合同仍得有效成立，出賣人不交付標的物只是構成違約[6]36，故CISG 中的風險負擔制度，被認為是與以雙務合同概念為媒介的履行牽連關系機制無關[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