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日談

Ⅰ 《民法典》沒規定女婿有贍養岳父母的義務，那女兒嫁出去的家庭該怎麼辦

以前農村人都說養兒防老，因為生女兒都會嫁出去，如果是嫁得遠的話，那更是幾年都回不來一次，誰還會管你養老的事情呢。所以說農村人都喜歡生兒女，為了養老生幾個女兒後還是想繼續生下去。

一般也就是一些傳統思想的農村才還會是只有兒子才可以養老的觀念了，尤其是那些彩禮錢很嚴重的地方。不過在一些經濟比較好的農村，很多父母都開明了，反正生兒生女都一樣，難道生女兒就沒有養老了是嗎。首先還是子女的教育問題吧，教育好了自然會孝敬你，不然就算養幾個兒子也是沒用的，教育不好一個都不養老。

Ⅱ 急！以日本民法典制定過程為例，談談你對法制建設過程中如何處理本國法制傳統與外來法律之間的關系，500字

二、 日本民法典制定的過程

（一）「舊民法」的制定與「法典論爭」

明治6年(1873年)，日本政府在司法省設民法編纂課，於明治9年(1876年)著手起草民法，到明治11年(1878年)完成初稿。明治12年(1879年)又聘請法國專家來日委以民法起草工作。明治13年(1880年)在司法省設民法編纂局，加緊起草工作。民法編纂局一度劃歸外務省，後來又歸司法省，由法國專家負責財產法部分，另由日本人負責親屬法部分，最後在明治21年(1888年)完成草案。所完成的民法草案稱為舊民法典。舊民法典中相當於現行民法典前三編（總則、物權、債權）的部分由博瓦所鈉德起草，而親屬法和繼承法部分由日本法學家負責起草。從具體內容來看，盡管舊民法典的基本框架仍然遵循法國民法典，但與法國民法典有諸多不同之處。比如，將租賃權規定為物權；不動產物權變動中第一買主盡管沒有登記也可以對抗第二買主等。[4]

日本就舊民法典的實施展開了斷行派與延期派的論爭。當時的論爭不僅限於法律方面，而且與政治結合在一起，涉及到立國的根本問題。法典論爭的核心是關於親屬法的，尤其集中在家制一點。在論爭中，最能刺激國民感情的是穗積八束的論文《民法出而忠孝亡》。他聲稱，舊民法典破壞了日本親族制度中固有的「醇風美俗」，會給日本國體造成不良影響。結果，帝國議會於1892年通過《民法典及商法典延期實行法律案》。[5]就這樣，一部充滿近代色彩的民法典夭折了。法典論爭表面上爭論的是民法典，但其實質上是日本固有的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思想之間的沖突，這個沖突在日本近代化的過程中始終存在，這次法典論爭是這個沖突達到巔峰的表現。為了調和這個沖突，日本不得不對舊民法典進行修改。

（二）「新民法」的制定

新民法即現行民法，舊民法施行延期後，日本政府著手重新起草民法。明治26年(1893年)，設置法典調查會，以伊藤博文為總裁、西園寺公望為副總裁，以穗積陳重、富井政章、梅謙次郎三人為起草委員，另以數十人為委員。這次起草，在維持日本舊有習俗、特別是家族制度的原則下，特別參照當時的德國民法第一草案進行，於1895年完成總則編、物權編和債權編，次年這三編在議會通過，於當年4月27日公布。親屬編與繼承編於1898年通過公布(同時公布的還有《法例》與《民法施行法》)。全部民法於1898年7月16日施行。這是日本的「新民法」，又被稱為「明治民法」。這部民法一直施行到現在。其中親屬編與繼承編在二次大戰後經過了重大修改。

四、 日本民法典對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啟示

從上面對日本民法典的制定與發展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看出，日本民法典在制定過程中是以移植攝取、注重實效與兼收並蓄為基本指導思想的。由於日本缺乏民事法律的傳統，面對西方列強的要求，只有向西方國家特別是擁有相對完備的資本主義法律體系和成熟的立法技術的英、法、德等國家學習經驗，借鑒成果，移植攝取，兼收並蓄，只有制定與西方主要國家相一致的法律制度，才能實現政治上的願望；而舊民法典流產的教訓則使得新民法典在起草的過程中尤其注重日本國內的實際，對長期積淀下來的歷史傳統和實踐經驗進行總結和梳理，繼承和發揚行之有效的制度以求內容的實效性，新民法典編纂委員會在審議的過程中還就具體問題作了大量的習慣調查，盡量使相關規定符合日本的風土人俗和國情。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日本民法典作為亞洲第一部民法典，無疑以其思想意義和歷史上的擴散力而佔有著最為重要的地位，是一部名副其實的開創亞洲近代法史的偉大法典。處於21世紀今天的當代中國，學習、研究與借鑒日本民法典是必要的，它帶給我們很多啟示。

（一）、關於「西方化」和「本土化」

本來「西方化」和「本土化」的爭論在上個世紀初就開始了,只不過近些年又形成了一個小小的高潮,而這次爭論又恰在醞釀和制定民法典的過程中,所以不可避免地會產生一些影響。一百年來,中國學習西方民法,或者稱之為中國民法的近代化,效果又怎樣?很多法理、法史的學者作了比較深入的研究,大多數學者認為,繼受西方先進的近現代法文化、法規則是時代的要求,但是必須注意植根於中國本土社會的法文化、法規則是基礎。這里的基礎主要是指本土社會中包括的中國傳統法文化、法規則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社會現實新創造的法文化和具體制度。我國現在制定民法典就是把上述這些因素中的優勝之處有機地整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從民法的現代化出發,我們要找到「西方化」和「本土化」方面的一個結合點,中國傳統的及現實中好的東西要保留,但對糟粕也要勇於剔除;對西方的經驗,我們要借鑒,但也要有所取捨。有一點是非常明顯的,民法中有關基本原理和交易規則等應該與國際接軌,而親屬、繼承等方面的制度應該有我們自己的特點。

正如謝懷栻先生所言，「不論哪個國家都有自己的特點，沒有特點的國家和民族是沒有的。因而在繼受外國法時，辨別自己的特點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機械地、盲目地照搬外國的法律，當然不一定好；強調甚至借口自己的特點而拒絕接受先進的外國法律，也是不對的。」因此，我們在借鑒外國法時，強調要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是應該的。

（二）、關於繼承與創新

這里所說繼承的含義，包括對中國傳統的和近代的民法理念和制度的繼承，特別是繼承中國近代以來法制改革和建設的經驗，也包括對各國民事立法經驗的借鑒和吸收。所以，在內容上，我國未來的民法典需要繼承的內容很多。而對於創新來說，內容相對於繼承可能要少一些。但是我們的著眼點、我們的目標、我們的理想是創新，因為社會是進步的，我們的民法也應該是隨之發展的。兩個世紀前的法國民法典，一個世紀前的德國民法典，有許多值得學習借鑒的東西，而且我們也一直在學。如今，我們制定21世紀的民法典，還必須往前看，往前走，不能僅局限於停留在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出色內容上，而要立足於時代的變革。時代在發展，社會在變革，我們要跟上它們的步伐就應該有所創新而且必須有所創新。創新必須以社會的進步和民法的發展為契機，必須以中國的實際為基點，符合中國發展為著眼點。就像日本，隨著社會生活的發展，民法典也在不斷地增、刪、改，並且根據需要制定了許多單行法規，來彌補民法典的不足。雖然我們知道一樣新事物被人們認可與接受是要經歷一個艱難的過程的，而且這個過程持續的時間也許會很長，但是新事物畢竟是新事物，它的優點是無法被抹滅的，它最終會被人們接受。所以，我們未來的民法典應該有自己的創新，而且我們的創新是依據時代精神和本國國情的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