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商法修改

A. 民商合一的中國的發展現狀

「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是針對處理民法和商法關系的兩種立法形式或編纂模式。不同模式的形成都有它當時的歷史背景和條件；不同的國家在同一時期，一個國家在不同的時期，採取不同的立法形式，都是由它所處當時當地的諸如歷史、法律文化等各種因素所決定的。
衡量各種因素，我國採取了「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其理由在於：
1、由於民法的商事化和商法的民事化，已經使得民商法的關系愈加密切。
所謂民法的商事化、商法的民事化，是指隨著民事關系和商事關系的互相滲透和交融，民法規范吸收了許多商事法律規則和慣例，並將調整范圍擴充到商事領域；或與此相適應，由於商人特殊地位的消失，商法日益變成適用於平等主體之間的商業交易的法律，從而使得商法規范具有民法規范的特徵。
雖然民法已經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的民法，在充實了現代商事關系的規范後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對現代經濟關系的調整將會釋放出更大的能量。無論如何，民法的商事化不會影響民法在當代私法體系中的根本的主導地位；而商法的民事化，正好反映了商法規范被民法所同化和吸納的趨勢。
當今社會之所以會出現民法商事化、商法民事化的現象，最根本的原因 在於商事關系與民事關系的傳統界限已被打破。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和參與商業交易的主體的非特定性，商業交易的范圍已擴展到工業、農業、不動產、有價證券、期貨等領域，「泛商化」的發展，便促使商法向民法的「回歸」和靠攏，促使民、商法之間的互相滲透，這已是當代私法的主流。
2、世界和中國的立法實踐，證明民商合一是可行的。
盡管大陸法系傳統民法的代表——《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均采民商分立，但並沒有因其廣泛傳播而使民商分立主義各國立法所借鑒。我們看到，20世紀以來，瑞士、蘇俄、泰國等國紛紛采民商分立主義，舊中國的民法也從民商分立走向民商合一。「民商合一」已成為當今世界之潮流。
舊中國的民商立法發展了傳統的民商合一理論，同時吸收了民商分立制的某些優點，創立了由民法典和商事單行法構成的開放性民商合一模式，較好地解決了現代經濟生活中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問題，可為我國制定民法典所借鑒。
南京國民政府在制定民法典時，由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副院長林森提議制定民商統一之民法典，筆者以為其所陳述的理由是相當深刻、科學的，迄今對我們理解及對待商法仍不乏參考價值。不妨引述其要點如下：
(1)「商法之於民法以外，成為特別法典，實始於法皇路易十四。維時承階級制度之後，商人鑒於他種階級，各有其身份法，亦遂組織團體，成為商人階級。而商法法典漸相因而成，是商法之與民法對立，乃基因於歷史上商人之特殊階級也。我自漢初馳商賈之律以後，四民受治於一法，買賣錢債，並無民商之分。清未雖有分訂民法法典及商法法典之議，民國以來，亦治其說，而實則商人本無特殊階級，亦何可故為歧視。
(2)「反對民商法典合一者之言曰：商法所定，重在進步，民法所定，多屬固定。此在昔日之陳跡，容或有之，不知凡法典應修改者，皆應取進步主義，立法者認為應修改即修改，與民商合一與否無關。例如英國民商合一，而公司法施行後亦有數次之修改，而德國為民商分立之國，乃商法之改變還不如英國，於此可見進步與否，並不在民商之合一與否。
(3)「反對民商法典合一者之言曰：商法具有國際性，民法則否。此亦狃於舊見之說，民商合一，對於商事法規應趨於大同與否，立法者盡可酌量規定，並不因合一而失立法之運用。
(4)「昔時各國之商法，以人為標准，即凡商人所為者，均入於商法，德國於1897年所訂之商法亦然。法國自大革命之後，以為不應為一部分之人專訂法典，故其商法以行為為標准，即凡商行為均入於商法。然何種行為系商行為，在事實上有時頗不易分，我國如亦編訂商法法典，則標准亦殊難定。
(5)「各國商法之內容，極不一致，日本商法分為總則、公司、商行為、票據及海商五編。德國商法無票據，法國則以破產法及商事法院組織法訂入商法法典。可知商法應規定之事項，原無一定范圍，而劃為獨立之法典，亦止自取煩擾。再法典應訂有總則，取其綱舉目張，足以貫串全體，關於商法則不能以總則貫串其全體。
(6)「在有商法法典之國，其商法僅系民法之特別法，而最重要之買賣契約，仍多規定於民法，而民法上之營利社團法人，仍須准用商法。則除有特別情形，如銀行交易所之類外，民法商法牽合之處甚多，無取於兩法之並立。且民商劃分，如一方為商人，一方非商人，適應上亦感困難。」
新中國的立法實踐，亦體現了「民商合一」之立法體系。尤其是《合同法》的制定，使民法與商法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合一的典範。《合同法》採取三種方法很好地處理了民法與商法之間的矛盾。第一，在某一類合同中同時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和沒有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如《合同法》第十二章「借款合同」中明確規定了公民之間的借款關系和銀行參與的信貸關系。第二，只規定由所謂商人參與的合同關系，而忽略另一種關系，或者相反。如《合同法》第二十一章 「委託合同」中只規定了商事委託合同。第三，不區分民事規則與商事規則，用統一規則來統一調整，有例外情形的，適用例外性規定。如《合同法》關於合同行為形式、瑕疵通知義務的規定。
3、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的需要。
按照我國政府確定的建設法治國家的目標，要在2010年前建成一個與發展市場經濟和建設法治國家相適應的完善的法律體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系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所必須，尤其是我國加入WTO後，更需盡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法律體系。近幾年，我國立法機關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顯著的成果。市場經濟的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強調市場主體的平等性，否定其身份上的差別，因而人為地把「商人」作為一類特殊的主體對其行為進行規范，在民法典之外再制定一部商法典，這與當今市場經濟的發展潮流相違背，是不切實際的，也是不必要的。
當然，還必須指出的是，我們要建立的「民商合一」的立法體系，應該是「開放式」的。開放式的民商合一模式，既不同於民、商法典並行的民商分立，以維護民法與商法在私法本質上的統一；又不同於傳統的民商合一，後者偏執地要求將商法內容全部納入民法典。開放性的民商合一模式，應該是民法典與作為民事特別法的商事單行法的有機結合。

B. 誰知道《刑事訴訟法》什麼時候修改如題 謝謝了

2007年11月10日至11日，中來國社會科學源院刑事法學重點學科主辦的「第五屆刑事法前沿論壇暨刑事訴訟法修改共識問題研討會」在北京舉行。來自全國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國家機關與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政法大學、北京師范大學、吉林大學、全國律師協會、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和國際法研究中心等20多個單位的80餘位專家學者參加了會議。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張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熊選國、最高人民檢察院副部級專職檢察委員會委員戴玉忠、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陳光中等出席會議並致辭。 在兼納已有的四種不同的刑事訴訟法再修改立法建議稿的基礎上，社科院法學所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課題組提煉出六大共識問題(包括刑事訴訟法三大基本原則、辯護制度、強制措施、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死刑案件特別程序、未成年人刑事程序等)，此後，漫長的等待。 據傳，因逮捕權的行使機關、職偵案件的偵查機關等關鍵職權的行使分歧較大，遲遲不能提交審議。

C. 誰知道能及時更新法律修改動態的網站或者軟體不我是法學的，因為現在法律經常修改，

能及時更新法律修改動態的網站或者軟體不？我是法學的，因為現在法律經常修改，
檢舉|2013-10-18 16:41燕飛城go | 分類：司法考試 | 瀏覽42次
所以我想及時了解，求助

D. 民法與商法有什麼區別

民法與商法源的區別如下：

總體來說，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具體區別則表現在：

（1）調整的主體不同：

民法調整的主體是民事主體（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國家）；商法調整的是商事主體（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

（2）調整的對象不同：

民法調整的對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商法只調整流通領域。

（3）立法目的不同：

民法追求的是社會的公平公正；商法注重交易的安全（如票據法中票據的無因性就是為了保證交易的安全）。

（4）在國家的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不同：

民法是國家的部門法，是基本法；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

（5）制定和修改程序不同：

民法的制定和修改，往往是由全國人大來完成，常委會只有在不違反民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做部分修改；商法由常委會就可以制定和修改。

E. 請問民法和民商法有什麼不同

廢話，民商法包括民法和商法。其實如果從大民法角度而言，民法包括商法。

F. 商法通則

一、 正本清源：四種不同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

任何一種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無不反映了該國對民商法關系的基本認識及處理准則。因此，要准確界定民法與商法的關系，首先必須釐清世界各國最基本的商事立法模式，並以此作為比較研究和學習借鑒的基礎。

長期以來，在歸納概括世界各國的商事立法體例時，我國學者大都將其區分為「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兩種模式。細究之，此種概括欠全面、准確，失之於偏頗，且有以訛傳訛之嫌。在本人看來，從法典語義上考察，實際上當今世界各國對民事與商事關系的法律調整可以概括為四種不同形態的商事立法模式：一為民商分立，即除了制定統一的民法典外，還制定獨立的商法典，採取此種立法模式的有法國、德國、日本等。二為民商合一，即制定民法典而沒有商法典，在對傳統商法內容的處理上，是將傳統商法的內容融入民法典之中，即把商事主體、商事行為、商事代理、商事權利等歸納到民法典的相應各篇章中，如義大利民法典和瑞士債務法等。三為單行的商事法律，即制定民法典而沒有商法典，在對傳統商法內容的處理上，採用另行制定單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如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海商法等，我國大陸及台灣等就採用這種立法模式。應當指出的是，此種商事立法模式通常亦被學者們視為民商合一，並被歸納概括到民商合一的體例之中，而實際上立法機關從未做出這樣的劃分和確認，這種歸納概括也並無任何法源依據。四為別樹一幟的英美法系商法，即沒有獨立的民法典，卻有獨立的商法典，且其商法的內容與實行民商分立制的大陸法系國家的商法亦迥然有別。

二、學說評析：我國商事立法模式抉擇的爭議

對於我國商事立法究竟應當採用何種模式，自民國初至今，一直存有爭議。早在民國之初，即有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之爭。盡管民商合一論在這場爭論中大獲全勝，其議案被國會所採納，但耐人尋味的是，民國民法實際上從未採用真正的民商合一體例，即使是沿襲舊制的台灣，至今也未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其商事立法仍採用單行商事法律的模式，學說上將傳統商法中的有關立法視為民法的特別法。

我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對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的承認，特別是隨著民法典的起草與制定，在學界也出現了關於商事立法模式的爭論。鑒於法繫上的差異及業已形成的法律體系，迄今尚無人主張制定英美模式的商法。對於商事立法模式的抉擇，仍為分立與合一之爭。發人深思的是，面對合一論和分立論的激烈論爭，我國的立法機關採取了更加務實的立法精神，在短短的十年間，出台了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和海商法等重要的商事法律，以單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註：此種立法模式既不是所謂法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也不是法典意義上的民商分立。)初步建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商法體系。

對於法典意義上的合一論與分立論，本人認為論者都沒有說出令人信服的必須合一或必須分立的充足理由，其正確性和可行性是令人懷疑的，其所持論據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法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論實質上是「商法民法化」的表現，其實質在於以超級民法來全盤取代商法，這不僅抹煞了商法與民法的區別，違背了法律部門劃分的科學法理，就是在實踐中也是行不通的。

其次，法典意義上的民商分立論雖然對於昭示商法的獨立和釐清商法的體系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從我國的立法現狀及法典編纂的可行性角度觀之，似既無可能，也無必要。

綜上所述，在法典意義上的合一論和分立論都具有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理論缺陷，且都與我國的立法實際不相符合，因而是不能接受的。在研討我國的民法典制定時，無論是合一論者還是分立論者都應放棄已經爭論了近一個世紀且持續下去仍可能是沒有結果的學術成見，應該更加理性地而不是理想化地面對現實，另闢蹊徑，為正確處理民商關系做出明智的選擇。

三、模式創新：我國應實行以《商法通則》為統率的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

本人持民商分立的觀點是建立在實質商法主義的基礎之上的，主張在我國應實行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所謂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是相對於形式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所衍生出來的概念。形式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以制定獨立商法典為其立論的基礎，並在此基礎上實現民法與商法的徹底分立，而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則不以制定獨立的商法典作為民商分立的基礎，只是主張要承認商法的相對獨立性，要促進我國商法的體系化進程，使之成為一個有特定的規范對象和適用范圍的法律體系和法律部門。主張民商分立的宗旨，是要使實質意義的商法自成體系、自成部門，反對以民法取代商法或以商法取代民法這樣兩個極端化的錯誤主張。

為積極倡導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論，首先必須實事求是地堅持商法的獨立性。其次，堅持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還必須勇於進行模式創新和制度創新，為適應對統一市場的法律調整，應當適時地提出制定《商法通則》(或《商事通則》)的立法建議，以實現商法對統一市場的全面規制，並實現商法體系自身的健全與完善。

論《商法通則》之設立必要性
任江 青海民族學院法學院
上傳時間:200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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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商法；立法模式；民商合一；民商分立；商事通則
內容提要: 商事立法模式的探討在我國由來已久，雖然採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一直為我國眾多法學學者所推崇，但隨著我國對商事法律研究的不斷深入以及商法國際統一化趨勢的日漸明顯，商事法律獨立性的問題愈加受到重視；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雖然為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所採納，其自身的弊端卻使其難容於我國現階段私法體系。因此，作為第三種選擇的「商法通則」模式，理應為我們所重視、採納。

任何國家之國內立法模式選擇，均不應脫離本國國情和本國法律傳統。我國商事立法模式之選擇也應先充分考察我國商事立法模式之傳統，再結合現階段國情及法學研究現狀，並從中擷取經驗教訓，以此為基礎，最終選擇一條正確之路。

一、我國商事立法沿革

商業貿易雖然在中國的漫長封建社會中一直存在，並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發展，「但多是農民從事販運性商業，一無發達的城市商業，二無形成專門從事商業的獨立的階層，因而也沒有發展充分的商事慣例。」 [1]而到了清朝末年，自五口通商以來，海禁大開，歐風東漸，洋商蜂擁而入，紛紛在華開設洋行，建立工廠，國人亦加入其間，創辦民族工商企業，中國近代工商業由是以興，同時，華、洋商人涉訟事件亦日益增多。因此，當時的有識之士均認為，缺少必要的商事法規已成為嚴重阻礙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的主要因素，而工商業的落後則又是國弱民貧的重要原因。就在「商戰」救國輿論方酣之際，滿清朝野上下遂齊相呼籲制定商法，以保護國權商利。光緒二十八年（1902）頒發上諭：「現在通商交涉事益煩多」。要「將一切現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參酌各國法律，悉心考訂，妥為擬議，務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1)於是,從1904年制定和頒布《欽定商律》入手,開始了中國近現代一系列商事立法的進程。因此，《欽定商律》是中國法制史上第一部「現代意義上的法典」。 [2]《欽定商律》頒布於1904年1月21日。名為商律,實則僅包括作為商法總則的《商人通例》9條和《公司律》131條兩部分內容,其他各商事法規均付闕如。光緒三十三年（1907）公布《破產律》69條。光緒三十四年（1908）聘日本人志田鉀太郎幫同編訂商律，至宣統元年（1909）完成，定名為《大清商律草案》，內容包括總則、商行為、公司、海船、票據，共計1008條。這是中國近代第一個商法典（草案），但由於清政府很快被推翻，該法未及頒行。

從清朝商事立法過程中可發現，我國商事法律從出現伊始即以單獨法典形式立法，借鑒當時德國、日本例，通過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調整上是法律關系。鑒於「中國之屬於德國法系已經是既成事實」 [3]，仿德國例采「民商分立」之模式有其可取之處。

辛亥革命後，北洋政府統治時期，商事立法有所發展，先後公布了《公司保息條例》（1914年1月）、《商人通則》（1914年3月）、《公司條例》（1914年公布、1923年修正）、《商業注冊規則》（1914年7月）、《證券交易所法》（1914年12月）、《物品交易所條例》（1921年3月）、《商標法》（1923年5月）等商事法律。這一時期，雖然商事單行法續有制定頒行，但仍然延續著清末編纂獨立商法典的體例。修訂法律館「曾有民商合編之擬議，終以改編之業，繁而難舉，非假以歲月不克事，而當力圖改進司法,收回法權之際,又未便將此等關系重要法典，置為緩圖，故仍分別修訂」。因此,1922年修訂法律館法國顧問愛斯加拉起草了《商法法典》，時人稱「草案之條文，不啻將中國舊有之習慣，及各國立法上之經驗，合為一物也」。 [4]法典雖稱良善，但並未付諸表決通過，仍然是一個草案而已。至此中國統一商法典編纂之路就此結束，「民商分立」之立法模式宣告失敗。

在中國法律近代化的進程中，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立法成果最為豐富，只短短幾年時間便初步建立了較為完備的六法體系。但在商法編訂體例上，南京國民政府卻一反清末以來制定統一商法典的傳統做法，在編纂民法典時，將通常屬於商法總則內容的經理人及代辦商、商行為部分的交互計算、行紀、倉庫、運送營業、承攬運送及隱名合夥均並入債編，其他具有特殊性質的商事法如公司法、保險法、海商法、破產法等不能合並者，則分別制定單行法，即實行所謂的「民商合一」。在當時，主張民商二法統一的理由主要有：（1）民法與商法，同屬私法，均為私人相互間法律關系規范，沒有分別制定之必要；（2）商法本為商人階級立法，中國近代商業發達較遲，商人並無特殊地位，強行劃分，反失近代平等之世界趨勢；（3）商法過重商習慣，其效力優於普通民法，商法存在，商人常較普通人保護為優，所以商法根本沒有存在的理由；（4）民法商法並存，審判官關於審判管轄訴訟方式及舉證方法等，會產生適用上的困難，易生實體規定沖突。通過一部分學者與立法界人士的歷史考察和理論探討，認為「民商法對立之理由,完全由於歷史相沿、積習使然」,沒有理論上的根據。在土耳其、暹羅、蘇俄先後頒布民法典之後，制定民商合一法典似成一種世界發展的必然趨勢，中國亦不能獨立於世界大趨勢之外。(2)有了以上的理論基礎，1928年5月，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副院長林森向中央政治會議正式提議編訂民商統一法典。同年6月，中央政治會議第183次會議通過決議編訂民商統一法典。從1929年開始,民法典各編陸續制定頒行。僅就形式而言，南京國民政府制定的民商合一法典，盡管債編佔有整個民法典的重要篇幅，其內容仍較瑞士債務法規定的范圍為窄，關於商業登記、商號、商業賬簿等項未有規定，而不得不準用北京國民政府時期《商人通例》中的有關規定，而公司、保險等仍要制定單行法。因此，編入民法典中的僅為商行為及商法總則中的一部分內容，其他大部分內容並未形成合一之法典，對民法仍處於特別法的地位。「實際上所收效果,竟與以商法為民法以外之一法典者無異,或且更甚。」 [5]名為合一，實未能成合一之民商統一法典。

1949年2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廢除國民黨的六法全書」的指示，南京國民政府建立的法律體系在大陸完全廢止，新中國完全在空白的基礎上重新開始商事法律的建設。但是，由於我國建國後在經濟體制上全面學習蘇聯，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否定和排斥商品經濟，民商法失去了存在的社會經濟基礎。再加上從1957年以後政治運動不斷，法制遭受否定，商事法制建設受到嚴重沖擊，因此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國的商事法律制度幾乎處在空白的狀態。可以說，在上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末，我國「對於商品經濟與商事法的清除,歷史上沒有比此一時期更為徹底。」 [6]

由以上論述可知，自清末中國出現真正意義上的商事法律法規，至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改革開放前的百餘年間，商事立法從最初的編纂統一商法典，到建立「民商合一」體制，編纂涵蓋商法內容的民法典，至幾乎完全清除商事法律法規，經歷的是一條曲折的、自我否定之立法歷程。但是，無論在以上哪個歷史時期，或受到當時中國經濟、政治背景影響，或受到立法水平的局限，獨立的商法典抑或真正意義上的「民商合一」之民法典，均未曾在中國出現或起到應有之作用。獨立之商法典、「民商合一」之民法典，在我國商事法律發展過程中都缺乏歷史土壤。我國商事法律關系更多的是依賴於大量的商事單行法和商事習慣來調整。

自上世紀70年代末我國進行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商品經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大量新的商事關系、商事主體層出不窮。而隨著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國門的愈加開放，國際商事習慣、商事法規等源源不斷地湧入我國，尤其在我國加入WTO後，這一趨勢愈發明顯。我國商事立法的缺失和滯後已經嚴重影響了我國商品經濟的發展，商事立法速度苛待加強。
6. 「如果採用民商分立的話，究竟採用商人主義立法還是採用商行為主義立法，不易取捨。各國商法典的內容極不一致。另外，法典一般訂有總則，以綱舉目張、貫串全體，但商法則不能通過總則統領和貫串整部法典。在具有單獨商法典的國家，商法是作為民法的特別法，但最重要的買賣契約，仍多規定於民法，而民法中的營利性社團法人，仍須准用商法。除了一些特別的制度外，民商法重復交叉的地方太多，分別立法不易劃清」。 [10]

然而，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社會的發展，人們開始反思傳統民商合一模式的合理性，並以此得出「民商分立」，編纂獨立的商法典的必要性理由:

1.商人階層作為特殊階層雖已消失，但企業這種不同於一般民事主體的商主體仍然存在，而且在現今商品經濟社會中，企業早已成為最重要的商主體。在一定程度上，企業即等於商人。而傳統商「人」的自然人屬性也逐漸被企業的團體屬性所取代，這與民事主體屬性有著極大的不同。商行為也因必須有一方是商主體或通過商主體始能發生及其本身的營利性特性而與一般的民事行為有明確區別。

2.任何法律一旦以法典的形式出現，其修訂程序都遠遠難於以單行法為形式的法律法規，其滯後性也遠遠大於單行法。這是由法典編纂的嚴肅性和法典結構的嚴謹性所致。伴隨著社會分開的日益細致，生產力水平的急劇提高，生產關系的日趨復雜，商事活動呈現出「日益現代化和復雜化，商事法需要以不斷革新的面孔適應其需要」。 [11]由此可見，商事法律的靈活性和益變性遠大於民法，難於通過修改民法典的辦法來滿足商事法律的變化。

3.民法與商法存在著極為密切的聯系，但其差異性也是很明顯的，兩者在立法的價值取向、調整對象、法律責任制度等方面有極大不同，不能因兩者存在的共同性而否認商法形式上的獨立性。同時，「商事主體在商事活動中的自我調節機制是有局限性的，需要國家以社會的名義進行整體調節」「政府對於私法關系逐漸改變以往的放任注意態度」,「這就是所謂的『私法公法化』」， [12]這種調節方式與民法有著顯著的不同，難融於民法典中。

4.竭力推行民商合一的國家，或者是地域小、人口少、經濟關系並不十分復雜、法律體系比較單一的國家，如瑞士、荷蘭、丹麥、挪威等；或者是資本主義經濟關系仍處於不發達狀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矛盾表現得很不充分的國家，如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中國、蒙古以及已實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蘇聯。相當多的大陸法系國家仍採用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而《美國統一商法典》更是商事法律立法的典範。

5.在奉行民商合一的國家中，民法與商法也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合一，即將商法典的內容附加到民法典之中。這種簡單的合並，在立法技術上和法律適用上衍生了許多問題，它不但未能解決實體商法的獨立性，反而給民法本身的協調增添了許多問題。就商法本身的性質和發展趨勢而言，民商合一會妨礙商法的發展。商事活動從古至今就具有國際性的特點。尤其到了現代社會，世界經濟的一體化進程使商法重新從國內化的侄桔中擺脫出來。正如英國法學家施米托夫所說「我們正在開始重新發現商法的國際性。國際法——國內法——國際法這個發展圈子已經自行完成。各國商法的總趨勢是擺脫國內法的限制，朝著普遍性和國際性概念的國際貿易法的方向發展」。而這種國際性也決定了商法無法完全融於屬國內法的民法典中。至於究竟採用德國主觀主義、法國客觀主義抑或日本折衷主義，可隨著我國商法學研究的不斷深入，結合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方向，進一步探討之。

通過比較「民商合一」論和「民商分立」論的各自立法理由，我們很容易發現，兩種立法模式都有著充足的理論基礎和豐富的立法理由，但也都存在著其自身無法克服的理論缺陷。而且，此兩種理論針鋒相對，彼此互為矛盾，難於以充分的法理徹底駁斥另一方理論。如果就此持續爭論下去，不僅難於得出最終結論，而且也無太多實際意義，對於我國商事立法活動反而有巨大的阻礙作用，影響我國商事活動的快速發展。因此，跨越此兩種理論的第三種選擇也就孕育而生: 在不影響以現有民法為核心的我國「一元私法體系」框架下，不編纂獨立之商法典，利用現存已立之大量商事單性法律法規，構建脫離未來民法典的《商事通則》。即，以《商事通則》為核心，以大量商事單性法律法規為主幹，通過民法典中相關制度加以補充，構建我國民商事法律法規體系。有的學者稱此種主張是折衷主義學派的觀點。

三、制定《商事通則》之理論優勢

商事通則（有學者稱之為商法通則，應屬同一含義），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一般性規則。它指導其他單行商事法律，如公司法、合夥企業法、個人獨資企業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商業銀行法、破產法等的適用，同時又區別於這些單行法律，可以單獨適用。 [13]需要指出的是:商事通則和「商法總則」是不同的概念，有成文《商法典》的大陸法系國家,其法典的總則部分內容各不相同,不過一般涉及商事主體(商人)身份、商事登記、商號、商事簿記、商事代理及經理權、商事輔助人(如代理商、經銷商、行紀商等)；而商事通則概念,大致相當於這些《商法典》的總則部分和商行為部分的總稱,比「商法總則」概念涉及的范圍更為廣泛。原則上,可以認為商事通則的內容基本相當於國內商法學研究中「商法總論」的內容。而且，目前國內高校法學專業開設的「商法總論」課程以及相關教科書，其內容也大致與上述對商法通則的界定近似。(3)

關於設立《商事通則》之必要性，有學者持懷疑態度：「制定諸如商人、商行為、商事代理之類的總則性規范沒有必要。所有的特別法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主體適用主體的規定,行為可以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訴訟時效適用統一的民事訴訟時效的規定,商事代理可以適用一般代理的規定。」(4)這一理解有待商榷,對於商事主體和商事交易的需要顯然注意不夠。雖然諸如主體制度、法律行為制度、代理制度、物權制度、一般債法制度等，都是民商法共有的。其中對一般民事主體和一般民事法律行為都適用的制度，當然地適用於商事主體和商行為。這也是在民商分立國家,凡《商法典》中沒有特別規定,就適用《民法典》等民事法律的原因所在。這種現象並不能說明所有商事交易中的法律關系都可以被《民法典》所包含。實際上,由於商事法律關系的營利性特徵,使它除了具有與一般民事法律關系的共性之外,還有很多特性存在,而這些特性體現在實然法的規則上,即為各商事法律的內容。如果淡化這些差異，忽視民、商法中不同性質的相似法律規范，必將導致較為嚴重的立法和實踐問題。而只要在商事通則性的立法中體現出商法對這些制度的特殊規定,這種由民、商法差異所引起的問題就至少會得到很大程度上的緩解。更由於商事主體資格、商事登記、商號、商事簿記等純粹屬於商法特有的一般性制度的存在,我們可以認為,《民法典》和特別商事法律之間仍然存在著巨大的立法空白,這一空白需要通過商事通則性的立法來填補。

設立《商事通則》，以其為商事法律法規之一般性法律之理論和實踐優勢在於：

1.有利於我國理論界結束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無休止的爭議。縱觀我國商事立法史，自清末和民國初期實行民商分立的立法格局以來，至南京國民政府力主采民商合一立法模式，學者對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優劣就一直爭議不休。1929年《中華民國民法》第一編總則公布後，由立法院院長胡漢民等人向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第183次會議提交了一份關於制定民商統一法典的提案，政治會議審查通過了該提案，並從八個方面進一步闡述了採用民商統一法典的理由， [14]這對我國法學界的影響非常深遠。在我國改革開放的歷史條件下，大陸學者又陷入了「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曠日持久的爭論，其實，現在主張「民商合一」觀點的許多學者，其論點、論據並沒有超過該提案的八點理由。我國如果制定了《商事通則》，就會結束理論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無休止的爭論，使理論界集中精力研究我國民法、商法和經濟法的現代化和協調發展問題。

2.我國採用單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雖然有靈活、務實、簡便等優點，但由於缺乏總則的統率，難收綱舉目張之效，使單行商事法律變成了孤立、單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內在應有的體系，這顯然不利於對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統一規制，亦無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原則、制度、規則的統一理解，更不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此種狀態下的商事法律，有如一個人只有四肢軀干而沒有頭腦，無法通過頭腦的指令來驅使四肢的自如運動。 [15]而通過設立商事通則，就可以改變這種狀況，以其統領商事單行法，形成我國商事法律的有機系統。同時，與編纂涵蓋商法內容的民法典或是獨立商法典相比，結合我國現有商事單行法，僅編纂商事通則，其立法成本要大大減少。

3.淵源於貿易本位的交易效率價值、交易安全價值和交易公平價值等，是商法特有的價值觀和價值基礎。 [16]作為商法調整對象的「商」，其本質是資本謀求價值增殖的活動，資本的運動使商具有了營利性和經營性特徵，從而構成了商法有別於民法的調整對象。 [17]商事交易具有區別於民事交易的巨大差異，表現在交易主體從自然人到公司，交易客體從特定物到種類物，交易目的從對標的物的實際利用到轉賣營利，交易過程從「為買而賣」到「為賣而買」，交易對價從等價到不等價，交易鏈由短到長，交易特點從隨機性到營業性，交易條件從任意到定型。商事交易所表現出來的與民事交易不同的特點，蘊涵著商法與民法截然不同的理念，並要求用商法規范予以特殊保護。 [18]這一系列商事法律法規內在價值屬性客觀上要求商事法律體系必須是獨立的部門，也必須存在統領商事單行法的一般性法律以明確規定商事法律的獨有價值追求。

4.就我國商事立法的現狀分析，由於長期以來國內市場與國外市場的分別管理，加之國內市場的多頭管理，導致政出多門，立法多頭，與統一市場、統一規制的市場經濟的法制要求極不適應。同時，由於商事立法缺少系統性和前瞻性，致使商事法律、法規雜亂無章，缺乏統率，不成體系。而制定《商法通則》，既可矯正追求形式商法主義的偏頗，又可實現商法體系的完善，同時又不根本性地改變我國採用單行商事法律的立法模式，這種一舉而三得的立法動議，理應得到我國立法機關的採納。

5.超越「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則》不僅是商事法律外部立法選擇的客觀要求，更是商法內在發展趨勢的必然要求。自上世紀80年代末興起的知識革命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尤其在經濟領域內，經濟飛速增長，新產業、新技術層出不窮，商業關系日趨復雜、多樣，擴地區、跨國商業往來與日俱增，作為社會上層建築的法律制度也隨之發生變化，特別是作為調整商事活動的商事法律法規更是呈現出與以往更為顯著的巨變。其發展趨勢主要呈現出：(1)動態化趨勢；（2）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相互滲透；（3）國際化與統一化趨勢。(5)這些發展趨勢使得各國商事法律法規不斷修改、不斷變化，而世界性的商事條約、商事規定、商事組織規章也日益增多，這些國際性法律法規成為國內商事法律的重要法律淵源。而在國際法向國內法的移植、融合過程中，必然要求存在基礎性法律來統領本國原有的法律傳統、法律價值等核心要素，使得不同國家、不同法系之法律融合能夠做到協調發展，也只有《商事通則》在商法發展過程中能起到這一重要作用。

至於制定《商事通則》的具體內容、結構等立法實踐問題，當前雖也存在頗多爭議，但這不應影響我國立法機構選擇制定《商事通則》這一正確商事立法模式。

G. 作為一名公司法務，怎樣針對對方公司提供的霸王合同，在不毀單的情況下進行修改其中明顯不利於己司的條款

如何解決采購合同的霸王條款問題
「霸王條款」，確切地說，不是一個法律概念，而只是凝聚了極強烈的感**彩的一種情緒化表達。在法學理論中與此相對應的概念是「格式合同」，即為重復使用不經雙方協商而預先擬訂條款的合同。合同擬訂後，一方要麼接受條款，訂立合同，要麼不接受條款，不訂立合同。因此英美法稱格式合同為接受或離開合同，在德國被稱為一般合同，我國《合同法》第39條規定為格式條款。
格式合同的出現其來有自。市場主體在進行交易時，不僅要為交易對象(貨物、服務和知識產權等)支付價金，而且還要為交易的達成付出一定的時間、精力和金錢，這在經濟學上稱之為交易成本(交易對象不在其中，運輸費和保管費等也不在其中)。市場調查，情報搜集，質量檢驗，討價還價，直到最後訂立合同，完成交易，都是費時費力的，都意味著交易成本的支出。因此，如果交易雙方每完成一次交易都要達成一個近乎完美的契約，那麼交易成本是異常巨大的。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極大降低交易成本的格式合同應運而生。由此可見，格式合同的出現是市場交易發展的結果。那麼，又怎麼會出現天怒人怨的「霸王條款」呢？
壟斷與「霸王條款」的出現密切相關。根據美國經濟學家哈爾瓦里安的定義，壟斷一詞原義是「排他性權利」，即一個廠商或幾個廠商在一給定市場上對某一產品具有排他性控制。大致可分為行政性壟斷，行業壟斷和經濟壟斷三種。
行政壟斷即行政機構設置的市場進入障礙形成的壟斷，最典型的莫過於地方保護主義。行業壟斷可分為具有專賣性質的壟斷和自然壟斷兩種。具有專賣性質的壟斷如煙草、郵政等行業。自然壟斷是規模經濟造成的一種狀況，它使得某一行業只有在一個企業生產的時候才是最有效率的，換言之，由一個企業進行生產的成本要小於兩家以上企業進行生產的成本，若重復建設則違背效益原則。如「鐵老大」就是一個典型的自然壟斷企業。它的固定資產使用壽命長，且很難用於其他用途，具有很大的沉澱性。這種經濟特徵使得在同一地區重復鋪設鐵軌以展開競爭的做法非常不經濟，只能帶來社會資源的嚴重浪費，而成本的增加又將轉嫁於消費者身上。最後一類經濟壟斷是在自由競爭中因企業自身實力壯大占絕對優勢而形成的一種壟斷狀況，比如微軟。
需要指出的是，壟斷本身並不必然導致「霸王條款」，以致損害消費者利益。只有壟斷者利用其優勢地位在與消費者達成合同時加重對方義務，減輕自身責任，才是「霸王條款」產生的真正根源。
市場經濟條件下，消費者是與政府、企業相並列的參與市場經濟運行的三大主體之一，是與企業相對應的市場主體。那麼，市場運行過程中，尤其在有壟斷企業參與市場交易的情況下，如何最大可能保護消費者的權益，而同時又不削弱企業逐利的積極性呢？
完善的立法是有力的保障手段。一方面是對格式合同本身的限制，這與現代民商法發展的趨勢是相吻合的。如德國1976年12月頒布了一般合同條款法，規定一般合同條款之內容有異議時，由條款利用者承擔其不利益(第5條)等。英國1977年通過了不公平合同條款，特別對格式合同中的免責條款加以規范。《美國統一商法典》也有對格式合同的限制性條款。我國《合同法》第39、40、41條對格式合同亦有專門規定。另一方面，是對壟斷的限制。1890年，美國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反壟斷法……《謝爾曼法》。之後，又先後通過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建立了完整的反壟斷立法體系。而在我國，現有的反壟斷規定分散、零亂、粗糙且很不完整，操作性差，而市場已出現「彩電聯盟」等壟斷雛形。因此，結合我國國情，並借鑒發達國家立法經驗，制定一部科學嚴謹，為建立健康高效的市場競爭機制所必需的反壟斷法勢在必行。
傳統經濟理論認為，壟斷是政府管制產生的重要原因。政府管制的目的就是保證參與市場交易的主體能夠在公平自由誠實信用原則下平等交易，避免有悖於自由競爭情形的出現。在國外，政府管制的實現手段之一就是建立高效能的執法機構。大概有三種模式可循：以美國日本為代表設立准司法性質的專門機構，如美國的聯邦貿易委員會，該委員會具有相當的權威性，直接向國會負責，不受總統指揮，執法中完全獨立行使權力而不受其它機構干預；第二種是設立行政機關專門執法，歐洲各國大多採取這種模式；第三種是司法機關執法，為行政機關提供司法支持。而在我國，沒有統一的專門執法機構。反壟斷職責分散於工商、衛生、貿易和質量監督等部門。這就導致了執法力量難以協調，執法效率低之又低。當務之急是建立統一的反壟斷專門機構行使執法權，真正維護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市場經濟的本質決定了它不允許「霸王條款」之類的違背公平自由原則的現象出現，而壟斷企業的存在又為它利用其優勢地位損害消費者現象的出現提供了可能。只要壟斷企業還是市場主體，從事交易活動，損害消費者利益的事情就難以避免。要避免這種情形的出現，反壟斷立法的完善和反壟斷機構的建立就顯得日益迫切。通過法治的手段，才是根除「霸王條款」，維護市場交易公平進行的第一也是惟一有效途徑。

H. 民法總則修改的認識3000字論文

從民法的基本原則來認識公法與私法的劃分 關鍵詞] 公法;私法;法律規范體系 [摘要] 很長一段時間來,我國法學界不承認在我國法律規范體系中有公法和私法的劃分,過多 強調民事關系的國家意志性,忽視對公民和法人意志的尊重。近年來,隨著我國法制的不斷健全完善,我 們不得不修正原有的觀點,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本文主要從民法的平等、自願、公平等基本原則的角 度來討論公法與私法的劃分。 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政治與經濟高度一體化格局開始分解,民事方面和商事方面的立法 逐漸增多,我國法學理論中的否認公法與私法劃分已不能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和要求。我國的 法學家們不得不重新審視和修正原有的觀點,接受公法與私法相對獨立的事實以及私法優先的觀點。 一般認為,公法主要調整國家與公民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公權。公法通常包括憲法、 行政法、訴訟法、刑法、稅收法和軍事法等。私法主要調整公民個人之間的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權利稱為 私權。私法通常特指民法。沒有哪一個國家的立法中明文規定「公法」或「私法」概念。最早提出公法與 私法的劃分是古羅馬的法學家馬爾比安。他認為,有關羅馬國家的法為公法;有關羅馬人的法為私法[1]。 而最初的劃分意義只在於使研習法律的人們便於認識法律、了解法律規范體系,後來法學家們認識到, 更重要的是這種劃分有利於研究法律的價值導向。由於《羅馬法》成了世界上第一個商品經濟的法律 ——《拿破崙法典》的基礎,因而,它的很多原理又為後世的許多民法系國家所普遍效法。 為什麼從羅馬法學家開始,幾乎所有的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學家們都十分推崇公法與私法的劃分?筆 者認為其根本原因在於:一方面是為了防止體現每一個法律部門的固有本質或它的相對獨立性「異化」; 另一方面也是為了防止體現國家與公民之間的公權關系的法律對體現公民與公民之間的私權關系的法 律侵擾,以便建立起涇渭分明的部門法體系。那麼,為什麼公有制國家建立後,要極力摒棄公法與私法的 劃分呢?究其原因,正像列寧所說是為了擴大國家干預私權關系的范圍,包括國家擁有廢除私人合同的 權力,以便形成蘇維埃國家賴以存在的公有制基礎。從客觀上看,列寧不承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與布爾 什維克黨消滅私有制,實行土地、銀行、礦產、運輸等企業逐漸國有化的綱領和實踐是一致的。因為不這 樣,社會主義經濟基礎難以在沒有現成的社會主義經濟萌芽的空地上建立起來。而我國法學理論在相當 長時期內也否認公法與私法的劃分,這與兩個原因不可分:其一,馬列主義經典之理論對我國約束太深; 其二,列寧的這一理論恰恰符合我國長期以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需要對社會經濟生活進行全面 干預的法律要求。其實,恩格斯早就有公法與私法的觀點,在論述法律產生時就指出:「在社會發展某個 很早的階段,產生了這樣的一種需要:把每天重復著的生產、分配和交換產品的行為用一個共同規則概 括起來,設法使個人服從生產和交換的一般條件。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隨著法 律的產生,就必然產生出以維護法律為職責的機關——公共權力,即國家。」[2]這一體現歷史和邏輯統一 的論述,不僅充分說明了在法律的進程中私法先於公法,更蘊含著一個深刻的觀點,即公法、公共權力是 為私法而設立的。而我們過去卻恰恰忽略了這一論述對法律分類的意義。 在現代法律體系中,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家的前提,在現代國家 一切法律規范,無不屬於公法或私法的一方,而且因其所屬不同而各有不同的效果。如何確立公法和私 法的劃分標准,大致有三種學說,其一為利益說,即以規定國家利益者為公法,以規定私人利益者為私 法;其二為意思說,即規定國家與公民之間的權力服從關系的意思為公法,規定有關公民相互間平等關 系的意思為私法(這也是以法律關系的內容和性質為區分標準的法律關系說);其三為主體說,即公法主 體至少有一方為國家或國家授予公權者,私法主體法律地位平等。其中第三種學說為法學家們普遍認 同。要正確認識公法和私法的劃分,筆者認為還得從民法的有關基本原則上加以考證。 一、民事主體地位平等原則。平等是一個具有多種不同含義的概念。我們在此討論的是私法主體所 涉及的法律地位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3條規定:「當事人在民事活動中的地位平等。」平 等原則是指民事主體享有獨立的法律人格,能夠獨立地表達自己的意志。作為民事主體當事人,是財產 在靜態中的所有者,在動態中的交換者,而不是國家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上級下級。即使是國家作為民事 主體,也必須受民事規范的約束,與其他民事主體保持平等地位。民事主體所享有的民事權利在受到侵 害時,平等地位受到法律保護。自然人生而平等;法人不論行業、性質、財產狀況,人格也一律平等(法人 的人格平等是法人地位平等的依據)。從平等原則中就能讓我們領悟到,私法的法律關系是法律地位平 等的市場主體之間的關系,它與公法的法律關系即國家憑藉公共權力對市場進行干預的關系是截然不 同的。 不過,民事主體在人格上的平等,不等於在實際的民事法律關系中,每個當事人所享有的具體民事 權利和民事義務都是一樣的。在具體的民事法律關系中,各個當事人根據法律和自身的意志享有不同有 權利,承擔不同的義務,尤其是對法人而言,在權利的享有和義務的承擔上,還要受法人本身性質、法律 和行政命令以及法人的目的范圍等限制。 二、自願原則。《民法通則》第4條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它是指民事主體在從民事活動 時,應當充分表達自己的真實意志,根據自己的意願設立、變更和終止某種民事關系。該原則的確立就是 要賦予民事主體在法定范圍內享有廣泛的行為自由,實際上也是私法所奉行的意思自治原則的充分體 現。通過對傳統法學理論的學習和認識,可以概括出意思自治在三個層面上的內涵:第一,從法哲學和 法律社會學的角度看[3],意思自治是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哲學思潮的直接產物,這大致可定義為,每個社 會成員依自己的理性判斷,管理自己的事務,自主地選擇,自主地參與。黑格爾曾在《權利哲學》里指出, 國家應當賦予其公民以擁有私人財產的權利的同時給予個人以自由締結契約的權利[4]。第二,從公法與 私法劃分角度來看,意思自治是私法自治,其基本含義是私法主體有權自主實施私法行為,他人不得非 法干預;私法主體僅對基於自由表達的真實意思而實施的私法行為負責;在不違反強行法的前提下,私 法主體自願達到的協議優先於私法的適用,即私人間協議中變通私法。意思自治是羅馬法時期公法與私 法劃分理論的直接產物,它以承認民法是私法為理論前提,成為民法的精髓。隨著現代民法的發展,私法 自治分演為所有權絕對,契約自由和過失責任三大民法基本原則。第三,從沖突法角度來看[5],意思自治 是指為當事人協商選擇處理糾紛所適用的准據法的權利。意思自治原則是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商品經 濟的客觀要求在民法上的必然反映,由於該原則恰恰符合歐洲資本主義發展時期個人本位和自由主義 的思想,所以被《拿破崙法典》以來的近現代民法始終奉為一項神聖的法律准則。但隨著現代國家干預主 義的興起,哲學上個人主義和經濟上自由主義的衰落,也必然導致意思自治原則的削弱。從本世紀開始, 民法上的契約自由原則受到沖擊,民事主體之間的交易自由不得與公共利益、道德規范和占支配地位的 公共政策相矛盾、相抵觸,許多國家的法律對以損害或侵擾社會其他成員的方式使用私人財產的行為作 出較為嚴厲的處罰規定,按照被其他商人或整個社會認為是完全不公正的慣例而進行的商業活動則受 到法律的限制。這樣,就使得意思自治原則因注入新的內容而所改變。 三、公平、等價有償原則。法律的一個理念是追求正義的實現。正義所蘊含的公平、公正、平等等價 值內涵,是政治社會中所有價值體系追求的最高目標。私法自然也將公平和正義作為其最終的理想。 《民法通則》第4條還規定,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公平原則是道德規范的法律化。該原則要求民 事主體應以公平的觀念從事民事活動,正當地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在民事活動中兼顧他人利益和社會 公共利益,同時,司法機關在處理民事糾紛時,應根據公平原則,使案件的處理既符合法律又公平合理。 公平正義是一個極其復雜的問題,但就從事民事活動的主體來說,公平正義理念的要求體現在:第 一,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必須為其每個成員的自由發展提供公平平等的機會,為其每個成員利益的獲取 和合理分配提供手段及程序規則,並且在利益分配和公平的實現出現不均衡時能夠予以有效補正及救 濟;第二,社會關系主體即社會成員的交易活動應當遵循普遍公認的行為准則,主體實現經濟目的的手 段應當是正當的、合理的,必須充分考慮社會利益並且自覺接受社會義務的約束。 根據《民法通則》第4條的規定,民事活動還應當遵循等價有償的原則。該原則在要求民事主體在從 事移轉財產等民事活動中要實行等價交換。任何一方不得無償佔有、剝奪他方的財產和侵害他方的權 益,如果構成對他方的損害,應負損害賠償的責任。筆者認為,該原則已涉及到交換對等之平等領域的有 關問題。例如在交換的交易中,人的正義感在某些情形下要求在允諾與對應允諾之間、在履行與對應履 行之間達到某種程度的平等。一般說來,合同當事人是通過行使其私人自治權來確定他們各自履行行為 的價值的,這與公法通過行使國家權力來確定公民行為價值是顯然不同的。 雖然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以其不同的性質、內容來進行的,但從以上所討論到的民法有關原則上考 證,法律確實有公與私之分。不能把公法領域的強制性原則適用於平等、自願、互利的私法領域,換言之, 要收縮行政權力在私人或民間領域不適當的延伸和干預。在我國市場經濟體制下,強調公法與私法的分 離,有利於明確私人的獨立地位,私人權利義務的協商性以及民事權利不可侵犯性,尊重公民和法人在 民事交往中的意志;也有利於樹立私法是公法及整個法治的法律基礎的觀念。 [參考文獻 ] [1] 潘念之.法學總論——國外法學知識譯外[M].北京:知識出版社,1982. [2] 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8卷[C].第538-539頁. [3] 姚輝.民法的精神[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36. [4] 〔德〕黑格爾.權利哲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5. [5] 江平,張禮洪.市場與意思自治[J].載法學研究,1993,(6)

I. 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的 最新版與修訂版有什麼區別

我一哥們剛從台灣台北大學法學院交流回來，他說，北大版的更好一些，其區專別在於，北大屬版是最新修訂的，這個版本採用了一些新的案例，另外，近年來台灣還有一些法律改動了，為了適應新改的法律，王澤鑒先生對一些闡述做出了修改。
我看到了我哥們從台灣拿來的一本《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是台灣三民書局出版的，與大陸版本相比，內容更為翔實，因為大陸出版的該書刪除了很多內容，主要是牽涉到一些1949年以前的判例，還有一些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問題。若能讀到台灣出版的原版，是最好的；如果找不到，那麼，就大陸而言，應當選擇北大版的，這樣才能適應台灣最新立法，也便於掌握最新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