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条例

⑴ 新闻检查制度的中国新闻检查制度

1.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新闻检查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成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废除了清代的报律，倡导和实行言论出版自由的政策。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法令中，均庄严列入保护言论出版自由的条文并付诸实践。然而，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建立之初那短暂的新闻自由随即被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所取代。
为了钳制言论，袁世凯于1914年4月颁布《报纸条例》，全文35条，集中了日本等国报律的限制性条文。同年12月，他又颁布《出版法》，对所有文字、印刷品作了类似的规定。
1916年，黎元洪就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报纸条例》即被废止。但这种新闻自由是短暂的，不久便被张勋复辟和段祺瑞专权扼杀。段祺瑞政府除沿用袁世凯时期的《出版法》外，于1918年10月公布了新的《报纸法》、《管理新闻营业条例》，并设立新闻检查局，实行新闻邮电检查。他们还动辄以“赤化”、“过激”罪名，严禁共产党报刊、革命报刊的出版发行。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新闻检查制度的完备化
1928年，国民党执掌全国政权后，组成了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新闻事业网。根据“以党治报”的方针和新闻统制的思想，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有关新闻出版的法律、条例，并根据这些法律、条例建立起新闻检查制度与各种新闻统制机构。
国民党当局最初实行出版后审查制度。于1928年6月开始建立新闻宣传审查制度，先后公布了具法律效力的《指导党报条例》、《指导普通刊物条例》、《审查刊物条例》。根据这三个条例的规定，所有报刊均须绝对遵循国民党的主义与政策，服从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审查。这标志着国民党新闻检查制度的初步建立。
1929年，国民党中央又颁布了《宣传品审查条例》和《出版条例原则》，这些条令，使其对新闻界的管制日趋强化。
1930年12月16日，国民党又以国民政府名义颁布了《出版法》，为其新闻统制政策披上了一件“合法”的外衣。又进一步颁布了《日报登记办法》、《出版法实行细则》和《宣传品审查标准》等文件，使国民党对新闻界实行的审查追惩制度越来越严。①
自1933年起，国民党当局的新闻统制政策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不再实施原来的审查追惩制度，而开始推行旨在事前预防的新闻检查制度，直接干涉新闻事业本身的业务工作。国民党中央先后通过和颁布了《检查新闻办法大纲》、《新闻检查标准》、《重要都市新闻检查办法》、《各省市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规程》、《各省市新闻检查所新闻检查违检惩罚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有关文件。据此，国民党当局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汉口等重要都市设立了新闻检查所，由当地政、党、军三方机关派员组成。1934年，国民党当局又将这一制度推广到图书杂志。
抗战爆发后，鉴于中国进入战时状态，国民党政府“名正言顺”地颁发了一系列战时新闻检查法令，建立和健全战时新闻检查制度。1937年8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修正通过了《新闻检查标准》，对军事、外交、地方治安和社会风化4类新闻规定了13项禁载内容，其中有些确与战事有关，但也有些与战事无关。这次会议还通过了《检查书店发售违禁出版品办法》。
1939年，国民党当局又颁布了《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战时新闻检查办法》等，规定原军事委员会新闻检查机构改组而成立战时新闻检查局，各省、市设立战时新闻检查所，重要县市设立战时新闻检查室。就这样，国民党建立起了一个从中央到县、市一级，从报刊社、出版社到印刷所、书店的新闻出版检查的网络，使其新闻出版检查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
上世纪40年代后，国民党当局还将党的意志变为国家意志，将党的新闻检查变为政府执法行为，开始以政府的名义管制新闻出版事业，于是，有关新闻出版检查的法律、法令的颁布机构也不再是国民党系统的机构，而是国民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国民党这种严厉的新闻检查制度严重妨碍了民众的言论自由权，也有悖于世界民主进步潮流。但值得注意的是，战时的新闻检查制度有其积极作用。对报纸杂志的严厉控制，可以避免作战政策等国家机密的泄露，为抗战取得胜利提供了保障。因此，在战时建立新闻检查制度也是有必要的。
抗战胜利后，中国转为和平建设时期，一切旧的新闻检查制度应该废止。但国民党政府还以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为由，继续实施战时的新闻统制政策，遭到了来自新闻界乃至全国人民的反对。1945年8、9月间，国统区人民为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迫于压力，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第十次常务会通过了废止新闻出版检查制度的决定与办法。虽然如此，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当局对言论的控制还是非常严格的。
在1927～1949年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期间，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新闻检查制度。这种完备性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比拟的。 新中国成立前后，依靠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力量，迅速完成了对旧中国新闻事业的整顿。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废除了国民党政府长期实行的文化专制主义和原稿审查制度，实行出版自由和事后审读制度。
建国初期，新闻出版总署在关于建立事后审查制度这一问题上宣布了一些法规。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指出：“对于改进书刊素质并防止反动宣传问题：拟不采取事前检查制度，而采取事后审查制度。审查结果，遇有特别有利于人民的出版物，由国家奖励其著作人及出版人，如发现有反动性质的书刊，由国家加以查禁或处罚。”从1950年5月30日的《出版总署、新闻总署关于各级新闻出版行政机关的任务与组织暂行规定》（草案）、1950年6月26日的《出版总署关于管理当地出版业的有关事项复广东省文化厅函》中的规定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从一开始就致力于保障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自此，中国人民长期争取的出版自由和事后审查制度，第一次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实行了，广大人民从国民党的言论、思想钳制中解脱出来，从而开创了新中国新闻自由的新时代。
2005年12月1日公布的《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及同时间公布的《期刊出版管理规定》是新时期我国保障新闻自由的体现，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实行事后审查制度的同时，我国继续实行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的申报备案制度。在涉及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重大选题上，实行选题和原稿同时备案制度。在这些做法上，有人提出质疑，认为这与事后审查制度的精神不符。实际上，这是一种特殊措施，是事后审查制度的一种补充。因为国家机密和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版工作者有保护的义务。当然，这方面的选题和原稿，其数量应当极少，要依法行事。

⑵ 近代报刊的发展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
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方汉奇）
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

⑶ 公章遗失登报要求公章遗失登报要求必须是省市级报社，这个要求根据的是什么法律条款

公章遗失登报声明必须登载在省市级报社，这是《刻章业行政许可实施办法》的规定。所有企事业单位的公章都在市公安局备案，一旦公章遗失，只有地级市以上报刊的覆盖范围才能够使得更多的读者知晓此事。县级以下的报刊覆盖的读者群体太小，不足以让市公安局管辖范围内的所有读者都看到。

⑷ 《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属于部门规章，还是属于法规 《出版管理条例》属于法律，法规，还是部门规章

《报纸出版管理规定》属于部门规章
《出版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

⑸ 近代政治家办报的缘起与特色

、《大公报》

中国近代和现代著名日报。
1902年创办于天津，由英敛之主持。该报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由英敛之主持，是张宣传改良思想，主张君主立宪的报纸。以敢言、严肃、非牟利为标榜，揭露时弊，成为北方地区著名报纸。
第二阶段由王郅隆接办，变成一张接近皖系军阀并有亲日倾向的报纸。
第三阶段由新记公司接办，发展成为有全国影响的大报。1926年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创办，提出“不党、不私、不卖、不盲”的办报方针。

清末著名报案，发生在武汉。
1911年7月17日，《大江报》发表何海鸣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引起清廷注意。
7月26日，该报又发表黄侃撰写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文章引起湖北当局震恐，遂将主编詹大悲等人逮捕，查封报纸。
此事件引起国内舆论哗然，当局慑于民情，对詹等人只好从轻发落。
第四阶段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报纸。目前，《大公报》的香港版仍在出版，它已成为我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⑹ 大清报律的性质与影响

《大清报律》起草和颁布的历程要漫长得多。清廷有关部门最早开始起草《报律》，是在1904年8月，两年后约1906年10月，拟就草案四十六条。然清统治者十分谨慎，以为“事关法律，非详加讨论，不易通行”；并“以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办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订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分歧，转多窒碍”，而未予颁布。1908年?1月16日，民政部会同法部，调研“各国通例”，“参照内地情形”，拟出“改定草案四十二条”，交宪政编查馆审核。宪政编查馆秉承清廷意旨，增加了三条，并对草案中的若干条款进行了修改。
宪政编查馆对报律草案修改的突出特点，是加强对舆论的控制和对新闻自由的钳制。如规定报刊发行前的送审制度：
”每日发行之报纸，应于发行前一日晚十二点钟以前；其月报、旬报、星期报等类，均应于发行前一日午十二点钟以前，送由该管巡警官署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
如规定不准刊登“诋毁宫廷之语，淆乱政体之语，扰害公安之语”，对违规者加重处罚：
第十四条第十四款之诋毁宫廷，第二款之淆乱政体，第三款之扰害公安皆侵入刑律范围。现在逆党会匪窜伏东南洋一带，潜图窃发，方且藉报纸之风行，逞狂言之鼓吹，此等情形，久已上烦宸廑，如照原案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之例仅处二十日至二年之监禁，附加二十元至百元之罚金，殊嫌轻纵，似应仍分别轻重办理。臣等共同商酌，拟请将原案第二十二条改为违第十四条第一款与第三款者，该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科六个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监禁，附加二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之罚金，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
《大清报律》的上述内容，明显暴露了清廷镇压人民革命的用意，暴露了清廷修律的本质所在。
1908年的《大清报律》，不但重复了当年的《规则》，而且增添了事先检查制度，对舆论的控制更为严厉。通篇《报律》，只讲言论控制，丝毫不提言论保护。《报律》尚未出台，媒体已得知其主要内容，《公论新报》即刊文批评：“吾国政府未尝自束于法律之中，而仅仅苛责于吾民一方面”；《大公报》也悲观地预料道：“（报律一旦推行）报界言论自由之灵魂将飞散于云霄之外……湛精烂漫之舆论，更刍狗之不若也”；《申报》则激烈批判道：“（报律颁布之后）则吾国真为无舆论之国”。
朝廷对报界的反抗置若罔闻，反在1908年3月颁布的《报律》中增加了不少限制舆论自由的条款。结果，引发了整个报界的抵制。《江汉日报》刊发时评《呜呼立宪——对于新定报律之感言》，痛骂制定此律者的“衮衮诸公”——“不啻宪政之罪人，国民之公敌也”； 《神州日报》发表社论《监谤政策之争议》，称朝廷这一法律的出台，其目的在于——“欲以极严酷之手段，虏使人民，以钳制舆论，将使舆论一线方萌之生理，因而摧残消歇。然后政府之言语行动，可以狂猖自恣，为所欲为，不复有人承议其后，自以为是而后快其私心”。
朝廷的一意孤行最终促成了报界的联合抵制。最坚决的可谓北京报界，其联合宣言书戳破了朝廷自谓《报律》袭自日本的谎言，明白昭告世人，日本报律决无“内容事前检查”的规定。宣言书扬言：如果朝廷固执己见，必要执行“内容事前检查”，则北京报界将采取一致行动，同时停版，并将呼吁全国报界与政府进行交涉或将所有报馆的发行所移到租界，全体挂上洋旗，以示坚决抵抗。
然而，时代毕竟是前进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对于言论、集会、结社问题的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一些开明官员反对一概排斥集会、结社，甚至呼吁清廷开放党禁，对学生的爱国热情采取宽容态度。《大清报律》颁布本身，便意味着千年冰封的开裂，便意味着清廷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尽管是有限制地承认——言论、集会、结社的合法性。
辛亥革命后，限制言论自由的旧报律废止。1914年，袁世凯政府制定的《报纸条例》，又恢复了清廷《大清报律》的有关禁制条文，并查禁了一批报刊和图书。直到1916年7月，段祺瑞政府“申令废止报纸条例”，中国人才在十一年间基本享有言论自由，成为新文化运动赖以形成的基本条件之一。此是后话。

⑺ 新闻法的新闻法

中国历史上对言论控制极严。 从秦代的 “偶语弃市”、宋代的“谤讪弃市”，到清代的“文字狱”，制定了各种言禁、书禁和出版禁令。清末始有专门的新闻出版法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主要的新闻出版法有： 《大清印刷物专律》 (1906)、《大清报律》(1908)、北洋政府《报纸条例》(1914)、北洋政府《出版法》(1914)、北洋政府《管理新闻营业条例》(1925)、南京国民党政府《出版法》(1930)及《修正战时新闻检查标准》(1940)、《军事新闻发布实施暂行办法》(1948)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第49条规定：“保护报道真实新闻的自由。禁止利用新闻进行诽谤、破坏国家人民的利益和煽动世界战争。”后来在历届宪法中规定了公民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这些都是新闻、出版方面的重要法律条文。1979年制定的刑法中，第 102条关于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的规定、第138条关于诬陷罪和第145条关于诽谤罪的规定，以及第 146条关于报复陷害罪的规定，都是能适用新闻领域的法律条文。

⑻ 我国规定报刊禁载的内容是什么

我国规定报刊禁载的内容包括以下几点：

(一)煽动抗拒、破坏宪法和法律实施的；

(二)煽动颠覆人民民主专政政权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分裂国家或煽动叛乱、暴乱的；

(三)煽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四)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利益的；

(五)煽动民族、种族歧视或仇视、破坏民族团结的；

(六)破坏社会安定和煽动动乱的；

(七)宣扬凶杀、淫秽、色情、封建迷信或伪科学，教唆犯罪和有害青少年身心健康的；

(八)诽谤或侮辱他人的；

(九)法律禁止刊登的其他内容。

(8)报纸条例扩展阅读：

创办正式报纸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宪法规定的、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服务的宗旨；

(二)有确定的并与主办单位、主管部门的工作业务一致的专业分工范围和编辑方针；

(三)有确定的、能切实担负领导责任的主办单位和主管部门。主管部门在中央应为部级以上(含副部级)单位；在省为厅(局)级以上(含副厅级)单位；在地(市)、县(市)为县级以上(含县级)单位；

(四)有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符合专业要求、具有相应专业技术职务的专职总编辑和一定数量的专职编辑、记者组成的编辑部；

(五)有与所办报纸规模相适应的创办资金、办公场所、出版与印刷条件和维持正常出版所需的正当可靠的资金来源。

⑼ 哪里规定报纸春节可以停刊

楼主有病，谁规定你春节放假7天，谁就规定了报社工作人员可以休假

⑽ 中国近代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书和报刊有哪些

书太多了，就贴贴报刊吧

中国自鸦片战争前夕开始定期出版的日报期刊，至辛亥革命时已广泛发行。
中国早在唐朝就开始有报纸，当时称为“进奏院状报”、“报状”、“邸报”或“杂报”，是一种由官府发行的公报。北宋起，民间开始有报纸，称为“小报”或“新闻”，但受到当时官府的查禁。明朝中叶以后，北京、南京等地获准成立民办报房，选录内阁发布的官文报，印刷成册，公开出版，称为“京报”。这些报纸除照录上谕、奏折、皇帝起居及官吏任免奖惩消息外，没有自己采写的新闻，没有评论、广告及其他副刊文字，不同于近代的报刊。中国近代形式的报刊诞生于鸦片战争前夕。到1911年止，共出版约五百种报刊，出版地点遍及全国各地。
外国人创办的近代报纸最先用中文出版的近代报纸和最先在中国境内出版的近代报纸，都是外国人首先办起来的。19世纪，外国人在中国一共出版了一百多种中外文报刊，占当时中国报刊总数的一半以上。外国人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是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刊的《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创办人是英国伦敦布道会传教士马礼逊（1782～1834）和米怜（1785～1822），月出一册，一些外国人相继在中国办报。1827年创办了《广州纪录报》，1833年创办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前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纸，后者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中文报纸，均在广州出版。其主编人德国传教士郭士立（1803～1851）、美国传教士裨治文（1801～1861）等，都是当时著名的“中国通”。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人在治外法权保护下，继续在中国办报。先后创办了《遐迩贯珍》（1853，香港）、《六合丛谈》（1857，上海）、《万国公报》（1868，上海）、《中西闻见录》（1872，北京）、North China Daily News（1850，上海，中文名《字林西报》）、The Peking Tientsin Times（1894，天津，中文名《京津泰晤士报》）及《申报》（1872，上海）、《新闻报》（1893，上海）、《顺天时报》（1901，北京）等一大批中外文报刊。其中，《万国公报》由英国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主编，是广学会的会报。
《字林西报》由奚安门（？～1856）等主编，有“英国官报”之称，出版达一百零一年，是在中国出版时间最长的一份外文报纸。《顺天时报》由中岛真雄主办，是日本外务省的喉舌。《申报》由英国人美查（生卒年不详）创办，《新闻报》长期由美国人福开森（1866～1945）主持，都是“学了中国人口气”办给中国人看的外商中文日报。这两家报纸后来为中国人接办，其中，《申报》出版了七十八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中文日报。
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一批近代报纸 19世纪50年代起，一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开始办报。1858年在香港创办了《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伍廷芳曾经参加过它的编辑工作。这以后，陆续创办的有《羊城采新实录》（1872，广州）、《昭文新报》（1873，汉口）、《循环日报》（1874，香港）、《汇报》（1874，上海）、《述报》（1884，广州）等。以《循环日报》、《汇报》、《述报》这三家最有影响。《循环日报》是一份大型日报。它的创办人王韬，曾经游历过英、法、德、日等国，对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较多了解，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报刊政论家。他为《循环日报》所写的《变法》、《尚简》等文章，提倡学习西方，宣传政治改革，主张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当时和后来的改良派知识分子当中，有很大影响。《汇报》是中国最早的留美学生容闳参加创办的，曾经和外国人所办的中文报纸进行过激烈的笔战。《述报》创刊于中法战争时期，对刘永福所部黑旗军抗击法军和香港人民抵制法国殖民者发动的侵略战争而进行的罢工、罢市活动，都作过详细报道，支持了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
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 1895年以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办报，鼓吹变法。1895年8月17日在北京创刊的《中外纪闻》、1896年1月12日在上海创刊的《强学报》，分别由梁启超、徐勤担任主编，隶属于强学会，在强学会被封以后，相继停刊。
之后，梁启超等人继续筹备办报，1896年8月9日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出版的一份主要的机关报，旬刊，每期出二十余页，三四万字一册，由汪康年任总经理，梁启超任总主笔。在梁启超主持下，《时务报》先后出版了六十九期，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之将强》等一大批鼓吹变法的政论文章，最多时日销达一万七千份，成为当时国内最受欢迎的一份报纸。和《时务报》相配合，资产阶级改良派还在全国其他地方创办了近八十种鼓吹变法的报纸。主要有1897年2月在澳门创刊的《知新报》、4月在长沙创刊的《湘学报》、10月在天津创办的《国闻报》、1898年2月在长沙创办的《湘报》等。其中，《国闻报》由严复主编，以在副刊《国闻汇编》上译载了宣传进化论思想的《天演论》蜚声于时。
戊戌变法失败后，改良派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全部停刊，梁启超等人开始在国外办报。从1898到1904年，他们在日本、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温哥华等地创办了十几家报纸，以1898年、1902年在日本横滨相继创刊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最负盛名。梁启超以任公、哀时客等笔名在《清议报》和创刊初期的《新民丛报》上所写的鼓吹新民、赞美少年中国和介绍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最新思潮的文章，曾经风靡一时，得到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赞同。1904年以后，康梁等又恢复在国内办报。他们所办的《时报》（1904，上海）和英敛之所办的《大公报》（1902，天津）、彭翼仲所办的《京话日报》（1904，北京）等报刊都进行过立宪保皇的宣传。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从开始革命活动时起就十分注意办报。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他们在国内外一共创办了近一百二十种报刊。通过这些报刊，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动员群众起来革命，对民主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激励和推动作用。
1894年兴中会刚刚在檀香山成立，就利用早已创刊的当地华侨报纸《隆记报》，作为自己的讲坛。1900年1月孙中山特派陈少白到香港创办《中国日报》，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第一份正式机关报。此外，1900～1905年，革命派还在国内外创办了一批报刊，进行民主革命宣传。国外的主要集中于日本，著名的有《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等，编辑人员多数是革命的留日学生。鲁迅最早的一批革命文学作品就是在这些报刊上发表的。国内的主要集中在上海，以《苏报》、《国民日报》、《警钟日报》等最有影响。1903年6月《苏报》因发表激烈革命文字被封，章炳麟、邹容被捕，史称《苏报》案。
1905年11月26日，《民报》在日本东京创刊。它是新成立的同盟会的总机关报。在孙中山领导下，《民报》和其他革命派报刊一道，同以《新民丛报》为代表的保皇派报刊展开了激烈的笔战，扩大了革命影响。
之后，革命派的办报活动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发展。新加坡、缅甸、暹罗、澳洲、菲律宾、美国、加拿大、秘鲁等地，及国内除西藏、青海、甘肃、宁夏以外的二十九个省市地区，都办有革命派的报刊。以在上海出版的《中国女报》（1907，秋瑾主编）、《神州日报》（1907，于右任、杨笃生主编）、《民呼日报》（1909）、《民吁日报》（1909）、《民立报》（1910，于右任、宋教仁等主编），在北京出版的《帝国日报》（1909，宁调元等主编）、《国风日报》（1911，白逾桓主编），在广州出版的《可报》（1911，朱执信等主编），在汉口出版的《大江报》（1911，詹大悲主编）等报刊，影响最大。
革命派报刊关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孙中山曾经给予很高的评价。
拒俄运动和反美华工禁约运动中的报刊 1903年4月，拒俄运动在上海、江苏等十八个省市和日本东京等地的留学生中爆发。《江苏》、《浙江潮》、《苏报》、《中国白话报》等报刊，纷纷发表评论，进行舆论声援。1903年12月15日，以蔡元培为首的一部分革命爱国人士，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日报，是这次运动中创刊的一份以拒俄为中心内容的爱国报纸。它发表了大量有关沙俄侵占中国东北领土拒不撤军的“警闻”，并发表了《俄祸》、《告学生》、《告军人》等评论文章，和其他爱国报刊紧密配合，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俄，反对侵略。
1905年，反美华工禁约运动和相继而来的全国性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广州、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爆发。香港的《有所谓报》、《世界公益报》，上海的《女子世界》，北京的《京话日报》，天津的《大公报》等，都积极投入运动。为了加强宣传，一些资产阶级爱国人士还特地创办了《保工报》和《美禁华工拒约报》等两家报纸，进行鼓吹。前者1905年7月20日创刊于上海，人镜学社主办，韵琴主编；后者同年8月21日创刊于广州，拒约社主办，黄晦闻主编。它们从创刊起，就集中力量进行抵制美货的宣传，对正在进行中的这场群众性的爱国运动，起了一定的鼓舞和推动作用。
新创办的科技、文学和文摘性期刊中国最早的科技刊物，是1876年在上海创刊的《格致汇编》（月刊，英文名 Chinese Scientific Magazine），主编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这是一份以介绍声光化电等科学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为了寻求富国强民的道路，在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中掀起了一股学习最新科学技术知识的热潮。一大批以介绍这方面知识为中心内容的专门性刊物陆续问世，其中主要的有，专门介绍农学知识的《农学报》（1897）、专门介绍数理化知识的《新学报》（1897）、《格致新报》（1898）、《普通学报》（1901）、《中外算报》（1902），以及专门介绍地质地理知识的《地学杂志》（1910）等。除《地学杂志》在北京出版外，其余都在上海出版，以《农学报》出版的时间为最长。这些刊物为国内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当时能够得到的最新科学知识。
文学期刊也在19世纪70年代出现。《申报》主办的《瀛寰琐记》（1872）、《四溟琐记》（1875）、《寰宇琐记》（1876）等三个月刊是其中最早的一批。90年代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创办了一大批文学期刊，累计在五十种以上。著名的有李伯元主办的《世界繁华报》（1896）、《游戏报》（1897）、《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主办的《采风报》（1898）、陈去病主办的《二十世纪大舞台》（1904）等。梁启超在东京创办的《新小说》出版后，也送到上海发行。这些刊物以小说、戏曲、诗词、散文为主要内容。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等著名长篇小说，都是在这些刊物上首先和读者见面的。
文摘性的期刊，以1897年在上海创刊的《萃报》为最早，稍后创刊的这类刊物还有《选报》（1902，上海）、《东方杂志》（1904，上海）等。后者由商务印书馆编辑发行，初为月刊，后改半月刊，徐珂等主编。先后出版四十四年，是在中国历史上出版时间最长的期刊之一。
新型官报的出版与报律的制订 19世纪末，清朝政府因旧式邸报从未公开出版，内容又只限于常程文书，适应不了新形势的需要，故开始创办新型官报。
最早出现的新型官报，是1896年在北京创刊的《官书局报》和《官书局汇报》。这两份官报由当时主管官书局的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管理。出版了很短的一个时期，即停。1906年以后，为了推行预备立宪和抵制革命宣传，清朝当局又在北京和各省省会陆续办起一大批新型官报。其中，属于中央一级的有考察政治馆主办的《政治官报》（后改为《内阁官报》），属于各部主办的有《商务官报》、《学务官报》，属于地方各级军政机关主办的有《北洋官报》、《南洋官报》、《安徽官报》、《湖北官报》、《四川官报》等。总数在三十种以上。除上谕和常程官文书外，这些官报还普遍设有“要闻”、“要电”、“实业”等栏目，以吸引读者，但并不受欢迎，必须官库补贴，才能得以维持。与此同时，清朝政府还颁布了《大清印刷物专律》、《报章应守规则》、《大清报律》等有关报纸出版的法令，对民办报纸进行限制。在1898至1911年的十三年内，全国有五十三家报纸遭到摧残，占当时报刊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中被查封的三十家，被勒令暂时停刊的十四家，其余的分别遭到传讯、罚款等处分，使整个报刊出版事业蒙受了严重损失。
（方汉奇）
民国报刊民国成立后，与一时的资产阶级民主相联系，出现过短暂的报刊兴旺时期，全国有报刊五百多家。北京为政治中心，故独占五分之一。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专制统治确立，先后公布《报纸条例》、《出版法》，进步报刊备受摧残，进步报人横遭迫害，全国报纸剧减为一百三十九种，多数政治态度保守，言论了无新意，销售额一般也不大，有一点积极意义的变化是报刊分家，报纸开始采用现代通行大张式样。这一时期较为著名的报纸除商办的《申报》、《新闻报》外，主要有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等；较为著名的杂志有章士钊主编的《甲寅》（1914），国民党创办的《国民》（1913）等。作为半殖民地的特征之一，外国在华所办报纸在政治上有相当影响，如英文《字林西报》、《京津泰晤士报》等。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揭开新文化运动序幕，也开始了中国报刊发展的新阶段。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各派忙于争权夺利，无形中放松了对报刊的控制。进步力量的成长，更使部分报刊成为北洋军阀的对立面，打破了一潭死水的舆论界现状。五四运动时期，以《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等杂志为主导，进步报刊鼓吹科学与民主，抨击封建专制，对推动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在业务上，此时的报刊普遍改用白话文，报纸注重新闻特性，副刊改革卓有成效，编排更为科学活泼。之后，报刊获得较大发展，1926年全国报刊已有六百二十八种。商办《申报》、《新闻报》发行量超过十万份，1926年9月《大公报》复刊，在张季鸾主持下，很快成为最有影响的全国性大报之一。北伐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都很注重宣传，南方报刊言论活跃。但北洋军阀为了维持统治，镇压进步报刊，1926年，著名报人邵飘萍、林白水先后遇难，北方舆论界一片沉闷。
1927年后，国民党逐步确立了对全国的统治，沪宁一带成为全国报刊的中心，上海一地报纸超过五十家，全国日发行量五万份以上的报纸全部集中在上海。1936年全国报刊一千七百六十三家，小报和晚报比20年代有了较大发展，但其中不无低级无聊之类。国民党政府力图建立新闻垄断，以《中央日报》为中心，党营报刊扩展到了全国。对进步报刊则通过各种法规条例限制扼杀，其手段从禁发查封直到破坏暗杀。即便是颇著声名的资产阶级报纸《申报》，其主持人史量才也因“九·一八”事变后政治态度的某些变化而在1934年11月遭暗杀。然而，进步报刊仍在重重压力下成长。在红军革命根据地内，报刊事业有了相当发展。左翼文艺界主办的杂志《萌芽》、《文学月刊》等此家被封，别家即出，影响颇大。“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救亡报刊蓬勃兴起，全国不下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周刊发行量达到了创记录的十五万份。
抗日战争开始后，全国报刊受到很大破坏，大批报刊迁往后方出版，重庆成为战时报刊的中心。抗战初期，国民党新闻控制有所松动，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得以在国统区出版。1939年后，新闻控制再度趋紧，私营报纸只占国统区总数的五分之一左右。这时，以延安为中心的各根据地都有了报纸。在沦陷区，日伪控制主办了一批汉奸报刊，有北平《新民报》、南京《中华日报》、《和平日报》。上海租界内则有爱国志士办的抗日报纸，最著名者为《文汇报》，虽遭日伪打击迫害，仍坚持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抗战胜利后，报刊又曾兴盛一时。1947年国统区登记报纸一千七百八十一家，发行二百万份，达到民国时期最高峰。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为国民党所垄断，不用说反对内战的《文汇报》等被禁，《申报》、《新闻报》亦为国民党接收，舆论界成为国民党反共的一统天下。进步报刊无法立足，不少迁往香港出版。与此同时，人民新闻事业在根据地内有了重大发展，一批大型日报先后创刊，为1949年以后中国人民报刊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参考书目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太原，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