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纸条例

① 同盟会成立和民报是什么关系

同盟会与《民报》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8月20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宣布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推选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长。在同盟会成立会上，黄兴提议把宋教仁等留日学生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改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此议得到大家赞同。

《民报》第一期于1905年11月26日出版，原定每月一期，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按月定期出版。最初的编辑人兼发行人是张继（实际的主要编辑人是胡汉民），主要撰稿者有胡汉民、汪精卫、陈天华、朱执信、宋教仁、马君武等，编辑部设在东京牛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这儿也成为同盟会本部的公开机关。从1905年7月起的一年半中，孙中山一直留在日本。他除策划在国内外成立同盟会支部，还指导《民报》的编辑工作，有些重要文章就是他确定题目，口述大意，再组织专人执笔用笔名发表的。直接以他本人名义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有三篇，即创刊号上的《发刊词》、《在东京华侨及学生欢迎会上的讲话》和《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

在《民报》的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公开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在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上的演说辞》则对“三大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说：“有最紧要一层不可不知。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民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关于民权主义，孙中山指出：“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是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关于民生主义，孙中山认为：“文明越发达，社会问题越着紧”。如欧美国家，物质财富虽然迅速增加，可是享受这种成果的只是少数富豪。“富者极少，贫者极多”，不可避免地要发生社会革命。孙中山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政治纲领，也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思想体系。在正面鼓吹革命主张的同时，《民报》向改良派发起了进攻，与梁启超主持的《新民丛报》展开激烈的论战。孙中山后来评价说：“《民报》成立，一方为同盟会之喉舌，以宣传正义；一方则力辟当时保皇党劝告开明专制、要求立宪之谬说，使革命主义，如日中天。”

1906年6月，因“苏报案”在上海服刑的章太炎出狱东渡，加入同盟会。自第七期起，《民报》由章太炎主编。章太炎认为，激发人们的革命感情，应该是革命宣传鼓动中占第一位的内容，而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最重要：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一是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在他看来，孔教、基督教都不可用，最宜提供的是佛教中的主张普渡众生的华严和主张万法唯心的法相二宗。有了这种信仰，就有了排除生死，勇猛无畏的精神。他又认为，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中国人晓得了这三项，那爱国爱种的心必定不可遏抑。在章太炎主持下，《民报》发表了不少阐扬佛学、提倡国粹的文章，但并没有在人们心中引起强烈的共鸣，反而使《民报》的战斗性有所削弱。当时就有人批评说，“佛家之学，非中国所常习”。章太炎对“汉种历史”的推崇，表现出了明显的大汉族主义的色彩。

1907年3月，胡汉民、汪精卫随孙中山离日，《民报》主要撰稿人改为刘师培、黄侃、汪东、陈去病等。同年12月，章太炎因和孙中山的矛盾日益加深而辞职，第19期改由张继编辑。1908年1月，张继被日警追捕，逃往法国，自第20期改由陶成章编辑。至第23期，再归章太炎编辑，汤增璧为副。《民报》的革命宣传，引起了清朝政府的惊恐。1907年9月，清政府照会日本驻华临时代办阿部宋太郎，要求日本政府查禁《民报》等七种刊物。1908年10月，清朝政府命出使美国道经日本的唐绍仪再提此事。日本政府遂于10月19日向章太炎发出命令书，正式下令禁止第24期《民报》发行。章太炎致书日本内务大臣平田东助提出抗议。在日本友人宫崎寅藏等的支持下，黄兴、章太炎、宋教仁等延聘律师向日本法庭提出诉讼。11月22日开庭时，东京地方法院门前集中了约两千名激动的中国留学生，迫使法庭悬牌延期审理。26日第二次开庭，章太炎以雄辩家的气概驳斥了日方所加的罪名。但法庭还是宣判《民报》违反《新闻纸条例》，科罚金115元。其后黄兴等曾拟将《民报》社迁往美国，但因故未果

② 新闻纸标准GB1910-2006

有的，我从网站找到一点资料，你看一下，不过我建议你到《工标网》找正版的下载！
标准编号:GB/T 1910-2006
标准名称:新闻纸
标准状态:现行
英文标题:Newsprint
替代情况:替代GB/T 1910-1999
实施日期:2006-10-1
颁布部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内容简介:本标准规定了印刷新闻报刊用纸的技术规范。本标准适用于高速轮转印刷、平版印刷新闻报刊用纸。

③ 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历史沿革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旧有的国家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庆应3年10月14日（西历1867年11月9日）、德川庆喜向日本天皇提出归还统治权，次日得到许可（史称“大政奉还”）。同年12月9日，幕府制度被废止，以天皇为核心的近代官僚制度得到了确立。从此，日本的政治体制从君主的象征性统治演变为以近代化的官僚机构为辅助工具的君主直接统治。这一点，在此后公布的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0条中被正式确认。
2.明治2年（1869年），随着版籍奉还的实行，各地诸侯（藩主）将各自土地和人民的统治权全部交还给天皇。从此，国家不再通过各藩，而是直接行使对土地和人民的统治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明治4年（1871年）完成废藩置县）。此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条和第4条都确认了国家的统治权由天皇统揽。
3.随着版籍奉还的施行，各藩的封建制度被逐渐推翻。人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对此，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2条明确规定，臣民拥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
4.明治政府将公卿、诸侯改造为华族，将武士改造为士族。之后，明治4年（1871年），解除了士族的公务，给予其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的自由，同时规定，普通平民也可以担任公职。明治5年（1872年），日本推行征兵制度，实行全民皆兵主义，废除了士族对军事的垄断地位。从此，特定武士阶级的特权被废除（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9条规定了人民从事公职的平等权利，第20条规定了兵役制度）。但是，在设立帝国议会之前的1884年，国家颁布华族令，给予华族一定的身份特权。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34条也规定了华族列席日本贵族院的特殊权利。 1868年4月6日，天皇颁布了阐述重树日本国家制度理念的《五条御誓文》。其中第1条就提出了“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由此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在起初就以建立议会政治为目标。
为了将《五条御誓文》的原则精神付诸实现，日本政府在同年闰4月21日公布了《政体书》。政体书中引进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思想，决定设置由各藩代表（1至3人）组成的立法议事机构，并设置议政官下局。但是，随着戊辰战争即将告终，政府对于舆论的尊重也逐渐变得消极，最终在同年9月废止了议政官制度。
明治2年（1869年）3月，经过议事体裁调查所的调查，新设由各藩的各一人代表组成的立法议事机构公议所。同年9月，改组为集议院。明治4年（1871年），随着废藩置县的实行，政府对太政官官制进行了改革。太政官由正院、左院、右院组成，集议院被左院取代，从而变成了完全由官方指派的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事机构。
1874年（明治7年），因前一年的“明治六年政变”（征韩论争论）的失败而下野的副岛种臣、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联名上书，向左院提交了《民选议院设立建议书》。该文件中指出，日本若要维持国运并实现强国，应设立民选而非官选的立法议事机构，结束官僚的专制统治。以此为发端，批判各地萨长藩阀的政治体制的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在各地都出现了政治结社的现象。此外还有各地对政府不满的原武士阶层频频作乱，日本的社会治安极度恶化。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874年的佐贺之乱、1876年的神风连之乱、1877年的西南战争等。
1875年（明治8年）4月14日，天皇颁布《立宪政体诏书》，向国民宣告：
朕…特此设元老院，以开立法之源；设大审院，以固审判之权；另，召集地方官员，以通民情，图公益，逐步建立国家立宪政体，…
上述诏文向国民宣告日本将设立元老院、大审院、地方官会议，分阶段地逐步实行立宪君主制。这其实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政府要员与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等民权派举行的大阪会议的成果。另外，为了应对地方政治不稳的问题，1878年，政府公布《府县会规则》，在各府县设置民选的府县会（即地方议会），从而产生了日本最早的民选议院。 1874年（明治7年）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各地纷纷对宪法草案的民间版本（《私拟宪法》）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但是，政府在起草《》时并没有参考这些民间方案，因此在宪法中很难找到其影响。为了压制国民的言论和政治运动，政府于1875年（明治8年）颁布了《谗谤律》、《新闻纸条例》，于1880年（明治13年）颁布了《集会条例》等法令。根据1887年（明治20年）颁布的《保安条例》，民权运动家被迫离开东京，拒不撤离者遭到了政府的拘留。
对于私拟宪法的内容，学术界有众多研究成果。在政府压制言论和政治活动的背景下，各地的民拟宪法对于人权的规定都比较重视。关于天皇的地位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差异。由于大多数的自由民权运动家在明治维新中都是尊皇派，因此对于天皇的存在都极其尊崇。例如，千叶卓三郎等人起草的号称《草根阶层的人权宪法》的草案（即《五日市宪法》）中，也同样规定了天皇对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统辖权、对军队的统帅权以及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等内容，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并无差异。在二战后出现的否定天皇神圣地位的意见在当时尚未登场。 1876年9月6日，明治天皇发布《命令元老院议长有栖川宫炽仁亲王起草国宪之敕文》。在这篇历史性文献中，天皇提出“朕，现据本国国体，广泛参照海外各国即成法律，以定国宪。因此，现命令你等起创草案。”，要求官员们研究各国宪法，撰写本国宪法草案。大日本帝国宪法于是元老院据此设立了宪法取调局。1880年（明治13年），元老院将完成的《日本国国宪按》作为草案提交给天皇。此外，时任大藏卿的大隈重信也提出了自己的《宪法意见》。其中，《日本国国宪按》规定了《皇帝发誓遵守国宪》，并给予议会很大权限，被认为是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比利时宪法》（1831年）和《普鲁士宪法》（1850年）的影响，结果该法案遭到了岩仓具视、伊藤博文等人的反对，与大隈的意见一样，未能获得最终通过。
在明治十四年政变中，以岩仓具视为核心的政治势力最终罢免了大隈重信，并随即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开设日本国会。于是，1881年（明治14年）10月12日，天皇颁布《开设日本国会之敕谕》。
该敕谕的要点如下：首先，规定于1890年（明治23年）开设日本国会；第二，规定日本国会的组织和权限由政府决定（钦定宪法）；第三，禁止对政治体制展开过多的议论；第四，警告图谋内乱者。随着这一敕谕的发布，政府重新掌握了政局的主导权。 1882年（明治15年）3月，参议、伊藤博文等人，受命前往欧洲考察德国立宪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伊藤一行从柏林大学的鲁多尔夫·冯·格奈斯特、维也纳大学的罗伦斯·冯·史坦两位学者处得到了宝贵的建议：《宪法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历史、传统、文化。如果一个国家需要制定宪法，那么必须先学习这个国家的历史。》因此，考察官员们一直认为德国的宪法体制最适合日本（然而，伊藤也没有像过高评价德国宪法的井上毅一样，考虑将德国宪法全盘移植）。次年1883年，伊藤一行回国，并命令井上毅着手宪法草案的起草，并设立宪法取调局（次年改称制度取调局），正式开始了制定宪法、设立日本国会的进程。
1885年（明治18年），随着太政官制的废止和内阁制度的创立，伊藤博文被任命为首任内阁总理大臣。井上毅在担任政府法律顾问的德国人罗斯勒（KarlFriedrichHermannRoesler）和莫塞（AlbertMosse）等人的协助下着手起草宪法，并于1887年（明治20年）5月初步完成了宪法草案初稿。以该草案为基础，伊藤、井上、伊东巳代治、金子坚太郎等人聚集在位于夏岛的（神奈川县横须贺市）的伊藤别墅中，进行再次修改，形成了所谓的《夏岛草案》。此后，在夏岛草案的基础上再做修改，于1888年4月基本完成了定稿。随后不久，伊藤设置枢密院，并自任议长，对宪法草案进行了审议。审议过程持续到1889年（明治22年）1月方告终结。
1889年（明治22年）2月11日，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正式向全体国民公布。这部宪法，通过天皇向黑田清隆首相亲手递交的方式发布，即所谓“钦定宪法”。由此，日本成为东亚首个拥有近代宪法的立宪君主制国家。同时制定的法典还有作为皇室家族法的皇室典范、议院法、日本贵族院令、日本众议院议员选举法、会计法等重要法令。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在第一届帝国议会召开当天的1890年（明治23年）11月29日施行。
早在宪法内容公布之前，日本国民早已翘首企盼，各地均张灯结彩，欢呼雀跃。当时的自由民权主义者与各家报社也都高度评价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内容，并热烈祝贺宪法的颁布。自由民权家高田早苗就给以“远远高于期望的宪法”的评价。著名的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在其主编的《时事新报》上发表评论，对于国乱之际仍能颁布宪法和开设日本国会一事感到惊喜，但同时指出“追溯西方各国实行的日本国会制度本源及沿革，即可发现政府往往与民众对立，而人民民智渐开，反抗君主压迫，政府为得民心，不得已而逐渐将政权分立。如今日本却还缺少这样的人民。”对于缺乏精神独立的民众这一点，福泽提出了自己的忧虑。另一名评论家中江兆民也在与幸德秋水的对话中叹息道“送到我们手中的这部宪法究竟为何物？是良玉？还是土瓦？大家还未看到其实质，就沉醉于其名称。国民之愚，竟至于此！”。 1891年（明治24年），正在访问日本的俄国皇太子尼古拉伊（后来的尼古拉二世），在滋贺县大津市突然被警卫津田三藏刺伤。史称“大津事件”。当时的内阁政府惟恐日俄关系因此恶化，因此对司法机关施加压力，要求适用“大不敬罪”判处被告死刑。但是，担任大审院长的儿岛惟谦指示具体负责审判的法官，要求按照法律规定，以普通人的谋杀未遂罪论处。最终，被告被判无期徒刑。这一案件的处理结果显示日本已经成为立宪国家和法治国家，并确立了法治主义与司法权的独立。然而，从另一侧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司法权独立面对的危机。而且，从大审院长介入案件审判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当时法官的独立还未能得到有效保障。
1930年（昭和5年），日本政府缔结《伦敦海军军缩条约》。对此，日本在野党和海军军令部以及右翼团体等都谴责政府侵犯了天皇的统帅权，以至发展到内阁总理大臣、滨口雄幸被右翼分子袭击的恶性事件。史称“统帅权侵犯问题”。这一事件后，日本的立宪政党政治也逐渐被弱化。
1935年（昭和10年），担任日本贵族院议员的陆军中将菊池武夫，向当时占据宪法学通说地位的天皇机关说发起攻击，指责其违反了日本国体。作为上述学说的主导学者的原日本贵族院议员美浓部达吉虽然也进行了反驳，但仍不能平息论战，最终只能辞去日本贵族院议员职务。此后，冈田内阁也慑于右翼、军部的威胁，发表了国体明征声明，并禁止美浓部出版著作。史称“天皇机关说事件”。据说，当时昭和天皇对其身边的人曾经提到过“机关说不也没错吗？”。作为近代立宪国家的基本理解的上述学说被推翻一事，也恰恰显示了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确立的立宪政治已经丧失了其实质精神。 1945年（昭和20年），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投降。根据宣言的原则，联合国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GHQ/SCAP）的麦克阿瑟将军向日本政府提出修改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的要求。为此，政府在内阁中设立了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委员长、松本烝治国务大臣，又称松本委员会），讨论宪法修改的议题。政府根据松本委员会提出的纲要召开内阁会议，最终整理出《宪法修改纲要》（又称《松本草案》），于1946年2月8日提交给GHQ。在这期间，日本社会上下也纷纷展开对宪法修改的议论，出现了多种版本的宪法修正案。
在政府提出《松本草案》之前，2月1日出版的每日新闻报刊登了所谓的《松本委员会草案》。其实该草案只是松本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宫泽俊义起草的文件，与松本草案有所不同。为此，政府特别声明该报纸刊登的内容并不是政府方面承认的草案。尽管如此，GHQ还是认为报纸刊登的草案代表了松本委员会真正的意图，并认为该草案很难接受，因此自行制作了宪法修正案，并提交给了日本政府。从2月3日到13日期间，GHQ完成了修正案的起草，形成了所谓的《麦克阿瑟草案》。
1946年2月13日，作为对松本草案的答复，GHQ向松本国务大臣和吉田茂首相递交了《麦克阿瑟草案》。日本政府不得不在《麦克阿瑟草案》的基础上再次展开研究，并于1946年3月2日完成了《日方草案（3月2日版）》。最终，经过与GHQ的沟通协商，于1946年3月6日发表声明，对外公开了《宪法修改草案纲要（1946年3月6日版）》。
该纲要在日本国内被广泛议论，1946年4月10日日本举行日本众议院议员总选举。政府在选举结束后的1946年4月17日，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1946年4月22日，枢密院开始审议宪法修改草案，并于1946年6月8日通过了草案。1946年6月20日，政府根据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73条的宪法修改程序，向日本众议院提出了宪法修改案。1946年6月25日，日本众议院开始审议，在增加了若干修改了，于1946年8月24日通过了草案。接着，1946年8月26日，日本贵族院开始审议，同样也在增加若干修改的基础上，于1946年10月6日表决通过。次日，日本众议院也表决同意了日本贵族院增加的修改内容，从而结束了帝国议会的审议程序。此后，宪法修改案再次经枢密院审议，并于1946年10月29日通过。经天皇批准，1946年11月3日，作为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修改结果的《日本国宪法》正式公布，并于次年的1947年5月3日施行。至此，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退出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④ 中国纳税的标准

1、一般来说，对在中国境内从事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和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即从事营业税经营范围的，一般只办理地税，不用办理国税。

主要包括：交通运输业（水陆空运输、管道运输、装卸搬运等）3%、建筑业（建筑、安装、修缮、装饰、其他工程作业）3%、金融保险业（金融、保险）5%、邮电通讯业（邮政、电信）3%、文化体育业（文化业：表演、播映、游览场所门票等。

体育业：举办比赛、体育活动等）3%服务业（代理、旅店、餐饮、旅游、仓储、租赁、广告还有理发、洗浴、照相、测绘、咨询等其他服务）税率为5%娱乐业（歌厅、舞厅、卡拉OK、音乐茶座、台球高尔夫保龄球场、游艺场等，还包括网吧）税率一般为20%。

注：个体工商户只办理地税，不用办理国税，企业性质的可能还要办理国税，因为现在新办的纳税人企业所得税要在国税缴纳，因此国税也要办理登记。企业所得税税率基本为25%、

2、从事生产加工、销售的行业，既要办国税，也要办地税。

国税交增值税小规模税率3%，一般纳税人17%、3、地税还有城建税（增值税、营业税×7%），教育费附加（增值税、营业税×3%），地方教育费附加（增值税、营业税×1%），

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5%-45%九级超额累进税率、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5%-35%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劳务报酬所得20%、稿酬所得×70%×20%、特许权使用费所得20%、财产租赁所得20%、财产转让所得20%偶然所得20%、利息股息红利所得20%。

其他所得20%城镇土地使用税：大城市0.5-10元/平方米，中等城市0.4-8元/平方米，小城市0.3-6元/平方米，房产税：自有房产，房产原值*10至30%后的余值，税率1.2%，租赁房产，租金×12%还有车船税、资源税、印花税及文化事业建设费。

(4)新闻纸条例扩展阅读：

税收的作用是税收职能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外在表现。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税收职能发挥着不同的

作用。主要形式在现阶段，税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税收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主要形式和工具， 税收在保证和实现财政收入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因而能保证收入的稳定；同时，税收的征收十分广泛，能从多方筹集财政收入。

2．税收是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之一 国家通过税种的设置以及在税目、税率、加成征收或减免税等方面的规定，可以调节社会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促进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维护国家政权。

3.税收具有维护国家政权的作用 国家政权是税收产生和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国家政权的存在又依赖于税收的存在。

没有税收，国家机器就不可能有效运转。同时，税收分配不是按照等价原则和所有权原则分配的，而是凭借政治权利对物质利益进行调节，体现国家支持什么、限制什么，从而达到维护和巩固国家政权的目的。监督经济活动

4．税收具有监督经济活动的作用 国家在征收税款过程中，一方面要查明情况，正确计算并征收税款；另一方面又能发现纳税人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或是在缴纳税款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国家税务机关对征税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可以采取措施纠正，也可以通知纳税人或政府有关部门及时解决。

⑤ 清政府制定了哪些新闻法规，清末新闻法律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近代报刊的蓬勃发展是清末新闻法规①出台的重要背景。尽管报刊古已有之，但新闻法的诞生却是近代以后的事情。由于以邸报为代表的古代报刊，主要由朝廷独家掌控，所载内容无非是诏令章奏、官吏升降，既无时论，也无社会消息。其内容既无涉平常百姓，与国家政治更无针砭，因此，对于这类报刊很少有管制的必要，更不可能出现专门的法律。在清代，对报刊的管理大都援用“大清律例”中禁止“造妖书妖言”的条款。其中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凡妄布邪言，书写张贴，煽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为从者，斩监侯”，“各省抄房，在京探听事件，捏造言语，录报各处者，系官革职，军民杖一百，流三千里。”[1](P6)而舶来的近代报刊其主要特征在于传播新闻信息和发表时事评论。随着近代报刊功能的转变，加之近代新闻事业的迅猛发展，迫使清政府改变了视报纸为洪水猛兽的态度，转而开始关注和创办近代报刊，使之为政府所用。
这个时候，清政府一方面开始官办报纸，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将陈宝琛，黄遵宪所办的强学会改为官书局，并由总理大学堂大臣孙家鼐主事出版《官书局报》、《官书局汇报》。筹备立宪期间，更有不少的大臣官员纷纷提议筹设官报或者上奏谈论官报，如御史赵炳麟请令会议政务处筹设官报局；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办理政治官报酌拟章程；湖南试用道李颐陈言安内攘外非整治报馆不可；福建布政使尚其享请于京师及各大通商口岸设立报馆；黑龙江巡抚周树模奏创办黑龙江官报等[2](P12)。另一方面清政府开始关注新闻法的设立，“报律”一词首次在政府的官文书中出现了。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孙家鼐因筹办《上海时务官报》事奏称：“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为转传军机大臣，面奉谕旨，‘将筹办官报事宜与孙家鼐说’。……至报律，由康有为译采各国律例，交臣送呈御览，恭候钦定，臣以为康有为所筹，事尚可行，请俯如所请，谨具折奏明。”[3](P28)六月二十二日(1898年8月9日)，康有为上《请定中国报律折》，明确地提出了设立新闻法的要求，“臣查西国律例中，皆有报律一门，可否由臣将其译出，凡报单中所载，如何为合例，如何为不合例，酌采外国通行之法，参以中国情形，定为中国报律。……并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公使领事，凡洋人在租界内开设报馆者，皆当遵守此律令。各奸商亦不得借洋人之名，任意雌黄议论，于报务及外交，似不无小补。”[4](P334)针对康有为的奏折，六月二十九日(1898年8月16日)光绪上谕：“所著论说，总以昌明大意，决去壅弊为要义，不必拘牵忌讳，致多窒碍。泰西律例，专有报律一门，应由康有为详为译出，参以中国情形，定为报律，送交孙家鼐呈览。” [3](P28)由此，这就成为了中国着手制定新闻法的开始。不过因同年八月初六日(1898年9月21日)发生戊戌政变，主张变法维新的人士或被捕或流亡，翻译泰西报律，以应研订中国报律的计划自然也就成了水中之月。但根据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光绪指定康有为定报律的主要目的非为管制新闻，而是欲仿照西方报律，制定近代的新闻法。在之后新闻法规的实质制定过程中也说明了这一点。如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民政部与法部的会奏称：“报馆之设，原以开通风气，提倡公论为主，其言论所及，动与政治风俗相关，东西各国，主持报务者，大都为政界知名人士，而政府亦复重视报纸，籍以观众意之所归，惟是言论过于自由，则又不能免越检逾闲之虑，故各国皆有新闻条例之设，用以维持正义，防制讹言，使舆论既有所发抒，而民听亦无淆惑，意至善也。”“中国报业，萌芽伊始。京外各报，渐次增设，其间议论公平，宗旨纯正者，固自不乏，而发行渐多，则不免是非杂出。若不详定条规，申明约束，深恐启发民智之枢机，或为籍端牟利惑世诬民者所波累，而正当之报纸，转不足以取信于士民。”[3](P32)
再次呼吁新闻法规的制定，已经是到了清末新政的前夕，清末新政为开启近代新闻立法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也使新闻法的制定成为了现实。光绪二十六年(1900)，郑观应将其名作《盛世危言》修订为八卷本，第三次印行。他在《日报上》一文中增添了一段有关新闻法制的阐述，并明确提出了报律问题：“中国现无报律，而报馆主笔良莠不一，恐如以上所言，当道因噎废食，则外国报颠倒是非，任意毁谤，华人竟无华报与其争辩也。故将英国、日本报律译呈盛杏荪京卿，奏请选定颁行，准人开设，俾官商各有所遵守。”[5](P347)其后，汪康年在给瞿鸿潟的信中也建议：“近来风气趋变，宜速定报律。令准民间开设报馆，如有不协，皆以报律从事。”“如此则报馆多，多则彼此相角而是非以辨析而愈明。”“知照各国各使，无论任何人在我国界内办报，皆照报办理。”“欲设日报者可以不必挂洋牌，而忠于国家之论日益多。” [6](P64)次年，管学大臣张百熙将制定新闻法规的呼声传输到朝廷之上，在其应诏上疏中要求清廷“粗定报律”：不得轻议宫廷；不得立论怪异；不得有意攻讦；不得妄受贿赂。此外，“宜少宽禁制，使得以改革立论，风闻纪事；不然，则恐徒塞销售之徒，不足问谗慝之口。”[7](P227)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回国后所呈递的《奏请以五年为期请行立宪政体折》中，更为明确地提出应迅速制定集会、言论、出版三项法律，“集会、言论、出版三者，诸国所许民间之自由，而民间亦以得自由为幸福。然集会受警察之稽查，报章听官吏之检视，实有种种防维之法。非若我国空悬禁令，转得法外之自由。与其漫无限制，益生厉阶，何如勒以章程，咸纳轨物。宜采取英、德、日本诸君现行条例，编集会律、言论律、出版律、迅即颁行，以一趋向而定民志。”与此相呼应，报界也发出了要求制定新闻法规的呼声。1903年10月上海《申报》发表社论，拥护清廷制定报律：“考东西洋各国所出各报，必经官吏核明，始行刊布，其于谤议泄露，亦皆悬为厉禁。中国未有报律，故终无法以处之。必欲整顿各报，非修订报律不可。”[8]1905年8月12日到23日，香港《有所谓报》发布郑贯公撰写的长篇论说《拒约须急设机关日报议》，内云： “报律不能不先以定也。立宪之国，固有公同认可之报律，举凡报社，莫不珍重而恪守之。吾国自来无所谓报律者，只有官场势力而已。今言报律，将从何起?曰：由吾报社自采其合于文明公理者，定其方针。查报律之大要，最重道德，而道德有公私之分，公德有害，报可声罪以除之也，无论政界、学界、农工商界、及种种社会，皆可评论也。惟个人私德，无关于世者，不能诬捏妄揭也。记者又监督政界及代民鸣不平之特权，惟不能煽乱以坏治安也，又不能造谣以惑人心也，又不能侈谭猥亵以诲淫也，此其要略大纲也。今办拒约之报，尤当以最文明之引导，以为一般社会之警钟。历观外强自帝国主义之政术发明，专伺野蛮之暴动，以插其藉端偿欲之足，而施其酷腕，强权世界，公理泯然，此不可不慎之又慎也。矧今日不销美货以为抵制之举，实逼于强权而无可如何之策，上下社会，共表同情，公愤所在，激变最易。若报纸而不以文明善法为鼓舞，诚恐暴动一起，则大局不可收拾，而抵制之前途，必陷于恐怖之悲境，揆诸理固不合，对于势又不宜。故曰：报律不能不先认定也。”[9](P52-53)

本文原文
清末筹备立宪期间，新闻法规的制定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从1906年至1911年清政府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专门适用新闻事业、或与新闻事业有关的、或含有调整和规范新闻事业条款的法律，其中专门适用新闻事业的有《大清印刷物专律》(1906年7月颁布)、《报章应守规则》(1906年10月颁布)、《报馆暂行条规》(1907年9月颁布)、《大清报律》(1908年3月颁布)、《钦定报律》(1911年1月颁布)。这些新闻法规是在清政府全面变法修律，吸收西方法律理论，引进西方法律原则，通过移植、重新构建中国新型的法律体系的背景下进行的。当时刑律民律以及商律等主要法案，都是经由沈家本、伍廷芳所主持的法律修订馆，聘请专家进行编纂。晚清的法案主要由各部院、法律修订馆、宪政编查馆起草，同时宪政编查馆对于草案具有核订权，是实质意义上的立法机关。从现有掌握的资料来看，起草法案最多的法律修订馆没有参与新闻法规的制定过程。《大清印刷物专律》由商部、巡警部、学部会定；《报章应守规则》由巡警部拟定；《报馆暂行条规》由民政部拟定；《大清报律》由商部拟具草案，巡警部略加修改，由民政部、法部会奏，交宪政编查馆议复。从这点看这些新闻法规多属部订专章，只有《大清报律》是经过了比较繁复的立法程序，最后交由宪政编查馆核订。这一方面说明了清政府在制定《大清报律》的审慎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除《大清印刷物专律》之外其他几部新闻法规在制定过程中的仓促。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初二，光绪帝就《御史王步瀛奏请速订报律颁行》谕令商部拟具报律草案，妥筹办理，商部提出草案后，由巡警部酌为修改。当时法律修订馆正式开馆(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初一日)才半年多，其主要工作重在删削旧律，内容分为删除、修改、修并、续纂，清末大规模的修律工作并没有完全展开。而这个时候光绪就谕令部院制定报律，说明其对报律的认识和重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清政府颁布了作为中国历史上关于新闻出版的第一个专门法规——《大清印刷物专律》。由于当时中国的整个立法修律工作都是在冈田朝太郎、松冈义正、岩谷孙藏等一大批日本法学家的协助下依日本法律为蓝本完成的。故该专律取法于日本明治二年(1869)先后颁布的出版条例和新闻纸印行条例。该专律虽然包括了对新闻事业的管理，但重点并不在新闻事业。另外，在《大清印刷物专律》颁布的3个月后就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这一点也说明《大清印刷物专律》重在对一般出版物的管理，而对于报业管理则需要单独的立法。

紧接着，清政府又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该规则只是对报纸所登内容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基本是禁止性条文，其主旨在于八个“不得”，仅仅149个字。共9条。[10](P30)关于《报章应守规则》的颁布时间，一般认为是1906年10月16日[11](P406)。但根据1906年10月13日的《申报》的《本馆接警部颁发报律九条专电》②来看，颁布时间应该是1906年10月12日。假如是1906年10月16日颁布，那就是说巡警部提前4天就将未颁布的《报章应守规则》交由报馆，对于颁布法律这样十分严肃的事情，巡警部绝少可能这样做，因此10月16号之说不大合理。而如果该规则在10月12日公布，于10月13日登载在报纸上，还是较为合理的。
之后，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由民政部拟定的《报馆暂行条规》在《报章应守规则》的基础上做了许多具体性的补充。第三条至第六条概括了《报章应守规则》的八个“不得”，而其余条款主要是就报纸的开设批准事项，以及发行人、编辑人、印刷人等做出规定，还有就是对违犯条规者的处罚规定。但仍如其第十条所说的那样，“以上所定系暂行条规，俟报律编成奏准后，应照该律办理。”[12]
在《大清报律》正式颁行之前，报律尚未制定完成的情形下，即先行颁布了《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这都是为了适应当时新闻事业迅猛发展，加强新闻事业管理的需要而做的临时之举。从《报章应守规则》、《报馆暂行条规》这两部新闻法规的内容上看也反映了这种临时性。
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十九日颁布的《令民政部、法部会同妥订报律之上谕》：“谕军机大臣报律关系紧要，前据民政部具奏仅系《报馆暂行条规》，所有应行编纂之报律，著民政部，法部迅速会同妥订，奏明办理，毋再延缓，经宪政编查馆严定，厘为四十五条，请通敕各省一体遵行。”[13](卷8，P706)十二月，民政部与法部会奏：“查此项报律，先经原设商部拟具草案，由原巡警部酌为修改，共成四十六条。当以事关法律，非详加讨论，不易通行。”会奏还对当时外报占报业中很大比例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并特别强调报律的制定工作应当咨商外务部。“京外报馆，由洋商开设者，十居六七，即华商所办各报，亦往往有外人主持其间，若编定报律，而不预定施行之法，俾各馆一体遵循，诚恐将来办理分歧，转多窒碍，迭经咨商外务部，体察情形，妥为核覆。”当然，这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清政府在外强面前奴颜婢膝的嘴脸。会奏还建议：“各项法律正在修订之际，尚未悉臻完备，若将此项报律遽为订定，一时恐难通行，拟应暂从缓议。”同时，还对《报馆暂行条规》的颁行做了解释说明，“报章流弊渐滋，不可不亟为防闲之计，故先将该律草案，摘要删繁，拟成暂行条规。奏明试办。”会奏主张对报律的制定工作应当采取慎之再慎的态度，以期达到“务其宽严得中，放之皆准，以为推行尽利之地”[3](P32)的目的。
由于光绪帝毋再延缓的训示以及不少大臣的条陈催促，民政部与法部将拟订的报律草案由原来的四十六条修改成四十二条，附则三条，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二月十三日即交宪政编查馆进行覆议。两天之后，宪政编查馆便将议核报律之事上奏光绪帝。奏章中首先强调了报纸的地位和作用，“环球各国，莫不注重报纸，凡政府之命令，议院之裁决，往往经报纸之赞成，始得实行无阻。”比较俄罗斯，瑞士，挪威等国运用刑律来钳制报业发展，中国则主张“符合言论自由之通例”。奏章总体肯定了报律草案，“检阅原案四十二条，盖折衷于日本新闻条例，酌加损益，尚属周密”。但因“逆党会匪……籍报纸之风行，逞狂言之鼓吹”，奏章认为：草案中对违反第十四条第一款诋毁宫廷、第二款混淆政体、第三款扰害公安的行为，仅以二十日至二年监禁、附加二十元至百元罚款的处罚尤显轻纵，主张对其情节较重者仍照刑律治罪。从该奏章可以看出，虽然宪政编查馆认为报律草案“尚属周密”，但由于革命党人籍报纸鼓吹革命，其势正盛，故主张对原报律加以修正，即行奏请公布实施[10](P35)。光绪三十四年(1908)二月，《大清报律》正式奉旨颁布实施。
当时的报刊对报律制定等相关内容的报道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报律的制定情况。1908年2月26日，《东方杂志》第五卷第一号的一段记述“先于光绪三十一年准商部咨送拟报律会商具奏，当经原设巡警部酌为增改，以租界外埠多相关涉，咨送外务部会覆在案。嗣以拿办中华报馆主事彭贻孙等一案，臣部以报律关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而报章流弊渐滋，又不可不亟为防闲之际，是以一面酌定约束报馆规则，行令内外城巡警总厅遵照办理；一面复经请旨饬下修律大臣纂订报律于三十二年九月八日具奏奉旨依议，钦此，钦遵在案。”这说明早在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时，就已完成了报律(《大清报律》)草案的制定工作，之所以没有颁布实施，是因为清政府注意到“报律关系重要，未易旦夕告成”，常与租界外埠多相关涉，因此在制定报律时尤为慎重。

《大清报律》颁布实施后，“各报馆不遵行，外人所设者尤甚。”[14](P265)宣统元年(1909)九月十七日，《民政部上奏请修正报律条文折》对《大清报律》第七条和第四十二条提出了修改意见。主张实行事后追惩制，以及认为京城报馆的违法事宜不应当由巡警厅办理，因为巡警厅既然是行政机关，对于报馆的违法事宜就只有行政检查权，而没有审判权，审判权应当归属各级审判厅[15](P1039-1040)。民政部的这两条修改意见，后又由民政部会同法部和修订法律大臣，交由宪政编查馆再行考核，宪政编查馆在覆核后，于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具奏，交由资政院议决。后由军机处再行议覆，宪政编查馆在覆核后，“于文义未协之处逐条厘正”[10](P37)，将民政部会奏的四十一条，附条四条，改为律文四十条，附条五条，在经过军机大臣、资政院就该律第十一条和第十二条展开了一场舌战之后，于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二十九日将修正后的《大清报律》更名为《钦定报律》颁布实施。
通常认为：清末这五部新闻法规的制定颁行是一个前后更替的过程，然通过对报律制定期间的上谕和奏折，以及当时报刊对报律制定相关内容的报道分析对比，发现清末新闻法规制定的代表之作——《大清报律》虽然颁布时间较晚，是清末颁布的第四部新闻法规，但是其制定时间却早于第一部新闻法规《大清印刷物件专律》。从商部于1905年提交《大清报律》草案，至1908年《大清报律》颁行，《大清报律》的制定历时近三年，这主要源于清政府对于制定一部较为成熟实用的新闻法规的审慎态度。而清政府之所以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一是由于当时外人在中国办报十分普遍，为了避免以后产生过多过分的纠纷争执，在制定过程中须反复征求各部门的意见，并参考多国新闻法规；二是由于当时其他各项法律都还处于修订阶段，还未颁行，为了使新闻法规与其它法规不致发生冲突，只好留待其他各项法律制定完备，再行颁布《大清报律》。以《大清报律》为代表的清末新闻法规的制定颁行，它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法律制度在封建统治的末年建成，同时也标志着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初步法制化。

注释：
①本文使用的“清末新闻法规”的概念是一个泛称，它主要包括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清印刷物件专律》、光绪三十二年 (1906)《报章应守规则》、光绪三十三年(1907)《报馆暂行条规》、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清报律》、宣统二年(1911)《钦定报律》。
②该稿件内容：“北京专电云警部现颁应禁报律九条：一诋毁宫廷。二妄议朝政。三妨害治安。四败坏风俗。五内政外交秘密者，不得揭载。六词讼未经定案，不得妄下断语，庇护犯人。七发人私隐，毁人名誉。八错误失实，即需改正。九欲开报馆，须呈报总厅批准再开。按九条中除三四五及八九等条，为报馆所理应遵守外，余条均与立宪国言论自由之意大相刺谬，容著论以发明之。”
[参考文献]
[1]潘贤模，吕光.中国新闻法概论[M].台北：正中书局，1973.
[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于衡.大清报律之研究[M].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5.
[4]康有为著.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夏东元编.郑观应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6]汪贻年.汪穰卿先生传记[A].黄瑚.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
[7]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新闻研究资料》编辑部.新闻研究资料(总第12辑)[M].北京：展望出版社，1982.
[8]申报[N].1903-10-27.
[9]张之华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0]刘哲民编.近现代出版新闻法规汇编[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
[11]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12]民政部奏拟定报馆暂行条规折[J].东方杂志(第5卷第1号)，1908-02-26.
[13]德宗景皇帝实录[A].清实录[C].北京：中华书局，1985.
[1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
[15]民政部奏请修正报律条文折[A].大清法规大全(二)[C].台北：考正出版社，19

⑥ 公司开发票税率是多少

一、增值税

1、销售或进口货物除列举的以外增值税税率，第一项规定：“纳税人销售或者进口货物，除本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外，税率为16%。”

2、加工、修理修配劳务增值税税率，第四项规定：“纳税人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税率为17%。

3、农业产品 13% 包括植物类、动物类。

4、粮食、食用植物油 13% 粮食包括稻谷；大米；大豆；小麦；杂粮；鲜山芋、山芋干、山芋粉；经过加工的的面粉（各种花式面粉除外）。

淀粉不属于农产品的范围，应按照17%征收增值税。食用植物油包括从植物中加工提取的食用油脂及以其为原料生产的混合油。

5、其他货物 13% 包括自来水、暖气、冷气、热水、煤气、石油液化气，天然气、沼气、居民用煤炭制品图书、报纸、杂志饲料、化肥、农药、农机、农膜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

6、出口销售货物0 原油，柴油、援外出口货物、天然牛黄、麝香、铜及铜基合金、白金、糖、新闻纸等国家规定不予退税。

二、契税

契税税率为3%-5%。契税的适用税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在前款规定的幅度内按照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确定，并报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备案。

三、土地增值税

土地增值税实行的是四级超率累进税率，即以纳税对象数额的相对率为累进依据，按超累方式计算应纳税额的税率。

采用超率累进税率，需要确定几项因素：

一是纳税对象数额的相对率，土地增值税的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即为相对率。

二是把纳税对象的相对率从低到高划分为若干个级次。

土地增值税按增值额与扣除项目金额的比率从低到高划分为四个级次，即：增值额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部分；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100%的部分；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200%的部分；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

三是按各级次分别规定不同的税率。土地增值税的税率是30%，40%、50%、60%。

土地增值税实行四级超率累进税率：

按照土地增值税税率表，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的部分，税率为30%。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5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的部分，土地增值税税率为40%。

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100%、未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土地增值税税率为50%。

按照土地增值税税率表，增值额超过扣除项目金额200%的部分，税率为60%。

(6)新闻纸条例扩展阅读：

开发票中免税的情况：

再如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规定税率为零的投资项目仅指免掉投资项目本身应纳税额，其外购各种商品和劳务，实际上都是含税的，并不退还其已纳增值税税额。

真正体现零税率理论上定义的，是增值税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即纳税人出口产品不仅可以不纳本环节增值额的应纳税额，而且可以退还以前各环节增值额的已纳税款。

增值税的免税规定，只是免除纳税人本环节增值额的应纳税额，纳税人购进的货物和劳务中仍然是含税的。

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目的在于奖励出口，使我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完全不含税的价格参与竞争。

免税率亦称“税率为零”。

指对某种课税对象和某个特定环节上的课税对象，以零表示的税率。从理论上说，零税率与免税是不同的。

免税是指对某种课税对象和某种纳税人，免除其本身负担的应纳税额，而外购的货物或劳务仍然是含税的。

税率为零不仅纳税人本环节课税对象不纳税，而且以前各环节转移过来的税款亦须退还，才能实现税率为零。但在实际工作中，税率为零的含义在不同税种上的使用，并不严格。

如所得税往往对应纳税所得额的免税金额部分以零税率表示，当然所得税并无转移税额的问题。

⑦ 自由民权运动的明治十四年政变与成立政党

面对民权运动的高涨，政府以颁布谗谤律，新闻纸条例(1875年)及集会条令等法令进行言论弹压来加以对抗．参议大隈重信虽然在政府内倡导开设国会，但在1881年发生了明治十四年政变，大隈因伊藤博文的缘故而被罢免．另一方面，随着政府认识到开设国会的必要性，为了避开对政府的批评，政府借明治天皇颁下“国会开设敕谕”，承诺在10年后开设国会．自此，开设国会的时间表得以具体落实；但实际上，政府以为10年后该运动便会冷却下来。
其后，国会期成同盟在第三次大会出决议成立自由党，而因政变下野的大隈在翌年自行创立立宪改进党并就任该党总理。
自明治十四年政变，在政府内以大隈为首同情自由民权运动的激进派被赶走，政府得以成功巩固以伊藤为中心的体制，结果，准备了对该运动进行较为强硬弹压的环境。

⑧ 晚清报业巨子

晚清报业巨子——史量才
史量才(1880～1934)报业民族资本家。原名家修。江苏江宁人。青年时曾考入松江府娄县县学为附生，不久放弃科举之途，1901年进入浙江杭州蚕学馆，毕业后投身教育界，辛亥革命前后结识陈其美等革命党人，在上海海关清理处和松江盐务局担任公职，但很快便转而投身于新闻事业。1908年担任《时报》主笔。1912年与他人合资购入《申报》，该报在史量才的苦心经营下成为国内最有影响的报纸之一。1927年买进《时事新报》，1929年又收买《新闻报》大部股份，遂成上海新闻界领袖和最大的报业资本家。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政治态度日趋鲜明，使《申报》成为抗日进步力量的喉舌。此间在他主持下还创办《申报月刊》，出版《申报年鉴》、《申报丛书》等，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由于史量才力砭时弊，为当局所不容，1934年11月13日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⑨ 1889年大日本帝国主义宪法是原生性宪法吗

大日本帝国宪法》，是日本基于近代立宪主义而制定的首部宪法，颁布于1889年（明治二十二年）2月11日，并于1890年（明治二十三年）11月29日施行。很多情况下，该部宪法也被称作《明治宪法》或《帝国宪法》。与现行有效的《日本国宪法》相对应，也经常被称作“旧宪法”。这部宪法在伊藤博文的外国调查之后，通过天皇向黑田清隆首相亲手递交的方式发布，即所谓“钦定宪法”。该宪法标志着日本开始有限的宪政统治。
国体变更
随着日本明治维新的各项改革措施的推行，旧有的国家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1. 庆应三年十月十四日（西历1867年11月9日），德川庆喜向日本天皇提出归还统治权，次日得到许可（史称“大政奉还”）。同年12月9日，幕府制度被废止，以天皇为核心的近代官僚制度得到了确立。从此，日本的政治体制从君主的象征性统治演变为以近代化的官僚机构为辅助工具的君主直接统治。这一点，在此后公布的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0条中被正式确认。
2. 明治二年（1869年），随着版籍奉还的实行，各地诸侯（藩主）将各自土地和人民的统治权全部交还给天皇。从此，国家不再通过各藩，而是直接行使对土地和人民的统治权（包括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明治四年（1871年）完成废藩置县）。此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条和第4条都确认了国家的统治权由天皇统揽。
3. 随着版籍奉还的施行，各藩的封建制度被逐渐推翻。人民不再被束缚在土地上。对此，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22条明确规定，臣民拥有居住和迁移的自由。
4. 明治政府将公卿、诸侯改造为华族，将武士改造为士族。之后，明治四年（1871年），解除了士族的公务，给予其从事农业、工业、商业的自由，同时规定，普通平民也可以担任公职。明治五年（1872年），日本推行征兵制度，实行全民皆兵主义，废除了士族对军事的垄断地位。从此，特定武士阶级的特权被废除（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19条规定了人民从事公职的平等权利，第20条规定了兵役制度）。但是，在设立帝国议会之前的1884年，国家颁布华族令，给予华族一定的身份特权。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第34条也规定了华族列席日本贵族院的特殊权利。
明治时期的改革
1868年4月6日，天皇颁布了阐述重树日本国家制度理念的《五条御誓文》。其中第1条就提出了“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由此可以看出，明治政府在起初就以建立议会政治为目标。
立宪政体诏书（国立公文书馆收藏）
为了将《五条御誓文》的原则精神付诸实现，日本政府在同年闰4月21日公布了《政体书》。政体书中引进了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的思想，决定设置由各藩代表（1至3人）组成的立法议事机构，并设置议政官下局。但是，随着戊辰战争即将告终，政府对于舆论的尊重也逐渐变得消极，最终在同年9月废止了议政官制度。
明治二年（1869年）3月，经过议事体裁调查所的调查，新设由各藩的各一人代表组成的立法议事机构公议所。同年9月，改组为集议院。明治四年（1871年），随着废藩置县的实行，政府对太政官官制进行了改革。太政官由正院、左院、右院组成，集议院被左院取代，从而变成了完全由官方指派的议员组成的立法议事机构。
1874年（明治七年），因前一年的“明治六年政变”（征韩论争论）的失败而下野的副岛种臣、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江藤新平等人联名上书，向左院提交了《民选议院设立建议书》。该文件中指出，日本若要维持国运并实现强国，应设立民选而非官选的立法议事机构，结束官僚的专制统治。以此为发端，批判各地萨长藩阀的政治体制的自由民权运动蓬勃发展，在各地都出现了政治结社的现象。此外还有各地对政府不满的原武士阶层频频作乱，日本的社会治安极度恶化。其中有代表性的事件包括：1874年的佐贺之乱、1876年的神风连之乱、1877年的西南战争等。
1875年（明治八年）4月14日，天皇颁布《立宪政体诏书》，向国民宣告：
朕……特此设元老院，以开立法之源；设大审院，以固审判之权；另，召集地方官员，以通民情，图公益，逐步建立国家立宪政体，……
上述诏文向国民宣告日本将设立元老院、大审院、地方官会议，分阶段地逐步实行立宪君主制。这其实是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等政府要员与木户孝允、板垣退助等民权派举行的大阪会议的成果。另外，为了应对地方政治不稳的问题，1878年，政府公布《府县会规则》，在各府县设置民选的府县会（即地方议会），从而产生了日本最早的民选议院。
自由民权运动
1874年（明治七年）开始的自由民权运动中，各地纷纷对宪法草案的民间版本（《私拟宪法》）展开了热烈的探讨。但是，政府在起草《明治宪法》时并没有参考这些民间方案，因此在宪法中很难找到其影响。为了压制国民的言论和政治运动，政府于1875年（明治八年）颁布了《谗谤律》、《新闻纸条例》，于1880年（明治十三年）颁布了《集会条例》等法令。根据1887年（明治二十年）颁布的《保安条例》，民权运动家被迫离开东京，拒不撤离者遭到了政府的拘留。
对于私拟宪法的内容，学术界有众多研究成果。在政府压制言论和政治活动的背景下，各地的民拟宪法对于人权的规定都比较重视。关于天皇的地位方面，并没有太多的差异。由于大多数的自由民权运动家在明治维新中都是尊皇派，因此对于天皇的存在都极其尊崇。例如，千叶卓三郎等人起草的号称《草根阶层的人权宪法》的草案（即《五日市宪法》）中，也同样规定了天皇对于立法行政司法的统辖权、对军队的统帅权以及天皇的神圣不可侵犯等内容，与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并无差异。在二战后出现的否定天皇神圣地位的意见在当时尚未登场。

⑩ 请问今年暑假期间新闻所爆出的孕妇因羊水栓塞抢救无效死亡家属闹医院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昨天，佛山市公安局南海分局果断出击，在松岗医院拘捕了一百多名借医疗纠纷之名的顽固闹事人员。区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公安机关将严格依照有关法律的规定，依法处理煽动和参与闹事的人员，维护社会大局的稳定。 现场： 事主纠集上百老乡冲击医院 7月22日，一名重庆户籍孕妇在松岗医院妇产科待产,在分娩过程中因并发“急性羊水栓塞”，经积极抢救无效后孕妇和婴儿不幸死亡。事发后，死者家属不接受医生解释，不采取合法手段解决纠纷。7月23日至25日，死者家属纠集几十名老乡，连续三天聚众围堵松岗医院，并在医院正门烧纸钱、燃放鞭炮，严重扰乱了医院的正常秩序，造成恶劣影响。 昨日上午，死者家属更是纠集了一百多名老乡围堵医院，在医院大门悬挂白底黑字的横幅，摆放死者遗像拜祭，燃放鞭炮，并在医院大院的树上张贴白纸标语。上午11时许，当死者家属提出要医院方面给予100万元“赔偿费用”等“私了”的要求得不到满足后，死者家属随即鼓动聚集在医院周围的一百多名老乡，堵塞了医院的大门，并一度冲击医院，企图从太平间中把死者的尸体搬到医院大堂摆放、拜祭，制造更大的事端。 公安： 拘捕百余闹事者 事发后，南海公安分局启动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机制，迅速调集警力，赶到现场维护秩序。行政执法等部门也派出人员到现场参与处置工作。但闹事者不听劝解，企图强行冲进医院，还谩骂现场执法人员。 在劝解无效的情况下，为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民警立即依法采取行动，果断出击，对不听劝阻的闹事者实施了拘捕，当场抓获了一百多名顽固闹事人员并带离现场进行审讯，医院的秩序迅速得到了恢复。 卫生局： 严肃调查孕妇分娩死亡事件 据介绍，对于此类医疗纠纷，可以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根据鉴定结果，如构成医疗事故且院方有责任，则院方要承担责任并依法赔偿；如鉴定结论认为不属于医疗事故，则院方不需承担责任。如当事人不服，可再向上一级鉴定部门申请重新鉴定，也可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 南海区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对该名孕妇意外死亡事件开展严肃认真的调查，如果发现医院方面存在医疗责任，一定会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依法作出处理。同时，针对时有发生的“医闹”事件，有关部门呼吁当事人采取合法手段解决纠纷，不能干扰医院的正常医疗秩序，对于违法行为将坚决打击、绝不手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