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司法条例
① 中国公民在俄罗斯享有何种法律权力
实际点,看两国协议和国际公约吧
② 俄国农奴制改革的过程
1856年3月30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召见莫斯科贵族时已说明了改革的必要性，承认“从上面解决要比从下面解决好些。”
1857年1月3日，沙皇政府成立了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参加委员会的大多为大贵族地主，他们并不热心改革，委员会没有解决任何问题。11月20日，沙皇向维尔纳省总督纳齐莫夫发布诏书，允许立陶宛3省成立省贵族委员会，要求依照以下原则调整农民和地主的关系：保留地主全部土地的所有权；地主享有世袭领地治安权；保证妥善地.全部地缴纳国税.地方税和货币税。事实上，这个诏书就是政府初步的改革纲领。这个纲领除使农民得到人身自由外，没有触动封建制的生产关系。该诏书发给各省长，并在报纸上公布。
诏书公布后，各省根据诏书先后成立了省贵族委员会。至1858年底，在欧俄各省，除阿尔汉格尔斯克外，已普遍建立起了贵族委员会。1858年2月，农民事务秘密委员会改组成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负责领导改革的准备工作。它仍由大贵族地主组成，所以，改革的工作仍然没有什么进展。不过，省贵族委员会的成立和诏书的公布使农奴制问题的讨论公开化了，在社会各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于各社会阶层.各政治集团所处的政治与经济地位不同，它们对诏书.对改革的态度以及提出的改革方案也就各异。
大贵族地主占贵族阶级的10%，却拥有30%的农奴。他们享有高官厚禄和种种特权，是封建农奴制的坚决拥护者和有力支柱，反对任何改革。沙皇诏书的公布，引起了他们的极大不满。在苏沃洛夫伯爵领导下，彼得堡委员会拟定的方案是最保守的方案。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部土地仍归地主所有；农民在完全服役的条件下可无限期地使用份地；保证地主对农民的支配权。可见，他们是农奴制改革的最大障碍。
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地主和他们的代言人自由派，虽然也对封建农奴制进行批评，可是自由派和农奴主同属于一个阵营，他们并不愿意从根本上推翻封建农奴制，只希望用和平手段进行一些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改革。他们的纲领是“只要改良，不要革命”。著名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说，借着改良道路自上而下地废除农奴制，似乎就可以在500年内使俄国国内一直风平浪静，“一帆风顺地繁荣下去”。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对沙皇诏书表示热烈欢迎，称赞它“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是贵族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产物”。只有少数人认为，“诏书既不利于地主，也不利于农民。”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特维尔省委员会主席翁科夫斯基。
由于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同，所在地区的条件不同，对改革的意见也就不完全一致。结果提出的方案和奏折形形色色，数以百计。现已发现和研究的为370份。在这些方案中具有代表性的有两个：一个是特维尔省翁科夫斯基提出的改革方案。它代表非黑土地带那些希望把自己的经济转到资本主义轨道上去的地主的利益。方案要求：完全废除农奴制；通过赎买方式把土地分给农民；土地由农民本人赎买，封建地租的赎金则应由国家负担。翁科夫斯基的观点是当时地主中最进步的观点。另一个方案是波尔塔瓦省波津提出的方案，它代表黑土各省地主的利益。方案规定只将宅园地分给农民，而全部土地的所有权仍归地主。显然，这种观点要比前一种观点落后多了。
尽管他们的方案各异，但是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维护贵族地主的利益。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同一个阶级内部的冲突，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是地主内部的斗争，完全由于让步的程度和形式而引起的斗争。
农民和代表他们利益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对于沙皇诏书，对于改革完全持另一种态度。农民以暴动回答了沙皇诏书和改革的准备工作。
革命民主派是农民利益和自由的坚决捍卫者。他们以《钟声》和《现代人》为阵地，不断揭露沙皇政府改革的欺骗性和地主方案的掠夺性，猛烈抨击自由主义者的妥协.软弱.动摇，对人民的背叛和对沙皇政府的卑躬屈膝，鲜明地表达了对改革的态度，并提出了自己的纲领。
沙皇诏书公布后，赫尔岑还没有完全摆脱自由主义的倾向，摇摆于自由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之间。他在1858年5月第9期《钟声》上发表的文章中，一方面向沙皇表示祝贺，一方面又表示，只愿意与那些坚决解放农民，并且正在解放农民的人共同前进。在改革过程中，他逐渐认识到沙皇的真面目和农奴制改革的实质，从而坚定了他的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奥加廖夫拟定的“全俄新机构”纲领，要求立即废除地主和国家对人身和土地所享有的一切农奴制特权，将土地无偿地分给农民。这个纲领与沙皇诏书和地主方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比他们更坚决。1858年初，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现代人》上刊登了自己的文章《论农村生活的新条件》。为了避开书报检查，他在形式上对诏书作了善意的批评，而实质上是提出了一个与沙皇诏书对立的纲领。列宁高度评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他善于用革命的精神去影响他那个时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过书报检查机关的重重障碍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宣传推翻一切旧权力的群众斗争的思想”。杜勃罗留波夫也在《现代人》上揭露了沙皇政府改革的狭隘性和改革内容的贫乏性，指责自由派的卑怯和叛卖，认为他们不能担负重大的社会事业。
农民运动的高涨和革命民主主义者对改革准备工作的揭露与抨击，在统治阶级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亚历山大二世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再作让步。1858年10月18日，他在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上作了新的指示。农民事务总委员会于12月4日根据新的指示，通过了新的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农民取得人身自由，列入农村自由等级；农民组成村社，村社的管理机构由村社选举产生；地主同村社联系，不同农民个人联系；除保证农民长期使用份地外，应使之能够购买该份地为私产，政府可采用组织信贷办法帮助农民。虽然这个纲领仍保留了浓厚的农奴制残余，并以剥夺农民为前提，但是与沙皇诏书相比，它还是前进了一步。
为审查省贵族委员会提出的方案和拟定总的改革方案，1859年3月成立了受农民事务总委员会领导的编纂委员会。该委员会于8月底完成了制订方案的工作。编纂委员会提出的份地代役租和数额与地主提出的不一致，方案引起了贵族地主的不满。此后，经过旷日持久的征询意见.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直至1860年10月10日才将修改案交农民事务总委员会讨论。委员会讨论修改后，于1861年1月14日提交国务会议审批。1月28日，国务会议批准改革方案。2月19日，亚历山大二世签名后生效。同时，沙皇又签署了关于废除农奴制的宣言。这就是著名的2月19日法令。
法令主要内容：
政治上：俄国农奴获得人身自由。
经济上：农民以赎买的方式分到一块耕地（叫做“份地”），农民只有使用权。
组织上：获得解放后的农民仍归所居住地区的“村社”（mirs）管理。 1861年2月19日法令共17个文件，其中比较重要的是：《1861年2月19日宣言》.《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赎买其宅园地.及政府协助这些农民把耕地购为私有的法令》.《关于省和县处理农民事务的机构的法令》.《关于安顿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家奴的法令》。此外，还有一些关于解决不同地区土地关系的《地方法令》.关于各种农奴工人的《补充法令》等。
《1861年2月19日宣言》是宣布农奴制改革的第一号文件。《宣言》承认了改革的必要性，它是由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的，但它的作者是莫斯科大主教菲拉列特·德罗兹多夫，此人也是一个大农奴主。宣言的目的是想表明这次农奴制改革的“正义性”，说“在对农奴们揭示出新的未来的时候，农奴们将会了解和感激地接受高贵的贵族们为了改善农奴的生活所做的重大的牺牲。”这显然是美化贵族地主。
这个宣言还力图向农民解释，说农民由于使用土地，因而对地主履行义务，是完全必要的。宣言写道：“如果没有相当多的赔偿或者自愿的让步，地主就不可能从农民那里取得法律上规定让他们得到的权利。如果使用地主的土地而不因此履行相应的义务，则是违反任何一种正义性的。”因此，宣言要求农民继续对地主履行自己的义务，毫无怨言地忍受地主的剥削。
《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是一系列法令中根本的法令。它涉及到农民生活的两个重要方面：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
在人身权利方面，《一般法令》规定：脱离了农奴依附身份的农民享有其他自由的农村居民同等的权利，诸如自由买卖，依法开办和经营工厂以及种工业.商业和手工业作坊.加入行会.同业公会.有权起诉.出庭作证.参加选举.受教育和服兵役等等。农民结婚和处理自己的家庭事务不必取得地主的同意。根据这些规定，农民获得了“人”的权利。他们不再像牲畜那样可以任人买卖.典押或赠予了。
在财产权利方面，《一般法令》规定：“每个农民可以遵照自由农村居民有关法规，获得不动产和动产为私产，可以转卖.抵押和把它们作一般处理。”不动产有两种：一种是宅园地，农民可以赎买；另一种是耕地及其他土地（牧场.森林等），地主在保留对这些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作为份地分给农民使用。份地数额不等，非黑土地带，最高数额为3～7俄亩，最低为1～2.33俄亩；黑土地带，最高者为2.75～6俄亩，最低为2，200平方沙绳至2俄亩；草原地带根据各省农作物性质来定。农民可将份地赎买为私产，但须向地主缴纳大大超过土地价格的赎金。同时法令还规定，如果现有份地超过最高数额时，地主有权割去超过部分。据统计，在非黑土地带，割地占改革前农民使用土地的9.9%，而黑土地带21省则26.2%。不仅如此，农民赎买份地之前，还必须承担一定的义务，交纳货币代役租和工役租。这样的农民称临时义务农。农民在征得地主同意，将份地赎为私产时，才终止临时义务，成为自主农。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农民虽然人身得到了解放，但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对贵族地主的依附地位。
除此之外，根据法令规定在农村建立起来的一系列管理农民的机构，如村社.张.乡理事会.乡法院以及选出的村长.征税官等，特别是袒护地主的调停官的设立，使贵族地主对农民的压迫更合法化了。贵族地主除了借助沙皇政府的武力来镇压农民的反抗，又有可能以调停官吏和管理农民机构的人来规劝农民，让农民安分守己，好好履行他们对地主所承担的义务。
关于国有农民和皇室农民的改革，沙皇政府按照2月19日法令的基本原则，颁发了单行条例。国有农民可以完全保留其全部份地，这种份地的面积往往超过一般地主农民的份地。他们在赎买份地以前，仍然要照旧缴纳代役租。皇室农民的人数约有100万，他们的份地必须分期赎买，因为作为“头号地主”的沙皇，不愿白白地把土地还给农民。
关于农奴工人和领有制工人的解放则依据《关于脱离农奴依附关系的农民的一般法令》以及有关赎买条例进行。所谓农奴工人，是指以工人身份在其领主的工业企业中服徭役的农民。只有在农奴制改革前就已利用过土地的农奴工人，才能得到份地，否则不能领到份地。所谓领有制工人，主要是指在工厂和矿山工作的“工匠”。如果他们以前利用过耕地，也都可以领受份地，在完成赋役的条件下使用它。
1861年2月19日法令虽然保留了浓厚的封建农奴制残余，但它还是一个资产阶级改革的纲领，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解放农民的条件引起了农民和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极大愤懑。由于赎金太高和服徭的时间过长，农民表示不满。1861年暴动。1861年上半年，农民运动席卷了实行法令的43个省中的42个省，共发生农民骚动647次。在1861年一年内，共有2，034个村镇发生了骚动。
革命民主主义者揭露了法令的实质和对农民的血腥剥夺。赫尔岑在《钟声》上公开宣称“解放是一种欺骗”。奥加廖夫认为这是“旧农奴制被新农奴制所代替”。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支持者，用通俗的群众语言，写了一份革命传单《领地农民的同情者向领地农敬》，当中对农民说道：“你们不会从沙皇那里得到你们所想要的那种自由。你们是地主的农奴，而地主是沙皇的奴才，沙皇是站在地主之上的地主……”，揭露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同贵族地主的相互勾结，号召农民团结一致，做好起义的准备，反对地主和沙皇。
农民运动的高涨促进了学生运动的蓬勃发展。他们举行示威游行，要求彻底解放农民，分给农民土地。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高涨的形势下，革命民主派加紧活动。他们印小报.散传单，号召青年建立革命组织，提出了为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和建立民主制度而斗争的纲领。但是，这些运动都遭到了沙皇政府的镇压。1862年沙皇政府竟然逮捕了革命民主派公认的领袖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杰出的政论家皮萨列夫。
这时，自由派公开转到沙皇政府一边，支持沙皇政府的政策。他们对1861年2月19日法令欢呼雀跃，称颂沙皇的“首创精神”和“坚定态度”，而对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民主派则持敌视态度，甚至呼吁政府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镇压。列宁在斥责自由派的背叛行为时指出：“我们看到过自由主义者们对待60年代初的革命运动是何等怯懦和愚蠢……他们不是奋起捍卫被政府迫害的民主运动的首领们，而是袖手旁观并替政府辩护。”
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规定农奴在法律上有人身自由，有权拥有动产和不动产.担任公职和工商业，地主不能买卖农奴和干涉农奴的生活；规定土地仍然归属地主所有，农奴可以得到一定数量的分地，但必须出钱向地主赎买；农民仍旧归村社管理。 政治：建立地方自治机构（地方自治局）。1864年颁布的《省，县，地方机构法令》根据这个法令俄国大部分地区建立了自治会议及其行政机关。司法：废除旧的等级审判制度，建立陪审制度和律师制度。实行公开审判。
教育：鼓励办学，扩大大学自主权，允许引进西方书籍。
思想：客观上使西方资产阶级思想进一步传入俄国，越多的俄国人看到了差距，纷纷要求改革。
经济：（1861年改革增加了自由劳动力，扩大国内市场，提供资金；借鉴西方技术；政府制定促进工业发展的政策）。
特别提示：俄国属于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因为它保留了大量沙皇专制）。
③ 1875年英国司法条例取消了( )的双重体制
按照《司法条例》，英国创设了最高法院，取消了普通法院和衡平法院的双重体制。最高法院包括高等法院和上诉法院两部分。高等法院下设五个法庭：衡平法庭、王座法庭、普通诉讼法庭、棋盘法庭，第五个是遗嘱、离婚及海事法庭。上诉法院起初只管辖高等法院的上诉案件，后来也受理郡法院的上诉案件。
答案是AD
④ 苏联破坏法制现象得到纠正是在什么时期
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苏联提出“加强法制”的口号，并采取实际措施，进行平反和恢复 名誉、整顿国家安全机关、健全司法制度，逐步完善立法的工作。后来又广泛建立人民志愿 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等群众组织，以协助国家机关维护社会秩序。
赫鲁晓夫时期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是有一定历史背景的。人们知道，斯大林领导时期 的苏联，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但在工作中也犯有许 多严重的错误。其中之一，就是肃反扩大化，违反法制，冤枉了许多干部和群众。之所以发 生这样的错误，有各方面的原因。当时在指导思想上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估计有错误，认为越 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越尖锐。负责肃反工作的国家安全机关，则权力过大，不受党 和国家的监督，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的应有职权受到限制和削弱。当时的立法对某些违法产 为的刑事责任规定得过严，许多重要立法又没有及时修改和制定，因而不够健全；所有这些 问题，在斯大林逝世之后，特别是在贝利亚垮台之后，便立即明显地暴露出来。有些材料说， 当时“法院里堆放了几百万份上诉书，要求对仍被关在监狱和集中营里的人的案子重新进子 复查，或亲属要求为死者平反、恢复名誉。” [1] 人们看到，在法制方面实行某些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在这种情况下，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针对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提出“加强法制”的口 号，并反复加以强调。1953年4月6日，在为“医生案件”平反之时，《真理报》发表题为 《苏维埃社会主义法制不可侵犯》的社论，谴责国家安全机关违反法制，滥用职权。1955年4月12日， 《真理报》又发表题为《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社论，指责贝利亚等人采用恐怖手段迫害无辜的人们，强调采取重大措施来加强法制。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进一步强调“加强法制”。他指责贝利亚企图把国家安全机关“放在党和政府之上”，并“造成目无法纪的专横状态”，宣称“党中央委员会过去和现在都很注意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 在强调“加强法制”的同时，赫鲁晓夫等人采取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措施。
一、恢复名誉，释放在押犯人
1.平反和恢复名誉
斯大林刚刚去世，“恢复名誉”的工作就已开始。1953年4月4日，内务部发表通告， 宣布为“医生案件”平反。1954年，苏共中央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专门从事恢复名誉的工 作。这个委员会在1954—1955年间为了千多人恢复了名誉。苏共二十大以后，恢复名誉的 工作大规模地开展起来。她们对三十年代以来的所有案件都重新作了审查。1957年5月14 日，苏联副总检察长库德里雅夫采夫在接见美国学者时就说： “过去二十五年来所有被判处 服刑的人的案件已经加以重新审查或者正在重新审查，其中包括那些已经释放或去世的人的 案件，以便能够完全恢复名誉。最高苏维埃的一个特别委员会派代表驻在各个劳动改造所， 他们有充分的权力可以不必请示莫斯科便在当地恢复囚犯的名誉。”
2．大赦和提前释放在押犯人
在乎反和恢复名誉的同时，苏联还集中地进行了三次大赦。第一次是1953年3月27日，对那些“对国家并不构成重大危险的罪犯”进行大赦。这次大赦，使大部分犯人，。其中包括因政治罪行被判刑五年以下的所有犯人都获得释放。第二次是1955年9月17日，大赦在卫国战争时期“由于胆小或觉悟不高而被诱惑同占领者勾结的那些苏联公民”，规定对“由于在德国军队、警察和德国特种部队中服务而被判刑的人，不问刑期长短，一律予以释放”。第三次是在1957年11月2日，大赦“没有对国家犯有重大罪行的罪犯”。
除大赦以外，还采取措施提前释放在押犯人。如苏联最高苏维埃1954年4月24日的法令规定，不满18岁时犯罪的犯人在服完刑期l／3以上后可提前免除以后的刑罚或缩短他们的刑期。同年7月14日的法令规定，在押犯人服完刑期2／3以上后，可从监禁场所获得假释，或用其他较轻的惩罚措施来代替剥夺自由。
究竟释放了多少在押犯人，苏联未曾公布数字。有人估计，仅三次大赦，就“使好几百 万人免除了刑罚”。 [2] 据前面提到的苏联副总检察长1957年5月14日的谈话说：苏联自斯大 林逝世以后(还不包括第三次大赦在内)，在押犯人已有70％以上被释放，西伯利亚的劳动 营已有2／3被解散，目前政治犯所占的比例还不到2％。 [3]
二、整顿国家安全机关
1．撤换干部
从1953年到1955年，苏联先后处决了一批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高级干部，共20多人。 这些人留下的重要职位，由赫鲁晓夫委派新人接任。原有的一般干部，也大都离开了国家 安全部门，年老的安排退休，年轻的下放基层做其他工作，另从党团组织中选派大批人马来 充实国家安全部门。谢列平在苏共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就谈到：”国家安全机关进行了改组， 机构大大缩减了，解除了一些非其本分的职能，消除了追求名利的分子。党派了一支庞大的 党的、苏维埃的和共青团的工作者队伍到这些机构去工作。”
2.限制职权
苏联内务部原本有许多司法特权。其中主要的是两个：一个叫“特别会议”，一个叫“特 别程序”。内务部“特别会议”，是一个非诉讼的特别机构，根据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 民委员会1934年11月5日的决议设立，它有权对被认为是“危害社会的人”实行逮捕，并处以流放、驱逐出境、监禁等等刑罚。内务部“特别会议”在各边疆区和州还曾有过相应的机构——“三人小组”。1953年9月1日，苏联颁布法令撤消了内务部“特别会议”，并责成 法院调查这个机构过去所判处的案件，对被监禁的人加以释放或减轻刑罚。此后，规定非经 法院判决，不得对犯有这样那样罪行的人采取任何刑罚措施。
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1934年12月1日和1937年9月14日的决议还规定，对国事罪案件的 侦查和审理可以采用“特别程序”。其中规定：侦查在十日内终结；起诉书在法院开庭审理前 一昼夜送交被告人；审理案件无须当事人到庭；不准上诉；被判枪决者在判决后立即执行。 1956年4月19日，苏联颁布法令取消这种“特别程序”，规定对国事罪案件的侦查和审理也 应遵守正常程序。
3.调整机构
在苏联，国家安全机关时而独立存在，时而隶属于内务部。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把国家 安全部和内务部合并为内务部，由贝利亚任部长，权力非常集中。贝利亚垮台后，苏联重新 把内务部一分为二，于1954年3月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即“克格勃”)。分开后的内 务部，变成一个只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机构，权力大大缩小。1956年秋，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 部直属局和民警局，被改组为统一的州(边疆区)劳动人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内务局，由内 务部和当时苏维埃执委会实行双重领导，不再象过去那样只受内务部领导。这样一来，便打破 了内务部自成体系的“独立王国”，加强了党政机关对内务系统的监督。1960年1月13日， 干脆撤消了苏联内务部，将其职权转交给各加盟共和国内务部。1962年8月30日，俄罗斯联 邦把内务部改名为“社会治安部”，把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局改名为“社会治安局”。其他 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及各边疆区和州的内务局，随后也相继改了名。
至于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后来虽然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间谍特务组织，起秘 密警察的作用，但它的地位和职权仍然赶不上过去的苏联内务部。它必须接受党和政府的领 导和监督，也不能包揽逮捕、侦查、审理、执行判决的司法全过程。它不再象过去那样凌驾 于党和国家之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谢罗夫说过，在贝利亚事件之后，苏联“根本 改变了国家安全机关的状况，结束了无法无天的局面”。 [4]
三、健全司法制度
1．恢复检察机关的职权
在赫鲁晓夫时期，检察机关的地位和职权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检察长的监督权虽然 在宪法上有所规定，但这种权力被削弱了。检察机关对内务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监督，实 际上被取消了。甚至没有一个规定检察机关的权利和义务的全联盟的立法文件；贝利亚事件 后，苏联领导人看到了这个问题，于1955年5月24日颁布了《苏联检察长监督条例》。条例 规定了检察机关的权利和义务以及检察工作的原则和方法，它规定检察机关要对一切机关、 公职人员和苏联公民是否准确遵守法律实行监督。还专门规定要对国家安全机关的活动实行 监督， “使任何一个公民不致被非法地和无根据地追究刑事责任，或在权利上受到非法的限 制”， “使任何人非经法院决定或检察长批准，不受逮捕”。这一条例的颁布，提高了检察 机关的威信，恢复并扩大了检察机关的职权。
2.加强审判机关，扩大地方法院的权力
取消内务部“特别会议”，规定只有法院才能作出判决，这本身就是加强审判机关的重 要措施之一。此外，苏联还采取了其它许多措施。
第一，取消不必要的专门法院。1953年9月11日，苏联颁布法令撤消内务部队的军事法 庭。1957年2月12日，又撤消交通法院，将其职权划为地方各级法院。
第二，在加盟共和国和州法院中设立主席团，以便按监督程序就地审理案件。1954年8 月14日颁布的法令，规定在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州法院中设立主席团，从而“就有可能使 绝大多数案件都在州、边疆区和自治共和国法院得到最后解决”。 [5]
第三，撤消苏联司法部和州司法局。1956年5月31日，颁布法令撤消苏联司法部，将其 职权分别转交给加盟共和国司法部和苏联最高法院。1956年8月4日，又颁布法令撤消边疆 区和州的司法局，授权边疆区和州法院对人民法院的活动实行检查和监督。
第四，明确苏联最高法院的职责。”57年2月12日颁布的《苏联最高法院条例》规定， 苏联最高法院有权对审判实践中的问题作出指导性的解释，有权按监督程序审理案件。但它 不象以前那样可以审理一切案件，而只审理加盟共和国最高法院作为第一审审理过的案 件。 [6] 所有这些措施，都加强了审判机关，扩大了地方法院的权力。
3．重建律师制度；
过去，律师的地位被削弱，权利受限制。律师往往由于为公民作辩护而遭到纪律制裁。 苏共二十大以后，提高了律师的作用，允许律师参加犯罪侦查。1962年7月25日，俄罗斯联 邦颁布《苏俄律师协会条例》，规定了律师协会的组织形式和活动原则以及律师的权利和义务。
四、修改法令，完善立法
在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过去许多立法进行了审查，、有的予以取消，有的加以修改。其 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减轻轻微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一是加重打击危险犯罪行为。与 此同时，又颁布了一系列新的法律和法令，特别是全联盟的立法纲要。
1．修改法令，取消或减轻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1953年3月27日的大赦令规定，要修改刑事立法，用行政处分和纪律处分来代替某些危 害性较小的犯罪行为所负的刑事责任，并减轻某些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根据这一精神，苏 联在几年内修改了相当多的刑事法律，取消或减轻了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例如，取消了 孕妇堕胎的刑事责任，取消了擅自搭乘货车的刑事责任，取消了关于售卖、交换、挪用设备 和材料的刑事责任。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是1956年4月25日的法令，它规定取消职工对自动 离职和无正当理由而旷工的法律责任。同时，还废除了关于集体农庄庄员来完成最低限额的 劳动日、城市职工逃避参加农业工作的动员等等所负的刑事责任。1956年9月1日，苏联部 长会议作出决议，从铁路、海运、河运、民航工作人员纪律章程和《渔业监督工作章程》中 取消把逮捕作为处罚措施的规定。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联进一步强调对轻微违法行为采取预防和教育措施。谢列 平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就说，应当考虑让社会团体“保释那些误入歧途而罪行较轻的人，以便 使他们有机会在集体中改过自新而不必服刑。”
2．制定法令，加重打击危险犯罪行为
在减轻某些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他们通过修改和制定法令加重了对危险犯罪 行为的刑事责任，特别是扩大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关于死刑，苏联有一个从废除到恢复乃至 扩大适用范围的过程。1947年5月26日，曾颁布法令，规定在和平时期废除死刑。1950年1 月12日，则颁布法令，允许对祖国叛徒、间谍和反革命破坏分子适用死刑，作为最高刑罚方 法。1954年4月30日，又颁布法令，把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到情节特别严重的杀人罪行。 1960年颁布的《苏俄刑法典》，进一步扩大死刑的适用范围，规定死刑可适用于“背叛祖国 罪、间谍活动罪、恐怖行为罪、武装破坏罪、武装伙匪罪”、 “情节特别严重的杀人罪”以 及“其他特别严重的犯罪”。
1959年苏共二十一大以后的一、二年内，苏联的审判实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过去，他们对一切犯罪行为，包括危害性不大的犯罪行为都适用剥夺自由的刑罚；现在，则 对危险的犯罪行为也不适当地减轻刑罚，过于宽大。针对这种情况，苏联从1961年起陆续颁 布一系列法令，加重打击危险的犯罪行为。例如，196l午5月5日颁布《关于加强同特别危 险的犯罪行为作斗争》的法令，1961年7月1日颁布《关于加重破坏外汇管理规则的刑事责 任》的法令，1962年2月15日颁布《关于加重侵害民警人员和人民志愿纠察队员的生命、健 康和人格的行为的责任》和X关于加重强奸罪的刑事责任》的法令，1962年2月20日颁布 《关于加重贿赂行为的刑事责任》的法令，等等。根据上述一系列法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 维埃1962年7月25日通过《关于修改和补充<苏俄刑法典)》的法律。这一法律进一步扩大 了死刑的适用范围，增加了严重犯罪行为的概念，加重了许多犯罪行为的刑事责任，还新规 定了十一种罪行的刑事责任。
3.颁布一系列新的立法纲要
1957年2月11日，苏联颁布一项法律，修改1936年宪法第14条，将制定民法典、刑法典 和诉讼法典等等的权限划归加盟共和国，全联盟只负责制定各种立法纲要(，原则)。 1958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一系列立法纲要，其中包括《刑事立法纲要》、《刑 事诉讼纲要》、《法院组织立法纲要》等等。当时的联盟院法案委员会主席波利杨斯基作报 告说： “现行的刑事立法纲要以及三十年前通过的其他许多刑事法律在许多方面都已过 时”，必须作“相应的修改”，目前这些法律的通过，“是苏联完善立法的一个“新的重要阶 段”。
1961年12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又通过许多立法纲要，其中包括《民事立法纲要》、《民 事诉讼纲要》。人们知道，制定新的民事立法已属迫切需要。旧的民法典还是1922年制定的， 其中规定公民有权创设工商企业和成立股份公司，因此早已过时。这一年的12月14日，俄罗 斯联邦司法部长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文章说，最近几年对于苏联立法来说是“恢复青春 的年代”。
五、广泛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
1．提出“国家职能转交”论
1959年1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 “国家机关所履行的许多职能 应该逐渐过渡到由社会团体来履行。”其中特别说到： “现在的问题是使维持社会秩序和社 会安全的职能，除了由民警机关、法院这些国家机关担负外，同时也由社会团体来担负”； “社会主义社会要建立人民纠察队、同志审判会以及诸如此类维持社会秩序的志愿组织”； “人民志愿纠察队应该负责维持本地社会秩序”，同志审判会“主要应当是防止各种违法行 为”， “它不仅要审理生产问题，而且还要审理生活和道德问题，审理集体中的成员违背社 会秩序的不正当行为”。 此后，人民志愿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便在苏联各地广泛建立起来。
2．广泛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
苏共二十大前后，苏联一些城市曾出现一些由工会和共青团建立起来的群众性团体，参 咖维护社会秩序的工作。共青团建立的这种组织，有的叫“纠察队”，有的叫“共青团巡逻 队”，有的叫“民警协助队”。工会建立的这种组织，有的叫“工人民警队”，有的叫“人 民纠察队”。
苏共二十一大以后，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1959年3月2日作出《关于劳动人民参 加维护国家和社会秩序》的决议，决定“在企业、建筑单位、运输单位、机关，国营农场、集 体农庄、学校和街道建立维护社会秩序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并批准了《人民志愿纠察队暂行 条例》。决议和条例规定：人民志愿纠察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社会秩序”，它要在所负责的 地区内“巡逻、抽查、布岗、值班”；纠察队员“由进步的工人、职员、集体农庄庄员、学 生和退休人员”组成，区(市)要设立指挥部。 [7]
根据决议和条例的规定，各地开始大批建立人民志愿纠察队。到1960年7月，莫斯科已建立 起将近二千个人民志愿纠察队，拥有队员将近九万人；俄罗斯联邦组织的人民志愿纠察队，拥 有队员一百三十万人。 [8] 到1964年，俄罗斯联邦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员扩大到近四百万人； [9] 莫 斯科的人民志愿纠察队发展到三千个，队员扩大到二十四万人； [10] 斯维尔德洛夫州也有人民 志愿纠察队二千一百个，拥有队员二十三万六千人。 [11]
3.广泛建立同志审判会
同志审判会这种组织，在斯大林时期就有，但建立得不普遍，其职权也不太明确。1961 年7月3日，俄罗斯联邦批准了《同志审判会条例》。条例规定：同志审判会在五十人以上 的企业、机关、团体、学校、街道、集体农庄、农村居民点建立，它的主要工作是“预防违 法行为和对社会有害的行为，用说服和社会制裁的方法来教育人们，建立一个不容许任何反 社会行为的环境”。同志审判会有权审理下列案件，违反劳动纪律，酗酒闹事，不尊重妇 女，不履行教育子女的责任，不尊敬父母，公民之间五十卢布以下的财产纠纷，不引起刑事责 任的其他反社会行为，等等。同志审判会有权采取下列制裁措施：责成犯错误者向受害人和 集体公开道歉，给犯错误者以警告、舆论遣责、社会申斥，处以十卢布以下的罚款，建议单位 领导对犯错误者调任低报酬工作或降职，责成犯错误者赔偿五十卢布以下的损失费，等等。 [12] 此后，同志审判会便在各地普遍建立起来。到1964年，俄罗斯联邦建立起同志审判会九 万个， [13] 斯维尔德洛夫州也建立起五千多个。 [14]
赫鲁晓夫原来设想，通过广泛吸收劳动人民参加维护社会秩序，使每一个公民都感到自 己是一位民警，从而可以消灭犯罪现象，实现“国家消亡”。然而这是不现实的。尽管人民 志愿纠察队和同志审判会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能起某些积极的作用，但它们并没有也决不能 消灭犯罪现象。而且，由于这些组织本身成份不纯，许多成员自己就违法乱纪、胡作非为， 加之不少组织纪律松散，活动流于形式，因此很难起到官方文件上所规定的那种有效作用； 总的说来，赫鲁晓夫时期在法制方面实行的改革，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得到多数人的 拥护。这或许是赫鲁晓夫时期所有各种改革中最有成效的一项。但这种改革毕竟是有限的， 不彻底的，而且是充满矛盾的。。例如，一旦出现危及自己统治地位的群众事件，赫鲁晓夫就 凶相毕露，不惜动用军队进行镇压。1956年3月在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爆发的群众示威， 1959年8月在捷米尔塔乌卡拉干达冶金企业发生的工人罢工以及随后引起的群众示威，1962年 6月在罗斯托夫发生的群众示威，都遭到血腥的镇压，死伤了不少人。这看来是赫鲁晓夫时期 的政治体制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之一。
⑤ 1789年美国《司法条例》第十三条内容是什么
Section 13 of 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 authorized the Supreme Court to issue writs of prohibition to the district courts, when proceeding as courts of admiralty and maritime jurisdiction, and writs of mandamus.
in cases warranted by the principles and usages of law, to any courts appointed, or persons holding office, under the authority of the United States.
第13条包括了不少内容，马伯利相关的应该是writs of mandamus(执行令)。因为该判决认为最高法对该案没有初审权(original jurisdiction)，所以没有行使执行令的权力。
The portion of § 13 of the Judiciary Act of 1789 that authorized the Supreme Court to issue writs of mandamus in the exercise of its original jurisdiction was held invalid in Marbury v. Madison,266 as an unconstitutional enlargement of the Supreme Court’s original jurisdiction.
⑥ 美国司法程序
美国的司法程序：
简易程序，简易判决
在民事诉讼案件中，不经过庭审，能够迅速有效地处理案件的简易程序。一般在案件事实非常清楚，没有争议，且其中一方根据法律有权得到法庭判决的情况下使用。设置简易程序的目的主要是避免没有必要的庭审。
初审听证，证据听证
由法庭官员主持的一个法律程序，用以判断犯罪是否已经发生，是否在法庭管辖区域内发生，是否有合理根据相信被告确实犯了罪，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将被告拘禁直至庭审。设置初审听证这一程序的主要目的是防止不合理逮捕和拘留的发生。
口供证词程序
在民事或刑事诉讼庭审之前，通过提问方式获取原告方、被告方或证人陈述证词的过程，一般在律师的办公室进行，由原告或被告方律师提问，被问者回答问题，法庭记录员、摄像或录音人员均在场记录下证词。口供证词程序开始之前，作证人一般都要宣誓，法庭记录员和作证人经常会签署一份宣誓书，保证口供证词程序产生的证词文本与实际情况一致。
美国是英、美法系国家。独立前，原13个殖民地基本沿袭英国的法律传统，又根据各自需要自立法令，自成司法体系。独立后，1787年美国宪法对司法权作了原则性规定，1789年美国国会颁布的《司法条例》规定了联邦法院的组织、管辖权和诉讼程序，逐步形成了现有的司法制度。
美国司法制度的主要特点有：贯彻三权分立的原则，实行司法独立；法院组织分为联邦和地方两大系统；联邦最高法院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
⑦ 怎么阻止司法条例通过
最高人民法抄院关于印袭发《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已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通过。现予颁布，自2012年12月1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
二〇一二年十月二十九日
⑧ 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军区条例
像这种军事条令中国网上肯定是查不到的。
⑨ 为何由司法部制定外国人管理条例司法部只是个司法部门，人大才是立法机关，这个有点看不懂了！
司法部只是公布征求意见稿，根据立法法规定，国务院可以制定行政法规。你忘记了国务院可以行政立法，条例。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总理签署国务院令正式公布施行。
⑩ 俄罗斯真的存在十二怒汉中的那中陪审制度吗
有的，下面是简介
俄罗斯司法制度在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担任总统期间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最大变化之一就是引入了英美式的陪审团制度。二战之后，许多国家在让普通民众参与司法方式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实行参审制或者说是建立混合法庭，专业法官与陪审员一道决定所有的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而仿效英美陪审团做法的国家较为少见。对此，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混合法庭既能将社会常识引入法庭又能发挥专业法官的优势，比典型的英美陪审团更为合理。我国和俄罗斯在司法制度上有某些联系和相似之处，了解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历史演变过程、当前运作状况及其特点，也许对进一步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不无裨益。
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演变
19世纪下半叶是俄国司法大改革时期，陪审团审判开始在俄国出现。1864年11月20日，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司法改革的主要文件，历史上称之为“司法法令”。一个迅速、公正、仁慈的司法系统向所有俄国民众平等开放，司法权得以相对独立，这激发了民众对法律尊重的热情，从而使司法权得到加强。当时英美的陪审团不仅审理刑事案件，也审理民事案件，俄国的陪审团只审理刑事案件。英美的陪审团只决定被告人有罪或无罪，量刑由法官来决定。亚历山大二世时期，俄国的陪审团在裁决时有三种选择：有罪、无罪和有罪不予处罚。这是俄国的发明，亚历山大二世认为，在伸张正义时不考虑道德的价值是不对的。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废除了陪审团审判，引进了德国式的混合法庭，该种混合法庭由1名由职业法官与2名人民陪审员组成。1993年末到1994年初，俄罗斯再次启用陪审团审判。1992年9月22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发布命令，要求国家法律指导委员会和司法部制定计划大量引进和制定新的司法法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标准化法案。1993年7月16日，俄罗斯议会通过了《变更俄罗斯联邦法庭审判程序法》、《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俄罗斯联邦刑法》和《俄罗斯联邦行政违法法》。新的法规与1864年制定的司法条例相似，但与旧的法规同时运行。这意味着被告人在与律师商议以后可以选择由3名专业法官来审理，也可以选择由12名陪审员组成的陪审团审判。
美国对于俄罗斯司法改革曾经给予过相当大的支持。时任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蒂·皮克尔先生一直对俄罗斯司法改革予以关注，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馆工作人员和美国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也做了大量工作。美国国务院还设立了一个专门项目用来支持俄罗斯的司法改革，该项目由美国国际发展署负责实施。1993年4月温哥华首脑会议以后，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正式表示，美国欢迎叶利钦率先在俄罗斯建立陪审团审判制度。美国国会还给俄罗斯司法改革提供了部分资金和技术设备，如电脑、录音录像设备、电视等。
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现状
1993年12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联邦新宪法》确认了陪审团制度。在俄罗斯较高级别的地区法院，陪审团只审理刑事案件，大多是带有加重情节的谋杀以及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对于儿童实施强奸的刑事案件。涉及恐怖主义性质的犯罪、叛国罪、绑架人质罪和扰乱社会秩序罪等案件则必须由3名专业法官进行审理。量刑的判决由主审法官在陪审团裁决的基础上作出。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的上诉庭仅对判决是否是依据法律作出和量刑是否公正进行审理。在刑事审判中，没有陪审团的法官审判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据俄罗斯司法部和美国驻俄大使馆统计，1993年，陪审团仅对两起案件进行了审理；1994年增加到173起案件，共计241名被告人；1995年上半年审理了127起案件共218名被告人。2011年、2012年和2013年间，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每年大约在600件到700件之间，占所有刑事案件总数的0.05%，换言之在1万件案件中有5件由陪审团审理。法官审理的案件宣告无罪的比率不到1%； 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宣告无罪的比率大约是20%。
正如一位西方的学者所言，“陪审团是一项昂贵的游戏”。俄罗斯自从施行陪审制度之后，加上给法官加薪的因素，法院系统的经费开支增加了近三分之一。为了尽可能减少陪审团审理案件的数量，俄罗斯又从2002年开始实施了辩诉交易制度，即法院开展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简而言之，这项最早起源于美国的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2002年采用辩诉交易处理的案件是1万件，2007年增加到38万件。辩诉交易制度在大约一半案件中减少了犯罪嫌疑人审前羁押的时间，同时也将被告人判处监禁的刑期平均缩短了三分之一，这让法院和检察官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处理其他的案件。
自从2008年以来，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数有所下降。部分法律专家认为这是司法机关为了避免让更多的人被宣告无罪和辩诉交易制度实施的结果。
陪审团审判在克服民众对司法制度的不信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全俄罗斯公众意见中心在2006年做的一项民意调查所表明的，在2004至2005年间担任过陪审员的公民中，约有80%的人认为司法制度得到了改进。
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特点
与英美国家的陪审团比较，就目前在俄罗斯运行的现状而言，俄罗斯陪审团具有以下一些特点：
1.陪审员的挑选程序不透明。
俄罗斯的陪审员由地方行政长官从年满25周岁、没有被判处刑罚的公民中抽签产生。陪审员的挑选是一个不透明的过程，这使得有些陪审员与国家安全部门有联系。另一方面，法学家们又认为贿赂和恐吓仍然是俄罗斯司法体制面临的重要问题，没有人可以保证陪审员们不会受到此类影响而宣告罪犯无罪。而英美陪审员挑选的过程是透明的，一般是从登记的选民和有驾驶执照的公民中随机挑选。庭审开始前，控辩双方都可以剔除他们认为不合格的陪审员，有些是不用说明理由的。
2.陪审团评议案件有时间限制。
陪审员在核查证据、听取检控方和被告人的陈述以及法官的总结之后，要填写一份调查表，用来回答被告人被指控的罪行是否成立，犯罪是否确实发生，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等问题。陪审员有时还会被询问被告人是否应受到从轻处理或者特殊的从轻处置，如果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法官应当对被告人作出从轻或减轻处罚的判决。根据俄罗斯法律，陪审团仅有3个小时的评议时间，但陪审团的评议内容并不像有罪还是无罪那么简单。法官给陪审团一些问题，有的问题还很长。对列举出的事实，陪审员应作出同意或不同意的决定。相比之下，英美陪审团的评议时间没有限制，遇到复杂的案件，有的长达数月之久。
3.陪审团只审理刑事案件，而且案件范围受到限制。
在俄罗斯地区法院，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涉及的罪名很少，大多是带有加重情节的谋杀以及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对于儿童实施强奸的案件。而英美所有的罪行都可以通过陪审团审判。美国和加拿大的陪审团既审理刑事案件也审理民事案件。英国的陪审团除审理刑事案件外，只对相当少的一部分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如诽谤、恶意控告、民事欺诈和错误监禁等侵权案件。美国陪审团审理的刑事案件大约占三分之二，民事案件占三分之一。由于美国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大多数是老百姓和舆论关注的热点案件，一般民众往往会过高估计陪审团审理的案件数。其实，目前每年在美国各个州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大约15万件，联邦法院每年审理的案件约5000件。值得关注的是由于美国的辩诉交易程序解决了绝大部分刑事案件，平均比率高达95%以上，民事案件的庭前和解率有时高达98%，因此美国使用陪审团审判的案件只是案件总数中的“冰山一角”。而俄罗斯除了通过辩诉交易制度，还通过设置案件范围来限制陪审团审理案件的数量。
4.陪审团审理程序中仍然保留了前苏联法庭的常规特征。
作为苏联法庭的常规特征，被告人在法庭上像动物一样被关押在笼子里。笼子几乎占了法庭四分之一，铁条从地板直通到天花板，笼子的下半截是金属网。被告人被关押在笼子里接受审判，只允许隔着栅栏与律师轻声交谈。只有在向外公开庭审过程的时候，笼子才会被取消。一些法律人士认为，这种做法违反无罪推定原则。被告人像动物一样被关押，这让你首先会联想到，如果他坐在笼子里，他一定是有罪的。这种有罪推定的司法理念与陪审团制度在观念上存在着内在冲突。
5.对被告人定罪或宣告无罪只需要12名陪审员多数人达成一致意见。
俄罗斯的陪审团对被告人定罪或宣告无罪只需12名陪审员多数意见即可。这与英美陪审团制度明显不同。遵从英国的传统，美国的陪审团通常由12名陪审员组成，陪审团的裁决通常也要求12名陪审员达成一致意见，尤其是在美国联邦法院。目前，有几个州也允许12名陪审员中有1人、2人或3人有不同意见。有部分的州通过立法或控辩双方协商可将陪审团的人数减少到5人或6人。2013年7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宣告射杀非洲裔青少年马丁的协警齐默尔曼无罪的陪审团就是由6名女性陪审员组成。
6.对陪审团宣告无罪的案件，法院可以多次重新审理。
尽管1993年俄罗斯宪法第五十条规定：“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起犯罪而再次被判刑。”但俄罗斯最高法院可以推翻陪审团的无罪判决。对陪审团宣告无罪的案件，法院可以多次重新审理。然而在英美国家，禁止双重危险是非常严格的一项原则，即一个人不能因为同一行为或同一罪名受到两次或者多次审判或处罚。一旦被告人被陪审团宣告无罪，那么对原被作出无罪裁判的被告人不可以重新进行审判。辛普森和齐默尔曼被陪审团宣告无罪后，美国各地相继都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但陪审团的裁决是不可动摇的，因为它代表的是人民的声音。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和现任总统奥巴马都发表申明，我们应当尊重陪审团和法院的裁决。美国人奉行，法院能够保证公平的审判，但不能保证每一次审判都是完美的。
7.陪审团在评议前可听取被害人亲属的意见。
在俄罗斯，被害人的亲属被允许参与审判，他们在检控方席上有一个座位，且有权询问证人、被告人和向陪审团发言，但法律对被害人亲属的提问有一些限制。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律也有类似的规定。在英美，被害人的亲属除非作为证人出庭接受询问外，陪审团无需听取他们的意见。
结语：1991年，叶利钦总统上台后决心要重振俄罗斯的司法制度。叶利钦之后的两任总统普京和梅德韦杰夫都是法学院毕业的，对司法情有独钟。他们认为俄罗斯作为世界大国应当拥有与之匹配的司法制度。在司法制度建设和保障机制方面他们也的确做了很大努力，例如在叶利钦时代颁布的俄罗斯宪法规定三权分立政体基础上，他们后来引进了英美式的陪审团、辩诉交易制度和起源于英国的治安法官制度，给法官们大幅度增加工资，上网公布法院的裁判文书，实行庭审过程公开等等。从世界银行和欧盟公布的数据来看，俄罗斯法院的司法效率与以往相比的确有所提高。但总体而言，由于腐败、法官素质不高等因素，目前民众对法官的满意率在俄罗斯仍然不高，2010年民调的满意率只有25%。俄罗斯的实践证明，司法要获得民众的信赖，不能只寄希望于单纯引进在国外行之有效的一些具体司法制度，结合本国国情和民族文化传统将其本土化尤为重要，法官的素质、良知和对公平正义的坚守亦不可或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