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准则条例认识

『壹』 如何正确认识税务，掌控税务

财务一般都可以的。

『贰』 税法中各基本原则如何理解

税法基本原则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the taxation law 一、税法的基本原则概述 所谓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是贯穿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的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法律准则。 二、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正因为如此，各国宪法一般也多对其加以规定。我国宪法既未对财政税收制度作专门的规定，也未对税收立法权作专门的规定，仅是在公民的基本义务方面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故而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上未得到明确的肯定。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由以下三项具体原则组成： 1．课税要素法定原则。 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3．征税合法性原则。 三、税收公平原则 在现代各国的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有学者认为，税收公平原则是近代平等性的政治和宪法原则在税收法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至于何谓公平，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的认识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 在抛弃绝对公平地按人头或其他定额标准征税的主张后，税收学界对公平原则的理解主要有两派，一为受益说，一为负担能力说。 在受益说中，水平公平是指凡自政府得到相同利益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垂直公平是指凡自政府所得利益不同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 负担能力说的代表人是穆勒和皮古，他们引入相对牺牲的概念，认为凡具有相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这个观点被税法学界和税收立法者引进税法的观念中，并发展成税法上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课税原则。 所谓税收负担能力，是指各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其基础有所得、财产和消费三种。 四、税收效率原则 在一般含义上，税收效率原则所要求的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 税收的行政效率可以从征税费用和纳税费用方面来考察。 征税费用是指税务部门在征税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这些费用占所征税额的比重即为征税效率。征税效率的高低和税务人员本身的工作效率又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对不同的税种，其征税效率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纳税费用是纳税人依法办理纳税事务所发生的费用。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如将纳税申报的时间折算成货币，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又如，由于征税使纳税人忧虑不安，实际上付出了心理费用。因此，有人把纳税费用称为税收隐蔽费用。从数量方面看，穆斯格雷夫认为，纳税费用通常要大于征税费用。 税收的经济效率的主旨在于如何通过优化税制，尽可能地减少税收对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或者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学 者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 五、税收社会政策原则 税法的社会政策原则是指税法是国家用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基本手段之一，其实质就是税收的经济基本职能的法律原则化。 这一原则主要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才提出并随即为各国普遍奉行的税法基本原则。 社会政策原则确立以后，税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特别是税收公平主义原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如何衡量税收公平，不仅要看各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还要考虑社会全局和整体利益。社会政策原则的确定及其对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的影响，是税法基本原则在现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

『叁』 税收原则包括哪些

税收原则亦称"税制原则"。指导一国税制建立、发展和制定税收政策的准则或规范。综合各派思想，一般认为税收原则应当包括：①税收财政原则。在保证国家的财政需要的同时，要兼顾纳税人的负担能力，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②公平税负原则。以公正、平等为目标,通过税收调节，实现合理负担，鼓励平等竞争。③税收效率原则。以增进资源有效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为目标, 体现国家产业政策，充分发挥税收对经济增长的激励作用。④税务行政原则。要求税法简明易懂,征管简便严密;节时省费。⑤税收主权原则。保障国家独立自主的征税权力，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

『肆』 香港的税务条例是怎么规定的

基本概念正确。报税和缴税是两回事儿，每家公司每年都必须要向香港税务局内报税容，至于是否要缴税，要视乎评税主任发出的评税表是否有应缴税项的利润 - "Assessable Profit"。核数师报告制度"Audit Report"和税率16.5%都是针对在香港注册的有限公司而设立的，如果你是独资公司，或者是合伙公司（非有限责任公司形式的团体），可不需要CPA（注册会计师）发出的核数报告，自行向税务局报税即可。独资或合伙公司的利得税按照标准税率来计算（也就是15%）。除此之外，独资或者合伙公司可选择将公司的利润汇入个人的综合税务评估之中"Personal assessment"，这样一来，可透过个人的林林总总免税额（个人免税额、子女免税额、父母免税额、等等）抵扣、减少其应缴的税款。
公司的整体运作不在香港，不一定能成为豁免香港税务的理由。税务事务其实是十分复杂的专业，应当咨询相关的专业人士（会计师、律师等），每年香港税务局都会变更、修订香港的税务准则"Inland Revenue Rules"，可向专业人士请教其细节。

『伍』 税务干部如何日常工作贯彻准则和条例

您好，建议您到会计人的网上家园和论坛学友们一起讨论哦。

『陆』 廉政准则与税务相关的心得体会

学习《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心得体会

《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是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倡廉建设科学化、规范化的重要标志，是促进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举措，是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的重要保证。为了深入贯彻执行《廉政准则》，在玉溪市地税系统掀起了学习《廉政准则》的热潮。通过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自己从思想上得到了升华，收获很大。下面，我就结合地税的部门实际谈谈我个人学习《廉政准则》的几点体会。

一、正确认识贯彻实施《廉政准则》的重大意义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过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不懈努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提供了重要保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之下，一些部门一些行业腐败现象屡禁不止，一些党员干部腐败行为屡屡发生，特别是一些中高级领导干部违法违纪犯罪令人触目惊心，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形象、干部队伍的形象，严重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严重损害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动摇了党的群众基础。据中纪委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接受信访举报131.8万件(次)，初步核实违纪线索14万件，立案11.5万件，结案10.2万件，处分10.7万人。通过查办案件，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44.4亿元。

上述这些数字，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反对腐败的坚强决心，切实增强了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么多的违纪违法案件和消极腐败现象易发多发，表明了现有的反腐倡廉制度还不健全，还存在不少漏洞和缺陷。一是一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还存在制度空白，有些问题存在已久，但解决问题的制度没有及时建立，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二是一些制度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过于原则宽泛，缺少具体实施措施;三是一些制度缺乏系统性和配套性，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四是不少制度没有得到很好执行，存在着重制定、轻执行现象。

正因为如此，中央在1997年3月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试行)》基础之上，总结实践经验，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修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成就了又一部高质量、高层次的党内反腐倡廉法规。与试行了13年的《廉政准则(试行)》相比较，去掉“试行”二字过后的《廉政准则》，从14条增加到了18条，由“30不准”增加到“52不准”，不仅内容和篇幅大大增加，而且新的《廉政准则》显得的更细致，涵盖面更广，将党员干部的工作、生活以及涉及廉政的各个方面几乎纳入规范范畴，以更加完善、规范的要求，适应了新的形势需要。

二、结合地税部门实际，贯彻实施《廉政准则》

地税部门作为重要的执法单位，直接面对广大纳税人，联系各行各业，服务千家万户，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近年来，全市地税系统始终坚持把促进各级领导干部廉洁从政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紧密结合地税工作实际，加强教育，健全制度，强化监督，提高了各级领导干部的廉洁从政意识。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当前少数领导干部的廉洁意识不强，主动防范风险意识还不够，尤其近两年地税系统发生的违纪违法案件发案主体都是县局局长，系统内在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贯彻实施《廉政准则》,有利于强化地税部门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的意识,有利于进一步解决地税部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方面的突出问题,有利于广大地税干部规范运用“两权”的意识和行为，对于保证地税部门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进一步提高地税系统管党治党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要将《廉政准则》的各项要求贯彻落实到位，我认为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强化教育，构筑“防火墙”。地税部门要自觉把学习宣传《廉政准则》同党性党风党纪教育结合起来，同干部管理、机关作风建设结合起来，同业务工作结合起来，切实增强宣传教育实效。要以宗旨教育、理想信念教育为基础，以作风教育和廉政勤政教育为重点，以廉政勤政先进典型为榜样，以违纪违法案例为反面教材，将反腐倡廉教育贯穿于党员干部培养、选拔、管理、使用的全过程。要把《廉政准则》纳入各级党组中心组学习计划，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要内容，通过形式多样、扎实有效的教育，使党员领导干部加深对党员行为规范和禁止性要求的认识理解，准确掌握《廉政准则》中8个方面“禁止”、52个“不准”的具体规定，明确不能为、不可为的界限范围，从而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筑牢廉洁从政、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廉政建设的强大动力。

(二)完善制度，牢固“高压线”。《廉政准则》是规范党员领导干部从政行为的重要基础性党内法规，对于保证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形成用制度规范从政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管人的有效机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我们要把健全《廉政准则》的配套制度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落实惩防体系工作规划有机结合起来，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重要岗位，大力推进制度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于教育、监督、预防、惩治等各个环节，为抓好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提供制度保障。

(三)内外共建，缜密“监督网”。《廉政准则》所规定的八个方面的禁止和52条不准在贯彻执行过程中，还必须打造缜密的、多层次的监督网络，必须提高内外人员参与度。一是扩宽监督渠道。对外编制廉政"监督网"，充分发挥网络的优越性，强化社会监督，打开权力监督新局面;继续在各界聘请廉政特邀监察员，加大地税纪检监察工作监督力度;发放民主评议调查问卷，向社会公布行风廉政监督举报电话。多管齐下，把权力运行放置于各方关注下，让腐败行为无处遁迹。二是加强重点监督。围绕领导班子、部门负责人及人、财、物等关键岗位和重点环节进行不间断的检查，加大预防力度。三是积极探索新监督机制。要积极探索对干部八小时以外“社交圈”、“生活圈”的监督机制，积极开展自查、互查活动，及时纠正各种道德上的各种偏差，将贪念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解决在萌牙状态，要及时提醒、督促整改，切实做到关口前移，预防在先。

『柒』 谈谈对税务会计的认识

税务会计的基本职能是对纳税人应纳税款的形成、申报、缴纳进行反映和监督。税务会计要对纳税人的纳税义务及其缴纳情况进行记录、计算、汇总，并编制出纳税申报表；税务会计要对纳税人纳税义务及其缴纳情况，进行控制、检查，并对违法行为加以纠正和制裁。这种反映和监督，只能在作为纳税人的企业单位里进行，并由纳税人的会计人员去实施。企业税务会计需要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通过事先筹划，合理安排公司筹资、投资、经营、利润分配等财务活动，针对采购、生产经营以及内部核算等进行合理决策，利用国家法规积极税务筹划，同时通过软件产品与国家涉税系统进行信息传递与要素延续，对企业经营过程涉及的诸多税种（增值税、所得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出口退税等）进行业务处理，既可准确核算各种应纳税金进行申报纳税，提高财税人员工作效率，也可对企业账务、票证、经营、核算、纳税情况进行评估，更好帮助企业正确执行国家税务政策，进行整体经营筹划及纳税风险防范，为企业管理决策献计献策，为创利打下坚实基础。在既保证企业完成利税义务增加自身“造血”能力，降低税收负担，也提高了税后利润，实现自身的持续健康发展。

『捌』 谈谈你对税法基本原则的认识

一、税法的基本原则概述
所谓税法的基本原则，是指一国调整税收关系的基本规律的抽象和概括，是贯穿税法的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全过程的具有普遍性指导意义的法律准则。
二、税收法定原则
税收法定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法律原则，它是民主和法治原则等现代宪法原则在税法上的体现，对保障人权、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益举足轻重。正因为如此，各国宪法一般也多对其加以规定。我国宪法既未对财政税收制度作专门的规定，也未对税收立法权作专门的规定，仅是在公民的基本义务方面规定“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故而税收法定主义在宪法上未得到明确的肯定。
税收法定原则的内容，国内学者一般认为由以下三项具体原则组成：
1．课税要素法定原则。
2．课税要素明确原则。
3．征税合法性原则。
三、税收公平原则
在现代各国的税收法律关系中，纳税人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税收负担在国民之间的分配也必须公平合理。有学者认为，税收公平原则是近代平等性的政治和宪法原则在税收法律制度中的具体体现。至于何谓公平，不同历史时期的学者的认识也是处于不断发展之中的。
在抛弃绝对公平地按人头或其他定额标准征税的主张后，税收学界对公平原则的理解主要有两派，一为受益说，一为负担能力说。
在受益说中，水平公平是指凡自政府得到相同利益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垂直公平是指凡自政府所得利益不同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
负担能力说的代表人是穆勒和皮古，他们引入相对牺牲的概念，认为凡具有相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相同的税收，不同纳税能力者应负担不同的税收。这个观点被税法学界和税收立法者引进税法的观念中，并发展成税法上体现税收公平原则的量能课税原则。
所谓税收负担能力，是指各纳税人的经济负担能力，其基础有所得、财产和消费三种。
四、税收效率原则
在一般含义上，税收效率原则所要求的以最小的费用获取最大的税收收入，并利用税收的经济调控作用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或者最大限度地减轻税收对经济发展的妨碍。它包括税收行政效率和税收经济效率两个方面。
税收的行政效率可以从征税费用和纳税费用方面来考察。
征税费用是指税务部门在征税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费用。这些费用占所征税额的比重即为征税效率。征税效率的高低和税务人员本身的工作效率又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对不同的税种，其征税效率也会存在很大的差异。
纳税费用是纳税人依法办理纳税事务所发生的费用。相对于征税费用，纳税费用的计算比较困难，如将纳税申报的时间折算成货币，这本身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又如，由于征税使纳税人忧虑不安，实际上付出了心理费用。因此，有人把纳税费用称为税收隐蔽费用。从数量方面看，穆斯格雷夫认为，纳税费用通常要大于征税费用。
税收的经济效率的主旨在于如何通过优化税制，尽可能地减少税收对社会经济的不良影响，或者最大程度地促进社会经济良性发展。处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经济体制背景下的学 者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答案。
五、税收社会政策原则
税法的社会政策原则是指税法是国家用以推行各种社会政策，主要是经济政策的最重要的基本手段之一，其实质就是税收的经济基本职能的法律原则化。
这一原则主要是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才提出并随即为各国普遍奉行的税法基本原则。
社会政策原则确立以后，税法的其他基本原则，特别是税收公平主义原则，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制约和影响。如何衡量税收公平，不仅要看各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还要考虑社会全局和整体利益。社会政策原则的确定及其对税收公平主义原则的影响，是税法基本原则在现代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之一。

『玖』 运用税收相关知识谈谈你对我国贯彻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认识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论坛综述
2014年1月10日，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北京大学税收法治建设研究基地主办，北京大学财经法研究中心承办的“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论坛在北京大学法学院凯原楼307会议室成功召开。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张永志副主任，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李三江司长、靳万军副司长、张学瑞副巡视员，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李万甫所长等政府官员，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沈岿副院长，北京大学法学院刘剑文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远教授、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贾绍华所长、《中国税务报》刘佐总编辑、华东政法大学陈少英教授、武汉大学熊伟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朱大旗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施正文教授等学者，北京市、四川省、河南省、湖北省、陕西省等地的税务系统工作人员，普华永道、华税、天驰、国枫凯文等会计师事务所或律所合伙人，共计60余位专家参与了本次论坛。《法制日报》、《法制晚报》、《中国税务报》等多家媒体对论坛进行了报道。

论坛开幕式由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张学瑞副巡视员主持，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李三江司长、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刘剑文会长先后致辞。李三江司长对论坛提出三点倡导：第一，鼓励畅所欲言；第二，理论联系实践；第三，具有问题意识。刘剑文会长强调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关键在于：第一，树立法治思维。所谓税收立法“成熟一个、出台一个”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可能会延缓税收法定的改革进程。第二，摆正立法与改革的关系。税收立法不仅能够确认已有的改革成果，而且能够推动和引导税收改革，它是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平台，也是化解中国当前诸多社会矛盾的平台。

一、税收法定原则的基石性地位及其理解

与会专家就税收法定原则的准确理解达成了相当的一致意见，以期厘清当前存在的一些误解。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原主任俞光远教授认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在中央文件中提出“税收法定原则”，这对促进依法治国、依法理财具有历史性价值。第一，必须尽快健全、完备税法体系，提高税法的系统性、科学性、协调性和开放性。第二，将税收法定原则及基本税收管理体制、保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等内容写入《宪法》。第三，在《税收征收管理法》中专设一章“纳税人权利保护”。第四，发挥立法机关在税收立法中的主导作用，将现存的诸多税收行政条例上升为法律。第五，将财税法设置为一个独立的立法系统。

武汉大学法学院熊伟教授指出：第一,重视税收法定原则中“课税要素明确”的要求。若课税要素不明确，实际上构成了一把“双刃剑”，不仅不利于纳税人依法纳税，也不利于税务机关依法征税。第二，处理好各个层级的立法文件的“度”。即明确税收实施条例、税收实施细则各自能够规定什么，确定税法解释的具体方法和限度。第三，立足于税收法定原则的大背景，反思反避税问题。税务机关应当适当转变执法思维，在征税问题上保持一定的容忍度，严格地依据法律征税。第四，促进税收执法的公开透明，以倒逼税务机关提高其执法的公正度、能力和水平。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陈少英教授认为：税收法定原则最深刻的内涵在于限制政府征税权、保护纳税人财产权。在具体操作层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须编排税收立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作为一个以商品税为主的国家，我国在商品税方面的立法却非常欠缺，故在“营改增”改革中，应大力推动增值税立法，并通过“价税分离”，增强纳税人意识，从而在实现增值税的经济功能的同时实现其政治功能。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朱大旗教授提出：第一，税收法定原则的涵义是经过人大代表的同意以及纳税人的立法参与，控制国家征税权；并借助税收法律的安定性、规范性、可预测性，保障纳税人的财产权、生存权、发展权、生产经营自主权、人生规划自由权等。第二，加快税收立法的步伐。要改变立法机关力量薄弱的现状，应当优化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知识、年龄结构，增强立法人员的立法能力。第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以在形式上制定税收法律为已足，还应保证税收法律在内容上对基本课税要素等进行具体、明确、完备的规定，改善立法质量。第四，建立对税收规范性文件的司法审查和对税收法律的违宪审查机制，在“形式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实质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施正文教授认为：一方面，应充分认识税收法定原则的崇高地位。它是税法领域最高原则，并对一个国家的法治、人权保障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应正确理解税收法定原则的基本内涵。税收法定原则之“法”既包括对税收实体要素和基本的税收程序要素的规定，又要求税务机关严格地实施和执行税法。在立法上，关注税法的可实施性，改变过去立法“宜粗不宜细”的做法；在执法上，转变按照计划或任务征税的思路，以税收法律作为征税的唯一依据；在司法上，发挥税收救济的功能，改革税收司法制度。

二、我国税收立法现状的剖析和反思

与会专家基于国家治理的整体视角，解读了税收法定原则在我国实践中的演绎情况。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贾绍华所长认为：《决定》中“国家治理”的提法彰显了政府运作方式上的重大转型，关系到国家的“常治”和“久安”。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顶层设计主要包含三个指导思想，即税种的法定、课税要素的法定、征收管理程序和技术的法定。只有满足上述要求，才能奠定政府征税行为的正当性，提高政府的治税能力，发挥税收作为一种国家治理途径的作用。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周序中教授将《决定》中对税收法定原则的明确承认视作“起始之元年”，是我国二十多年来税制改革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在当前的改革深水区、矛盾激化期，财税法治建设突显了“法律”的价值，能够合理地划分私主体和公主体的财产界限，关乎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欲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就一定要树立税法权威，在税法的表现形式、实行和运用上多下功夫，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税法的笼子中。

普华永道合伙人梅杞成结合自身实务经验，把中国税法实践中的问题总结为五个特征：一是很多领域本应当有法，却没有法。二是很多领域有法，却不公平。三是很多领域有法，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理解不一致，各地执行的差别非常大。四是很多领域有法，却不依法执行。五是很多领域纳税人有权利，却不敢行使这些权利，导致纳税人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

扬州税务干部进修学院李登喜教授认为：税收法治之治实际上是一种“共治”，故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能仅停留在立法层面。一方面应当构建科学的税法解释体系、健全税法解释方法，在与纳税人权利息息相关的规则解释上，对行政机关的解释权进行适当限制，防止税收执法裁量权的错用和乱用。另一方面，应当建立标准化案例税法，也即税法领域的案例指导制度，通过税法的实践探索来引导税法的理论研究。

北京大学法学院张守文教授指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是财税法学界和实务界已形成的共识，也是一个永恒的研究主题。从《立法法》第8条到1985年税收授权立法决定、税制改革试点模式，都与税收法定原则存在着紧密的关联。纵观我国改革开放的历程，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都未在财税改革上多作着墨，因此，此番《决定》中对“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完善税收立法”等诸多财税问题的明确表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三、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顶层设计与可行路径

与会专家从税收立法、执法、守法、执法、监督、遵从等多个角度，对税收法定原则的宏观及微观路径提出了一系列建议。

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委法案室张永志副主任认为：站在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高度，“治理”的典型特征是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和合作，税收法治也正是置于这个大背景下才能更深刻地理解。税收法定原则意味着，一是树立法定理念，充分挖掘税收法定原则蕴含着的民主、法治和人权的精神。二是完善法律制度，通过法律制度的设计来确认和体现税收法定原则。三是落实立法规划，改进立法程序，保证税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适应性。

来自各地税务部门的实务人员阐述了自己对税收法定原则的看法。河南省国家税务局常新友副处长认为，应提高税收立法的协调性和统一性，处理好法律与法律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改革与立法、经济与法治之间的关系。北京市地方税务局施宏处长反思了我国税收法定实践，在立法层面，人大没有尽到税收立法授权之后的监督职责，纳税人参与税收法律制定的程度不足；在执法层面，税务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存在一定的失控；在司法层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均未启动税法领域的司法解释，税收案例的数量较少。四川省地方税务局李青处长指出，税务机关不能将完成征税指标作为唯一的工作导向，而必须依法征收。如果不实行税收法定，就会使税务执法的随意性非常大，既导致收了不该收的税、损害了纳税人的利益，也导致该收的税没有收、损害了国家的利益。陕西省国家税务局张岳文副处长认为，我国税收领域的现状是法律理想难以与现实相衔接，引发法律的“脱节”。一方面需要考虑共时性与历时性的结合，使税收法律制度更加接中国本土的地气；另一方面需要促进立法、执法、司法层面的相互跟进。

来自律师事务所的专家交流了自己办理税务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的实务经验，重点提出了关于税法解释的一些体会。天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王家本认为，税法应当对课税要素进行相对明确、详细的规定，增加法律中的严格性规则，不宜给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和税法解释权留有过大的余地。华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天永同样认为，根据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行政解释不能适用扩大解释的方法，才能保证税法的权威性、促进税法的确定性。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李荣法指出，行政机关的税法解释有存在的必要性，但应当确立“禁止扩大”以及“尊重本意”等两项解释原则。建议将“税收征收管理法”分为纳税服务、涉税建设、涉税处罚三大部分，转变“轻服务、重管理”的态度，推动税务机关与纳税人间的相互信赖，强化违反税法的责任和处罚力度。

四、税收法定原则与税收法治的前景展望

税法学者和实务工作者围绕着税收法定入宪、税收授权立法、税法的本土化思路等深层次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展望了我国税收法治可以依循的前进方略。

《中国税务报》刘佐总编辑提出：税收法定原则并非资产阶级所固有，而是一种在世界范围内都被普遍遵循和认可的基本原则，是现代国家保护人权的必由之路，故我国有必要将税收法定原则上升到《宪法》的高度。同时，面对复杂的国情现实，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应当区分轻重缓急，兼具短期、中期和长期的规划。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张学瑞副巡视员认为：从《决定》的布局安排看，税收法定原则被定位为民主建设中的大事情，它牵涉到人民主权、政治体制改革，关系到扩大民主和加强法治。税收立法应当回应现实需要、回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回应老百姓的愿望，还应当确立阶段性的任务，结合我国的国情、社情和税情，制定具体的时间表。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傅红伟处长指出：税收法定原则是一项国际规则，也已经在我国全社会上下形成共识，下一步的重点就在于如何让税收法定原则落到具体工作当中。税收法定原则的中国路径被视为一个系统性工程，需要全国人大、国务院、税务机关等多个机关相互合作，共同作出努力。

湖南省税务干部学校何小王教授针对我国诸多税收规范性文件突破、超越权限的现象，提出税收规范性文件的授权依据应当具体化，并引入外部的授权立法监督机制，形成全社会的监督体系。另外，既然旨在保护人身权的刑法中明确了“禁止类推适用”原则，那么，旨在保护财产权的税法也可以考虑确立相近的原则，禁止税法领域的类推和比照适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丁一副教授介绍了德国有关税收授权立法的学理和实践，阐释了其对于我国处理税收授权立法现象的启发，提出在税收授权立法问题上，需要将立法机关的强大、行政机关的谦抑、司法机关的补足这三者密切结合。我们不能单纯地肯定或否定授权立法，税收授权立法应当有所为而有所不为，一个必须坚持的底线是，重要的课税要素应当严格地由狭义法律进行规定。

五、闭幕总结

闭幕式上，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靳万军副司长肯定了本次论坛的成果，指出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具有长期性、持续性和不断改进性，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我们从意识与理念、体制建设与机制创新等维度着手，将税收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多个环节协同并举，以共同实现税收法治的目标。

中国财税法学研究会刘剑文会长重申，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固然应考虑中国国情，但这项原则的价值是不容置疑的。回到《决定》的本意上来，“落实税收法定原则”中的“法”只能指狭义的法律。税收法定原则的主旨在于保护纳税人权利、限制公权力，落实路径是在5-10年的时间里，将所有的税收行政法规都上升为税收法律，且应为“良法善治”。唯有如此，中国的法治建设才能进步，民富国强的治国目标才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