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制定生态补偿条例

A.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体系构建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是指调整与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有关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规范制度的总和。从其性质上来讲，属于环境资源法律体系的部分。我国现行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法律体系缺乏内在的协调性和合理性，缺乏整体的系统性和规范性，内容上也很不完善，因此需要进行系统的重构和完善。

一、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构建以宪法为依据、以环境保护法和自然资源法为主体、以单行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统一而科学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体系，是健全和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的重要内容。在实践中，应以可持续发展理念为指导，以我国的宪法为依据，以现行环境法律法规为基础，比较借鉴国外循环经济立法经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善我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应当把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作为国家的一项基本职责加以规定，把实施科学发展作为基本国策加以规定，把公民的基本环境与生态权利及义务加以规定，从而为水土保持制度奠定宪法基础和赋予最高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地位提升到由全国人大制定，并上升到环境基本法，在基本法中把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原则、目的等以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明确公民的具体环境与生态权利和义务、对涉及水土保持的行政管理部门职责、纠纷的处理机制、法律责任等做出原则性规定。把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和生态效益补偿制度确立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将生态环境补偿制度上升为环境保护法基本制度的范畴，使国家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法制化。

相关环境保护法律制度

修改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对于已确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要进一步具体化、完善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对其他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增加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内容，尤其是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要融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环境影响评价能解决和满足水土保持生态补偿融入环境保护实践所需各种条件，又具备独特优势和便利。”修改某些环境保护标准，在对水土资源系统生态服务功能的指标、监测手段、计量技术、补偿标准等方面的研究取得进展，对水土资源系统生态服务功能损益的数量化标准较为统一后，修改环境保护标准中的某些环境质量标准，为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顺利开展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相关自然资源法律制度

资源产权界定是建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的基础。要对占有和利用资源的权利进行初始分配，从而确定谁应该负有补偿的责任，谁应该具有被补偿的权利。要进一步完善资源产权制度，建立以市场机制为主导的资源价格制度，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资源定价机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的补偿标准制度。改革现行的资源税、费制度。重新界定资源税、费的内涵和调节重点，增加生态价值补偿功能；加强补偿费的征收与管理工作，从其中获得的税费收入直接形成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基金，用于水土保持建设。完善《土地复垦条例》，明确企业、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当地居民等利益相关者在复垦中的权利与义务，借鉴美、德“复垦专项基金制度”，设立复垦专项基金。

配套法规、规章制度

“配套法规”指的是根据法律规定要求制定的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规章、技术规范和标准、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总称。配套法规是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制定配套法规是立法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法律有效实施的一个前提。现行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很多重要的配套法规迟迟没有出台，导致了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的运行。

——制定完善地方性法规。由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制定出台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地方性法规。

——制定完善行政法规。由国务院根据全国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情况出台《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若干政策措施的规定（或指导意见）》。

——制定完善地方规章。由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较大市政府根据国家法律、地方性法规出台具体的实施办法。

——制定完善行政规章。国务院各部门以补偿相关法律为依据，以法律赋予的职责为依据，以《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若干政策措施的规定（或指导意见）》为指导出台具体的管理规定，指导部门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工作的顺利实施。

二、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法律制度内容

（一）补偿主体

主要包括下游对上游的补偿、生态受益区对生态保护和建设区的补偿、资源使用者对资源所有者和资源开发受害方的补偿等。有些补偿主体是比较明确和具体的，如矿产资源、水能开发的开发商、消费者及资源开发影响区、确定的受支援地区与支援地区；有些补偿主体和受益程度是不明确、不具体的，如上游与下游、生态保护区与受益区。由于补偿主体（补偿方与被补偿方）明确与否不同，建立和实施补偿的方式、时间和步骤也不相同。

（二）补偿标准

包括充分补偿和必要补偿。从经济学角度来讲，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中的充分补偿是指补偿的价值至少不得低于由于水土流失和生态环境恶化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或为防治水土流失而采取水土保持措施所必须的费用。据中国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科学考察专题研究初步成果，全国因水土流失造成的经济损失，2000年为1887亿元，全国水土保持措施的生态服务价值2004年达4.8617万亿元，可见水土资源损失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巨大的；水土保持的生态服务价值也是巨大的；但实际上，由于环境破坏所带来的经济损失很难直接、准确地计算，充分补偿难以做到，因此，从实际情况来看，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包括其他补偿都适宜采取必要补偿的标准，具体的补偿数额要根据支付能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多种因素综合考虑。

（三）补偿方式

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方式包括政策补偿、资金补偿、实物补偿、智力与技术补偿等政策补偿主要是对特殊的区域，如水土流失严重地区、老少边穷地区、革命老区实施特殊的优惠政策，包括税赋优惠政策，拍卖等政策；资金补偿主要有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项目支持、征收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税（费）用于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保护；实物补偿主要是对农户实施水土保持或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如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免耕、坡改梯后造成的损失进行物质上的补偿，如粮食补贴、化肥、除草剂以及机械设备等物质补偿；智力与技术补偿则是对水土保持措施实施后，组织技术人员推广配套知识和应用技术，如舍饲圈养、水土保持耕作措施等。

（四）补偿原则

受益主体明确的，按照“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对受益者征收水土保持生态补偿专项基金，用于水土流失治理。对有明确的受益载体的上下游或区域间实施直接补偿。无明确受益载体的，通过政府强制征收税费等方式，运用财政转移支付实现补偿，支持治理区水土保持生态建设。目前，以财政转移支付形式应用较多，补偿方式较为单一，国家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由于补偿主体不明确，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来激励水土保持和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

三、创新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律制度

（一）制定《生态补偿法》及《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

考虑到法律出台的程序性和生态补偿工作的急需，建议分三步走：首先，在法规正式出台前，急需出台《国务院关于生态补偿若干政策措施的规定（或指导意见）》；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台《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条例》；在相关条件成熟时，出台《水土保持生态补偿法》。在法律中明确补偿主体受益人、自然生态（作为资产状态的资源与生态）、社会（作为资源生态载体的区域）；补偿对象为受到损害或者威胁的主体，包括资源与生态本身、企业等；补偿资金来源以及补偿模式等。

（二）建立水土流失生态风险基金制度

比如矿产资源的开发使得矿区以至更大范围面临水土流失和生态破坏风险，有些风险是无法预测的，也是矿产资源的开发者根本无力承受的。这时，这种风险必然转化为一种由政府和社会承受的风险。建立水土流失生态风险基金可以防患于未然。风险基金来源于矿产资源开发者、地方财政收入或专项资金以及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等；其使用应有严格的条件限制，主要适用于预防无法预测的水土流失生态风险，由于不可抗力原因导致的生态风险损失；使用的范围应限定为矿产资源开发者没有能力承担的部分。

（三）建立补救性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

有些开发建设项目的可行性方案，需要先期进行环境影响评价。通过环境影响评价可以明确资源开发项目面临哪些生态环境风险，需要有哪些水土保持的治理项目。为此，开发者根据发展生态环境规划、项目所处环境区域的状况、环境影响评价对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建立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用于资源开发过程对环境污染和破坏的治理与恢复。

四、完善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法律责任体系

（一）建立与行政奖惩挂钩的行政责任体系

进一步完善政府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明确规定政府具体的环境保护目标及其评价指标体系、评价办法，以及未达到环境保护目标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特别是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法律责任。通过完善立法，明确规定法律责任，并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有效约束政府各种滥用权力的行为，促使政府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为环境行政执法营造良好的宏观环境。通过完善立法，明确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政府其他工作部门的关系以及各自的分工和权限，确立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环境行政执法体系中的主体地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拥有法律法规规定的监督管理职权，政府和其他工作部门不得干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具体案件的查处，同时政府及其他工作部门必须密切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工作，否则要承担法律责任。要建立健全环境行政执法的责任追究机制，扩大社会监督的有效途径。在继续落实和完善现行的行政处罚听证和复议制度、环境稽查制度的基础上，我国还应当在法律中规定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强化环境行政执法的司法监督。通过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广泛赋予社会公众出于环境保护的公益目的提起诉讼的主体资格，尤其是针对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不作为和消极作为的公益诉讼，从而将这些环境行政违法行为置于司法监督之下。

（二）建立基于公民生态权利的民事责任体系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规定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返还财产，恢复原状，修理、重作、更换，赔偿损失，支付违约金，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等十种承担民事责任的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一条还规定“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等其他的环境保护法律法规中也都有类似规定。由于水土流失而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因此，即使适用于一般侵权行为的责任形式，也未必适用于承担环境民事责任的方式。如返还财产虽然是普遍适用的侵权民事责任方式，但是，它一般是指不法行为人应按照所有人的要求返还其非法占有的财产，且财产的原物依然存在。显然这不适合作为环境侵权的民事责任方式，因为环境侵权的受害人并不是其财产遭到侵占，而是其身体或财产受到污染和侵害。此外，修理、重做、更换和支付违约金是典型的合同民事责任方式，也不适用于环境侵权。结合有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司法实践，并按照其是否具有积极性防治功能的性质，我们把民事责任归于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以及赔偿损失。

（三）加大处罚力度，强化刑事责任

我国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始终得不到很好解决的一个关键就是处罚力度太轻，对破坏行为不能形成威慑力。因此要强化环境刑事责任，加大对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扩大环境责任主体承担环境刑事责任的范围，把环境犯罪的客体由对人身和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害扩大到对环境要素的生态价值破坏。完善199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六章第六节中有关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的规定。按水土保持生态补偿的要求，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立法完善，主要是完善其立法目的，要从保护生命、健康和财产安全转向包括生态系统的保护。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虽然将环境犯罪独立出来进行规定，但生态保护的指导思想并没有贯彻始终，这明显体现在环境犯罪的构成要件上。有些罪名注重保护的是人身和财产，对生态利益的损失没有纳入考虑的范围。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按犯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该罪的客观方面的必要条件是“严重的危害后果”，表现为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即该罪的结果要件只是人身和财产。这一规定反过来说明若没有人身伤亡和财产重大损失，即使造成了重大环境污染也不构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这与该罪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环境权益，包括清洁、舒适的环境权益和合理开发利用并可持续发展的环境资源保护权益等相违背的。还有一些罪名如非法处置进口固体废物罪、擅自进口固体废物罪、盗伐、滥伐林木罪等环境犯罪的规定也有类似的问题。所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主要是修改其立法目的。

我国现行的制度运行机制表现为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行政强制实施的特征。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激励机制，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基础的。在设计水土保持生态补偿制度的运行机制中应逐步转向行政强制与经济刺激相结合，并辅以行政指导机制和公众参与机制，充分利用市场配置资源的手段，从而为水土保持与社会经济的科学发展提供良法保障。

B. 生态补偿条例的介绍

生态补偿条例（Ecology compensation rul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Ordinance）是国家强制性要求对生态资源、环境开发、利用而必须补专偿、维护生态平衡的属法规。

C. 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如何建立

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尤如一把双刃剑，在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同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和破坏。 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是指对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造成的生态破坏进行赔偿和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恢复。完善的矿产资源生态补偿制度能够有效减少和遏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然而，我国矿产资源生态补偿虽已开展多年，却进展缓慢。 目前，我国矿山环境治理面临的问题包括矿山复垦率低，环境治理未纳入企业职责范围；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没有形成真正的法律制度；资金筹措欠缺良性运行机制，专项资金来源单一；环境治理和生态恢复所需资金没有纳入补偿费支出范围，且征收标准低；专项资金无法满足生态修复实际需求等。 对于如何建立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如何改变矿产资源生态补偿步履蹒跚局面，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胡振琪认为，随着《生态补偿条例》立法的启动，我国应当加快在矿产资源生态补偿领域立法和政策的统一。以《生态补偿条例》为核心，建立健全配套的法规体系。国家层面应分别制定《矿产资源生态补偿保证金管理办法》等单行立法及实施细则，地方也要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制定各地的实施办法，以使生态补偿实践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同时，由于我国行政管理机构设置中存在的按资源要素分工的部门管理模式，强化部门利益、弱化统一监管很容易出现部门分割，难以形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必须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矿山环境治理与生态恢复行政部门间的协调机制。 我国资源开发的历史特点决定了矿山生态环境的破坏既有历史的“旧账”，又有不断产生的“新账”。过去，矿山企业开采的利润都上缴国家，企业只负责生产。因此，过去企业产生的生态损害“旧账”要企业自己背负显然是不合理的。 胡振琪认为，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矿山生态损害应由国家作为补偿者承担补偿与修复责任。可以通过设立“废弃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基金”，逐步恢复治理过去计划经济条件下产生的矿山生态损害，实现对过去生态损害“旧账”的补偿与修复。基金的主要来源之一是向正在生产的矿山企业征收废弃矿山生态补偿费。根据相关研究，生态补偿费的标准应为吨矿售价的1％以下，其实质是由生产矿山主为当代和祖辈矿业开采所造成的生态损害历史“旧账”给予一定补偿或义务性赞助。同时，改革现行的矿山企业成本核算体制，将矿山企业的生态环境补偿与修复费用纳入矿山企业成本。在现行的矿山企业成本核算体制中，矿山企业的生态环境补偿与修复费没有纳入矿山企业成本，企业对破坏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成本没有内部化，不利于调动矿山企业的积极性，也不利于促进矿区生态环境的修复，应进行改革。 我国矿山多数位于偏僻山区，地理位置远离经济发展中心，整治出的土地商业价值相对不大。一些专家认为，为克服这一矛盾，可以考虑将矿山复垦与效益较高的建筑用地复垦或工业用地复垦进行同步销售，使复垦后开发土地的收益能够弥补矿山复垦的亏损。也就是探索矿山治理项目的资源化和市场化途径，建立煤矿区复垦和高效益复垦同步销售机制。

D. 森林生态补偿 谁受益谁补偿原则

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高度重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十二五”规划纲要就建立生态补偿机制问题作了专门阐述，要求研究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全国人大连续三年将建立生态补偿机制作为重点建议。2005年以来，国务院每年都将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列为年度工作要点，并于2010年将研究制定生态补偿条例列入立法计划。根据中央精神，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在大力实施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同时，积极探索生态补偿机制建设，在森林、草原、湿地、流域和水资源、矿产资源开发、海洋以及重点生态功能区等领域取得积极进展和初步成效，生态补偿机制建设迈出重要步伐。

E. 生态补偿条例的主要内容

生态补偿条例将明确实施生态环境补偿的基本原则、主要领域、补偿办法，确定相关利益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和保障措施，并以此为依据，进一步细化流域、森林、草原、湿地、矿产资源等各领域的实施细则。

F.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如何建立横向生态补偿体制和机制？
好的生态不是免费午餐
试想一下，如果四川水土流失严重，上海人将面对什么样的黄浦江？如果内蒙古沙尘四起，北京人还能见到纯净的天空吗？
“我们现在也注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绿色预算、核算等。这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其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它不仅关系环境本身，还事关决策。”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说。
如何在自然资源定价的基础上，通过跨区域的合作方式，从交易成本的角度解决共有自然资源的定价问题？在6月26日召开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主题论坛上，这是与会专家关心和讨论的话题。
“青山绿水”与“金山银山”需要生态补偿守护
今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科学确定生态保护者与生态受益者的权利和义务。加快形成生态损害者、赔偿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运行机制。在《意见》中也明确提出，要建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通过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实施补偿。
“生态补偿在中国不是新事物，已经研究跟实践差不多十多年的时间了。”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说，所谓“上游青山绿水饿肚皮，下游吃香喝辣要减肥”。长期以来，资源过度开发，生态系统退化严重，环境污染触目惊心，资源环境压力前所未有，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绿水青山要守住，金山银山要建设。”王金南认为，生态补偿机制是“青山绿水”保护者与“金山银山”受益者之间的利益调配机制。
2005年，中国出台“十一五”规划，首次提出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十二五”规划纲要则提出，设立国家生态补偿专项资金，推行资源型企业可持续发展准备金制度，加快制定实施生态补偿条例。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雨果有句名言，"地球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一个时机已经到来的想法"。”阿明说，“如果看一下环保领域，可以说生态补偿的理念已经成熟了，它的时代已经到来。”
在巴基斯坦，环保部门尝试把环境问题转化为经济问题，通过对环境退化进行成本核算。阿明举例说：“红树林是有价值的环境资源和资产。在印度洋海啸之后，许多红树林都受到了严重破坏。为此，我们建立了面向未来的红树林这样的合作项目，来研究红树林这样的自然资源真正的经济价值。”他还了解到，英国政府每年的年度预算都有绿色预算，也就是跟环境相关的预算，研究哪些自然资产是需要考虑的、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并对成本和效益进行对比和计算。“关键是如何将这种理念和实践在发展中国家变为主流。”
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有差距
如何以最低的资源、环境成本确保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将资源、环境成本纳入各项经济分析和决策过程，改变过去无偿使用自然，并将环境成本转嫁给社会的做法，这绝非易事。
“生态补偿这一问题讨论了很多年，说来容易却做起来难。”王金南表示，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财政转移支付或市场交易等方式，对生态保护者给予合理补偿，是明确界定生态保护者与受益者权利义务、使生态保护经济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制度。
王金南表示，目前，我们国家要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必须关注为什么要补、谁补谁、补多少、怎么补、资金从哪儿来、效果如何等六大环节。“生态补偿目前存在管理多元化、政策碎片化，责任主体、分工不明确，管理交叉等问题。”他坦言，中国生态补偿与公众期待还是有差距。目前，中国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和资金已达到相当规模，但一些政策未进行梳理与整合，导致现有的各类生态保护补偿政策存在交叉或重复现象，对生态保护的引导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我试着想找到过去十年市场在生态补偿中扮演的角色，然而遗憾的是并没有看到。”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说，就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机制来说，目前中国呈现双重市场失灵的特征，因此必须建立生态补偿的市场，并且保证它高效、正常的运转。
市场与政府须“双轮驱动”
“云南的抚仙湖有超过200亿立方米的蓄水量，其市场价值却少得可怜，使用价值也很低。但是另一方面，它的存在价值却很大，中国不能失去这样大规模的高质量湖泊。要保住这样的湖泊，政府必须作为。”齐晔认为，市场本身并非生态补偿最重要的工具，政府在资源分配方面，更应该扮演好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公平的角色。
齐晔表示，在推动生态补偿过程中，要注意层次分明，让市场有所作为，还要让政府发挥其能力、承担起责任；需要设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政府的角色是创造市场，并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在王金南看来，在生态补偿上，我国应建立市场补偿机制和政府补偿机制的“双轮驱动”机制。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存在一些问题，如管理多样化、重复补偿等现象，政策没有形成长效机制等。他建议，今后要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王金南建议，继续加大对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补偿力度，逐步提高其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效果评估制度，完善生态保护补偿绩效考核机制；对于一些重大工程，建议适当整合渠道并将补助期限延长，确保相关居民顺利转产。
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说，应当通过市场机制补偿生态发展，通过国家、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实现生态补偿长效性。
“国家关于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四种不同的补偿方式：资金补助，产业转移，人才培训，还有共建园区。可能某些专家认为，从制度上建设来看，这样一种补偿很难实现一体化。但是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完全机制化的补偿办法还在形成过程中，在此情况下，我想采取多样化的办法，体现补偿的要求也有一定的作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尹艳林说。
给公众一个深入自然的理由
中国气象报记者 赵晓妮 杨春竹 通讯员曾居仁
6月底的贵阳花溪国家城市湿地公园一派绿意，风一吹，云和水都在动。
“我们要给公众一个理由，让公众理解为什么要去自然，为什么要去森林，为什么要去湿地。”
在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2015年年会上，北京林学会副理事长王小平表示，需要挖掘生态保护和治理的价值，提高公众参与度，“挖掘、保护、恢复和发展”。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教授、韩国生态旅游协会会长金星一亦有同感。讲起韩国的恢复森林政策，金星一认为有三个因素保证该政策的成功实施，首先便是强有力的领导，“历届总统都非常支持森林恢复，将水资源、森林资源保护作为政府优先的任务”；其次是在经济方面的协同增效，让所有资源都能够参与进去；第三是新村运动，“就是老少参与，所有人皆是其中的一员，实现环保和节能”。
当然，生态治理并非易事，比如太和江的恢复就经历了艰难历程。太和江横穿蔚山市，而蔚山是韩国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从1960年到2000年，城市以惊人的速度扩张，到2000年出现了很多工业园，人口急速增长，经济发展迅猛。
“但城市发展是有代价的，那里的河流已经变成了死河。”金星一说，“于是他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恢复，我曾与一个官员聊天，他说他们投入了10亿美元进行修复和改造。”
2002年，蔚山市开始治理太和江，首先截污阻排，阻断污水流入太和江，疏浚8.8公里的淤泥带，拆除混凝土河堤，建成绿色堤岸，征收河两岸44万平方米土地，建成了沿江步行道、足球场、公园和自行车路。除了巨额资金，金星一认为，公众参与是推动太和江恢复成功的关键，公众负责清洁、植树、运营等。“现在我们看到鸟和鱼又回来了，人们甚至在太和江里举办游泳比赛。”他颇为感慨，“一条死河变成游泳举办地，成为最富饶的候鸟聚集地，十分不易。”
“从机制和体制上我们能做什么呢？比如说绿色义工的组织、绿色假期、绿色志愿者等，这些活动由谁组织？”王小平提出，在倡导公众参与这方面，专业的协会组织在凝聚共识、聚合力量和行动方面不能缺席，要让专业的人去干专业的事情。
王小平说：“我们不能抱怨说，我们的森林这么好，为什公众不来。实际上，城市长大的孩子对森林有恐惧心理。今年通过森林大篷车进城市公园活动，可以帮助孩子和家长去学习和理解。另外，在法律层面，我们去年发起了一个中小学生课外活动的计划，要求中小学生每年要有百分之十的时间与自然相关。”他认为，除了不断完善体制机制，应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为公众提供便利，顺势引导，让大家感受到“我应该到大自然中去”。
专家畅谈：生态补偿应注重资源整合
中国气象报记者杨春竹 张静
在以“绿色政策工作坊—横向生态补偿的体制机制”为主题的生态论坛上，巴基斯坦环境保护部原部长阿明，艾卡特环境与投资集团主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委会专家约翰·福格齐,清华大学—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齐晔，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院助理教授萨雅吉·博斯，哥斯达黎加火山山脉发展基金会理事长菲利普·卡拉佐，全球环境基金主席石井菜穗子等嘉宾展开对话。
“生态补偿不仅事关环境本身，也事关各行各业的决策。”阿明认为，现在对于生态补偿有不同的说法，比如说自然、资本、生态补偿以及生态服务定价或者是绿色预算、核算这样一些概念有一个共同点，基本的理念就是环境是有成本的，并且应该把它加入主流的决策过程。他是从政治角度来看生态补偿的，这需要可行的绿色增长目标，需要重视环境，更需要谨慎保护环境，而不是出卖环境。
约翰·福格齐强调，中国是一个人口流动非常大的国家，因此必须有更好的稳定性、可持续性，这样才可以保护环境，同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齐晔针对中国在生态补偿方面出现的双重的市场失灵这一问题开出的药方是，要有一个市场，并保证它高效、正常运转。同时，政府必须作为，要让市场发挥作为，要建立机制，让不同的区域形成协同效应，保证市场能够扮演其公平、恰当的角色，特别是在资源分配方面。
萨雅吉·博斯谈到生态补偿机制体制的时候，特别想到了中国的谚语—饮水思源。他说，对中国来讲，实行增加生态补偿的机制非常重要。城乡的人口流动，只要使用了良好的生态补偿机制，城乡人口的流动是可以解决的。中国目前处在一个过渡期，未来在GDP中服务业占的比重和消费会增加，所以生态补偿非常重要。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王金南认为，要从市场发展的角度来做好生态补偿，建立生态补偿三大维度，建立国家层面的横、纵向补偿机制，明确如何补、谁补谁，补多少。如，以生态环境的正负外部性定标准，建立输血和造血双轮驱动，从政府、市场化受益者、生态善心者，实现补偿资金多渠道，同时，实现生态、社会、经济的三方发展。今后，应从国家、省、地区三个层次建立生态补偿协调机制，加快推动生态补偿立法与技术规范制定，推动横向生态补偿，加快建立生态保护补偿长效机制。
菲利普·卡拉佐强调，应重视生态良性发展，注重整合资源，注重自然资源的利用，通过建立基金会，推动生态保护，组织土地所有者积极参加森林的保护，建议加强合作，在政策、法律层面上实现互动。

G. 生态补偿条例的议案提出

关于要求自治区尽快出台
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建设补偿条例的议案（摘要）
自治区十届人大四次会议第7号议案
覃周平等11名代表提出:
保护和建设生态公益林是维护和改善生态环境、保持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有效途径。多年来，各地及有关部门十分重视生态公益林建设工作，落实封育措施、明确管护人员、落实管护责任、发放补偿资金、开展效益监测，生态公益林建设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也还存在不少的困难和问题：一是生态公益林保护区的群众大多数都是贫困人口，目前由于给予农民的补偿过低，导致他们的生活无法保障，从而出现乱砍伐生态林和水源林现象。二是由于尚未有《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建设补偿条例》出台，明确生态公益林保护区群众的利益、责任和义务。
建立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机制，一是明确生态公益林保护的权、责、利，实现利用资源创造经济价值的利益再分配，把保护生态公益林和生态环境资源的生态价值通过价格体现出来。二是为了有效地协调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改变过去生态公益林保护区群众为封山育林及造林，投入多反而获利少，而江河下游的群众不用投资来封山育林、造林也同样享受利益的不平等的现状。三是通过对生态公益林保护区群众的封山育林、造林等进行补偿，进一步改善生态公益林保护区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从而调动他们保护和建设生态公益林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四是有条例明确责、权、利后，对于生态公益林保护区的一些贫困群众乱砍伐生态林和水源林的现象就比较好处理。为此建议自治区从如下的几方面内容考虑，尽快出台《生态公益林保护与建设补偿条例》。
一、尽快建立自治区级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基金制度，并将自治区级公益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列入年度财政预算。
二、扩大生态公益林补偿资金的来源。
三、从解决生态公益林保护区贫困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问题入手，适当提高生态效益补偿标准。
四、采取多种生态公益林效益补偿形式。
附议代表: 黄瑞琼 周武红 曹凌 张寒 农绍林 张日奎
莫文珍 罗绍英 黄有吉 卢家寿
来源：选举联络工委 责任编辑：叶红

H. 生态补偿条例的政策历史

我国在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政策体系上迈出了重要步伐。1998年修改的森林法提出，“国家设立森林生态效益补偿基金，用于提供生态效益的防护林和特种用途林的森林资源、林木的营造、抚育、保护和管理”。为保证退耕还林工作顺利推进，2002年国务院出台了《退耕还林条例》，对退耕还林的资金和粮食补助等作了明确规定。2008年修订的《水污染防治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对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作出明确规定：“国家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建立健全对位于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区域和江河、湖泊、水库上游地区的水环境生态保护补偿机制。”2010年12月25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其中第三十一条作了补充性规定，即“国家加强江河源头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和水源涵养区水土流失的预防和治理工作，多渠道筹集资金，将水土保持生态效益补偿纳入国家建立的生态效益补偿制度。”在巩固现行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了生态补偿的内容。
各地在推进生态补偿试点中，也相继出台了流域、自然保护区、矿产资源开发生态补偿等方面的政策性文件。浙江省颁布的《关于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的若干意见》，是省级层面比较系统开展生态补偿实践的突出事例。 近10年来，中国先后启动实施了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天然林保护、京津风沙源治理、西南溶岩地区石漠化治理、青海三江源自然保护区、甘肃甘南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等具有一定的生态补偿性质的重大生态建设工程，总投资达7000多亿元。同时还开展了大规模的水污染治理工作，加大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累计安排用于重点流域水污染治理和城镇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建设投入的资金有2000多亿元。 杜鹰指出，目前我国生态补偿机制还存在着补偿范围不明确、补偿标准不科学、补偿模式比较单一、资金来源缺乏、政策法规体系建设滞后等问题。我国将加强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立法建设。

I. 西部大开发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2000年3月中旬国务院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成立并开始工作。西部开发办2000年重点抓好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认真做好西部开发的总体规划;二是抓紧制定促进西部开发的政策措施;三是加快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加强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2014年将全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不断迈向深入。发改委指出，要开展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加快推进交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发展科技文化和民生事业;支持内陆、沿边地区开发开放。

当前，西部地区已经进入全面小康的攻坚期、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转型发展的加速期和改革开放的突破期，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更强的力度、更有效的举措，全力推进西部大开发不断迈向深入。做好2014年西部大开发工作，要紧紧围绕中央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总体部署，研究制定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性文件，开展西部大开发"十三五"规划前期研究;加快推进交通、水利等重点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工程;推进特色产业发展，积极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发展科技文化和民生事业，不断提高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支持内陆、沿边地区开发开放，增强支撑全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西部大开发的工作重点是坚定不移把西部大开发摆在区域发展优先位置，切实完善和落实差别化的经济政策。进一步细化实化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政策措施，落实差别化经济政策。抓紧完善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推动尽快出台实施。启动"十三五"规划编制前期研究工作。继续督促落实国务院已批复的重点区域发展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