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政府组织规章保障

Ⅰ 制约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有效发挥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如何解决

1法律制度上的限制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法律制度上的保障还存在三个问题：（1）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就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来说，国家虽然制定了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但缺乏纲领性的基本法律，这造成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的过程中出现援引法律依据的困境。加之，有关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之间衔接程度很低，各类法律依据不配套。这些法律上的缺陷弱化了政府对非政府组织各类行为的监督，不少非政府组织在缺少有效监督的背景下出现行为失范，最终导致社会功能的缺失。（2）法律法规过于原则化，操作性不强。比如，现在没有具体可操作性的规范来指导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也没有具体的操作性规范来协调好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3）立法层次不高。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国家法律法规主要是依据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各地自行制定的地方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显然，这些立法层次是有限的，而立法层次不高又会直接影响到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发挥的权威性。总之，由于我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够完善、原则性太强、立法层次不高等因素使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了很大限制。
2管理体制上的限制
当前，我国“政府管理民间组织的首要目标是限制其发展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其手段则表现为通过双重审批进行准入限制”。[7]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管制当然是必要的，但双重管理体制毕竟是计划经济下全能政治主义的产物。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培育和发展，市场和社会的空间逐渐得到开放，政府也不再是全能政府。显然，目前我国采用传统的双重管理体制已经与时代有所脱节，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对民间组织的登记实际上存在着双重门槛，从而造就大批“非法”民间组织；再如我国管理民间组织的三个条例在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位监督管理的职责划分上具有原则性过强、交叉和模糊地带较多的特征，这些特征容易造成职责不分的情形，职责不分的结果又会造成政社不分、从而削弱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8]（P254）总而言之，门槛过高限制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政社不分、独立性差就难以体现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主体性地位，由此一来，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必然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3组织自身建设和能力上的困境
组织自身建设和能力问题是非政府组织有效发挥社会功能的内部条件和主体基础。然而，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自身建设和能力建设上，还存在诸多瓶颈和困境：首先是独立性不足。当前我国的民间组织实际上是主管单位的下属机构，从而导致民间组织过于依赖政府，官办色彩浓厚，独立性不足；其次是发展经费缺乏。由于我国的福利资金不足，很难再分给还没有真正纳入政府福利体系之内的非政府组织。另外，体制外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主要靠自筹资金（主要是通过外国援助），少量的社会捐助和一定的服务收费，由于缺乏公益传统和政府对鼓励个人和企业捐赠的措施有限，民间捐赠的数量很少；再次是人力资源不足。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因缺乏资金，不能给人才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因而无法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最后，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内部治理实际上缺乏相应的制度规范，普遍存在治理不善的问题。总之，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规模，以及更为重要的其整体的能力和作用，都还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这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
4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约束
文化价值观念是影响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发挥的深层次因素，当前我国不同的主体对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发挥还存在不少的约束性观念，其表现如下：（1）党和政府对非政府组织还持有一定的控制观念。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党和政府开始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强调要发挥非政府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但全能主义国家的路径依赖常常使政府官员将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潜在威胁和政府权威的挑战力量，从而未能对非政府组织充分信任。而在现实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常常接收到国外资金的资助，而这些国外资助可能附加一些条件，更加引起政府的关注，从而为从严控制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依据。（2）公众对非政府组织还持有怀疑观念。“对于官办性质浓厚第三部门组织，我国公众往往将其作为第二政府看待；而对于实力弱小的草根组织，公众往往对其能力持怀疑态度，从而忽视它们的存在或坚持对它们进行谨慎的评价。此外，在这个集权化明显的社会中，公众尚不能真正体会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发展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何种影响。”[9]因为公众对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和发展持一种怀疑的态度，这使得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缺少公众的支持和参与，其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负面影响。（3）我国非政府组织对待自身持有依赖政府的观念。如前所述的双重管理体制，使得非政府组织不得不依赖政府，其自身的独立性肯定受到严重的影响。

Ⅱ 非政府组织的管理

NGO主要有两种管理模式：分散式管理（diversity management）和参与式管理（participatory management）。分散式管理处理一个组织内的不同文化。跨文化问题在北方NGO从事南方发展活动时普遍存在。来自发达国家的人员在贫困国家中面临着完全不同的处事方式。参与式管理在NGO是很典型的。它与学习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有组织的成员都被视为知识和技术的源泉。为了发展组织，个人必须学习并向决策制定过程作出贡献。

Ⅲ 非政府组织在社会救助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

一 非营利组织与社会保障的内在联系性
这里所指的非营利组织(No-Government Organization)简称NGO，亦称为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中介组织或“第三部门”等，它是与政府、营利组织相对应的社会组织，是社会成员之间基于共同志趣或爱好的社会组织；是联系组织各自的成员以及广大的社会成员，参与和支持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团体。主要致力于社会公益服务，其基本宗旨是满足社会民众的需要，致力于各种社会性问题的解决，比如开展互助、互益性生产、救济等公益性活动。
非营利组织通常具有五个特征：一是非政府性，强调非营利组织在产生旨趣、组织体制、提供和承担公共职能等方面，没有像政府一样严格的科层体制，也不过分强调组织的政治性。二是非营利性，就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组织的存在不是为了积累财富或创造利润，而以服务于社会、实现社会公益为宗旨，尤其注重对弱势群体的服务。三是自治性，指它作为独立的自治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和本组织的章程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在人事、财务、决策等方面不依赖于任何其他社会组织，具有独立的决策权，能够有效进行自我管理，在内部管理和对外工作中自治自主。四是志愿性，这是非营利组织非常重要的精神资源，是组织开展活动的动力源泉，主要表现为由志愿者参与而开展社会工作。五是公益性，以服务和奉献于公众的需求和利益为基本宗旨，从形式上可以分为公益性和互益性两种，但总特点是有利他性质。六是排除特性，这是针对某些特殊社会组织的规定，如一些宗教或宗族组织。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非营利组织也有了迅速的发展，截至2004年底，我国正式注册登记的非营利组织已超过30万个，加上大量没有正式注册的组织，我国非营利组织总数大约在300万个以上。①它们正以其各自的特色逐渐发展壮大，并在自身相应的各领域开展了大量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活动，取得了明显的社会影响和效益。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对失学儿童的救济，开展了希望工程项目；中华慈善总会对孤寡残疾等弱势群体的救助；中国扶贫基金会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帮助，援助贫困大学生上学的“新长城助学计划”；陕西妇女研究会在关注妇女问题，维护妇女权益方面利用国际基金会的援助相继筹建了婚姻家庭问题研究、反家庭暴力和妇女法律服务中心以及农村发展扶贫等项目；北京的“红枫热线”、“妇女法律服务中心”、“打工妹之家”。还有一些虽然规模不是很大，但也很活跃的群众团体，如青年志愿者协会、老年协会、卫生协会、文化协会等，它们都在社会公益、便民服务和丰富居民文化生活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所谓社会保障，指的是国家和社会依法建立的、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国民生活保障系统。[1]一般地，社会保障的对象是社会全体成员，主要是指对他们实行从生育、疾病、工伤事故、失业、养老直至死亡这一生命过程的各种保障措施，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皆有所养”。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实施，体现了人道主义，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之一。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也是发展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和重要支柱。它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逐步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它在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保障人权和实现社会公平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把实施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自己的一项基本国策。
从世界各国的实践来看，社会保障主要包括三大内容：社会救助、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社会救助制度就是一种帮助最困难群众的制度，目的在于克服贫困、维护他们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社会保险制度是指一种旨在帮助全体劳动者及其家属化解风险的社会制度，目的在于确保人们在遇到年老、疾病、失业、工伤等重大风险时，能得到及时救助，减少风险对他们的影响。社会福利是指一种旨在提高社会成员生活质量，保证社会成员能够及时共享社会发展的物质成果的社会制度。从层次上划分，社会保障分为经济保障、服务保障、精神保障三个层次。经济保障是从经济上保障国民的生活，解决国民生活困难方面的问题，它通过现金、实物给付或援助的方式来实现；服务保障是应对家庭结构变迁与自我保护功能的衰减，通过提供服务来满足民众对个人生活方面的需求，如安老服务、康复服务等；精神保障是指对个体在精神心理、文化服务上的保障，它体现了现代社会的人性化特点。
社会保障的总体目标在于帮助国民摆脱生存危机，改善和增进他们的福利，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一般具有强制性、社会性、福利性、互济性、保障性等特点。强制性是指社会保障制度是由国家依法建立并强制实施。社会性是指保障对象是社会大众，而不是少数人；在社会保障的资金来源上，也不局限于国家，而是来自社会各个方面；其目标是为了社会稳定。福利性指的是社会保障的各个环节不以营利为目的，不仅对被保障对象提供资金帮助，而且还提供医疗护理、伤残康复、教育培训、职业介绍等。互济性是指所有社会成员间相互以丰补歉、同舟共济，对少数遭受风险的成员给与帮助。保障性就是要使社会每个成员的生活能够得以正常维持。
社会保障的功能在于缓解贫困，促进社会公平，为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使社会经济各项活动得以稳定、协调、有序进行。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化解个人（指人的生老病死等）与社会（自然灾害）风险，维护社会稳定；缓解贫困，创造更大的平等；实现社会公平（起点公平、过程公平、结果公平），促进社会发展；调节社会供求，促进经济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稀缺的人力资本、资金，并且可以调节供需）；调节个人行为，保障其生存与发展；社会成员之间的互助功能，彰显人道主义，是社会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推动力量。
可见，社会保障建设既不是一种单纯的政府行为，也不是一种单纯的商业保险活动，而是各类社会主体、各种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过程。在整个社会保障过程中，政府、市场(企业)、非营利组织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缺一不可。政府在社会保障建设中实施宏观领导，把握总体方向、制定规划。非营利组织是社会保障建设的一个具体操作者、组织者，是沟通政府与社会的桥梁，是政府管理社会、实现政事分开的重要载体，是社会保障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动力。目前在我国的社会保障建设中还存在许多不足，如资源匮乏、人力不足、缺少经验等，这使社会保障部门在社会保障建设中经常陷入力不从心或计划和意愿难以实施的困境。因此，非营利组织作为沟通政府与市民的中介组织和第三部门，与政府、市场（企业）一起构成社会机制的三大板块，在社会保障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 公共事务参与主体多元化是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保障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必然趋势
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社会公益事业，主要涵盖社会保障立法、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军人保障、补充保障等领域。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社会处于高度一元化结构状态，它几乎包揽了一切社会事务，扮演着“全能政府”的角色，它不仅直接干预公益性领域，而且也插手市场领域。这使得社会功能分化程度极低，社会权利相对萎缩，自治力很弱。改革开放的深入，打破了原有的一元化格局，政府逐渐从一些经济、社会领域退出，让位于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社会领域也走上了自治化进程：一是赋予原有主体越来越大的自主权，二是允许新主体存在和发展。政府不再是所有社会公共事务的承担者，开始把部分职能让渡给市场和非营利组织，在充分考虑管理的正当性、有效性的基础上，不断将一些应该由社会自我管理的事项和权力返还社会，发挥其在社会服务和管理中的主体作用。实践证明，除了一些特定事务外，需要一些社会组织来参与解决社会事务。于是，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客观上要求存在多元主体来承接政府和市场转移出来的职能。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来看，政府、企业和非营利组织，分别是政治领域、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主要组织载体，在相应的领域各司其职、相互配合。企业主要致力于经济发展；政府则是站在更高层次上制定法律、政策来规范社会运行。但是，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并不能涵盖整个社会领域，在国家领域（公域）和市场领域（私域）之外存在着非营利或非政府的“第三域”，这便是非营利组织的活动领域。
非营利组织的兴起和发展是一种雄厚的社会资本，也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其发展壮大有助于社会运行中一些难题的解决。从西方的非营利组织发展来看，它在解决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实践证明，市场不是万能的，外部性、垄断、宏观经济失衡、分配不公等问题靠市场自身无法解决；政府也同样存在缺陷，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是政府解决不了或解决不好的，政府失灵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造成资源的更大浪费。非营利组织主要致力于解决“企业―市场体制”和“政府―国家体制”所顾及不了的一些社会问题，它是政府或市场不可缺的合作伙伴，已成为社会治理中相当活跃的角色。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众自主意识的提高，人们越来越多地关注在市场和国家之外的公民社会组织。这使在社会活动中充满活力的非营利组织，对政府在摆脱具体公共事务的纠缠、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过程中，起到了独特的积极作用。非营利组织通过动员社会各方力量参与社会发展，解决那些政府容易忽视的或不便解决的边缘问题，推动社会广泛关注与帮助社会弱势群体，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平，增加社会整体福利，促进社会整合，推动社会改革。
我国原有的社会保障一直由国家承办，但财力有限，使得被保障的对象较少；垄断经营的特性造成主要对上级负责和缺乏竞争，服务质量较低，服务对象的可选择余地很小。另外，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使得农村尤其是一些偏远地区的社会保障无法纳入政府提供的保障范围，除少数鳏寡孤独者或民政保障对象外，其他服务对象的需求都是由家庭或亲属来承担的。无疑，靠政府是不能解决这些“政府失效”问题的，需要新的协同性力量的出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市场承担了政府的部分职能，在配置资源、增加财富、服务社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市场为了达到获取最大利益的目标，在服务社会、提供社会保障行为方面存在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总是有意无意地要放弃那些有需要但却无法自我满足的弱势群体和弱势产业。这些政府无力、市场又无效的社会保障领域，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它的出现部分地补充了由于市场缺陷和政府缺陷所造成的社会保障缺损。
非营利组织与国家兴办的其他社会保障组织相比具有自身的优势。首先，非营利组织的政治性不强，官僚化程度低，容易深入社会基层，可以更多地与服务对象交流和接近那些易受损害的弱势群体；了解民众愿望和意愿，迅速反映基层民众的现实需要，并根据社会需求确定服务对象，为他们提供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服务。其次，与其他社会保障机构相比，非营利组织的机制灵活、高效，便于根据不同地区、不同领域的条件变化及时作出调整，不仅能对一些突发事件和服务对象的突发要求作出迅速反应，而且还能精确计算活动成本，大大提高服务质量与办事效率。再次，民间福利组织成员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共同的价值观和认同感结合在一起的，具有情感型组织的特征，而增加组织的情感含量有助于提高组织的绩效水平。
可以说，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政府的社会保障模式发生改变，而改革开放又推动了社会管理的民主化进程。传统体制下的单一主体社会保障运作模式已经开始向多元主体的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其目的在于使社会各种主体的功能都得以发挥；而非营利组织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代表，由于自身与社会保障的天然联系，必将在社会保障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 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保障中作用的具体体现
第一，非营利组织有利于扩大就业渠道，维护社会稳定。非营利组织不仅能为解决就业牵线搭桥，而且非营利组织自身工作的开展也需要人员参与，可以创造出众多就业机会，从而缓解各国的就业压力。美国萨拉蒙教授的调查表明：22个国家的非营利组织雇用了相当于缓解1 900万个的全职工作人员，比这些国家的公用事业、纺织制造业、造纸和印刷业或化学制造业的就业还要高。非营利组织的平均规模大约是：占非农就业人口的5%，占服务业就业的10%，相当于政府公共部门就业人口的27%。[2]美、法、德三国在1990年非营利组织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6%，美国非营利组织一年的受薪雇员达一千多万，是解决其就业不可或缺的重要领域。积极参与这一部门的志愿者有9 000多万人，形成促进社会发展的庞大资源，构成了稳定社会的重要因素。此外，一方面，通过组织支持的各类社会活动和经济事业，为社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组织还可以开展教育培训项目，帮助下岗人员更新知识、掌握技术、转换观念，重返工作岗位，消解可能引发的问题。据估计，我国目前约有3 000万人活动在非营利组织领域，志愿者参与的服务时间可达八亿个工作日，也就是说非营利组织每年可以为社会创造3 300多万个工作岗位。①无疑，非营利组织正在形成对中国国企改制和产业结构、社会结构调整的一个有力支撑。
第二，非营利组织可扩充社会保障资金来源，对社会保障金的使用发挥了监督作用。一般情况下社会保障资金主要来源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来源于政府的财政资助与拨款；二是来源于一些财团的捐助和民间的慈善捐款；三是非营利组织提供有偿福利服务所获得的收入。当今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社会保障资金是以国家为主；在一些西方国家，非营利组织为社会保障提供的资金约与政府提供的财政资助相当；我国2005年用于社会保障的财政拨款是3 600亿元[3]，而同期的非营利组织以各种物质和货币形式服务于社会保障的资金总量大约为140亿元②，加上将同期志愿者劳动以货币形式折算，总额在700亿元左右。③可以看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保障基金来源已经构成我国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非营利组织社会保障资金来源的多元化，突破了过去单纯依照国家财政拨款的单一体制，对缓解我国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状况无疑是非常必要的。
非营利组织作为有别于政府、企业的社会组织，能够对各级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给予体制外的监管，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这个监督过程是双向的：即非政府组织监督地方政府对社保资金的运用，同时非政府组织也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督，以避免不良问题的出现。这种双向监督机制，有利于保证非政府组织和地方各级政府对这部分资金运用的公平公开性，能最大限度地发挥社保资金的作用。
第三，非营利组织能够相协解决人口老龄化危机中的很多问题，开拓了养老保障的崭新视野，是社会保障的重要支撑力量。非营利组织参与养老保障，缓解了当前我国低水平的养老保障对经济发展的压力，支持了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人口老龄化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尤其严重，2005年老年人口达1.43亿，[3]以后将逐年增加。可以说，整个21世纪的中国将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老龄社会。老龄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涉及养老保险、老年人福利等多种问题，其核心是养老保险。非营利组织在缓解老龄化问题的过程中，首先是为那些经济困难者提供养老保险。许多国际性慈善组织注意到了中国农村脆弱的社保体系，愿意提供一定的资金，使那些老者能够老有所养，难的是找不到一个可以合理落实这笔资金的组织，而非政府组织恰恰能承担这个角色，在其中充当中介，这在农村贫困地区表现得较为突出。其次，非营利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敬老服务：在精神上进行项目规划，为广大老人提供广阔的活动空间，为赋闲在家的老人提供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让他们充分享受生活的愉悦；在生活上，非营利组织可以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提供切合老人需要的、价格低廉的服务，保证了服务的质量；对于年迈或有病的老人，组织还可以提供护理服务。一些非营利组织为适应老年人群的需求，为他们提供一些服务项目，让老年人通过参与社会活动重新融入社会生活；有些地方还对老年人提供培训，创造一些适合于他们的就业岗位，充分发挥他们的余热，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健全了为老年人服务的网络。根据我国的文化传统，通过居家养老方式解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精神慰藉、日常看护等，把老人留在家中，接受来自家庭和居住地社区的非营利组织的多种照顾，是适合老年人的身心需要和减少庞大社会开支需要的方式。同时，由非营利组织来承担老年人的日常护理，既可以使老人得到照顾，又可以使年轻劳动力得以解放出来从事正常的工作。
第四，非营利组织是整合社会力量的主要载体，为民众参与社会保障搭建了重要平台。在一定意义上，非营利组织既是实践社会保障的重要力量，也为其他社会力量参与社会保障提供了活动的平台，是政府实现社会保障的重要依托。许多外国政府把大量的社会保障服务交给非营利组织，避免了靠政府部门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所产生的成本加大、效率不高、服务形式难以适应等问题。一般情况下，非营利组织为了实现自己的使命与宗旨，不受政府或市场的干扰，而是组织大量的志愿者主动承担责任，积极投身到社会保障服务中去。然而，目前社会保障部门在协助政府做好社会保障的各项工作中，由于任务繁杂、人手不足，已经显现出精力和时间上的匮乏，如果再来承载这个庞大的社会服务体系，负担将会很重。非营利组织在近几年中已经突破了原有的社会保障服务范畴，将其扩展为涵盖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教育、医疗保健、卫生体育、环境保护、家政服务、小区管理等等全方位的社会保障工作。非营利组织已经成为实施中国式社会保障的重要机构，发挥了聚集社会力量的平台作用。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非营利组织是社会力量的粘合剂，它改变了原来重纵向行政指挥（靠计划调节）、轻横向相互协调的僵化组织体系，它的出现为参与社会保障的各种社会力量提供了纵向、横向沟通的新渠道，有力地整合了社会力量，使大家能为了共同的信念去完成有价值的事业。
第五，非营利组织关注弱势群体，是社会反贫困的中坚力量。非营利组织最大的特点是贴近群众，这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贴近，更是社会心理意义上的贴近。它要求自己的工作人员一定要深入民间，了解实际情况；而且有相当一部分成员就是来自社会基层组织。由于受社会公共物品的供应不足、信息不对称、分配机制失衡、自身先天不足等因素的影响，社会上产生了大量的弱势群体，他们维持基本生活都存在困难。非营利组织植根于社会，能够从社会底层和社会弱势层面开展社会救助、福利服务等工作，改善了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保障了其最低的生活要求，遏制由于市场化带来的对弱势群体的冲击。非营利组织的灵活性能够提供不同的保障服务，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为在保障体系调整中处于劣势的群体提供弥补性的服务，消除改革可能遇到的阻力。非营利组织在我国的扶贫事业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能够推动社会广泛关注与帮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资金与能力薄弱的一些部门，以及一些遇到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如失业与半失业人员、老年人、残疾人、缺少劳动能力的儿童与妇女，以及城市下岗工人等等。非营利组织可以组织民众来帮助这些弱势群体，以自身行为带动和教育民众参与类似的活动，鼓励社会成员关注社会弱势人群，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第六，非营利组织能够满足多元化的保障服务要求。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人的意识形态的理性化和世俗化，社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社会保障服务的需求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但是，政府行为的“普遍性”与“局限性”难以对多元化的保障服务需求做出及时的回应与满足，企业为了追求效益最大化也不愿意从事回报较低的社会保障服务，而这些恰恰是非营利组织的优势所在，这就为非营利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非营利组织有大量志愿者参与社会保障服务的管理、运行和日常活动，他们扎根于民间、了解基层实际需要，同时还拥有各种职业、知识、经历、观念和不同技能的人兼职于非营利组织，使它成为高水平、高效率的运作组织，能够比较好地满足一般民众的需求。由于非营利组织的多样性，而且数量众多，或大或小，遍布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比政府更有能力较好地满足社会特殊群体的需求。
第七，非营利组织提高社会保障服务的供给效率与服务质量，降低成本。社会保障服务单纯由政府来承担，难以避免官僚主义弊端所带来的侵害：机构的臃肿使服务效率与质量低下，使社会保障服务的成本上升、甚至造成浪费；对社会需求反应迟钝，行为趋于保守；在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过程中存在“寻租”行为；缺乏保障服务意识等等。非营利组织具有非政府性、民间性与公益性，它独立于政府官僚体系之外，不同于政府机构权力等级制的运行原则，不同于政府组织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作风，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和灵活、精干、专业、高效的优势，能重新激活公共事务领域中被政府组织所遗漏的“治理盲区”，能灵活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千变万化的世界，应对各种挑战。这些特点，使非营利组织在提供社会保障服务时具有比政府更低成本、更高效率的优势，能够提高服务质量，完善服务项目，规范服务行为。非营利组织参与社会保障，能够避免仅靠政府机构专职行使社区服务所必然带来的成本增大、效率不高、服务机制难以适应的弊端，推动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由于非营利组织的灵活性，使它充满了创新可能，能不断在已有服务领域的基础上开发出新的服务领域。
四 结论
综上所述，非营利组织在社会保障中发挥着并可以更多发挥积极作用，它在社会保障服务的领域不断拓宽，中国政府也在鼓励非营利组织参与这方面的工作。由于非营利组织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性质和质量有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因而进一步提高了它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实践说明，发展社会保障服务，既要高度依赖政府又要强化非营利组织的作用。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历史时期，出现了许多新的、较为复杂的问题，老龄化趋势加快，社会矛盾增多，特别是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生活需求也变得日益丰富，从原来的满足基本生活需求向改善居住环境、甚至更高的精神文化要求转化。显然，为了满足这些不同层次的需求，仅仅依靠各级政府是远远不够的。建立适应社会转型的社会保障管理体系和社会保障服系统成为当务之急。
[参考文献]
[1] 郑功成.社会保障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
[2] [美] 莱斯特·M·萨拉蒙,等.非营利部门视界[M].贾西津,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5-40.
[3] 2010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将达1.74亿[N].人民日报，2005-09-15(10).
① 引自2006年1月4日，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担的2005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非政府组织参与和谐构建的作用研究”启动仪式上，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副局长李勇讲话。
① ② 此数据为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对2000年以来中国NGO调查所得。
③ 据恩玖信息中心资料统计，我国志愿服务全年达13亿人次，80亿小时。按照每个工作日40元报酬计，折合人民币500多亿元。

Ⅳ 联合国、各非政府组织在历史上做过哪些保障人权的举动

联合国负责人权促进和保护工作的主要机构是成立于1946年的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提供全面的政策指导，研究人权问题，制订新的规范和准则以及对全世界人权遵守情况进行监测。作为联合国系统主要的政府间人权决策机构，人权委员会获授权商讨全世界各地的人权状况和考察来自各成员国、非政府组织及其它信息来源的信息。

人权委员会为各成员国、政府间机构及非政府组织提供一个论坛，使得这些国家和机构得以表达自己对人权事务的意见和看法。该委员会由53个成员国组成，成员国每三年换届选举一次；委员会每年都在瑞士日内瓦召开年会，会期一般为六周。在年会上，各成员国和非政府组织就自己关心的人权局势提出意见和看法，有关国家政府则通常回应这些意见和看法。为了对议题作出积极反应，委员会可能指派专家或实况调查组，组织实地考察，与有关国家政府进行商讨，提供援助以及对委员会查实的侵犯人权行为进行谴责。

如果认定某种人权状况足够严重，人权委员会可能签署调查命令。负责调查工作的可能是一个独立专家组（称为“工作组”），也可能是一个专家（称为“特别报告员”或“代表”）。根据这些专家提供的信息，委员会呼吁有关国家的政府改善其国内的人权状况。

人权委员会于1947年设立了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原名：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小组委员会）。该小组委员会共有26名专家组成，每年都要召开会议。这些专家是以私人身份在委员会工作的，并不代表本国政府。最初，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承担的主要任务是防止歧视及保护少数。然而，在过去几年中，该小组委员会的工作范围逐步扩大到许多与人权相关的事务。例如，该委员会发起开展了多项研究，尤其是法律规则制订方面的研究。同时，促进和保护人权小组委员会还向人权委员会提出建议。一些非政府组织也参与了该小组委员会的工作。

联合国大会2006年3月14日以170票支持、4票反对和3票弃权的压倒性多数通过建立人权理事会，取代人权委员会。

Ⅳ 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管理体制的优点和弊端

如果你是要做论文，最好做前瞻，而不是回顾，因为这两年来，国家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进行了很多探索和改革，观念更新很快，而且动作都还比较大，你今天观察到的优点和弊端写出十几页的论文，难说明天就成了废纸

Ⅵ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是什么

法律分析：境外非政府组织依照本法可以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和济困、救灾等方面开展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活动。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第一条为了规范、引导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的活动，保障其合法权益，促进交流与合作，制定本法。

第二条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适用本法。本法所称境外非政府组织，是指在境外合法成立的基金会、社会团体、智库机构等非营利、非政府的社会组织。

第三条境外非政府组织依照本法可以在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和济困、救灾等方面开展有利于公益事业发展的活动。

第四条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依法开展活动，受法律保护。

第五条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开展活动应当遵守中国法律，不得危害中国的国家统一、安全和民族团结，不得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境外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境内不得从事或者资助营利性活动、政治活动，不得非法从事或者资助宗教活动。

Ⅶ 如何促进非政府组织发挥社会功能的路径选择

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动员社会资源、表达 利益诉求、弥补政府失灵和调整政治结构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但这些作用的发挥还存在进一步拓展的空间。而制度环 境、管理体制、组织自身能力和价值观念则是制约我国非政府 组织社会功能有效发挥的主要因素。要充分推动和促进我国非 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其中执政党的推动是主导力 量，改革政府管理体制是前提条件，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是外 在动力，转变控制、怀疑和依赖观念是深层次的观念动力。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双重管理体制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潮流和世界 全球化的影响，我国各类型的非政府组织也逐渐成长起来。党 在十八大报告中提出要“在改善民生和创新管理中加强社会建 设”。发挥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显然是加强社会建设的题中 之意。不可否认的是，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对我国社会 建设、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等各领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我 国的环保组织、红十字会等非政府组织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随 处可见。但与此同时，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开展工作时又遇到了 不少的困难，不少人还对非政府组织是否能够有效发挥正能量 还持以怀疑的眼光。如此一来的问题就是，当前我国的非政府 组织的社会功能到底发挥到什么程度，是否还有再进一步拓展 的可能？到底又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 有效发挥？我们又应如何去推动我国非政府组织有效发挥社会 功能？对上述问题的解释和回答，对于今天我国的国家建设和 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 一、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 功能展现及其评价 作为一种组织类型，非政府组织自然有着其特定的组织结 构和与之相对应的社会功能，例如动员社会资源、提供公益服 务、社会协调与治理、政策倡导与影响等功能。[1]我国非政 府组织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得到发展和壮大，但由于我国目前还 处于转型期，其社会功能的发挥有着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征。 大体来说，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社会功能的发挥上呈现如下 的基本状况。 已发挥出巨大的社会资源动员功能，但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资源动员功能主要体现在动员 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两个方面。例如，2008 月12日晚上 月14日，南京爱德基金会、李连杰壹基金、自然之友、 绿色和平、绿家园志愿者等非政府组织纷纷采取行动，紧急采 购救灾物资、展开募捐，发起“小行动+许多人=大不同”的抗 震救灾行动等，[2]这些行动很好地表明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动 员社会资源上能量巨大。当然，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动员社 会资源上还存在不少的问题，这主要表现为：（1）当前我国 慈善组织以协助政府执行部分社会管理与服务职能为目的的比 较多，而自主治理实现社会公益的较少；（2）慈善和志愿活 动的社会资金捐赠没有可持续性。2011 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发生以后，我国社会捐赠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 出现锐减的情况；（3）志愿活动的自组织化和专业化还不 强。在我国，非政府组织中很多志愿活动是通过行政方式自上 而下地组织的，不是完全起自民间的自发性志愿活动。另外， 我国志愿者参与志愿服务大部分是业余性质的，大多数缺乏所 从事服务工作需要的技术和知识；（4）志愿活动还未被社会 广泛接受。在20 世纪90 年代中期，我国的志愿行动经常被看 作为非主流的行为方式，志愿者下乡支教、在社区里进行免费 服务，都被视为非同寻常的行为。[3]（P16）由此可见，当前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社会资源动员方面的功能发挥上还存在进 一步发挥的空间。 已建立了各领域的组织载体，但载体利益表达的实质功能还很有限 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领域都 已建立了相应的组织载体，根据2001 年学者王名的调查，其 中社会服务领域的非政府组织占4463%，调查研究领域的占 4251%，行业学会、学会的占3999%，文化艺术领域的占 3462%，法律咨询与服务的占2454%，政策咨询的占2154%，扶 贫领域的占205%。[4]（P13）但问题是，我国非政府组织在 积极代表成员利益并通过合法渠道向党和政府来表达利益诉求 的功能发挥上还非常有限。以环保组织为例，根据我们的访谈 和调查，我们发现，大多数环境污染的受害者在维权过程中并 没有首先想到通过正式的非政府组织来为他们向政府表达利益 诉求，与此同时，环保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环境污染受害者维权 信访的行为也比较少。这表明，环保民间组织在居民环境利益 表达和聚合功能的发挥还存在一定的短板和缺陷。由此可见， 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在国家的各领域中都有自己的具体组织形式 和载体，但这种载体利益表达的实质功能还很有限。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政府失灵，但辅助政府的功能发挥还不够充分 非政府组织在我国已经发挥出辅助政府管理的功能。首 先，非政府组织承担了一定的微观经济管理职能，从而促进了 经济的发展。以宁波市行业协会为例，它替政府承担了一些微 观经济管理职能，通过制定行业规范，在价格、质量和诚信等 方面促进了行业自律，协调了同行企业之间的经营行为，维护 行业信誉，制约了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开展包括资质评审、认 定等等活动，分担了政府市场监管的职能，弥补了政府功能的 不足，又促进了政府的“瘦身”。[5]（P204）其次，非政府 组织还能对政府的社会保障起到补充作用。如全国各级的残联 会组织开展了很多的扶助残疾人康复、教育、劳动就业、残疾 预防等方面的工作；再次，非政府组织还能扩大就业渠道，增 加就业机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民间组织由于成 长较晚、自身实力和能力存在一定的问题，这导致它们不可避 免地会出现“志愿失灵”的现象，难以充分发挥弥补政府失灵 和辅助政府管理的社会功能。 发挥了调整政治权力结构的功能，但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有学者从理论上归纳了非政府组织在调整国家权力结构方 面的作用表现，如非政府组织有力制约了国家权力的扩展，为 宪政与法治的实现奠定了牢固的基础；非政府组织创造了政治 民主的组织条件，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非政府组织与政治 国家分离导致权力分立为政治结构分化提供了前提条件；非政 府组织是民主政治体系持续稳定的动力。[6]然而，客观地 讲，我国非政府组织对我国政治权力结构的调整还无法起到根 本性的作用，其理由有三：（1）我国政治改革的主导力量还 是我国共产党和整体的人民大众。（2）非政府组织只是西方 概念中公民社会的一个部分，其主要的功能不是政治功能，而 是有关公共领域的服务功能。（3）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作为一 个组织力量还不够强大，它只是党和政府为实现国家发展目 标、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辅助性力量。（4）市场组织是调整政 治权力结构的重要力量，非政府组织不可能替代市场经济发展 之后所带来的政治功能。以上四点决定了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不 可能是调整政治权力结构的根本性力量。 二、当前我 国非政府组织社会 功能有效发挥的制约因素 从组织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组织要有效实现自己的组 织目标、发挥自己的组织功能，必须有其相适应的条件，从宏 观上讲，我们大致可以区分三类条件：一是制度环境；二是管 理体制；三是组织自身能力；四是价值观念。这四个条件是组 织功能得以有效发挥的前提条件。具体到我国的非政府组织而 言，其社会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的制约性因素也主要体现在四个 方面。 法律制度上的限制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法律制度上的保障还存在三个问 题：（1）法律体系还不够健全。就我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来 说，国家虽然制定了综合性的法律规范，但缺乏纲领性的基本 法律，这造成政府管理非营利组织的过程中出现援引法律依据 的困境。加之，有关非政府组织管理的法律法规之间衔接程度 很低，各类法律依据不配套。这些法律上的缺陷弱化了政府对 非政府组织各类行为的监督，不少非政府组织在缺少有效监督 的背景下出现行为失范，最终导致社会功能的缺失。（2）法 律法规过于原则化，操作性不强。比如，现在没有具体可操作 性的规范来指导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参与行为，也没有具体的操 作性规范来协调好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关系。 （3）立法层次不高。非政府组织管理的国家法律法规主要是 依据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各地自行制定的地方 性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等，显然，这些立法层次是有限 的，而立法层次不高又会直接影响到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发挥 的权威性。总之，由于我国有关非政府组织的法律体系不够完 善、原则性太强、立法层次不高等因素使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 功能的发挥受到了很大限制。 管理体制上的限制当前，我国“政府管理民间组织的首要目标是限制其发展 并规避可能的政治风险，其手段则表现为通过双重审批进行准 入限制”。[7]对非政府组织进行管制当然是必要的，但双重 管理体制毕竟是计划经济下全能政治主义的产物。改革开放以 后，我国市场经济得到培育和发展，市场和社会的空间逐渐得 到开放，政府也不再是全能政府。显然，目前我国采用传统的 双重管理体制已经与时代有所脱节，它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 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例如，对民间组织的登记 实际上存在着双重门槛，从而造就大批“非法”民间组织；再 如我国管理民间组织的三个条例在登记管理机关和业务主管单 位监督管理的职责划分上具有原则性过强、交叉和模糊地带较 多的特征，这些特征容易造成职责不分的情形，职责不分的结 果又会造成政社不分、从而削弱非政府组织的独立性。[8] （P254）总而言之，门槛过高限制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 政社不分、独立性差就难以体现我国非政府组织的主体性地 位，由此一来，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功能必然会受到严重的 负面影响。 组织自身建设和能力上的困境组织自身建设和能力问题是非政府组织有效发挥社会功能 的内部条件和主体基础。然而，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在自身建 设和能力建设上，还存在诸多瓶颈和困境：首先是独立性不 足。当前我国的民间组织实际上是主管单位的下属机构，从而 导致民间组织过于依赖政府，官办色彩浓厚，独立性不足；其 次是发展经费缺乏。由于我国的福利资金不足，很难再分给还 没有真正纳入政府福利体系之内的非政府组织。另外，体制外 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主要靠自筹资金（主要是通过外国援助）， 少量的社会捐助和一定的服务收费，由于缺乏公益传统和政府 对鼓励个人和企业捐赠的措施有限，民间捐赠的数量很少；再 次是人力资源不足。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因缺乏资金，不能给 人才提供良好的经济条件，因而无法吸引高素质的人才；最 后，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内部治理实际上缺乏相应的制度规 范，普遍存在治理不善的问题。总之，当前我国的非政府组 织，无论是人们的观念，还是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规模，以及 更为重要的其整体的能力和作用，都还跟不上社会、经济发展 的需要，这也极大地制约了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有效发 文化价值观念上的约束文化价值观念是影响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发挥的深层次因 素，当前我国不同的主体对非政府组织的功能发挥还存在不少 的约束性观念，其表现如下：（1）党和政府对非政府组织还 持有一定的控制观念。改革开放以后，虽然党和政府开始认识 到非政府组织对于政府职能转变的重要性，强调要发挥非政府 组织的桥梁与纽带作用，但全能主义国家的路径依赖常常使政 府官员将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政治秩序的一种潜在威胁和政府 权威的挑战力量，从而未能对非政府组织充分信任。而在现实 中，一些非政府组织常常接收到国外资金的资助，而这些国外 资助可能附加一些条件，更加引起政府的关注，从而为从严控 制非政府组织提供了依据。（2）公众对非政府组织还持有怀 疑观念。“对于官办性质浓厚第三部门组织，我国公众往往将 其作为第二政府看待；而对于实力弱小的草根组织，公众往往 对其能力持怀疑态度，从而忽视它们的存在或坚持对它们进行 谨慎的评价。此外，在这个集权化明显的社会中，公众尚不能 真正体会到第三部门的存在和发展对他们的生活将产生何种影 响。”[9]因为公众对非政府组织的能力和发展持一种怀疑的 态度，这使得非政府组织在我国缺少公众的支持和参与，其社 会功能的发挥受到负面影响。（3）我国非政府组织对待自身 持有依赖政府的观念。如前所述的双重管理体制，使得非政府 组织不得不依赖政府，其自身的独立性肯定受到严重的影响。 三、促进我国非政府组织有效 发挥社会功能的路径选择 有学者认为，在现代文明的逻辑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提出了新的挑战：（1）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挤占 了政党的传统空间和组织基础；（2）非政府组织在一些领域 替代了政党的功能；（3）非政府组织与政党之间关系的紧张 影响着政党整合社会的能力。面对这些挑战，我们党作出的反 应行动先后有四个：首先是控制；第二个反应行动就是规范社 会团体；第三个反应行动就是通过党组织力量来加强对各类社 会团体的领导与引导，以保证在政治上对社会团体的影响；第 四个反应行动就是整合社会团体，开发社会团体的功能。这四 个行动是一个连续的行动过程，新的反应行动的出现，并不替 代前一个反应行动，从而构成一个我国共产党面对非政府组织 发展的行动框架。[10]（P418）由此可见，我们党试图把非政 府组织纳入其制度框架之内，并使非政府组织成为我们党执政 的社会基础，在这一前提下，进而整合和开发非政府组织的社 会功能。共产党是当代我国最强大的社会组织力量，在这一政 治整合的过程中，如果执政党与非政府组织关系处理不好，非 政府组织和党可能形成一种对立的关系，要么党限制非政府组 织的发展，要么非政府组织在一些领域替代政党的功能甚至获 得政权；处理得好，非政府组织就可能和党形成一种合作补充 关系。因此，在当下的我国情境下，只有党的推动，只有我们 党对非政府组织作用和地位的真正认可和整合开发，非政府组 织在我国有效发挥社会功能才能得到充分保障。 革政府管理体制是非政府组织有效发挥社会功能的前提条件对于当下我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而言，我们应继续推进与 完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只有这样，我国的非政府组织才能得 到健康的发展，非政府组织得到有效的发展，其社会功能才能 得到真正实现。首先，政府应继续适度放权。我国30 多年改 革开放的过程从政治意义上可以说就是从国家与社会的高度一 体化到逐渐分化的过程，比如政府向社会放权、政企分开、政 事分开、政府对公民管理的逐渐放松等等，这些都为非政府组 织的催生提供了很好的环境。因此，政府继续适度放权，这对 于非政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大有裨益，这也为非政府组织发挥 社会功能释放出应有的空间。其次，政府应进一步转变职能。 新中国孕育之初就处在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政府 一直是全能政府。今天全能政府的惯性依然深刻影响着当代政 府的行为。因此，只有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把过去由政府管 不好，市场也解决不了的问题，通过非政府组织去承担，非政 府组织在辅助政府治理、弥补政府失灵之时，也就是其社会功 能得到有效发挥之时。再次，改革双重管理体制。对现行的双 重管理体制进行改革的趋向就是要减少政府对非政府组织的直 接、具体管理，加强对非政府组织行为的事后监督和制约，最 终实现单一的登记制度。总之，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是有 效发挥我国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的重要前提条件。 目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从自身能力上一时还难以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职能的重任、满足社会的需要。对此，加强非 政府组织自身能力建设是使非政府组织更好地解决一些长期性 的社会问题、满足社会需求、获得政府和公众的认同，真正释 放社会功能的内在动力。我国非政府组织要加强自身能力建 设，大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1）加强人力资源的建 设。不管是非政府组织内部专职的工作人员，还是临时性的志 愿者，我们要通过加强培训、提高待遇、优化项目设计等手段 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从而从整体上来改善当前我国非政府组 织人才资源不足的现状。（2）完善治理结构。非政府组织内 部治理结构要完善、不管是理事会、财务机构设置、人力资源 机构设置等，都有一个方向，可以借鉴西方非政府组织的治理 结构模式，结构完整了，与结构相适应的职责也要完善好，使 非政府组织有好的使命和目标，更要有完成使命和目标的负责 制。（3）健全内部制度体系。这些制度体系包括法人制度、 财务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理事会制度、志愿者招募制度等 等，内部制度体系完善了，非政府组织的外部行为才有制度依 据，才能可靠地发挥社会功能。（4）完善监事会制度。要扩 大监事会的职权、明确监事会的议事规则，等等。自身建设是 主体自我行为，是内在动力，因此，非政府组织要充分发挥社 会功能的内在要求就是加强自身建设。 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是非政府组织社会功能有效发挥的外在动力 社会监督是非政府组织监督机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充分 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不仅有利于改变长期以来政府对非政府 组织的业务进行直接管理的方式，更重要的是，它还有利于提 高对非政府组织的管理效率并增强非营利组织的社会公信度。 当非政府组织自身管理效率得到提高、社会公信力得到加强 时，非政府组织发挥社会功能就有了外部保障。一般来说，今 天我国非政府组织的社会监督机制的完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 面展开。（1）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尤其是捐款者的监督。 一方面，公众要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从被动转为主动，另一方 面，非政府组织及其管理机构要畅通社会监督的渠道，从两个 方面入手来加强社会公众的监督；（2）加强媒体的监督。随 着科技和经济的日益发展进步，媒体现在已经成为“第四权 力”，媒体普及范围广、影响大、具有强大的导向作用和威慑 作用。因此，加强媒体对非政府组织的监督，能够有效地对非 政府组织的各项管理行为产生约束和引导；（3）加强独立的 第三方评估的监督。非政府组织自身评估和政府对非政府组织 进行评估是通常的两个评估主体，如果再加上独立的第三方评 估的监督，那么非政府组织评估系统就更为完善，同时也增加 了对非政府组织评估的可信度。

Ⅷ 非政府组织在公共管理中有哪些功能

非政府组织是自主经营的非赢利的社会组织，以服务于国际社会公共利益为其宗旨，因此能够较少地受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驱动，不受政府行为的支配，能够比较客观、公正地从社会道义、公益的角度，致力于国际问题的解决，形成为一种非国家中心主义的国际体制。

??非政府组织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和代表性，是各国民众直接参与国际事务、进行合作的组织形式。非政府组织虽然是民间组织，但是掌握着国际社会巨大的人力、物力和智力资源，而且组织健全，分布广泛，专业素质高，技术力量强，有足够充分的行为能力去履行其社会职能

??国际非政府组织通常享有总部所在国的法人资格，不具备国际法主体地位，其活动主要受国内法的约束，但也不得超出国际法所允许的范围。非政府组织的非国家性和非政治性，能够使它们在决策、行事时无须经过繁复的法律程序，也不必启用正式的官僚机制，可以及时灵活地对国际事务作出反应，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风险和失败的承受力也远胜于政府间组织，因此有利于它们放手开展民间的国际合作。

Ⅸ 非政府组织管理

《非政府组织管理》主要内容简介：非政府组织管理是公共管理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公共管理专业的主要学习课程。为适应广大学员学习非政府组织管理理论的需要，我们特邀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马庆钰主持编写了这本《非政府组织管理教程》。全书共十一章，从内容的逻辑上划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非政府组织概说”，用四章的篇幅从总体上介绍非政府组织的大体轮廓，包括基本理论、发展动因以及国内外非政府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情况；第二部分为“非政府组织的外部管理”，也用了四章的篇幅来阐明非政府组织的登记管理、税收管理、日常监督以及评估工作；第三部分为“非政府组织的内部管理”，用了三章的篇幅来论述非政府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组织的战略管理以及营销管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