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法规定要式买卖

『壹』 罗马法注重对法律条文解释

据材料“要式买卖必须严格按照规定的程序”可知，材料描述是罗马法注重程序和形式，④正确；调动相关知识可知，罗马法以严格程序维护社会秩序，②正确；①③无法从材料中体现，排除．
故选D．

『贰』 让与担保制度的罗马法

在罗马法的最初阶段，所有权是物权的唯一存在形态，因此，作为取得物的信用的手段，除了利用所有权，别无他法。信托是当事人一方用市民法上的转让方法，如要式买卖或拟诉弃权，移转其物的所有权于他方，他方则凭借信用，在约定的情况下，仍把原物归还物主。在罗马法上，信托是一种相当普遍的制度，它的目的并不是专门用于担保债权。借用、担保、寄托甚至夫权的取得、奴隶的解放和遗产的继承等都广泛采用信托方式。该制度自身存在难以克服的缺陷，从而最终走向衰落，其缺陷主要是：
1、让与担保的标的物通常是要式物，需要以要式买卖或拟诉弃权的方式移转，这就大大限制了信托担保的范围。
2、债务人在偿还债务前，标的物所有权已移转给债权人，如果债权人背信弃义，将担保物转让给第三人，则债务人最多受信托之诉（actioficia）的保护，不能依物件返回之诉追还原物，在债权人丧失给付能力而破产时，该担保物即被享有担保权的债权人扣押出卖，抵充欠款，从而使债权人蒙受损失。
3、担保物无论价值高低，都只能向一个债权人作担保，使债权人失去了利用该担保物向其他人借贷的可能，不利于充分发挥担保物的价值。
由于上述缺陷的存在，信托担保方式到罗马帝国时期随着要式买卖的废弃而逐步走向衰落，优士丁尼皇帝编纂法典时，质押和抵押完全取代了信托。

『叁』 在罗马法的相关法律规定中，物权取得的方式有哪些，取得的条件是什么

（一）原始取得和付来取得
（二）市民法的取得方式
主要有：要式买卖、拟诉弃权、取得时效、分割裁判、公卖和法定取得。
（三）万民法的取得方式
主要有：交付、先占、添附、加工和孳息。
1、要式移转物以交付方式转让的，市民法当然不予保护，但经济发展以后，大法官根据实际需要，使受让人享有所有权的利益，即大法官法所有权。大法官法不公然否认市民法所有人的资格，但授予受让人以抗辩权，以驳回市民法所有人有诉求；
2、遗产占有，这是为了避免市民法遗嘱方式的缺陷，在共和国末叶由大法官法规定，凡呈示有七人印章的密封遗嘱，遗嘱中的继承人就可享有占有遗产的权利了。
3、无力清偿债务人经大法官裁定将其财产交由债权人占有变卖。
4、家属、奴隶和牲畜给他人财产或人身造成损害，如家长、家主不愿意赔偿损失，又不肯把家属、奴隶或牲畜委付给受害人，则由大法官裁定将该家属、奴隶或牲畜交给受害人处理。
5、危险房屋可能损害邻居的，邻居有权要求房屋所有人修理或提供担保，如房屋所有人拒绝，即可起诉由大法官将房屋裁交邻居占有。
除上述五种外，大法官因执行元老院的决议或皇帝的敕令而将财产所有权授予市民，也属于大法官法的所有权取得方式。

『肆』 古罗马法对当今社会的影响

都说古希腊给人类留下了哲学,希伯来人给人类留下了宗教,而古罗马人版给人类留下的是法律.
其实呢权,古罗马留下的法律被西方人认为是仅次于圣经的.当时西方大部分国家的法律都是照着罗马法律沿袭下来的.
罗马法律在中世纪后期和近代的欧洲的制度和观念起着统治和影响门神制在日本和中国清末和国民初期的法律制度,都是受到了罗马法律的影响.还有英国和美国的法律看似独立,其实都是借鉴了罗马的法律.
可见罗马法律对社会的影响,有一句话说的好,罗马一共3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武力,第二次是宗教,第三次是法律.

『伍』 罗马法的罗马私法的基本内容

人法是对在法律上作为权利和义务的主体的人的规定,包括自然人、法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以及婚姻家庭关系等内容。
(1)自然人
罗马上的自然人有两种含义：一是生物学上的人，包括奴隶在内；二是法律上的人，是指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
自然人必须具有人格，即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资格。奴隶因其不具有法律人格，不能成为权利义务主体，而被视为权利客体。
罗马法上的人格由自由权、市民权和家庭权三种身份权构成。三种身份权全部或部分丧失叫“人格减等”。罗马法规定，只有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享有完全的行为能力。
(2)法人
虽然没有明确的法人概念和术语，但有初步的法人制度。罗马法上法人分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两种。前者以自然人的集合为成立的基础，如宗教团体；后者以财产为其成立的基础，如慈善基金。
法人的成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必须具有物质基础；(2)社团要达到最低法定人数（3人以上），财团需拥有一定数额的财产，数额多少没有严格规定；(3)必须经过元老院的批准或皇帝的特许。
(3)婚姻家庭法
实行一夫一妻的家长制家庭制度。
古罗马所称的家或家族是指在家父权下支配的一切人和物的总和，包括家父、妻、子女、奴隶、土地。家的特点是以家父权为基础。共和国后期，家父的权力逐渐受到限制
罗马法的婚姻有两种：，即”有夫权婚姻”和“无夫权婚姻”。 物法在私法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罗马法的主体和核心，对后世资产阶级民法的影响最大。物法由物权、继承和债三部分构成。
(1)物权
罗马法上所说的物，范围极广，泛指除自由人以外存在于自然界，对人有用并能满足人需要的一切东西。它不仅包括：有形物体和具有金钱价值的东西，还包括无形体的法律关系和权利。
物的分类主要有：要式转移物，略式转移物；有体物，无体物；动产，不动产；主物，从物；特定物，非特定物；有主物，无主物；原物，孳息等。
物权是指权利人可以直接行使于物上的权利（其范围和种类皆由法律规定，而不能由当事人自由创设），其中所有权为自物权，其他的为他物权。
物权的种类主要有五种：所有权、役权（地役权、人役权）、地上权、永佃权、担保物权（质权、抵押权）。
(2)继承
罗马法中的继承分为遗嘱继承和法定继承，遗嘱继承优于法定继承。
早期采用“概括继承”的原则，后来逐步确立了“限定继承”的原则。
关于法定继承人的顺序以及遗嘱继承的方式等问题，罗马法上均有较完备的规定。
(3)债
在罗马法中，债是物法的一个重要内容。罗马法中债的发生原因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合法原因，即由双方当事人因订立行为而引起的债；一类是违法原因，即由侵权行为而引起的债，称之为私犯；
此外，准契约和准私犯也是债发生的原因。
罗马法根据债的标的和标的物不同，对债进行了详细的分类，主要有：特定债和种类债、可分债和不可分债、单一债和选择债、法定债和自然债。
罗马法还对债的履行、债的担保、债的转移、债的消灭作了详细规定。 诉讼分为公诉和私诉两种。
公诉是对直接损害国家利益案件的审理；
私诉是根据个人的申诉，对有关私人利益案件的审理。私诉是保护私权的法律手段，相当于后世的民事诉讼。
在罗马法的发展过程中，诉讼程序先后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形态：法定诉讼、形式诉讼、特别诉讼。

『陆』 罗马法的规定

罗马法可谓近现代各国民法学的源头，罗马法早在城邦时期就确立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法律思想和现代各国民法所援用的法律制度，并且罗马法很早就有了国际私法的概念，所谓国际私法，就是在国际民商事法律关系中，如何适用法律的法律。当然了，说起来有点饶口。

主要包括:自由权、市民权和家庭权

我们先来看自由权。自由权是作为自有人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而只有奴隶，不享有这种自由权。

罗马法上的自由人（liberi）,包括生来自由人和解放自由人两种。

生来自由人（ingenus），是指出生就获得自由权，而且未曾丧失过自由身份的人。基于两种原因，可以成为生来自由人：一是出生，二是皇恩。

古罗马系讲血统主义的国家，所以，自由人的后代也是自由人，而不论其父母为生来自由或解放自由。而对于父母一方不是自由人的，则从其母，只要出生时其母为自由人的，则其为自由人。而到了后来，由于战争对于兵源的需求，以及受希腊哲学关于人生而自由思想的影响，改为规定只要其母在受孕期间一度为自由人的，则其为自由人。

而法律拟制主要系基于皇恩，所谓皇恩浩荡啊，按照罗马法规定，皇帝是最高统治者，他可以将自由赐予奴隶，在古罗马，由于只有自由人可以戴金戒指，因此，基于皇恩的自由权又称为“金戒指权”。但在这种情况下取得自由权的奴隶，尚不能摆脱其原主人的恩主权。

解放自由人，是原来主人所解放的自由人，即法律拟制自由人。罗马法上赋予主人的恩主权，是连皇权也无法剥夺的，因我罗马法上认为，恩主权是私权，皇权不能干涉。

古罗马的市民权类似于今天的公民权或者国籍，包括公权和私权，选举、被选举权属于公权，其实，和我们现代的政治权利、民主权利一样。由于罗马的官职都是荣誉性的，所以，被选举权又被成为荣誉权（jus honorarium）。我们重点看私权部分。

私权，包括婚姻权、财产权、遗嘱能力和诉讼权。说到诉讼权，我们可以结合一个恩主解放奴隶的例子来予以说明：

案例：恩主解放奴隶的时候，有一种诉讼的方式，就涉及到诉讼权问题，而按照法律规定，奴隶是不具有诉讼权的，也就是说，奴隶没法去起诉了，那么，如何通过起诉的法律规定来解放奴隶呢？这时候，恩主就请一个人作为奴隶的辩护人，一起到长官那里去，由那个人装做起诉恩主，问恩主是不是要解放这个奴隶，恩主予以认可…… 到后来，手续简化了，恩主直接和奴隶过去，就让长官的侍卫扮演这个辩护人角色来解放奴隶。如果用非起诉手段私自解放奴隶属于略式解放，略式解放的后果早期不为市民法所承认，但后来，只要恩主找够了证人，也可以通过略式解放合法滴解放奴隶。
罗马法把罗马境内的居民分为市民、拉丁人和外国人三类，所谓市民权都专属罗马市民享有。市民法是适用于罗马市民之间的法律，对于罗马市民与非罗马市民、非罗马市民之间，适用万民法（国际私法的起源）。古罗马市民身份可以基于出生和入籍获得，而入籍又分为奖赏与恩赐。

奖赏，凡外国人告发罗马官吏的贪污贿赂而使之定罪的，可奖赏告发者以罗马市民资格。公元前111年，又规定把这种奖赏扩大到拉丁人。此时的拉丁人实际上指古罗马社会中介于市民与外国人之间的自由人，因享有权利的多少，分为三等：古拉丁人、殖民地拉丁人、优尼亚拉丁人。外国人，指罗马市民以及拉丁人以外的友邦人民。在罗马法中，与罗马处于交战和不友好状态的国家的人民，被称之为敌国人。

恩赐，军伍大会或皇帝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授予居民以市民权。

家族权，指家族团体成员在家族关系中所处的地位和所享有的权利。由于罗马家族成员有的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有的不享有，因此，根据他们权利之不同，可以分为自权人和他权人。他权人，指处于其他市民的权力支配之下的市民。这种权利，在罗马法上分为家长权、夫权和买主权。

家长，实际上指家父，在古罗马，能够成为家父的，只有长子（头生子）以及长子的长子（也许我的理解有误）。家父对于家庭成员具有支配权，他可以将家庭成员卖为奴隶，也可以让他成为自由人等等。包括其子之妻，都处于其支配下，也包括其子或其他家庭成员的财产。如果无子继承，则可以收养和认领，然后取得家父权。

夫权，和中国封建时期的纲常之说有点相似了。基本就是说，丈夫可以支配妻子。另外，古罗马的婚姻—华丽滴分为有夫权婚姻和无夫权婚姻，以及姘合。

买主权，我觉得和家长权以及自权他权构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体系。买主权在两种情况下产生。第一，罗马法上长期无雇佣契约，因此人们通过买卖方式出卖劳动力，家属被家长出卖后，就要处于买主的支配之下。第二，在罗马法上，家属无独立人格，如果家属侵害了他人权益，家长为避免赔偿损失，往往将致害的家属给受害人任其处理，使之处于受害人的买主权之下。

从共和国末期开始，家长权和夫权逐渐收到限制，雇佣契约的出现使得雇佣劳动也不再用买卖方式……因而将家属给受害人处理的情形也日益少见，在优帝一世（或曰查士丁尼一世）时彻底消除。而到优帝一世时，他权人的地位改进至近乎享有完全的权利能力了，也就是说几乎享有完全的人格了。

与他权人相对应的概念就是自权人。也就是不受上述家长权、夫权、买主权支配的人就是自权人。

花絮：有网友提出从此看出中国古代人权比罗马进步一点，但中国古代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比如主人可以任意杀害仆人或者奴隶，种种限制基本相当于不存在。而中国的家法：休书、逐出家门，都与罗马法中家长任意处置家庭成员类似，特别是没什么名分的家属，连苏东坡都把丫鬟送人且能传为佳话。

人格变更是罗马法上的一项特有制度，罗马法规定，具有完全人格的人必须享有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一个人因某种原因，使这三种权利丧失一部分或全部，或者丧失某一种而取得另外一种，这种情况就叫人格变更，分为人格大变更、中变更和小变更。

人格大变更，实际上指丧失自由权而沦为奴隶，一般原因有三种：因犯罪被剥夺自由；被家长或债权人出卖到国外为奴；降服外国人违反禁令的。而人格大变更，实际上是人格的消灭或者法律上的死亡。

人格中变更，指罗马市民丧失市民权而成为拉丁人或外国人。由于罗马的家族权以市民权为前提，因此，丧失市民权就当然丧失家族权。其与人格大变更的区别，在于变更后是否仍保有自由权。发生人格中变更的事由有三：受刑事宣告而被剥夺市民身份的；罗马市民加入外国籍；拉丁人或外国人加入罗马国籍而取得市民资格的。

人格小变更，指丧失原有的家族权而取得新的家族权，权利人原来享有的自由权和市民权不便，因而在法律上仍然享有完全的人格。发生小变更有三类：1、自权人变为他权人；2、他权人变为他权人；3、他权人变为自权人。

结合前面讲的人格权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发生人格变更的时候，相应财产会发生变化，如自权人变为他权人时，其财产即归其权利人所有；又或会导致身份上的变化，如婚姻有有夫权到无夫权，由家长变为家属等等。

在罗马法上，除了人格变更外，名誉减损也是用来变更权利能力范围得一种制度。所谓名誉减损，就是在保全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得前提下，使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受到某种限制。

古罗马社会非常重视名誉，一个人名誉之好坏，影响他参与各种社会活动的资格。所谓名誉减损，就是在保全自由权、市民权和家族权得前提下，使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受到某种限制。实际上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信用制度了。

名誉减损有三种：

第一种，不能作证（intestabilis）：所谓不能作证，不是不能在法庭上作证，而是丧失做证人或者请他人为自己做证人的资格，因为在古罗马，很多交易都需要证人的证明，比如古罗马的交易，必须由一名司秤、若干证人，交易双方在集市日，以天平、象征货物和对价的物体、并高声呼叫交易内容才能成立。恩主解放奴隶的略式也是如此，需要5名证人。可以想见,不能作证是多么严重的惩罚! 不能作证的原因有二：证人事后拒绝作证明的；用文字侮辱他人的。

第二种，丧廉耻(infarmia）：.这种名誉减损比不能作证稍轻。原因有：由于法院判决；法律规定的事实。丧廉耻分为直接丧廉耻和间接丧廉耻。
直接丧廉耻，是由执政官或者监察官根据事实，在选举或者户口登记时作出决定，将其不列入选举名单，或在户口登记簿上作出记载，当事人对此不得申诉。直接丧廉耻具有实效性，罗马执政官任期一年，监察官任期为五年，他们任期满后，任期内所作丧廉耻决定要由新任长官重新决定是否有效。
而丧廉耻的法律效果是：丧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相应的服兵役的权利也被剥夺；诉讼权受到限制，不能为家庭外的人作诉讼代理人，也不能请他人作代理人；如妻子与人通奸，即使当场抓获，也无权杀死奸夫或对之起诉（汗……）；《优尼亚婚姻法》禁止元老院医院及其子孙与丧廉耻的妇女结婚。

第三种：污名（turpitudo）：有污名者，是指因其行为卑劣，受人蔑视，为社会舆论所不齿。
由于这种名誉减损即非由法律规定，也非由长官宣告之法律上丧廉耻，所以又称事实上的丧廉耻。对有污名者的权利能力的限制，是不准他们担任需要诚实信用的职务，如监护人、保佐人、证人等。而在婚姻方面，在婚姻由家长作主的时代，通常子女无权拒绝家长包办的婚姻，但如果未婚夫是有污名的人，则他可以反对。

个人认为，罗马法上的名誉减损，对于我们建设现代信用制度有非常重大的启示意义。虽然其规定可能过于落后，但给予一些人以污名或者丧廉耻称号，或能极大程度提高社会整体信用水平以及道德基础。

『柒』 试论罗马法所有权制度的发展

早期罗马法即罗马市民法从所有权移转方式上，把物分为“要式移转物”和 “略式移转物”。依罗马市民法规定，凡要式移转物所有权的移转必须采用“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的方式才能发生移转所有权的法律效力，仅有当事人的合意和物件的交付，不能发生法律效力。所谓“要式买卖”又叫“曼兮帕蓄”（man lipation），是罗马法移转所有权最古老的方式。采用“要式买卖时，当事人主要是罗马市民必须亲自到场，并由已达婚龄的市民五人出场作证，另由一已达婚龄的市民为司秤人。买卖时，由司秤人持秤，买受人一手持标的物或其象征物，一手持铜块说，“依照罗马法律，此物应归我所有，我是以此铜块和秤买来的”。说毕，以铜块击秤，随即交给出卖人，买卖就告成立，买受人立即取得所有权。[1]“拟诉弃权”则是一种模拟确定所有权的诉讼形式以取得所有权的方式，其当事人必须为罗马市民且须亲自到场，标的物须为罗马物，其要求比“要式买卖”更为严格。其具体方法为：买卖双方当事人持买卖标的物或其象征物，亲自到裁判官（法官）前，买受人充原告，出卖人充被告，伪称诉讼，由原告手持标的物或其象征物，并声称：“依罗马法，此物为我所有”。裁判官则问被告（出卖人）:“你对原告的主张有无异议。”出卖人不提出异议或是默不作声，裁判官便裁定该物为原告（买受人）所有，买卖就告成立。[2]其实，这里所谓的原被告之间并无真正的纠纷，二人早已有默契，仅是走过场而已，只不过是借助这种方式来达到移转所有权的合法性。由此可见，早期罗马法对形式主义的关注超过了实质内容。如果有一个固定形式被遗漏或误用，转让过程便失去效力。相反，如果所有程序和仪式已正确进行完毕，则转让是否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法律并不重视。质言之，在早期罗马法移转所有权的两种方式中，只要按照固定格式做出相应行为，说出相应语言，即可发生权利移转的结果。可以说，形式是权利变动的最终力量，没有形式的买卖或者不符合要求的形式不能产生权利变动的结果；当事人的意思对于权利变动不起作用，它被外在的形式所淹没。至于权利移转基于何种原因而产生，不在法律关注的视野之内。一言以蔽之，只要当事人履行了法定的要式行为即可，履行此行为的原因无关紧要。换言之，在移转所有权的过程中，当事人的意思虽然不可或缺，但当事人的意思只是形式出现的动因，它不能决定和改变形式，更不能决定所有权变动的效力；只要符合法定形式的所有权变动才有效，只有法定形式才能够决定所有权的归属形态和内容。
“要式移转物”和“略式移转物”移转所有权方式的区别体现了当时罗马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罗马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农业占比较重要的地位，因而“要式移转物”均为与农业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物，主要有意大利的土地（开始是拉丁姆地区的土地）、意大利土地上的房屋、意大利耕地的地役权、奴隶以及用来牵引或负重的家畜即牛、骡、驴等。根据罗马法，对于此类物必须以“要式买卖”或“拟诉弃权”等方式移转所有权。
（一）法律关系的主体狭隘
罗马法形式主义特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其主体狭隘，在其早期阶段其主体主要是罗马市民，即享有罗马市民权的人。由于享有市民权的人只是罗马居民中的一小部分，其主体具有很大的局限性。依早期罗马法的规定，罗马市民身份的取得基本上采取血统主义原则，故出生为取得市民身份的最基本的方法，根据市民法的规定以出生而取得市民身份的条件为：(1)父母皆为罗马市民者，其中不管出生于罗马国内或国外，皆为罗马市民；(2)父母身份不同，其婚生子女身份从父，非婚生子女从母，而在当时的罗马，父母皆为罗马市民或父母任意一方为罗马市民者人数极少，因而通过出生方式取得市民身份的人也相应很少。[3]据史家考证，罗马共和国初期，罗马成年公民只是其居民人数的四分之一。[4]市民权也即公民权，为罗马市民专有的权利，包括公权和私权，公权指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私权则指结婚权、财产权、遗嘱权和诉权等。事实上，即使在罗马部族内部，最初仅有奴隶主贵族享有完全的市民权，是市民法的主体，平民则不得享有市民法上的权利。后来经过斗争，平民的市民权在《十二铜表法》中才得以规定。罗马市民也即罗马公民，享有完全市民权，最初仅限于罗马部族居民（包括原来的氏族贵族和平民），后来市民权逐渐被授予罗马部族外的居民，罗马市民的范围有所扩大。在罗马对意大利的征服及在向意大利外的扩张过程中，罗马统治者赋予了不同地区的居民以不同的权利，根据是否享有市民权或享有市民权的多少，可以将罗马境内的人分为罗马市民、拉丁人、外来人和奴隶。拉丁人是介于罗马市民和外来人之间的自由人，按照享有权利的多少，可以分为古拉丁人、殖民地拉丁人和优尼亚拉丁人三个等级。古拉丁人是指罗马城市附近拉丁姆地区的居民，后来扩大到意大利境内的所有拉丁人。由于古拉丁人同罗马人同种族、同语言、同文化和同宗教，所以罗马人授予他们除被选举权以外的全部市民权。到公元1世纪，全体居住在意大利的拉丁人都被授予了公民权，古拉丁人这个类别不再存在。殖民地拉丁人是指罗马殖民地的居民，它们没有罗马市民的公权和结婚权，但享有财产权、遗嘱权和诉权。优尼亚拉丁人是指没有依法定方式解放的奴隶，它们没有公权和结婚权，只享有私权中的部分财产权、部分遗嘱权和诉权。就财产权而言，优尼亚拉丁人的遗产不能由继承人继承，也不能以遗嘱的方式处分，在其死后，遗产归其原来的主人所有。外来人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范围不同，最初指不属于罗马部族的人，后来指既不在罗马城市，又不在意大利的人，包括外省人和外国人。外省人指居住在罗马建立的行省的居民，外国人又分为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的友邦人与罗马呈敌对关系的敌国人，外来人指与罗马保持友好关系的友邦人。公元212年，罗马皇帝卡里卡拉帝授予帝国境内的所有自由民以市民权，从此，外来人也取得了市民权，外来人便专指没有罗马国籍的人。至于奴隶，在罗马法上是权利的客体而非主体，自不待言。
可见，早期罗马法即罗马市民法的主体开始时就是限定为罗马市民的，而广大的外来人（其中包括拉丁人）则被排除在市民权主体之外。只是在公元212年罗马帝国境内的所有外来人都获得罗马公民（市民）权之后，才逐渐取消了这种限制。罗马法的主体之所以如此狭隘有限，与罗马早期为一个地域狭窄的奴隶制蕞尔小邦密切相关，由于当时农业是其主要的经济部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因而整个社会基本上是封闭式的，对外来人是持排斥态度的，其权利也只能为本城邦的一小部分居民所享有。罗马国家与别的古代国家的情况大致相同，是从部落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传说在罗马国家形成之前，罗马共有3个部落，每个部落下有10个胞族，每个胞族下又有10个氏族，罗马社会靠血缘关系联接在一起。[5]尽管国家是建立在以地域和财产原则划分居民的基础上，不再依靠血缘关系来维持，但古代国家还是不可避免地保留了一些原始社会的痕迹。正如梅因所言：“在古代世界中，一个社会的本地公民常常自以为是由于血统而结合在一起的，他们反对外来人主张平等权利，认为这是对于他们生来固有权利的一种篡夺。”[6]因此，初生时的罗马法律具有很强的封闭性，罗马人不愿意把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赋予外来人。此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甚至享有市民权的妇女以及处于家长权之下的家子也被排除在罗马法主体之外。依罗马法规定，奴隶在法律上是权利的客体而非主体；罗马妇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尤其是在罗马法初期未取得法律主体的资格，其为法律行为须在监护人的同意下进行；在罗马，处在家长权之下的家子都不能成为法律关系的主体，独立地实施法律行为。可见，在罗马具备法律主体资格的人只占其人口的一小部分。总之，早期罗马法的主体非常有限。与此相适应，就罗马法所有权制度而言，在早期罗马法阶段，其所有权主体也同样非常有限。
（二）法律关系的客体范围窄小
罗马法在其形式主义严重的时期，其客体范围非常狭小，这也是其形式主义特征的显著表现。就其所有权客体而言，在罗马古代社会中，土地是非常重要的生产资料，法律一般都对土地的所有权予以严格的保护，但即便如此，早期罗马法的土地所有权的客体范围也是非常狭窄的。换言之，在早期罗马法阶段，不是罗马境内的所有土地的所有权都能平等地得到法律的保护。在罗马法的早期阶段即罗马市民法阶段法律仅调整意大利土地的所有权（最初只限于拉丁姆地区，范围更为狭窄），而大量的外省土地则不是市民法所有权的客体。其时罗马国家的土地被分为两个部分，即意大利土地和行省土地。罗马人在意大利境内扩张时，采用赋予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以完全的市民权或将该地区的土地分配给罗马市民的方式，从而使意大利境内的土地全都具有了“罗马地”的资格，对于这一部分土地，罗马市民可以私有，受所有权制度的保护。但对意大利以外设立的行省土地（被授予“意大利邦”的除外）则由罗马国家公有，任何人包括罗马市民在内只能行使占有权或用益权而不能享有所有权，占有者或使用者应向国家交纳赋税。换言之，罗马行省的土地不在罗马市民法所有权的保护范围之内，其所有权最初只受裁判官法，后来又受万民法的调整，先后形成裁判官法和万民法所有权。然而裁判官法所有权毕竟只是事实上的所有权，依罗马市民法规定，事实所有权人不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仅享有诉讼上的“抗辩权”，这对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无疑极为不利；后来在最高裁判官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万民法所有权虽然较之裁判官法所有权更能得到法律的保护，但市民法依然不承认其所有权，一旦有人依市民法向万民法求法律的保护。可见，万民法所有权制度对所有权人的利益的保护仍不充分。这反映出早期罗马法的客体范围十分狭小，之所以如此，同早期罗马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前已论及，早期罗马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奴隶制小邦，农业是罗马最普遍的产业，也是最关键的部门，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与此相适应，其财富表现形式主要为土地等农业生产资料，而动产相对来说价值并不大，因而其时的罗马法主要关注于土地，对土地的保护格外重视，因为土地是农业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而采取严格的形式主义有利于加强对土地的保护。
（三）形式重于实质内容
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罗马法形式主义的实质特征，即在罗马法中法律行为的形式是决定性的因素，而内容则是次要性的因素。英国法史学家梅因在谈到罗马法的这个问题时指出，“仪式不但和允约本身有同样重要性，甚至比允约更为重要”[7]。如果一个固定形式被遗漏或误用，法律行为便失去效力。相反，如果所有程序和仪式均已正确进行完毕，即具有法律效力，至于法律行为是否反映了当事人的真实意思，法律在所不问。具体就罗马法所有权制度来讲，前已论及，早期罗马法即罗马市民法从所有权移转方式上，把物分为“要式移转物”和“略式移转物”。而依罗马市民法规定，凡“要式移转物”有权的移转必须采用“要式买卖”和“拟诉弃权”的方式才能发生移转所有权的法律效力，当事人仅仅凭借自身的意思不能导致所有权的移转，他们必须将外界因素引入自己的交易过程中，交易必须通过这些外界因素公开化。易言之，在罗马法看来，一个法律行为是否有法律效力取决于该法律行为的外部形式，而其实质内容则无关紧要。正如英国罗马法专家巴里．尼古拉斯教授所言：“原始制度注重对形式的使用，法律后果并不是产生于单纯的协议或者简单的意思表示。如果要创设或者转让某一权利，必须实施某些特定的行为，或者使用指定的话语。这种行为或者话语就是形式，法律后果就是由这种形式创造的，如果形式没有得到遵守，或者没有完全遵守，就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相反，如果有关形式得到遵守，但存在意愿方面的缺陷（如错误或者恶意），法律后果仍然产生。形式既具有实质性意义，又是充分的条件。”
由于罗马人既不愿放弃旧有的市民法，又想用法律解决社会中新出现的问题，为恰当地解决好二者之间的矛盾，罗马人于公元前367年设立最高内事裁判官，授予其颁布告示的权利，允许他们在一定范围内自由裁量，从而在不改变市民法的情况下随时应变，后来在其发布的告示中逐渐形成了裁判官法。就所有权而言，裁判官法的重要意义在于突破了市民法所有权移转方式上的形式主义要求，形成了“裁判官法所有权”，该所有权是一种事实上的所有权，凡是依市民法得不到保护的所有权，均可请求裁判官予以保护，比如那些没有遵守“曼兮帕蓄”式和“拟诉弃权，式来进行移转所有权的，就可以采用之。裁判官法所有权的具体保护方法有两种：一是在合法所有人（卖主）对事实所有人（买主）提起诉讼，对物的所有权发生争论时，允许事实所有人提出“买卖成交的抗辩”；二是承认事实所有人在其“善意占有”受到侵害时，以时效已完成为理由而取得合法所有权，使事实所有人可以享受到所有权人的一切权利，这样就弥补了非依市民法取得方式不能取得所有权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民事流转的困难局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裁判官法所有权制度突破了市民法规定的所有权移转的繁琐要求。后来随着最高裁判官法的发展，至罗马共和国末期，裁判官法所有权便成为独立于市民法所有权的一种特殊所有权制度。尽管裁判官法所有权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市民法的形式主义要求，但裁判官法所有权毕竟只是事实上的所有权，依罗马市民法规定，事实所有权人不享有法律上的所有权，仅享有诉讼上的“抗辩权”，这对保护当事人的权益无疑极为不利。同时裁判官法对于市民法的狭隘民族性并无任何突破。因为市民法采取属人主义原则，所以仅保护罗马市民的利益，而外来人则基本上无任何权利。但公元前3世纪以来，罗马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以及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市民法主体的狭隘性因而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于是在设立最高内事裁判官经验的基础上，罗马又于公元前242年设立最高外事裁判官，由其专门负责审理罗马市民与外来人之间以及外来人与外来人之间的纠纷。其后罗马又在最高外事裁判官告示的基础上形成了万民法。就所有权而言，万民法所有权则更是突破了市民法形式主义的藩篱，作为万民法所有权的移转方式不但不拘形式，而且其主体也不限于罗马市民，只要是自由人都可进行所有权的移转，受让方即可取得法律上的所有权，而不像裁判官法上的所有权那样，受让方仅取得事实上的所有权。罗马万民法上的所有权最常见的移转方式为交付，即无须履行复杂的仪式，只要进行简单的交付就能产生所有权的移转，并得到法律的保护。以后随着万民法和市民法区别的消亡，罗马法所有权移转的形式主义更是大为淡化。到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时期（公元527年至565年在位），移转所有权不再需繁杂的仪式和手续等外部形式，只要有当事人的合意和物件的交付，即发生所有权的移转。查帝法典中说：“要式移转物和略式移转物的区分太古老，应予以废除。废除无益的含糊不清的区分，使得所有地方的同样的物被归入同一类。”[9]
总之，罗马法所有权法律制度经历了由重形式到不重形式的发展历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罗马法在不断克服形式主义的同时，并未使其内容简单化，相反罗马法的内容却日臻系统和丰富，以致达到了世界古代法的顶峰，从而给后世法律以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