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盛魁规章

1. 十一期间，呼和浩特的温度怎样

呼和浩特市气象局灾害防御中心发布

2. 晋商的用人之处有那些

1、避亲用乡；

2、从乡人中择优保荐；

3、从乡人中破格提拔。避亲，即用人中回避戚族，包括财东与掌柜也不能荐用自己的亲戚，所谓不用三爷（少爷、姑爷、舅爷）。晋商规定财东的子弟就业，也不得进入本号；

4、托以重任，用人不疑，无论是独资企业还是股份制企业，财东（投资人）决定投资某项商业时，先物色一位有经验、可信赖的人做掌柜，并向掌柜授予全权，包括资金运用权、职工调动权、业务经营权，并签有契约合同，规定资本若干，由掌柜自主经营，财东不加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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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晋商精神的现代价值

晋商具有开放经营的历史渊源

晋商是指发端于明初、发达于清代的山西商人群体。至明末清初，集中在太谷、祁县、平遥一带的票号生意兴隆，是晋商最辉煌的时期。五百年的晋商辉煌，得益于其企业内部制度安排的开放性。引进人才、引进资金，使晋商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是晋商开放经营的具体体现。

为引进人才实行“经理制”。晋商商号职员的设置历来“因事设人”，从不“因人设职”。在普通员工的选择上，秉持开放的人才选用机制和观念。

因为晋商在各地广设分号，机构日趋庞大，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合一的经营模式难免出现管理效率低、内部运营成本高昂的弊病。晋商以开放的经营智慧，创新人事管理制度，采取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经理制”，突破了所有者自身能力的限制，建立起高效、有序的运营机制。

在“经理制”下，财东不直接参与经营管理，而是授予掌柜资金运用权、职员调配权、业务经营权，委托掌柜具体管理。财东充分信任掌柜，令其放手经营。“经理制”打破了传统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封闭经营管理模式。

经理人的选择突破了家族、宗族、本村的固有限制，是晋商开放意识在企业管理上的具体体现。

为引进资金实行“股份制”。晋商的“股份制”萌芽于明代，大兴于清代。晋商早期实行的独资制、贷金制、朋合制和伙计制，远远不能满足大商业、大流通下的资金需求。

晋商适时调整，不拘泥于本家、本族、本地拓展融资渠道，广纳闲资，形成“股份制”这一开放的资本组织形式。开放的股本结构，使晋商突破单纯依靠自身资本积累的局限，广泛吸纳社会闲散资金，充实资本，形成互利共赢、风险共担、休戚与共的接近现代股份制的商号。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我国数千年“公财与私财不分”的商业习惯，财东对企业财产控制权与财东个人财产控制权有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财东将其个人私有财产作为股本投入商号、票号，与其他出资者的资本融合为一体成为企业资本时，便失去了这部分资金的自由支配处置权。

作为一种融资和收益分配制度，晋商股份制已明显不同于独资、一般合伙等传统企业制度，而更多体现了现代企业精神，也体现出晋商开放的经营思路与高超的管理智慧。

晋商还开创了“人身顶股制”这一独具特色的人才激励机制。经理的身股和财东的银股一样具有分红权，内部员工也有一定的身股，并据创造价值的大小酌情增减。这种将员工利己性动机与商号经营效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制度设计，蕴含着企业与员工利益共享的开放的大利益观。

晋商具有不断创新的组织形态

晋商不仅密切了发达商埠与偏远边疆的联系，还搭建起连通国内市场与国外市场的桥梁。晋商商号和票号的多元化经营和跨地区经营，催生出类似母子公司式的“联号经营”模式。

据俄国人波兹德涅耶夫1893年的记载，归化城的大盛魁商号同蒙古地区的贸易额年约900万—1000万两白银，每年有1500峰骆驼往来于归化城和乌里雅苏台之间。

倘若从寻找交易伙伴、价格谈判、合同订立、执行交易到后期监督等全部活动交由市场完成，商号将面临巨额的交易费用。通过“联号经营”的方式，将市场内部化，有利于应对市场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

正是开放意识造就了晋商发展的“大格局观”，才使晋商能够突破区域限制，建立起“联号经营”的组织结构形态。尽管商号、票号在内化市场交易的同时也产生一些问题，但是“联号经营”不失为创新企业组织形态的一种有益探索。

3. 金融管理部门将约谈蚂蚁集团，蚂蚁集团是如何回应的

人和货运物流的极大商业利益主要是人和货运物流的互利共赢。财富在哪儿流动性，大家就在哪儿做买卖。北方人比东北人更善于做生意，没有实际的缘故。唐朝，随业、浦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汉、宜州、煌、苏州市、今酒泉、凉州、今武威、北京长安、周至、洛阳市等地都是有胡姓昭武的聚居地。

因为欧洲地区封禁了内地，南边的香港澳门一度变成我国出口贸易的关键方式。中国改革开放前期，广东省和福建省南边地域因为与中国香港、澳门、中国台湾等地域较为贴近，出口贸易比较便捷，发展趋势快速。不奇怪的是，一些商业服务方式和定义占了主导性，好像更有工作能力做买卖。哪有极大的货运物流要求，哪儿与另一个地区有明显的热对流，哪儿便会有极大的财富流动性，热对流沿岸的人做买卖数最多。是时期铸就了有钱人。

4. 呼和浩特市2010年政府工作报告的2009年工作回顾

全市广大干部群众齐心协力，迎难而上，奋力拼搏，形成共克时艰的强大合力。通过努力，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主要指标明显好于上年，好于年初预期。预计全市地区生产总值完成1520亿元，同比增长15%。地方财政总收入完成201亿元，增长26.9%。预计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22600元和7900元，均增长12%。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8%。年初承诺的8件为民办实事项目，全部落实。
一年来，在应对危机的重大考验中，我们始终坚持科学发展、关注民生、依法治市、优化环境、诚实守信、服务全区的工作理念，做了以下主要工作：(一)全力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针对年初经济下行压力日趋增大的严峻形势，我们迅速行动，主动出击，全面落实中央扩大内需“一揽子”计划，切实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力度，实施了一大批投资项目，发挥投资拉动作用，使国民经济较快企稳回升，逐月向好发展。全市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00.8亿元，同比增长25%，其中三次产业分别完成投资47.7亿元、249.2亿元和503.9亿元，增长93.6%、34.4%和17.1%。
把保工业作为保增长的重中之重，及时出台《呼和浩特市关于扶持困难工业企业的意见》等文件，从贷款贴息、减免税费、缓缴减缴社保费、落实电力多边交易政策等方面对企业予以大力扶持，使停产半停产企业较快恢复生产。以科技引领企业发展，较大幅度地增加了重大科技专项资金，支持重大科技专项57项，争取上级科技扶持项目77项，有力推动了各行业的技术进步。狠抓工业园区建设，明显提高了园区承载能力，为未来工业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围绕国家产业政策导向，狠抓工业项目建设，完成工业投资236亿元，同比增长达30%，是历史上工业投资力度最大的一年。完成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395亿元，增长16%。
充分发挥首府优势，全力推动服务业发展，使服务业成为保增长的重要力量。一批具有首府特点的商业集聚区加快形成。拥有20多家大型商场、260多家知名品牌专卖店的中山西路，商业集聚效应和辐射能力进一步增强，成为名副其实的全区“商业第一街”。建成京源港国际汽配城、金海五金机电城、保全庄蔬菜批发市场等7个规模较大的专业市场。新建和改造农家店120家、农村商品配送中心3家。家电下乡、汽车下乡等政策得到较好落实。全市完成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41亿元，比上年增长19%。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分别达2125.7亿元和1970.5亿元，同比增长30%和36%。实现旅游收入141.6亿元，增长31%。预计全市服务业增加值854亿元，增长15.5%。服务业在我市的第一大产业地位、我市服务业在全区服务业中的首要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毫不松懈地加强“三农”工作，认真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使农业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在遭受严重自然灾害的情况下，粮食产量达到125.2万吨。奶牛养殖业全面恢复，规模化、现代化养殖步伐明显加快，新建成标准化养殖场45个，全市奶牛存栏95万头，鲜奶产量423万吨。新发展百只以上养羊专业户1108户，全年肉羊饲养量358万只。近几年建成的1.67万亩蔬菜保护地，90%已经投产。马铃薯中棚种植技术加快推广。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快速发展，土地流转试点积极推进，农牧业机械化、科技化程度进一步提高，现代农业发展迈出坚实步伐。扶贫开发力度继续加大，又有3.22万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二)着力提升城乡建设与管理水平。经过几年努力，《呼和浩特市城市总体规划纲要(2009-2020)》的修编任务基本完成，同时进一步完善了《呼和浩特市“一核双圈”总体规划纲要》，编制完成了《呼和浩特市“一核双圈”组团发展区规划》，绘就了城乡建设蓝图。
城乡一体化道路交通建设加快推进。绕城高速公路及国道109线清水河至大饭铺一级公路建成通车，呼市至武川省道104复线、金桥开发区至和林盛乐园区道路以及呼市至土左旗土默川路等连接城乡的骨干公路建设项目快速推进，城区与五旗县之间的半小时交通网正在加快形成。乡村公路建设力度进一步加大，新建改建通乡公路7条、通村公路34条。大包铁路电气化改造工程完工，集包铁路三四线呼市段工程顺利推进。主城区建设取得新的成效。全市最大的综合商业项目海亮广场一期工程建成开业，二期工程启动。对中山西路商业街实施街景整治，进一步提升了中心商业街的形象与品位。铁路东客站主体工程完工，呼和浩特乒乓球训练中心建成，传媒大厦、群众艺术馆、青少年文化宫、城市规划展览馆、大盛魁文化产业创意园等各项公共工程建设取得积极进展。全长66.4公里的环城水系综合治理工程全线启动。着力缓解交通拥堵问题，新建续建道路20条、桥梁和地下人行通道4座，改造小街巷29条，对21个交通“瓶颈”路口实施展宽改造和交通渠划改造。新购公交车100台，新增出租车901台。城市给排水管网及供气、供热管网的改造力度加大。
“三城同创”取得实质性进展。创建活动更加深入人心，各项工作扎实有效推进，主要定性定量指标已经达标。“创模”方面，公主府、章盖营、辛辛板三个污水处理新建扩建项目建成运营，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能力达到26.4万吨/日，城市生活污水处理率达到96%以上；各旗县和重点工业园区都新建和续建了污水处理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5.6%，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量控制在计划范围内。城区二级以上空气质量天数又比上年增加5天，达到346天。水、土地、矿产等各类资源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大。“创模”已通过国家环保部技术评估验收。创森”方面，“三北”四期防护林、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北部风蚀沙化治理、乌素图生态区、高速公路绿化隔离带、标准农田防护林等各项生态建设工程加快推进，完成林业生态建设总面积109万亩，是近年来完成任务量最大的一年，全市森林覆盖率达到29.8%。实施了成吉思汗公园、扎达盖公园、南湖湿地公园等一批城市园林绿地项目，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到35%，人均公共绿地16平方米。“创森”已进入迎接国家正式考察验收阶段。“创卫”方面，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综合整治工作扎实推进，对城区604个无物业老旧小区实施了综合整治，将29个城中村纳入城乡一体化环卫管理，全市新建改建水冲式公厕20座、压缩式垃圾转运站20座，二环路等重点路段实现机械化清扫。建成西郊无害化垃圾处理厂一期工程，新增日处理垃圾能力550吨，并启动了生活垃圾生化处理厂搬迁项目。“创卫”的各项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去年我们成功举办全市两个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暨土左旗、托县现场会，有力推动了各旗县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小城镇建设与新农村建设，多数旗县的面貌发生明显变化，“一核双圈”城镇体系正在加快形成。
(三)积极推进改革开放。农村综合改革继续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推开，商品林改革任务基本完成。企业间并购重组积极推进。加快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特别是进一步加大了对欠发达地区的扶持力度。地方金融机构改革取得突破，原市商业银行重组为内蒙古银行，原城郊信用社改组为呼和浩特金谷农村合作银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加快推进，共有56家获得批准，其中37家正式营业。文化体制改革开始启动。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监管，加快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坚持把招商引资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抓手，成功承办和举办中国第三届民族商品交易会、中日经济合作会、呼和浩特投资贸易洽谈会等一系列大型经贸和招商活动，积极开展区域交流与合作，承接发达地区产业转移。预计全年引进国内资金430.75亿元，增长8%；实际利用外资7.8亿美元，增长9.7%。在国际金融危机形势下，完成进出口贸易额7.1亿美元，其中出口3.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有所下降。全年接待了来自37个国家和地区的团组来访，特别是抓住中蒙、中俄建交60周年的机遇，与蒙古国和俄罗斯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
(四)全面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2009年新增可用财力的88.4%用于民生工程和直接服务于城乡居民的社会各项事业，其中用于低保、廉租房、社保、农林水事务、教育、卫生方面的财政支出同比分别增加0.95亿元、1.1亿元、4.4亿元、5亿元、4亿元和2.8亿元。认真落实就业促进政策，切实加大发展中小企业、开发公益性岗位、实施小额担保贷款等工作力度，全市城镇新增就业35846人，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21473人，帮助391户“零就业家庭”实现就业。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普惠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制度开始实施，各项社会保险覆盖面继续扩大。为企业退休人员人均每月增加130元养老金。为环卫一线清洁工人每月增加200元绩效工资。新建了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和社会福利院。城乡低保和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进一步提高，管理得到规范。特殊困难群体的专项救助力度加大，城市低保家庭高中生全部纳入全额低保范围。全市新开工经济适用住房76万平方米，新建廉租房3553套，人均住房面积13平方米以下的城镇低保家庭住房问题基本解决。切实关心劳动模范，劳模待遇得到较好落实。
教育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快。在基本解决包括外来人口子女在内的“上学难”问题的基础上，结合实施国家“校安工程”及中小学标准化建设工程，着力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农村撤点并校任务基本完成，集约化办学水平明显提高。制定并实施了新一轮17个项目的学校建设计划，其中10个开工，7个投入使用，新增239个教学班。高考整体水平在全区继续保持领先。中等职业学校基础能力建设得到加强，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招生比例达到6∶4。呼和浩特职业学院新校区如期建成招生，扩招学生2000名，在校生规模达1.4万人。民办教育稳步发展。民族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公开招考了418名中小学教师和99名特岗计划教师。
卫生事业发展稳步推进。市第一医院新大楼建成使用，口腔医院完成搬迁。启动了4所旗县医院的扩建项目，84个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全部完成，为643个村卫生室装备了医疗设备。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取得新进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6.9%，住院报销比例平均达到40%，高于全国、全区平均水平。城镇职工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住院报销比例分别上调5%和20%。重大疾病防控能力得到加强，有效开展了甲型
H1N1流感防控和医疗救治工作。人口和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与改善民生政策有效衔接，县乡服务体系建设实现标准化、规范化，低生育水平保持稳定。
文化体育事业加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取得明显成效，被中央文明委评为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城市，是全区唯一获此荣誉的城市。成功举办昭君文化节、第三届中国少年儿童合唱节等大型文化活动。2007年以来中央下达我市的40个乡镇文化站建设任务，22个已经完工。文化惠民工程受到群众普遍欢迎。7件文艺作品荣获自治区“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和入选作品奖。文献历史纪录片《大盛魁》被评为“2009年全国十大纪录片”，同名电视剧《大盛魁》开机拍摄。实景舞蹈诗《昭君情缘》多次赴国内外演出。公主府博物馆建成开馆，一批博物馆和纪念馆免费开放。农村新一轮“无线覆盖”工程扎实推进。大力发展体育事业，全民健身运动得到群众广泛参与，成功举办了全市第二届运动会，举办和承办各类体育赛事81项。在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上我市运动员夺得5枚奖牌，在全区中学生运动会上取得团体总分第一的好成绩。
社会管理进一步加强。全面落实社会治安管理和维护稳定各项措施，有效开展一系列“风暴”行动，圆满完成国庆60周年维稳任务，人民群众安全感进一步增强。开展“安全生产年”活动，加强安全生产监管，安全生产态势总体保持平稳。开展“积案化解年”活动，切实加强领导干部定期接待群众来访工作，一批信访突出问题得到解决。食品药品安全工作得到进一步加强。认真落实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各民族团结进步、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进一步巩固。双拥共建活动深入开展，国防教育和国防后备力量建设扎实推进。重视工会、共青团、妇联等人民团体工作，支持残疾人、妇女儿童和老龄事业发展。外事、侨务、人防、地震、防汛、消防、气象、档案、慈善、红十字会、老区建设促进会、关心下一代等各项事业取得了新的成绩。
(五)切实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我们高度重视服务型政府建设，在市政务服务中心成功实施集中审批服务，使行政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显著提高。同时，大力推动各旗县区政务服务中心和市民服务中心建设，三个市民服务中心、两个旗县政务服务中心已投入运行。加快建设社区公共服务站，市四区193个社区中有151个建成一站式服务大厅，2个城区、1个街道、4个社区荣获全国和谐社区建设示范单位称号，初步形成大市民服务格局。我市三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高度重视民主法制建设。市人民政府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认真办理人大审议意见，听取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意见。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政府组织实施的3件议案基本落实，代表建议以及市政协委员提案均予以认真办理和答复。加大行政监察力度，确保了中央和自治区扩内需保增长一系列重大决策的落实。加强固定资产投资、专项资金审计，资金运行进一步规范。认真落实《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深入推进了政务公开。加强城乡基层自治组织建设，顺利完成第七届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加强了立法工作，市人民政府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地方性法规(草案)4件，制定政府规章8件。“五五”普法工作积极推进。基层司法所建设明显加强。注重倾听基层和群众的呼声，始终重视市长热线、城建服务热线等群众诉求的受理工作，切实把人民群众反映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点，许多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高度重视公务员队伍建设，在全市各级行政机关党员干部中认真开展了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着力解决干部队伍中不符合不适应科学发展观的问题，努力破解发展难题，切实加强对公务员的教育与管理，取得明显成效，为完成全年工作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的成绩来之极其不易。这是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市委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市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团结奋斗的结果。这里，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经受复杂形势考验、在我市建设与发展中付出辛勤劳动与汗水的全市各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向所有关心支持呼和浩特市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我们也清醒地看到，经济社会发展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是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够稳定，发展的动力还不够强劲，部分行业和企业生产经营还比较困难。二是产业发展层次还不够高。农业基础仍较薄弱；工业中高端大项目不够多，产业集群化程度较低；服务业发展还不够充分，特别是面向生产的服务业不够发达。三是城乡规划建设管理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历史欠账多，城市长效化管理机制不完善，交通拥堵等现象仍然较为严重。四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不够协调，部分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就业、物价、住房、社保、教育、卫生、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还存在不少突出问题。五是政府自身建设和管理需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一些部门还程度不同地存在服务意识不强、办事效率不高、服务态度不好、工作作风不实、工作落实力度不够、执法行为不规范甚至以权谋私、消极腐败等现象。这些问题，我们要采取有力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5. 雷履泰的企业管理

“两权分离”似乎是现代企业的起点，然而，考究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日升昌推行的两权分离体制几近完美。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深究。日升昌的“两权分离”同现代 企业的“两权分离”不同处在什么地方。
起码从明代开始，晋商在经营实践中就形成了“东伙合作制”。所谓“东”，就是资本所有人，俗称财东；所谓“伙”，就是经营合伙人，俗称伙计。东伙合作的缘起，在于有资本者未必有经商能力，而能经商者未必有本钱。正是东伙合作，奠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东伙合作制形成之日起，“企业”就已经诞生。
日升昌票号旧址到日升昌时期，票号的组织结构为三种人：东家、掌柜、伙计（这里的伙计，是后来对学徒和伙友的俗称，不包括掌柜）。东家相当于董事长，大掌柜以下，全部是东家的雇佣人员。掌柜又分为不同层次，习惯上称大掌柜、二掌柜、三掌柜等等，掌柜统领伙计从事具体经营活动。东家是出资人，其职责只有两项，一是掏银子，二是选掌柜。可能是由于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积累而形成的惯例，晋商在所有经营活动中，东家一律不准插手，甚至连学徒都不能推荐。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给东家赋予了想象中的经营决策权。试想一下，如果东家具有杰出的经营能力，大掌柜就是多余；而如果东家缺乏经营能力，插手经营事务只会添乱。所以，久而久之在晋商中就形成了一条虽不成文却人人都必须遵守的规范——东家不过问经营事务。只有出资人不插手经营，才能保证企业正常运作。甚至为了保障掌柜的权力，晋商还形成了不允许“三爷”进票号的规矩。所谓“三爷”指东家的“舅爷”、“姑爷”、“少爷”。显然，如果允许“三爷”插手，那么，小舅子就可能上演出“外戚专权”，女婿就可能制造出商务“倒插门”，儿子就可能炮制出“逼宫戏”。其中的关节窍道，值得今人好好思索。电视剧《乔家大院》中的乔致庸，被描写成了东家和大掌柜一身二任的角色。笔者以为，这恰恰是现实中的企业两权不分在文学作品中的折射。历史哲学家克罗奇声称“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诚哉斯言。关于日升昌的资料中，大掌柜雷履泰甚至以后的历任掌柜都记载翔实，而东家李氏的记载则非常简略，也说明了这一事实。“董事长兼总经理”，早在票号时代就已经被否定。
日升昌票号内部组织及管理内容当然，作为东家，大笔银子出手，还不能介入经营活动，如何保证自己的利益不受损？这就靠东家的眼力了。当打定主意出资时，东家惟一要重视的，就是大掌柜的选择。选对了大掌柜，你就等着拿银子；而选错了人，你就等着亏血本。异常隆重的大掌柜聘任仪式，同帝王拜将差不多，摆酒席，请中人，盖红印，画字押，反映出东家对大掌柜的全权委托。所以，东家的标准形象，不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不是精打细算扒拉着算盘珠子不放手，而是披着大氅拿着水烟袋悠哉乐哉。大掌柜一上任，就具有独立的经营权。其职权之大，可能会让今人瞠目结舌。比如对资本的运用，对人事的安排，东家一概不能过问。不仅如此，为了不影响掌柜的经营，东家不能在票号里借钱，即使到票号视察也不能在号里过夜。可以说，大掌柜是整个票号发展和赢利的最为关键所在。而这种经营权威，也为大掌柜施展才能提供了制度保证。这种体制，恐怕会使我们当今的那些“小媳妇”型经理人羡慕不已。
大掌柜是票号经营管理的最高领导，全权处理全号内外事务，从选用二掌柜、三掌柜和伙计，再到资本运作和具体业务安排，一概都是大掌柜的事情。既有决策权，又有执行权，包括内部制度的制定与执行，人员的选用，分号的设立与管理，资金的调度与运作，以及各种大大小小的商务决策。所以，晋商的东家几乎都是一个模样，而大掌柜却各有特点，有雷厉风行者，有谨小慎微者，有出奇制胜者，有重视细节者，不一而足。大掌柜下设二掌柜，通常职责是协助大掌柜处理全号事务，尤其是内部制度的实施以及员工考勤、生活安排和生意操作等等。大的票号，还有三掌柜甚至四掌柜，协助上一级掌柜工作。这些掌柜们，用现在的话说就是高级管理层，是票号管理团队的核心。其中的“一把手”就是大掌柜。
日升昌票号汇票日升昌为了适应在全国甚至在外国开展业务的需要，在总号之下设立了大量分号。分号的设立由大掌柜决定，人员由总号派出。所有分号不独立从事业务，其业务一概由总号调度，所以，也不单独考核分号的业绩。从整体上看，票号是以大掌柜为中心的垂直式集权组织模式。分号只是总号的分理店，完全不同于今天的子公司或分公司。 “顶身股”是晋商的发明创造，有人把它比作当今的MBO（即管理者控股，但身股的获得渠道不是购买，而是服务年资和表现）。这是当时特有的企业激励体制，也是协调东伙利益关系的基本举措。具体做法是：东家的出资为银股，是票号的真实资本；掌柜和伙计以人力入股，是为身股，俗称“顶生意”。身股与银股相对应，不交银子，但是需要对东家投入的资本负责，是票号里的“虚拟”股本。身股与银股一样，都享有同等分红的权利。掌柜和伙计，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表现取得一定的股份，如果服务年限增长及表现优异，则会追加股份。反之则会降职。这种顶身股制度，使票号在组织体系上利益一体化，形成了很强的向心力。晋商有言：“薪金百两是外人，身股一厘自己人。”身股的作用在这一俗语中表露无遗。
日升昌票号运钱的镖车身股如此重要，想获得也十分艰难。获得身股是从当学徒开始的，经过长达十年以上的磨炼，才能取得顶身资格。商家选学徒，比丈母娘挑女婿还要严格，而且还要由与票号有业务关系的店铺担保。学徒出事，保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进号以后的三年学徒期，对于常人来说十分难熬。第一年干杂活，以考察品德为主；第二年学业务，包括文化、写字、珠算、票号业务、骑马、蒙古语等；第三年跟师傅跑生意，在实践中摸索提高。整整三年，不能回家，不准告假，脏苦累贱，一样不缺。套一句现在流行的调侃语来说，就是“起得比鸡还早，睡得比狗还晚，干得比牛还多，身份比猪还低”。从装水烟、递毛巾到倒夜壶、叠被褥，对掌柜要伺候得无微不至。现在人们可能会以为这样做有点过份，而且似乎不见得同经商技能有多大关系。实际上，正是这种生活小事的濡染，才能养成经商所需的眼尖手快、脑筋活络、察言观色、心机灵动。学徒期满，解除了依附性的身份限制，就变成票号的伙友，但是还要经过七年班期做事，业绩可观，无错无误，才能取得身股。这十年期间，伙计从早上东方发白起床，到晚上繁星满天关门，在店里是没有座位的，所以才留下了“站柜台”的说法。许多学徒，在十分苛刻的条件中能坚持下来，靠的就是对身股的预期。
这十年，也是掌柜观察伙计、辨识人才的过程。民国初年，山西票号的最后一代大掌柜李宏龄，曾用这样一段话概括了这种职业训练：“票号以道德信义树立营业之声誉，故遴选职员，培养学徒非常慎重，人心险于山川，故用人之法非实验无以知其究竟。”在具体的考察人才方法上，他还提出了一整套准则：“远则易欺，远使以观其忠；近则易狎，近使以观其敬；烦则难理，烦使以观其能；卒则难办，卒使以观其智；急则易夹，急使以观其信；财则易贪，委财以观其仁；危则易变，告危以观其节；久则易情，班期二年而观其则；杂处易淫，派往繁华以观其色。如测验其人确实可用，由总号分派各分号任事。”票号内的许多中高层管理人员，都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身股的数额不等，大掌柜的身股数量，由东家确定。一般的山西票号，大掌柜往往可以顶到一股，也就是十厘。有的票号比较特殊，限制整股，如大盛魁的大掌柜，最高身股为九厘。也有个别票号，大掌柜顶到十一二厘。从二掌柜以下，身股为七八厘（掌柜）到一二厘（伙计）不等。身股的多少，同经营中的职权大小相对应。由低到高，顶一二厘生意者，就可以接待客户，商洽生意，掌管杂事；顶三四厘生意者，可以上柜，应酬买卖，决断一般营业（对于这种可以上柜的伙计，客户打招呼时就开始以“掌柜的”尊称），但大事不能做主；顶五厘生意者，就已经进入中层，可以定夺一些较重要的生意，独立开展业务；顶七八厘生意者，就已经成了票号的台柱子，大宗交易可直接拍板，盘点分号，核算盈亏，甚至掌管全局；顶九厘生意以上者，非大掌柜二掌柜莫属，他们通常不过问小宗贸易和日常营业，而是决断重大疑难，进行战略设计。
身股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在本金亏损的情况下，顶身股者并不承担相应的亏损责任，而有权利分红。这样，掌柜和伙计不用承担本金风险。从这一点上看，身股制度并不是资产制度，而是属于利润分成的激励制度。为了给伙计示范，有些票号，对起过重要影响或创造巨大利润的掌柜伙计，还实行身股继承制度。他去世之后，票号依然会给予他的家人一定年限的身股分红，最长可达七年。这种身股所起到的激励作用是显著的，伙计的利益与票号的利益紧密绑在一起，取得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效果，从而能更有效地激励伙计们的工作热情。 日升昌票号汇票票号的吸引力是巨大的，号规也是严格的。所谓“家有家法，铺有铺规”。票号的规矩之多，为当时各行业所罕见，有许多规定，表面上看近似苛刻。比如，所有票号，都严格规定“十不准”，包括不准携带家属，不准嫖妓宿娼，不准参与赌博，不准吸食鸦片，不准营私舞弊，不准假公济私，不准私营放贷，不准贪污盗窃，不准懈怠号事，不准打架斗殴。一旦有违反号规者，立即除名，俗称“卷铺盖”。这种惩罚的严厉性，在于它是公认的行规，凡是某个票号犯事而卷了铺盖的伙计，其他任何票号都不会再录用。也就是说，犯规除名等于宣告这个人经商生涯的终结。各个票号，还会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更细的规定。例如，除父母丧葬大事，不得请假；每月准寄平安家信，但不能带东西银钱；家信要交总号检查并由总号转交，不得私寄等等。这种几乎不近人情的管理规章，强调票号对伙计的人身控制，在当时行之有效。
号规的严格，还在于不分高低，不讲情面。日升昌天津分号的大掌柜冀体谦，用现在的话来说，属于“资深高级经理”。他的弟弟冀体和，担任百川通票号天津分号的二掌柜。在晋商群体中，都是响当当的人物。有个生意上往来的富商为了巴结冀体谦，给他重金买了一个青楼女子。冀体谦明知号规不准纳妾，但自恃资格老，贡献大，贪于美色，就把号规抛在脑后，将这位女子收为偏房，并嘱咐伙计们保密。他的弟弟觉得不妥，劝说无效，就给父亲写信告知此事。父亲令他尽快休妾。他依然置之不理，小日子过得蛮舒服。但好景不长，日升昌总号派梁怀文“巡边”，发现此事，报告总号。总号当机立断，立即下令冀体谦“卷铺盖”。冀体谦没想到总号会动真格的，灰溜溜地带着小妾回家。更没想到他的老父亲动了真怒，拒绝他进门，宣布断绝父子情分。他只好另租一个地方，勉强度日。冀体谦干了一辈子票号，没有其他谋生技能，而日升昌的除名，等于断了他在任何商家重新就业的门路。青楼女子奢侈生活过惯了，受不得清苦，吞金自杀。冀体谦人财两失，鸡飞蛋打，彻底沦落。有这样的前鉴，票号伙计都会掂量轻重，没有人敢于轻易违规。至于票号的具体经营业务，我们在这里就不谈了。在当时，这样一种治理结构，带来的是日升昌生意兴隆。资本的嗅觉是灵敏的，日升昌给晋商提供了一个样板。很快，晋商纷起效尤，在平遥、介休、祁县、太谷、榆次等地涌现出了大批票号，有的票号（如合盛元）的分号甚至设到日本的东京、大阪、横滨、神户以及朝鲜的新义州等地。梁启超曾感叹说，山西票号“执中国金融界牛耳”。日升昌，作为票号的领头羊，得到了“天下第一号”、“汇通天下”的赞誉。到雷履泰70岁寿诞时，山西商会专门为这位票号先驱赠予一匾，上书“拔乎其萃”四个大字，以表彰他首创票号之功。

6. 晋商博物馆的馆藏文物

这4万余件文物若立体地展示出来，就能复原一个鲜活的晋商时代。
复原晋式金融
走进北京晋商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巨大的票号浮雕。票号是晋商的伟大发明，此后的百年间，晋商以票号为枢机，主导了中国金融业，直到清末民初。
有一件“镇馆之宝”是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一块祝贺乔全义（字采芹）中举的牌匾，由白松木浅浮雕刻“青云得路”四个大字。乔全义即电视剧《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的叔叔，一代晋商翘楚。
馆内藏品约有4万6000余件，这些藏品倾注了赵家两兄弟和博物馆馆长薛岩近30年的心血与财力。作为晋商博物馆投资人的赵家两兄弟，是山西阳泉市民营企业远鑫集团董事长赵远长和总经理赵笑长。这两个农民企业家是以生产铁合金起家的，生意做得很成功，他们在北京投资4亿多元打造一个晋商博物馆的“非商业举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
“其实收藏晋商文物几乎是父辈自觉的举动，我记忆中很小的时候家里就摆了很多老的照片、文书、牌匾等，被告知不能乱动。”赵国彦说，他是赵氏企业的第二代，1983年12月出生，目前还在读研究生。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收集整理，现在的北京晋商博物馆几乎囊括了现存可移动晋商遗物中的绝大部分珍品，其中包括账册、信函、文稿、票证、印章、钞版、票版、广告、包装、牌匾、货币、衡器、量具、算具、交通运输工具、神佛礼器、日用器具等众多门类。“说的自负些，目前晋商文物凡是能找到的真品几乎都在我们这里。”赵国彦说。博物馆里有1800多封晋商的往来信函，传递着他们的运营规则、立身之本、伦理、文化等全方位的信息。
晋商历史数百年，要系统收集谈何容易？晋商博物馆如何在没有现成教科书引导下完成整合？馆长薛岩解释说，这是收藏者跳出书斋用实证的办法另辟蹊径，他们发现可以按照晋商当初的商业路线图和家谱中的后人进行搜集、整理并还原当时的金融商业活动，“比如说一个票号的旧照片，我们可以找到不同时期、不同掌门人的合影，这样串起来就很有价值，还有账簿，对应的就会有清单、汇函和图章。我们根据这样的思路去找寻。”薛岩说，“一个商号叫德顺号，我们收集到它两块印钱的版，牛角版和9枚图章，9枚图章就像咱们现在企业全套的营业图章。为了收齐这9枚图章，我们用了5年的时间，辗转打听这些图章的下落。好不容易打听到其中有一枚押款章，因为收藏的原因，已经流落到了香港，我们又马上赶往香港。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收藏家，可是起初人家死活不卖。我们费尽口舌，苦口婆心做工作，最终人家被我们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所打动，在没有加价的情况下，以市场价3万元将这枚押款章转让给了我们。”
打造晋商文化产业链
上世纪80年代是收藏市场的蓝海，“市场上的古玩玉器十有八九为真品”，现在的很多私人博物馆馆主均是那个时候打下了基础，包括著名的马未都。
在这种情况下，能耐住寂寞去收藏一些零散的照片、书信，并不惜代价和成本地去系统整理、研究的人并不多。是什么让晋商博物馆的收藏者们这么执著地坚持下来呢？赵国彦说，有时候看老晋商照片和书信，很多是家信，看着看着就会有种穿越时空的感觉，走进百年前晋商们的生活中去，被那种氛围和情感深深打动。博物馆里收有一份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太谷县永义长当铺在沈阳的分店给总店的一封信函和几份清单，信中提到，在掌柜和东家因战乱失去联系的3年中，分店仍能兢兢业业地料理号事。“这要是放到现代社会，不说3年，就是集团公司总部3个月不联系分公司，就可能出现问题。”赵国彦感慨。
“以德养身，以诚养心，以义制利”，是晋商精神的精髓和魅力所在。通过收藏研究晋商文物，让晋商博物馆的收藏者们彻底颠覆了市井所言“无奸不商”的观点。“以义为利”，是山西商人经商的至上法则，然德能兼备，才是不败的根本。
虽然为了修复晋商文化可以不惜成本，但勤勉精明的现代晋商是不会把辛苦搜集的数万件文物当做仅供展览的“摆设”的。随着对晋商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打造晋商文化产业链的思路也越来越清晰。
赵国彦说，我们确定博物馆要走社会化道路，把晋商博物馆品牌做起来，形成一个文化产业的平台，打造一条包括影视、出版、商务在内的晋商文化产业链。再将经营收入投入博物馆建设当中，吸引一些收藏理念与之相吻合的其他收藏者在这里建博物馆，形成集群，目前已经有佛像博物馆入驻。
“关于博物馆的商业模式，我们在建馆之前就基本上确定了。我们花了大概一年时间，研究了国内外比较优秀的、经营得比较好的、商业价值比较高的像美国大都会这样的博物馆。除了商业模式外，我们也引入了一些国际惯例，比如说国外博物馆一个重要的来源是捐赠，我们现在也在组建基金会，在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下面列了一个晋商专项基金，用基金的方式把博物馆永远留在社会。”赵国彦透露，目前正与执导《铁道游击队》的王新民合作，以第一大股东的身份现金投资1600万元，拍摄以旅蒙山西商人为素材的长篇连续剧《大盛魁》，整个电视剧的篇幅长达120集，分上中下三部，“相当于一部晋商通史，除了现金，我们还利用博物馆提供了很多晋商文物和资料的支持。”
作为中国第一大商帮，晋商成功的背后，是精神和文化的支撑。晋商文物中，特别是他们为规范其经营活动制定的各类规章、规程，对今天的中国商人应该有所启示和借鉴。晋商博物馆负责人说，他们的建馆宗旨就是弘扬晋商文化和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