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条例时间
1. 条例Q是什么意思啊
Q条例是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系列金融条例中的第Q项规定。1929年之后，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大萧条，金融市场随之也开始了一个管制时期，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金融管理条例，并且按照字母顺序为这一系列条例进行排序，如第一项为A项条例，其中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规则正好是Q项，因此该项规定被称为Q条例。后来，Q条例成为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
Q条例的内容是：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即禁止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员银行对它所吸收的活期存款（30天以下）支付利息，并对上述银行所吸收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规定了利率上限。当时，这一上限规定为2.5%，此利率一直维持至1957年都不曾调整，而此后却频繁进行调整，它对银行资金的来源去向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2. 1967~1986年美国的Q条例是怎么回事
所谓“Q条例”，即第Q项条例。美联储按照字母顺序排出了一系列条例，如第一项为A项条例。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规则正好是Q项。
该条例规定，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后来，“Q条例”变成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
1929年之后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大萧条。金融市场随之也开始了一个管制时期，并同时颁布了“Q条例”，为存款利率规定了上限机制。
“Q条例”的实施，对20世纪30年代维持和恢复金融秩序、40至50年代初美国政府低成本筹措战争资金、战后美国经济的迅速恢复，起了一定积极作用。
弊端
到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60年代之后，这一条例的弊端暴露出来。依据当时的情形，美国通货膨胀率曾一度高达20％，而“Q条例”执行的结果是银行存款利率上限受到管制。这一方面使银行存款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急剧下降；另一方面，银行的吸存能力受到很大影响，以致存款性金融机构的生存岌岌可危。
于是，商业银行不得不开始进行金融创新，货币市场基金也应运而生。
这种基金规避掉银行存款的许多限制，又保留了银行存款的许多特性。比如，货币市场基金具备了活期存款的许多特征，可以提现，可以转账结算，甚至可以转入资本市场的其他基金。
这种基金的收益虽不保底，但实际上由于其投资风险较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客户可以通过投资这种基金获得远远高于“Q条例”所规定的最高存款利率的收益，因而至今在发达国家仍占有最大比重。
废除
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Q条例”已经形同虚设，因为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金融工具在保留银行存款特点的同时，已经成功地绕开了最高存款利率的限制。更为关键的是，这种“绕行”并没有影响经济秩序。因此人们认为，严格的金融管制只能降低金融运行的效率，市场开始对金融管制政策“逼宫”。
198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解除存款机构管制与货币管理法案》，揭开了利率市场化的序幕。此后的6年中，美国分阶段废除了“Q条例”，而于1986年3月实现了利率市场化。
应该说，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包括货币市场基金在内的多种货币市场工具功不可没。从美国的经验看，金融创新推动了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并对宏观经济产生了良性的影响..
3. 美国实行利率市场化，它们会调准存款准备金率么
银行间拆借利率就是各银行间进行短期的相互借贷所适用的利率，通常是隔夜拆借或者1—7天内拆借，它是发达货币市场上最基本和最核心的利率，许多其他利率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受到银行间拆借利率变动的影响，甚至其变动的国际影响也很剧烈（比如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著名的“LIBOR”），所以银行间拆借利率通常可以作为一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重要参考。 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有拆借市场，商业银行之间也存在拆借市场（同业拆借），同业拆借利率比照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拆借市场利率执行， 同业拆借市场亦称“同业拆放市场”，是金融机构之间进行短期、临时性头寸调剂的市场。 同业拆借市场最早出现于美国，其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实施。按照美国1913年通过的“联邦储备法”的规定，加入联邦储备银行的会员银行，必须按存款数额的一定比率向联邦储备银行缴纳法定存款准备金。而由于清算业务活动和日常收付数额的变化，总会出现有的银行存款准备金多余，有的银行存款准备金不足的情况。存款准备金多余的银行需要把多余部分运用，以获得利息收入，而存款准备金不足的银行又必须设法借入资金以弥补准备金缺口，否则就会因延缴或少缴准备金而受到央行的经济处罚。在这种情况下，存款准备金多余和不足的银行，在客观上需要互相调剂。于是，1921 年在美国纽约形成了以调剂联邦储备银行会员银行的准备金头寸为内容的联邦基金市场 在经历了20世纪3Q年代的第一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之后，西方各国普遍强化了中央银行的作用，相继引入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作为控制商业银行信用规模的手段，与此相适应，同业拆借市场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在经历了长时间的运行与发展过程之后，当今西方国家的同业拆借市场，较之形成之时，无论在交易内容开放程度方面，还是在融资规模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拆借交易不仅仅发生在银行之间，还扩展到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从拆借目的看，已不仅仅限于补足存款准备和轧平票据交换头寸，金融机构如在经营过程中出现暂时的、临时性的资金短缺，也可进行拆借。更重要的是同业拆借已成为银行实施资产负债管理的有效工具。由于同业拆借的期限较短，风险较小，许多银行都把短期闲置资金投放于该市场，以利于及时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保持资产的流动性。特别是那些市场份额有限，承受经营风险能力脆弱的中小银行，更是把同业拆借市场作为短期资金经常性运用的场所，力图通过这种作法提高资产质量，降低经营风险，增加利息收入. 所以我认为在银行头寸充足的情况下，拆借市场对银行难以形成较大的影响，但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段时间，央行刚刚提高了存款准备金率，造成银行头寸非常紧张，此种情况下，拆借市场利率必然会对商业银行的日常运作形成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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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条例Q是什么意思
Q条例是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系列金融条例中的第Q项规定。1929年之后，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大萧条，金融市场随之也开始了一个管制时期，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金融管理条例，并且按照字母顺序为这一系列条例进行排序，如第一项为A项条例，其中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规则正好是Q项，因此该项规定被称为Q条例。后来，Q条例成为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
Q条例的内容
Q条例的内容是：银行对于活期存款不得公开支付利息，并对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的利率设定最高限度，即禁止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会员银行对它所吸收的活期存款（30天以下）支付利息，并对上述银行所吸收的储蓄存款和定期存款规定了利率上限。当时，这一上限规定为2.5%，此利率一直维持至1957年都不曾调整，而此后却频繁进行调整，它对银行资金的来源去向都产生了显著影响。
Q条例的意义
货币市场基金诞生后，对美国基金市场产生了重要意义。1981年、1982年，在美国的基金市场上，货币基金占基金市场70%左右的份额，最高曾达到73%。可以说，是货币基金挽救了整个美国的基金市场。
5. 对我国央行2005年货币政策的认识
持续宽松的资金面造就了2005年债券市场的辉煌,临近年末,央行的
举动又使得市场资金面变数丛生。所谓"成也2005年,败也2005年",债市运行的基础是否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取向是否会发生根本性转向?回笼货币的行为是阶段性行为还是将持之以恒?这些恐怕是当前债市投资者心中最为关心的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考虑央行此番动作的背景环境。众所周知,长期以来央行的货币政策都受到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刚性约束,这一局面有望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环境的变化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中美间利率水平差异的持续拉大增加了热钱的套利成本,对投机人民币升值的国际热钱起到了阻滞作用,在套利成本约束下有望逐步回流,热钱冲击引致的人民币升值压力有所减轻。从这个意义上讲,美联储的持续加息客观上起到了替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松绑"的作用,使得中国央行有机会走出"为汇率而牺牲利率"的窘困境地,进而利用这个机会进行相应调控以稳定国内货币市场。
基于这一大背景,针对央行未来的货币政策取向,我们认为:1、央行此番收紧流动性的举动是阶段性行为,根本目的在于稳定货币市场利率,争取恢复对货币市场的控制权,削弱因汇改等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国内利率结构扭曲,以降低未来货币政策陷入流动性陷阱的风险,保持对货币市场利率的适度控制是确保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必要条件。无论是在债券市场警示长债风险,还是在货币市场回笼货币,目的都在于阻止利率进一步的下滑,从而稳定市场利率,为后续的货币政策预留反应空间。
我们注意到,央行在利率示警之后,同时加大了公开市场货币回笼力度,已经给市场以明确的预期信号,伴随着债券市场中长债的深幅调整、货币市场央票利率的企稳回升,央行稳定货币市场利率、减缓利率风险积累的目的已经初步达到,未来加大回笼力度的必要性有所降低。
2、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将是一个长期复杂的多方博弈过程,其中充满着曲折与变数,虽然来自于货币市场的升值压力有望随着中美利差的扩大而有所减轻,但实体经济贸易顺差引致的升值压力仍未放松。海关最新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进出口贸易顺差120.1亿美元,与9月份相比大幅反弹并创下年内新高,今年累计顺差额已达803.7亿美元,进出口顺差的持续扩大导致实体经济驱动的人民币升值压力依旧沉重。汇改进程远未结束,如何平衡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两方面的关系,将继续考验货币管理当局的智慧,目前央行仍然有维持货币市场利率长期低位稳定的需要,这一格局发生根本性改变将有一个过程。
3、经济运行格局同样不支持货币政策收紧。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于投资与出口拉动的格局依旧,在消费难以保持同步增长的情况下,投资增长过快使得经济增长终将面临中期产能过剩的危险,在政策倾向于刺激消费的情况下,央行仍然没有实施紧缩性货币政策的空间与余地。
4、众所周知,今年以来"宽货币、紧信贷"格局的形成有其背后深刻的体制性原因,即资本充足约束下的信贷收缩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要求下,央行在三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把全年广义货币供应量目标提高到17%,正是顺应这一局面举动。我们认为,这是货币政策保持灵活与务实的体现,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央行对当前金融市场格局的认同与无奈。据此认为央行不满货币市场现状、未来必将采取大规模紧缩政策的理由并不十分充分。
综合来看,目前依然不具备大规模紧缩货币的基础,央行加大货币回笼的行为属于阶段性稳定市场心理预期的举措,货币政策转向持续紧缩的可能性较小,市场格局恐难发生根本性变化。
6. 分析战后国际金融创新的原因
(一)金融管制因素
金融管制对国际金融创新的促进作用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一方面，金融当局越来越注重对金融机构的业务监管，金融机构为了规避管制、追逐利润，总是千方百计的改变金融工具和管理方式来进行盈利活动，于是就出现了金融创新。另一方面，世界各国金融机构要求放松对金融市场管制的社会压力，以及银行规避管理法规的创新活动，也迫使管理当局改变其管理法规，不断放松金融管制，从而进一步促进了金融创新。
1.金融管制——是70年代以前国际金融创新的逆境动因
政府作为宏观管理者，为了社会和经济的稳定必然要通过法律和各种规章制度来规范和制约各种经济行为。金融企业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金融大危机后，各国政府普遍加强了金融管制，政府对金融机构经营的种类和范围做了种种限制，这些限制约束了金融企业的经营空间，阻碍了其盈利性活动。金融机构只有通过金融工具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来回避管制，追逐利润，与此同时，当金融机构的创新危及金融体系的稳定和金融市场的正常秩序时，政府就会做出反应，进一步强化金融管制，而金融机构则会在新的管制下寻求和发动新的创新。
美国是当代国际金融创新活动的主要发源地，60年代以前美国的金融管制主要体现在1933年的《银行法》中。为了防止1929~1931年大危机的再现，《银行法》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对其会员银行的存款利息率制定最高限，规定对活期存款和支票存款账户不付利息，银行不得经营股票和商业公司债券的包销，这就是当时以管制最严格著称的《Q条例》。1933年的《银行法》强调安全，甚至不惜以限制竞争与牺牲效率为代价，这些规定，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经营，使银行的资金来源大幅度下降，在市场利率不断上升的情况下，大量的资金流入股票和债券市场，银行的生存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银行便要千方百计绕过存款利率最高限的限制，从而获得资金进行贷款并获得较高利润。这样，金融业为了生存而设计的金融创新应运而生，产生了诸如欧洲美元、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NOW)、可转让定期存款单(CD)、货币市场存款单(MMC)、小储蓄存款单(SSC)等新型存款工具和自动转账服务(ATS),目的在于广泛吸收存款，可以说存款机构被迫绕过《Q条例》开创给付较高利息和变相给付较高利息的金融商品。
2.金融管制政策的放松(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国际金融创新的适宜土壤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变，与此同时，电子计算机技术不断进步并在金融业迅速推广，加之金融市场的迅猛发展，导致世界范围内出现放松金融管制的浪潮，即所谓金融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经济的剧烈变化和计算机技术的推广和运用，使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具备了对抗和规避金融管制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迫使各国货币管理当局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
首先，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西方国家普遍出现的“滞胀”及随之而来的高利率以及“石油危机”造成的全球能源价格大幅度上涨。
由于出现高通货膨胀，投资者首先考虑的是对手持资产的名义收益进行保值，因此对投资的要求更高，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下降。在此情况下，银行原有上限的存款利率及无息支票存款便利，无法吸收更多存款，而不受利率管制或受管制较松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却可以利用自身优点争取更多的存款，结果造成存款在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之间的非正常移动，与此同时，高通胀带来的高市场利率更是鼓励大量资金从受管制的金融机构流向金融市场，形成金融“脱媒”现象，严重影响金融体系的主体的运营和生存，各国货币管理当局不得不放松金融管制。
其次，国际金融市场的空间突破使各国金融管制难以为继。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际金融市场发展的总趋势是国内、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一方面，各国国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积极寻求向外发展，通过国外广设金融机构来实现银行业的国际化；另一方面，各国相继开放国内金融市场，允许外国银行来本国设立分支机构。1971年的亨特委员会和1975年的范恩委员会都向美国政府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一是取消《Q条例》利率最高限和各州高利贷最高限，取消对活期存款不付息的规定。二是除商业银行外，互助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也可以设立活期支票账户。三是互助储蓄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可以扩大资金运用范围，扩大消费信贷，从事商业银行票据和银行承兑票据业务，放松对不动产信贷业务的限制。四是放松金融机构的管制。
在此基础上，加之美国的金融形势在70年代末逐渐恶化，理论界逐渐意识到30年代末的危机并不是过度竞争造成的，而是联储没有尽到最后贷款人责任。美国国会终于通过了1980年《放松管制和货币控制法》，取消了利率高限，放松了资金来源，允许各种带息支票存在，允许各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进行业务交叉等等。1980年《银行法》既从法律上对70年代以前的金融创新予以承认，又促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最重大的金融改革。之后，日本、英国、加拿大、前联邦德国等国家纷纷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
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各国放松金融管制的过程，它本身就是一种金融制度的创新，而这种创新又为80年代空前繁荣的金融业务、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创新活动提供了宽松的环境以及政策和法律的保障，成为国际金融创新迅速发展不可或缺的动因之一。
(二)经济和金融环境的变化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金融业所处的经济和金融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量的金融创新正是为适应这些变化而产生的。
1.通货膨胀不断加剧与短期市场利率不断上升
在6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的通货膨胀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1960~1965年间美国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1.6%。但从1965年起，由于联邦储备委员会为配合政府的赤字财政政策而不断扩大货币发行量，而导致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1965~1970年间，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上升到4.2%，到1970~1975年上升到7.3%。正如上文所提到的，《Q条例》对各种存款利率最高限的限制，此时已严重制约各类金融机构吸收存款，威胁到金融体系主体的生存。所以，金融机构开始创办各种直接与市场利率挂钩的更加灵活的新的金融工具，如：“货币市场存款单”、“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等。同时为了避免利率波动带来的经营困难和风险，金融机构又创造出各种避免风险的工具，如金融期货、利率互换等。
2.社会财富累计导致公众对高收益金融商品的需求增加
由于战后世界经济不断增长，国民收入不断上升，结果一方面是少数富豪收入激增，其承担风险及分散风险的能力逐渐增强，于是大量购买高收益高风险的资产，金融机构变为其量身定做适合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众多小额储蓄者受过去过高的金融商品购买起点限制，如：国库券买卖大多以十万、百万为购买起点，为了吸引这部分资金，众多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发行额度比较小的金融商品，如：共同基金。
3.经济周期波动频繁，金融市场震动加剧
无论是股票、债券还是外汇市场，其市场价格都出现较大波动，使投资风险普遍加大，投资者均需要新的避险工具。新的金融工具的创新便应运而生，如：股票价格指数期货、期权等。
4.国际经济合作加强以及金融证券化的趋势
从1985年起，国际债券市场的融资额超过了国际信贷市场的融资额，同时国际股票市场也急剧发展，此外银行贷款也采取了证券业务的部分特点，即银行可以不再把发放的贷款保持到期满日，而是可以提前把这些贷款以证券的方式推销出去，这种金融证券化的趋势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发展，使得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热情空前高涨。
(一)金融业竞争的加剧——创新主体的外在压力
金融业竞争的加剧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同一国家的金融系统内银行与非银行之间的竞争，二是不同国家之间金融业的竞争。
首先，电子设备和计算机是所有金融机构均可获得的普遍技术，它的应用和新的清算系统及支付制度降低了交易的成本，提高了金融竞争的水平，使得任何一个金融机构都有条件而且必须从传统的业务中摆脱出来，通过金融创新为用户提供更广泛的金融服务，保持自己在竞争中的优势。
其次，由于储蓄和投资形式的变化，引起金融市场格局重新划分。外汇市场、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变化产生了转嫁汇率风险、利率风险和股市价格风险的创新需求，信贷市场的变化产生了转移信用风险的创新要求。金融市场以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金融机构只能一手对传统业务进行重新组合，以获取传统市场上更多的市场份额，一手积极开拓表外业务和国际业务，创造新的金融产品和新的业务市场，增加盈利。
(二)追逐利润——创新主体的内在动力
从金融创新中增加收益、获取利润是金融机构从事金融创新最普通、最直接的动力。金融机构作为微观经济实体，有其自身的目标约束，如自己制定的增长率、流动资产比例、资本比例等。只要外部环境变化改变了这些约束，而且有扣除创新成本后的利润最大化的机会，金融机构就会创新。如：70年代末开始，金融管理部门鼓励和要求银行在经营中保持较低的杠杆率，这样银行很快便推出了票据发行便利(NIFs)、远期利率协议(FRAs)、互换交易(Swap)等不影响资产负债表构成却可以增加收益的创新业务。
(三)规避管制——创新主体逐利本性的外在表现
金融管制与金融创新是一对矛盾，金融管制的目的是为了金融业的稳定和安全，它通常会以牺牲金融机构的效率为代价；金融创新的目的是为了盈利，它通常会对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形成冲击。因此规避管制与金融机构追逐利润的内在动机密切相关。
(四)市场的发展与变化——创新主体的需求刺激
经济的发展导致市场的变化和扩大，促进了全球金融市场需求，这种需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跨国公司迅速发展后对银行提供跨国界的国际金融服务的需求；二是一国政府通过金融市场发行政府债券来筹资的需求；三是个人消费多样化后，对金融机构提供更高效、更快捷的金融服务的需求。这些需求都是金融机构寻找的利润增长点，随之产生的诸如跨国银行、银团贷款、国际债券、电子银行、信用卡、ATM等金融创新刚好可以满足这些需求。
推进国际金融创新的技术条件[2]
如果没有成熟的技术条件作为保证，当代国际金融创新也不会发展的如此迅速。正是新技术的产生和广泛应用，使得当代国际金融创新从量和质上都得到发展和提高。此次新技术的发展主要表现为电子计算机、通讯技术以及信息处理和自动化技术的发展。
(一)新技术的发展是金融创新的促成因素
首先，计算机和现代通讯等新技术的应用，大大降低了金融机构的交易成本。新技术的应用可以使金融机构实现经营上的规模经济，使新发生的每一笔经济业务的边际收益都大于边际成本，达到利润最大化；新技术的应用导致了新的清算系统和支付制度的产生，提高了金融交易的效率，扩大了金融交易的范围；新技术的应用使金融交易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得大量创新工具的运用成为可能。
其次，计算机和现代通讯等新技术的应用，创造了全球性金融市场。由于大型交易网络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得金融创新的供给者可以直接或间接的与原先在分散、单个市场的消费者联系起来，加快了金融创新供求的结合，扩大了金融创新产品的推广范围，鼓励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
第三，计算机和现代通讯等新技术的应用使得金融创新主体能够设计出技术要求相对复杂的金融工具，并且合理定价，同时连续地观察和监控经营创新工具所带来的风险，并对转移这些风险设计相应的措施。
(二)新技术的运用决定了金融创新的进程和范围
首先，计算机和现代通讯等新技术的应用成本决定了金融创新的成本，随着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它的应用成本在不断降低，金融机构进行金融创新的成本随之降低，加快了其创新的步伐。
其次，计算机和现代通讯等新技术的应用增加了金融机构从事金融创新的收益。金融机构通过运用这些新技术可以开辟诸多新型业务，如：指数化货币选择权票据、自动转账服务、现金管理账户、摆动账户以及信息咨询业务、信用卡等中间业务，既增加了收益，又扩大了金融创新的范围。
第三，计算机和现代通讯等新技术的应用加快了金融机构业务多样化的进程。在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下，企业和个人都体会到及时掌握信息的重要性，客户在获取信息方面越来越高的要求促使金融机构的业务向多功能综合化方向发展。例如：信息技术的应用拓展了银行的功能，银行可以通过ATM、电子银行为客户提供24小时服务；而电子资金调拨系统又被广泛应用与资金调拨、证券买卖、外汇交易等。
总之，新的科技革命彻底改变了世界范围内金融业的传统观念和传统业务，只要有新技术的存在和应用，就伴随着业务与服务的创新。可以说，新的科技革命不单单导致金融创新的发展，更使整个金融体系发生了变革。
综上所述，国际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包括微观上创新个体对潜在利润的追求，这是内因；又包括宏观上创新个体所处环境所施加的压力，这是外因；同时，新技术的发展又为内外因共同发生作用加速金融创新提供了技术支持和保证，是不可或缺的“金融创新催化剂”。
7. 中央银行一般性货币政策的影响，这一政策工具是如何传导的
中央银行有三样看家“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武器，它们被称作选择性政策工具和补充性政策工具。高居金融金字塔顶端的中央银行，若能娴熟地运用货币政策工具，便可闲庭信步，处变不惊了。有人说，货币是现代经济社会的血液，不可或缺，无处不在。中央银行则好比心脏，吞吐万象，举足重轻。它不以赢利为目的，也不经营普通银行业务，其主要职能之一，就是运用一定的政策工具，控制货币供应量，影响信贷总规模，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提起货币供给，人们很容易想到“发票子”。其实，中央银行控制货币供应量，不仅指流通中的现金，而且包括存款。不同的货币资产，流动性殊异。比如，活期存款比定期存款提现方便，用现金进行交易，又比活期存款少了许多麻烦。各国根据货币资产的流动性，将货币供给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在我国，将流通中的现金称为M0，它与消费物价水平变动密切相关，流动性最强。M0加上企事业单位活期存款，通称M1，也叫狭义货币供应量，其数量变化，反映企业资金松紧状况。在M1的基础上，加上企事业单位定期存款，以及居民储蓄存款，构成广义货币供应量，通称M2，它的流动性最弱，但反映社会总需求的变化，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参考指标。当经济萧条时，央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刺激经济复苏；经济过热时，则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货币供给，保持经济平稳运行。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有三样看家“法宝”：存款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业务。各国的金融法规都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必须将吸纳存款的一部分存到央行，这部分资金与存款总额的比率，就是存款准备金率。央行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会成倍缩减。这里边的道理不难理解：商业银行往中央银行交的准备金多了，自身可支配的资金便少了，于是银行对企业的贷款减少，企业在银行的存款相应地会更少，“存款—贷款”级级递减，整个社会的货币总量大大降低。这很像我们调试音响——降低功放机的功率，输出的音量自然会减小。反之，如果央行调低存款准备金率，流通中的货币量便会成倍增加。中央银行作为“银行的银行”，充当着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也就是说，商业银行囊中羞涩，最后往往要向中央银行求借。借钱不是空手套白狼，总得有所付出。企业向商业银行求贷时，经常将未到期的商业票据转让给银行，取得贷款，这称为贴现。商业银行如法炮制，将手中的商业票据转让给央行，称为再贴现。中央银行接受商业银行的票据，要在原价基础上打折，折扣率即再贴现率。显然，央行改变再贴现率，相当于增加或减少商业银行的贷款成本，对其信用扩张积极性或抑或扬，货币供应量便也相应地收缩或膨胀。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有一个相似的特点，就是力度大，显效强。1999年3月，我国人民银行将存款准备金率降了两个百分点，商业银行一下子便多出了2000多亿元的用资金。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改革再贴现率生成机制，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三年时间里连续四次调低再贴现率，使商业银行和企业有了大量的活钱可用。以上两项大动作，大大增加了货币供应量，对刺激投资，拉动经济，作用不可低估。但是，药猛伤身，正由于存款准备金率和再贴现率对一国金融影响至深，所以，不到重要关头，中央银行并不轻易动用。央行“三大法宝”中，使用最多的还是公开市场业务。它是指央行在金融市场上买卖有价证券（如国债）的活动。当央行买进有价证券时，向出卖者支付货币，从而增加了流通中的货币量。反之，则减少货币量。公开市场业务最大的优点，是央行可以经常运用它，对经济进行微调，操作灵活方便，对经济的震动小。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联储90％的货币吞吐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德、法等国也大量采用公开市场业务调节货币供应量。但公开市场业务有效地发挥作用，需要一些重要的前提，比如央行要有雄厚的实力、利率要实行市场化、国内金融市场发达、可供操作的证券种类齐全等。在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工具箱里，“三大法宝”威力无边，使用频繁，被称为一般性政策工具。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武器，它们被称作选择性政策工具和补充性政策工具。前者指央行对某些特殊领域的信用进行调控。比如，为防止房地产投机，央行对金融机构不动产放款作出专门规定；通货膨胀时期，央行对耐用消费品信贷消费作出限制，可以抑制消费需求，缓解物价上扬；提高证券保证金率等证券市场信用控制措施，可以遏制证券市场的过度投机；要求进口商预缴进口商品总值一定比例的存款，能够控制进口的过快增长；对国家重点发展的产业和经济部门，实行优惠的利率政策，则为多数国家所采用。补充性政策工具大致可分为直接信用控制与间接信用指导两类。美国在1980年以前，有一个Q条例，规定了商业银行存贷款最高利率限制，防止银行抬高利率吸储，从事高风险融资活动。规定商业银行的流动资产对存款的比率，也是限制信用扩张的强制措施。信用配额、直接干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等，虽然仅在特殊情况下使用，但其直接、强制性的信用控制，对于问题的解决往往立竿见影，收效神速。中央银行采取选择性政策工具，或者使用直接信用控制时，象严厉的父亲管教不听话的孩子。而间接信用指导，则像慈母苦口婆心循循善诱。其中，道义劝告是各国央行最经常使用的工具之一。央行行长与金融巨子们见面恳谈，共进晚餐，在握手举杯之间，点明央行货币政策意图，求得理解与合作。例如，当国际收支出现赤字，央行会劝告金融机构减少海外贷款；房地产与证券市场过热时，又会要求商业银行缩减对这些市场的信贷。战后的日本，长期盛行窗口指导。中央银行根据产业行情、物价趋势和金融市场动向，规定商业银行的利率、贷款额，并要求其执行。如果商业银行不听招呼，央行则会削减向该行的贷款额度，甚至停止提供信用。从二战结束到1974年，日本通过严格规范和高度管制的窗口指导，维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是，间接信用指导毕竟没有法律约束力，这种货币政策工具要发挥作用，中央银行要有较高的威望和控制力，否则商业银行便难免会为一己之利，与央行意愿背道而驰。
8. Q条例的介绍
Q条例是指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按字母顺序排列的一系列金融条例中的第Q项规定。1929年之后，美国经历了一场经济大萧条，金融市场随之也开始了一个管制时期，与此同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颁布了一系列金融管理条例，并且按照字母顺序为这一系列条例进行排序，如第一项为A项条例，其中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规则正好是Q项，因此该项规定被称为Q条例。后来，Q条例成为对存款利率进行管制的代名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