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院规章

❶ 书院制改革是什么意思

书院制改革是在大学里成立“书院”。学院管学习，书院管生活。一般认为，这种书院制借鉴了西方大学住宿学院的做法，也承袭了中国书院的古老传统。

书院作为实体行政机构，与学院平行，学生们由此便身处于两个坐标系之中。每名新生可按意愿申请书院，学校会按既定机制作出编配。学生申请转院，书院也会视情况作出考虑。

书院的任务：

1、书院是学生实践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强砺炼的生活社区，是传承和弘扬交通大学学生“思想活跃、学习活跃、生活活跃”校园特色文化的重要载体，同时也是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通识教育、学业辅导、就业指导、心理健康教育，促进学生全面综合发展的平台。

2、书院承担大学生党建与思想教育、通识教育、学业辅导、学风建设、就业指导、学生事务管理（奖惩助勤贷补）、心理健康教育以及维护校园安全稳定、书院环境与文化建设等职责，侧重于基于坚实学业基础之上的与学生全面发展相一致的思想引领、行为养成、人格塑造和实践锻炼。

系统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道德伦理、职业谋划、人际交往、组织领导和社会环境适应等能力，培养造就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需要的领袖人才。

❷ 欧洲中世纪大学延续至今，而中国书院为何会走向衰落

《礼记》、《学经》说:“古时，师有家，师有龄，师有技，师有国。”当汉武帝“废黜百家，尊儒学”的时候，中国古代最早的学派——太学诞生了。国学是中国最高的学府，也是唯一一所以儒家思想培养当代官员的官办机构。

与此同时，中世纪的欧洲国家也建立了自己的大学，著名学者在这里交流思维逻辑，创造出奇妙的火花。

然而，中国书院在适应朝代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弱化。相比之下，欧洲中世纪大学始终屹立在西方精神世界，为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那么，这两种不同历史命运的原因是什么呢?

书院最初的原型是官办的皇家学堂。随着朝代的更迭，许多文人士大夫的地位被削弱，一种不归属感使他们痛苦不堪，于是私立书院应运而生。

如历史上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松阳书院等。宋代有一位德高望重的学者，主张恢复白鹿洞书院。他就是朱熹。

“十字军东征是一次辉煌的胜利，”华盛顿美国大学研究中心(American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主任艾哈迈德·艾哈迈德(Ahmed Ahmed)说。这场胜利的意义在于，它将欧洲带入了一个更加文明和开放的时代。阿拉伯文化的引入和古罗马文化的复兴将成为欧洲中世纪大学最强大的知识和文化基础。

书院大多是文人自建的，但封建统治阶级逐渐意识到书院在社会中的影响，开始参与书院的经营和管理。中国古代书院的建立，分为官办、私办和私办辅办三种。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形成一个统一的学院管理模式。

由于书院不受政府控制，所以民间习俗比较严重。儒学本身就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建立学术知识，所以在书院中要探索建立价值观念与知识的统一，强调社会的安定与和谐。在相互的交流和争鸣中，产生了许多新的思想，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

学术上公开自由的辩论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但缺乏统一的管理和引导权并没有帮助帝国政府。没有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这也是它衰落的原因。

在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也是开放和包容的。然而，在中世纪的欧洲，从事新事物最普遍被接受的方式之一就是打仗。中世纪的大学也是如此，它们不断地为自己争取一席之地。最后，中世纪的大学有四种权力，其中之一是教师和学生有参与政治的权利。

这种权力的建立为中世纪大学的发展提供了便利。最著名的是博洛尼亚大学和巴黎大学，这两所大学都采用行会组织的形式，大学机构统一管理。

博洛尼亚大学设立了“学生导游会”，由学生组织，制定规章制度，维护学校的利益。同时，它有一系列的权力，如聘请讲师和决定教学时间。学生们非常包容和自由。

在巴黎大学，“教员行会”从教员中选出最高管理者，也就是现在的校长，然后逐步制定学校的规章制度，这与目前的学校制度类似。

由此可见，我国的书院没有得到统一有效的管理，难以充分发挥其价值。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不受封建统治者的限制，建立了自己的行政管理制度，使资源配置合理，权力得以保持，大学的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

书院在中国古代是文化精神传承的象征，在文明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封建统治者的独裁统治注定无法使书院繁荣。反之，学院的发展受到了政府对学院管理的参与的制约。如果说南宋是书院发展的高峰时期，那么元代无疑是书院衰落的最大推动力。

吴沟曾说:“元代，书院数量增加，但弊端也增加了。”学院的创始人只知道他们是主人的战利品，却不知道他们是在教导主人。学院不再是思想交流的避难所，而是权力的附庸。

到了明朝，朱帝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和巩固。政府建立太学、郡学和社会学的目的是什么?当然，这是为了将学院牢牢掌握在国王手中。与此同时，书院开始分散和凋零，人们只知道官学，没有书院。当时繁荣的白鹿洞学院最终沦为废墟。

然而，政府设立学校并不是为了获取真正的知识，而是为了传授知识，固化人们的思维方式，这只是为了皇室使用。朱元璋颁布法令:“总有一天，书院院长将是纪律官，所有书院将任命官员。”就这样，他把学院揣进了口袋，供自己使用。他也称之为“启蒙”。

明代统治者对书院的压制，引起了士大夫的愤怒。明朝末年，统治者的权力逐渐放松。明朝的学生聚集在一起讲学，批评朝廷的时事，以发泄他们对统治阶级的不满。但是权力的拥有者怎么能容忍这样的厚颜无耻呢?在几次激烈的压力下，学院最终被推翻。

与中国学院的消亡相比，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似乎一路高升。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老百姓也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欧洲中世纪大学固有的斗争精神并没有消失，而是变得越来越强烈。

这种斗争不是为了主权的斗争，而是为了在获得权力的同时充实自己的学术体系，以便更好地满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在中世纪的大学里，杂乱无章的学术研究已经被系统的学科所取代，每个学科都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当时在中世纪，大学里共有法律、医学、数学、物理、经济学等十多个学科，迅猛发展的趋势无人能阻挡。

除了中世纪大学为主权而进行的社会“斗争”之外，大学内部的学术纷争也十分普遍。这种辩论性教学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中国书院驳斥新思想，但它无疑能培养学生的逻辑能力和探索真知的人文精神，更有利于科学价值观的形成。

因此，中世纪大学不仅培养了知识分子，还为社会氛围注入了新的活力，即科学。科学是宗教信仰的对立面，也是推动西方文明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在欧洲文明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与此相反，中国学术界也有过一些“辩论教学”的例子，但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淹没在历史潮流之中。

中国古代的书院和欧洲中世纪的大学都是学习的场所，但它们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其原因在于社会历史背景、管理制度和具体发展历程的不同。

中国的封建统治扼杀了新思想的诞生。科举制度使书院沦为权力的附庸。然而，中世纪的大学是从公会管理系统和高度自治中发展起来的。但两者的价值观、教学方法和内在精神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借鉴意义，值得后人深思。

❸ 岳麓书院校规是什么

中国书院一般都有学规。所谓学规，是书院订的用以规范生徒学习、生活行为的规矩章法。 岳麓书院的学规，最早源于朱熹的《书院教条》，到清代乾隆年间，欧阳正焕任书院院长时，提出“整、齐、严、肃”四字并撰诗，刻在碑上嵌于书院讲堂右壁，流传至今。这四个大字刚劲有力，令后人景仰不已。 岳麓书院学规：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短毁长；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日讲经书三起；日看纲目数页；通晓时务物理；参读古文诗赋；读书必须过笔；会课按时蚤完；夜读仍戒晏起；疑误定要力争。

❹ 中国古代四大书院的书院各说

中国自宋朝以来就有“四大书院”的说法，但是究竟哪四所书院可以称得上“四大”，则各有各的见解。
普遍认可为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
1、宋末马端临《文献通考》中《学校考》宋朝四大书院说：
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徂徕书院。
此说法没有争议。范成大《骖鸾录》和清代全祖望均赞同，朱熹《石鼓书院记》：“若此山，若岳麓、若白鹿洞之类是也”。天下四大书院的来源最早是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47，并指出嵩阳后来无闻，后来的历史学家皆以《文献通考》为据。
2、北宋六大书院说：
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
（中华民国时期盛朗西、陈登原《中国书院制度》）
3、北宋八大书院说：
应天书院，岳麓书院，嵩阳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徂徕书院
（南宋诗人范成大推举，民国陈登原《国史旧闻》）

❺ 中国书院制度始于哪个朝代

唐代
唐末至五代期间，战乱频繁，官学衰败，许多读书人避居山林，遂模仿佛教禅林讲经制度创立书院，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书院是实施藏书、教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制度萌芽于唐，完备与宋，废止于清，前后千余年的历史，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所有被列入过的书院名单： 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 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河南商丘县城南的应天府书院（睢阳书院）； 河南嵩山南麓的嵩阳书院； 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金山书院，徂徕书院，丽泽书院，象山书院，茅山书院，龙门书院，东林书院。

四大书院
天下四大书院（北宋四大书院，或宋代四大书院）说：
嵩阳书院，应天府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

中国古代的“四大书院”以外最著名的书院应当是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

❻ 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同时期的书院在组织管理上有何异同

我国书院制度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书院是我国封建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模式。作为中国教育史上与官学平行交叉发展的一种教育制度，它萌芽于唐末，鼎盛于宋元，普及于明清，改制于清末，是集教育、学术、藏书为一体的文化教育机构。它不是官学，但有官学成分，不是私学但又吸收私学长处的新的教育制度，它是官学和私学相结合的产物。自书院出现以后，我国古代教育便发生了一个很大变化，即出现了官学、私学和书院相平行发展的格局，三者成鼎立之势，直到清朝末年，它们之间具有排斥，但更多的是互相渗透与融合，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化教育的发展和繁荣。
（一）中国古代书院发展之轨迹
1、书院制度的起源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分官私两类，但都不是聚徒讲学的教育组织。唐朝“安史之乱”以后，国家由强盛走向衰落，政治腐败，民生凋敝，文教事业也受到严重冲击，官学废驰，礼义衰亡。于是一些宿学鸿儒受佛教禅林的启发，纷纷到一些清静、优美的名胜之地读书治学。此后，归隐山林、论道修身，聚徒讲学之风逐渐兴起。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也基本形成，北宋初年才发展成为较完备的书院制度，成为中国传统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2、书院制度的确立
到了宋代，国家重归统一，社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相对稳定，士心开始向学，由于统治者忙于拓疆守土，无暇顾及兴学建校之事，只重科举对现有人才的选拔和吸收，以满足立国之初的一时之需。因此在建国近百年的时间里，官学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正是在此背景下，书院才以其强大的生命力获得较大的发展，并确立了自己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地位。宋代书院的发展轨迹，大致可分为三大阶段：
1）宋初的勃兴 宋立国后，暂时无力顾及振兴官学，因而对著名私学采取“赎买”政策，始为官私联营的学校模式出现。宋初的六大著名书院即为代表。
2）中期的消沉 北宋三次兴学期间，官学空前兴盛；且重在改革的实践理性成为主流，纯学术的研究日渐消沉，因而书院不彰，连著名的六大书院也破败停办或改为官学。
3）南宋的大盛 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倾轧和科举的腐败，致使南宋的官学形同虚设。更由于朱熹等人对书院卓有成效的复办和理学的流行，书院又日渐昌炽。
宋代书院普遍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这是书院制度化的重要标志，其中朱熹亲自拟订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成为书院学规的典范。
3、书院制度的官学化
到了元代，统治者为缓和蒙汉民族的矛盾，笼络汉族士心，对书院采取保护提倡的政策，同时也逐渐加以控制，使元代书院日益呈官学化趋势。元政府还对书院的招生、考试、毕业后的出路等方面严格控制。元政府采取这些措施，逐渐使书院失去了其自由讲学的特质，最后与官学无异。它赖以生存，饮誉于世的学术特色逐渐由淡化到消失，最后沦为科举的附庸。
4、书院制度的勃兴与毁禁
明代书院的发展“经历了沉寂——勃兴——禁毁的曲折道路”。
1）明初的沉寂
明初因政府重视发展官学，提倡科举取士，使官学兴极一时，书院备受冷落，近百年不兴。
2）中期的复兴
明中叶以后，因官学空疏，科举腐化，书院教育由此复苏，嘉靖以后，发展到极盛。
3）后期的沉沦
由于书院研究学术特质的复归，书院讲学的政治色彩愈来愈浓，“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统治者深感“摇撼朝廷”。明代后期，当权者先后四次禁毁书院，严重地戕害了学术思想的发展。尤其是，“洞学科举”的创设，使书院、官学、科举逐渐融为一体。
5、书院特质的消失与改制
清初，统治者为压制舆论，消除南明的复国情绪，对书院严加限制，但禁而不绝，不过这时的书院已经同官学没有什么区别，从元代开始的书院官学化倾向，到清代达到极致。清代书院学习的主要内容是八股文制艺，目的是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完全丧失了书院原有的教学风格与学术研究的性质，其独立性和自主性已所剩无几。
鸦片战争之后，闭关锁国百余年的“天朝大国”的大门终于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破。在“师夷制夷”的洋务运动中，洋务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改革旧式书院就成为大势所趋。在此情形下，清政府终于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建议，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下诏将各省城书院改为大学堂，各府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书院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至此书院制度走完了近千年的曲折历程之后，最终汇入了近代学校教育的洪流之中。

（二）中国古代书院制度之评价
1、办学特质
书院是介于私学与官学之间的一种特殊的教学组织形式，它具有“非官非私”、“既官既私”的特征。具体而论，其办学特质可以归纳为：
1）官方的认可、扶助
2）注重藏书、读书
3）自由讲学，研讨学术
书院是“三教”鼎立和兼容的产物之一，书院大多选址于名山大川、风景优美之地，与佛、道的影响不无联系。
2、教学方式
1）讲演辩论
中国书院十分重视学术讲演，其形式有“升堂讲说”、“学术会讲”等。书院大师除了阐发自己的学术见解外，还十分重视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交流。明代后期的顾宪成、高攀龙就特别制订了书院会讲制度、规定：“每年一大会”，“每月一小会”，并订有“会约”、“会规”，以道义相磋磨，学术相珍重。
2）自修问难
除学术讲演外，书院教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注重学生自修研究和质疑问难。书院藏书丰富，这为学生自由读书和独立钻研提供了方便。朱熹认为，除集体讲演外，书院的老师的职责就是指导学生自修读书，强调读书须有疑，有疑而又深思未得者即当请教大师，这就叫做“质疑问难”。朱熹创造的读书六条（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持志）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3）研究探讨
书院以学术探究和理智训练为根本。无论是大师讲演，还是学生自修，都十分明显地体现了注重学术探讨的研究精神。书院作为知识分子求知问学的精神家园，努力将学术研究与教育活动结合起来，他们一方面通过学术研究深化学理探讨，促进教学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教学和学术研究培养人才，扩大学派影响。正是这样交互递进，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封建社会思想和学术的发展。
4、组织管理
在组织管理上、书院也与普遍学校有所不同：
1）管理机构精简化
与私学一样，书院只有一位明确的主持人。其名称有洞主、山长、堂长、院长等，主持人往往是学派宗师，讲学释难为主要职责，而管理实为兼领。有些规模较大的书院，虽增设副讲、管干等职，但专职人员极为有限，往往由书院学生轮流分任，相较于官学，书院冗员极少，且有吸收学生参与管理的特点，或称“高足弟子代管制”。
2）管理原则民主化
与普通私学一样，书院师生均可来去自由，较少专制性的处罚。书院主持人的产生，多为公推，而非官委。有些书院曾明文规定。主持者“不称职则更易”，还有“按季更易”的条例，不搞终身制。
3）管理方式学规化
由于书院的管理人员少，而师生又朝夕相处，所以制订一套共同遵守的学规来进行自我约束，自我教育实属必要。书院的学规大体包括三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指出为学的方向；二是为学、修养和待人处事的准则、方法；三是规定犯过的惩治。
最负盛名的学规有：朱熹所订《白鹿洞书院教条》和吕祖谦所订《丽泽书院学规》。
(三)书院与官、私学之比较分析
由于书院具有“非官非私”和“既官既私”的特点，因而书院与官学相比，多有不同；与私学相较，也有所别。
1、与官学之比较
与官学相比，书院从以下几个方面与官学多有不同：
1)从教师来看 官学的教师都是由朝廷任命，属封建王朝的官吏；书院的教师则由地方聘请推荐，多为德才兼备的学者、士大夫，有的虽是朝廷命官，但作书院教师仅为兼职。
2)从学生来看 官学学生来源多为官宦子弟，等级性强，且需严格考试方能入学；书院的学生则来去自由，没有等级尊卑之别，入学也无须什么考试。
3)从教育内容来看 官学教授的内容多为朝廷核定的教材，内容较为固定、单一；书院教学内容取决于该书院的特点及山长，主讲教师的所长，一般山长或主讲教师的讲授内容，决定于书院传授知识及学术的主流，因而教学内容较为灵活、宽泛。
4)从教学组织形式来看 官学的教学比较呆板、单调；书院教学比较灵活、多种多样。特别是书院的“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这也是书院区别于官学的重要标志。
2、与私学之比较
书院自产生之日起，便与私学有天然的联系，其共通点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它同私学一样，是由民间集资创办的，不属官方之列，具有很强的独立自主性；其二，同私学一样，书院是向下层社会开放，面向乡间的；其三，同私学一样，书院是以平民子弟为培养和教育对象；其四，与私学一样，书院主要是一种素质教育，不以科举仕进为办学目的。
在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上，书院与私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内在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说，书院是从私学脱胎而来，但书院又不是一般的私学，这已不是对私学经验的直接搬用，而是对私学进行了深刻的变革，是一种独立于官学和私学两大教育系统之外的另一种新的教育系统。
诚如前述，作为一般的私学，基本上都处于一种自发性的状态，它还未形成一套长期稳定的完备的教育规则，具体表现为：其一，没有固定的校舍和教育设施；其二，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其三，没有专门的图书藏所，更不具备印刷图书、讲义的条件；其四，没有相应的教学计划和规章制度；其五，是一种手工业式的办学方式，因此不可能像官学那样进行分班教学；其六，没有任何形式的考核体系，缺乏强有力的教育管理制度，学校处于一种无组织的松散状态等等。而书院则不同，它站在当时历史的高度上，对官学和私学进行了全面的审视，并进而对这两种教育制度进行了综合与改造，从而形成了一种既非私学又非官学的独具特色的教育组织形式。
书院与一般私学不大相同的是：
1)书院既有固定的校舍和教学设施，又有专门的图书藏所，不仅校舍宏伟，而且藏书极为丰富，这是一般私学所难以达到的。
2)书院有固定的教育经费作保障，建立了类似于官学的以学田为中心的教育经费体系。书院获取学田的渠道有二：一是民间捐献，二是政府拔赐。这是书院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这也是一般私学所不具备的。
3)书院有自己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建立了类似于官学人员编制和岗位。每人根据自己的岗位职责，分别负责学生的授课、考核，生活和书院的经费、祭祀、保卫安全等。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书院的学生也参与管理，如直接管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的堂长、管干、学长、斋长等，都由学生担任。
除此之外，书院还制定了一系列独有的颇具特色的教条、学规、学训等，把得之于管理实践的一系列经验上升到一定的理论高度，这是书院走上了制度化的重要标志。
综上所述，书院虽与私学有着天然联系，但又与私学有别；它既与官学有质的区别，但又吸取了官学中的许多积极成分，与官学有一定联系，书院正是在广泛吸取了私学和官学的有益经验基础上进行成功的改造之后，才形成的一种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教育制度，它是中国生活发展紧密古代社会近千年来一种重要而特殊的教育组织形式，它在教育中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始终是官学和一般私学所不能达到，也是它们所不能取代的。
(四)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之比较
就在东方古国中国书院制度日趋成熟，空前兴盛之时，在遥远的西方世界也出现了一种新的教育机构—近代大学，就其产生的特点来说，欧洲中世纪大学与中国古代书院不无相同之处，但却与书院有着明显有别的历史命运，为此，笔者将从文化的层面对两者进行比较分析。文化在最普遍意义上是指人类社会区别于自然状态的全部事物，通常可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三个层次。就文化与书院和大学的关系而言，两者主要受制度文化和观念文化的影响和制约。
1、制度文化
从制度文化层面来说，中国古代与欧洲中世纪相比，在政治体制和宗教势力两个方面大有差异。
1)政治体制
中国古代自秦以来建立的中央统治政权，其政治体制始终是高度集权。与中央封建集权保持一致就成为书院延续的必要条件，当书院的自由研究、论辨讲学没有触犯统治阶段利益和动摇其政治秩序时，或者中央政权无力顾及书院的越轨行为时，书院方显自己本色；一旦书院的自由化程度超越了封建王朝的容忍的上限，等待书院的只能是或被禁毁或者屈从权势而走上官学化的道路。中世纪的欧洲与中国同一时期的政治状况不同，当时的欧洲可能更近似于我国春秋战国诸侯分立的时代，许多民族国家和世俗政权并立，这才使大学的学术自由和办学的自主成为可能；从历史上看，欧洲中世纪大学较小受到世俗政权的干涉和干扰，中国书院却很少有那么幸运。
2)宗教势力
中国文化素以非宗教化为荣，由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演化而来的道教充其量仅是一种准宗教，外来的佛教也没能发展到与王权抗衡的程度，世俗权威始终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这对书院的存在和发展既有利又有弊。前者表现为书院教学与研究与社会政治联系，对于消除社会弊端，促进社会进步有益。后者主要表现在由于缺乏宗教文化的天职观念，使书院难以抗拒世俗的功利诱惑，从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老路，这必然影响到书院学术的范围、质量和深度。
中世纪的欧洲宗教势力强大，宗教对大学的影响远远大于世俗政权。这种影响也是利弊兼有，使中世纪大学的教学内容带有浓厚蒙昧色彩，但宗教为论证教义的合理性而主张广涉博览各个学科的知识尤其是自然科学的知识，同时也陶冶了人们的敬业钻研的职业情趣，锻炼了人们的思维的严密性，从而为科学文化的发展积累了深厚的智力资源。
2、观念文化
从观念文化的角度看，中西文化差异更为巨大。笔者再从文化取向和学术自主这两个方面，对书院和大学进行比较分析。
1)文化取向
文化取向问题在中西教学思想上表现得极为明显，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在西方，主智主义可以说是贯穿西方教学价值观思想历史的一条主线，源远流长，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在中国，伦理本位和极端实用主义备受尊崇，自然科学知识长期被正统教育所排斥，单纯为政治服务，视学问为晋身之阶，求仕成为求学的唯一目的。综观中国书院制度将近1000年的历史中作为封建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注重人伦纲常之道的教育，把伦理道德当作人类生活决定性因素的价值取向，从而限制了实证科学的发展。儒家主张自省，而不主张向外探索宇宙的奥秘，反映在教育内容上就是教育与自然科学知识分离，教育内容排斥科学知识。中国书院虽然注重相互争鸣的学术研究，但书院大师们在维护宗法封建社会这个根本问题上则是一致的。虽然它存在了近千年，但只有形式上数量上的变化，而无实质性的变革。中近代的落后与重德轻智的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西欧社会开始走向繁荣昌盛在文化上的初步表现，中国世纪大学不仅为当时各领域的学者提供了活动的舞台，而且成为培育新一代学者的园地，学者们不仅担负起保存文化，传递文化的责任，而且担负起发展文化、创造文化的天职，虽然他们没有冲破封建教会的控制，但在时代需要的推动下，他们注重理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科技文化知识的传递，这是对传统基督教神学教育独霸讲坛的一大突破，客观上为促进西方近代科技革命的兴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2)学术自主
学术自主意味着学术要从政治怀抱中自由出来，只服从真理的标准，而不受外界的压力。
中国封建社会政教合一，教育必须受政治权力的摆布，中国古代书院也如此，它始终未形成独立的教育体制，学术无自主性，由于受到政府的控制和利禄的引诱，丧失了书院淡泊名利，专志于学术研究，志在治学修身而不事科举的初衷，最后逐渐官学化，成为科举的附庸。当近代革命在欧洲发生时各国都从科技成果中获得巨大的利益时，而中国的童生士子却长年累月地蠕动在应试赶考的黄土路上，在考场上比试如何写好八股文，如何代圣人立言。正因为书院缺乏学术自主性，在近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时兴时衰，时浮时沉，随着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没落，书院制度及其优秀传统又被封建社会所埋没。
中世纪大学享有较高程度的自治，大学可以拒绝来自外部的各类干预，并为独立生存和自由研究争取了一定的“特权”，这对科学研究和学术繁荣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学术自主，使中世纪大学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学者，对西方文化进程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大学不仅成为民族的灵魂，而且也是人类文明的一个文化渊源，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大学的产生和发展，才使西方文化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地积累、冶炼、更新和升华，构筑起西方的现代文明的大厦和开放性的知识系统。也正是在这个进程中，西方的大学制度也不断地完善，因而能够从容自由地应付新的文化挑战，历久而不衰。
由此可见，相同的时间，相同的机构，却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而造成不同的历史命运，很是值得深思体味的。
古代中西方教育体制之比较

西方中世纪教育体制结构是多元化的，主要以教会、王权与世俗多元为主要特色。中国中世纪教育体制是一元化结构，以国家官府办学为主导，私学作为附庸。在课程内容、思想价值、教育成果诸方面，都存在差异，最后西方突破教会的控制，转向人文主义，大学逐渐成为当时自由思想的根据地，培养出一大批有独立个性的文化人，促进了欧洲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而中国的教育体制始终徘徊在专制的阴影之下，主要培养了一批御用文人，无法走出传统的怪圈。中世纪中西方教育体制对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同的影响。在比较考察之中，给人耐人寻味的启示，中国现代化进程需要从中找出许多历史的教训。

一、教育结构系统的考察
中世纪初期，基督教几乎垄断了当时的教育。6世纪起，基督教教育逐渐超出家庭的范围而走向学校。主要有两类：一是修道院附设的学校，二是由教会和政府主办的学校。789年，查理大帝发布公告，要求各地教会设立学校，删订有关书籍，使教区内儿童学习。该公告被称为“中世纪教育的第一个总纲”。之后，教会在各地办起各类学校。
7-8世纪，西欧世俗教育逐渐兴起，尤其在爱尔兰和英格兰较为发达。随着西欧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发展市民教育的城市学校应运而生。城市学校分二种：一是为上层市民即工商业经营者设立的学校，如文法学校之类，服务于自由市民的生活情趣和读写需要。二是为下层市民主要是手工业者子弟而设立的学校，如行会学校之类，以培养技术工人。世俗化的市民教育是中世纪后半期教育的重要方面，它为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文艺复兴开始后，市民阶级重新发现了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和古罗马的法律科学为了与教会学校相抗衡，市民阶级仿照古希腊的“学园”创办了许多学院，讲授和研习哲学、神学、医学和法学，这种兼具教学和科研职能的机构后来发展成近代意义上的大学。11世纪后期，第1所大学是意大利的萨勒诺大学，其最初是一所医科学校。其后意大利的波尼亚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等著名大学创办。13世纪，各大城市纷纷创办大学，教会也或参与创设。
大学最初是作为一种行会组织而被特许的，“大学”这个词的原义是“融合为一”、“会社”、“协会”，最初的全名为“教师与学生的联合”，即教师与学生组织的一种社会团体。其最初不过是私人间的一种结合，是一种学术研究的自由团体，后来才渐渐成为正式的教育机关。也是一个为学习服务的联合体，如书贩、信差、药商、抄写人，甚至旅店老板，都可算是大学的成员。他们象其他行会一样，组织起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许多大学成为一个自治的组织，对地方当局和教会都保持相对的独立性。也有一些大学为教会创设，如巴黎大学由巴黎圣母院的神学院发展而来。其管理模式也可分两类：波尼亚大学的学生主体模式，由学生组成委员会，选出校长，制定章程，雇佣和监督教师，安排教学计划。巴黎大学的教师主体模式，由教师组成行会，选出校长，制定章程，安排教学工作。14世纪后，学生与教师的组织开始联合。
大学独立自治的特权是通过不屈不挠的斗争赢来的，欧洲所有古老的大学，没有哪一所不曾经历过相关的卓绝斗争。如巴黎大学处在教会和世俗势力双重的夹击下，其争取自治的道路艰苦而漫长，甚至付出流血的代价。1231年，教皇格利哥里九世出面调停，这位法学家出身的教皇发布了有大学“独立宪章”之称的教谕令《知识之父》，确认了大学的法权自治，肯定了巴黎大学有教学、罢课、结社、授予学位等的自决权。这份由教皇亲自授予的独立宪章，使巴黎大学最终摆脱主教的控制而取得自治团体的法律地位，这一地位也得到国王的认可。此后，有关斗争还时有发生，而独立自治的传统延续至今，巴黎大学成为法国的生命之树，它吸收着欧洲各国最优秀的教师和最好的学生。
各大学在这几个世纪中，虽然道路都颇为坎坷，它们既反抗教会，又要反对国王，但最终都摆脱教权与王权的控制，其在中世纪或可看成是与宗教、世俗权力并驾齐驱的文化力量，成为独立自治、自由思想的根据地，作为西方文艺复兴的摇蓝，是西方教育现代化的先声。
综上所述，西方中世纪教育形成的是多元化结构，其中以教会、王权与世俗多元对立为主要特色。前期以教会办学为主导，后期以城市世俗办学为主导。大学在欧洲成为与教会和王权并驾齐驱的三大势力。关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权力格局，人们常以“上帝的事归上帝，凯撒的事归凯撒”的名句来描述。其实还可加上一句：“亚里士多德的事归亚里士多德”。体现出其民间自主教育模式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于战国、秦代开始设置博士制度（中央官学体制）。汉代太学的建立，以公元前124年汉武帝置博士弟子员为标志，从数十人增加到成帝时的三千人。隋在中央设国子监，总管国家各级各类官学。唐初大力发展官学体系，国子监下辖六学二馆（弘文馆、崇文馆），并在太医署下设医学、礼部的祠部下设崇玄学、秘书外省下设小学。北宋经庆历兴学、熙丰兴学、崇宁兴学，官学体制进一步完备，太学扩建规模，更增加了武学、画学等专科教育。明代建立相对独立的教育行政管理体系，加强了对教育的控制。中央官学系统有两京国子监、宗学，及武学、阴阳学、医学等。清代因袭明代的中央官学体制，国子监有六堂二厅，并隶设算学、旗学、俄罗斯学、琉球学。宗人府隶设宗学、觉罗学。内务府隶设景山官学、咸安宫官学、回缅官学。此外，理藩院有唐古忒学，钦天监有天文学，太医院有医学，乐都有教坊司。中央官学教育体系已非常庞杂。
地方官府办学，汉代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王莽执政时，要求按地方行政系统设置学校：郡设“学”，县、道、邑设“校”，乡设“庠”，聚设“序”，各配备经师1人。东汉前期地方教育相当昌盛。北魏天安元年（466年）制定出第一个地方郡国学制模式，规定了学校的规模与学官设置，教师与学生的录用标准等，标志着中国古代地方官学教育制度规范的建立。隋唐地方官学有府学、州学、县学。宋代设置诸路学官，以加强地方教育管理，经历次兴学运动，形成遍布全国各地的官学网络，其规模与数量超过汉、唐。明、清代地方官学更是遍布各地，重点突出。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虽一度兴旺，但战国后期法家改革开始取缔。秦、汉至明、清，民间私学一般只相对官学起一些辅助性补充作用，以历代私塾的蒙学教育最为典型。而汉代的私家学术传授，主要补充当时官府地方教育的薄弱。魏晋南北朝时私学的消长与官学的盛衰对应，乃出于世道的动荡，而非私学真正的发展成长。唐代允许民间基层设立私学，也为补地方官学的不足。私人书院在北宋初期的兴起与南宋的恢复，也是地方官学薄弱所致。宋末，书院开始受制于政府而开始官学化，元代官府进一步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一些书院演变为地方官学，官府更新建许多书院，都成为国家科举考试的附庸。明中叶至清初，私学书院再次勃兴，原因是原有的官学体制不能有效地完成培养经世致用人材的任务，存在着自身无法克服的弊病，因而需要借助私学书院这种形式。至乾嘉时期，其学风转向训诂考证方面。同时，我们从书院教育的主体内容、教育思想诸方面，可知道其并不能形成独立的私学文化教育体系。
所以，中国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元化结构，以国家官府办学为主导，私学书院为辅助的教育体系，为专制政治的强化服务。其特点是，表面上看也存在官学与私学的二元体制，然而实质上，私学始终是官学的附庸，民间办学没有产生突破的思想，更没有与官学对抗的力量，私学并没有自己的独立性。从上述特点而言，中国的古代教育完成的是一种封闭式的一元化结构系统，且在千年的运作中没有质的改变。

❼ 我国古代四大书院分别是

中国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

白鹿洞书院，位于江西庐山五老峰南麓的后屏山之阳。书院傍山而建，一簇楼阁庭园尽在参天古木的掩映之中。白鹿洞最初是唐代贞元时，李渤、李涉兄弟隐居读书的地方。

据传李渤在此隐居时，曾养一白鹿自娱，因此人们称李渤为“白鹿先生”，又因此地四山回合，由山麓小路进去也有数里之遥，真有点入洞之感，所以称为白鹿洞。南唐升元年间，白鹿洞正式辟为书馆，称白鹿洞学馆，亦称“庐山国学”，由李善道为洞主，掌教授，置田聚徒，成为讲学和藏书之所。“四方之士受业而归，出为用世，名绩彰显者甚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赐九经。宋仁宗皇佑五年，孙琛在故址建学馆十间，称“白鹿洞之书堂”，与当时的岳麓、应天府、嵩阳并为“四大书院”。

白鹿洞书院虽为宋初所建，但不久即废。直到著名理学家朱熹重修书院之后，白鹿洞书院才扬名国内。南宋淳熙六年，朱熹知南康军。朱烹到任时，白鹿洞书院已经毁于兵燹，栋宇消落，林园荒芜，触目皆是尘封书海，网结门廊。经过朱熹的一再请求，宋孝宗终于同意重建白鹿洞书院。修葺后的白鹿洞书院，以圣礼殿为中心，组成一个错落有致、相得益彰的庞大建筑群。书院共有殿宇书堂三百六十余间，其中包括御书阁、明伦堂、宗儒词、先贤祠、忠节祠等。圣礼殿是用于学生拜谒孔子的殿堂，门上方两块匾额写有“学达性天”、“万世师表”的字样。在文会堂有朱熹亲书“鹿豕与游，物我相忘之地；峰泉交映，知仁独得之天”的对联。朱熹不仅重修了白鹿洞书院，而且还建立了严格的书院规章制度。

《白鹿洞书院教条》不但体现了朱熹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一套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而且成为南宋以后中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书院办学的样式，也是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规章制度之一。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还广邀国内著名学者前来讲学，学术空气相当活跃。宋淳熙二年，朱烹与陆九渊二人由于学术观点不同，曾在地处江西铅山县境内的鹅湖发生过激烈的论辩。但是朱熹并不因此而持有门户之见，邀请陆九渊前来白鹿洞书院讲学。陆九渊讲的是《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深受白鹿洞书院师生们的欢迎，有些学生甚至被陆九渊精湛、透辟的说讲感动得落泪。为此，朱烹特意把陆九渊所讲内容刻石立于院门。这不仅首开书院“讲会”制度的先河，为不同学派同在一个书院讲学树立了范例，在中国儒学史上也一直被传为佳话。自朱熹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它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元代末年，白鹿洞书院被毁于战火，一直到明代的正统元年才修复，以后又有所扩修。

●岳麓书院

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唐末五代（约958年）智睿等二僧办学。北宋开宝九年（976），潭州太守朱洞在僧人办学的基础上，正式创立岳麓书院。嗣后，历经宋、元、明、清各代，至清末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为湖南高等学堂，尔后相继改为湖南高等师范学校、湖南工业专门学校，1926年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至今，历经千年，弦歌不绝，故世称“千年学府”。

岳麓书院自创立伊始，即以其办学和传播学术文化而闻名于世。北宋真宗皇帝召见山长周式，颁书赐额，书院之名始闻于天下，有“潇湘洙泗”之誉。南宋张式主教，朱熹两度讲学。明代中后期，明世宗御赐“敬一箴”，王阳明心学和东林学派在此传播和交流，明清著名的爱国主义思想家王夫之在此求学，清代，康熙和乾隆分别御赐“学达性天”和“道南正脉”额。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分为讲学、藏书、供祀三大部分，各部分互相连接，合为整体，完整地展现了中国古代建筑气势恢宏的壮阔景象。

除建筑文物外，岳麓书院还以保存大量的碑匾文物闻名于世，如唐刻“麓山寺碑”、明刻宋真宗手书“岳麓书院”石碑坊、“程子四箴碑”、清代御匾“学达性天”、“道南正脉”、清刻朱熹“忠孝廉洁碑”、欧阳正焕“整齐严肃碑”、王文清“岳麓书院学规碑”等等。

●嵩阳书院

嵩阳书院在嵩山南麓、登封县城北约三公里处。创建于北魏孝文帝太和八年（公元484年）时，时称嵩阳寺，至唐代改为嵩阳观，为道士修行之所，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为佛教、道教场所，后来为儒家独占。到五代时周代改建为太室书院。嵩阳书院在北宋时最盛，院中有学生几百人，宋廷在此置有校官，并赐九经子史。宋代理学的“洛学”创世人程颢、程颐兄弟都曾在嵩阳书院讲学，各地学者纷纷慕名而来。此后，嵩阳书院继续以理学授徒，成为宋代理学的发源地之一。明末书院毁于兵燹，清代康熙时重建。嵩阳书院经历代多次增建修补，规模逐渐形成，布局日趋严整。书院的建制，古朴雅致，大方不俗。嵩阳书院与河南睢阳书院（又名应天书院）、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麓洞书院并称我国四大书院，在国内也举足轻重。

嵩阳书院东西山岭环抱，逍遥谷溪水缓缓南流，嵩岳寺溪水汩汩西来，两道清澈的溪水，在嵩阳书院前面汇合成双溪河，然后蜿蜒东南入颍。书院南面是开阔的沃田。站在嵩阳书院门口四望，可仰望嵩岳诸峰，可俯瞰登封城全景。环境十分幽美，不愧为读书胜地。书院内建筑布局保持着清代前的风格，现存殿堂廊房五百余间，共有五进院落组成。首为先师祠，供奉与书院有关的先师先贤，其后为讲堂，讲堂后为道统祠，最后是藏书楼。两侧配房原为“程朱祠”、书舍、学斋等。院内廊房墙壁上镶嵌有历代文人、墨客题字留言，其内容书法各具特色，西偏院有清代嵩阳书院教学考场部分建筑。嵩阳书院历朝并置有学田，以充书院费用。

除了书院有悠久的历史，嵩阳书院的旅游景观还有有西汉的“将军柏”和唐朝的“大唐碑”。相传在两千多年前，汉武帝刘彻来游嵩山，走到嵩山南麓的嵩阳寺，刚一进门，只见一棵古老的柏树，身材奇伟，枝叶茂密，酷如顶天立地的伟丈夫，武帝尚武，多年征战渴求良将，仰望许久，赞叹有加，当即褒封柏树为“大将军”。殊不料嵩阳寺乃藏龙卧虎之地，穿过二进院见到的柏树比“大将军”还要大，武帝见了既惊讶，又踌躇，但想到自己贵为天子，不容改口，就将错就错地把二院的柏树封为“二将军”。“大将军”高兴的大笑，笑弯了腰，成了弯腰树。“二将军”心生闷气，肚子气炸，变成了空心树。“三将军”为此十分恼怒，它突起一枝直插天际，怒发冲冠，一副与人争斗的样子。可惜它在明末被火焚毁。传说归传说，“将军柏”却实实在在是人间稀少的参天大树：“大将军”柏径周6米，“二将军”柏周径15米，十二个人挽手刚刚能抱住树干。二柏高达数十米，苍劲矫健，直耸云天。从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受封，历经千载沧桑而依然生机勃勃，诚不愧伟岸英武了。院外偏西有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刻立的“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碑，俗称“大唐碑”，碑高8米，是嵩山地区最大的石碑，它记述的是道士孙太冲为唐明皇李隆基炼“九转金丹”的故事，事属荒诞不经，但碑却立得光前隆后：由号称“口蜜腹剑”的唐代宰相李林甫撰文，当时的书法名家徐浩书写。徐浩的隶书端正工整，笔法俊逸遒劲。岁月流逝，千载易过，炼丹的荒唐事已成笑料，而“大唐嵩阳观纪圣德感应之颂”却因为是唐隶佳品引来一代又一代的欣赏观摩者，这也是立碑之人始料未及的趣事。

●应天府书院

应天府书院亦称睢阳书院，位于商丘县城南。始建于后晋，北宋时得到光大。

最初为戚同文讲学之地。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曹诚就其地筑学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使应天府书院扬名的另一位人物就是那个吟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范仲淹在此求学时就属于有远大抱负的人，虽然贫穷得只能长期就咸菜喝粥（划粥割齑这个故事就是讲范仲淹的），但连岁苦读，春夏秋冬都是凌晨即闻鸡起舞，然后苦读诗书，直到夜半才和衣而眠。由于应天府书院是免费的，这也是范仲淹选择这个书院的最大原因，所以书院里应该有许多如范仲淹一样的苦学之士。从这样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应天府书院的学风是非常刻苦和严谨的。

范仲淹还是一个身体力行的教师，每当给诸生命题作赋，他必定先作一篇，以掌握试题难度和着笔重点，使诸生迅速提高写作水平。这种做法，与今日许多教授讲课时洋洋洒洒，真正到社会上应用时却不灵光的现象相比，确实大相径庭，真是值得后人借鉴。应天府书院的原址在现在的商丘故城，完整的书院已不在，只能看看残存的一些建筑。

❽ 古代的书院都有哪些职位和部门，彼此之间是怎样运作的

书院是中国古代特有的教育形式，书院最早由私人创办和经营为主，将图书的收藏、校对、教学和研究综合为一体，是相对于官方学校之外的民间组织。同时书院的存在弥补了官办学校在学术文化研究方面的不足，书院还不拘泥于形式，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灵活多变的办学形式。所以书院教育传统和书院教育的丰富内涵，是中国教育的宝贵历史财富。

那么古代书院都有那些职位和部门呢？这就与不同时代书院承担的不同职能息息相关了。

唐代书院就相当于现在的“政府机关直属机构”

书院最早出现在唐代，当时的书院主要是朝廷藏书和校对书本的机构，并兼具选拔人才的义务，并不是教学的场所，例如唐代的丽正书院与集贤殿书院。

有了经费之后，书院还通过制定日常行政管理条规“学规”，来进行书院的管理和运行。以《白鹿洞规约》为例，每个书院在具体运行过程中，都会有非常细的规范，包括怎么吃饭，怎么缴费，每个月聚几次等等，否则群体生活难以进行。

第三点就是书院毕竟不是官学，注重学生的自我管理，以山长为核心统揽全局，从品学兼优的学生中选拔出若干斋长辅助山长进行管理，斋舍中选出司纠进行斋舍管理，所以大量的学生职事会参与进行书院的管理。

因此古代的书院在运行方面，有足够的经费，严格的规章制度、少量的辅助管理人员和大量的学生职事，就可以流畅的完成书院的运行。

所以古代书院也没有专门的各个部门，也并不需要这种部门来完成对书院的运行。

❾ 简述中国书院的发展历程帮忙

公元907年唐朝覆灭，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官学遭受破坏、庠序失教，开始出现一批私人创办书院。“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古人讲求诗礼传家，无论哪朝哪代，都把读书看作一等一的大事，于是在千百年的历史流转中，承载着文明和思想火花的“四大书院”也应运而生。

书院的兴起受到了禅宗丛林的影响。首先，从功能上看，书院和寺院性质相似，均是以教育生徒为特征，以传道授“业”为目的，是具有自发性的教育组织。丛林为禅宗佛教徒潜心求道之所，而书院在理学家的精心经营下，也成为传承儒家“道统”的场所。

其次，书院的产生与晚唐五代士子读书寺院之风具有直接关系。士子在幽静偏远之寺院静心读书已经形成传统，这对书院选址很有启发，宋代书院便多建于风景秀丽之名山。

再次，许多书院是在寺院的旧址上扩建或新建的，如宋初岳麓山寺庙林立，僧人智漩等“念唐末五季湖南偏僻，风化陵夷，习俗暴恶，思见儒者之道，乃割地建屋，以居士类”，岳麓书院便肇始于此。因此之故，书院建筑也多仿自丛林。

1998年初，据说国家邮政局准备发行“四大书院”邮票时，曾事先到石鼓书院实地考察，但因只见山石、不见书院，之后改选河南登封嵩阳书院。

1998年4月29日，国家邮政局在商丘市睢阳区举办了“四大书院”邮票首发仪式，邮票所选书院为应天书院、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嵩阳书院”。

朝廷赐额

五代后晋时（936年），宋州虞城县（今河南商丘）通儒杨悫在归德军将军赵直扶助下在宋州宋城县创办睢阳学舍，聚众讲学。杨悫去世后，他的学生兼妹夫戚同文继承师业，继续办学。戚同文病逝后，学校曾一度关闭。

北宋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应天府宋城县（今河南商丘）富豪曹诚，在戚同文旧学之地出资三百万金，造舍150间，聚书1500余卷，广招学生，并于次年聘戚同文之孙戚舜宾为主院，以曹诚为助教，重新建立了书院。

“博延众生，讲习甚盛”，愿以学舍入官，真宗皇帝大为嘉叹，“面可其奏”，下诏表彰，端明殿学士盛度“文其记”，前参知政事陈尧佐“题其榜”，赐名“应天府书院”，应天书院改为府学，官府拨学田十顷，充作学校经费。

❿ 中国书院制度的产生发展影响

中国古代书院 zhongguo gudai shuyuan
中国古代书院
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一般为著名学者私人创建或主持的高等学府。从唐中叶至清末，它对中国古代教育、学术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最初是官方修书校书和藏书的场所，如丽正修书院(后改名为集贤殿书院)建于唐玄宗开元十一年 (723)，书院主管人员的职责是“掌刊辑古今之经籍,以辨明邦国之大典,而备顾问应对”,兼作皇帝的侍读，“以质史籍疑义”。此外，唐代有些私人读书讲学之所，也称为书院，如：皇书院，在江西吉水县，唐通判刘庆霖建以讲学；松州书院，在福建漳州府，唐陈与士民讲学处；义门书院，在江西德安县，唐义门陈衮即居左建立,聚书千卷,以资学者,子弟弱冠,皆令就学;梧桐书院,在江西奉新县, 唐罗静、罗简讲学之处。
书院盛于宋初。唐末五代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官学废弛，教育事业多赖私人讲学维持，宋初的统治者仍在忙于军事征讨，无暇顾及兴学设教，于是私人讲学的书院遂得以进一步发展，形成影响极大、特点突出的教育组织。宋吕祖谦在《白鹿洞书院记》中说：“国初斯民，新脱五季锋镝之厄，学者尚寡。海内向平，文风日起，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闲旷以讲授，大率多至数十百人。嵩阳、岳麓、睢阳及是洞为尤著，天下所谓四书院者也”宋初最著名的书院,除公认的白鹿洞岳麓睢阳（应天府）、嵩阳之外，还有茅山、石鼓等。这些书院一般是由私人隐居读书发展为置田建屋，聚书收徒，从事讲学活动；设置地点多在山林僻静处，后世认为这是受了佛教禅林精舍的影响。
[岳麓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北宋时期书院曾一度衰落，这是由于统治者为了更直接地控制教育，一方面大力兴办官学，一方面推重科举。读书士子就学门路增多，而且非经科举，难得入仕之途,因而不愿长守山林,对书院失去了兴趣，以至“书院至崇宁末乃尽废”。然而北宋的官学很快变成科举的附庸,日渐腐败,因此,南宋时期兴办书院之风再起南宋书院发达同理学的盛行有密切关系。书院成为研究和传播理学的重要基地。朱熹对南宋书院的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对后世书院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他在淳熙六年(1179)守南康军时,在庐山发现白鹿洞书院故址,申请兴复，于次年告成。朱熹为书院确定了条规，对书院的宗旨，为学之序以及修身、处事、接物之要作了系统而详细的规定，名曰《白鹿洞书院学规》，后世书院大都仿此办理，对中国封建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白鹿洞书院——宋代四大书院之一]
元朝的书院，据称“几遍天下”，但受官方控制甚严，缺乏论辩争鸣的气氛。书院虽多，却无书院讲学的特点,几乎与官学无大区别,这是书院官学化的开端。延至明初,依然如此。直到正德(1506～1521) 嘉靖(1522～1566)之际,书院讲学论辩之风才又兴盛起来。王守仁、湛若水和他们的弟子对明朝书院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王守仁讲学，“流风所被，倾动朝野，于是绅之士，遗佚之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湛若水是著名学者陈献章（白沙）的学生，他所到之处必建书院讲学授徒40多年。这时的书院把学术研究和讲学活动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而且不同学派各标其宗旨，各讲其主张，往往超出书院讲坛的范围，发展成为规模相当大的地区性的学术活动，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讲会”制度。
东林书院是明末影响最大特点最为突出的书院据《无锡金匮县志》载：“东林书院亦名龟山书院，在城东南隅,宋杨文靖(时)讲学于此,后即其地为书院”“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及弟允成始构成之。宪成殁，高攀龙、叶茂才相继主其事，榜其门曰东林书院”，“当宪成、攀龙讲学时，……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可知东林书院名声之大。东林书院的重要特点是积极参与当时的政治活动，致力于讽议朝政，裁量人物。为此，它的名声大振；但它也由此而遭到统治者的禁毁《明史·顾宪成传》说: “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明末曾四毁书院：第一次是嘉靖十六年(1537)御史游居敬上疏,指斥湛若水“倡其邪学，广收无赖，私创书院”。第二次是嘉靖十七年(1538)吏部尚书许赞以“官学不修，别起书院，耗财扰民”为借口,“申毁天下书院”第三次是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为了整顿吏治、整顿教育,遂以书院多无实学,且“科敛民财”为理由，封闭全国书院。第四次就是天启五年(1625)魏忠贤“拆毁天下书院，首及东林”。四毁书院的根本原因都是封建统治者加强思想控制的一项政治措施。
[东林书院——明代影响最大的书院]
清初统治者鉴于明末书院“群聚党徒”、“摇撼朝廷”的教训，极力对书院采取抑制政策。直到雍正十一年(1733)才允许在政府严密控制下创建书院。清朝书院数量甚大，但除少数仍保留着书院讲学的传统外，多数同官学无大差别。清朝末年，随着封建制度的日渐瓦解，书院也江河日下虽有人采取多种变应措施力加挽救,终于收效甚微光绪二十七年(1901)谕令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厅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
书院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近千年，唐宋期间以私人创办、私人讲学为主，元明时官方加强了控制，到了清代完全官学化，这是书院发展的总趋势。书院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份珍贵遗产，值得认真加以总结。
第一,书院的组织机构比较精干,一般只设山长（或称洞主、主洞）总理其事，规模较大的书院增设副山长、助教、讲书等协助山长工作。书院的主持人多数是书院的主讲，脱离讲学的管理人员很少。
第二,书院是教学机关,同时又是学术研究机构 书院的主持人或讲学者多为当时的著名学者，甚至是某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每个书院往往就是某一学派教学和研究的中心或基地。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第三，书院允许不同学派共同讲学，重视学术的交流和论辩。特别是南宋以后书院盛行“讲会”制度，成为书院的重要教学形式,不仅师生共同参加学术争辩,而且常与地方上的学术活动紧密结合，使书院成为一个地区的教育和学术活动的中心。
第四，书院讲学实行“门户开放”，一个学者可以在几个书院讲学，听讲者也不限于本院生徒，常有慕名师而远道前来者，书院热情接待，并提供各种方便。
第五，书院比较重视生徒自学，提倡独立研讨，课程也较灵活，允许各人有所侧重，发挥专长。一般都以自修、读书为主，辅以教师指导，质疑问难。成绩考核多重平时表现，不仅视其学业，尤重人品与气节的修养。
第六，书院内师生关系比较融洽，师生感情相当深厚。主讲书院的名师学识渊博，品德过人，并且献身教席，热心育人，深受学生爱戴。学生是慕名师而来，能够虚心求教，立志成人，尊重教师。因此，中国教育史上尊师爱生的优良传统在书院教学中体现得十分突出。
第七，书院的经费多以自筹为主，有较大的自主权，常常组织师生共同管理或监督各项开支。经费重点用于教学和学术活动,其他杂项费用所占比重甚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