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效力性和强制性规定
Ⅰ 什么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法律]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确认，这里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第52条规定，无效合同的种类应该包括如下几种：（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而订立的损害国家利益的合同 （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利益的合同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合同 （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
强制性规定一般以三种情况出现。第一种情况：强制性规定本身直接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效力。第二种情况：强制性规定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效力，但引致或结合其他法律条文，其他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该违法行为效力。第三种情况：强制性规定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效力，也没有引致到其他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更没有其他法律条文对其效力予以明确规定。
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区别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或取缔性规范）。
所谓效力性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
所谓管理性规范或取缔性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而且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
对于强制性效力性规定的区分方法，王利明教授提出三分法：第一，法律、法规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为当然的效力性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虽然违反该规定，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取缔性规定(管理性规定)。
Ⅱ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别王泽鉴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数十年来民商事审判的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贯彻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倾向于保护合同效力，对认定合同无效的态度日趋谨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司法解释实施后，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成为考量合同效力的关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热烈讨论。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详析如下：
【强制性规定分类】
首先，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并非所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均一概无效，应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首次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层面上，提出了应当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效力的观点。奚晓明院长在该次会议中指出：“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的司法态度。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亦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闯法官对此作了详细阐释。王闯法官提出，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之间区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合同未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区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该区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未必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此类合同未必绝对无效。
【如何区分】
其次，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讲话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程度阐释了这一观点。
就具体如何识别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的司法意见。在肯定性识别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否定性识别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
当然，采取上述正反两个标准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提出，关于效力性规定的实质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第一，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是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现实性的损害，如果仅仅是间接的、可能的损害，则一般不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应当是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如果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宜认定为效力性规定；第三，辨识效力性规定还应当综合把握公共利益与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等利益关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该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举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条前段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前段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出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无效”。采用肯定性识别标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或合同条款无效，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又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明确，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等五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信用社违反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所签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复》（法经[2000]27号函）中明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规定，它体现中国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强化对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的审慎监管，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内部控制，以实现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所进行的民事活动如违反该条规定的，人民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但不影响其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即举此例，“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
《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调整对象是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与托运人订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签发的提单是否有效的请示的复函》（[2007]民四他字第19号）中明确，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本案中当事人在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情况下签发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门登记的提单，违反了《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但当事人“收到货物后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提单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提单应认定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亦有对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例。这些判例中亦体现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方法。如（200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时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进行收购，超出确定的范围和额度要由国务院专项审批的规定，是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债权转让合同的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债权转让合同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认定“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对金融机构管理性规定，不是对储蓄机构对外签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储蓄机构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能以储蓄机构违反该项规定为由，确认涉案储蓄合同关于存期的约定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总结】
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区分，在实务界与学术界均渐成共识。但亦有不同观点，认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实义。有学者提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是一记‘马后炮’，其实质不过是对强制规范对合同影响之判断结果的一种描述，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要真正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是离不开实质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弃了实质的判定，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几乎就无法展开。而一旦我们采取了实质的判定标准，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回应，“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从司法实践角度，强调将违法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无疑意义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质决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难以从实体上界定。如脱离违法的层面而单以利益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可能导致法官因其个人认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无效判决随意化，造成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显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无效的本质乃是损害公共利益，而违法则包含了损害公共利益的绝大多数情形。”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见，合同不因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综合衡量，判断强制性规定构成效力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
Ⅲ 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有什么不同
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请您阅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见，全文如下：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数十年来民商事审判的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贯彻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倾向于保护合同效力，对认定合同无效的态度日趋谨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司法解释实施后，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成为考量合同效力的关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热烈讨论。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详析如下：
【强制性规定分类】
首先，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并非所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均一概无效，应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首次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层面上，提出了应当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效力的观点。奚晓明院长在该次会议中指出：“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的司法态度。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亦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闯法官对此作了详细阐释。王闯法官提出，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之间区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合同未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区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该区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未必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此类合同未必绝对无效。
【如何区分】
其次，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讲话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程度阐释了这一观点。
就具体如何识别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的司法意见。在肯定性识别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否定性识别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
当然，采取上述正反两个标准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提出，关于效力性规定的实质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第一，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是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现实性的损害，如果仅仅是间接的、可能的损害，则一般不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应当是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如果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宜认定为效力性规定；第三，辨识效力性规定还应当综合把握公共利益与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等利益关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该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举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条前段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前段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出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无效”。采用肯定性识别标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或合同条款无效，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又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明确，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等五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信用社违反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所签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复》（法经[2000]27号函）中明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规定，它体现中国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强化对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的审慎监管，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内部控制，以实现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所进行的民事活动如违反该条规定的，人民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但不影响其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即举此例，“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
《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调整对象是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与托运人订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签发的提单是否有效的请示的复函》（[2007]民四他字第19号）中明确，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本案中当事人在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情况下签发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门登记的提单，违反了《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但当事人“收到货物后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提单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提单应认定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亦有对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例。这些判例中亦体现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方法。如（200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时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进行收购，超出确定的范围和额度要由国务院专项审批的规定，是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债权转让合同的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债权转让合同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认定“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对金融机构管理性规定，不是对储蓄机构对外签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储蓄机构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能以储蓄机构违反该项规定为由，确认涉案储蓄合同关于存期的约定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总结】
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区分，在实务界与学术界均渐成共识。但亦有不同观点，认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实义。有学者提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是一记‘马后炮’，其实质不过是对强制规范对合同影响之判断结果的一种描述，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要真正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是离不开实质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弃了实质的判定，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几乎就无法展开。而一旦我们采取了实质的判定标准，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回应，“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从司法实践角度，强调将违法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无疑意义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质决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难以从实体上界定。如脱离违法的层面而单以利益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可能导致法官因其个人认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无效判决随意化，造成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显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无效的本质乃是损害公共利益，而违法则包含了损害公共利益的绝大多数情形。”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见，合同不因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综合衡量，判断强制性规定构成效力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
Ⅳ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这个强制性如何认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导致合同无效，我们应该怎样去认定？要包括内容上违法，也包括形式上违法。还有违法强行性规定，合同效力才无效等等。
对于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的认定标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必须是违反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才能导致合同无效
《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合同无效，但对此处所规定的“法律”并没有作出严格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也常常对此作了扩大的解释，即不仅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包括在内，还将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各种规范性文件，都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导致许多合同因此而被确认无效，造成了大量不必要的损失，与法律鼓励交易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因此《合同法》把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限制在法律和行政法规上，从而严格限制了无效合同的范围。最高人民法院《合同法解释》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此处的“法律”应当是指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并颁布的法律；“行政法规”则是指国务院制定并颁布的规章、命令、条例等行政规范。只有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才可能导致合同的无效。
在对待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效力的态度上，即使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合同法解释》颁布以后，仍然有不同的认识。
第一种观点认为，不能完全排斥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适用，虽然有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夹杂着各部门、各地方的利益，具有一定的地方保护主义或者部门保护主义的色彩，完全以此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势必造成交易中禁令如林的局面。但是，绝大部分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等规范性文件都是依照宪法、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或者精神制定的，这些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制定和适用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正常的秩序和交易的稳定安全，实际上起着填补法律漏洞和盲区的作用，当然应当具有法律效力；如果在处理具体案件时全然不考虑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简单地认为违反这些规定的合同并不构成无效，有可能导致社会秩序的无序化和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第二种观点认为，如果作出强制性规定的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的规定并不与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相抵触时，可以援引《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的规定，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一般情况下，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仅可以作为判断合同是否无效的参考，法院不得直接援引这些地方性法规或者部门规章作为依据来判断合同无效，但是考虑到地方性法规和规章能否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参考时，应当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考虑这些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是否有上位法存在，如果这些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是根据地上位法制定的，但上位法规定的比较原则，地方性法规和部门规章是以直位法作了具体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可以依照上位法确认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可以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参考。（二）如果上位法授权地方或者有关部委作出解释，而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是根据授权作出解释和，那么依照上位法确认合同的效力，地方性法规和规章也可以作为确认合同效力的参考。（三）如果地方性法规或者部门规章的制定，旨在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而违反了地方性法规或者部门规章将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则可以以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为由依据合同法的规定确认合同无效。
我们认为上述第三种观点在司法实践中更有其可取之处，可以按照该原则处理。
二、必须是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确认合同无效
《合同法》与以往的立法有所不同，将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规定为无效合同，其目的是为了严格区分强行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的适用。所谓任意性规范，是指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其适用的规范，即任意性规范赋予了当事人一定的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作出约定，对任意性规范由当事人通过约定加以排除是合法的，所以只有在违反强行性法规的情况下，才能导致合同无效。
Ⅳ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规范性强制性规定的法律区别结果分别是什么
应该是效力性强制规范和管理性或者取缔性强制规范。前者指一个法律行为违反了法律强制性规定或者违反了社会公共利益，所以这个行为一定是无效的，比如说卖淫就不能产生合法的效果。而后者则是指一个法律行为虽然违反了法律规定但不一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只是侵害了当事人的利益，比如说黄牛卖车票。前者是绝对无效的，或者在行为作出后可以有效。所以说，买黄牛的车票不违法。
Ⅵ 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您好！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请您阅读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意见，全文如下：
伴随我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最高人民法院在数十年来民商事审判的实践中，越来越明显地贯彻鼓励交易、契约自由的合同法精神，倾向于保护合同效力，对认定合同无效的态度日趋谨慎。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将“强制性规定”限定在“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范围内，明确了管理性的强制性规定不影响合同效力。该司法解释实施后，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成为考量合同效力的关键，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均引发热烈讨论。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详析如下：
【强制性规定分类】
首先，强制性规定包括效力性规定与管理性规定，并非所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均一概无效，应判断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
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首次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的层面上，提出了应当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认定合同效力的观点。奚晓明院长在该次会议中指出：“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出台，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的司法态度。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第15条亦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王闯法官对此作了详细阐释。王闯法官提出，我国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就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之间区分和效力形成的共识：强制性规定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合同未必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意味着，司法解释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作出效力性和管理性之区分，人民法院不得仅以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为由认定合同无效。该区分原则的理论基础在于：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的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违反效力性强制规范的，合同应被认定无效；而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于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违反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合同未必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此类合同未必绝对无效。
【如何区分】
其次，如何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讲话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程度阐释了这一观点。
就具体如何识别强制性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的司法意见。在肯定性识别上，应区分以下两个层次判断。首先的判断标准是该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无效，如是，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法律、行政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将导致合同无效的，但违反该规定如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也应当认定该规定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在否定性识别上，应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第一，从立法目的判断，如强制性规定的目的是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认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从调整对象判断，一般而言，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针对的都是行为内容，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很多时候单纯限制的是主体的行为资格。
当然，采取上述正反两个标准判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不能以偏概全，还要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提出，关于效力性规定的实质判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量：第一，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是对公共利益造成直接、现实性的损害，如果仅仅是间接的、可能的损害，则一般不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二，违反效力性规定的结果应当是对公共利益造成一定程度的损害，如果仅为轻微损害则不宜认定为效力性规定；第三，辨识效力性规定还应当综合把握公共利益与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等利益关系的平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2009〕40号）以司法解释的形式进一步明确了识别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标准。该意见第16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
【举例】
如《合同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合同中“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海商法》第四十四条前段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和作为合同凭证的提单或者其他运输单证中的条款，违反本章规定的，无效”。《保险法》第三十一条第三款规定，“订立合同时，投保人对被保险人不具有保险利益的，合同无效”。《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第三十九条第二款前段规定，“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超出业务范围管理权利人的权利的，由国务院著作权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其与使用者订立的许可使用合同无效”。采用肯定性识别标准，上述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合同或合同条款无效，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又如《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商品房预售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将预售合同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产管理部门和土地管理部门登记备案。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条明确，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确认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
《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商业银行贷款应当遵守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百分之八等五项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的规定。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立法目的是为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民事行为内容本身。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信用社违反商业银行法有关规定所签借款合同是否有效的答复》（法经[2000]27号函）中明确，《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是“关于商业银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方面的规定，它体现中国人民银行更有效地强化对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的审慎监管，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应当依据该条规定对自身的资产负债比例进行内部控制，以实现盈利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经营原则。商业银行（包括信用社）所进行的民事活动如违反该条规定的，人民银行应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进行处罚，但不影响其从事民事活动的主体资格，也不影响其所签订的借款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即举此例，“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
《国际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采用否定性识别标准，该规定的调整对象是限制主体的行为资格，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经营者与托运人订立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或签发的提单是否有效的请示的复函》（[2007]民四他字第19号）中明确，根据《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经营无船承运业务，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本案中当事人在未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情况下签发了未在交通主管部门登记的提单，违反了《国际海运条例》的规定，“受理案件的法院应当向有关交通主管部门发出司法建议，建议交通主管部门予以处罚”。但当事人“收到货物后应托运人的要求签发提单的行为，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该提单应认定为有效”。
在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中，亦有对法律法规有关规定是否构成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例。这些判例中亦体现了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判断方法。如（2003）民二终字第14号民事判决，最高人民法院认定“《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关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不良资产时要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范围和额度进行收购，超出确定的范围和额度要由国务院专项审批的规定，是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导致债权转让合同的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债权转让合同违反《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基于行政管理作出的规定，不属于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不能认定合同无效。又如最高院人民法院公报案例（梅州市梅江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江南信用社诉罗苑玲储蓄合同纠纷案），人民法院认定“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第二十二条和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是对金融机构管理性规定，不是对储蓄机构对外签订、履行储蓄存款合同的效力性规定，不影响储蓄机构在从事民事活动中的行为的效力，不能以储蓄机构违反该项规定为由，确认涉案储蓄合同关于存期的约定无效”。上述认定的核心观点为，针对特定主体的对内管理行为、不涉及公共利益的规定，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总结】
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作出区分，在实务界与学术界均渐成共识。但亦有不同观点，认为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并无实义。有学者提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是一记‘马后炮’，其实质不过是对强制规范对合同影响之判断结果的一种描述，并无能力指导法官的预先判断”，“要真正识别出效力规范与纯粹管理规范是离不开实质的利益衡量方法的。如果舍弃了实质的判定，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几乎就无法展开。而一旦我们采取了实质的判定标准，效力规范抑或纯粹管理规范的区分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此最高人民法院立案二庭叶阳法官回应，“这一观点虽不无道理，但从司法实践角度，强调将违法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无疑意义重大。一方面，公共利益本身性质决定了其抽象性和不确定性，难以从实体上界定。如脱离违法的层面而单以利益作为判定合同无效的标准可能导致法官因其个人认知的不同而使得合同无效判决随意化，造成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显著不公。……另一方面，合同无效的本质乃是损害公共利益，而违法则包含了损害公共利益的绝大多数情形。”
综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文件和典型判例可见，合同不因违反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当然无效，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当然无效。应当采取肯定性和否定性的正反两个标准综合衡量，判断强制性规定构成效力性规定还是管理性规定。
谢谢阅读！
Ⅶ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哪些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合同无效的法定版情形权。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确认，这里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7)法律效力性和强制性规定扩展阅读
强制性规定一般以三种情况出现。
1、强制性规定本身直接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效力。
2、强制性规定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效力，但引致或结合其他法律条文，其他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该违法行为效力。
3、强制性规定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效力，也没有引致到其他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更没有其他法律条文对其效力予以明确规定。
Ⅷ 如何理解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专条，合同无效的属法定情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
1、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
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第14条确认，这里所谓的“强制性规定”仅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8)法律效力性和强制性规定扩展阅读
强制性规定一般以三种情况出现。
1、强制性规定本身直接规定了违法行为的效力。
2、强制性规定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效力，但引致或结合其他法律条文，其他法律条文明确规定了该违法行为效力。
3、强制性规定本身没有直接明确规定违法行为的效力，也没有引致到其他具体的法律条文中，更没有其他法律条文对其效力予以明确规定。
Ⅸ 效力性强制规范与取缔性强制规范二者的区别
效力性强制规范和取缔性强制规范二者的主要区别方法在于：
如果违反该强制性规定继续履行合同是否会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那么该强制性规定即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虽然违反该规定，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取缔性强制规范。
效力性强制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是法律及行政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
取缔性强制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而且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
(9)法律效力性和强制性规定扩展阅读：
取缔规范，指行为人违反之将被取缔其行为的强行规范。
禁止性规范可再分为效力规范与取缔规范。
所谓取缔规范，顾名思义指行为人违反之将被取缔其行为的强行规范。
违反取缔规范并不导致行为的当然无效，需依赖人民法院来裁判认定。
取缔性规范，其被违反所发生的法律后果，只是取缔违反该规范的行为，对行为人给予制裁，而不影响违反此规范的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亦即该行为并不因违反该规范而无效。
效力性规范，其被违反所发生的法律后果中，不仅取缔违反此规范的行为，对行为人给予制裁，而且否定违反此规范的行为在私法上的效力，亦即该行为因违反此规范而无效。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效力性强制规范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取缔规范
Ⅹ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别是什么
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观点认为，二者主要区别在于追求的目的不同：不确认违法行为无效不能达到立法目的的，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仅在防止法律事实上之行为的，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前引奚晓明院长讲话与王闯法官意见，也不同程度阐释了这一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