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律效力依据

① 国际法律意义

承认分为两种，事实上的承认和法律上的承认，意义分别如下：
事实上的承认：是正式、稳定、全面的承认，往往通过正式的文书表达，一般不可撤销，直接导致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的关系；
法律上的承认：非正式、临时、有限的承认，通过国家具体的行为而非正式文书表达，可撤销，只导致双方政治、军事、外交以外的关系；
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后，一国在该国享有完全的主权豁免，建立的关系范围最广，包括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2 1、国际贸易是指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商品和劳务的交换活动。国际贸易是商品和劳务的国际转移。国际贸易由进口贸易和出口贸易两部分组成。（1）国际货物贸易要涉及不同国家或地区在政策措施、法律体系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和冲突，以及语言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带来的差异。（2）国际货物贸易的交易数量和金额一般较大，运输距离较远，履行时间较长，交易双方承担的风险大。（3）国际货物贸易容易受到交易双方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变动、双边关系及国际局势变化等条件的影响。（4）国际货物贸易除了交易双方外，还需涉及到运输、保险、银行、商检、海关等部门的协作、配合，过程复杂。
了解国际贸易法律，可以事先规避风险，在与他国或其他地区进行贸易的过程中，就算不处于优势地位，但也不会过于被动。因此，一方面能为企业减少损失，赚取最大利润，另外一方面可以为国家多赚外汇。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德国，德国与不同国家进行贸易，而且贸易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但是它是唯一一个没有被反倾销国家。而不是像中国、日本一样，老被反倾销、反补贴，轻则是赔钱，重则是一个行业的毁灭性打击。
2、国际惯例惯例本身不是法律，对当事人不具有强制性或法律约束力。惯例的采纳与适用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基础（买卖双方在合同中做出某些与惯例不符的规定，只要合同有效成立，双方都要遵照合同的规定履行义务，一旦发生争议，法院和仲裁机构也要维护合同的有效性）。但是如果能充分了解，在实务中也能趋利避害。

② 法律效力上有国际法优于国内法之说么

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是国际法学界探讨颇多的一个理论问题。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问题在理论方面主要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一个法律体系还是两个不同的法律体系？二是国际法优于国内法还是国内法优于国际法，还是国际法和国内法是互相独立而不发生一个优于另一个的两个法律体系？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形成了理论上的不同学说。 一、一元论持有一元论的学者认为法律体系本质上只有一个，国际法与国内法就其本质来说是相同的。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一个总的法律体系派生的两个方面，它们同属于一个法律结构中互有联系的两部分。由于不同的学者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优先适用问题存在分歧，该学说又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1、国内法优先说一元论的国内法优先说是由德国学者倡导的。耶利内克、考夫曼和文策尔是主要的代表人物。这种学说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虽然同属于一个法律体系，但国内法的效力高于国际法。只有依靠国内法，国际法才具有法律效力，因此，国际法是国内法的一部分，被称为“对外公法” [1]这个理论曾经为十九世纪末的一些德国公法学家所倡导，但是由于这个理论存在一些局限性，提倡这种理论的国际法学者并不多。按照这种理论，由于国际法的效力来自国内法，因此，每个国家可以通过其国际法来排除国内法的适用，取消国际法的效力，这样一来，在整个国际社会，国际法不被遵守将成为一种普遍现象。2、国际法优先说一元论的国际法优先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凯尔森、孔兹等学者。这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国际法学界中兴起的另一种理论。该理论同样注重国际法与国内法属于一个法律体系，但同国内法优先说不同的是，该理论认为：在法律的效力等级上，国际法的效率高于国内法，国内法的效力来自国际法。该理论的倡导者，奥地利学者凯尔森曾指出：“一个业已确立的国际法规范和一个国内法规范之间的冲突是较高和较低的规则之间的冲突。”[2]持国际法优先说的学者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所组成的统一的法律规范体系是一个金字塔式的规范体系。其中，国际法处于金字塔的顶端，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国内法的法律效力则位于国际法之下。这一学说主要存在两个缺陷。第一，这一学说要求在任何条件下“条约必须遵守”，这就否定了国内法在国内的作用，从而否定了国家制定国内法律的主权，这显然与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国家主权原则相违背。第二，他们认为，国际法的主体无论形式上如何，其实质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从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国际法是国家之间的法律，否认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区别。二、二元论二元论的观点与一元论的观点有着质的差别。二元论的主要提倡者是现代实在法学派的学者特里佩尔和安其洛蒂，主张二元论的学者认为国际法与国内法是两种不同的法律体系。第一，它们的渊源存在不同。国际法的渊源主要是国际条约、国际惯例，而国内法的主要渊源是国内法。第二，它们的调整对象不同。国际法主要调整国家之间的关系，而国内法主要调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第三，强制力不同。国际法主要依靠各个国家的自觉遵守，而国内法有国家机关保证实施，因此，国际法的强制力低于国内法。第四，效力依据不同。国际法的效力依据为国家之间的约定，而国内法的效力来源于国家权力机关。因此，二元论的提倡者认为，国际法于国内法是两个完全独立的法律体系，适用于不同的场所。国内法所调整的属于国家的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而国际法则调整平等的国家之间的关系。所以，国际法是对等的法律而国内法是从属关系的法律。[3]与一元论相比，二元论得到更多的国际法学家的支持。但是，国际法与国内法虽然存在很多的不同，两者在法律规范性质，实施过程中的相互配合等方面还是存在同一性的。因此，二元论也有缺陷，它过分的强调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不同而忽视了两者之间的联系，甚至将两者完全对立起来，这显然不利于国际法的发展。三、我国多数学者的主张我国学者目前对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主要持折中观点。多数人既不同意一元论的观点也不同意二元论的观点，而是主张从实际出发，客观的看待两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同意二元论提出的国际法与国内法在调整对象、法律渊源、制定主体等方面存在的区别；另一方面，又不将国际法与国内法完全对立起来，而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着统一性，即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统一性主要体现在：1、国家是国内法的制定者，同时又是制定国际法的参加者。国内法是国家意志的体现，而国际法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国家的意志，两者并不矛盾。2、两者相互转化。一方面，国际法所公认的一些原则、规则可以因各主权国家的认可而成为国际条约、国际惯例；另一方面，国际法的原则、规则、制度需要国家的正式立法程序而成为国内法。3、两者相互配合。随着国际交往的密切，有些国内法的实施需要各国间的合作，国际法中通常规定了配合各国国内法实施的措施，同时，国际法中的原则、规则也只有通过各国国内法的接受才能在各国得以实施。由此可见，国际法与国内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两者不是绝对对立的。我国学者在处理国际法与国内法之间的关系时主张既要看到两者之间的区别，反对一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混为一谈，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反对二元论将国际法与国内法绝对对立。对国家主权要辩证的认识，既要坚持国家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反对国际法高于国内法，从而借国际法干预国家的内政，又要坚持国家主权的相对性，反对任何国家以国家主权为由违反自己承诺范围内的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从而使国际法处于混乱状态。

③ 将使用哪国的法律依据是什么

一般合同都会明确规定,如有任何争议，必须采用哪个国家的法律...
感谢楼下老师指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六章债权:第四十一条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④ 国际条约在中国的法律地位

国际条约与协定的内容与国内法具有一样的约束力，所以是我国法的渊源。

国际条约指我国与外国缔结、参加、签订、加入、承认的双边、多边的条约、协定和其他具有条约性质的文件（国际条约的名称，除条约外还有公约、协议、协定、议定书、宪章、盟约、换文和联合宣言等）。

行政协定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政府相互之间签订的有关政治、经济、贸易、法律、文件和军事等方面内容的协议。国际条约和行政协定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国家名义签订，后者以政府名义签订。

注：我们国家和政府一旦与外国或外国政府签订了条约或协定，所签订的条约和协定对国内的机关、组织和公民同样具有法律约束力。

(4)国际法律效力依据扩展阅读：

法律渊源分类：

1、历史渊源。即指引起特定法律规范产生的过去的行为、事件和法律。换句话说，法律的历史渊源是指特定法律规范与历史上出现过的行为、事件有什么联系,或从历史上某种法律中汲取了什么内容或受到什么样的影响。

2、理论渊源。即指特定法律规范（包括法律原则）的理论源泉。这些理论提出并论证了某种社会行为或法律原则的合理性，并得到掌握政权的阶级的普遍认同，成为特定法律规范（包括法律原则）的理论基础。

3、本质渊源。即从本质上说法律来源于什么。

⑤ 什么是法律效力

法律效力即法律约束力，指人们应当按照法律规定的那样行为，必须服从。
法律效力专可以分为规范性属法律文件和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也叫狭义的法律效力，指法律的生效范围或适用范围，即法律对什么人、什么事、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有约束力。本章所讲的法律效力，即狭义的法律效力。非规范性法律文件的效力，指判决书、裁定书、逮捕证、许可证的法律效力。

⑥ 国内法律是否有高于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

对于国际条来约与国内法相比较的自效力，我国在这一问题上亦无原则性法律规定。但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作出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国际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规定。如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表明，国际条约的效力高于国内民事法律的效力。其实，自1982年以来，就连续有些法律作出类似规定，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法律。如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85年《继承法》、1992年《海商法》等。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 第189条首先作出了与上述《民法通则》第142条相同的规定，而1991年《民事诉讼法》重复了这样的规定。从这些规定看来，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在国内是有直接的效力。同时，国际条约的规定若与国内法律不同时应优先适用。但是，由于这些规定仅限于个别法律，还不能说是已经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完全确立了规则。不过，上述法律作出这样的规定的事实充分说明了我国立法政策的明显倾向，从而有“国际条约优于国内法”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性规则的可能。

⑦ 国内法律是否有高于国际条约的法律效力

对于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相比较的效力，我国在这一问题上亦无原则性法律规定。但一些专门回的法律答、法规作出了“国际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国际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的规定。

如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表明，国际条约的效力高于国内民事法律的效力。其实，自1982年以来，就连续有些法律作出类似规定，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法律。

⑧ 论述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谢谢了。

国际商事惯例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⒈契约性效力 一般说来，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所谓契约上的效力，是指国际商事惯例只有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即国际商事惯例的拘束力源于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合意。它是相对于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就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而不是强制性拘束力。这种契约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承认而间接赋予的。 ⒉强制性效力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普遍约束力，该国际商事惯例就有强制性效力。《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国内法的效力。还有些国内法和国际条约虽未将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全盘移植，但也对其效力作了强制性规定。 在上述情况下，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不再需要借助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协议选择，已取得了等同于国内法效力的特定国际商事惯例都必须适用，其效力是强制性的。 ⒊替补性效力
有些国家的国内法确定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替补性效力，即在有关国内法和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未作相应规定时，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填补其空缺。

⑨ 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国际法依据是什么

(1.重庆工商大学法学院,重庆400067; 2.西南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重庆400031)摘要: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领土的争端由来已久,是近几十年来乃至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中日两国关系中最为敏感和棘手的问题之一。有关钓鱼岛的争端主要涉及岛屿主权归属和东海海洋权益两个方面。从国际法的角度看,日本方面所宣称的拥有钓鱼岛群岛主权及相关东海海洋权益的理由都是站不住脚的。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论证我国对钓鱼岛及其相关海洋权益拥有的权利,从法律和理据上更具有说服力和正当性,在此基础上采取的对策将更加有效和有针对性。关键词:钓鱼岛;领土争端;国际法中图分类号: DF93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23933( 2010) 120002一,钓鱼岛群岛是日本政府在明治十八年(即1885年)以后,通过多次实地调查,在确认该岛是无人岛也没有清国统治所及后,在明治二十八年(即1895年)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于岛上建设标桩,正式将其编入日本版图的;第二,在历史与地理上,钓鱼岛群岛始终是构成日本南西诸岛屿的一部分,而不是包含在基于1895年生效的马关条约!第2条得自于中国清朝割让的台湾及澎湖列岛之内。第三,基于上述第二条的理由,钓鱼岛群岛不在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必须放弃的领土之内。而是根据该和约的规定,作为南西诸岛的一部分,置于美国的行政管理之下。此外, 1971年的日美归还冲绳协定!也把该群岛包括在归还区域之内。在东海海洋权益方面,日本提出:第一,关于大陆架的定义和范围,日本方面坚持大陆架为200海里,由此可以把钓鱼岛群岛全部窃据∃;第二,关于冲绳海槽在大陆架划界中的地位,日本认为中日两国共大陆架,冲绳海槽仅是大陆架连续的偶然凹陷,日本的200海里大陆架主张不受冲绳海槽的影响,在中日两国的东海大陆架划界中应该忽略冲绳海槽的法律效力。第三,关于大陆架划界的原则,日本方面提出所谓∀中间线原则#,坚持冲绳海槽因素应不予考虑,认为中间线才是合适的界线;第四,关于岛屿海洋权益的%关键问题在于钓鱼岛群岛可否享有200海里的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日本方面坚持认为这些岛屿应该拥有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力图将钓鱼岛及其周围海域划为己有 望采纳

⑩ 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法律效力的途径
国际商事惯例不是国家立法，也不是国际条约，不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要取得法律效力必须经过国家的认可。国家认可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一般有间接和直接两种途径。
⒈间接途径
这种途径是指国际商事惯例通过当事人的协议选择而间接取得法律拘束力，它是国际商事惯例取得法律效力的最主要途径。在国际合同领域，“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已为世界各国普遍承认。这样，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就因法院地国或仲裁地国承认当事人的选择而被间接地赋予法律效力。这一途径已为一些国际条约所规定。
⒉直接途径
直接途径不以当事人协议为条件而是直接通过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法律约束力。
⑴国内立法的规定。《日本商法典》第1条规定：“关于商事，本法无规定者，适用商习惯法，无商习惯法，适用民法。”《瑞士民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无相应规定时，法官应依据惯例。”中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以及《海商法》第268条都规定，中国法律和中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此外，美国《统一商法典》明确规定采用国际贸易中普遍承认的原则和惯例。特别是，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将《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全盘移植到其国内法中，赋予其国内法上的普遍约束力。
⑵国际条约的规定。1964年《国际货物买卖统一法》第9条第2款撇开当事人的协议，直接认可惯例的约束力：“当事人还须受一般人在同样情况下认为应适用于契约的惯例的约束。”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8条第3款规定：“在确定一方当事人的意旨或一个通情达理的人应有的理解时，应适当地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作法、惯例和当事人其后的任何行为”，从而直接认可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
（二）国际商事惯例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
国际商事惯例取得什么样的法律效力取决于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具体规定，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的规定可归纳为三种情况：
⒈契约性效力
一般说来，有关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所谓契约上的效力，是指国际商事惯例只有在当事人同意适用时才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即国际商事惯例的拘束力源于当事人适用该惯例的合意。它是相对于具有强制拘束力的法律而言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9条就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契约上的效力，而不是强制性拘束力。这种契约上的法律效力往往是通过国内法和国际条约对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承认而间接赋予的。
⒉强制性效力
如果一个国家通过立法赋予国际商事惯例以普遍约束力，该国际商事惯例就有强制性效力。《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在西班牙和伊拉克已取得国内法的效力。还有些国内法和国际条约虽未将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全盘移植，但也对其效力作了强制性规定。在上述情况下，国际商事惯例的法律效力直接源于法律的规定，不再需要借助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就是说，不管当事人是否协议选择，已取得了等同于国内法效力的特定国际商事惯例都必须适用，其效力是强制性的。
⒊替补性效力
有些国家的国内法确定了国际商事惯例的替补性效力，即在有关国内法和国家缔结或参加的国际条约对有关事项未作相应规定时，适用特定国际商事惯例填补其空缺。
（三）对国际商事惯例效力的限制
在实践中，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受到多方面的限制，这种限制实际上与作为国际商事惯例存在基础的意思自治原则有很大的联系，因为该原则本身就受到种种限制。
⒈适用范围的限制
一方面，意思自治原则本身的适用范围受到限制，它只能适用于特定的领域；另一方面，国际商事惯例也只存在于国际货物买卖、运输、保险、支付、结算等领域。所以，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首先被限定于特定的适用范围。
⒉国内强行法的限制
当事人的选择只能在特定国家的任意法范围内进行，同时，国际商事惯例一般只具有契约上的效力，因此，国际商事惯例不能与有关国家的强行法相抵触。尽管国际商业交易的当事人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协议其合同的内容并使之受国际商事惯例的支配，但是，他们不能完全排除国内法的基本原则对其合同关系的控制作用，因为不同国家的法律为确保标准合同和一般交易条件对贸易限制的公正与合理，而对它们的适用和效力有不同的严格要求。所以，国际贸易当事人应使他们的合同关系受国内法的控制，以使这种合同合法有效。比如，以毒品、武器为标的的合同在许多国家的国内法上是无效的。1980年《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4条规定，本公约除非另有明文规定，与任何惯例的合法性无关。据此，如果一个包含特定国际商事惯例的合同条件依可适用的国内法无效，则该惯例也是无效的。
⒊公共秩序的限制
有的学者认为，这种限制主要表现在下列两种情况：如果当事人的合同关系受制于一外国法律，则这种国际商事惯例不得与该国法律的强制规定及其所规定的公共秩序相抵触；如果当事人的合同关系受一般法律原则的支配，则该国际商事惯例的效力以不违反这种一般法律原则中的强制性原则和公共秩序原则为前提条件。
中国《民法通则》第150条和《海商法》第276条也规定，在依中国冲突法指定应适用“国际惯例”时，如其适用违背中国社会公共利益，可予以排除。从而，国际商事惯例在中国的适用必须以不违背中国的公共秩序为先决条件，否则，将不予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