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环境修复法律责任
⑴ 国外环境污染治理怎么做
英国：利用技术科学治污
200多年前开始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促进了钢铁、煤炭、化工和其他行业的繁荣，推动了英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然而与此同时，对于废料处理和运营管理的疏失，也导致了化学废料流入土壤或者直接排入地下，带来非常严重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问题。从20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陆续制定相关的污染控制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同时进行土壤改良剂和场地污染修复研究。英国土地修复技术非常规范，目前主要采取物理方法、化学方法、生物修复三方面的技术。
对于泰晤士河的治理，英国成立了治理专门委员会和水务局(公司)，对整个流域进行统一规划与管理，提出水污染控制政策法令。1850-1949年，英国政府开始第一次泰晤士河治理，主要是建设城市污水排放系统和河坝筑堤。1950年至今进行了第二次污染治理，不仅重建和延长了伦敦的下水道，还建设大型城市污水处理厂，加强工业污染治理，采取对河流直接充氧等措施治理水污染。目前，全流域建设污水处理厂470余座，日处理能力为360万吨，几乎与给水量相等。泰晤士河沿岸的生活污水都要经过污水处理厂处理才能排放到河中，污水处理费用计入居民的自来水费中。
在泰晤士河的治理中，科学技术的作用同样得到高度重视，尤其是泰晤士河的第二次治理。科学研究帮助水务局制定合理的、符合生态原理的治理目标，根据水环境容量分配排放指标及时跟踪监测水质变化。经过100多年的综合治理，特别是上世纪60—70年代的高强度治理，泰晤士河已成为国际上治理效果最显著的河流，也是世界上最干净的河系之一。1955-1980年间，泰晤士河总污染负荷减少了90%，河流水质已恢复到17世纪的原貌，100多种鱼重返泰晤士河。
德国：摸清家底 区别对待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留下了许多污染场地，有15%-20%的土地被怀疑可能受到污染。调查结果表明，德国有30万块土地需要治理。在后工业化时代，土壤保护已经成为德国环保的一项重要工作。
德国的土壤保护工作做得比较深入细致，开展了污染场地调查，底数清楚，为开展土壤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首先，全面开展土壤监测。目前，德国各州都对土壤进行长期监测，全国共有800多个监测点，绝大部分是环保部门设立的，也有一些是农业部门设立的。联邦与各州政府设立土壤污染调查小组，根据土地的用途，对土壤进行监测，随时了解土壤特性的变化信息，同时观察土壤发展趋势，评估治理措施是否有效。
其次，对全国有污染嫌疑的地块进行排查、筛选，对重点污染地块进行详细调查，然后，通过情景模拟，开展土壤修复研究，制定技术方案并实施。
第三，建立污染场地数据库。如萨克森州对全州污染土地建立了一个详尽的数据库，所有与土壤保护相关的州政府部门都可以使用这个数据库，下一级地方政府也可以查找属于本地区的污染场地情况。同时，建筑公司也可利用这个数据库。通过这个数据库，可以对全州土壤保护进行有效的动态管理。
德国还通过精密计算设计了一套指标来评估土壤风险：在绿色线上的，主要是预防土壤恶化;在黄色线上的，要发出警告;在红色线上的，必须进行清理。
当然，土壤保护最好的手段是尽量少用土地。在工业化过程中，大量农业用地转为工业、交通、住宅用地，土地利用的转型导致了土壤污染。少用地意味着少污染。因此，现在德国对土地转型利用实行总量控制，现在每年农业土地转型利用的总量为50多公顷，到2020年年利用量不能超过30公顷;为满足建设需要，重点向城市要土地，重视土地的重复使用，避免无节制地向周边拓展，造成新的污染。
澳大利亚：改造污染土地成公园
和世界很多其他国家一样，澳大利亚也逐渐将重度污染的工厂企业慢慢搬离城市中心和住宅区周边。搬迁留下的空地会经环境署的严格评估并由开发商做出改造意见申请，获得批准之后才允许将污染地块修复和转型为非工业用地。
澳大利亚很多受污染严重的土地最终并没有转型成商住用地。一些大型的森林公园、湖滨公园，由于可以广种树木、使土壤自然修复，更适合污染土地的转型。获得过多项大奖的澳大利亚BP石油公司遗址公园就是在原BP石油公司场地改造后建成的。这座公园中，很多被污染的土壤并没有被运走，而是和有机物相结合，重新加以使用，通过自然法则，慢慢把土地净化。对于被污染土地的修复工作，澳大利亚的标准和规格非常高，曾经被严重污染的奥林匹克公园地块，已经被改造成了适合全家出游的绿色天堂。
在悉尼西区一个工厂变住宅区的地块改造中，市政厅要求改造者必须把所有被污染的土壤全部装进密封的卡车中，沿特定路线运出后，倾倒在专用的屏蔽空间内，最终用水泥板封存。光这种土壤修复就耗资500万澳币，约为2500万人民币。
⑵ 环境法律责任的环境刑事责任
环境刑事责任是指行为人故意或过失实施了严重危害环境的行为，并造成了人身伤亡或公私财产的严重损失，已经构成犯罪要承担刑事制裁的法律责任。 破坏环境的犯罪构成要件，同一般犯罪构成没有实质上的区别，但也具有一定特点。
1．犯罪主体。根据环境保护法和刑法的规定，关于环境犯罪的主体，已打破了“个人刑罚观”，除了达到法定年龄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以外，还包括法人。
2．犯罪客体。破坏环境资源罪的犯罪客体，是侵害各种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从而侵犯财产所有权、人身权和环境权。环境犯罪的客体具有复合客体的特征。
3．犯罪的客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是指有污染和破坏环境及自然资源的行为及其社会危害性。环境犯罪造成的危害后果可能特别严重，往往会造成重大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未造成严重后果的环境违法行为通常是追究其行政责任。危害后果是否严重是区别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重要依据。
4．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指犯罪主体进行犯罪行为时的故意或过失的主观心理状态。一般而言，破坏环境和资源的行为多为故意，而污染环境的行为多为过失。因损害环境的行为可能产生极其严重的危害后果，在认定是否构成环境犯罪时，就不能仅仅看社会危害性一个方面，必须强调具备犯罪的故意或过失，这是区别罪与非罪的重要界限。 环境刑事责任的形式同一般的刑事责任的形式没有区别，主要分为主刑和附加刑。主刑的种类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附加型的种类包括：罚金、剥夺政治权利、没收财产。附加刑可以独立适用。
⑶ 环境法律责任的环境民事责任
环境民事责任，是指单位或者个人因污染危害环境而侵害了公共财产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所应承担的民事方面的责任。 1．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传统民事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包括四个方面：主观上具有过错；行为具有违法性；发生损害结果；违法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但是环境民事责任作为特殊侵权责任，在其构成要件上有所不同。主观上的过错和行为的违法性不是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首先，关于过错，我国民法通则、环境保护法及相关法律都没有把故意或过失作为环境损害赔偿的要件。环境民事责任实行无过错责任的原因在于环境侵害行为本身创造社会财富有一定的正当性，追究其过错几乎不可能；另外，由排污者从营利中赔偿受害人的损失，符合公平原则。其次，关于行为的违法性，行为人即使达标排污，只要从事排污并发生了危害后果的，也要承担民事责任。行为人不得以达标排放作为免除其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
环境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包括：(1)实施了致害行为；(2)发生了损害结果；(3)致害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因果关系。
2．环境民事责任的免责事由。环境保护法规定，即使具备环境民事责任构成要件，在三种情形下也免予承担环境民事责任。这三种情形是：(1)由不可抗力造成并且行为人及时采取合理措施。环境保护法规定：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并经及时采取合理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损害的，免予承担责任。(2)受害者自我致害。污染损失由受害者自身的责任所引起的，排污单位不承担责任。(3)第三者过错。污染损失由第三者责任所引起的，第三者应当承担责任。 环境保护法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危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虽然环境保护法仅规定了排除危害和赔偿损失两种责任形式，但是民法通则中规定的十种民事责任形式中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等都能适用于环境民事责任。
赔偿损失是环境民事责任形式中应用最广泛的一种责任形式。赔偿损失的范围，既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对人身损害引起的财产损失赔偿；既包括直接损失，也包括间接损失。
排除危害也是环境民事责任形式中经常使用的形式。赔偿损失是事后补救，排除危害则是针对环境侵害的特点所采用的典型的预防性民事责任形式。排除危害既包括对实际发生的污染危害的排除，也包括对可能发生但尚未发生的污染危害的排除。
⑷ 国外生态补偿的现状
世界各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区域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及生物多样性保护区；二是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恢复和保持区。相应的生态补偿重点区域也集中在对重要生态服务功能区维护和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所引发的建设成本、经济损失和丧失发展机会给予补偿，其次对资源开发过程中所引发的修复和保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建设行为给予补偿。
目前各国并没有专门的生态补偿法律和政策，与生态补偿概念类似的相关内容大都分散和包含在与生态系统保护密切相关的各项法律和政策之中，如：土壤、资源保护、水土保持等相关法律及农业政策、林业政策、自然资源开发等政策之中。从世界范围来看，各国实施的生态补偿法律、政策形式和内容各异，总的来说，可以分为：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政府主导和市场化运作三种形式。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是指对由于自然和人为原因所引起的失缺补偿主体的生态类型，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给予补偿，使该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得以修复和保持；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类型是指政府作为增益性和损益性生态补偿的主要支付者；市场化运作是指引入市场机制，通过生态补偿产品创新，实现对产权关系相对明确的生态补偿类型进行补偿。
一、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
从国际生态补偿实践来看，对由于历史原因、自然和人为因素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由于其补偿主体难以确定，所以一般政府作为唯一补偿主体通过财政直接补偿的形式治理生态环境、恢复生态功能。美国在1977年颁布《露天采矿管理与（环境）修复法》，规定在该法颁布前已破坏的废弃矿区，美国通过国库账册中设有的“废弃矿恢复治理（复垦）基金”以及各州设有的废矿恢复治理基金来对破坏的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德国联邦政府针对老矿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相应解决方法，取得了明显成效。对于历史遗留下来的老矿区，专门成立矿山复垦公司专司此项工作，复垦所需资金政府全额拨款，并按联邦政府占75%、州政府占25%的比例分担。
二、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
国外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主要有五种模式：一是通过制定法律对相关者直接补偿；二是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制度；三是制定生态补偿税（费）政策；四是实施区域转移支付制度；五是积极开展区域合作。
（一）依据法律规定实施的政府直接补偿
重要生态功能区或具有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耕地等是国外政府直接补偿的重点领域。美国政府购买生态敏感区土地以建立自然保护区（保护地），同时对保护地以外并能提供重要生态环境服务的农业用地，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起实施“土地休耕计划”、“紧急饲料谷物计划”、“有偿转耕计划”、“保护性储备计划”等一系列农业耕地保护计划，对按照计划退耕的农场主给予农产品价格补贴，引导农场主把退耕土地用于土壤保护。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又相继出台了《美国农业法》（1996）和《美国农业法》（2002）。《美国农业法》（1996）规定政府提供666亿美元农业补贴，《美国农业法》（2002）又新增了519亿美元农业补贴，其中有171亿美元用于农业环境保护计划。实施农业耕地保护计划的效果很明显，据统计，1959～1968年的10年间，仅按照土壤银行计划退耕的耕地每年就有445至1174万hm2。从1985年到2002年，已有1360万hm2耕地退出农业生产活动，涉及37万户农户，补偿标准为116美元/hm2，每年需支付约15亿美元的退耕补偿金，退耕的土地60%转为草地，16%转为林地，5%转为湿地。
在欧洲，环境法规定，耕地特别是饮用水保护地区的耕地限制氮肥的使用。为了实施欧盟这一法规，位于德国西南部的Baden-Wurttemberg州制定了一条法律，减少农业中氮的使用，使地下水中氮的含量受到限制，在政府指定的水资源保护地区的农民，如果遵守氮管理计划，使土地在收获后土壤含氮量低于目标限值，将得到一定的补偿。德国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也是以政府购买为主。其中欧盟对属于欧盟政策范围内农业环保措施提供补贴。另外，在德国的一些州，如果参与环保项目还可以得到另一份补助。目前有些州环保型土地已达2/3左右，农户可以从政府那里得到补助。芬兰是森林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但是仍然非常重视环境保护，特别是生物多样性的保护。该国为了保护珍贵的森林资源，国家采用购买的方式对生物多样性价值给予经济补偿。2002年芬兰开始试行该种补偿方案，林主可以将自己森林的自然价值卖给政府，政府则可以从中进行选购。荷兰政府为避免或减少基础设施工程对自然的影响，出台了生态补偿政策，补偿的目的是恢复受到影响的生态功能和自然价值。在荷兰，基础设施都要编制自然补偿计划（NCP），包括对居住地损失、居住地扰乱（噪音、水位、室外娱乐布局的变化）、障碍作用、动物伤害等影响的定量化计算。
哥斯达黎加建立了全国性的环境服务付费制度。该项制度肇始于1996年的森林法。哥斯达黎加的森林法规定，来自于天然林、树木种植、经济林种植所提供的固碳、水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观光风景服务可以得到补偿。补偿标准是：通过植树提供上述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可以得到平均540美元/hm2的补助；通过保护和恢复森林提供上述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可以得到平均210美元/hm2的补助（上述两项补助均分5年支付）；通过经济林种植提供上述服务的土地拥有者可以得到每棵树0.8美元的补助；每5年为一个合同期，到期时根据监测和评估结果进行下一期合同谈判。哥斯达黎加环境服务付费项目的资金85%来源于化石燃料税，8%来自政府财政、世界银行、全球环境基金和其他国家银行的政府贷款，7%来自企业自愿付费和国际碳汇交易收入。还有一些流域通过附加水费为上游提供水资源保护的补偿资金。
国外政府直接补偿的法律政策关注的领域主要是能够提供重要生态服务功能的自然保护区、农用地，以及由于历史原因或自然原因，遭到破坏但难以确定补偿主体的生态破坏或脆弱地区。由于这种生态补偿方式以政府购买生态服务为主，相关法律政策比较完善具体，资金到位，在生态补偿实践中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二）建立生态补偿基金制度
德国通过复垦专项基金制度恢复矿区生态环境。近年来，德国联邦政府针对新开发矿区，根据联邦矿山法的有关规定，要求矿区业主必须对矿区复垦提出具体措施并作为审批的先决条件；必须预留复垦专项资金，其数量由复垦的任务量确定，一般占企业年利润的3%；必须对因开矿占用的森林、草地实行等面积异地恢复。墨西哥政府2003年建立了一个规模达2000万美元的基金，用于补偿森林提供的生态服务，补偿标准是重要生态区40美元/（hm2·a），其他地区30美元/（hm2·a）。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在1998年成立了流域水土保持基金，流域水保基金用于保护上游40万hm2的Cayambe-Coca流域的水土，以及上游的Antisana生态保护区，具体的活动包括购买生态敏感区土地、为上游居民提供替代的生计方式、农业最佳模式示范、教育和培训。哥伦比亚第二大城市卡利市水稻和甘蔗种植者为了摆脱夏季遭遇干旱，雨季面临洪水泛滥的困境，自发组织成立了12个水用户协会，自愿提高向CVC公司交纳的水费，在原水费的基础上每升水增加1.5～2美元，列入一项独立基金，由CVC用于支付改善河流流量措施。日本还设立了“绿色羽毛基金”制度，通过社会集资对森林资源建设事业进行支持。
（三）征收生态补偿税
瑞典、比利时、丹麦、西班牙、荷兰、芬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以各种与环境有关的税收（绿色税）等形式对生态环境进行补偿，税种包括碳排放、氮排放、硫排放、垃圾填埋、能源销售等。丹麦1993年通过生态税收改革决议以来，增加了对汽油、柴油、煤、水、垃圾等征收税款，其环境和能源税已从税款总额的10%增加到15%。法国政府利用优惠税费政策实现森林生态效益维护和建设。对于国有林的养护采取林业收入不上交、不足部分再由政府拨款或优惠贷款方式，以增强国有林的建设；对国有和集体林经营所产生的利润免除税费，并对私有林经营提供各种财政优惠政策。另外，法国通过征收碳税加强对温室效应的控制。生态环境税收也是美国重要的生态补偿形式，美国税法规定SO2浓度达到一级和二级标准的地区征收排放税，美国还征收水污染税、噪音税等生态税，并把这些收入专项用于生态环境保护，使税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日本对于被指定为保安林的民有林的经济损失通过税收减免优惠政策予以补偿。
征收生态环境税或税费减免政策作为平衡经济活动主体个人利益和其行为带来的生态环境外部效益或成本的一种有效机制，成为各国政府实现生态补偿的重要手段，主要适用于企业、个人等主体明确，而且其带来的生态环境增益性或损益性结果难以通过自身行为获得相应补偿或承担相应外部成本的情况。
三、市场主导的生态补偿
随着世界各国生态补偿实践不断发展，政府主导的生态补偿形式向多元化发展，美国、欧盟等国创新并发展了多种生态补偿的市场化运作模式。生态补偿的市场运作模式主要是通过市场机制将生态服务价值商品化或者将产品的生态价值货币化，从而使生态补偿从生产领域延伸到流通和消费领域，实现生态效益的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归纳起来，目前各国市场化运行的生态补偿主要有绿色偿付、配额交易、生态标签、排放许可证交易、国际碳汇交易等模式。
（一）绿色偿付
绿色偿付的中心内容是享受保护成果的人们向提供保护服务的人们付费。在美国，绿色偿付是各州（市）实现上下游之间的生态效益平衡、共享以及主要河流和水源地保护的重要生态补偿方式之一。美国纽约市向哈得孙河上游施行土壤侵蚀控制、洪水预防及水资源保护等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社会团体或个人给予经济补偿以保证其清洁水源的生态补偿模式是绿色偿付的典型案例。在法国东北部，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一家叫毕雷·维特尔的瓶装水公司一直在做保护流域的工作，他们花费900万美元购买了位于泉水附近的600英亩农田，并且还跟居住在对流域保护起重要作用的土地上的农民们签订了一份18～30年的协议，根据协议，农民们同意对他们另外的4000英亩土地，采取更为环保和良性的生产耕作方式。哥斯达黎加西北部的Del Oro柑橘种植和果汁生产集团，20年来一直购买相邻的巨蜥保护区所提供的生态服务功能，转移1200km2林地，标准为400美元/km2，共计48万美元，生态服务内容包括控制森林昆虫、水供应和果汁厂果皮等残余的自然降解等。
（二）配额交易
美国环境信用额度交易是建立在法律约束和总量控制基础上的配额交易制度。实行这一制度的前提是法律规定了明确的保护目标，如水质不能恶化，湿地、耕地数量不能减少。在上述目标下，法律、法规、规划或者许可证又为环境容量和自然资源用户规定了使用的限量标准和义务配额，超过限额或者无法完成义务配额的用户，就要通过市场购买相应的信用额度。
（三）生态标签
为鼓励在欧洲地区生产及消费“绿色产品”，欧盟于1992年出台了生态标签体系。欧盟生态标签制度是一个自愿性制度，欧盟建立生态标签体系的初衷是希望把各类产品中在生态保护领域的佼佼者选出，予以肯定和鼓励，从而逐渐推动欧盟各类消费品的生产厂家进一步提高生态保护，使产品从设计、生产、销售到使用，直至最后处理的整个生命周期内都不会对生态环境带来危害。生态标签同时提示消费者，该产品符合欧盟规定的环保标准，是欧盟认可并鼓励消费者购买的“绿色产品”。如果生产商希望获得欧盟生态标签，必须向欧盟各成员国指定管理机构提出申请，完成规定的测试程序并提交规定的测试数据，证明产品达到了生态标签的授予标准。欧盟对于每一种产品都规定了相应的环保性能标准，这些标准主要是关于自然资源与能源节省情况、废气（液、固体）及噪声的排放情况等。
美国绿色标签是为那些在保护生态和自然的前提下生产的农副产品贴上认定标签，通过消费者的选择为这些产品支付较高的价格，间接偿付保护自然的代价。这类标签中，比较著名的有：有机农产品标签，不伤害海豚的金枪鱼食品标签，树荫咖啡（不破坏雨林）标签，可持续采集的木材标签等。
（四）排放许可证交易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实施“河水出境盐度总量控制”计划和“排盐许可证”交易制度。“排盐许可证”制度允许排盐者购买减盐信用，该减盐信用是由其他土地所有者因采取措施（如植树）而减低了排盐量而获得的。新南威尔士州为了管理这一减盐信用交易，成立了环境服务投资基金会，该基金会从减排盐分的农场主那里购买减盐信用（采取措施控制盐化的农场主得到支付），同时向买主出售该减盐信用。通过排放许可证交易，使生态服务商品化，并在市场交易中使生态服务提供者获得收益，生态服务消费者付出代价，既通过市场手段实现了生态补偿，更能激励保护生态环境的行为。
（五）国际碳汇交易
哥斯达黎加利用在国际市场上转让或销售温室气体补偿权的手段获取生态保护所需资金支持。哥斯达黎加统计国内林业碳汇总量，并将额外的碳汇作为国家碳汇储备，适时出售给别国企业，所得收入大部分补偿给林主。目前，哥斯达黎加在碳汇量认证及碳汇贸易等方面对世界各国影响很大。
⑸ 先主动缴纳了生态修复金又负了刑亊责任生态环境局还有权来追损害赔偿吗
您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第十一条规定：被告违反法律法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原告的诉讼请求以及具体案情，合理判决被告承担修复生态环境、赔偿损失、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因此，修复生态环境只是其中一种责任承担形式，如果有损害的还可以主张赔偿损失。
⑹ 国内外对环境污染的处罚
环境污染
职能简介：依据环保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对临街商业门店产生的音响噪声、城市饮食服务业超标排污行为、烧烤摊点未使用清洁燃料以及清运建筑垃圾造成污染等方面的监督检查和行政处罚。
处罚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五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六条
⑺ 环境法律责任的定义
环境法主体因违反其法律义务而应当依法承担的，具有强制性否定性法律后果，按其性质可以分为环境行政责任，环境民事责任和环境刑事责任三种。
⑻ 土壤修复领域主要存在哪些问题
1.土壤污染详细情况有待进一步摸清
目前，虽然《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已经发布，明确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耕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为19.4%、林地和草地土壤的点位超标率分别为10.0%和10.4%等土壤的基本污染情况，但是由于全国普查点位密度小，无法进行污染详查。因此，土壤污染详细情况仍需进一步摸清，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开展全国土壤污染详细调查工作，了解我国土壤污染变化趋势、污染类型、污染程度和区域分布，包括典型地块及其周边土壤污染情况，建立全国土壤样品库和调查数据库。
2.土壤污染防治政策、法规、标准亟待完善
目前，我国缺少关于土壤污染和防治的专门法律法规。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只提出原则性规定，包括防治土壤污染、推广植物病虫害的综合防治、水土保持、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虽然《土壤环境保护法》草案已经初步形成，与土壤污染防治关系较为密切，但是其出台尚待时日。因此，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进土壤环境保护立法进程仍是当务之急。
同时，现行技术政策、标准缺乏基础依据。尽管相关部门出台了一些文件和标准，包括《场地环境调查技术导则》等5个导则及《工业企业场地环境调查评估与修复工作指南(试行)》等指南，但是，基于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严峻形势及复杂程度，距离科学合理地提供符合各地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具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政策、标准规范尚存差距。我国尚未形成系统有效的法律法规与管理体系、标准体系、监测监控体系等土壤污染综合防治体系。
3.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技术研发基础薄弱
土壤污染修复技术涉及多个学科领域，技术复杂，门类众多。相较国外发达国家，我国土壤修复起步较晚，研究基础薄弱，真正经济可行的技术路线较少。同时，我国污染土壤修复技术种类较少，修复技术缺乏针对性、适用性和整体性，且大多停留在实验研究阶段，工程应用较少。虽然国家层面已于2014年发布了《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目录(第一批)》、2015年发布了《污染场地修复技术筛选指南》(CAEPI
1-2015)，但是仍然比较粗略，我国仍然缺乏详细有效的技术筛选体系，缺乏对研发的支持和引导。
4.土壤污染修复设备化、规模化、产业化研究滞后
我国在污染土壤及场地修复技术研发方面比发达国家落后近20年，修复技术、装备及规模化应用上还存在较大差距，关键修复装备严重不足，很多关键设备和修复药剂依赖进口，从而制约了技术的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发展。具体来讲，快速检测方面，污染现场的便携式快速检测仪器主要依赖进口，国产仪器的精度、适用性及可靠性有待提高;关键装备方面，支持快速修复的自主研发设备刚刚开始;工程应用方面，缺乏规模化应用及产业化运作的技术支撑。
5.土壤污染防治与修复资金筹集困难
土壤污染防治资金筹集困难。由于土壤污染防治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健全，因此土壤污染的法律责任主体、污染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义务等问题缺乏明确的界定，而土壤修复资金需求量大，防治资金短缺是土壤污染防治中的一大难点。首先，土壤污染的责任主体不明确，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土壤污染主体大多是各类国有工厂，经过多轮的改制重组，产权关系、债权债务、工农关系等历史问题十分复杂，搬迁及治理费用较高，就业安置补偿难度很大，难以用传统的“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去追究责任人;即便产权明晰的，也很难有能力再去支付高额的土壤修复费用。目前少数比较成熟的商业化项目，主要依托于房地产，由房地产开发商出资，最终由购房者买单。其次，大面积的农田土壤污染修复费用极大，但目前缺乏责任人，目前农田污染的修复费用大部分由政府承担。
6.土壤污染治理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
当前，土壤污染治理的行政管理体制机制尚不完善，体制功能发挥受到严重限制。土壤环境管理涉及的部门众多，监管职权分散，国土、环保、农业等部门之间的协调联动缺乏制度保障和约束机制。监督机制缺失，对污染者惩治手段乏力。因此，需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改革与创新土壤污染治理管理体制机制，明确环保、国土、工信、住建、农业等部门之间的职责分工，建立协同行政管理机制。
⑼ 简述国际法律责任的形式
1、终止不当行为：当不当行为是一个持续行为时，责任国首先应当停止该不当行为。
2、恢复原状：恢复原状是要求把被侵害的事物恢复到不当行为发生前存在的状态。
3、别国或国际组织交与一国支配的机关的行为。一国或国际组织将某个机构交与另一国支配，则在行使该支配权范围内的行为，视为该支配国的国家行为。
4、上述可归因于国家行为的国家机关和国家授权人员的行为，一般地也包括他们以此种资格执行职务内事项时的越权或不法行为。
5、叛乱运动机关的行为。在一国领土上的被承认为叛乱运动的机关自身的行为，根据国际法不视为该国的国家行为。已经和正在组成新国家叛乱运动的行为，被视为已经或正在形成的新国家的行为。
6、一个行为可以归因于几个国家时，相关国家对于其各自相关的行为承担单独或共同的责任。
(9)国外环境修复法律责任扩展阅读：
国际法律责任的发展：
国际法律责任的主体发生了变化。近代国际法只确认国家是国际法主体，因而国家是国际法律责任的唯一主体。在现代，国际法主体不仅是国家，还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从而，使得国际法责任的主体也从国家扩展到政府间国际组织和争取独立的民族。
国际法律责任的范围和内容发生了变化。近代国际滇池中，国际法律责任多指国家违反对外国人待遇方面的义务的后果。
国际法律责任的根据也扩大了。在近代国际法中，国际法律责任的定义一般表述为：国家对其国际不法行为所承担的责任这一定义强高了不当行为是国际法律责任的唯一根据。
最后，国际法律责任的形式和方法也发展了。在近代国际法中，国际法律责任的形式或方法有限制主权、恢复原状、赔偿和道歉等，在现代国际法中，除保留了对国际滇池中合理的追究责任的措施外，双确定了对国家的国际犯罪行为和负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和团体机关的国际犯罪行为追究国际刑事责任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