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运保函的法律效力

『壹』 海运弃货保函应由哪一方出具

看收货人是谁，如果是to order，需要发货人出具，如果有明确的收货人，有收货人出具。

『贰』 保函与海运单保函有什么区别吗，都是干什么用的。

保函分很多种，大类有公司保函和银行保函，小类有工程履约保函、投标保函、预付款保函、支付款保函、质量担保保函、等。保函肯定包括海运单保函，它们是包涵与被包涵关系。保函是用来担保某种行为及活动的，海运单保函就是保证担保人承担签发海运单的责任、风险和费用

『叁』 在国际海运中，保函有哪几种

有提单更改保函,还有电放保函(提单需电放的时候用)
有船公司要求出的,也有货代...
我就了解一些些..呵呵..

『肆』 海运保函有法律依据吗

楼上的根本说的都是空话。我来给你解答这个问题。
清洁提单和倒签提单的保函之专所以属产生，是因为货主对船东提出了违反租船合同的要求（比如货物有损而要求签清洁提单），这时船东要求货主保证由此产生的所有不良后果由货主承担，货主同意，所以这个是受法律保护的。
实质上，保函的产生就已经构成了货主联合船东对收货人的欺诈，所以船东才要求货主承担后果，即出保函。
收货方的索赔肯定先真对船东，因为收货人拿着清洁提单，在船东处收到了不清洁的货物，反过手来，船东再根据合同和保函去跟货主索赔。

『伍』 保函的性质及效力

1、保函也叫复保证书，制是指银行、保险公司、担保公司或个人应申请人的请求，向第三方开立的一种书面信用担保凭证。

2、保函的性质：
1）保函是独立于委托人与担保人之间的反担保或委托人与受益人之间的合同或投标条件之外的；
2）保函是依据其规定的条件生效的，由担保人以保函中规定的任何单据为基础做出决定的；
3）保函是不可撤销的。

3、保函的效力：
1）在申请人未能按双方协议履行起责任或义务时，由担保人代其履行一定金额、一定期限范围内的某种支付责任或经济赔偿责任；
2）保函一经开立，担保人就要直接承担保证责任。

『陆』 保函的作用

在凭保函交付货物的情况下，收货人保证在收到提单后立即向船公司交回全套正本提单，承担应由收货人支付的运费及其他费用的责任，对因未提交提单而提取货物所产生的一切损失均承担责任，并表明对于保证内容由银行与收货人一起负连带责任。凭保函签发提单则使得托运人能以清洁提单、已装船提单顺利地结汇。关于保函的法律效力，海牙规则和维斯比规则都没有作出规定，考虑到保函在海运业务中的实际意义和保护无辜的第三方的需要，汉堡规则第一次就保函的效力问题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保函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协议，不得对抗第三方，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保函，只是在无欺骗第三方意图时才有效；如发现有意欺骗第三方，则承运人在赔偿第三方时不得享受责任限制，且保函也无效。

『柒』 急需海运保函效力的资料【5小时后关闭】

传统观点绝对地否定保函的效力，实践证明这并未能使保函问题得到实质解决，虽然至今各国法律对保函效力规定各不相同，仍能分析得出解决保函效力问题关键切入点在分清保函和欺诈的关系和界限。

<一>《汉堡规则》第十七条

1978年的《汉堡规则》第17条第2、3款对换取清洁提单的保函的效力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汉堡规则》第17条第2款规定：“任何保函或协议，托运人保证赔偿承运人或其代理人因未能就托运人提供列入提单项目或货物的外表状况批注保留而签发提单所引起的损失。” 第3款规定“这种保函或协议对托运人有效，除非承运人或其代表不批注本条第2款所批注的保留是有意诈骗相信提单上对货物的描述而行事的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方，在上面这种情况下，如未批注保留与托运人提供列入提单的项目有关，承运人就无权按本条1款规定，要求托运人给予赔偿。”

《汉堡规则》承认保函在承运人和托运人之间原则上有效，是否“有意欺诈”第三方是保函有无效力的依据，即在承运人不批注提单的行为具有明显欺诈善意第三人意图时，保函无效。而且托运人在为诈骗行为时主观上的“有意”的意思表示。

<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批复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保函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问题的批复”中指出：“海上货物运输的托运人为换取清洁提单而向承运人出具的保函，对收货人不具有约束力。不论保函如何约定，都不影响收货人向承运人或托运人索赔；对托运人和承运人出于善意而由一方出具另一方接受的保函，双方均有履行之义务。”⑥

批复原则上承认保函效力，但对保函有无效力采用的判断标准与《汉堡规则》不同，批复采用“善意”作为保函有效的标准。

<三>评价与分析

承认保函原则上有效是对保函效力判断的前提，对《汉堡规则》和我国最高人民法院批复的规定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是否存在欺诈作为判断保函效力有无的标准

最高法院批复采取的标准是主观性很强的积极标准：“善意”，何谓“善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从另一方面分析判断托运人和承运人不在提单上批注是否“善意”，是从主观角度判断托运人和承运人是否存在向第三人隐瞒真实情况而使第三人遭受损失的“恶意”，在“善意”的主观标准的背后隐藏着为欺诈行为的客观行为标准。

传统观点绝对地否定保函的效力，是因为保函是一种申明失实的，意在侵权的非法协议，它们没有理清保函与欺诈的关系，也无法使保函摆脱与欺诈的联系，得出以上结论亦属必然。因而从构成要件上分清保函和欺诈的联系是分析保函效力的另一关键。

『捌』 海运例如电放保函，需要传真件的就不要正本了吧；需要正本的就不要传真件了吧，不可能传真件和正本都要吧

在应当签发或已签发正本提单的情况下，货代公司根据或托运人要求，向船公司提出申请，在不签发正本提单或收回已签发的全部正本提单前提下，以电子邮件、传真、电报等方式通知其在目的港的代理，将运输的货物交付给提单上载明的收货人。 使用电放放货，并非不出提单。只是不出正本提单（若已出，则一定要全套收回），而出提单副本。
也就是说，只要发货人同意了电放，就意味着失去了货物的控制权，提单就没什么用了。一般来讲，船代会让发货人出具电放保函，让发货人自己承担电放的风险，事务中，船代拿到传真件就会按照发货人的指令操作，但是不熟悉或者第一次接触的客户，船代还是要正本的，需要加盖发货人红章的保函。
你问的问题很有可能是这样：你们要电放，船代就先让您发一个传真的授权（电放保函），而你们和船代合作时间不长，或者是一个新船代，船代又怕传真件不好使，所以又要正本。

『玖』 寻找一篇论文：海运保函法律问题探究 李广辉

海运保函是海运实务中常见的担保形式之一，保函对航运和国际贸易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亦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自从保函在航运实践中出现以来，其效力问题一直受到航运界和法律界的关注。已达成共识的是，保函对包括收货人在内的第三方没有法律效力，即保函不能对抗第三方。
《汉堡规则》吸收了这一观点，并在其第十七条对保函问题作立法尝试。我国保函问题的最早案例是广州海事法院所审理的“柳林海”轮保函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10月4日对该案的批复中，也确立了海上货物运输的托运人为换取清洁提单而向承运人出具的保函，对收货人不具有约束力。

对恶意保函在其相对双方间的效力如何认定和处理，下面笔者结合“特罗皮坎纳”轮保函纠纷案，谈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1990年8月5日，原告所属“特罗皮坎纳”轮靠泊秦皇岛港装载被告所属中国蚕豆。8月6日11：30时至14：00时，因下大雨该轮停止作业。14：30时，该轮船长发出了内容为“我们很遗憾地通知你们，大量的有些潮湿和杂物混合货物装进了我们货船1号和7号舱，因此我们要求你们对上述问题的出现负责”的声明。

8月7日，被告出具了内容为“特罗皮坎纳”轮的船长通知我们一批潮湿和由杂物组成的货物装入你们的货船1号和7号舱，对出现这种问题我们表示愿意负责的保函。8月8日，原告签发了NO1清洁提单。同日，驶离秦皇岛港，驶往其他港口继续装货。

11月9日该轮驶抵意大利卡塔尼亚港，11月16日开始卸货。由于货物遭受雨淋后在舱内保留三个月且航行中遇到酷热天气，致使部分货物损坏并变质，原告因此赔付收货人31万美元，后依据保函起诉被告，要求其承担原告赔付收货人的损失。

此案的关键问题就是保函性质及保函在承托双方间效力的认定和如何处理。

对于保函善意和恶意的划分，没有法律规定可依据。笔者认为，主要应从承托双方出具保函的主观意愿，当时的客观情况和造成的危害后果等几方面综合分析。

恶意保函(亦称具有欺诈性的保函)表现为，主观上承托双方出具保函具有欺骗第三方的故意，在保函出具的客观情况上，并非是由于认识上的差别或技术上的原因(如“柳林海”轮案的情况)，而是在货物的表面状况明显不良或有瑕疵，且承托双方都已意识到货物会发生损坏的情况下，通过承运人未在提单上如实批注、签发清洁提单，从而侵害了不知情的善意取得该提单的持有人或收货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收货人的巨大经济损失。这是恶意保函的基本特征。

当然海运实践中表现各种各样，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从主观上的欺骗故意、客观上非认识或技术原因、危害后果严重等构成要件上，考虑装船货物的特性等具体情况严格掌握恶意保函的认定。

结合“特罗皮坎纳”轮案来看，本案货物装船期间正值雨季，本案货物在集港和装船过程中遭受雨淋，潮湿和混有杂物的蚕豆已装入船舱。对于这一情况，从船长声明和托运人传真来看，承托双方是已知的。本案货物的运输要经过漫长的航程，途经气候炎热的热带地区，且该轮沿途要停挂诸多港口装卸货。对这一点该轮船长是清楚的。那么对于蚕豆这种粮谷类货物遭受雨淋装入船舱，肯定要发生损坏。这一基本的航运常识和贸易常识承托双方应该知晓。事实上承托双方都已意识到货物要发生损坏，所以该轮船长声明要求托运人负责，托运人承诺负责。因此，从本案的具体情况来看，承托双方出具保函的主观故意欺骗收货人是显而易见的。

根据清洁提单的记载，收货人应收取完好货物。但该轮在卸货港卸下货物大量腐烂变质，造成收货人严重的经济损失，增加了额外的索赔费用。

因此，从以上几个方面来看，本案所涉保函应属于恶意保函。承运人以国内大宗土特产的保函换清洁提单是惯例的抗辩主张，并不能改变保函恶意的性质。

恶意保函由于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决定了其前提行为违法，通过承托双方恶意串通、隐瞒事实真相，达到谋取不当利益的非法目的，损害第三方的合法利益。这种建立于非法基础上的虚假的文件，在承托双方间不具有法律效力。

那么，对承运人依此保函向托运人索赔应如何处理？我国法律没有针对性规定，司法实践中也缺乏此类案例可供参考。

在审理“特罗皮坎纳”轮一案时，有人主张适用我国合同法关于无效经济合同的处理方式，即“根据造成合同无效的双方当事人的责任，由双方按比例分担责任”。理由是：恶意保函是承托双方合意的结果，其无效是双方造成的，并且托运人通过保函谋取了不当利益，而承运人只是赚取了货物的运费，对承运人因保函所遭受的损失理应双方分担，这样处理也符合公平原则。

上述观点从合同法的角度讲有一定的道理。但笔者认为，对承运人依据恶意保函向托运人索赔的案件，要从对恶意保函危害性充分认识的基础上，来决定对此类案件的处理方式。

收货人订立合同购买的不是受损的货物，保函带给他的延误、困难和损害或者引起的法律诉讼是大量的。同样，保险人意欲承保的也不是业已受损的货物，保函带给他的损失也可能是巨大的。

恶意保函破坏了提单这一重要商业文件在航运和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影响了人们对提单固有作用的信任，违反了人类所应遵守的公共秩序，扰乱了航运、贸易市场，恶意保函比一般的无效经济合同有着更大的破坏作用。所以，我们应正视其危害性的存在，对承运人据此向托运人索赔，采取严格的态度。

笔者认为，从杜绝此类保函的产生，维护正常的航运、贸易秩序的角度出发，对承运人援引此类保函向托运人的索赔权利，应加以否定。

严格履行承运人如实签发提单的义务，使其清醒认识到接受此类保函的风险，因而不敢接受此类保函，这也是对托运人的一种制裁，使其严格按照买卖合同约定提供合格货物，使收货人的合法权益得到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