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审判应不应该负法律责任

⑴ 道德应不应该干涉法律

不应该。司法独立要求法律或者说法官审判不能受到任何个人团体、社会舆论的干预，但是这并不是说法律没有任何制约，从立法上讲，立法的过程应当民主科学，从司法上讲，审判活动应当受到监督但不是干预。
这也不意味着法律必然要与道德的要求相悖，法律原则可以包含道德的要求，但是对于个案来说，过份重视道德的作用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体现在某个案例上可能会更加公平，但是对于更多的案例则会产生不公，容易滋生司法腐败。典型的比如大义灭亲，为民除害，这是道德的要求，但是为法所不容。

⑵ 在法律判决时应不应该有道德的介入

所谓法律，就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在依据法律作出判决时，应当遵守法律的规定，但在民事案件的判决中，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不得违背”公序良俗“的原则，不得有违”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其实就是道德的介入。

一、《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

民事诉讼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

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

二、《民法总则》第一百四十三条

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二)意思表示真实;

(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⑶ 法律审判应不应该考虑道德审判和社会舆论

法律的审判来源于有法可依，再次就是违法必究和执法必严了。
法律审判有关考虑内道德审判和社会舆论其实容可以参照“道德、舆论”在有法可依中的法律条款。
如果法律中根本就没有道德的约束和舆论的监督，法律的审判自能就没有考虑的依据了，自己就不会考虑了！

⑷ 青少年犯法该不该负法律责任

按实际情况，青少年犯法是否应该承担法律责任，按实际情况进行分析确定内。
相关法律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十七条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

⑸ 因受老百姓讨厌而被道德审判是否比法律审判更可怕

有时候道德的力量要大于法律的力量
因为道德的范围要比法律的范围大

⑹ 公民如何承担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

^1、道德来责任：就是自己源的良心受到拷问，让自己的内心“很受伤”^-^，这个需求公民自己素质高啊。
2、法律责任：就是自己的良心约束不了自己的时候，自己被国家暴力机关（公、检、法）找上门。承担法律责任是“身不由已”@@

⑺ 违背公民基本道德规范造成别人损害要负法律责任吗

不用。造成别人损害你是违反了法律规范，要负责人的

⑻ 道德审判的定义

这个标题有点抽象，让我们先来解释下什么是道德审判。

他是跟法律的审判相对的。比如前一段时间的范跑跑和郭跳跳的事件。范老师的行为不违法，所以不用交给法庭审判。但是他或许违反了社会道德，所以交给大家用道德审判。

那么什么是法律呢？

灋（法）,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会意。——《说文》（水旁表示公平）

律,均布也。——《说文》（律是一种调音的器物，来规定标准音。）

法律和起来，也就是一个标准。如果不符合这个标准，就刑。

这个有点恐怖，我们还是把它理解成我们的行为规则就好了。

关于道德绑架

道德绑架说的是用道德绑架你，而不是用绳子。在这里，道德和绳子有相同的作用，那就是束缚你。一般绑架了你的人，会跟你的家人或者朋友勒索，而道德绑架也是会的。比如前一段时间的地震捐款。被绑架了的姚明，王石等，只能乖乖的再把钱交出来。如果这个代表了社会的主流思想，那么非主流的那部分人就只能为这个社会悲哀了。但愿我们的社会是理性的。

好了，现在开始说说道德审判和法律的关系。

中国历来就有关于法治和人治辩论。真正古代实行法制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秦国。他延续了商鞅的思想，加上韩非子的思想，以及李斯等人具体操作，使秦国变得空前强大。当然，他最后失败了。关于他是不是因为法治而失败，这个问题太大，讨论起来一天也写不完，就以后再说了。

在秦以前，周朝是号称以礼治国的；在秦以后，除了汉朝初年实行道家的无为治国以外，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就一直是以儒家为治国理念的，也就是号称以仁治国的人治。

可见，从中国的历史来看，法治的时间太短了。所以，中国人对制度规章条款这类的东西不敏感。大部分的东西都是由人来直接操作，凭操作人的个人喜好，而很少交给优秀的制度，规范的流程。地震中倒塌的建筑有统一的建筑标准吗？还是凭盖房的人的个人判断？

最常见到的古代审案的场景，就是一个县官坐在大堂上，问明来龙去脉，然后开始断案。这种段案的结果完全取决于审判人的个人能力。所以中国从古道今，还是挥之不去的精英政治。包括我们的国家制度，我们的一党执政从根本上来说，就还是精英政治。我们的党，就是社会上最大的一群精英。

而在国外不太一样，在两千多年前的希腊，就开始了贵族民主政治。那时候的希腊，还是众多城邦的联合，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按照潇水在他的《青铜时代》里的说法，春秋时期的晋国也是大家族轮流执政，如果一直按那个制度发展下去，很可能发展到元老院，或者贵族民主。）

在那个基础上，西方近代的民主思想更近一步，所有的人都享有民主。他们不信奉精英，不相信靠一个精英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他们相信的是好的制度，和规范的流程。而好的制度，和规范的流程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以前的经验中来的，人民总结出来的。

我上面说了这么多，好像扯远了。但其实没有。为什么我们现在社会里，尤其是网络上发现越来越多的道德审判？那就是因为没有好的，适合的法律来审判。好像法律和道德审判是对立的。但有些制度可以将他们二者巧妙的结合在一起。比如陪审团制度。

陪审团又是个什么东西呢？

在英美法系里，这个陪审团代表着全社会人的道德观。由这个代表全社会道德观的团体，来帮助判断案件。那么选择陪审团的组成人就很关键了。选择的要点就是要是一个自然人。所谓reasonable man.能独立思考的人。这个人最好不受到各种外界各种讯息的影响，最好是不看电视，不看报纸，绝对不能只听一家之言。这个人最好只有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观。

找到这样的一个人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找来一个团的人，来平均一下，大体可以代表社会的一般价值观。

其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道德审判啊。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道德和法律是统一的。

法律不是写好的条文，而是全社会的道德认知。

还有就是选陪审团员的时候往往要找一些跟被告同类的人。举例在道德审判范跑跑的时候也遇到过这个问题，那就是要找一个经历了当时地震的同样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最能体会当时被告的心情。

我写这篇东西，也并不是为了鼓吹陪审团制度的好处，实际上他的缺陷还是很显而易见的，比如说如何能保证陪审团员的合理性和客观性。以及这个制度需要庞大的开支，需要花费很大的社会成本。

而实际上，现在陪审团在英美法庭出现的次数也越来越少了。然而那时因为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多的以前的案例，来处理新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的案子。人家的制度可以说已经足够完善了，流程已经很规范了。

而在中国，成文法的法律条文不可能覆盖到任何一个细小的地方，而覆盖不到的地方，统统会被拿出来在网上道德审判之。即使覆盖到，也难免出现纰漏，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许霆和ATM取款机的案子。

其实法律应该是全民参与的，但是我们参与不到的就只能道德审判，只有这样才能让社会找到共识，从而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也难免各路专家有点受不了，深怕审判到自己。

我前面说的陪审团制度也是道德审判，那么我们的网民是否符合陪审团员的资格呢？不太符合，因为他们不包括不能上网的那一部分人。然而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有效的代表社会道德观的人了。网络基本是由草根组成的。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自己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关于陪审员，法院主要是面向社会招聘，条件是：高中毕业以上，政治素质好，热爱审判工作，责任心强，身体适宜审判需要等等，根据这样的条件，由社会各界推荐，然后由法院汇总报人大常委会决定。

但是这个条件的随意性还是过大，不太容易操作。至少不如网络更能够代表社会的价值观。

在这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更多的表达自己的意见，我们都是网络陪审团的一员，这是一个公民具有的最基本的权利。

⑼ 该不该鼓励媒体道德审判（辱母案想

媒体记者是人，只要是人都有情感，都有倾向性——“不平则鸣”，正义感本身就是情感，被不公正激发出来的正义感就是倾向性——记者对法院不公正裁判的鞭笞与道德审判就是合理的、正当的倾向性，社会需要这样的倾向性来维持社会公平，媒体记者报道中的倾向性和客观性可以统一也应该统一，媒体记者报道中的倾向性不等于改变基本事实，媒体记者的倾向性和尊重事实并不矛盾。如果报道中有歪曲、捏造事实，那就是不实报道、虚假报道，而不是倾向性。要求记者报道没有倾向性不可能，把“倾向性”报道和“欺骗”划等号这个逻辑不成立。司法审判和舆论审判的关系后面，是民主与法治的关系。与民主相对称的是法治，但只有真正的民主，才有完善的法治。否则，法律只不过是既得利益者手中的工具。民主包括民主选举与民主监督；而舆论监督是民主监督必要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民选不普及、司法体制不健全时，舆论监督更显重要。如果说，公开是公平—公正的前提，那么媒体监督就是法治建设的必要环节。正像只有蝙蝠害怕阳光，只有贪官才害怕记者——目前只有记者才有老百姓不具有的能耐使权力在阳光下运作。当前广大人民群众把网络媒体视为表达民意的直接通道，媒体监督甚至可以说比现有司法体系更为群众所信赖、所依托，群众把媒体监督、特别是网络媒体监督视为维护社会公正的真正的最后一道防线。另一方面，当广大人民群众对媒体监督寄予厚望时，也更应该提高媒体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把媒体运作与媒体炒作区别开来。媒体监督与媒体商业化运作两者间不但不矛盾，而且互为前提——人心向善向美、趋善避恶、疾恶如仇的本能和人民大众对重大事件渴望真相的冲动，完全可以把媒体与记者的正当利益，同媒体监督的新闻价值、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有机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但如果媒体把商业化运作异化为商业化炒作或“有偿新闻”，失去了“新闻”的客观性、“媒体监督”的可信度，那么对于媒体自身效益将是一大损失。只有树立媒体的诚信品牌，媒体的商业化运作才能一路走好。而媒体诚信品牌的内涵，就是实事求是与科学精神。民主与法治互为前提，法院审判独立与媒体舆论监督互为前提，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互为前提。民主与法治、法律审判与道德审判的辩证关系决定了媒体监督不等于舆论挟持；法律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并不等于法律跟着大多数人的感觉走。诚然，法律是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法律代表的是大多数人的真实的而非虚假的利益、深层的而非肤浅的利益、长远的非眼前的利益、整体的而非局部的利益。怎样使法律代表大多数人真实的、深层的、长远的、全局的利益呢？只有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如果法律跟着大多数人的感觉走，用大多数人的感觉决定法院审判，那么很可能所代表的只是大多数人虚假的、眼前的、局部的、肤浅的利益，而牺牲了大多数人真实的、长远的、全局的、深层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