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解释有法律效力吗
① 刑法中的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怎样才能易于理解
扩大解释和缩小解释都不能超出词语本身涵盖的范围，如果超出，就是类推解释了。
举例：
扩大解释：刑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怀孕妇女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审判时是否可以适用死刑问题的批复》（法释[1998]18号 1998年8月7日公布 自1998年8月13日起施行）：怀孕妇女因涉嫌犯罪在羁押期间自然流产后，又因同一事实被起诉、交付审判的，应当视为“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依法不适用死刑。
缩小解释：《最高院关于审理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情报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1]4号2001年1月17日公布 自2001年1月22日起施行）第一条第二项 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的“情报”，是指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开或者依照有关规定不应公开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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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是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具体些说，也就是规定哪些行为是犯罪和应该负刑事责任，并给犯罪嫌疑人 刑罚处罚的法律。刑法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刑法是指一切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法律规范的总和。
广义上的刑法不仅仅指刑法典，还包括对刑法典中局部内容进行修改补充的决定或补充规定，如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骗购外汇、逃汇和非法买卖外汇犯罪的决定》[3]；也包括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如1998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十一章中有16个条文作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此外还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工作人员进行内幕交易的，从重处罚”、“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职权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对刑法典进行局部修改补充的决定或补充规定，理论上称为单行刑法；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责任条款，理论上称为附属刑法。所以，广义刑法是由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组成的。狭义刑法则仅指系统地规定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的刑法典。在我国，即指1979年7月1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1997年3月14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② 扩大解释=扩张解释
实质上是一样的，叫法不一样而已。
③ 行政法规扩大解释合法吗
只要不违反上位法，问题应该不大
④ 刑法中的扩大解释是什么意思扩大解释到羁押期间又是什么概念呢
（此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提问要点不明。） 5、犯罪的外国人用什么刑罚 答9、我国刑法中告诉才处理的罪名 答：侮辱罪、诽谤罪、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罪、
⑤ 司法解释可不可以进行扩大解释
不可以，司法解释只能细化，不能扩大解释
⑥ 扩大解释只能立法机关使用吗
有解释权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都可以进行扩大解释、限缩解释。
如最高法院将审判时怀孕的妇女解释为包括羁押时就是扩大解释。
刑法第四十九条【不适用死刑人员】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的人和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
审判的时候已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刑法修正案（八）第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判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答复
([1983]法研字第18号 1983年9月20日公布实施)
三、问：刑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规定：执行死刑前，发现罪犯正在怀孕，应当停止执行，并报请核准死刑的上级人民法院依法改判。现在遇到两种情况，应该怎样执行上述规定？第一种情况是，案件起诉到人民法院前，被告人在关押期间，被人工流产的，可否认为已不是怀孕的妇女了。第二种情况是，法院受理案件时，被告人是怀孕的妇女的，准备给做人工流产后，判处死刑。我们认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无论是在关押期间，或者是在法院审判的时候，对怀孕的妇女，都不应当为了要判处死刑，而给进行人工流产；已经人工流产的，仍应视同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福建、河南、甘肃、浙江、黑龙江、河南）
答：同意你们的意见。对于这类案件，应当按照刑法第四十四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的规定办理，即：人民法院“审判的时候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如果人民法院在审判时发现，在羁押受审时已是孕妇的，仍应按照上述法律规定，不适用死刑。
⑦ 刑法解释的标准是什么2:扩大解释与缩小解释是否影响到司法的公平性
您好，刑法解释按效力划分，可以分为立法解释、司法解释和学理解释内，其中前两个为有权解容释，第三个为无权解释。
刑法解释按方法划分，可以分为文理解释和论理解释。后者又包括扩大解释、缩小解释、当然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
详细的讲解可以看独角兽网校基础阶段刑法老师的课程，老师在课程里面讲解的非常详细，并且也举例说明了。
任何解释方法所得出的结论都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三个有利于”：凡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扩大解释；凡是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凡是有利于被告人的溯及既往，都是允许的。但前提是：不得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⑧ 扩大解释、缩小解释是否一定有利于或不利于被告人。请懂法学的人回答，谢谢！
刑法的设定在于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作为“善良市民的大宪章”、“犯罪人的大宪章”的刑法，刑罚权的指向并不只是国家对于破坏公共生活秩序的公民的一种单向度的镇压和惩罚，而更是在限定刑罚权的范围和强度，从而使其为暴力赋予了正义的光环。因此，刑法的秩序维持功能与自由保障功能必须达到相对的平衡[①]，而这种平衡应当是在具体的社会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环境下实现的。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确定，就是为了保证这一平衡的实现而阐发的。在刑罚权的具体运作中，当刑罚权的施予所依据的事实与法律存在模糊时，作出有利于被告的判断，正是为了提升在国家机器面前作为弱者的被告人的地位，从而验证国家刑罚权的正当性：正当的刑罚比严苛的刑罚更有效。
一、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内涵和理论定位
作为一条刑事司法原则，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是指在适用法律和认定案件事实存在模糊之处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结论。详言之，即在一个具体的刑事诉讼中，当出现对法律理解的不一致，或者案件事实的证明过程中出现不确定的因素时，应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或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认定。因此这一原则不仅是一条确定刑事责任的原则，也应当是法解释中所应秉持的原则。从实体法与程序法的关系上分析，这一原则应贯彻于整个刑事诉讼中，既包括已经能够证明的事实是否符合某一具体的构成要件或者适用刑罚存在疑问时，也包括待证明的事实存在证据不足或是存在相互矛盾时，前者基本上解决的适用实体法律的问题，而且主要是刑法规范的解释问题，后者则主要是证明问题而归属于程序法的范畴。
从这一定义出发，该原则的适用前提包括两种情形：一是，法解释存在疑问时；二是，事实存在疑问时。第二种情形主要是证据问题，对此刑事诉讼理论已经予以较为充分的认识，并在具体规范上予以了贯彻，比如存疑不起诉制度（刑事诉讼法第140条第4款）、审判程序（刑事诉讼法第162条第3项）中均有所体现。而对于第一种情形，在刑法理论中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在一个具体刑事诉讼中，事实认定与适用法律是整个诉讼活动运作的核心所在，前者的基本内容是证据和证明问题，后者实际上在对法规范解释基础上的适用。[②]法规范的解释不仅是较为宏观地从一个静态的法律文本抽象出一般适用的原则和规则，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解决具体的适用问题。“法律不是摆在这儿供历史性的理解，而是要通过被解释变得具体有效。”[③]
这一原则与“有利于被告原则”在使用上有所不同，后者往往是在更为广泛的层面被使用着，比如刑法关于溯及力要坚持“从旧兼从轻”原则、数罪并罚制度中坚持以限制加重原则为核心的折衷原则的规定，以及刑事诉讼法关于上诉不加刑的规定中都有所体现；其理论基础也是体现刑法的自由保障机能，即从刑事法制度上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其不存在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适用的前提即“存疑时”。[④]该原则与疑罪从无原则的区别也是明显的，后者作为一条定罪原则主要是指案件事实不能查清或者不能完全查清时，应当对被告应作出从宽的处理[⑤]，因而疑罪从无原则解决的是当事实存在疑问时的刑事责任的确定问题。
二、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理论基础
拉丁文in bio pro reo即“疑问时有利于被告人”原则，是解决举证结束后适用法律时产生的疑问，其前提是判决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事实的认定尚存在疑问。而这条罗马法中的名言被视为无罪推定原则的法思想源泉[⑥].为了不使刑事诉讼程序悬而不决，基于法安全（Rechtssicherheit）事由，而在规定的期限内结束刑事诉讼程序。该原则为习惯法所承认。[⑦]同样的思想在我国西周时期就已经被详细阐述了。《尚书》云：“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与其增以有罪，宁失过以有赦。”[⑧]对于存疑的案件，可以责令被告人以金赎罪，“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⑨]这一思想对后世法律影响很大。《唐律疏议。断狱》“诸疑罪，各依所犯以赎论”；《大元通制》也规定“诸疑狱在禁五年以上不能明者，遇赦释免”。[⑩]这一思想所表达的内容，仍主要是案件事实不清时作出有利于被告人的决定，而并未包括法解释出现疑问时的处理问题。但是，对于刑罚的施与采取谨慎的态度却是古今中外的共识，尽管所依据的是渲染“仁政”的统治学说，还是维护人权的人道理论之间具有天壤之别。
存疑有利于被告原则的提出，从法治的视野分析，其理论根据就是维护被告人的正当权利，防止刑罚权的滥用，确证国家刑罚权的正当性。由于这一原则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为了便于论述，以下也从这两个层面分别展开论述：
（一） 法规范解释出现疑问时有利于被告的理论根据
从刑法规
⑨ 法律解释中的扩大解释和类推解释究竟怎么区别最好举例子。
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类推解释，而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并不仅仅是用语界限问题。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生命，其理想基础是民主主义与尊重人权主义。罪刑法定原则禁止类推解释，但不禁止扩大解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扩大解释的结论必然符合罪刑法定原则），因此，如何区分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就成为重要问题。
关于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从理论上可以列举许多：其一，从形式上说，扩大解释所得出的结论，并未超出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而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内进行解释；类推解释所得出的结论，超出了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是在刑法文义的“射程”之外进行解释。其二，从着重点上说，扩大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本身，仍然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类推解释着眼于刑法规范之外的事实，是对事实的比较。其三，从与立法者的意思的关系上说，扩大解释，是为了使立法者的意思明确化；类推解释，是在立法者的意思之外主张解释者自己所设定的原理。其四，从论理方法上说，扩大解释是扩张性地界定刑法的某个概念，使应受处罚的行为包含在该概念中；类推解释则是认识到某行为不是刑法处罚的对象，而以该行为与刑法规定的相似行为具有同等的恶害性为由，将其作为处罚对象。其五，从实质上而言，扩大解释没有超出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类推解释则超出了公民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尽管如此，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的界限仍然难以区分。例如，“卖淫”是否包括同性之间有偿的性行为、“同居”是否包括通奸行为、“财物”是否包括财产性利益，就存在疑问。笔者认为，区分扩大解释与类推解释的界限，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在考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的同时，还必须考虑处罚的必要性。一个行为的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将其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为离刑法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越远，则解释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因此，处罚的必要性越高，做出扩大解释的可能性就越大。但是，如果行为超出了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则不管处罚的必要性有多高，也不得解释为犯罪。因为即使危害再严重的行为，如果事先没有将其可罚性告知国民，就不得对该行为定罪科刑。“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大体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一般人都能预想到的含义（核心部分）；第二种情况是一般人都难以想到的边缘部分；第三种情况是上述二者的中间部分。在第一种情况下应当肯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在第二种情况下原则上应否定构成要件符合性；对于第三种情况，则应通过考虑处罚的必要性来决定。例如，盗窃、诈骗数额较大的财产性利益的行为具有处罚的必要性，所以，对“财物”有作广义或扩大解释的必要性。
第二，要通过一般人的接受程度来判断是否会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进而判断某种解释是否类推解释因而违反罪刑法定原则。一种解释结论能否被一般人接受，常常是判断解释结论是否侵犯国民的预测可能性的重要线索。因为当解释结论被一般人接受时，就说明没有超出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当一般人对某种解释结论大吃一惊时，常常表明该解释结论超出了一般人预测可能性的范围。例如，旧中国与国外刑法都将非法侵入住宅罪的构成要件规定为：“无故侵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但仍不退出。”我国的新旧刑法均只有“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表述，但刑法理论千篇一律地将本罪定义为“未经允许非法进入他人住宅或者经要求退出无故拒不退出的行为”。然而，将不退出解释为“侵入”是存在疑问的，可是人们却习以为常而没有异议。由此看来，一种解释结论被人们接受的程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但要强调的是，就某种解释结论而言，不仅要考虑刑法学家、司法人员的接受程度，更要考虑一般人的接受程度。因为一种解释结论能够被一般人接受，就意味着这种解释结论没有超出其预测可能性。犯罪可以大体上分为自然犯与法定犯。一般人容易认识自然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不致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一般人难以认识法定犯的可罚性，故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作扩大解释，容易侵害国民的预测可能性。所以，相对于对有关法定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而言，对有关自然犯的法条的扩大解释的允许程度与范围，可以略为缓和、宽泛。
第三，解释结论与刑法的相关条文内容以及刑法的整体精神相协调时，不宜认定为类推解释。当扩大解释与相关条文产生冲突，与刑法的整体精神相矛盾时，很容易形成类推解释。例如，当刑法条文一直明确将两种现象分别规定时，如果某个分则条文只是规定了一种现象，那么，原则上就不能将没有规定的另一现象解释成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现象，或者说不能将该分则条文的规定扩大解释为其没有规定的现象，否则，会被人们视为类推解释。例如，刑法第六十七条所规定的准自首的主体为“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正在服刑的罪犯”，第三百一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犯罪主体为“依法被关押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二款规定的对象为“押解途中的罪犯、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第四百条规定的是“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罪犯”。这说明，刑法严格将罪犯与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相区别。因此，当刑法明文将犯罪主体限于“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时（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条），不能将“罪犯”解释为罪犯、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否则便有类推解释之嫌。不过，刑法对“犯罪分子”、“犯罪的人”、“有罪的人”的规定，则并不限于已被法院依法判决有罪的罪犯，因而可能包括被告人与犯罪嫌疑人。这种解释不是类推解释，甚至不是扩大解释。再如，将盗窃罪、诈骗罪对象的“财物”解释为包含财产性利益，与刑法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条、第十三条、第六十四条、第九十二条、第二百二十四条等）是协调的，不会产生任何矛盾。又如，刑法第二百五十九条是将“同居”与“结婚”并列规定的，而且法定刑相同，这表明“同居”与“结婚”的危害相当。如果将通奸行为解释为“同居”，则意味着通奸与结婚行为相当，这显然是不协调的。
第四，某种解释结论符合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事实，因而符合刑法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时，不应认为是类推解释。任何用语的含义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而变化的。当社会生活中仅有女性向男性卖淫时，将“卖淫”解释为“女性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男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即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男性向女性提供性服务的事实时，解释者就不能固守先前的解释结论，而应将“卖淫”解释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异性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但是，当社会生活中出现了同性恋现象时，法官必须重新将“卖淫”定义为：“以营利为目的，与不特定他人发生性交或实施猥亵行为。”概言之，社会生活事实发生了变化，相关的用语含义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随着社会生活事实的变化与用语含义的发展趋势所作的解释，不能称为类推解释。因此，组织男性为男性提供性服务的，当然成立组织卖淫罪。
第五，某种解释是扩大解释还是类推解释，应当根据本国的刑法及其用语进行判断，而不能根据外国刑法用语得出结论。例如，日本学者牧野英一认为，具有事务管理可能性的利益或价值也是财物，根据这一学说（事务管理可能性说），像债权这样的权利也是财物。这种观点之所以没有得到日本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的普遍认可，是因为日本刑法明文将财产罪的对象区别规定为财物与财产性利益。既然如此，当然不能认为财产性利益属于财物。不难看出，日本等国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之所以认为“财产性利益”不包含在“财物”的概念中，是因为其刑法明文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在我国刑法没有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并列规定的情况下，就不可能照搬日本的解释。直截了当地说，在刑法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不可能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但在刑法没有明文区分财物与财产性利益的情况下，反而可以将财产性利益解释为财物。反过来也能说明这一点。例如，德国、日本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而是将通常的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将利用机动车抢夺的解释为抢劫。用我们的眼光来看，德国、日本的刑法理论与审判实践似乎在进行类推解释，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在刑法没有规定抢夺罪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将抢夺行为解释为盗窃或抢劫。再如，我国刑法常常将伪造与变造并列规定，因此，在通常情况下，伪造并不包含变造（但也有例外）。但俄罗斯刑法分则条文只使用伪造概念而未使用变造概念，但刑法理论仍然认为伪造包含变造，而这种解释并不被认为是类推解释。所以，在国外属于类推解释的，在中国不一定属于类推解释；反之亦然。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某种解释是类推解释还是扩大解释，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用语含义问题。换言之，某种解释是否被罪刑法定原则所禁止，要通过权衡刑法条文的目的、行为的处罚必要性、国民的预测可能性、刑法条文的协调性、解释结论与用语核心含义的距离、刑法用语的发展趋势等诸多方面得出结论。在许多情况下，甚至不是用语的问题，而是如何考量法条目的与行为性质，如何平衡保护机能与保障机能的问题。相同类型的行为，既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小，而不被解释为犯罪，也可能因为其处罚的必要性大，而被解释为犯罪。所以，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并无绝对的固定界限，只有相对的区分标准。
转自邹建章博客 请采纳
⑩ 在刑法中，我可以把不合理的扩大解释理解为类推解释吗
类推解释与扩大解释均是刑法学中的概念。
类推解释，是指将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推导解释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例如，将强奸罪中的“妇女”解释为包括男子，即男子被强奸也视为法律规定的强奸罪，这就属于类推解释。类推解释在刑法中被禁止。
扩大解释，又称扩张解释，是指对法律用语解释后的含义大于其字面含义，但该含义处于该用语的可能含义范围内。例如，将“自动取款机”解释为“金融机构”，这就是对条文中的“金融机构”的扩大解释。扩大解释在刑法中被允许。
两者的区分标准通常有以下几点：
1、类推解释得出的结论，明显超出了普通人的预测可能性；而扩大解释得出的结论没有超出普通大众的预测可能性；
2、类推解释得出的结论，在用语可能包括的含义范围之外（即词语文义的“射程”之外）；而扩大解释得出的结论，在用语可能包括的含义范围之内（即词语文义的“射程”之内）；
3、类推解释提升了概念的位阶，而扩大解释没有提升概念的位阶；
4、类推解释是对类似事实的类比，而扩大解释是对规范的逻辑解释；
5、类推解释为刑法所禁止，而扩大解释为刑法所允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