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为什么要修改法律效力

① 我国法律效力与法律冲突问题的处理规则是什么

首先宪法最大，所有法律与宪法冲突均无效。
2：其次是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在我国法律一般指全国人大的法律）。
3：再其次是国务院的行政法规。
4：最低的就是部门规章（即国务院各部出台的规章）和地方性法规（即地方人大出台的法规）和政府规章（省市人民政府的规章）。
5：同级的地方性法规大于政府规章，例如省人大法规大于省政府规章。上级的都高于下级的，不管是人大还是政府。
6：部门规章和省人民政府规章如果冲突由国务院决定。（因为国务院的部和省级别一样，地方政府和国务院的部门的最高上级都是国务院，所有由国务院定夺）
7：部门规章和省级人大法规冲突，由国务院提出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省级人大法规就适用省级人大法规，如果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就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定夺。（因为国务院管不了省人大，所以从避嫌考虑，如果国务院认为应适用部门规章的就交人大常委会定夺）

② 我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法官不应具有造法的权力，为什么司法解释却有法律效力呢

司法造法是各国司法实务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成文法本身所存在的局限性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间张力作用的结果。一定条件下的造法职能的存在，也是我国司法裁判的必然要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就可以不断地扩张其造法职能，侵入立法领域。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造法不过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而已。

司法解释“立法化”的成因
第一，长期以来法制的不健全与立法的粗陋、缺乏预见性，是导致司法解释泛立法化的客观基础。共和国的法制建设几乎是从零开始的。1949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要求以蔑视和批判的精神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17条也明确要求：“废除国民党反动政府一切压迫人民的法律、法令和司法制度，制定保护人民的法律、法令，建立人民司法制度。”但是，旧法已去，新法却未随之而立。除建国初期有限的立法外，此后的20余年里基本上未进行任何有效的立法。然而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却并不因此而不发生或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为了因应审判工作之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不得不通过发布一些具有规范性文件性质的司法解释来填补立法上的欠缺与不足。尽管这些文件严格地说可能不属于司法解释的范畴，而是属于“政策性”解释——以司法机关文件的形式表述的国家的民事、刑事政策。经年之下，逐步形成了以司法解释替代立法机关代行立法权的习惯性做法。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权宜之计”。1978年以后，国家对立法的重视及立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本应使这种“权宜之计”逐步消失，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由于长期以来法制建设“欠账”太多，也由于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转型期的剧烈变动之中，立法机关为了回应各个领域内立法的要求，不得不采取“宜粗不宜细”、“先制定、后修改”的策略，使得大量立法从其制定时起就具有粗陋、滞后于社会发展等不足之处，法律规范不能适应社会生活变化需要的情况大量存在。在这种情形下，系统性的、“立法化”的司法解释自然也就成为弥补法律漏洞以因应一时之需的便宜工具。因此，如果说立法机构长期的虚位导致法律的空白进而滋生大量法律解释的诉求是司法解释“立法化”产生的客观根源的话，那么，当前仍然普遍存在的立法内容的简单化、立法技术的粗劣则是导致在法制相对完备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立法化现象不断强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转型期非持续性社会政策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从根本上冲击和改变着建国数十年来一成不变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化的政治体制，社会开始进入了剧烈变动的转型时期。在这一时期里，国家的政治、经济、教育等各项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下形成的社会制度安排，都需要重新审视、重新构建。问题的复杂性与经验的不足，决定了新体制的建立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其间必然有失误、有反复。法律的稳定性与严格的立法过程使得本不完善的法律无法适应剧烈变动的社会生活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政策也就成为推进这一进程的最好手段。为了顺应政策的需要，法律随政策剧烈变动也就日益彰显，本来就没有真正确立的国家立法的稳定性、权威性明显减弱。“由于政策具有灵活性，而法律具有稳定性，在政策变动时，很多法律条文不可能得到及时的修改。这种现象使人们产生一种心理，即法律在一定时间和程度上是可能被忽视甚至被突破的”，认为“国家机关的一些举措虽然违背当时宪法的个别条文，但却是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有利于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属于“良性违宪”，因而是可以接受的。相对于忽视或突破现有法律而言，通过司法解释也就不失为一种较为稳妥而又具有一定“合法性”的权宜之计，并得到理论界的普遍认同。
第三，司法体制的影响。司法裁判本身是一种亲历性的活动，只有亲自参加全案的审判工作，才有可能对各种证据，特别是对证人证言做出准确、合理的判断，而个案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解释方法的多样性以及事物本身属性的多样性决定了对法律文本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审判委员会、个案监督、错案追究等制度的不合理性就在于它无视司法裁判的特点，抑制了法官在审判活动中所理应发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主观上斩断了法官解释法律的努力，法官独立解释法律文本既不被认同和允许，更不被提倡。尽管法官完全可以基于自身对宪法文本（甚至不需要借助对宪法文本的解释）的理解而得出大体相同的结论，却仍不得不寻求最高人民法院的指示———“司法解释”。
第四，司法职业平民化的影响。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得不将法律的解释权进行高度的集中，以试图维护法律在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性”和“一致性”。建国初期，在全面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的同时，旧司法机构中的一大批专门法律人才也在自1952年开始的“司法改革”运动中被逐出司法队伍，代之以大批既无法律专门知识又缺乏法律职业训练的“国家法律工作者”。本来应当加强的法学教育也一直处于低迷状态，法学知识的传播与法律技能的训练也被政治运动所取代。在20世纪70年代末重建法制及司法机关时“无将可用”，不得不从其他机关或事业单位抽调大批非法律专业的人才充实司法队伍。另一方面，由于过分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与工具性，法律并不被视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是解决失业问题、安置复转军人乃至精简政府机构的分流人员等的途径之一，平民化、泛政治化因而成为我国当前并将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继续成为法官、检察官人员结构的基本特征。司法职业的平民化不但是日益严重的司法腐败问题的重要根源，也严重削弱了法官解释法律、正确适用法律的能力，从而在相当程度上增长了法官希望权威机构对法律进行系统解释的需求。即使法官偶尔在个案处理中对法律文本进行解释也常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甚至出现荒谬的结论，而这又反过来导致决策层对法官解释法律文本能力的不信任，并成为不断强化司法解释的作用与地位的心理基础与理论依据。
此外，不可否认的是，理论上对司法解释的肯定和认同，也是司法解释日益扩张、越来越“立法化”的重要原因之一。综观近年来关于司法解释的讨论，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赞同。例如，孙笑侠先生将我国的司法解释分为三类：（1）最高人民法院按规范性形式所进行的普遍性司法解释，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2）地方人民法院针对地方特点对法律、法规进行规范性解释，在一定程度上也创造性地解释了法律、法规；（3）法官个人依主观意志针对具体案件所做的个别性司法解释。孙先生认为：“前两种情况应当认为是可行的。后一种情况就不属于法官造法的范围，应予否定。”孙先生还明确指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权力在今天并没有产生什么副作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应当享有较自由的解释权，而是在于如何促使司法解释的理性化。”再如有的学者认为，新刑法中的许多条文仅属“引申性解释”而没有刑罚规定，因而理应在相关条文中“以适当文字概括进去”或者“以司法解释处理”。郑戈在评论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时曾非常明确地指出：“我们的法理学教科书上所称的‘法律解释’，都是一种创制法或试图创制新规则的活动，在这种活动中，法律规则或者说人的理性不断扩大其疆域，将其原先所未及的与法律有关的事实纳入其中。”理论上的这种局限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实务上的操作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尤其是当理论上的“研究成果”迎合了有关当局的需要时，它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有关当局积极行动的根据，强化其业已存在的某种操作习惯或做法。

③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是

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是：宪法。

④ 我国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由谁决定

我国所有具有法律效力的规范性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决定。

根据《立法法》第七十一条和第七十二条规定，依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其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的部门规章，又因为涉及了两个以上国务院部门职权范围的事项，所以两个部门联合制定了规章。

部门规章在与上位法没有冲突的情况下，适用于全国范围。地方政府一个部门的规范性文件，它的效力劣于部门规章。当两个文件发生冲突的时，适用部门规章。

(4)我国为什么要修改法律效力扩展阅读：

机构职责

1、拟定统计工作法规、统计改革和统计现代化建设规划以及国家统计调查计划，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各地区、各部门的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工作，监督检查统计法律、法规的实施。

2、建立健全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和统计指标体系，制定全国统一的基本统计制度；拟定国家统计标准；审定部门统计标准；组织管理全国统计调查项目，审批各地区、各部门的统计调查计划、调查方案。

3、研究提出重大的国情国力普查计划，经批准后组织实施；统一组织各地区、各部门的社会经济调查，汇总、整理全国的基本统计资料；对国民经济、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等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统计预测和统计监督，向党中央、国务院及有关部门提供统计信息和咨询建议。

⑤ 我国对人的法律效力是哪种

结合主义，以属地主义为主，与属人主义、保护主义相结合。这是近代以来多数国家所采用的原则。我国也是如此。

⑥ 在我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是

我国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最权威的法律

⑦ 为什么说宪法是我国的根本法

宪法（constitution）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是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产物，集中反映各种政治力量的实际对比关系，确认革命胜利成果和现实的民主政治，规定国家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制度，即社会制度、国家制度的原则和国家政权的组织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内容。

对于我国法规采用的大陆法制度，其法规的优先采纳先后顺序为国家《宪法》、各种大法、各种条例、规章规定 。

在宪法制定后，才有各种大法的制定，比如《劳动法》、《兵役法》、《物权法》等等。

在大法制定后，才有国家指定分解性质各种条例，比如《工伤保险条例》、《劳动合同法》、《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烈士褒扬条例》、《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不动产登记条例》等等。同时依据大法规定，各省市制定适应于本省市的条例，比如：《广东省工伤保险条例》、《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天津市物业管理条例》、《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等。

在条例的制定后，各省市、部委还可以制定各种规范、政策，比如：《上海市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规定》、《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城市房屋租赁管理办法》、《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跨省市总分机构企业所得税分配及预算管理办法》等等。

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其规定一个国家最根本的、最主要的问题： 国体、政体、国家的基本国策，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国家机构的组织及其职权等最重要的问题。然后才有在不违反宪法的前提下，国家、省市、部委、地区编制各种条例、规定、方法，从而构成一个法治、和谐社会。

要指出的就是公民遵守所有法律法规是最基本的底线，然后上层的才是道德伦理，再上一个层次才是我们的信仰！

⑧ 为什么制定和修改普通法律要以宪法为依据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在内容上所具有的国家根本法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的法律地位高于普通法，具有最高法律权威和最高法律效力。

宪法是制定普通法律的依据，普通法律的内容都必须符合宪法的规定。与宪法内容相抵触的法律无效。宪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为近、现代实行宪政制度的国家所公认，许多国家的宪法对此都有明文规定。

(8)我国为什么要修改法律效力扩展阅读

宪法作用

1．宪法保障了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宪法促进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建设。

3．宪法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4．宪法促进了我国人权事业和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届、第四届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分别于1954年9月、1975年1月、1978年3月和1982年12月先后制定、颁布了四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⑨ 我国的《反垄断法》对国企有法律效力吗为什么呢

理论上是应该有法律效力的。

因为《反垄断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济活动中的垄断行为，适用本法。
也即是说，只要是经营者在中国境内在中国境内实施了垄断行为，就要受到《反垄断法》规制。
而第三条明确列举了3种垄断行为。

而第七条石关于国有企业的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

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

以上是理论分析，事实上现在也已经出现了几个大型国企作为被告的反垄断法案件，只是还没出判决书。

但是《反垄断法》现实运行中很难对国有企业形成有效规制。原因如下：
1.原被告双方实力差距悬殊，在信息采集和对抗中很难形成均势，而且反垄断法调查很复杂，原告举证有很大难度。加上如今我国《反垄断法》的实施细则很不完善，原告在造作中很很多困难。
2.至今尚未有一个针对国企成功的案例，所以对案件的行政干涉还是个担忧，因为我国行政尚缺乏透明度，加上法律没有细化，有不少漏洞可以钻，暗箱操作事实上很难得到监督。

因此，我国《反垄断法》的有效性（不只是对国企的）只有等第一个真正的反国企垄断行为的案例胜诉后才能确定。否则，这个发相当于就是废法了。

⑩ 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哪部法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为什么

宪法；原因如下：
第一，宪法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专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属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宪治国，而依宪治国的内在要求是宪法至上。这就意味着宪法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至高的法律地位。同时，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需要统一的市场规则，更需要统一的法律制度。保持法制统一，首先要保持法律体系内部的和谐统一。统一到哪里？统一到宪法。宪法所确立的原则是其他法律的立法基础和立法依据。宪法与法律的这种关系，通常被称为“母法”与“子法”的关系，即：宪法为母法，法律为子法。

第二，宪法与法律相比，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宪法第五条第三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宪法在法律体系中具有最高的权威，法律、行政法规的内容和精神都不得与宪法的原则和规定相抵触、相违背，否则，就会因违宪而无效。

第三，宪法是一切组织和个人的根本活动准则。宪法第五条第四款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