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通行全国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编敕

㈠ 宋代"以敕破律"在法制史上有什么地位它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

编敕是宋代常见的立法活动，亦是宋代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法律形式。即是宋代法律变化的集中体现，也是对宋代社会关系的直接、具体的反映。

1、宋代"以敕破律"在法制史上的地位。

宋代的编敕在法制史上提供了一个法律实际应用的先例，采用了灵活的法律形式来弥补常法的不足，使得宋朝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具有极大的灵活性，非常能适应宋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的局面。同时也让我们发现了此方式的局限性，有利于当下法制工作的正确开展。

2、宋代编敕出现说明的问题。

虽然宋初就已经制定了《宋刑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宋刑统》已经满足不了政治经济生活对法律领域的要求，新问题大量出现，社会矛盾激化，《唐律》、《宋刑统》等已有的法律规范都无力解决，因此皇帝发布了大量诏敕。

元丰修敕之前，不仅法典体系混乱，而且元丰编敕之前的数次编敕都是不同性质的法律规范的混合，属于综合性的法律规范。这样再有的情况下，可能因为适用法律规范不同从而刑罚轻重不同，不利于司法官量罪定刑，不利于法律的权威性。

(1)宋朝通行全国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编敕扩展阅读

宋代法规形式

1、编敕

敕是皇帝发布的指示或决定。令日多，为了便于保存和官吏检引,需要汇编成册,这就是编。宋代编敕很多，大抵每一改元，就有一次或数次编活动。

据南宋王应麟所辑《玉海》卷六六和《宋史·刑法志》等书记载,宋代编主要有：《建隆编敕》4卷；《太平兴国编敕》15卷；《淳化编敕》25卷，后来因“其间赏罚条目颇有重者，难于久行,宜重加裁定”,由许骧等刊定为30卷；

《咸平编敕》12卷;《景德编敕》15卷;《大中祥符编敕》20卷；《天圣编敕》12卷；《景编敕》44卷；《庆历编敕》（卷数不详）；《嘉编敕》18卷。上述编敕都早已散失。元丰(1078～1085)以后，单独的编敕几乎不见，往往与令、格、式编纂在一起。

2、条法事类

《宋史·刑法志》记载：南宋孝宗淳熙(1174～1189)初，因、令、格、式合编在一起，内容庞杂,不便于官吏检引,令“令所分门编类为一书，名曰《淳熙条法事类》”共420卷，总门33，别门420。

宋宁宗（1194～1224在位）时，又编成《庆元条法事类》一书,据《玉海》卷六六记载,共437卷。此书现存,但有残缺。宋理宗（1224～1264在位）时又编有《淳祐条法事类》。

按《宋史·刑法志》，淳祐十一年(1251)又根据庆元法与淳熙法对新书进行修订，修改了140条，创入400条，增加50条，删去17条,共430卷。这是宋代最后一次规模较大的法规编纂活动。宋度宗(1264～1274在位)以后无所更动。

3、断例

即判案的成例。宋代规定，“法所不载，然后用例”(《宋史·刑法志》)。例本是补法之不足，但在实际审判中，例起的作用很大，甚至超过法令。《宋史·刑法志》说，“当是时，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从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

据宋朱熹辑《宋名臣言行录·后集》卷1《韩忠献王行状》说,当时官吏多引例断狱，为了贪图财贿，“唯意所去取”。宋王朝为了杜绝弊端，崇宁元年(1102)曾对断例进行编纂。将与法令抵触的内容删去。

南宋乾道元年(1165)，根据刑部侍郎方滋的建议，将绍兴(1131～1162)以来的断例分类汇集成书，名曰《乾道新编特旨断例》。

该书收例547件，共64卷，其中名例3卷，卫禁1卷，职制3卷，户婚1卷，厩库2卷，擅兴1卷，贼盗10卷，斗讼19卷,诈伪4卷,杂例4卷，捕亡10卷，断狱6卷（《宋会要辑稿·刑法一》）。宋代断例现在都已亡失。

4、指挥

原是中央官署对某事临时所作的指示或决定。

一经有过指挥，此后对同类事件就具有约束力，往往与、令并行。《宋史·刑法志》记载，绍兴十年(1140)秦桧专权，“率用都堂批状，指挥行事，杂入吏部续降条册之中……至与成法并立”。后来虽然申明“一时指挥，不可为永法”，实际上往往仍为处理同类事件的标准。

5、申明

中央主管官署就某项法令所作的解释。解释刑统的,称“申明刑统”;解释的,称“申明”“申明”也具有法的效力。《文渊阁书目》卷14有《宋申明刑统》一部。

6、看详

中央和上级主管官署，根据过去的令或其他案卷所作的批示或决定。

据《宋会要辑稿·刑法一》记载，《申明刑统》曾解释：僧道在父母丧内犯，要加凡人四等,后经“大理寺再看详,只合加二等”。主管部门所作的看详，也可以作为以后处理同类事件的依据。

《宋会要辑稿·刑法一》记载，哲宗元元年(1086)八月十二日，曾“修成六曹条贯及看详共三千六百九十四册”。

参考资料：网络-宋代法规

㈡ 简述宋朝法制的严厉化及调节

（一）《唐律疏议》——礼法统一的法典1、《唐律》的修订过程——从《武德律》到《永徽律疏》。唐高祖李渊（公元618---626年）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奏上，是为《武德律》，这是唐代首部法典。《武德律》共12篇500条。唐太宗即位以后，鉴于《武德律》不能完全符合当时的需要，于贞观元年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在《武德律》基础上，参照隋《开皇律》更加厘改，制定新的法典，至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始告完成，称为《贞观律》。《贞观律》仍为12篇500条。《贞观律》的修改。如增设加役流，缩小连坐处死的范围，确定了五刑、十恶、八议以及类推等原则与制度。《贞观律》的修订，基本上确定了唐隋的主要内容和风格，对后来的《永徽律》及其他法典有很深的影响。2、《永徽律疏》的颁行。《永徽律疏》又称《唐律疏议》，是唐高宗永徽年间完成的一部极为重要的法典。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长孙无忌、李绩等在《贞观律》基础上修订，如将原《贞观律》名例篇中的“言理切害”，更为“情理切害”，并作郑重说明：“旧律云言理切害，今改为情理切害者，盖欲原其本情，广思慎罚故也。”最终，奏上新撰律12卷，是为《永徽律》。鉴于当时中央、地方在审判中对法律条文理解不一，每年科举考试中明法科考试也无统一的权威标准的情况，唐高宗在永徽三年下令召集律师学通才和一些重要臣僚对《永徽律》进行逐条逐句的解释，“条义疏奏以闻”，继承汉晋以来，特别是晋代张斐、杜预注释律文的已有成果，历时1年，撰《律疏》30卷奏上，与《永徽律》合编在一起，于永徽四年十月经高宗批准，将疏议分附于律文之后颁行。计分12篇，共30卷，称为《永徽律疏》。至元代后，人们以疏文皆以“议日”二字始，故又称为《唐律疏议》。由于疏议对全篇律文所作权威性的统一法律解释，给实际司法审判带来便利，以至《旧唐书·刑法志》说当时的“断狱者，皆引疏分析之”。疏议的作用至重，学者杨鸿烈在《中国法律发达史》一书中认为，“这部永徽律全得疏议才流传至今”。《永徽律疏》总结了汉魏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不仅对主要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作了精确的解释与说明，而且尽可能引用儒家经典作为律文的理论依据。《永徽律书》的完成，标志《着中国古代立法达到了最高水平。作为中国法制的最高成就，《永徽律疏》全面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水平、风格和基本特征，成为中华法系的代表性法典，对后世几周边国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同时，因此前的《贞观律》等至今都已秩失，所以《永徽律疏》成为中国历史上迄今保存下来得最完整、最早、最具有社会影响的古代成文法典。在中国古代立法史上占有最为重要的地位。（二）十恶1从“重罪十条”到“十恶”。所谓“十恶”是隋唐以后历代法律中规定的严重危害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常赦不原的十种最严重犯罪，渊源于北齐律的“重罪十条。隋《开皇律》在“重罪十条”的基础上加以损益，确定了十恶制度。唐律承袭此制，将“十恶”列入名例律之中。《唐律》名例书仪即云：“五刑之中，十恶尤切，亏损名教，毁裂冠冕，特标篇首，以为明诫。”2唐律中十恶的具体内容：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唐律中“十恶”制度所规定的犯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为侵犯皇权与特权的犯罪，一为违反伦理纲常的犯罪。唐律将这些犯罪集中规定在名例律之首，并在分则各篇中对这些犯罪相应了最严厉的刑罚，而且，唐律规定凡犯十恶者，不适用八议等规定，且为常赦所不原，此即俗语所谓“十恶不赦”的渊源。这些特别规定充分体现了唐律的本质重点在于维护皇权、特权、传统的伦理纲常及伦理关系。（三）六杀、六赃与保辜1、六杀。《唐律》贼盗、斗讼篇中依犯罪人主观意图区分了“六杀”，即所谓的“谋杀”、“故杀”、“斗杀”、“误杀”、“过失杀”、“戏杀”等。唐律的“谋杀”指预谋杀人；“故杀”指事先虽无预谋，但情急杀人时已有杀人的意念；“斗杀”指在斗殴中因为激愤失手而把人杀死的杀人犯罪；“误杀”指由于种种原因错置了杀人对象；“过失杀”指“耳目所不及，思虑所不至”，即出于过失杀人；“戏杀”指“以力共戏”而导致杀人。基于上述区别，唐律规定了不同的处罚。谋杀人，一般杀人罪数等处罚，但奴婢谋杀主，子孙谋杀尊亲则处于死刑，体现了对传统礼教原则的维护。故意杀人，一般处斩刑。误杀则减杀人罪一等处罚。斗杀也同样减杀人罪一等出罚。戏杀则减斗罪二等处罚。过失杀，一般“以赎论”，即允许以铜赎罪。“六杀”理论的出现，反映了唐律对传统杀人罪理论的发展与完善。2、六赃。六赃指《唐律》规定的六种非法获取公私财物的犯罪。唐律要求官吏廉洁奉公，严惩利用职权牟取私利或贪赃枉法的行为，唐律中均规定了较常人犯财产罪更重的刑罚。六赃具体包括以下罪名：一是“受财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枉法裁判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凡官吏受财枉法，赃满15匹处绞。二是“受财不枉法”，指官吏收受财物，但未枉法裁判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即使不枉法，赃满30匹也处仅于死刑的加役流。三是“受所监临”，指官吏利用职权非法收受所辖范围内百姓或下属财物的行为。《唐律》职制篇规定。官吏出差，不得在所到之处接受礼物，主动索取或强要财物的，加重处罚。监临主守官盗取自己所监临财物或被监临人财物的，比窃盗加二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甚至规定，不得向被监临人借用财物；不得私自役使下属人员或利用职权经商牟利；否则依情节分别处以笞杖或徒刑。唐律还规定，官吏应约束其家人不得接受被监临人的财物，若家人有犯，比照官吏本人减等治罪。如监守自盗的比一般盗罪加等处罚，赃满30匹者即绞。四是“强盗”，指以暴力获取公私财物的行为。《唐律》贼盗篇规定强盗处罚更严，虽不得财，也要处罚徒刑2年。持凶器是财者一尺徒三年，十匹及伤人者绞，杀人者斩。五是“窃盗”，指以隐蔽的手段将公私财物据为己有的行为。《唐律》贼盗篇对一般窃盗罪也严格规定，不得财者笞五十，得财者至五十匹处加役流刑。六是“坐赃”，指官吏或常人非因职权之便非法授受财物的行为。《唐律》杂律篇规定，官吏因事授受他人财物的即构成“坐赃”，同时禁止监临主守官在辖区内役使百姓，借贷财物，违者以坐赃论处。六赃的分类与按赃值定罪的原则为后世所继承，在明清律典中均有《六赃图》的配附。3、保辜。指对伤人罪的后果不是立即显露的，规定加害方在一定期限内对被害方伤情变化负责的一项特别制度。唐律规定：“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在限定的时间内受伤者死去，伤人者承担杀人的刑责；限外死去或限内以他故死亡者，伤人者只承担伤人的刑事责任。唐代确定保辜期限，用以判明伤人者的刑事责任，尽管不够科学，但较之以往却是一个进步。（四）五刑与刑罚原则1、唐律中的五刑。唐律承用隋《开皇律》中所确立的五刑即笞、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作为基本的法定刑，其具体规格与《开皇律》稍有不同。（1）笞刑，为五刑中最轻一级刑罚，分为五等，由笞十到笞五十，每等加笞十；（2）杖刑，亦分五等，由六十至一百，每等加杖十；（3）徒刑，分为五等，自徒一年至徒三年，以半年为等差；（4）流刑，分为三等，即流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另有加役流，都是流三千里，但到流放地后要在当地服役三年；（5）死刑，分斩、绞二等。2、唐律中的刑罚原则。（1）区分公、私罪的原则。唐律之所以要区分公罪与私罪，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各级官吏执行公务、行使职权的积极性，以便提高国家的统治效能；同时，防止某些官吏假公济私，以权谋私，保证法制的统一。（2）自首原则。一是严格区分自首与自新的界限。唐代以犯罪未被举发而能到官府交待罪行的，叫做自首。但犯罪被揭发或被官府查知逃亡后，再投案者，唐代称作自新。自新是被迫的，与自首性质不同。唐代对自新采取减轻刑事处罚的原则。二是规定谋反等重罪或造成严重后果危害无法挽回的犯罪不适用自首。凡“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越渡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列”。即对前述犯罪投案的也不按自首处理。因为这些的后果已不能挽回。三是规定自首者可以免罪，但“正赃犹征如法”，即赃物必须按法律规定如数偿还，以防止自首者非法获财。四是自首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实”，对犯罪情节交待不彻底的叫“自首不尽”。《名例律》规定：“自首不实及自首不尽者”，各依“不实不尽之罪罪之。至死者，听减一等。”至于如实交待的部分，不再追究。此外，唐律规定，轻罪已发，能首重罪，免其重罪；审问它罪而能自首余罪的，免其死罪。出于分化打击犯罪的目的，唐律全面系统地发展了传统刑法的自首原则；这些内容影响到后世。（3）类推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断罪而无正条，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即对律文无明文规定的同类案件，凡应减轻处罚的，则列举轻罪处罚规定，比照以解决重案。如疏议举律文说，谋杀尊亲处斩，但无已伤杀重罪的条文，在处理已伤尊亲的案件时，通过类推就可以知道更应处以斩刑。又举例说，夜半闯入人家，主人出于防卫，登时杀死闯入者，不论罪。律文没有致伤的条文，但比照规定，杀已不论罪，致伤更不论罪。唐代类推原则的完善反映了当时立法技术的发达。（4）化外人原则。《唐律·名例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即同国籍外国侨民在中国犯罪的，由唐王朝按其所属本国法律处理，实行属人主义原则，不同国籍侨民在中国犯罪者，按唐律处罚，实行属地主义原则。在当时不仅维护了国家主权，同时也比较妥善地解决了因大量外国侨民前来所引起的各种法律纠纷问题。（五）唐律的特点与中华法系1、“礼法合一”的特点。2、条简要与宽简适中的特点。3、立法技术完善的特点。4、唐律是中国传统法典的楷模与中华法系形成的标志。作为中华法系的代表作，唐律超越国界，对亚洲诸国产生了重大影响。朝鲜《高丽律》篇章内容都取法于唐律。日本文武天皇制定《大宝律令》，也以唐律为蓝本。越南李太尊时期颁布的《刑书》，大都参用唐律。可见唐律不仅在本国，而且在世界法制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一）《宋刑统》与编敕1、《宋刑统》。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在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等人的奏请下，开始修订宋朝新的法典。同年7月完成，由太祖诏“付大理寺刻板摹印，颁行天下”，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全称《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是历史上第一部刊印颁行的法典。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刑统》的编纂体例可追溯至唐宣宗时颁行的《大中刑律统类》。北宋初一度沿用的《大周刑统》，便是《刑统》体例在五代时发展的结果。《刑统》在具体编纂上，仍以传统的刑律为主，同时将有关敕、令、格、式和朝廷禁令、州县常科等条文，都分类编附于后，使其成为一部具有统括性和综合性的法典。《宋刑统》和《唐律疏议》相比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两者的篇目、内容大体相同。《宋刑统》也是30卷，12篇502条。二是《宋刑统》在12篇的502条中又分为213门，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律条及有关的敕、令、格、式、起请等条文作为一门。三是《宋刑统》收录了五代时通行的部分敕、令、格、式，形成一种律令合编的法典结构。四是《宋刑统》删去《唐律疏议》每篇前的历史渊源部分，因避讳对个别字也有改动，如将“大不敬”的“敬”字改为“恭”等。2、编敕。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过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法律效力。编敕，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编敕是宋代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神宗时还设有专门编敕的机构“编敕所”。从太祖时的《建隆编敕》开始，大凡新皇帝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编敕的特点是：（1）仁宗前基本是“敕律并行”，编敕一般依律的体例分类，但独立于《宋刑统》之外。（2）神宗朝敕地位提高，“凡律所不载者，一断于敕”，敕已到足以破律、代律的地步。（3）敕主要是关于犯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所谓“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二）刑罚的变化1、折杖法。《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帐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处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杖后释放。流行折换成脊杖，杖后就地配役。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最的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单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2、配役。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和折杖后的诸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3凌迟。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三）契约与婚姻法规（一）《大明律》与《明大诰》。（1）《大明律》。《大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年开始编修，于洪武三十年完成并颁布天下的法典，共计7篇30卷460条。它一改传统刑律体例，更为名例、吏、户、礼、兵、刑、工七篇格局，用以适应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大明律》在法制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律文简于唐律，精神严于宋律，成为终明之世通行不改的封建大法。明律的制定经过了四个阶段：①吴天年《大明律》。鉴于元末法制败坏的教训，朱元璋曾说：“夫法度者，朝廷所以治天下也”。因此在吴元年（公元1367年）就命左相国李善长等草创律令，编律285条，令145条，到吴元年十二月“律令成，命颁行之”。这是最早拟定颁行的明代法律（《大明律》）。律文按唐律取舍编订，依《元典章》体例按六部顺序编定。为以后的《大明律》奠定了基础。②洪武六年《大明律》。洪武六年（公元1368年）冬又详定《大明律》，次年二月书成，其“篇目一准之于唐┅┅┅分为三十卷”。仿唐律12篇体例，名例律置于最后，内容繁于唐律。经朱元璋“亲加裁酌”后颁布。③洪武二十二年《大明律》。以后又因条例“增损不一”和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0年）废中书省、宰相，遂“更定大明律”。以后例一篇冠首，其下仿《元典章》编纂体例，按六部改为吏、户、礼、兵、刑、工六律，共30卷，460条。隋唐以降（元代例外）沿袭800年的法典结构至此一变。基本条款仍同唐律，只是明律“轻其轻罪，重其重罪”。在立法技术上较唐更为精细，体例也更趋完备和科学。以后又将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的《大诰》，选出147条附于律后。④洪武三十年《大明律》。到了洪武三十年最后完成了《大明律诰》，“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明律从初创到定型，历时三十多年，表明立法的积极与慎重态度。（2）《明大诰》。朱元璋在修订《大明律》的同时，为防止“法外遗奸”，又在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至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间，手订四编《大诰》，共236条，具有与《大明律》相同的法律效力。《明大诰》集中体现了朱元璋“重典治世”的思想。大诰是明初的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大诰之名来自儒家经典《尚书·大诰》，原为周公东征殷民时对臣民的训诫。明太祖将其亲自审理的案例加以整理汇编，并加上因案而发的“训导”，作为训诫臣民的特别法令颁布天下。大诰对于律中原有的罪名，一般都加重处罚。大诰的另一特点是滥用法外之刑，四编大诰中开列的刑罚如族诛、瘃首、断手、斩趾等等，都是汉律以来久不载于法令的酷刑。“重典治吏”是大诰的又一特点，其中大多数条文专为惩治贪官污吏而定，以此强化统治效能。大诰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空前普及的法规，每户人家必须有一本大诰，科举考试中也列入大诰的内容。明太祖死后，大诰被束之高阁，不具法律效力。（三）明清会典。（1）《大明法典》。明英宗时开始编修，孝宗弘治十五年初步编成，但未及颁行。武宗、世宗、神宗三朝重加校刊增补。《大明会典》基本依照《唐六典》以六部官制为纲，分述各行政机关职掌和事例。在每一官职之下，先载律令，次载事例。故《大明会典》就其内容、性质与作用来看，仍属行政法典，起着调整国家行政法律关系的作用。（2）《大清会典》与清代行政法。为了规范国家机关的组织、活动，加强行政管理，提高官吏的统治效能，自康煦朝开始，清廷仿效《明会典》编定《清会典》，记述各朝主要国家机关的职掌、事例、活动规则与有关制度。计有康煦、雍正、乾隆、嘉庆、光绪五部会典，合称“五朝会典”，统称《大清会典》。自乾隆二十七年编纂《乾隆会典开始，《清会典》的编纂一直遵循“以典为纲，以则例为目”的原则，典、例分别编辑遂成固定体例。“会典”所载，一般为国家基本体制，少有变动。具体的变更，则在增修“则例”中完成。（一）司法机关1、唐宋时期的司法机关。唐代沿袭隋制，皇帝以下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大司法机构，执行各自司法职能。宋沿唐制，在中央设置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1）大理寺。（2）刑部与审刑院。（3）御史台。（4）唐代的“三司推事”。唐代中央或地方发生重大案件时。由刑部侍郎、御史中丞，大理寺卿组成临时最高法庭审理，称为“三司推事”。有时地方发生重案，不便解往中央，则派大理寺评事、刑部员外郎、监察御史为“三司使”，前往审理。此外，唐代还设立都堂集议制，每逢发生重大死刑案件，皇帝下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以示慎刑。（5）地方司法机关，唐代地方司法机关仍由行政长官兼理。州县长官在进行司法审判时，均设佐史协助处理。州一级设法曹参军或司法参军，县一级设司法佐、史等。县以一乡官、里正对犯罪案件具有调解处理的权力，结果须呈报上级。宋代地方州县仍实行司法与行政合一之制。但从太宗时起加强地方司法监督，在州县之上，设立提点狱司，作为中央在地方各路的司法派机构。提点刑狱司定期巡视州县，监督审判，详录囚徒。凡地方官吏审判违法，轻者，提点刑狱司可以立即处断；重者，上报皇帝裁决。2、明清时期的司法机关。中央司法机构为刑部、大理寺、督察院。一改隋唐以降的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体系。（1）明代刑部增设十三清吏司，分掌各省刑民案件，加强对地方司法控制；清代刑部是清朝的主审机关，为六部之一，执掌全国“法律刑名”事务，下设十七清吏司分掌京师和各省审判事务，还设有追捕逃人的督捕司、秋审的秋审处、专掌律例修订的修订法法律馆。刑部是清朝最重要的司法机构，在处理全国法律事务方面一直起主导作用，主要负责：一是审理中央百官犯罪；二是审核地方上报的重案（死刑应交大理寺复核）；四是处理地方上诉案及秋审事宜；五是主持司法行政与律例修订事宜。（2）明代大理寺掌复核驳正，发现有“情词不明或失出入者”，驳回刑部改判，并再行复核。如此三改不当者，奏请皇帝裁决。依清律规定，大理寺的主要职责是复核死刑案件，平反冤狱，同时参与秋审、热审等会审，如发现刑部定罪量刑有误，可提出封驳。（3）明代都查院掌纠察。主要是纠察百司，司法活动仅限于会审及审理官吏犯罪案件，并无监督法律执行的原则。设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清承明制，都查院是全国最高监察机关，负责监察百官风纪、纠弹不法，同时负有监督刑部、大理寺之责，如刑部、大理寺发生严重错误，可提出纠弹。亦可参与重大案件的会审。中央上述三大司法机关统称“三法司”。对重大疑难案件三法司共同会审，称“三司会审”。（4）地方司法机关。3、管辖制度。明朝在交叉案件的管辖上，继承了唐律“以轻就重，以少就多，以后就先”的原则，同时又规定：“若词讼原告、被论在两处州县者，听原告就被论官司告理归结”，反映出明朝实行被告原则，减少推诿的立法意图。此外，明朝实行军民分诉辖制，凡军官、军人有犯，“与民不相干者”，一律“从本管军职衙门自行追问”。“在外军民词讼”有涉“叛逆机密重事”者，可允许“镇守总兵参将守备等官受理”。若军案衙门与当地官府，“一体约问”。从中反映出明代军事审判程序的健全与管辖制度的完善。4、延杖与厂卫。（1）延杖。即由皇帝下令，司礼监监刑，锦衣卫施刑，在朝堂之上杖责大臣的制度。皇帝法外用刑，加深了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对法制实施造成恶劣影响。（2）“厂”、“卫”特务司法机关。这既是明代司法的一大特点，又是有明一代的一大弊政。“厂”直属皇帝的特务机关。“卫”是指皇帝任命亲信“提督”明末曾下令尽毁锦衣卫刑具，不许再用。到明后期，厂卫特务多达十余万，严重地干扰了司法工作。其一，奉旨行事，厂卫作出的裁决，三法司无权更改，有时还得执行。其二，非法逮捕行刑，不受法律约束。（二）诉讼制度三，清末司法体制的变化（一）司法体制的变革与四级三审制清政府对旧的诉工提和审判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也仅流于形式。表现在：1．清末司法的变化。改刑部为法部，掌管全国司法刑政事务；改大理寺为大理院，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实行审检合署。2．实行四级三审制。确立一系列近代意义上的诉工制度，实习感四级三审制，制定了刑事案件公诉制度.证据.保释制度；审判制度社会实行公开.回避等制度。初步规定了法官及检察官考试任用制度；改良监狱及狱政管理制度。（二）领事裁判权与审判和会审公廨1．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主要内容。又称“治外法权”，是外国侵略者在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所规定的一种司法特权。凡在中国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其在中国的侨民不受中国法律管辖，只由该国的领事或设在中国的司法机构依其本国法律裁判。确立于1834年7月22日在香港公布《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及税则》及随后签定的《虎门条约》，并在其后签定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得以扩充。（1）内容。中国人与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间的诉公依被告原则；相同领事裁判权国家公民之间的诉讼由所属国审理；不同国家的侨民之间的诉公适用被告主义原则：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与非享有领事裁判权国家的侨民之间的争公前者是被告则适用于悲哀高主义原则，后者是被告，则由中国法院管辖。（2）审理机构。一审由在华领事法院或法庭审理；二审上诉案件有3各国建立的上诉法院审理；终审案件，则由本国最高审判机关受理。（3）后果。严重破坏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同时也是外国侵略者进行各种犯罪的护身符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工具。2．观审制度。西方列强取得在华领事裁判权后确立的强行干预中国审判的制度即外国人是韵告的案件，其所属国领事官员也有权前往观审，如认为审判.判决有不妥之处，可以提出新证据等。这种制度是原有领事裁判权扩充，是对中国司法主权的践踏。3．会审公廨。1864年清廷与英、美、法三国驻上海领事协议在租界内设立的特殊审判机关。凡涉及外国人案件，必须有领事官员参加会审；筏中国人内与外国人诉公案，由本国领事裁判或陪审，甚至租界内纯属中国人之间的诉工也由外国领事审判并操纵判决。它的确立，是外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扩充和延伸。

㈢ 宋代为什么会出现编敕

敕是皇帝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起初并不是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编敕是对于散敕的汇编，是使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从而使编敕在宋代成为重要的法律形式。

㈣ 中国法制史试题 宋朝的法制指导思想

一、单项选择题

1．夏朝的法制观是
A.奉"天"罚罪 B.威侮五行 C.禹刑 D."昏、墨、贼、杀"

2．商朝思想政治范畴的罪名是
A.腹非罪 B."乱政"、"疑众" C."好党" D.妄言罪

3．赎刑作为一个制度始于
A.夏 B.商 C.西周 D.春秋

4．春秋时期，首次公布成文法典的国家是
A.郑 B.晋 C.齐 D.楚

5.战国时期，提出"刑无等级"法治主张的是
A.韩非 B.商秧 C.李俚 D.吴起

6．秦时主张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的是
A.李斯 B.韩非 C.商鞅 D.李俚

7．《盐铁论》称之为"论心定罪"的司法审判方式指
A.文字狱 B.春秋决狱 C.秋审 D.三司推事

8．中国古代社会中第一部儒家化的法典是
A.《九章律》 B.《傍章》 C.《泰始律》 D.《唐律疏议》

9．科举制首创于
A.隋 B.唐 C.元 D.清

10．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官史选任采取
A.任子 B.察举 C.九品中正制 D.征召

11．中国古代经济立法最活跃的时期是
A.秦 B.唐 C.宋 D.元

12．封建五刑和"十恶"最早规定于
A.《北齐律》 B.《晋律》 C.《唐律疏议》 D.《开皇律》

13．汉朝提出一套唯心主义"君权神授"理论的思想家是
A.董仲舒 B.班固 C.蔡邕 D.叔孙通

14．唐律规定，殴打或谋杀祖父母、父母的行为构成
A.不孝 B.恶逆 C.大不敬 D.不义

15．首创以程朱理学为程式的经义取士制度的朝代是
A.唐 B.宋 C.元 D.清

16．元朝地方官吏编制的一部法律汇编是
A.《元典章》 B.《大元通制》 C.《经世大典》 D.《至元新格》

17．元朝中央最高行政机关是
A.理藩院 B.宣政院 C.大宗正府 D.中书省

18．充军作为正式刑名，始自
A.宋朝 B.明朝 C.清朝 D.元朝

19．明代中央的审判机关是
A.大理寺 B.都察院 C.刑部 D.御史台

20．首创市舶制度的朝代是
A.唐 B.宋 C.明 D.清

21．清朝特别创立的刑罚有
A.发遣 B.充军 C.枷号 D.刺字

22．中国历史上最后一部以刑为主、诸法合体的法典是
A.《大清律集解附例》 B.《大清律例》 C.《大清新刑律》 D.《大清会典》

23．清朝在广州设立的对外垄断代理商行称
A.申明亭 B.十三行 C.官本船 D.市舶司

24．清末立法中带有商法总则性质的是
A.《商人通例》 B.《公司律》 C.《奖励华商公司章程》 D.《大清商律草案》

25.首次规定废除帝制、确立共和制的立法是
A.《临时约法》 B.《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C."天坛宪草" D."贿选宪法"

26．《临时约法》规定的立法机关是
A.立法院 B.参议院 C.参政院 D.国会

27.南京国民政府普通法院的审级制度为
A.二级二审制 B.三级三审级制 C.四级三审制 D.四级四审制

28.南京国民政府实施时间最长的宪法性文件是
A.《中华民国宪法》 B."五·五宪草" C.《训政纲领》 D.《训政时期约法》

29.抗日民主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是
A.党中央 B.参议会 C.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 D.人民代表会议

30.新民主主义时期，规定少数民族自治权的立法是
A.《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 B.《华北人民政府施政方针》
C.《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 D.抗战施政纲领

二、多项选择题
1．《九章律》在《法经》六篇基础上增加了
A.《傍章》 B.《户律》 C.《兴律》 D.《厩律》 E.《张杜律》

2．唐律规定的赃罪有
A.受财枉法 B.受所监临 C.强盗 D.窃盗 E.坐赃

3．元代科举包括的级别是
A.乡试 B.差遣 C.会试 D.殿试 E.致仕

4.明初"刑乱国用重典"的内容包括
A."重典治史" B.镇压"犯上作乱" C.德主刑辅 D.治乱世用重典 E.推行法治

5．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法篇目包括
A.总则 B.债 C.物权 D.亲属 E.继承

三、名词解释

1.宗法制
2.编敕
3.朝贡贸易
4.地丁合一
5.三三制

四、简答题

1．"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则是什么？
2．简述清末修律的指导思想。
3．简述《中国土地法大纲》的主要内容。

五、论述题

1．试论唐初法制的指导思想。
2．试述《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主要特点及意义

参考答案

一、单项选择题
1．A 2．B 3.C 4.A 5．B 6．A 7．B 8．C 9.A 10.C 11.C 12.D
13.A 14．B 15．C 16．A 17．D 13．B 19．C 20．A 21．A
22．B 23．B 24．A 25．B 26．B 27．B 28．D 29．B 30．C

二、多项选择题
1．BCD 2．ABCDE 3．ACD 4.ABD 5．ABCDE

三、名词解释
1．宗法制--是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与国家制度相结合，维护贵族世袭统治的制度。周初系统地确立了宗法制。西周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周天子是天下的大宗，而受封的诸侯对天于是为小宗，但在本诸侯国则为大宗，以下的卿大夫同理。对于异姓贵族，通过联姻也纳入宗法关系。全国上下以周天子为核心，由血缘亲疏不同形成了竞相拱卫的等级体制。

2．编敕--是宋代编纂历年所颁敕文的立法活动，由此所产生的敕文集也称编敕。编敕属于一般法，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

3．朝贡贸易--明朝官方允许的一种对外贸易，是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性贸易。通商国家要受明朝的册封、经明廷发给朝贡"勘合"方可来华朝贡，同时允许附带与中国商人贸易，这一阻碍海外贸易的落后制度一直被明坚持。

4．地丁合一--雍正年间，在全国推行"摊丁入地"的赋役改革，即以省为单位，将已固定的丁银数额平摊至田赋银之上，使丁银成为田赋银的附加税。丁银的征收与田赋银的征收完全合一，总称"地丁银"，也被称作为"地下合一"。地丁合一制完成了唐两税法以来赋役合并的演变，是中国赋役制度的重大发展，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一定意义。
5．三三制--为团结各阶层人民参加抗战，抗日根据地的施政纲领规定，在政权建设中贯彻"三三制"的原则，即在抗日政权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代表无产阶级和贫农；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绅士。

四、简答题
1．《晋律》第一次将之列入律典，作为定罪量刑的原则。封建礼制以丧服为标志表示亲属间的远近关系，共有五等，即"五服"制。按五眼制的标准，愈亲近者，卑犯尊，处罚越重；尊犯卑，处罚越轻。愈疏远者，卑犯尊，处罚较亲近者为轻；尊犯卑，处罚较近者为重。这一原则使法律成为"峻礼教之防"的工具，从而确立了后世法定亲等制度。

2.1902年，清廷命沉家本等为修律大臣，并下达下谕，规定修律的指导思想是："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此后又陆续发布上谕，反复强调其指导思想，表示绝不能动摇"三纲五常"这一"数千年相传之国粹，立国之大本。"

3．宣布废除封建性、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确定以乡村为单位、按人口平分一切土地的土地分配方法；确认农民对所分得土地的所有权；确定土地改革的合法执行机关为乡村农民大会、贫民团大会、区县省级农民代表大会；确定保护工商业原则。

五、论述题
1．（1）唐大宗继位前夕，确定了"安人理国"的总方针，初唐法制的指导思想，便是这一总方针在立法、执法上的体现。（2）唐初的法制指导思想有以下三个方面：其一，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德主要是指君主要以"宽仁治天下"；礼，主要是指以封建纲常对臣民进行教化。强调治国必须兼有德礼和刑罚，二者的关系是"本"和"用"的关系，德是根本的、主导的，刑是辅助的、派生的。其二，立法要宽简、划一、稳定。宽，是宽大，主要指立法内容方面，其基本点是轻刑，尽可能使人不致陷于犯罪，或犯罪后得到较轻的处理；简，是简约，主要指立法形式方面，其基本点是简明，使百姓通俗易懂，使官吏便于掌握。立法划一是保证断罪量刑准确的必要前提，不但要将律文统一，还要将律条的解释统一，还要求保持法律的稳定性。其三，执法要求审慎。强调办案必须严肃、慎重，审断应有证据；对于死刑的执行尤其慎重。

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特点是，试图从各个方面限制和防范袁世凯的复辟，巩固

辛亥革命的成果。其中包括：第一，改《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总统制为责任内阁制，以"防总统之独裁"；其二，进一步扩大了参议院的权力，加强国会对总统的监督；其三，规定了严格的修改程序，以防袁世凯随意撕毁约法。（2）《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是中国近代历史上唯一一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宪法性文献，其主流是好的，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也有局限性，其旨在约束反革命力量，却又拱手交出政权，没有涉及土地问题，没有充分地发动群众，因而最终被袁世凯所背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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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立法指导思想
1、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分裂割据
2、崇文抑武，儒道兼用
3、强调慎法，法贵力行
4、义利并和，通商惠工
二、立法概况
1、刑统：《宋刑统》，中国法制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2、编敕：将皇帝若干年内所颁的针对一时、一事、一地的无普遍适用效力的“散敕”进行整理，删除重复、矛盾及无普遍指导意义者，分类汇编，经皇帝批准后颁布。
3、编例：由中央司法机关大理寺、刑部编集的判例汇编。
4、条法事类：《淳熙条法事类》、《庆元条法事类》、《淳佑条法事类》
三、法学成就
宋慈：《洗冤集录》，是中国乃对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比较完善的法医学专著。
四、宋朝法制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宋朝刑事法律
一、定罪量刑的原则
重法地与《盗贼重法》：对一些重要地区的盗贼犯罪论以重法。
二、刑罚制度
刑罚的变化：①折杖法；②刺配；③凌迟。
三、罪名
新设“天地坛非执事辄临”与“盗剥桑柘之禁”罪名
第四节 宋朝民事法律
一、民事法律关系
二、物权：义庄
三、债权
四、婚姻家庭与继承权
第五节 宋朝行政法律
一、行政组织
二、监察制度
三、官吏管理制度
第六节 宋朝司法制度
一、司法机关
新设审刑院
二、诉讼审判制度
1、大案奏裁制
2、鞫谳分司制
3、翻异别推制
4、务限制度
5、理雪制度
三、监狱制度

㈤ 宋朝的法律形式除了敕令格式外还有什么

还有断例、指挥、看详、申明。

宋代颁布的大部分法律制度都是根据已经发生过之后的事情内制定的，因此大部分容都为敕，大量的编敕的出现，使得原来居于正统位置的《宋刑统》受到了十分严重的冲击，一直到宋仁宗掌权期间，便开始设立了专门的编敕所。

将宋代历年来所颁布的敕令进行统一编排，从而让其成为了正式的法令，并付诸实施。到了宋神宗掌权时期，则直接规定了采取以敕代律的方式。这成为宋代法律的一个独特之处。

(5)宋朝通行全国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编敕扩展阅读：

由于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是通过兵变造反才登上了皇位，因此宋代的统治者为了避免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就开始不断的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和武官的权力，而中央集权在法律方面上的表现就是皇帝直接对于立法进行参与，颁布众多的敕令来加强自己对于法律制度的控制，同时许多的审判活动皇帝也直接的进行干预，进一步将司法权力收归到中央。

从宋太祖时期，就开始每天亲自参与到监狱中的囚徒管理等事务当中，在宋太宗时期，皇帝直接设置了审刑院，并且由皇帝直接进行管理，在仁宗时期，宋仁宗也经常直接进行相关案件的审判。皇帝直接的参与到法律审判的过程中，是宋代加强中央集权的重要体现。

㈥ 宋朝法律制度有哪些重大发展

宋代法律制度 第一节宋代法律制度

一、两宋的法律思想
宋代以科举取士，重文轻武，遂摆脱了前代门阀、武臣的羁绊，朝政议论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从而导致了政治、思想上较为自由的风气，这种风气也影响到法律思想方面。
有宋一代，应当说是懂法的皇帝最多的一个朝代和讲究法律的一个朝代。这或许也是两宋以一个积贫积弱的王朝何以维持三百多年之久的原因之一。从整个两宋的法制变化来看，其法律思想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北宋初至仁宗朝末年；神宗熙丰变法以后到北宋末年；南渡后至宋亡于元。
二、宋代法律内容的主要发展变化
（一）行政法律规范
两宋的行政体制正处在由唐向元、明、清过渡这一历史时期，使得有宋一代行政律法十分庞杂。历朝均对行政律法有所编纂，如至今尚可见到的《吏部七司法》残卷及《景定吏部条例》等，但终宋之世却没有一部象《唐六典》或明清《会典》那样的集一代行政法之大全者。
两宋的行政律法仍以职官为纲目编制，故对官吏的铨选、考课、奖惩仍为其主要内容。此外对文书管理的规定趋于完备，在中央由中书省、门下省和枢密院分掌。行政与司法进一步结合，行政处分与刑罚相辅而行。尤其是随封建商品经济，发展有关手工业、商业方面行政律法日渐增多。
（二）．两宋行政律法的特点
（1）皇帝君权的集中与臣僚事权的分割
如前所述，宋代历朝皇帝为使高度的中央集权不致旁落，采取了一系列分割臣僚事权的措施，在职官设置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职”、“差遣”制度[29]。上至宰辅重臣，下到州、县长官均受到来自不同机构的牵制，如相权的一分为三，监司巡检制，通判的设置等。皇帝不再担心某个大臣的判逆，因为每个人都权限不大，且彼此都是和应当是皇帝的“耳目之司”。
（2）“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
在各级官府设置上，有几个平行机构，彼此各管一摊，又互不隶属而直统于皇帝，这是体制上的分权结果。但皇帝尤感不足，在具体的官吏任用上，尤其是对朝臣的重用上，遵循“异论相搅”的用人原则，即参用政见不同者，使彼此“各不敢为非”，显例如神宗朝的王安石与司马光。其次是“不任官而任吏”，官与吏相比，前者权势大易自作主张，而后者权势小只能谨守成法。自徽宗时始，便诏令地方州县长官详理刑狱，不得假手胥吏。这些特点，使皇帝能够“一纸下郡县，如身使臂，如臂使指，无有留难，而天下之势一矣”
（三）刑事法律规范
1．刑事政策
两宋刑事政策在《唐律疏议》基础上多有损益，主要变化有以下几点：
（1）维护地主对佃农的特权
随着均田制向租佃制的转化，地主和佃客便成为两宋社会的两大对立阶级。朝廷通过刑事立法公开维护地主对佃客的特权。哲宗元祐年间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31]。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还严禁佃客控告地主。如果佃客犯主，“虽直不佑”。这种刑事政策，助长了地主对佃客的压迫，到南宋末年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32]。南宋钟相曾指出：“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把起义的矛头直接对准朝廷不公正的法制。
（2）限制适用“请”、“减”、“当”、“赎”法
封建法制“辟贵施贱”的传统，在两宋特殊情况下，不仅起不到强化其统治基础的作用，反而使“不肖自恃”，形成朝廷潜在的威胁。因此，两宋除个别皇帝治下以外，大都对犯赃私罪的官吏适用“真刑”。例如，哲宗绍圣年间规定：“重禄人受乞财物，虽有官印，并不用请、减、当、赎法”。《庆元条法事类》亦规定：“诸私铸钱者，不以荫论，命官不在议、请、减之例”。 朝廷对一般百姓犯罪，也限制适用赎刑。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曾诏：除妇女犯杖以下，非故为，可赎铜以外，其余不得以赎论处。从整个宋代来看“赎法惟及轻刑而已”。
（3）增加附加刑、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以减少死刑的适用
随着编敕的增加，死刑条款也随之剧增。仅仁宗天圣三年（公元1025年）就断大辟2436人。断死刑数比唐代增加几十或上百倍。尖锐的阶级矛盾不容许朝廷大规模使用极刑。于是朝廷采取两种办法加以调节以控制死刑：
一是扩大“奏请敕裁”的范围，即对于某些可判可不判处死刑的人犯通过刑部，报中书奏请皇帝裁夺，裁夺结果实际上大都不判处死刑；
二是增加附加刑以贷死刑，例如乾道十年（公元1174年）皇甫谨受赂及侵盗官物入己至死，孝宗不判他死刑，但判处了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脊杖三十、刺面、籍设、配牢城等七种刑罚，除配牢城为主刑以外，其余六种均为附加刑。
（4）肆行“恩宥”
由于犯罪日多，“刑用滋章”，统治者不能不通过“恩宥”之制来加以缓解。宋代恩宥之制主要有大赦、曲赦、德音三种，又统称为贷雪。《宋史?刑法志》载：“凡大赦及天下，释杂犯死罪以下，甚则常赦所不原罪皆除之。凡曲赦，惟一路或一州、或别京、或畿内。凡德音，则死及流罪降等，余罪释之，间亦释流罪，所被广狭无常”。
此外，还有录囚降释之制，如：“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往往杂犯死罪以下，第降等，杖笞释之，或徒罪亦得释，若并及诸路，则命监司录焉”[35]。
两宋时期赦降之频“于古未有”。徽宗在位二十五年，而大赦二十六，曲赦十四，德音三十七。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竟致岁至四赦。朝廷原本想以此来“荡涤瑕秽”，“使人洒心自新”，以“感召和气”。但行之过频，“有罪者宽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结果是“刑政紊而恩益滥矣”。
（四）．宋代刑罚制度的变化
（1）折杖法
《宋史·刑法志》说：“太祖受禅，始定折杖之制”。建隆四年颁行“折杖法”，意在笼络人心，改变五代以来刑罚严苛的弊端。新的“折杖法”规定：除死刑外，其他笞、杖、徒、流四刑均折换成臀杖和脊杖。具体的折换办法是：笞杖刑一律折换成臀杖，依原刑等分别杖七下至杖二十下，杖后释放。徒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三下至二十下，杖后释放。流刑折换成脊杖，依原刑等分别杖十七下至二十下，杖后就地配役一年。其中加役流则脊杖二十，就地配役三年。折杖法使“流罪得免远徙，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
折杖法对缓和社会矛盾曾有一定作用。但对反逆、强盗等重罪不予适用。具体执行当中也存在流弊，《宋史?刑法志》就曾说：良民偶有过犯，致伤肢体，为终身之辱，而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
（2）配役
配役刑渊源于隋唐的流配刑。推行折杖法之后，原有的流刑实际上便称为配役。为补死刑与折杖后的配役刑刑差太大，有轻重失平之弊，朝廷遂增加配役刑的种类和一些附加刑，使配役刑成为一种非常复杂的刑名。
配役刑在两宋多为刺配，刺是刺字，即古代黥刑的复活；配指流刑的配役。刺配是对罪行严重的流刑罪犯的处罚。刺配缘于后晋天福年间的刺面之法。宋初刺配并非常行之法，《宋刑统》也无此规定。太祖时偶一用之，意在补推行折杖法后，死刑与配役刑之间刑差太大的弊病。但仁宗以后，刺配的诏敕日多，刺配之刑滥用，渐成常制。
配役刑两宋使用最多，南宋时被判此刑者一度竟多达十余万人。配役刑虽然改变了推行折杖法后轻重失平的状况，但也带来不少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崇宁年间，蔡京建议仿《周官》推行“圜土”法，将应配人犯禁锢在“圜土”内。但由于经费或管理上的困难而旋行旋罢。
刺配对后世刑罚制度影响极坏，是刑罚制度上的一种倒退，在宋代和后世都曾颇遭非议。
（3）凌迟
作为死刑的一种，凌迟始于五代时的西辽。是一种碎而割之，使被刑者极端痛苦，慢慢致人死亡的一种酷刑。史书说受刑者往往“身具白骨，而口眼之具尤动，四肢分落，而呻痛之声未息”。仁宗时使用凌迟刑，神宗熙宁以后成为常刑。至南宋，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作为法定死刑的一种。
（4）管置[46]
管置，指将犯人安置到一定地区进行改造的刑罚方法。可能创于北宋中期，类似于当今的管制刑，主要适用于被除名、勒停（勒令停职）的官吏。管置刑分为：“羁管”（羁系而管束之）；“编管”（“迭送他所，量力役作时限，无得髡钳”）；“编置”（或称“安置”、“居住”，轻于编管，谓编籍而安置之）等。各刑又有地理远近（或为本州，或为邻州，或为远州）之分和年限多少之别。
（三）民事经济法律规范
1．所有权——所有权的发生，添附、相邻关系，质权
两宋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义利并重”的思想逐渐取代了“贵义贱利”的思想，民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宋初统治者注重对所有权加以保护，并规定：“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太祖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进一步规定印契（红契）制度及税契制度，即用官府加盖红印的契据确认土地所有权，以收取契约税的形式保护土地交易的合法性。
有宋一代，因不抑兼并政策和两宋之际的战乱，引起所有权的频繁变更。当时是“人户交易田土，投买契书，及争讼界至，无日无之。”[47]这就使宋王朝不得不对所有权的立法作较前代更多的规定，以稳定经济秩序，维持社会安定。宋初就曾诏令：“垦田即为永业”。“满五年，田主无自陈者，给佃者为永业”。[48]并于宋太祖开宝二年(969)设立印契(红契)制度。以后又完备了税契制度。以法律确认和保护私人所有权。人说宋代“官中条令，惟交易(指田产交易)一事最为详备” [49]。这当不是夸大之词。
两宋所有权已划分为动产所有权（宋称物主权）与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宋刑统》对动产如宿藏物（埋藏物）、阑遗物（遗失物）、漂流物、无主物、生产蕃息等所有权都作了明确规定。同时对不动产（田宅）所有权的转移，包括租佃、典、押等形式，都规定要书面立契并取得官府承认，即所谓：“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否则，发生纠纷，法律不予保护。
从当时官府对所有权取得的具体规定中，可以推知：动产所有权之取得，以占有或掌握为必要，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只以管业收租为条件。
（1）动产所有权——宋时称物主权——的取得分述如下：
一是埋藏物的发现——宋时称宿藏物。《宋刑统?杂律》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于他人地内得宿藏物，隐而不送者，计合还主之分坐脏论”。又：“其借得官田宅者，以见(现)住见佃人为主。若作人及耕犁人得者，合与佃住之主中分。其私田宅，各有本主，借者不施功力，而作人得者，合与本主中分；借得之人既非本主，又不施功力，不合得分。”
值的一提的是：“若得古器，形制异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这也许可算作是古代的文物保护法吧。
二是遗失物的取得——《宋刑统?杂律》称阑遗物，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得阑遗物，满五日不送官者，各以亡失罪论”。对遗失物的处理，规定得颇为详尽：
“诸得阑遗物，皆送随近县，在市得者，送市司，其金吾各在两京巡察得者，送金吾卫。所得之物……其经三十日无主识认者，收掌仍录物色，目榜村坊门经，一周年无人认者，没官”。
此外，对遗失家畜的处理亦颇为详尽，恕不一一例举。
三是漂流物之处理——《宋刑统?杂律》承唐杂令，其卷二十七“地内得宿藏物门”载：“诸公私竹木，为暴水漂失，有能接得者，并积于岸上，明立标榜，于随近官司申谍。有主识认者，江河五分赏二分，余主五分赏一分。限三十日，无主认者，入所得人”。
四是无主物的占有——《宋刑统?贼盗律》卷二十“贸易官物门”载：“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疏议曰：山野之物，谓草木药石之类，有人已加功力，或刈伐或积聚”。由此来看，先占而取得无主物，是法律所容许的。
五是生产蕃息之归属——《宋刑统?名例》卷四“赃物没官及征还官主并勿征门”载： “生产蕃息，本据应产之类而有蕃息，若是典生出举，而得利润皆用后人之功，本无财主之力，即非孳生之物，不同蕃息之限，所得利物，合入后人。其有展转而得，知情者，蕃息物并还前主，不知情者，亦入后人。”可见，至宋，已对自然和法定孳息加以区别了。
（2）不动产所有权——宋称业主权——的转移略
不动产在宋称为业，其所有权称为业主权，种类主要有租佃权，典权、押权等。不动产所有权的标的物主要是田宅及其它“定着物”。
对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必须书面立契，且得到官府承认，始得成交。《宋刑统?杂律》卷二十六“受寄财物辄费用（公私债负）门”载：“质举及卖田宅……皆得本司文牒，然后听之”。
为了杜绝争讼，宋代还专门编绘了有关地界图册，对每一处田地标明四至及主人姓名。如有田地争讼，作为赁断质证。史载这种地界图册：登记其坐落、地目、地积等则，形状、四址、权利人姓名等。
值得注意的是，至宋已有所有权接份共有的记载。宋人刘克庄在其《后村先生大全集》中有卖田骨的记载。所谓田骨即“一地两主，系将土地分为两层、称上层为田皮(面)，下层则谓之田骨(底根)。”而所有权的共同有则表现在始于唐宋的祭田、族产及墓田上。只是每人的份额是不明确的。
至于不动产的典权、押权至宋也已十分发达，在有关债的一节中将述及。
（3）添附和相邻关系
其时的法律规定中多有与《拿破仑法典》相近的内容。有关添附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十五之三》载：“景德三年(1006)二月诏：赁官屋者，如自备添修……徒居者，并听拆随。”“即委监官相度，如不亏官，亦听。”又：“今年，如元(原)典地载木，年满收赎之时，两家商量。要，即交还价值；不要，取便斫伐，业主不得占各。”[50]又：“如内有种植林木……估价与所卖田土一处依法召人承买。木价钱给还原载人户。若系见佃人承买，即止纳买地价线。从之。”
综上所述，同今日民法中处理添附物的方法，原则上基本相同。
有关相邻关系的问题，《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之二十八》载：“地原从官地上出入者，买者不得阻碍。宅舍亦开。且新旧间架丈尺阔狭，城市乡村等紧慢去处，并量度适中，估价务要公当，不致亏损公私。”又：“居住原有出入行路，在见出卖地者，特与存留。”
2．典卖与时效
（1）典卖。宋代典卖又称“活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取赎》卷九“典主迁延入务”一案颇有代表性。该书载：“在法：‘诸典卖田产，年限已满，业主于务限前取赎，而典主故作迁延占据者，杖一百’。赵端本合照条勘断，且以其年老，封案。兼赵端伪写税领，欺罔官司，其奸狡为尤甚。今不欲并加之罪，且将两项批领当厅毁抹，勒令日下交钱、退业。”
（2）消灭时效及时效的中止。在宋代的民事法律规范中，对时效问题，已有较详细的规定。有关取得时效的规定，在所有权取得一节中可见，此处主要就有关丧失时效的内容列述如下：
宋太祖建隆三年(962)，敕曰：“如是典当限外，经三十年后并无文契，及虽执文契，难辩真虚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见佃主一任典卖”。
后又于《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中，引用唐长庆二年八月十五日敕文对收赎期限加以修改：“经二十年以上不论，即不在论理之限”。又《宋会要辑稿?食货一之二十三》载：“如十五年外，不令收赎，今详年限稍远，欲乞限十年内许……限满不赎。从之”。又《名公书判清明集?户婚门?争业下》卷五“侄与出继叔争业”条载：“分财产，满三年而诉不平；又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从上述材料中，还可以看出，随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事流转的加快，时效期限日益缩短这一民法发展的特点，在宋代已有明显的体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至迟至宋，已有了类似今天民法关于时效中止的规定。《宋刑统?户婚律》卷十三“典卖指当论竞物业门”载：“有故，留滞在外者，即与出除在外之年。”
且规定：“如出限，许逐人陈诉其经由，官司曲意阻难及迁延时日者，并重寘典宪”。[54]可见，当时官府对时效问题是较重视的。
3．债法与契约关系的发展
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庆元条法事类》中还有对抵押权和留置权的规定。宋代流行的契约主要有买卖契约、租赁契约、借贷契约等[55]。其中有关土地的租赁称佃，租佃制是当时法律调整的最重要的债务关系之一。宋初就明定租佃双方应以契约规定租佃关系，佃农被官府登入户籍，称为“编户齐民”。仁宗时曾诏令：佃户起移有一定自由，“不取主人凭由”。但随着土地兼并的加剧，至南宋，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又有所强化。法律对负债出逃者严加稽查，以维护债权人的利益。
（1）债的发生
两宋因契约所生之债占大多数，当然还有其它形式引发的债权，《宋刑统》与《庆元条法事类》在买卖契约的法律规定上，强调双方的“合意”性，对强行签约违背当事人意愿的，要“重寘典宪”。同时维护家长的财产支配权。即“应典卖物业，或指名质举，须是家主尊长对钱主或钱主亲信人，当面署押契贴。或妇女难于面对者，须隔帘亲闻商量，方可成产交易。”
（2）买卖契约。宋代买卖契约分为绝卖和活卖与赊卖三种。绝卖为一般买卖。宋代“活卖” 又称典卖，即通过让渡物的使用权收取部分利益而保留回赎权的一种交易方式。因典卖田宅者多为贫困之人，他们过期无力回赎时，就使得有钱人以低廉的代价获得田宅的所有权，而使自己蒙受损失。赊卖是采取类似商业信用或预付方式，而后收取出卖物的价值。这些重要的交易活动，都须订立书面契约，取得官府承认，才能视为合法有效。
（3）租赁与租佃契约。宋时对房宅的租赁称为“租”、“赁”或“僦”。对人畜车马的租赁称为庸、雇。以房屋租赁为例，宋朝法律规定很详细。即所谓“假每人户赁房，免五日为修移之限，以第六日起掠（收房租），并分舍屋间椽、地段、钱数，分月掠、日掠数，立限送纳。”
两宋租佃土地活动十分普遍。地主与佃农签订租佃土地契约中，必须明定纳租与纳税的条款，或按收成比例收租（分成租），或实行定额租。地主同时要向国家缴纳田赋。若佃农过期不交地租，地主可于每年十月初一到正月三十日向官府投诉，由官府代为索取。
（4）借贷契约。宋代法律因袭唐制，对借与贷作了区分。借指使用借贷，而贷则指消费借贷。当时把不付息的使用借贷称为负债，把付息的消费借贷称为出举。并规定：“（出举者）不得还利为本”，不得超过规定实行高利贷盘剥，以防激化社会矛盾。
3．婚姻法规
宋承唐律,规定：“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并听婚嫁。”违犯成婚年龄的，不准婚嫁。宋律禁止五服以内亲属结婚，但对姑舅两姨兄弟姐妹结婚并不禁止。另外，《宋刑统》还规定：“诸州县官人在任之日，不得共部下百姓交婚，违者虽会赦仍离之。其州上佐以上及县令，于所统属官亦同。其定婚在前，任官居后，及三辅内官门阀相当情愿者，并不在禁限。”
在离婚方面，仍实行唐制“七出”与“三不去”制度，但也有少许变通。例如《宋刑统》规定：夫外出三年不归，六年不通问，准妻改嫁或离婚。但是“妻擅走者徒三年，因而改嫁者流三千里，妾各减一等。”如果夫亡，妻“不守志”者，宋《户令》规定：“若改适（嫁），其见在部曲、奴婢、田宅不得费用”。严格维护家族财产不得转移的固有传统。
4．继承法规
两宋法律在继承关系上，有较大的灵活性。除沿袭以往遗产兄弟均分制外，允许在室女，享受部分继承财产权。同时承认遗腹子与亲生子享有同样的继承权。至南宋又规定了绝户财产继承的办法。绝户指家无男子承继。绝户立继承人有两种方式，凡“夫亡而妻在”，立继从妻，称“立继”。凡“夫妻俱亡”，立继从其尊长亲属，称为“命继”。继子与绝户之女均享有继承权，但只有在室女的（未嫁女），在室女享有四分之三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四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只有出嫁女的（已婚女），出嫁女享有三分之一的财产继承权，继子享有三分之一，另外的三分之一收为官府所有。
5．禁榷律法
宋代财政匮乏，禁榷是其获取财政收入的重要方法之一。宋代禁榷（专卖）范围有所扩大，除传统的盐、酒、茶外，矾、铁、煤等均列为禁榷物种。在禁榷律法中，以盐法、茶法、酒法最为重要和完备。盐法是有关盐的煮制、买卖和贩运方面的法律。在中央有三司中的盐铁使，在地方有各产盐地和商埠所设场务专理盐的专卖。其时分为盐的官运、官销和商运、商销两种方式。盐法规定：犯私盐一两，笞四十。但因官盐价高，私贩是禁而不绝。酒法是有关酒的酿制、征税和专卖等方面的律令。宋代称酒的专卖为“榷酤”。酿酒的酒曲由官府垄断，禁民间私造，违犯者重至处死。官府严格控制酒的制售且税课繁重。后人评价“历代榷酤，未有如宋之甚者”。
（二）诉讼审判制度的特点
1．宋代皇帝多亲自断案。徽宗时更常以御笔手诏断罪，“变乱旧章”。凡对“御笔断罪”执行不力者，多以“大不恭”论处。此类判决多不依法，更不许诉冤。
2．重视证据和现场勘验。为重口供定有“翻异别勘”制度。因犯人翻供，所关情节重大，一般换法官审理，称“别推”；若换司法机关审理，则叫“别移”。官府设有专门的勘验官并制有详细的勘验格式，南宋时还颁布了《检验格目》，重视对犯罪现场的勘验和取证。客观上推动了其时法医学的发展。著名的《洗冤集录》等法医学著作的出现，与此有直接关系。
3．宋代对民事诉讼定有明确的时效规定，称“务限法”。对刑事案件，也依案件性质情节的轻重大小，定有不同的审结期限。对防止积案，发挥司法职能有积极作用。
（三）审判监督制度的特点
宋代除了审判机构间上下、左右监督外，还设立了较完备的审判监督制度。在中央扩大御史台司法职能，太宗时曾设御史台推勘官，分赴地方审理大案。在地方，提刑司监督州县司法，这成为后世巡按制度的渊源。此外，还专门规定有平反冤案及错判案件的“理雪制度”与“推勘院”

㈦ 宋朝的民事法律规范有哪些

（一）户籍制度

宋朝初期，租佃制经济关系广泛地发展起来。租佃制是一种以契约为纽带的经济关系，佃农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则向佃农收取定额租或分成租。宋建立以后，在户籍管理上改变了隋唐以来部曲“随主之属贯、又别无户籍”的状况，将全国户口分为主户和客户，将佃编人客户，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不再是地主的私属。编户分为“乡村户”与“坊廊户”，乡村分五等主户。主户有等弟之分，客户无等弟之别。户等确定后即成为国家赋役大小的依据。因此宋朝以“五等了产簿”登录户等丁口，即所谓版籍，每三年修定一次，以反映户等的升降情况。主户在法律上对国家承担各种赋役，因而是政府控制的重点对象。

宋代的丁不分主客，均为赋役的对象。成丁的年龄为二十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男子，各户男丁都在政府掌握的“丁账”上记录。为了防止通过“别籍异财”降低户等，以减轻对国家承担的赋役，宋朝采取抑制析产分居的政策，并以法律强制执行。凡欲析户之家必须向官府申请，并履行一定的程序，才算合法。

由于户口是国家赋役的基础，因此宋朝把户口的增减作为考核州县官吏政绩的标准之一。一些官吏趁机在版籍中增加虚户，求得升赏，以致出现了户多了少的问题。

（二）典卖制度

有关土地的典卖，在唐时只是偶而出现。然而至宋朝，典卖不仅成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开始制度化。

典卖与一般卖出不同，一般卖出是作绝，不能收赎。典卖是活卖，在一定期限内可以收赎，因此典价比卖价低许多。由于典卖土地绝大部分是农民，因此通过确定典卖制度，地主们不仅贱价取得土地的收益，而且当农民到期无力收赎时，便依法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宋朝法律是明显偏袒典主的，《宋刑统》规定：典契“证验显然者”方许收度，“并无文契，难辨真伪者，不在论理收赎之限”，这样便为典权人取得所典买回宅的所有权提供了方便。

根据宋律，对土地、房屋等的典卖必须向官府纳税和订立书面契约。典契中须注明标的具体情况以及担保人，典当契约的时效一般定为三十年，“经三十年后”，“不在论理收段之限”。宋朝在典卖的法律行为中，保护家长对财产的处分权。凡典买卖产业，必须家长和买主“当面署押契贴”，如果家长在化外（古代指中国域外）或阻于战争，一时难返，须要呈报州县，给予凭由，才能商量交易。卑幼如果擅自典卖，或者伪造在签署尊长姓名，依法重断。

为了保护典权人的利益，严禁“一物两典”，如有重复典卖者，业主、中人、邻人并契上署名人“准盗论”，并须将钱退还给典主。业主无力退还，勒令典契上署名的中人，邻人共同赔偿，典当物仍旧归第一个典权人所有。

（三）所有权与债权

宋时所有权已经区分为不动产所有权（业主权）和动产所有权（物主权）。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垦田、买卖、继承和受赐。动产所有权的取得主要是宿藏物的发现，阑遗物的取得，漂流物的获取，无主物的占有，以及生产孳息的归属。

在不动产的所有权中，土地的所有权是核心。为了进一步从法律上承认土地的私有权，在北宋初期，就已经出现了作为官府正式承认土地所有权的凭证——红契。不动产所有权的转移不仅需要书面契约，而且要取得官府承认。宋朝建立了较为完备的税契制度，印契是解决土地纠纷的重要根据，凡“交易有争，官司定夺，止凭契约”。

两宋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债权法的发展，其内容较唐代进一步丰富。宋代对债的发生、履行或不履行、债的消灭、债的担保均有具体的法律规定。

宋代债的发生，主要是基于契约。有关契约标的、价格及其计算、期限等均有相当完备的法律规定。除因契约而发生的债之外，也有因侵权行为或行政原因而发生的债。在债的担保方面，出现“三人相保”、“保人代偿”、“连保同借”等多种形式。据《庆元条法事类》的规定，已具有近代民法中抵押权、留置权的内涵。此外，也有人身担保和定金的担保。关于债的履行或不履行，《宋刑统》中有详细、具体的规定，对于逾期不履行债务，按标的数额及迟误日期分别处刑，并责令赔偿。

两宋的契约种类主要是买卖契约、借贷契约和租赁契约。买卖是宋朝主要的债权债务关系。买卖分绝卖和活卖（典质）。买卖田宅必须经“立契”的法定程序，几加盖官印的称为“红契”，表示国家确认。不加盖官印的称为“白契”，经过官府验契收税称为税契，也具有较高的法律效力。买卖契约订立之后，卖主要承担“担保责任”，如在一定期限内发现买卖标的物有瑕疵，允许买主更改或废弃契约。宋时作为买卖关系发展标志之一的，是“赊卖”的出现。赊卖是凭信用赊贷，至一定时期再付现钱。

宋律继承唐律的有关规定，对于借贷契约的成立采取“任依私契，官不为理”的不干涉原则。但是对借贷的利息则有明确的限制，违律取利，要受到制裁。对过期不偿者，可以告官审理，由官府强制赔偿。但是如“负债不告官司，而强牵财物，过本契者，坐赃论”。

在租赁契约中，主要是土地的租赁。随着土地制度的私有化转变。在剥削方式上也由租佃制取代部曲制，由此广泛出现了让度土地使用权以收取地租的租佃契约。在租佃契约中须写明祖佃双方及邻保姓名、地租形式，租佃契约的期限自一年至数年不等。为了强化国家对农民的统治，使农民摆脱对于地主的人身依附，宋仁宗时下诏肯定了封建租佃契约的自由与合法性。

（四）婚姻家庭制度

宋朝婚姻立法大体沿袭唐制。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子女的权利相对有所提高。但与此同时，理学的精神束缚力也对两宋婚姻家庭立法有着明显的影响。《清明集》中，多处出现“一女不事二人”，“相守以死”的字样。妻的财产并归夫所有，妆奁田产，如果被夫典卖，也不算违法，即使妻欲典卖，也要由其夫出面立契。

两宋的继承法较唐律详尽，根据“户令”：“诸应分田宅者及财物，兄弟均分”，“兄弟之者，子承父分，兄弟俱亡，则诸子均分”。特别是对女子继承财产的分配规定了许多细则。根据两宋法律的规定，遗腹子、私生子、义子与赘婿的继承权也受法律保护。遗腹子与已出生的亲子权利基本相同，而对于私生子（当时称别宅子），不论是否同居或同籍，只要有证据证明与其父的血缘关系，官府即承认他的地位，并有一定的财产继承权。

两宋在唐代“遗嘱处分”的基础上也有所发展。例如：立遗嘱人有年龄限制，遗嘱以书面为有效，并要经官印押，否则不予承认。还规定“遗嘱满十年而诉者，不得受理。”

综括上述，两宋封建经济的发展，为民事法律规范的充实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其调整范围的宽泛，有关户籍、典卖、婚姻、继承方面的细密规定，均为前代所未有。

㈧ 宋太祖赵匡胤做哪些立法活动

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

宋太祖赵匡胤为了巩固统一,维护封建秩序,开始了一系列立法活动?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防止割据分裂为立法指导思想,崇文抑武,儒道兼用,大度兼容,强调慎法,实施轻刑?同时,宋朝调整经济的法律法规,在我国经济立法史上形成了较完备的经济法律体系,使宋朝成为我国古代民商事及经济立法最为活跃的朝代,对商人给予了较往常更多的尊重,对后来的经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起到了奠基的作用?

宋太祖赵匡胤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建立北宋政权?为了巩固统一,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封建秩序,宋太祖在即位后不久,就命工部尚书兼判大理寺窦仪等人修订法律?

窦仪是前朝元老,懂得如何修订法律?

他和苏晓?奚屿?张希逊?陈光父?冯叔向等人,在总结唐朝和后周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编纂了宋朝第一部刑法典《宋建隆重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共30卷?

《宋刑统》修成后,宋太祖于963年下诏刻版印刷颁行全国,成为我国法制史上第一部刻版发行的封建法典?

《宋刑统》颁布后,中经宋神宗?宋哲宗?宋高宗几朝数次修改?但由于它是宋朝开国以来第一部法典,继承皇位的几代君主都不敢轻易修改,所以,每次改动都很小?

从法律形式上看,宋朝的敕书应用极为广泛,经常使用敕书来处断案件,从而使敕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法律规范?

敕发布多了,时间一长,前后敕有抵触,必须进行汇编整理,删去过时的,保留现有用的,这就是“编敕”?把散敕中一事一例的判例,经过汇编整理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原则,通行于全国的法律条文?可见,编敕是宋朝立法活动中一项非常重要的法律形式?

宋朝编敕极其频繁,每逢新皇帝即位,同一皇帝改变年号,都要重新编敕?宋朝皇帝改元多,编敕也就多,以至于到底有多少部编敕,实难统计?

编敕实质上是对《宋刑统》的重大修改?而且,与刑统相比,编敕可以随时发布,运用起来灵活得多,统治者随心所欲地经常编敕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就形成了律敕并行,即在保持《宋刑统》的应有法律效力的情况下,提高敕的地位,在审断案件时加以引用?这是宋朝立法的特点?

宋朝在刑事法方面有盗贼重法?折杖法,以及刺配和凌迟?

为加强中央集权,稳定社会秩序,宋统治者开始对一些重要地区盗贼犯罪论以重法,以严惩窝藏盗贼的行为?

随后,出于京畿地区安全的考虑,将京城开封及诸县划为“重法地”,规定凡在“重法地”内犯贼盗罪者,适用比《宋刑统》重的处罚?后来重法地的范围扩大到一些非重法地?

宋朝首创折杖法?折杖法就是将笞?杖?徒?流等四种刑罚折抵为一定数量的杖刑的刑罚制度,其总体趋向是使刑罚减轻?

赵匡胤

㈨ 编敕和以敕代律是什么立法活动的主要特点

编敕和“以敕代律”是宋朝立法活动的主要特点。
编敕
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版诫。南北朝后期敕成权为皇帝诏令的一种。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依宋代成法，皇帝的这种临时命令须经中书省“制论”和门下省“封驳”，才被赋予通行全国的“敕”的效力。
编敕，是指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编敕是宋代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

㈩ 宋朝的立法概况有哪些

一、《宋刑统》

宋朝建立之初，在巩固统一、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思想指导下，积极着手立法工作。

宋太祖建隆四年（公元963年），依照工部尚书判大理寺卿窦仪的建议，宋太祖命窦仪及苏晓、奚屿、张希逊、陈光父、冯叔向等人，在总结历朝法律法令的基础上，编纂了宋朝的第一部刑事法典——《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并于同年八月下诏“摹印颁行”，从而使《宋刑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刊版印行的封建法典。

我国古代刑书，自秦商勒“改法为律”后均称为律，至唐末出现刑律附载有关格敕的（大中刑律统类），刑书的名称和体例发生了一定变化。《宋刑统》的体例，即仿自唐末的《大中刑律统类》、后唐的《同光刑律统类》和后周的《显德刑律统类》。这种始于唐末完备于后周的综合性刑事法律，就是宋朝主要法典——《宋刑统》的历史渊源。由传统的律到刑统，是法典编制体例上的一个变化。所谓“刑律统类”或“刑统”，一般以刑律为主，而将其他刑事性质的敕、令、格、式分载在律文各类之后。依律目分门别类地加以汇编。《宋刑统》的编纂，正是这种法律形式和立法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宋刑统》就其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除“折杖法”，很少增损。但是它收集了自唐代开元二年（公元714年），至宋初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近一百五十年间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并从宋朝现实需要出发，加以审定和汇编。综观《宋刑统》，是以刑律为主，律文之后附以经过选录的敕令格式中的刑事规范。这种律、敕并重合编的形式，是宋朝立法的特点之一，同时也为以后明清律例合编的体例，创立了模式。

《宋刑统》共三十卷，十二篇五百零二条，篇目和基本内容与《唐律疏议》大体相同，但每律详细分门，合计二百一十三门，这是宋初立法形式的又一变化。《宋刑统顺采取的律敕合编的体例，显示出在专制主义强化时代，敕令调整范围逐步扩大，其重要性也在不断提高。由于《宋刑统》是宋朝开国以来第一部法典，历代都没有太大的变动，因此《宋刑统》“终宋之世，用之不改”。

二、编敕

敕的本意是尊长对卑幼的一种训诫，南北朝以后敕成为皇帝诏令的一种。编敕，是一个个单行的散敕的汇编，是使敕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立法程序。《宋史·刑法志》说：“宋法制因唐律、令、格、式，而随时损益则有编敕”，明确指出了“编敕”在宋朝立法中的重要地位。《宋刑统》虽然也附列了太祖初年的某些重要诏敕，但是还不能适应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形势，以符合统治阶级进一步强化封建君主专制的需要，因此在宋朝立法史上就出现了“敕律并行”乃至“以敕代律”的状况。

敕作为皇帝发布命令的一种形式，在我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下，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效力，可以随时补充、修改甚至废弃法律，也可以对特定的案件作出裁决而置律文不顾。但由于敕通常对特定之事或特定之人而发，为一时之权制，起初并没有成为具有相对稳定性和普遍性的法律。随着宋代专制皇权的发展，由皇帝批准再由中书省颁发的敕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开始具有“丽刑各轻重”、“比事依条断遣”的功能，可以随时补充、修改律文。敕虽不如律稳定，却具有灵活性，因而为统治者所乐于运用，以致于出现除了朝廷之外，“一司、一路、一州、一县，又另有敕”。由于敕指导了国家的司法实践，并且又大都是针对一事、一地的单行法，适用范围广泛，数量也随之增多，真宗时敕竟多达一万八千五百五一五条。为了把日积月累。零散驳杂的敕令加以分类整理，删去重复矛盾之处，然后冉加以颁布，使之上升为特定的法律形式，取得普遍的效力。

宋各朝皇帝都进行编敕。宋初建隆四年编成新敕四卷一百零六条，称为《建隆编敕》，与《刑统》并颁天下，从太宗起便逐渐进入了频繁编敕时期。如果说神宗以前是律、敕并行的时代，那么至神宗便进入了以敕破律、以敕代律的时代。编敕的盛行，从立法上反映了皇权的加强，但敕出律外，造成了法令不一，法司借此任意援引以行其私。

三、编例

来神宗以后法律形式的变化，不仅在于编敕地位的提高，而且在于例的发展。所谓例，就是成例，也就是用前事的处理作为后事处理的标准。宋朝在审判中适用例，最初是临时性的措施，以后因有利于司法镇压，遂成为惯例。

“例”有两种：一为“断例”，亦即案例；二为“指挥”，即尚书省与吏、户、刑部对下级官身的指示。、例的适用，不仅“法所不载，然后用例”，而且可以“引例破法”，结果使得法网严密，尤其便于吏胥营私舞弊。同时，也给明清两代例的使用带来很大影响。

由于“例”被赋予法律效力，而且广泛使用，随之而产生了“编例”的问题。神宗以后各朝都有编例的活动。

南宋，在敕、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并行和编敕的基础上，将敕令格式以一事”分类统编，形成了《条法事类》这一新的法典的编纂体例。

编敕与成例，是宋朝统治集团手中灵活的武器，为封建皇帝随意以个人意志取代法律提供了极其方便的途径。但是也出现了“因一言一事辄立一法”，“烦细难以检用”的流弊，为各级司法官吏提供随意取舍、出入人罪的方便，使法律制度趋于紊乱，从而走向宋王朝统治集团主观愿望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