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中的法律知识

⑴ 跪求1500字的《东京审判》观后感，要求从法律角度阐述

《东京审判》观后感
《东京审判》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盟国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进行审判的那段历史。东京审判从1946年5月开庭，持续到1948年11月宣判终结，历时两年零七个月，最终把东条英机等7名战犯送上绞刑架。
这部戏的很多镜头都让我难以忘怀。印象最深的应该就是开头,是因为法官的座次问题，梅汝敖坚持一定要按日本签定投降书的顺序排列法官的座次，因为这关乎中国的尊严，这是一个中国人的坚持,铮铮铁骨,义正词严，最终,法庭长只能对梅汝敖说：你成功了……还有一段对话让我印象很深：
“中国会因为有你这样的斗士而自豪！”
“我不是斗士，我是法官，中国的法官”
这短短的两句话让我震撼，它表达了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自信，让我为中国有这样的一个法官而感动。在法庭上，许多犯人竟无视法官的存在，有的脱鞋，有的痛哭，还有一个甚至站起身来打了前面一个人的头，说：“东条，我要杀死你！”这个犯人就应为装病而逃脱了一次死刑。
第二次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当进入法官问讯时，东条英机、板垣真四郎等战犯却异口同声地说道“我无罪”，这是无视国际法律、无视人道主义的军国主义表现。在审判过程中，东条英机、板垣真四郎等说，“我们出于同情和友谊”，“我们是热爱和平的日本人”，“我们是自卫战争，不违反国际法的战争”，“日本没有侵略满洲的任何行为”。更加令人痛恨的是，在抗日战争中，日本竟杀死了二百零一万五千多个中国人！
决定死刑时，浓重的压抑，激昂的斗志充斥了荧屏，一个砰然摔碎的水杯，一个不大的投票箱，梅汝璈慷慨激昂的讲话，紧紧揪住了我的心。在决定是否死刑的面前，11个法官决定用投票的方式来采取反对或赞同。尽管早已经知道了答案，但我依然不知所措。 “反对”“反对”“赞成”“反对”“反对”“赞成”“反对”，我的心已经开始发凉了。失望，不，绝望已经开始浮现于眼前，11个法官如果按这个频率出现，中国将没有任何的机会！
“赞成”“赞成”“赞成”“赞成”，漫天的乌云突然消散了，心里别提多敞亮了，真有拨云见日，花开月明之感。痛快！我们应该牢牢记住这些名字：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广田弘毅、东条英机、武藤章、板垣征四郎、木村兵太郎，记住并永远把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以警示我们，警示后人。
梅法官又赢得了胜利，他用对战争犯的正确判处,告慰了百万被屠杀的中国国民的亡魂。 而今，这些曾经给中国人民，给亚洲人民造成深重苦难，巨大损失的恶魔们却被供奉到了日本的靖国神社，供其朝拜，这种公然给战争罪犯招魂的行径是对正义的亵渎，公理的践踏！
这部电影让我知道了中国的历史，日本人烧杀掠夺，经过八年奋战，中国终于打败了日本。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小小的岛国，竟敢如此猖狂？而中国这样一个具有辉煌历史的泱泱大国却不堪一击呢？妈妈告诉我，日本早在19世纪，就已经打开国门，向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技，壮大自己的军事力量；而中国即从清代以后，就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神州大地惨遭日军铁蹄践踏，不正说明了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么？长大后，我一定要好好报效祖国，不让中国再受欺负、受侮辱！能够然古老中华为我们这新一代而感到骄傲和自豪！身体里流着中国鲜血的我，绝不会忘记这段历史，历史的记忆代代相传！
东京审判的法律意义
东京审判的法律意义也是很深的。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确立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一次重要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对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东京审判，正式名称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组织机构、诉讼程序等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根据宪章规定，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美、中、英、苏、澳大利亚、加拿大、法、荷、新西兰、印度和菲律宾11国各派一名法官组成，由澳大利亚法官威勃担任庭长。与法庭组成人员相对应，在盟军最高统帅下面，还设立了国际检察处，由11国各派1名检察官组成，作为一个起诉机关，在审判中代表11个国家担任原告。由于其负责对甲级战犯的控诉，权限非常大，故首席检察官即检察长便由美国人并且是麦克阿瑟的亲信季楠担任。
参加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学界成员主要有法官梅汝璈，检察官向哲濬，法官助理杨寿林，检察官顾问倪征等。在两年半漫长的审判中，向哲濬检察官、倪征顾问等尽心敬业，有时常常是废寝忘食，全力寻找各种证据，在一次次的辩论中，以一桩桩铁证历数了各个战犯的种种侵华罪行。在定罪量刑阶段，梅汝璈法官又日夜与各国法官反复磋商，最后终于将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这三个对中国人民犯下累累罪行、欠下无数血债的战犯，连同东条英机等一起共7人，送上了绞刑台，为受到日本侵略者残害的中国以及亚太地区人民伸张了正义。
东京审判在现代国际法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首先，东京审判确立了现代战争犯罪的新概念。1625年，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指出，对于违反国际法的犯人，捕获者或审判者有权处其死刑。但是，一直到二次大战前，战争犯罪的概念仅局限于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行为，如杀人、放火、奸淫、虐俘、残害平民等。东京审判（包括之前的纽伦堡审判）将战争犯罪的概念予以扩展，增设了破坏和平罪与违反人道罪。并通过审判实践，对这两种犯罪予以法理上的阐明。
东京审判确立的第二项新的战争罪是破坏和平罪，对于此项罪名，在法庭审理中曾有过激烈争论。被告方以两个质疑试图否定法庭的管辖权：一、被告们参与战争时，侵略战争是否已被定为犯罪？如果当时不定为犯罪，那么即使到了现在（审判时）定为犯罪，被告也是无罪的，因为“法律不能溯及既往”；二、纵使当时已定为犯罪，参与其事的个人是否也应该负责？
东京审判强调，上述两项质疑，早在纽伦堡审判时即已解决，其法理依据为：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公认为是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罪行”，这已由一系列国际公约所证明。东京审判指出，纽伦堡审判在法理上是充分的，它没有创设而只是以实践行为适时地宣布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项国际法原则。
至于个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法庭上被告以及西方某些国际法学者（包括东京审判的个别法官）提出了四个否定理由：一、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行使或表现，对其负责的应该是国家而不应该是个人；二、侵略战争是国际法上的犯罪，国际法是以国家而不是以个人为主体，个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责任的；三、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有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四、按照刑法原理，犯罪必须有犯罪者的“犯罪意思”，个人参加战争时是不可能有犯罪的意思的。
东京审判指出，关于第一项理由，由于国际法对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了义务，因此，对于破坏国际法的个人进行处罚是有法理根据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奎林案”等所支撑的。法庭强调，说个人应对侵略战争负责，并不等于国家可以免除责任。但由于现代国际法对国家责任更强调的是民事赔偿，而加重民事赔偿又会增加各侵略国人民的负担，故强调对野心家和好战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将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趋势。
第二和第三项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法对处罚个人早已有了制裁方法，其实践事例也是举不胜举，从对海盗和贩卖人口的惩罚，到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的。
对于第四项理由即犯罪的意思问题，东京法庭的判决书明确指出，第一，人人有知晓和遵守一切现行法（包括国际法）的义务，对于现行法的愚昧无知，不能作为免除个人罪责的辩护理由；第二，被告们在从事侵略的时候，纵使不能精确地了解侵略在国际法上是何等严重的罪行，但是以他们的知识和地位来说，他们决不会不知道破坏条约、攻击邻国的行为是错误和有罪的。因此，不能说他们没有“犯罪意思”。
东京审判的实践以及对上述法理的阐述，为二次大战后国际法上战争犯罪理论的发展贡献了有益的学术见解。1949年以后通过的各项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权的《日内瓦公约》，所遵循的就是由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所确立下来的关于战争犯罪的原则。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通过的《审判前南罪犯国际法庭规约》和1994年安理会第955号决议通过的《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所依据的主要也是上述战争犯罪的概念，只是在表述时作了一些变化而已。
其次，东京审判确立了各项战争犯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一、追究犯罪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原则；二、官职地位（官方身份）不免除个人责任原则。三、长官命令不免除个人责任。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阐述道：两个法庭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法理的根据在于一个人只应该服从合法的命令，而不应该服从违法的、犯罪的命令。倘使他因服从命令而违反了明显的、无可否认的战争规则，他便应该负不可逃避的责任。因为如果不这样来认识问题的话，而只是把责任向发布命令的上级长官推，推到最后，将只有国家元首一个人或高级首长几个人对某些战争罪行负责了。这对于战争法的有效实施会有极大损害。
这就是为什么最后只有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广田弘毅、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他们几个高级战犯才判刑，也就是我认为非常不合理的地方！ 这部影片让我看得热血沸腾，不管是从法律意义上说还是从政治意义上说，她都唤醒了人们那颗爱国的心。让人们的心为之颤抖！

⑵ 【正义的审判】东京审判▪法官▪检察官▪律师

东京审判中，众多国际法专家与法律精英汇聚一堂，共同为正义的审判付出努力。法官、检察官与律师群体共同构建了这个审判体系的基石。以下是对部分关键角色的概述：

### 法官群像

- **澳大利亚**：威廉·弗拉德·韦伯爵士，澳大利亚籍庭长，1887年出生于澳大利亚，后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负责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 **中国**：梅汝璈，中国籍法官，1904年出生于中国，毕业于清华学校、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参与东京审判，后在中国外交领域有重要贡献。

- **荷兰**：伯纳德·维克多·A. 勒林，荷兰籍法官，法律教育背景深厚，参与东京审判后在国际法教育与外交领域有显著成就。

- **英国**：威廉·唐纳德·帕特里克勋爵，英国籍法官，法学教育与实践经验丰富，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 **美国**：密朗·C. 克拉默，美国籍法官，曾参与美国军队法律事务，战后成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

- **新西兰**：艾瑞玛·哈维·诺斯克罗夫特，新西兰籍法官，参与东京审判后获得骑士封号。

- **加拿大**：爱德华·斯图尔特·麦克杜格尔，加拿大籍法官，参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

- **法国**：亨利·贝尔纳，法国籍法官，参与东京审判。

- **苏联**：伊万·米歇耶维奇·柴扬诺夫，苏联籍法官，曾参与对托洛茨基派和布哈林派的审判。

- **印度**：拉达·宾诺德·帕尔，印度籍法官，唯一主张全体被告人无罪的法官，参与东京审判。

- **菲律宾**：德尔芬·哈那尼拉，菲律宾籍法官，参与东京审判直至去世。

### 检察官群像

- **美国**：约瑟夫·贝瑞·季南，首席检察官，主导东京审判对日本战犯的追究。

- **英国**：亚瑟·S. 柯明斯-卡尔，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

- **澳大利亚**：阿兰·詹姆斯·曼斯菲尔德，澳大利亚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

- **法国**：罗伯特·L. 奥尼托，法兰西共和国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

- **中国**：向哲濬，中国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负责搜集日军在中国的罪证。

- **苏联**：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戈伦斯基，苏联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

- **加拿大**：亨利·格兰顿·诺兰，加拿大自治领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

- **荷兰**：W. G. 弗雷德里克·伯格霍夫·穆德，荷兰王国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

- **新西兰**：罗纳德·亨利·奎廉，新西兰联邦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

- **菲律宾**：佩特罗·洛佩兹，菲律宾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

- **印度**：P. P. 戈文达·麦农，印度检察官，参与东京审判。

### 律师群像

东京审判的律师团队规模庞大，其中日籍律师占多数，美籍律师数量次之。律师团队负责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辩护律师的多寡和庞杂性成为东京审判的显著特征之一。辩护律师团队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成员：

- **本·布鲁斯·布莱克尼**：以美国陆军少校身份出任东乡茂德和梅津美治郎的辩护律师。

- **乔治·A. 弗内斯**：在太平洋战争后担任东京审判中被告人的辩护律师。

- **清濑一郎**：日本籍律师，曾担任东京审判日方辩护团副团长，为东条英机的主任辩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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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东京审判中说：“土肥原贤二一言不发打算利用英美体系的法律漏洞逃避审判”,指的是什么漏洞

记的不是很清楚……
貌似当时是采用证据+证词形式的法律程序，而土肥原贤二除战争罪外，其他被指控的罪名实际上并无说服性证据，因此如果他拒绝提供证词，那么原则上无法将他定为反人类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