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企业法律责任条款

Ⅰ 税务条款中多缴税的条款有哪些

应该没问题，原价转让不构成税务调整问题,下面为你提供下此关联方交易的资料：

一、关联方定义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一方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以及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共同控制或重大影响的，构成关联方。控制，是指有权决定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能据以从该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共同控制，是指按照合同约定对某项经济活动所共有的控制，仅在与该项经济活动相关的重要财务和经营决策需要分享控制权的投资方一致同意时存在。重大影响，是指对一个企业的财务和经营政策有参与决策的权力，但并不能够控制或者与其他方一起共同控制这些政策的制定。

下列各方构成企业的关联方：该企业的母公司，该企业的子公司，与该企业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对该企业实施共同控制的投资方，对该企业施加重大影响的投资方，该企业的合营企业，该企业的联营企业，该企业的主要投资者个人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该企业或其母公司的关键管理人员及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该企业主要投资者个人、关键管理人员或与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企业。

仅与企业存在下列关系的各方，不构成企业的关联方：与该企业发生日常往来的资金提供者、公用事业部门、政府部门和机构，与该企业发生大量交易而存在经济依存关系的单个客户、供应商、特许商、经销商或代理商，与该企业共同控制合营企业的合营者。另外，仅仅同受国家控制而不存在其他关联方关系的企业，不构成关联方。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九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所称关联方，是指与企业有下列关联关系之一的企业、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在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存在直接或者间接的控制关系，直接或者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控制，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他关系。

《企业所得税法》对关联方的定义，比会计准则定义的更为宽泛。税法定义关联方是为了防止企业与关联方利用关联交易进行避税，所以要将关联方界定得较为宽泛一些，以利于对企业的避税行为进行特别纳税调整，针对的是实质的关联关系；会计准则是为了规范关联方及其交易的信息披露，应有明确的适用范围，所以列举的关联方较为具体。

二、关联方交易定义

《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关联方交易，是指关联方之间转移资源、劳务或义务的行为，而不论是否收取价款。关联方交易的类型通常包括下列各项：购买或销售商品，购买或销售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资金（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代理，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许可协议，代表企业或由企业代表另一方进行债务结算，关键管理人员薪酬。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所称独立交易原则，是指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按照公平成交价格和营业常规进行业务往来遵循的原则。

税法把关联方交易的概念，扩大为关联方业务往来。税法关注的是关联方之间是否通过业务往来，进行转让定价等方式避税。如果存在避税行为的话，需要进行特别纳税调整。不是说所有的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都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需要进行纳税调整，而是说如果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的关联方业务往来，就要进行特别纳税调整：一是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二是造成了税收后果，即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在实践中，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通常所带来的直接税收后果就是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就有可能形成避税，所以就适用特别纳税调整的有关规定。

三、关联方交易的会计处理

关联方的会计处理，主要是披露相关信息。企业无论是否发生关联方交易，均应当在附注中披露与母公司和子公司有关的下列信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名称，母公司不是该企业最终控制方的，还应当披露最终控制方名称；母公司和最终控制方均不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还应当披露母公司之上与其最相近的对外提供财务报表的母公司名称；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业务性质、注册地、注册资本（或实收资本、股本）及其变化；母公司对该企业或者该企业对子公司的持股比例和表决权比例。

企业与关联方发生关联方交易的，应当在附注中披露该关联方关系的性质、交易类型及交易要素。交易要素至少应当包括：交易的金额；未结算项目的金额、条款和条件，以及有关提供或取得担保的信息；未结算应收项目的坏账准备金额；定价政策。

关联方交易应当分别以关联方以及交易类型予以披露。类型相似的关联方交易，在不影响财务报表阅读者正确理解关联方交易对财务报表影响的情况下，可以合并披露。企业只有在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才能披露关联方交易是公平交易。

四、转让定价纳税调整

转让定价纳税调整是一种关联方业务往来的税务处理方法。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企业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一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所称合理方法，包括：1.可比非受控价格法，是指按照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进行相同或者类似业务往来的价格进行定价的方法；2.再销售价格法，是指按照从关联方购进商品再销售给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方的价格，减除相同或者类似业务的销售毛利进行定价的方法；3.成本加成法，是指按照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进行定价的方法；4.交易净利润法，是指按照没有关联关系的交易各方进行相同或者类似业务往来取得的净利润水平确定利润的方法；5.利润分割法，是指将企业与其关联方的合并利润或者亏损在各方之间采用合理标准进行分配的方法；6.其他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方法。

关联方交易在会计处理上只要求进行披露，不要求进行价格调整。关联方业务往来在税务处理上，企业应按照税法要求计算收入总额或应纳税所得额，进行特别纳税调整，并按此缴纳企业所得税；由此造成的所得税费用的差异，按照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一、成本分摊协议

成本分摊协议是企业与其关联方就其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分摊签订的一种契约性协议。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时，应预先在各参与方之间达成协议安排，采用合理方法分摊上述活动发生的成本，即必须遵循独立交易原则，按照假设没有关联关系的企业之间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所能接受的协议分配方法分摊上述活动发生的成本。税法允许关联企业间采取签订契约性协议等方式，对上诉活动按照受益原则对发生的成本合理分摊，在有利于企业与其关联方的一些研发、劳动活动上达到效益最大化。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当按照独立交易原则进行分摊。《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企业可以依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按照独立交易原则与其关联方分摊共同发生的成本，达成成本分摊协议。企业与其关联方分摊成本时，应当按照成本与预期收益相配比的原则进行分摊，并在税务机关规定的期限内，按照税务机关的要求报送有关资料。企业与其关联方分摊成本时违反本条第一款、第二款规定的，其自行分摊的成本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在税务处理上，企业与其关联方共同开发、受让无形资产，或者共同提供、接受劳务发生的成本进行的分摊，如果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应进行纳税调整，按照税法规定纳税。由此产生的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差异，在会计处理上按照所得税会计准则要求处理。

二、预约定价安排

预约定价安排是指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在有形财产的购销和使用、无形财产的转让和使用、提供劳务、融通资金等业务往来中，申请预先约定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转让价格和计算方法，是税务机关和纳税人就其关联交易的价格和利润的确定方法、原则预先约定所达成的协议。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二条规定，企业可以向税务机关提出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税务机关与企业协商、确认后，达成预约定价安排。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三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二条所称预约定价安排，是指企业就其未来年度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向税务机关提出申请，与税务机关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协商、确认后达成的协议。

传统的转让定价调查是一种事后审计制度，一般是对过去3年～5年，甚至10年以前交易的重新调查审计。从实践情况看，事后调整模式给纳税人和税务机关都带来了管理上的沉重负担和结果的不确定性。为了避免事后调整存在的问题，转让定价领域发展了一项新的程序制度，即预约定价安排，该制度把对纳税人关联交易的事后审计变成事先审计，目的是要取代传统的当事人程序法以解决潜在的转让定价争议。这一制度从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纳税人和各国税务机关的普遍欢迎，因而很快在国际上推广开来。

预约定价协议实行的是自觉、自愿的机制。在根据纳税人的主动申请提出签订预约定价协议的过程中，税务管理部门将分析纳税人建议采用的方法，研究纳税人提出的能表明它进行的是一系列公平定价的所有资料以及所有其他相关信息，并依此对纳税人提出的定价原则和计算方法进行审计分析和评估，并向纳税人或税务代理提出咨询，要求补充有关资料，形成审计评估报告。一旦决定采用预约定价的形式，税企之间达成协议，纳税人将得到税务管理部门的批准，纳税人遵循事先约定的方法以及遵守预约定价协议的条款和条件，税务机关一般不会对其预约定价协议中的转让定价交易进行税收调整。但在特殊情况下也可能进行纳税调整。

三、关联方业务往来申报

在会计处理上，要求企业披露关联方交易信息。在税务处理上，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企业向税务机关报送年度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应当就其与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附送年度关联业务往来报告表。税务机关在进行关联业务调查时，企业及其关联方，以及与关联业务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应当按照规定提供相关资料。第四十四条则规定，企业不提供与其关联方之间业务往来资料，或者提供虚假、不完整资料，未能真实反映其关联业务往来情况的，税务机关可以核定其应纳税所得额。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三条所称相关资料，包括：（一）与关联业务往来有关的价格、费用的制定标准、计算方法和说明等同期资料；（二）关联业务往来所涉及的财产、财产使用权、劳务等的再销售（转让）价格或者最终销售（转让）价格的相关资料；（三）与关联业务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应当提供的与被调查企业可比的产品价格、定价方式以及利润水平等资料；（四）其他与关联业务往来有关的资料。《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三条所称与关联业务调查有关的其他企业，是指与被调查企业在生产经营内容和方式上相类似的企业。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依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核定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时，可以采用下列方法：（一）参照同类或者类似企业的利润率水平核定；（二）按照企业成本加合理的费用和利润的方法核定；（三）按照关联企业集团整体利润的合理比例核定；（四）按照其他合理方法核定。企业对税务机关按照前款规定的方法核定的应纳税所得额有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证据，经税务机关认定后，调整核定的应纳税所得额。

四、受控外国企业

如果企业的关联方设立在国际避税地或低税率的国家和地区，其会计处理的利润分配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将按照税法规定适用“受控外国企业规则”，在税务处理上进行特别纳税调整。企业会计处理不合理分配利润的目的，是通过在低税率国家或避税地建立受控外国企业，利用各种不合理商业安排将利润转移到受控外国企业，把利润保留在外国公司或少量分配，逃避在国内的纳税义务。构成控制关系的外国（地区）企业，一般不从事实质性经营活动，主要是以减少或规避中国税收为主要目的。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规定，由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居民个人）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低于本法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的国家（地区）的企业，并非由于合理的经营需要而对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的，上述利润中应归属于该居民企业的部分，应当计入该居民企业当期的收入。

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所称中国居民，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就其从中国境内、境外取得的所得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个人。第一百一十七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所称的控制，包括：（一）居民企业或者中国居民直接或者间接单一持有外国企业10%以上有表决权股份，且由其共同持有该外国企业50%以上股份；（二）居民企业，或者居民企业和中国居民持股比例没有达到第（一）项规定的标准，但在股份、资金、经营、购销等方面对该外国企业构成实质控制。第一百一十八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五条所称实际税负明显低于第四条第一款规定税率水平，是指低于规定税率的50%。

一、资本弱化的纳税调整

所谓资本弱化，是指企业为了达到避税或节税目的，在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上，降低从其关联方接受的权益性投资的比重，提高债权性投资的比重，以债权性资本替代权益性资本进行融资，权益性资本相对弱化的现象。根据经济合作组织解释，企业权益性资本与债务性资本的比例应为1∶1，当权益性资本小于债务性资本时，即为资本弱化。

资本弱化在税收上的主要结果是增加利息的税前扣除，同时减少股息的所得税。根据企业所得税的一般原理，权益性资本以股息形式获得报酬，在企业利润分配前，要先按照应纳税所得额缴纳企业所得税。而债务性资本的利息，却可以列为财务费用，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债务性资本是没有税收负担的，权益性资本则要缴纳所得税。因此，企业的投资者往往利用尽量减少股权投资，通过高负债、低投资，使资本弱化，增加利息支出，减少应税所得，让企业尽量利用债务性资本来进行税收筹划，以达到避税或节税目的。

在税务处理上，针对资本弱化的特别纳税调整措施，称为资本弱化税制。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规定，企业从其关联方接受的债权性投资与权益性投资的比例超过规定标准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在会计处理上，企业从关联方的借款费用，是作为利息支出计入损益的，这与税务处理形成差异，应按照税法规定进行纳税调整。

企业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债权性投资，包括：（一）关联方通过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债权性投资。（二）无关联第三方提供的、由关联方担保且负有连带责任的债权性投资。（三）其他间接从关联方获得的具有负债实质的债权性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所称权益性投资，是指企业接受的不需要偿还本金和支付利息，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拥有所有权的投资。《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六条所称标准，由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另行规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关联方利息支出税前扣除标准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8〕121号）规定：（一）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不超过以下规定比例和税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计算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的部分不得在发生当期和以后年度扣除。企业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除符合本通知第二条规定外，其接受关联方债权性投资与其权益性投资比例为：金融企业为5∶1，其他企业为2∶1。（二）企业如果能够按照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提供相关资料，并证明相关交易活动符合独立交易原则的，或者该企业的实际税负不高于境内关联方的，其实际支付给境内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准予扣除。（三）企业同时从事金融业务和非金融业务，其实际支付给关联方的利息支出，应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没有按照合理方法分开计算的，一律按本通知第（一）条有关其他企业的比例计算准予税前扣除的利息支出。（四）企业自关联方取得的不符合规定的利息收入，应按照有关规定缴纳企业所得税。

二、一般反避税条款

所谓一般反避税条款，是针对转让定价、受控外国公司、资本弱化等特别反避税条款而言，税法还规定能够普遍适用于所有避税手段和方法的反避税措施，以弥补各种已列举特别反避税条款的不足的一般性条款。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规定，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减少其应纳税收入或者所得额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调整。这就是税法规定的一般反避税条款。在税务处理上，运用一般反避税条款进行特别纳税调整，会造成会计处理与税务处理的差异。

从理论上讲，一般反避税条款能够应对所有的避税行为。因为最为严密的税法体系也无法列举穷尽所有可能的避税手段，这就给进行税收筹划的人提供了进行避税的可能。对企业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税收利益而并非出于正常的商业目的的安排，如果不进行纳税调整，势必造成对其他企业的不公平，破坏公平市场环境。纳税人避税的手段多种多样，除了现在已知的避税方式以外，还有更多的可能出现的未知形式，如果不设置一般反避税条款，对上述避税行为没有遏制的法律依据，会造成国家税收收入的大量流失。一般反避税条款主要用以弥补特别反避税条款的不足，有利于增强税法的威慑力。

在一般反避税条款中，“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的判定是至关重要的，判定的主体是主管税务机关。根据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七条所称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是指以减少、免除或者推迟缴纳税款为主要目的。“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是指违背立法意图，且主要目的在于获得包括减少、免除、推迟缴纳税款或税法规定的其他支付款项，或者增加返还、退税收入或税法规定的其他收入款项等税收利益的人为规划的一个或一系列行动或交易，包括任何明确或者隐含的、实际执行或者意图执行的合同、协议、计划、谅解、承诺或保证等以及根据它们而付诸实施的所有行动和交易。

三、加收利息

如果对避税行为仅仅是重新调整其利润，计算其应纳税所得额征税，企业避税的成本几乎为零，这使得纳税人避税不承担任何风险，即使被税务机关调整且调整到位，企业至少无息占用了国家税款。避税行为与偷逃税行为所采取的手段尽管不同，但两者的主观意图和造成的税收后果却是相同的，即主观上都是想尽量少缴税款，后果上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因此和偷税一样，避税也应当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当然是偷逃税行为的法律制裁更重。

《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按照本章规定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税务机关根据税收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对企业作出特别纳税调整的，应当对补征的税款，自税款所属纳税年度的次年6月1日起至补缴税款之日止的期间，按日加收利息。前款规定加收的利息，不得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八条所称利息，应当按照税款所属纳税年度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加5个百分点计算。企业依照《企业所得税法》第四十三条和本条例的规定提供有关资料的，可以只按前款规定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利息。

四、特别纳税调整的追溯年限

关于特别纳税调整的追溯年限，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企业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或者企业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安排的，税务机关有权在该业务发生的纳税年度起10年内，进行纳税调整。也就是说，税务机关按照规定作出的特别纳税调整，可以向以前年度追溯，但最长不超过10年。这不同于对偷税、抗税、骗税的追溯年限规定，对因偷税、抗税、骗税而造成未缴或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可以无限期地予以追征。

Ⅱ 请问公司法中哪条条款详细规定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

我国《公司法》中存在以下规定
第二十条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一十七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从这些法律看来，如果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达到了相应的法律标准，则有可能被追究责任

Ⅲ 请问公司法中哪条条款详细规定了母公司与子公司的关系

我国《公司法》中存在以下规定
第二十条
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第二十一条
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百一十七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一)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二)控股股东，是指其出资额占有限责任公司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或者其持有的股份占股份有限公司股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以上的股东;出资额或者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百分之五十，但依其出资额或者持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会、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
(三)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四)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
从这些法律看来，如果母公司对子公司的控制达到了相应的法律标准，则有可能被追究责任

Ⅳ 如何确定仲裁协议在关联公司中的效力

在传统的仲裁理论与实践中，仲裁条款一般不对未签署人生效，仲裁庭也只能针对仲裁协议所约定的争议事项进行仲裁。但如果将该原则僵化地适用在关联公司中，将可能产生问题。现实经济生活中经常出现关联公司中的某一个成员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但合同的履行却涉及到其他成员的情况，这就可能导致关联公司成员滥用其相互联系，侵犯第三人的合同权利。如果关联公司的一个成员与第三人签订的合同中包含仲裁条款，该第三人是否可以要求与那些并非合同签署人的成员进行仲裁呢？如果坚持“仲裁条款不对未签署人生效”的理念，禁止第三人与该关联公司中的其他相关成员进行仲裁，是无法完全和公正地解决争议的；但如果允许所有相关公司都仲裁，就必须将仲裁条款的效力在关联公司中进行适当地拓展，使得所有相关成员都受其约束。 “公司集体理论”的产生及含义 在公司法律责任的领域里，“刺破公司面纱理论”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法院和仲裁庭可以通过适用该理论将仲裁条款在母子公司之间进行拓展，从而要求那些没有签署合同但法律人格被滥用的公司承担责任。然而，“刺破公司面纱理论”的适用是通过否定公司的法律人格来实现的，而追究关联公司成员责任并非要求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否定其法律人格。为了弥补“刺破公司面纱理论”的上述局限，国际仲裁实践中逐渐发展了“公司集体理论”。依据这项理论，法院和仲裁庭可以在不否定公司法律人格的情况下，追究关联公司相关成员的责任，要求其仲裁。 “公司集体理论”是由国际商会仲裁院在“Dow公司案”中首次明确提出，并逐步得到各国法院与仲裁机构的认同。在该案中，Dow公司有四个子公司，仅有Dow公司及其子公司之一与第三人签订合同，但其他部分子公司或参与了合同的谈判与缔结，或参与了合同的履行。争议产生后，第三人在法院起诉Dow公司及四个子公司，而Dow公司及其子公司则依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要求仲裁。那么，Dow公司及其四个公司是否都应当受到仲裁条款的约束呢？这个问题涉及到仲裁条款的对于那些并没有签署合同，但参与了合同谈判、缔结以及履行的当事人的效力问题。对此，仲裁庭认为尽管有些子公司并非仲裁条款签署人，但它实质性参与了合同的谈判、缔结及履行，且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使得其事实上成为合同（包括仲裁条款）的当事人。 仲裁庭并未采用“刺破公司面纱理论”来拓展仲裁条款的效力，而是明确提出了“公司集体”的概念。仲裁庭认为，“公司集体理论”是指公司集团中的某一个成员与第三人签订了合同，而其他成员虽然未签署合同，但实质性参与了合同的谈判、缔结、履行与终止，那么这些公司之间实际上就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经济实体”，该“实体”的成员之一与第三人之间的合同对于那些未签署合同的成员也同样具有约束力。 “Dow公司案”表明，在关联公司中，如果多个公司之间在实际上构成了“事实上的经济联合体”，那么法院和仲裁庭可以适用“公司集体理论”将仲裁条款在这些公司之间进行拓展。判定这些公司之间构成“事实上的经济联合体”，实际上要求多个公司之间必须存在着“密切联系”或“内在不可分性”。上述“Dow公司案”也已经表明，判定数个公司之间是否构成“公司集体”的最终标准，就是它们对于同一笔交易的“实质性参与”。换言之，只有在一个公司全面地参与了其他公司与第三人之间合同的谈判、缔结、履行与终止的情况下，才能被认为构成了对该笔交易的“实质性参与”。“实质性参与”之所以可以被认为是拓展仲裁条款的理由，是因为其后果通常是导致第三人有合理理由认为多个公司的身份产生了混同。易言之，在一笔交易中，如果多个公司的行为总是交织在一起，第三人就有合理理由认为这些公司构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 公司身份混同可以大致分为两种：事实上的身份混同和故意的身份混同。事实上的身份混同是指公司在主观上并没有要造成身份混同的故意，但多个公司共同参加交易的行为导致第三人在事实上将它们视为一体；故意的身份混同则是指一个公司（尤其是母公司）故意通过与多个公司（尤其是子公司）共同参与交易，并通过控制它们的行为而导致第三人无法辨别这些公司的独立行为，从而只能将它们视为一体。国际商会仲裁庭也曾明确指出，特别是在母子公司中，如果多个公司都参与到与第三人的交易中来，第三人被认为实际上就与所有的公司形成了合同关系，尽管它们之间没有签订正式合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要求第三人在合同的履行中分辨到底谁是合同相对方实际上毫无意义”。一旦多个公司被视为一体，法院和仲裁庭就推定这些公司之间构成了“公司集体”，从而将仲裁条款在这些公司之间进行拓展。 这种标准也得到了国内法院实践的认同，认为公司对于合同的谈判与履行的“实质性参与”构成了它对合同所包含的仲裁条款的默示同意。比如美国法院认为，“如果针对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主张都是基于相同的事实并且是内在不可分的，则可以要求母公司仲裁，即便母公司不是仲裁条款签署人。否则仲裁条款就失去了意义，也违背了（美国联邦仲裁法）支持仲裁的政策”。法国法院也明确表示，“国际商事仲裁已经接受这样的规则：如果数个公司都参与了包含仲裁条款的合同的缔结、履行以及终止，那么这些公司虽然不是合同签署人，他们也应被视为仲裁程序真正的当事人”。法国法院还特别指出，对母子公司而言，“（拓展仲裁条款）不仅是因为公司集团的存在，还因为这些公司之间密切联系的合同表明了他们具有仲裁的意图——这在法律上支持（仲裁庭）将仲裁条款进行拓展。 “公司集体理论”与“刺破公司面纱理论”的差异 “公司集体理论”与“刺破公司面纱理论”既有相似处，但也存在本质的区别。两种理论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两项理论的基本作用与目的相同，它们都是被用来将仲裁条款的效力在数个公司之间进行拓展，其目的都在于将仲裁条款的效力拓展到那些未签署合同，但参与了合同的谈判、缔结、履行或终止的公司之上。第二，这两项理论的适用背景也大致相同，在实践中大多适用于公司集团中，尤其是被用来将子公司与第三人签订的仲裁条款拓展到母公司之上。正因如此，在有些案件中，法院和仲裁庭甚至对它们不加区别地混用。 两种理论的不同之处也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两项理论的适用效果存在本质区别：“刺破公司面纱理论”的适用将导致被控制公司的独立法人格被否认；而“公司集体理论”的适用并不当然导致这些公司的独立法律人格被抹杀。不妨说，对一个公司实施“刺破公司面纱”，实际上是对公司人格的最根本的否定，使其丧失了独立存在的价值。“公司集体理论”则并不强调、甚至也不试图否定一个公司的独立人格，而是在认同公司人格独立性的前提下来拓展仲裁条款。第二，两项理论的适用要件也不同：“刺破公司面纱理论”的适用要件是公司之间存在“足够控制”，使得一个公司成为另一个公司的“工具”或“化身”；而“公司集体理论”的适用要件则是多个公司对于同一笔交易具备“实质性参与”的要素，法院和仲裁庭需要考察的是公司之间对于同一笔交易的参与程度，并据此来决定仲裁条款的效力是否可以拓展，而对于这些公司之间存在的特定交易之外的关系，法院和仲裁庭一般并不进行考察。不难看出，“刺破公司面纱理论”的适用要件比“公司集体理论”更为苛刻。 鉴于“公司集体理论”与“刺破公司面纱理论”存在本质不同，因而其具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理论与实践表明，“公司集体理论”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已逐渐被理论界与实务界所认同。该理论的核心价值就在于，它在保存与认同公司法的基本原则——“公司人格独立”以及“公司有限责任”的前提下，将仲裁条款的效力在关联公司之间进行拓展。“公司集体理论”的确立与发展，是商法与仲裁法朝着多元化发展的体现，从而使得现有的商法与仲裁法更符合现实的要求、内容更加充实、层次更加丰富、结构更加合理。

Ⅳ 内部转岗到关联公司 但是甲方有改变 是否可以再有试用期谢谢 可以的话，请帮忙列出相关条款。非常感谢。

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

Ⅵ 花呗逾期多少天会起诉,我已经还了2000多

花呗逾期一般是催收，金额重大的才会被起诉的。

对于逾期未还款的用户，蚂蚁花呗会在用户的还款日之后9-13天之内，通过短信、自动语音等方式提醒用户还款，如果用户还未还款会在逾期13天之后人工进行电话提醒。

蚂蚁花呗强调，如果逾期金额较大，且多次电话仍然联系不上用户的情况下，会尝试通过联系关系人的方式来提醒用户还款。这是参照信贷行业的通常做法，目的也是为了避免用户出现逾期利息和信用记录受损。

(6)关联企业法律责任条款扩展阅读

蚂蚁花呗通过关联人催收淘宝用户还款的追债方式引起不少关注，被质疑涉嫌侵犯用户隐私。对此，蚂蚁花呗回应称，已第一时间暂停以联系关系人来提醒借款人进行还款的方式，在机制改造完成之后再重新启动这一机制。

有用户使用花呗的赊账消费功能后逾期未还款，花呗的催收人员在欠款人支付宝记录上发现，欠款人给第三方送过粽子，收货人信息留有该第三方的联系电话。花呗工作人员就找到了这个第三方，要求其协助联系欠款人。

后者进而在知乎上发帖质疑蚂蚁花呗此举“侵犯了个人隐私”，并称淘宝在注册协议中关于用户个人信息方面的使用条款，被认为全面保护了淘宝以及淘宝关联方的利益，属于霸王条款。

Ⅶ 在关联公司的劳动关系中，劳动者可以向一家单位索要加班工资吗，有参照的法律条款吗

直接去仲裁总公司，他们内部是怎样的划账方式让公司自己去扯皮。
你作为劳动者只需举证你加班和工作成果。

Ⅷ 影响职业生涯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影响一个人职业前景的因素往往很多，但大多是个人原因。对于一名从刚入职就进入监理行业或由其他行业转入监理工程师职业的人来说，在社会经济发展处于较高不确定性的当下，如果看不清自己的职业前景，判断不清自己的能力是否适应这个行业的未来发展需求，也许真的可能应了中国古人的一句话：女怕嫁错郎、男怕入错行。自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制度以来，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通过高考进入高校的天之骄子们，他们对未来的职业选择权几乎都是无条件的交给了政府。填写的志愿和随后的大学毕业分配都不能完全自我做主，也让后来的人生职场多了许多无奈和艰辛。

如今的监理行业面临着相比于建设领域其他专业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在社会对监理行业处于越来越不信任的今天，一旦失去政府法律法规对建设监理作为一个责任主体地位的肯定，监理行业的大转型就会变得更加迅速、监理行业从业人员的转岗和失业也将变得难以预测。不论是从个人的生活角度还是职业发展角度来看，分析和了解清楚影响自己未来所从事职业的因素，及时调整自己的职业定位、方向和选择，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都是有益无害的。

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对监理工程师需求的关系

在文章开头，我们回顾了中国建设监理的简短历史和欧洲咨询工程师的漫长发展过程。从中可以看出，人类自从开始建造固定建筑物，不论是神庙还是祭坛，就开始形成了独特的建筑文化和建筑技术。而拥有这种文化和技术的人员，也逐渐从极少数的享受特权的专业人员转而演变为一个系统，并且被分化成不同的专业领域。

自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自由经济世界中，一直遵循着菲迪克规则，这也是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规范和世界上默认的国际准则。而中国的建设监理规范在《建筑法》、《合同法》等法律框架下规范了监理人的从业准则和职业操守规定等。

随着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发展方向的调整，建筑业的发展方向和发展速度都将出现较大的变化。政府也为当前建设领域的政策调整和发展方向的转变给出了指导性的规划和计划。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模式支撑下的建设进度的趋缓为快速膨胀的建设监理行业带来了竞争加剧和生存空间变窄的不利现状，也将促使社会经济发展与对监理工程师的需求关系由紧张变得缓和、甚至过剩。

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对工程咨询服务的影响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的变化，经济发展模式也会随着政府的政策变化而改变。在民间经济投资受阻的情况下，政府为了拉动经济发展，常常采取政府刺激计划来缓解投资不足所引起的经济放缓。无论是民间经济的发展是否受阻，还是政府投资方向是否改变，延续过去几十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下的建筑业高速发展趋势已经逐渐变得越来越缓和。这对未来的建筑工程咨询服务的巨大影响是必然的。

当一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开始出现过剩之后，优胜劣汰和企业转向升级的同时也促使了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以适应社会对更加高效生产力发展的需求。工程咨询业的发展同样也将面临这种自我优化的选择过程。在未来的监理工程师从业环境中，对从业者的知识储备、技能储备和专业性的细分与综合能力的掌控都需要有一个较大的提升要求，方能适应这个行业对真正人才的需求。当然，个人执业水平提升的同时，同样不可缺少的是对个人职业信誉和道德的承诺与坚守，这或许是未来社会对监理工程师选择的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公正有时比专业性能更好的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监理人员的劳动报酬对其职业技能水平高低的影响

在建设监理制度从全面实行到整个行业走向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监理行业同样延续了社会对财富快速积累的渴望心理，一方面使得监理人员的劳动报酬处于一种低水平状态，遏制了监理从业者的优胜劣汰而变成劣币驱逐良币。另一方面，监理企业或监理业务的承担者却让一个看似不起眼的行业在短时期内迅速聚集起巨大的企业财富或个人财富。让一个在国际上被广为尊重的咨询服务业变成了当今社会的一个“鸡肋”行业，虽然建设监理这个新中国的新兴专业为高速发展的社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同时也让低质量、低水平的监理服务泛滥成灾。

如果改革或变革后的监理咨询行业继续延续低薪酬的水平，对未来潜在的职业竞争者来说将会失去竞争意愿，也将会使得这个充斥着良莠不齐从业人员的行业前景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或越加晦暗。

没有相应的劳动报酬，就不能吸纳具备相应能力的技术和管理人才。在其他领域有经验的工程师就不会放弃自己熟悉的职业从而转向新的技术管理咨询服务之中，也就无法有效提升该行业应有的技术和知识水平以及与之相称的薪酬。

监理工程师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当一个专业人员决定自己将在未来准备或已经成为了职业监理人之时，无论是出于个人对这一职业的喜爱、还是认为自己的专业背景和个人性格更加适应从事这一职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职业监理人都将面临与过去一代或两代监理人完全不同的工作环境。

监理工程师职能的转变所遇到的挑战

现有的建设监理体系很难完全满足社会的需求，监理的转型已经被政府启动，并正在全面的改革和实施之中。全过程工程咨询的道路未来如何？可以参照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的条款或准则。但是，监理工程师的未来职责和工作内容也将随之变化，一方面需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另一方面更要满足国家垄断资本的投资需求。

当政府逐渐放开市场管制，取消更多强制性监理服务内容之后，建设监理的竞争将会变得更加激烈。政府采购的建设工程咨询服务或许只能满足少数的具有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或具有广泛的市场适应和公关能力的企业，而现有的大多数监理企业将会逐渐转型或过度到更加细分的技术、管理的咨询服务市场，或者直接被兼并融合或淘汰。而监理工程师和专业的监理从业人员的工作范围和内容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面对自由经济市场条件下的工程咨询服务，将不再是现有监理委托合同内大而全的服务要求，也许会变成更加专业和深度要求的技术和管理服务；而对于政府采购的工程咨询服务则由政府指导下的全过程工程咨询规则作为依据。

未来监理工程师所面临的挑战，不仅只是冲出传统的监理服务体系，还将面临着社会对更加专业化、宽泛的技术适应性和对具有良好信誉人员选择的挑战。

监理工程师将面临更多的选择机会

一个有着良好信誉和技能的监理工程师在面对未来的各种不确定性的同时，也将会迎来更多的选择机会。只要个人拥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可以信赖的技术和管理技能、以及能够较快适应不同工作职位的需求，在面对更加细分和宽泛的建筑工程咨询市场时，也将会获得更多的机会和个人的发展机遇。

一个发展中的社会，总是在不断的淘汰陈旧和落后的技术与观念的同时，也会吸纳更多新的和高效率的优质资源，以便更好的适应这个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求。

虽然，这里不能就监理工程师未来的具体选择机会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我们可以从一个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和评估这个社会的未来走向。任何社会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存在着，正如一个生物体不能在一个没有其他生命的环境中独立生存和发展一样。相信从我们这样一个具有如此巨大体量的经济体和如此众多人口所产生的需求环境中，不难想象出未来的经济和行业发展必然会走上一个较为平稳而良性的发展轨道。当然，体量越大的物体改变其运动方向所需要的力量也越大、时间也更长。将牛顿力学应用在社会学上尽管显得粗糙了一些，在哲学范围内它的应用价值依然能够得到最有分量的体现。我们所处的时代也许正是一个需要力量（改革）和时间（耐心）加以改变和调整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