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执法事件法律责任

❶ “钓鱼执法”合法吗

你好，
“钓鱼式执法”，是指为了打击某种违法犯罪行为，由执法人员用“钓鱼”的方式，对“违法者”加以处罚的一种执法方式。这种执法方式历来受到人们的诟病。最近上海“钓鱼式执法”事件，把这一执法形式推上了风口浪尖。“钓鱼式执法”践踏了什么，值得我们深思。
“钓鱼式执法”践踏了法律尊严。我国宪法规定，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治”是与“礼治”、“人治”相对立的，是“法律的统治”，是理性的法制，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法制。真正的“法治”包含两层含义：即一是法律本身是善良的法律（即“善法”），二是法律必须得以遵守，特别是执法者要遵守实体法和法律程序，严格执法。法律是人们的最高行动准侧，在“钓鱼式执法”中，行政执法机关本应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打击违法犯罪，维护正常社会秩序，而不是为了“背后利益”诱骗守法者“违法”，践踏法律尊严。
“钓鱼式执法”践踏了政府形象。政府权力来源于人民，政府代表人民来行使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政府仅仅是社会的法律统治者（即法律执行者的角色），而作为公民之整体的人民，才是终极统治者（即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们的国家是法治国家，我们的政府是诚信的政府，人民的政府。作为人民的受托者，政府在管理国家事务时，要以便民、利民、为民为最高宗旨，以诚信执政为最高原则。“钓鱼式执法”让守法者对政府诚信产生怀疑，践踏了政府形象。
“钓鱼式执法”践踏了公民良心。“今后不管遇到临产的孕妇，将死的老人，我再也不会送了”，这是多么让人辛酸的声音？“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良心是构成道德的基础，是否有良心，决定一个人的道德水平的高低，决定着社会的文明程度。“钓鱼式执法”践踏的不仅是法律的尊严，践踏的更是善良公民的“良心”。正如媒体所言：“钓鱼式执法”让人不敢“善良”。

❷ 刑事案件是否适用钓鱼执法

其实这是一个在现在争议很大的问题，其实你在这里的强奸案子不是典型，应版该说权是一些毒品交易才是典型，这个真的是很难鉴定的。确实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打击了一些犯罪分子，但是有些人又是因为这种诱惑才被打击的。说到举证，时下最火热的莫过于私家侦探的一些取证行为是否合法。他们就不紧紧是钓鱼法了，可以说各种间谍手段都可能用上，哎，这个很是困惑，要是我毕业的时候有这个毕业论文的题目我一定要选！！

❸ 钓鱼执法是否犯法

“钓鱼执法”是否违法
今天你违规了吗？今天你被交警暗查超速了吗？今天你在十字路口被：不按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罚款了吗？今天你在即停即走，拍照了吗？很多不违规被罚的，你有木有？如果有就联合起来告他，有QQ群的建个群，日照的社会零距离可能不敢报道，希望有知道生活帮的记下电话号吗。联合起来共同诉讼

钓鱼执法
钓鱼执法，英美叫执法圈套（entrapment），这是英美法系的专门概念，它和正当防卫等一样，都是当事人无罪免责的理由。从法理上分析，当事人原本没有违法意图，在执法人员的引诱之下，才从事了违法活动，国家当然不应该惩罚这种行为。这种行为如果运用不当将致人犯罪，诱发严重社会问题。钓鱼执法是政德摧毁道德的必然表现。

概念简介 行政执法中的“钓鱼执法”，与刑事侦查中的“诱惑侦查”，或者叫“诱惑取证”类似。

世界各国执法机关也都使用类似手段，比如警察扮演瘾君子向毒贩购买毒品。但“诱捕”有着严格的控制要求，第一，诱捕对象是犯罪嫌疑人；第二，已经掌握其部分证据；第三，诱捕时的事实不作为犯罪证据。也就是说，所设之套本身不能成为违法犯罪的证据。

大陆法系国家对此也有严格限制，日本法律禁止执法者为了取证，诱惑当事人产生违法意图，因为这是国家公权侵犯了当事人的人格自律权。

产生原因执法经济是钓鱼执法产生的根本原因。在执法经济的利益诱惑之下（比如查处毒品按数额奖励、查处黑车和卖淫嫖娼、赌博等按罚没款提成等等），我们的“钓鱼执法”大有在行政执法和刑事侦查领域泛滥成灾之势。眼前发生的问题，不算最严重的。仅就查处黑车而言，2008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2008年3月9日《东方早报》）。以前上海还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

早些年，媒体还披露过在甘肃省，在短短一年时间里，三个不同公安机关的部分干警与同一个毒贩合作，分别制造了三起“贩毒案”，导致两人一审被判死刑、一人一审被判死缓的、令人即使在大白天也毛骨悚然的极端恶性案件。

个别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怀着极其肮脏的利益目的，用尽手段引诱守法公民“违法”，并把所设之套作为守法公民违法犯罪的证据，不仅破坏了法律的严肃与公正，破坏了社会对法治的信仰，而且严重败坏社会风气，撕裂了社会成员间基本的和谐与互信，使社会公德每况愈下，人们的善良、同情、友爱之心被迫穿上了重重自我保护的盔甲，使那些社会上的弱者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同情和帮助。同时，还有可能随时随地陷公民于危险和不安、甚至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的境地！

在执法经济的利益驱动下，“钓鱼执法”呈不断向社会扩充“执法力量”之势，提成机制让有关部门公然在社会上“招聘”大量“钩子”，也就是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他们败坏了“正义”和“正义感”的名声，使社会诞生出大量不从事生产性、创造性劳动的寄生虫，也使法律、公权力的公信陷于崩溃的危险边缘。

个案维权有可能局部讨回被放逐的公正，但撼动不了“钓鱼执法”被权力滥用的根。要对“钓鱼执法”斩草除根，必须先从源头上宣判“执法经济”的死刑，并且严格限制公权力机关以各种方式在社会上“聘用”各种社会人员。一方面，法律规定国家公务员非考勿进、非有编制勿进；另一方面，任何执法机关都是由纳税人供养，没有任何理由像公司一样“按业绩提成”。

199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任何行政部门都没有权利私自处理罚没款，都要上交国库”，但各地财政一般会按40%到50%的比例将罚没款返还给行政执法部门，有关部门再按照四六或五五的比例返还给各分支机构，此办法被俗称为“两次五五分成”。这就等于是政府及其职能部门与个人联手设套盘剥司机。面对如此强势对手，绝大多数司机除了乖乖挨罚，哪有半点回手之力？

从这个利益链条中，我们看到，利益的始端和源头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给交通执法部门经费或所给经费很少，不足以维持部门生存，而是寄望于其创收；中端是执法部门，执法单位创收多少与单位和领导的绩效考核挂钩，创收得越多，单位提成和政府财政返回得就越多，领导和员工的奖金、福利等也就越多；末端是执法人员，单位又将创收任务分解给每一个执法人员，并与个人奖金、福利、考核、提职加薪等挂钩。这样就在地方政府、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之间结成了一个公权力与私利错位纠缠的利益共同体，共同体及其成员的目标是各自利益的最大化，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且现在执法部门法治意淡薄，特权思想严重，想咋干就咋干。由于利益的驱动，更不把法律当回事，以致以罚代法屡禁不止。

实行方式[1]第一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显露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有违法或犯罪的企图，且已经实施，但是尚未显露出来。

第二种方式我们可以称作“勾引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行动勾引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第三种方式我们可称为“陷害式”。就是当事人本身没有任何的违法或犯罪意图，而执法部门采取计划陷害当事人，使当事人产生违法、犯罪意图。

专家质疑“钓鱼”执法的行为本身也被法学家们质疑，北京大学法学院行政法专家姜明安教授认为：行政执法要符合国务院2004年颁布的依法行政原则，合法、合理、程序适当、诚实守信、权责统一，不能采取预谋设圈套方式执法。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杨建顺认为，行政法强调取证的正当性、要求客观、全面调查，调查取证的手段要注意合法。依据国家税制要求，打黑车有其合理性，但打黑车采取“以恶治恶”方法不可取，“打击时要将打击黑车和‘好意搭乘’严格区别开”。

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应松年教授质疑，对“非法运营”法律上无明确界定。而在西方国家，为节省能源，政府还推广拼车行为。如果帮助路人也算“非法运营”，以后有病求救谁还敢停车。应松年教授认为“钩子拔钥匙”行为是一种强制行为，强制行为须有法律授权。他似乎在配合执法，但若无法律授权，那与抢劫有何区别？协管人员和钩子似乎都参与了执法，需要明确执法主体。
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马怀德教授认为群众可以取证、录音、举报，但拔车钥匙等采取行政强制措施行为一定要有合法的行政授权，不能随意委托别人去做，更不能以市场方式，协助抓一个车给多少钱。

程序违法尽管执法者找出了诸多的理由以示执法的正当性，但却掩盖不了实质上和程序上的违法性，以及背后的利益驱动。回顾类似行为造成的结果，发现在“鱼钩”上晃荡着的，除了当事人，还有更大的“鱼”——那就是法律、道德和人们的善良之心。沪上私家车车主张先生因为恻隐之心竟然引来“非法营运”的横祸。张先生在上班途中，因路人“胃疼”，动了恻隐之心搭其上路，结果，“搭客”拔了他的钥匙，车外七八个身着制服的人将张拖出车外，还被双手反扣，卡住脖子，搜去驾驶证和行驶证。对方告诉张，他们是城市交通执法大队的，要他交钱才能拿回车，在各种压力下，最后张交了1万元才取回车。近年来执法部门“钓鱼”让普通公民成为“违法者”而进行处罚的案件层出不穷，上海甚至发生过司机杀死“钩子”的事。

社会危害法治秩序的建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在建立法治秩序的过程中，执法者的行为倍受公众关注，也最有可能影响公众的法治观念。执法者严格、公正的执法行为，所树立起的不仅是执法者的权威和形象，更是法律的权威和形象。当一个执法部门为了私利而“执法”时，特别是引诱守法者“违法”时，社会对法律就会产生强烈的质疑。而执法者所影响的也不仅仅是这一部门的形象，更影响了法律的形象，动摇了人们心中的法治观念和信心。行政执法中的“钓鱼”行为，不但会让公众在守法与违法的困惑之中，模糊守法与违法之间的界限，更是对社会道德釜底抽薪般的打击。当“钓鱼”成为常态，社会的信任危机也自然会加重，互助友爱的美德将在“钓鱼”中失去生存的土壤。
执法者的“钓鱼”，守法者固然是那条鱼，法律、道德也同样是那条鱼。

从法治国家的经验看，诱惑取证应受到严格限制，它绝不能由所谓的“协查员”，乃至“有正义感的社会人士”操作，因为他们往往对“执法”有利益诉求，倾向于“引诱”当事人。而这种“执法钓鱼”撕裂了社会成员间朴素的情感，败坏了公德，今后那些真的生病、临产的路人可能再也得不到帮助。

它更会引发严重的冲突，比如，去年3月上海奉贤区一位“黑车”司机被所谓“女协查员”带入“执法伏击区”之后，当着执法人员的面在车内用刀捅死“女协查员”。以前上海还发生过黑车司机为泄愤绑架所谓“倒钩”的事件。

现代行政法治里有所谓“比例原则”，即行政手段应该与行政目的相匹配，“非法营运”虽有危害，但其危害的恶劣程度远低于暴力犯罪，因此，不能对其采用激进的“执法钓鱼”手段，这一手段既存在诸多不确定性风险，又破坏了社会成员间的信任与互助，实在是害莫大焉。

行政执法不仅需要事实正义，也需要程序正义。加紧行政程序立法，将行政执法权牢牢限制在程序正义的笼子里，“钓鱼式执法”才会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❹ 遇到类似钓鱼执法事件如何处理

要想讨公道的话给你个建议：把它砍了或把自己砍了，引起舆论关注。这样才有可能讨一个公正的说法，注意：只是“可能”！！！
要不然自认倒霉，学阿Q，安慰自己权当是被狗咬了

❺ 钓鱼执法丑闻是怎么回事

即将举办世人瞩目的世博会的上海，继在建期房发生整体离奇倒覆的“楼脆脆”事件，最近又爆出“钓鱼执法”丑闻——尽管官方召见媒体声称不存在此类事件，但当今毕竟不是上世纪50～70年代了，“钓鱼执法”的丑恶行为已逐步浮出水面——良知与逻辑思维使我们无法相信有钱买车的白领一族、老板们乃至政府部门的职员西装革履却要冒险挣那“非法营运”的几十块钱。

卑鄙的“钓鱼执法”

何谓“钓鱼执法”？即布下诱饵，卖个破绽，将对方引入圈套中——这还不卑鄙吗？某些影视作品中描写的营造服务小姐卖淫的环境，引导欲加陷害的对象进入此环境，然后拍摄之捉拿之敲诈之，这不也是可以称为“钓鱼”吗？我们在看到这些场面时往往会气愤之极。请教上海城管执法大队的人员，假如你或你的家人遭遇如此“钓鱼”你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何等卑劣、丑陋的下三滥作为！作为政府部门、执法部门，何以沦落如此？

更有甚者，“钓鱼”者刚上车，对方还没有发动车辆，就被埋伏的“执法队”人员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带回执法队，开出5000元至10000元的罚单不等，不交来罚金，就别想要回你的车。你要打官司吗？必输无疑。央视报道中倒是说到有一个人官司打赢了，但却要交出车辆“保管费”数千元！

央视非政府职能部门，也是媒体，但进步中的央视，对新闻报道和评论愈来愈注重其客观性，这是可喜可贺的，我们看一看10月22日的“新闻1+1”《钓鱼执法再调查：谁还谁清白?》，对这种卑鄙的构陷公民的“钓鱼”行为会有更直观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欣赏到上海的所谓“调查组”对此惧怕阳光、讳莫如深的丑态。

“钓鱼执法”涉嫌组织犯罪

虽然对“钓鱼执法”案件再调查还未有最终结果，但我们从早前白岩松在节目中曾出示的“城管行政执法大队”有关工作总结中的语句，已经可以毫无悬念地推断出“钓鱼执法”的存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据《中国青年报》/另见《广州日报》作者：刘放）

如果还有一丁点常识，所谓“上级”可以下达查处违法罚没款的“指标”和“任务”吗？对一个区域内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可以预计和规定的吗？对于罚没款的多少是可以“定指标”的吗？纳税人就用血汗钱供养这样一批头脑简单、心中没有人民利益和科学发展观的专横跋扈的“公务员”？这与国民党有何区别？

其实，所谓“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一直普遍存在，各地程度不同而已，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有法律工作者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此说绝不是危言耸听。

央视新闻中出示了采访录像和录音，这些钓鱼者大多为无业闲散人员，他们坦呈：做这个行当比做苦力来钱快多了。在这个人群中有“钓头”领导一帮“钓手”，随时接受行政执法队的召唤。每“钓到”一个，奖励500元，钓手可得200元，钓头得200元，还有100元——这位钓头支支吾吾地说“这应该属于‘那些人’的回扣吧”——这与组织犯罪有何区别？有媒体披露：专业“钓钩”月赚可达数千元。有一点社会经验和常识的人都可以理解到，最起码，行政执法队公然豢养这么一批人做这样一种构陷他人的龌龊勾当，是绝对有利并助长黑社会组织形成的。

“钓鱼执法”之类：破坏社会和谐的罪魁祸首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维稳及构建和谐社会喊得震天响。但是，是老百姓不想稳定、不想和谐吗？老百姓的真的就是“不明真相”而极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的吗？中国的百姓都是弱智？从各地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来看，除了有些民族分裂分子外，有几起事件不是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问题引起的？到上海才两天的孙中界遭到“钓鱼执法”被罚款万元，他如何交得出这一万元？愤怒之下为证清白他挥刀断指自残，我们可以想象面对如此不公，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政府如此作为还想构建“和谐社会”？笔者笃信：法律、司法公正是一个社会公民讨要正义和公道的最后底线，如果它也不公正、不公平、缺失了正义，这个社会想和谐恐怕就很难了。

为此，笔者要求上海对此案件的调查必须公开：人员公开、人员的组成办法公开、调查过程公开——这些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否则，如何体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了调查的顺利进行，我们可以允许某些调查进程滞后公开，但绝不应讳莫如深！对调查组的组成情况以及组成办法为什么不能公开？否则，我们如何相信此次调查的公正性？我们拭目以待。

“钓鱼执法”、野蛮执法、动辄抓人、宽容强势群体违法欺压百姓却对维权人员动辄施以苛政严法……这些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早就说过：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中国的老百姓是忍受惯了的（如遭受“钓鱼执法”之害的公民大多选择了忍受），但总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的临界点，这一点我们的政府首脑、执法部门的人员应当很清楚。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什么“不稳定”的事件，该地方首脑无疑责无旁贷。因为，一个真正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绝不会做出上述一类事情的。中国的老百姓是知好歹的，重庆打黑除恶干得好，百姓自己掏钱10万元做广告表示敬意；解放军在解救汶川地震受难群众中做得好，老百姓自发地冒雨打着手电送他们离开汶川，下跪恳求他们收下百姓送来给他们充饥的饼干……在那里，不论群众如何聚集，我们无需为“维稳”而如临大敌。

结语

世人瞩目的世博会即将在上海举办，上海——你将代表中国，你要以怎样的形象面对世界？刚刚发生在建期房整体倒覆的“楼脆脆”事件，又出现如此“钓鱼执法”的丑闻，这难道没有辱没上海的形象？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如此《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难道没有辱没中国的形象？卑鄙的“钓鱼执法”，可笑而可悲的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政府执法部门何以沦落如此？在他们的心目中还有没有“人民”二字？还有没有一丁点儿“为人民服务”的意识？他们是否还记得他们拿的工资是所有纳税人的血汗？

❻ 钓鱼执法事件是否按刑事犯罪处理

于情于理上不会，但是就看你有没有办法跟司法斗。人家后台大啊，白的都能变成黑的。以现在的轰动情况来说，他们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判决吧，否则这是对社会助人为乐等风气的灾难性的伤害。

❼ 分析钓鱼执法者为什么要承担法律责任

最近被JC给骗了，事情是：因一起小小的摩擦事件，JC早早就到了现场，看到两方人员都很火大版，JC趁机全部都闪了（权临走之际竟然对两边人员煽风点火），结果双方一起冲突没过一分钟，一大堆JC冲出来把冲突双方一共7人全部带回，并且事后知道JC两边收好处费，从这次经历学习到引诱犯罪。
什么叫引诱犯罪，好比砸日本车事件，类似事件有很多，第一个喊着最厉害并且第一个带头砸车的，绝大多数是天朝人员，然后在紧张的气氛之下，大家都跟着砸，然后天朝就找到理由抓人了，跟着砸的全部被抓，最后全社会还会谴责砸车人员，并且赞赏天朝人员阻止了砸车事件，对砸车人员进行了震慑。
天朝威武，景察到处捞钱没商量，无黑钱不做事，到处找事想立大功，引诱犯罪，钓鱼执法，上访或者投诉就被带去劳教一年。轻的也是被拉去拘留，在拘留所里，景察找几个牢霸把你打得一身病再跟你谈。

❽ 法律规定毒品案子钓鱼执法

这是可以轻判甚至无罪的

2000年4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版要》认为对具有特情引权诱情况的被告人，应当从轻处罚，无论毒品犯罪数量多大，都不应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对犯意引诱的特殊性进行了充分考虑，提出了慎重量刑的意见，应当说，这是在目前司法现状下采取的一种折中的方法。从刑事政策的角度考虑，“诱惑侦查”本来是国家为了有效抗制一些具有隐蔽性、严密组织性、严重社会危害性等犯罪的一种不得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犯意诱发型”诱惑侦查带来的危害超过了打击犯罪保卫社会的利益，从程序上看它是非正义的，所以应当从法律评价上对其加以否定和谴责，而对被引诱的行为人从宽处理，特殊情况下可按无罪论处。

❾ 如何看待钓鱼执法事件

绝对犀利的看法和分析~~~~~~~~~~~~~

何谓“钓鱼执法”？即布下诱饵，卖个破绽，将对方引入圈套中——这还不卑鄙吗？某些影视作品中描写的营造服务小姐卖淫的环境，引导欲加陷害的对象进入此环境，然后拍摄之捉拿之敲诈之，这不也是可以称为“钓鱼”吗？我们在看到这些场面时往往会气愤之极。请教上海城管执法大队的人员，假如你或你的家人遭遇如此“钓鱼”你会有怎样的反应？这是何等卑劣、丑陋的下三滥作为！作为政府部门、执法部门，何以沦落如此？

更有甚者，“钓鱼”者刚上车，对方还没有发动车辆，就被埋伏的“执法队”人员不问三七二十一抓住，带回执法队，开出5000元至10000元的罚单不等，不交来罚金，就别想要回你的车。你要打官司吗？必输无疑。央视报道中倒是说到有一个人官司打赢了，但却要交出车辆“保管费”数千元！

央视非政府职能部门，也是媒体，但进步中的央视，对新闻报道和评论愈来愈注重其客观性，这是可喜可贺的，我们看一看10月22日的“新闻1+1”《钓鱼执法再调查：谁还谁清白?》，对这种卑鄙的构陷公民的“钓鱼”行为会有更直观的了解，我们也可以欣赏到上海的所谓“调查组”对此惧怕阳光、讳莫如深的丑态。

“钓鱼执法”涉嫌组织犯罪

虽然对“钓鱼执法”案件再调查还未有最终结果，但我们从早前白岩松在节目中曾出示的“城管行政执法大队”有关工作总结中的语句，已经可以毫无悬念地推断出“钓鱼执法”的存在——闵行区交通行政执法大队在《2007-2008年度创建文明单位工作总结》中提到，在两年时间里,该大队“查处非法营运车辆5000多辆”，“罚没款达到5000多万元”，“超额完成市总队和区建管局下达的预定指标任务”。（据《中国青年报》/另见《广州日报 》作者：刘放）

如果还有一丁点常识，所谓“上级”可以下达查处违法罚没款的“指标”和“任务”吗？对一个区域内可能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是可以预计和规定的吗？对于罚没款的多少是可以“定指标”的吗？纳税人就用血汗钱供养这样一批头脑简单、心中没有人民利益和科学发展观的专横跋扈的“公务员”？这与国民党有何区别？

其实，所谓“钓鱼执法”这种模式在上海及全国各地一直普遍存在，各地程度不同而已，这几年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钓鱼执法”的背后有巨大的利益链条，庞大的处罚金额支撑起了一个畸形的执法平台，“让许多交通执法部门不择手段地陷害合法公民于非法的状态。”有法律工作者认为，“钓鱼执法”已涉嫌有组织犯罪 。——此说绝不是危言耸听。

央视新闻中出示了采访录像和录音，这些钓鱼者大多为无业闲散人员，他们坦呈：做这个行当比做苦力来钱快多了。在这个人群中有“钓头”领导一帮“钓手”，随时接受行政执法队的召唤。每“钓到”一个，奖励500元，钓手可得200元，钓头得200元，还有100元——这位钓头支支吾吾地说“这应该属于‘那些人’的回扣吧”——这与组织犯罪有何区别？有媒体披露：专业“钓钩”月赚可达数千元。有一点社会经验和常识的人都可以理解到，最起码，行政执法队公然豢养这么一批人做这样一种构陷他人的龌龊勾当，是绝对有利并助长黑社会组织形成的。

“钓鱼执法”之类：破坏社会和谐的罪魁祸首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把维稳及构建和谐社会喊得震天响。但是，是老百姓不想稳定、不想和谐吗？老百姓的真的就是“不明真相”而极容易被“不法之徒”利用的吗？中国的百姓都是弱智？从各地出现的群体性事件来看，除了有些民族分裂分子外，有几起事件不是因为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问题引起的？到上海才两天的孙中界遭到“钓鱼执法”被罚款万元，他如何交得出这一万元？愤怒之下为证清白他挥刀断指自残，我们可以想象面对如此不公，他的心情是怎样的。政府如此作为还想构建“和谐社会”？笔者笃信：法律、司法公正是一个社会公民讨要正义和公道的最后底线，如果它也不公正、不公平、缺失了正义，这个社会想和谐恐怕就很难了。

为此，笔者要求上海对此案件的调查必须公开：人员公开、人员的组成办法公开、调查过程公开——这些不是什么“国家机密”，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否则，如何体现“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了调查的顺利进行，我们可以允许某些调查进程滞后公开，但绝不应讳莫如深！对调查组的组成情况以及组成办法为什么不能公开？否则，我们如何相信此次调查的公正性？我们拭目以待。

“钓鱼执法”、野蛮执法、动辄抓人、宽容强势群体违法欺压百姓却对维权人员动辄施以苛政严法……这些是造成社会不稳定、不和谐的罪魁祸首。毛泽东早就说过：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构建和谐社会，政府应负主要责任。中国的老百姓是忍受惯了的（如遭受“钓鱼执法”之害的公民大多选择了忍受），但总有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草的临界点，这一点我们的政府首脑、执法部门的人员应当很清楚。一个地方如果出现什么“不稳定”的事件，该地方首脑无疑责无旁贷。因为，一个真正代表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人民利益的政府，是绝不会做出上述一类事情的。中国的老百姓是知好歹的，重庆打黑除恶干得好，百姓自己掏钱10万元做广告表示敬意；解放军在解救汶川地震受难群众中做得好，老百姓自发地冒雨打着手电送他们离开汶川，下跪恳求他们收下百姓送来给他们充饥的饼干……在那里，不论群众如何聚集，我们无需为“维稳”而如临大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