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权下放法律效力

㈠ 事权下放和事权委托有区别吗

1. 各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依法直接实施下放事项，独立承担相关法律责任。1. 各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依法直接实施下放事项，独立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2. 为及时掌握各区（县级市）实施直接下放事项信息，各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每半年应向市发展改革委报送实施事项的统计数据。3. 关于政府投资项目审批事项。对市、区（县级市）财政出资各占50%的，除需全市综合平衡的项目外，由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审批；对其中的重大项目进行可研评审时，可以邀请市发展改革委相关业务处室参加。.4 关于企业投资项目备案事项。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市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和需全市综合平衡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备案；跨区投资的项目，按属地管理，原则上由项目建设所在地的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备案，其余的由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备案
2。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的项目按照分级管理原则委托下放。关于内资项目核准，市属国有企业投资项目和需全市综合平衡的项目，由市发展改革委核准；跨区投资的项目，按属地管理，原则上由项目建设所在地的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核准；其余的由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核准。关于外资项目核准，5000万美元以下鼓励类、允许类企业投资项目，由区（县级市）发展改革局核准。

㈡ 为什么要人事权下放人事权下放的优缺点各是什么

还是看公司规模，一般公司的HR必须专业，主要是现在的劳动合同纠纷太多。如果是集团公司，可以下放人事权，但必须注意，只要是签合同的法人单位不同可以下放人事权，如果直接是一个老板，则必须统一管理。

集团的人事必须定期指导下属企业或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防止下属单位因为不专业和随意性，影响整个集团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

㈢ 财权与事权划分标准是什么

事权事权 shì quán (1).指军事指挥上的种种妥善处置。《淮南子·兵略训》：专“陈卒正，前行选属，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 (2).职权；权力。 宋·梅尧臣 《送邵郎中知潭州》诗：“且谕汉家绥抚厚，莫言湘守事权轻。”明 袁可立《以地震再儆疏陈修备实事疏》：“一设将领，谓登莱之皇城岛两游击及成山、威海等处俱系紧关冲要，宜添设钦依以重事权。”《明史·外国传三·日本》：“请如往例，特遣巡视重臣，尽统海滨诸郡，庶事权归一，威令易行。” 康有为 《大同书》丙部：“近百年则平民之权日兴，如隶之制尽释，虽有贵族、大僧，而事权日落，与君权而并替。” （3）行政机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行政事务管理的权力。“事权下放”

事权的特定含义，是各级政府对所管理的国营企业与事业的行政管理权，它反映的各级政府管理职能的划分，突出的是行政隶属关系。

财权是指在法律允许下，各级政府负责筹集和支配收入的财政权力，主要包括税权、收费权及发债权。

㈣ 为什么说分税制改革是财权集中事权下放

您好！《经济观察报》有一篇文章可以回答您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从财政系统多位人士处获知，考虑到分税制实施后期，中央与地方财力和支出责任的不匹配加剧，未来财权和事权的划分思路可能是，在分税制大的前提下，不仅要纵向上收事权，还要横向集中财权。
具体来说，事权属于市场的，政府应该交予市场，然后将政府之间的事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合理划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冯俏彬认为，中央对国防外交、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司法、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跨区域流动性强的事权，应当承担起责任。
此前，财政部部长楼继伟已在多个场合提及，财政体制改革“应调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支出责任，适当增加中央政府的支出责任”。不过一些财政专家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不会对现行事权、财权格局进行大动，事权划分或集中在基本公共服务、司法权、社会保障等领域。
相应地，在上收事权的同时，财权或会进一步集中。具体到各级政府层面，以往独立于财政系统之外的各种“口袋预算权”未来将在清理规范之列，由这些预算权所衍生的投资、教科文、交通等领域的专项转移支付，或也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框架内被规范。
冯俏彬表示，未来对事权和财权的重新划分，肯定会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的范畴，财税改革只是序幕，“重要的是摸索出解决事权与财权关系的规律，对新增事权可按规律解决；同时在对上收事权的执行方面，未来不可能靠增加公务员编制，只能通过政府委托、合同管理、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实现”。
事权下移
1994年的分税制，目的在于解决中央财政收入持续低迷问题。
数据显示，实行分税制以前的1980年至1993年，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平均为68％，中央财政收入平均仅为32％；而在财政支出责任，或称事权方面，地方政府负担了59％，剩下41%均由中央政府承担。
分税制将税种和税额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分，把税收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共享税三个部分，将增值税、消费税划为中央税种，并且划定了增值税在每年返还税基的基础上增长部分的分成比例。
由于收入来源稳定、税源集中、增收潜力较大的税种，都被列为中央固定收入或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留给地方的几乎都是收入不稳、税源分散、征管难度大、征收成本高的中小税种，因此分税制改革运行几年后，中央财政得到了极大的充足，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在逐年下降。
1994年当年中央财政收入就占到了55%以上，并在此后近20年间一直维持在50%左右的水平，地方财政收入明显减少。“地方财政收入的减少，主要是由于税种划分造成的，这种税种的划分在当时的主导思想就是主要税种的上收。”财政部财科所科研组织处原处长赵云旗表示。
但在支出责任上，由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进行了税权改革而没有进行相应的事权改革，导致了收入的层层上解和支出责任的层层下压，直接加重了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统计表明，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以差不多40％的收入提供了约2／3强的社会支持与公共服务。特别是2006年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来，地方政府的事权是不断增加的。
楼继伟曾对1994年分税制后的地方政府事务用“白描”来形容。他表示，当时对于地方事务，一是定位于行政隶属关系来划分，二是按照事权属地化管理，两者大半是接近或者相同的。后来工商、国税、海关等脱离地方政府，变成垂直管理，但是包括社保、教育、医疗、以及司法方面的事权却没有上收，由地方财政负责开支，从而导致了很多问题。
财权分散
在事权不断下移的同时，归属于中央层面的财权却在不断分散，其主要表现就是形形色色的专项转移支付。
据财政部统计，2006年专项转移支付共计213项，与一般性转移支付比例接近1：1，一般性转移支付略高，2007年也是如此。
但自2008年经济危机开始，随着4万亿投资的大规模推进，2009年和2010年的专项转移支付规模迅速扩大，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其 中，2009年专项转移支付超过一般性转移支付1200多亿，占总体转移支付比例为52.5%；2010年两者超额减少到1100多亿，专项转移支付占比52%。这一比例此后逐年下降，到2013年，财政预算的专项转移支付已经比一般性转移支付少近5000亿。
近年来的专项转移支付内容，几乎都会涉及到基础设施、农林水、国土气象、教育科技、医疗社保等多个领域，仅仅一项支农资金就有十几个部门来分工审批。地方每花一块钱，就有4毛钱来自中央财政，而且一半以上都被规定了用途，其中绝大部分是被中央各部委掌控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资金，由此催生了中国式“跑部钱进”乱象。“虽然中央认为本级财政支出的资金很少，大部分都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下去，但地方政府根本不认可转移支付里的专项支付是地方的资金，他们认为那是中央的，地方政府不仅需要跑部钱进，而且还要配套资金。”一位在财政系统工作多年的人士表示。
尽管中央正在下决心压缩这些项目，国务院也给出了时间表，要求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在2013年6月底前减少、合并一批财政专项转移支付项目，下放一批适合地方管理的专项转移支付项目。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是一些部委和部门的命根子，没有专项转移支付，部门的权力和地位就会被削弱，因此，清理“口袋资金权”的举措进展得异常艰难。
中央财经大学财经研究院院长王雍君认为，目前财税体制改革的焦点问题，不仅仅是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更重要的是专项转移支付的问题，这也是最纠结的问题之一。
上收与集中
当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不足以实现财政支出的时候，一般利用三种途径来弥补：向下摊派收费、扩大预算外收入和非预算收入、借债等等，这造成了地方预算外和非预算收入的迅速增长。
与此同时，由于地方事权不明晰，很多地方的支出责任几乎是无底洞，即使算上每年的转移支付，地方仍表示资金不够，但也同样由于事权不清晰，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账根本无法计算清楚。
因此，赵云旗认为，事权的划分已经很紧迫了，因为事权划分不清楚，财力是做不到匹配的。“政府首先要理清的是政府与市场、政府之间、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属于市场的，政府应该交予市场，然后要将政府之间的事权在各级政府之间划分。”他说。
目前对事权的央地划分并没有一个可供参考的标准。冯俏彬认为，事权可以按照流动性的高低来区别，流动性高的交给省或者中央来负责，低的则按照属地化管理。
她进一步解释道，流动性有高低，比如在全省范围内或者全国范围内的一般交给省或者中央政府去负责，其余的可以按照属地化管理；而比如国防教育、外交、生态环境、食品安全、司法、科教文卫、社会保障等，则应该由更高一级的政府来主导。“随着现在事权的解决，未来还会不断的出现新的事权，重要的是摸索出解决事权与财权关系的规律，以后可以按照规律解决。”冯俏彬说。
一位资深财政系统的从业者告诉记者，上收事权的同时必定要集中财权，这样才能达到事权与财权相匹配的效果，但是集中财权又与压缩专项转移支付有部分冲突，因此未来专项转移支付可能会变成由中央委托或者购买公务服务为形式的资金支出。
在冯俏彬看来，为确保中央上收的事权得到充分执行，在不可能海量增加公务员编制的前提下，未来只能通过政府委托、合同管理以及购买服务等方式来实现。
而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则意味着需要把以往独立于财政系统之外的发改委、科技、教育、交通的那部分预算权收回，在一个更大更广泛的层面上严格制定和执行预算。冯俏彬认为，现在讲综合预算，把社会保障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纳入公共预算就是这一方向。
不过，对于即将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大多数财政系统专家认为，不可能将现行的财权事权体制推倒重来，只能在有限范围内，比如针对基本公共服务、司法权、社会保障等突出的问题，实现事权的清晰划分。

㈤ 公司领导让开空头支票，签订一份协议能起法律效力吗

本身就是违法的事情，签任何协议都是无效的，法律不保障违法事情的既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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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制定空头支票行政处罚制度
在支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些单位和个人签发空头支票的现象，不仅损害了持票人的合法利益，影响了支票的使用和流通，而且影响结算资金汇路畅通以及经济、金融秩序。为保护持票人的合法利益，维护经济金融秩序，促进票据业务健康发展，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对签发空头支票行为实施行政处罚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规定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对签发空头支票的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通知》明确了以下规定：
一是规定对空头支票违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通知》明确实施空头支票行政处罚的主体为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处罚依据和标准为《票据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一条“签发空头支票或者签发与其预留的签章不符的支票，不以骗取财物为目的的，由中国人民银行处以票面金额5%但不低于1000元的罚款”的规定；《通知》明确空头支票的罚款，由出票人在规定期限内到指定的罚款代收机构主动缴纳，逾期不缴纳的，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可采取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要求银行停止其签发支票、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等措施。
二是建立了空头支票违规行为的“黑名单”制度。为了加大对空头支票监管的力度，人民银行分支行建立签发空头支票“黑名单”制度，并将有关违规信息定期向同一票据交换区域内的银行进行通报。
三是明确监督管理的职责。人民银行总行负责空头支票处罚制度的制定和监督执行；人民银行分支行负责本辖区内空头支票行政处罚的组织实施；出票人开户银行负责报告签发空头支票违规行为、代为送达有关法律文书等；罚款代收机构负责罚款的收缴。
四是强化了违规责任。《通知》根据事权划分，规定了罚款代收机构、出票人开户银行和空头支票的出票人三方的违规责任。罚款代收机构对空头支票罚款收入占压、挪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按照《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的，追究其高级管理人员及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出票人开户银行不报、漏报或迟报出票人签发空头支票行为的，由人民银行责令改正，逾期不改、情节严重的，追究其高级管理人员及直接责任人的行政责任；对于屡次签发空头支票的出票人，银行有权停止为其办理支票或全部支付结算业务。
《通知》从促进非现金支付工具健康发展的视角，明确了签发空头支票行为的行政处罚制度，其发布实施有利于保证经济交易双方的契约得以认真履行，维护市场经济有序运行，促进非现金支付体系安全高效运转。
支票是传统支付工具中使用最广泛和便利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在同一城市范围内的商品交易、劳务供应、清偿债务等款项支付，均可以使用支票，目前支票的使用量占同城结算总笔数的70%左右。由于支票的以下特点，使得其在面对新兴支付工具的挑战时仍保持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一是支票不受交易时间、地点和对象的限制，且具有很强的流通性，可以在更广泛的交易主体之间使用。除可用于商户与消费者之间的交易外，还可用于单位与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支付。二是支票的使用成本相对较低，无须专用的机具和受理设施。三是支票支付金额无上限的限制。支票既可支付零售项目，也适用于大额买卖。只要账户上有足够的款项支付，支票支付通常没有使用金额的限制。四是支票支付具有一定的私密性。使用支票进行结算，收款人无须将自己的银行账号等告诉付款人。
为进一步推动支票业务发展，满足不同层次的支付需求，人民银行将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一是扩大支票的使用主体，大力推广个体工商户和个人使用支票，促进支票业务的均衡发展。总体上看，目前我国支票使用主要以单位为主，除少数大中城市有一定量的个人支票在使用外，其他地区个人支票使用较少，个人支票的社会认知度较低，还未成为居民的日常支付工具。随着个人征信系统的完善和居民消费观念的转变，个人支票业务发展前景广阔。特别是在个人缴纳公用事业费等各种费用时，其优势更能得到有效发挥。二是建立跨行政区域的票据交换中心，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目前，人民银行已经确立了鼓励和发展区域性票据交换的总体思路，将打破支票在同城使用的限制，推动建立以中心城市为依托、辐射周边的跨行政区域的票据交换中心，使支票在更大范围内流通，有力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三是积极研究影像交换技术等在票据交换领域的运用，实现票据截留。采用票据影像交换和实现票据截留，可以缩短清算时间，提高结算效率，实现高效便捷的支付服务。四是建立和完善支票的管理制度，有效防范支票支付风险。

㈥ 为什么要人事权下放人事权下放的优缺点

：①权来力下放，有利于最高管自理层摆脱日常行政事务，集中精力研究企业的大政方针和战略问题；②各事业部独立核算，能充分发挥部门管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提高企业经营的适应能力；③各事业部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担高公司的整体效率；④便于培训管理人才。

㈦ 事权的词语释义

（1).指军事指挥来上的种种妥善处置。《淮自南子·兵略训》：“陈卒正，前行选，进退俱，什伍搏，前后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
(2).职权；权力。 宋·梅尧臣 《送邵郎中知潭州》诗：“且谕汉家绥抚厚，莫言湘守事权轻。”明袁可立《以地震再儆疏陈修备实事疏》：“一设将领，谓登莱之皇城岛两游击及成山、威海等处俱系紧关冲要，宜添设钦依以重事权。”《明史·外国传三·日本》：“请如往例，特遣巡视重臣，尽统海滨诸郡，庶事权归一，威令易行。”康有为《大同书》丙部：“近百年则平民之权日兴，如隶之制尽释，虽有贵族、大僧，而事权日落，与君权而并替。”
（3）行政机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行政事务管理的权力。“事权下放” 政府间的事权划分是政府职能在各级政府间进行分工的具体体现，也是财政分权管理体制的基本内容和制度保障。

㈧ 农村信用社体制中如何做好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事权事权 shì quán (1).指军事指挥上的种种妥善处置。《淮南子·兵略训》：“陈卒正内，前行选，进退俱，容什伍搏，前后不相捻，左右不相干，受刃者少，伤敌者众，此谓事权。” (2).职权；权力。 宋·梅尧臣 《送邵郎中知潭州》诗：“且谕汉家绥抚厚，莫言湘守事权轻。”明 袁可立《以地震再儆疏陈修备实事疏》：“一设将领，谓登莱之皇城岛两游击及成山、威海等处俱系紧关冲要，宜添设钦依以重事权。”《明史·外国传三·日本》：“请如往例，特遣巡视重臣，尽统海滨诸郡，庶事权归一，威令易行。” 康有为 《大同书》丙部：“近百年则平民之权日兴，如隶之制尽释，虽有贵族、大僧，而事权日落，与君权而并替。” （3）行政机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进行行政事务管理的权力。“事权下放” 事权的特定含义，是各级政府对所管理的国营企业与事业的行政管理权，它反映的各级政府管理职能的划分，突出的是行政隶属关系。财权是指在法律允许下，各级政府负责筹集和支配收入的财政权力，主要包括税权、收费权及发债权。

㈨ 各级政府机构配置和职能

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及启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1982年改革，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在大幅精简机构的同时，重点解决了领导体制和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问题。
1988年改革，根据党的十三大精神进行，在精简行政机构和人员的同时，提出了转变政府职能问题。
1993年改革，根据党的十四大精神进行，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的行政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在党政机关普遍进行“三定”工作，建立推行公务员制度，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998年改革，根据党的十五大精神进行，是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明确把政府职能界定为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政企分开有了新的突破，党政机关与所办的经济实体和管理的直属企业脱钩；中央各部门的部分审批权和具体事务性工作下放给地方政府，国务院机构和人员大幅减少。
2003年改革，根据党的十六大精神进行，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调整政府机构设置，理顺部门职能分工，减少行政审批，提高政府管理水平，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此外，2004年各级政府还以实施行政许可法为契机，贯彻落实《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大了清理行政审批项目、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力度，并取得了明显的进展。2005年4月颁布的公务员法，也对规范行政管理主体、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不断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五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一是政府机构数量有所减少。就国务院机构（包括职能部门、直属机构、办事机构、直属事业单位和特设机构）而言，1982年改革之前最多的时候为100个， 1988年改革后为86个，目前已减少为66个；二是机构设置趋于合理。现有的政府部门大多都是按照市场经济要求设置的，计划经济时期按照产品行业设置的工业部门大多被撤消或者合并；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已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明确为政府主要职能；三是行政管理方式也发生变化。由过去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发展到现在主要依靠经济和法律手段；四是依法行政和建设法治政府取得进展。行政许可法的实施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国务院分三批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1806项，占改革前行政审批项目总数的50.1%，行政效率明显提高。近年来，各地开始对乡镇机构进行改革，在实践中积累了有关经验。
经过20多年的改革，政府职能得到转变，政企分开不断推进，机构和人员得到精简，干部队伍结构得到优化。应该说，现行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上适应了经济社会发展要求，也符合我国国情。在改革过程中，我们积累了许多成功的经验，从中也得到一些启示。
第一，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从我国国情出发，有利于坚持党的领导，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保证政府充分发挥在改革发展稳定中的作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各项改革工作的连接点和交汇点，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必然触及深层次问题和矛盾，触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格局的调整。以往历次改革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果，关键在于坚持了党的领导，各项改革措施都是按照中央关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采取的，而且注重提高行政管理效率，保证了政府在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我们必须立足于我国实际，认识我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实际问题与矛盾，认识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特点，学习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和做法，强调为我所用，不能照抄照搬。
第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纵观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历程，可以发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任务往往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提出的，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和主要动力。例如，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曾经按行业设立了多个部委，仅是机械工业部就曾设过七个，导致了多个中直企业或部属企业的产生，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问题。为了适应经济改革的需要，对有关经济行业管理部门进行了调整，以更好地解决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矛盾。
第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可能单兵突进。行政管理体制关系到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行政管理体制与政治、经济、社会之间存在复杂而又密切的关系，因此，不仅要调整好行政机关内部职能，还需统筹公共部门和事业单位的改革，处理好政企关系、政事关系，同时更要重视政府职能准确定位和切实转变的问题。
第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科学化、法治化。由于改革大多都是政府自身由上而下进行的，政府既是改革的执行者和推动者，又是改革的直接对象，角色冲突也在一定意义上阻碍改革的深入。特别是改革涉及到权力与利益格局的重新调整，增加了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度。加之改革的政策性较强，因而需要科学论证，提高法治化程度。
（二）当前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进一步研究解决的问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有些问题只能逐步解决；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也会产生许多新的问题，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来解决。因此，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的进程，需要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一是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经过历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尚未完全转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一方面，经济职能尚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行政审批事项仍然过多。在行政许可法实施后，虽然清理减少了很多行政审批事项，但由于行政管理的某种惯性，加之多年形成的部门和行业利益，不必要的行政审批和变相的行政审批仍大量存在，应当退出的领域还未完全退出。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政府仍然在资源配置领域发挥主要作用，加之生产要素市场发育不充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还难以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还需进一步加强。经济快速增长与社会的深刻变化，造成了社会公共需求的快速增长。特别是当社会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社会矛盾多发之时，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就显得更为重要。如果职能转变不到位，就难以解决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许多新问题，因此，切实转变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

二是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层级过多,部门之间职责不清，协调不力。1988年以后的几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精简机构、下放权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机构设置、职权划分、运行方式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

从机构设置上看，各级政府设置部门往往延续了“上下对口”的习惯做法，职能部门在服从本级政府的同时还要接受上级部门的指导，造成各级政府部门重复设置、机构臃肿。基层行政管理体制就很典型，县乡政府为了完成上级政府制定的各项“达标”任务，不得不设立机构和增加人员，在编制不足的情况下，又设置了许多临时机构，安排了一些临时人员，造成机构与人员超编。在缺乏有效管理和约束的情况下，乡镇机构和人员不断增加，维持运转的费用和人员工资也随之增加，造成乡级财政支出的不断扩大和乡镇财政负债率的不断提高。

从层级关系来看，历次机构改革都是从组织设置的横向划分方面着手，从规模上控制政府机构的膨胀与人员的增加，但在纵向分层的问题上甚少涉及。按照宪法第30条的规定，除较大市和自治州外，地方行政层级一般为省、县、乡三级。但随着行政公署（地区）改市的增加，有些地方出现了市辖县、市辖市等情形，地方行政层级实际上成为四级。层级过多容易导致机构臃肿，信息不畅，效率低下，行政成本过高。

从机构职责看，由于政府内部职能划分不清，有关职责权限划分的规定缺乏法律效力，加之部门起草立法的影响，导致对有些行政事务多头管理、重复交叉执法，权力与利益挂钩，甚至不同部门权力交叉或者重叠，发生矛盾后难以协调；或者互相推诿扯皮，造成“管理真空”，权力与责任脱钩。

三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还需进一步理顺。在某些方面，既存在中央权威和统一性不够，中央宏观政策在有些地方实施受阻，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的问题，也存在向地方下放权力不够，发挥地方自主性和积极性不够的问题；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和责任仍然存在不匹配的问题；运用法律手段调整中央与地方关系还不够，制度化规范化水平较低，难以保证必要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四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法制建设不相适应。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运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社会事务，导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过程和结果缺乏法律保障。例如，机构改革减而复增，陷入“精简——膨胀”循环的主要原因，就是缺乏法律规范和保障。从世界各国解决机构编制膨胀的主要手段来看，一个是财政手段，另一个是法律手段，但主要是法律手段，而且财政手段最终也是要通过法律才能起到硬约束作用。除宪法的概括性规定外，目前我国既没有上升为法律的统一行政组织和编制法，也缺乏各个部门的行政组织和编制法，更没有推进改革的相关法律。现有的个别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如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等，对组织机构、职能、编制、权限、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财政保障机制等也没有明确的规定，缺乏详细的责任条款。弹性过大的条文表述和国家法律、法规与地方法规之间的不协调，也增加了实施中的矛盾。

（三）进一步改革行政管理体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强调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继续完善行政管理体制，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这充分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是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客观要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基本治国方略已载入我国宪法。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就是要用法律手段推动改革进程，用法律形式固定改革成果，最终为建立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提供法制保障。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需要。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就要求我们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到协调重大利益关系上，放到社会再分配上，放到着力解决社会公平上。落实科学发展观，就需要完善相关保障机制，转变政府职能，合理设置行政机构，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建立起一套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政绩考核标准和执法责任制等制度，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政府严格依法行政，通过公开、透明、公平的方式，提供各种公共产品和服务，就能更好地促进公平正义；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就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社会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政府部门严格依法行政，做到不越位、不错位、不缺位，就能更好地化解各类社会冲突和纠纷，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是应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的需要。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既是各国产业和生产力的竞争，也是各国政府提供制度、环境、公共产品和服务等行政能力的竞争。哪个国家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和制度安排、更稳定可预见的法律环境，哪个国家就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发展，也对政府履行保障国家安全和参与国际公共事务等职能，提出了新的课题。此外，减轻政府财政压力，适应行政管理社会化的发展趋势，也迫切需要改革行政管理体制和完善经济法律制度。

参考资料：http://..com/question/79737119.html

㈩ 父亲受权女儿管理财产,其他兄妹没有话事权和继承财产和遗产权利

只是授权管理财产。并不是遗产。父亲也没有立下遗嘱。并没有剥夺其他兄妹的遗产继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