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的灰

㈠ 法官有灰色收入吗 是不是所有级别的公务员都有灰色收入呢 烟草局有灰色收入吗 灰色收入有什么危害性

“灰色收入”是介于“合法收入”与“非法收入”之间的一种隐性经济收入，基本上是通过“制度外”实现的。它既不同于贪污盗窃、走私贩毒等非法收入，又不同于合法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的收入。其最大的特点是非公开性，即以种种手法和“技术外理”逃避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

“灰色收入”应该分为两种，一种是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收入，是间接或变相获得的某种贿赂，应予以杜绝；一种是合理但不规范的收入，应加以规范和管理。

在法律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没有必要在反腐败问题上拘泥于“原告举证”等一般法律程序。为制止灰色收入这类腐败现象的蔓延，国家应该采取某些“有罪推定”方式。比如，超过本人收入过多的财产，应该由本人举证说明来源，若举不出证据，就应该视为非法所得，给予处罚和没收。

㈡ 法官为什么要带假发

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发与普通假发是有区别的。在英格兰，司法假发的每一边有三个卷曲而王室人员却只有两个，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很微妙的隐喻意义不得而知。但苏格兰人却老爱和英格兰人闹别扭，因为在苏格兰，情况刚好颠倒过来，王室人员用三个卷曲的假发而司法人员只有两个卷曲。
假发的制作成本昂贵在于人工而不是材料，因为马鬃的取得并不难，而假发的制作可是个精细活，而且没办法通过机器或生产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
生产一个假发需要一位熟练的工匠花大约44个工时的劳动，包括编织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个颜色：白色、金黄色、浅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国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国本土，金黄色和灰色最为流行。
一般一个法官的假发要超过1500英磅（折合人民币约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发，也不低于300英磅。
一般人宁愿忍受生虱子，也不会像女士们更换帽子一样经常换假发，其原因并不在于舍不得买多顶假发。而是基于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如同医院老医生最吃香一样。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家人或朋友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由某位名家制作的假发。许多从事假发制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业，甚至是世家，其制作假发的历史，比某些英国贵族的家族谱系还长。
定制假发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因为许多名匠的预约期已经是在几年之后，即使能马上定制，在制作过程中，你的脑壳需要至少被尺子量过十二次，这并不是匠人们故意折腾你，而是精致工艺的要求。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但毕竟不如量体裁衣般温柔地吻着你那聪明的脑袋，更何况随便买来的假发在许多法律人看来，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个庄重的宴会一样无礼。英国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称，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确甚至刻板，强调的是稳定与平衡，而对个性化的东西兼容性较小。
许多假发匠人世家对于每一个售出的假发都有记录，要求购买者签名备案，几百年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名人的亲笔签名，因为许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从事律师工作的。
假发的保管也是个细致活，一般每一套假发都配有一个通风的铁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独立存在的艺术品，价值远超过于假发本身。最早时，在英国人头上还经常长虱子的年代里，假发在保存时会被撒上一些药粉，用来防虱子。
最后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假发所用的原材料马鬃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这也是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叶外的一项重要交易品，因为欧洲马匹的鬃毛不易进行纺织而且容易折断，而鬃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国马所产的鬃毛能经历过种种考验。

提起英国的法官或律师，脑海里自然而然的浮现出那灰白的稍带卷曲的假发。对于英联邦的法制传统之外的人，虽然假发已成为英联邦法律人符号特征，但这样的装扮并不会油然生出庄严肃穆的威风，相反，常常是一种怪怪的感觉，让观者不时的替他们捏着一把汗，担心会不会随着大律师颇有风度的鞠躬而滑脱下来，当庭出个洋相。美国第三任总统托玛斯?杰斐逊就曾说，“（英国法官）像躲在棉絮下面向外窥视的老鼠”。这个仪表还吓得一个出庭作证的孩子大哭不止，导致英国专门审理涉及青少年案件的特别法庭完全取消了假发。

假发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埃及和古罗马帝国的文献就有相关记载。然而在欧洲上层社会的流行，一般认为是1620年前后，路易十三为了掩盖自己的秃顶而戴假发，引起经常出入宫廷的贵族效仿，随后风靡欧洲，以至于连妇女都戴着各式的假发出席社交场合。到十七世纪六十年代，这一时髦又由英王查理二世传到英伦三岛。十七世纪的英国人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的日记，真实的记录了假发在英国流行的历史。1663年11月2日，佩皮斯得知国王和公爵都将戴假发的传闻，第二天就急不可耐的将头发剃光，定作了假发。佩皮斯写道：“告别自己头发还是有些许伤感，但一切结束了，我就要戴假发了”。由此可见，假发在英国流行，榜样起了很大的力量。

榜样之外，假发的流行还有一个原因。据垄断英联邦假发行业的埃德和拉芬斯克洛夫工厂（Ede & Ravenscroft）介绍，由于十七世纪的欧洲缺乏供暖系统，人们不便洗热水澡，为了防止寄生虫的滋生，最好的办法就是留短发而以长长的假发替代。

早期的假发使用人的头发制作，如债务人用头发抵债、甚至是死人的头发。那时的法庭上，各种假发的气味混合简直令人窒息，使得法官们出庭有时不得不自带一束鲜花来稍稍化解一下。这种状况直到1822年汉弗莱?拉芬斯克洛夫（Humphrey Ravenscroft）发明了利用马尾制作假发的工艺才结束。

英联邦法律人出庭或者参加重大典礼活动都佩带假发，完全是当时的流行使然，并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数百年过去了，假发不再时髦，却成了法律人遵循传统的守旧形象。而且假发不卫生、太热、扎人、甚至有些滑稽可笑。然而要说改变也很难。人们习惯性的将假发与地位、身份乃至正义联系起来。事务律师获得出庭权以后，就因为没有戴假发的资格而向上议院提出了好几次不成功的陈情，而不少被告人也优先选择可以佩带假发的出庭大律师为他们辩护，据说是否戴假发还直接关系到对陪审团的说服能力呢！

查理二世的时代虽然早已过去，但看起来当初的时尚--至少在假发这一点上--仍然从坟墓中伸出手来牢牢的束缚着当代的英联邦法律人。澳大利亚在70年代为了顺应家事法庭（Family Court）减少形式，增进和谐的潮流，取消了假发。但到1987年，据说是由于发生了多次针对司法人员的袭击，于是又恢复了假发。笔者以为，澳大利亚的这一做法，更多的是传统心理作怪，或者说是传统论者为了保住头上的假发，拿这些袭击说事儿而已，绝对难说是对症下药。因为在英国，1992年取消青少年特别法庭中司法人员佩戴假发的惯例后，似乎并没有类似澳大利亚的恶果发生。2003年，英国又进行了一次是否取消假发的调查，发现多数资深法官和事务律师希望取消假发，而下级法官和出庭大律师则坚持传统。更有68%的公众希望法官---特别是在刑事案件中---佩戴假发，说明假发在英国民众代表司法正义的符号作用仍然很强。

争论归争论，假发看来不会很快地在英联邦的法庭上消失。唐纳德逊勋爵（Lord Donaldson）的一句话概括了这场争论, “既然假发至少过时一个世纪了，那也不用急着取消。”

正义需要通过仪式体现出来，正是通过这种鲜明而具体的符号意象和强烈的心理暗示，假发唤起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和对正义的希冀。然而，建构现代司法文化乃至法律文化的没有捷径。以萨维尼为代表的德国历史法学派认为人民自身在缓慢的促进法的成熟，法律除了认可这一历史创造的成果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角色。历史法学派不再是主流，但法律现象中少不了历史的积淀。中国律师袍可说是已经夭折了吧？至少在地方上，今年以来着律师袍出庭的现象可说是凤毛麟角，这或许是必然的结果。当初的决定更多的是应景成分，没有顾及到历史、文化的因素。笔者以为，正是使英联邦法律人头顶上的假发挥之不去的那种力量，让中国的律师袍迅速地离去，消失在历史的隧道中。

㈢ 为什么法官开庭用灰领带 重大活动用红领带

严肃与喜庆

㈣ 为什么香港的法官头上带羊毛

不是羊毛啊，那个是法官专用的假发套。香港以前是英国的殖民地。因为英国的法院开庭之时法官都戴假发头套，所以香港照搬了英国的这种传统。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行家指出司法界所用的假发与普通假发是有区别的在英格兰司法假发的每一边有三个卷曲而王室人员却只有两个这是否代表着一种很微妙的隐喻意义不得而知但苏格兰人却老爱和英格兰人闹别扭因为在苏格兰情况刚好颠倒过来王室人员用三个卷曲的假发而司法人员只有两个卷曲
假发的制作成本昂贵在于人工而不是材料因为马鬃的取得并不难而假发的制作可是个精细活而且没办法通过机器或生产流水线进行批量生产
生产一个假发需要一位熟练的工匠花大约44个工时的劳动包括编织和打卷成品一般有四个颜色白色、金黄色、浅灰色和灰色在一些英国的老殖民地如西非和加勒比海地区白色非常流行而在英国本土金黄色和灰色最为流行
一般一个法官的假发要超过1500英磅折合人民币约18000元哇噻不便宜哦而最普通的假发也不低于300英磅
一般人宁愿忍受生虱子也不会像女士们更换帽子一样经常换假发其原因并不在于舍不得买多顶假发而是基于一种说法假发戴得越久越老越脏颜色越深说明你吃法律饭入行的时间越长而在司法界资历和年龄可是个宝如同医院老医生最吃香一样从某个意义上头龄越老的假发也就成为律师们招揽生意的百年老字号了而法官的老古董假发则是富有审判经验的招牌
一位法学院学生在取得律师资格之后家人或朋友给他的最好的礼物就是由某位名家制作的假发许多从事假发制作的匠人都是子承父业甚至是世家其制作假发的历史比某些英国贵族的家族谱系还长
定制假发也是一个需要耐心等待的过程因为许多名匠的预约期已经是在几年之后即使能马上定制在制作过程中你的脑壳需要至少被尺子量过十二次这并不是匠人们故意折腾你而是精致工艺的要求
当然你也可以买一个现成的但毕竟不如量体裁衣般温柔地吻着你那聪明的脑袋更何况随便买来的假发在许多法律人看来如同穿牛仔服出席一个庄重的宴会一样无礼英国人素以保守精神著称司法界更是如此司法要求的是精确甚至刻板强调的是稳定与平衡而对个性化的东西兼容性较小
许多假发匠人世家对于每一个售出的假发都有记录要求购买者签名备案几百年下来在这些记录中可以找到许多名人的亲笔签名因为许多知名政治家在成名之前大多是从事律师工作的
假发的保管也是个细致活一般每一套假发都配有一个通风的铁盒子或木盒子有些盒子甚至是另一件独立存在的艺术品价值远超过于假发本身最早时在英国人头上还经常长虱子的年代里假发在保存时会被撒上一些药粉用来防虱子
最后一个与中国有关的问题是在很长的时间内假发所用的原材料马鬃绝大部分来自于中国这也是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中中方出口商品中除茶叶外的一项重要交易品因为欧洲马匹的鬃毛不易进行纺织而且容易折断而鬃毛在生产过程中需要不断的漂白和清洗也只有中国马所产的鬃毛能经历过种种考验

法官和律师在法庭上戴假发是英国法庭最有特色的传统之一在一些受英国司法制度影响深远的前英国殖民地地区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具有不列颠特色的文化烙印比如中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
英国的法官和律师为什么要戴假发呢许多研究历史的人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但都很难说服所有的人
有人说在中世纪时过度的劳累和疾病使得司法人员们过早地掉光了头发为了在公众面前掩饰自己的聪明绝顶假发遂流行约定俗成成为英国法庭的一景
有人说法官戴假发是表示自己的德高望重而律师戴假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掩饰和保护作用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辩护结果不能得到被告人及其家人的认可但这与其说是合理的解释不如说是与律师有过节的人编出来诋毁他们的笑话因为根据最近的一份调查表明有57%的律师对戴假发表示不满恨不得把它摘掉原因是这些由马鬃编成的假发套造价非常昂贵却很不卫生一般一顶假发就要用一辈子有一个律师世家有一顶发龄达94年的老古董传了四代人堪称传家之宝
根据历史学家和民俗学家的研究英国人戴假发的流行时尚传统大约始于十二世纪当时并不只是法官和律师的专利上层社会的人都将戴假发视为一种时尚是出席正式场合或沙龙聚会时的正规打扮

㈤ 法官是干什么的

机构职能：抄

（1）执行本院发生袭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中的财产部分；

（2）执行法律规定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等其他法律文书；

（3）对执行异议、被执行主体的变更、追加进行审查；

（4）依照法律规定实施查封、扣押、冻结、扣划等措施，对妨害执行行为人实施拘留、罚款措施；

（5）协助办理其他法院委托的执行工作。

区别主要在于执行局为普通法院的协助部门，负责对下级人民法院执行工作的监督、指导和协调，办理下级人民法院或利害关系人申请复议的案件。

(5)法官的灰扩展阅读

法官应当依法履行的义务

（一）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

（二）审判案件必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秉公办案，不得徇私枉法；

（三）依法保障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

（四）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维护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五）清正廉明，忠于职守，遵守纪律，恪守职业道德；

（六）保守国家秘密和审判工作秘密；

（七）接受法律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

㈥ 法官的衣服为什么是灰色的啊。。。

灰色的庄严呗,严肃啊~

㈦ 法官之死是怎么回事

托比警长站在法官斯内德家的大门外按动门铃，来开门的是一位面色灰黄的陌生人。

“我叫麦奇，是斯内德法官新任命的书记员。法官刚才自杀了！”

托比警长听后大惊失色，随即跟着他走进书房，见斯内德伏在写字台上，左手握着一把左轮手枪，右手搁在桌上一张字条旁。字条上写着：“我因判决一名罪有应得的罪犯缓刑而成为众矢之的，他们指责我收受贿赂。如果我还年轻，我将控告他们诽谤，但我已进入老年，时日无多，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了。”

麦奇在一旁解释道：“法官一直因他对该罪犯的宽大处理而遭受攻击，这事本来早已过去，不值得一提。但是却有人据此造谣，说他受人贿赂，这些谣言无疑是诽谤。我一再劝他提出控告，可他却说自己太老了，不想耗费精力打官司了。”

托比看过弹伤之后，说：“他只不过死于几分钟之前，你听到枪声了吗？”“是的，我听到枪声就冲了进来，但他已经死了。”

“你是从隔壁跑进来的吗？”

“不，我跟您一样是从外边进来的。法官昨天约我来抄写一份材料，给了我一把钥匙。”

“你做他的书记员有多久了？”

“刚刚一个星期。”

“作为涉嫌者，请你跟我去一趟警察局吧。”托比警长说。

请问，托比警长为什么怀疑麦奇断案结果如果麦奇听见枪声后冲进法官家，那他一定顾不上关大门。麦奇自称只给法官当了一个星期的书记员，因此他不可能对法官较早以前的判案了解得如此详细，他说曾劝法官提出控告，这些都证明了麦奇的言行反常。

㈧ 法官是做什么的

这是一个奇怪的标题。如果没有法官，谁来解决纠纷、裁决案件呢？因此，法官是一种十分古老的职业，自从有了文明以来就存在。他起码要比外交部长、比计委主任的资历老得多。
那时的法官用什么解决纠纷，暂且按下不表，今天的法官解决纠纷得依靠法律，所谓“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这里所说的法律，当然就是立法机构正式制定颁布的法律、法规。然而，让我们仔细想一下，假定法官严格地依照这些法律、法规的条文规定，他是否能够解决纠纷？
容我斗胆说一句：假如法官严格地照搬法律条文，绝大多数纠纷是无法解决的。套用一句话，现实总在变化，而法律是灰色的。事情是明摆着的：立法颁布的法律通常并不能准确地预测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因而，它在某个时候作出的某个规定，过了一些时日，可能非常荒唐。今年年初就发生过一件很滑稽的事情：某地铁路部门曾根据1979年的一份文件，对被火车撞死者，最多赔偿300元或解决粮票，家庭生活确有困难者，酌情给予80至150元火葬费或埋葬费。
很滑稽。但在目前中国所奉行的法律制度下，却是完全合乎法律程序的，即使官司打到法院，一个遵纪守法的法官，也只能这样判决。因为，我们所实行的是大陆法，在这种法律制度下，法律是由、并且只能由立法机构制定，法官只能机械地适用法律，而不能对法律进行解释。即使要进行司法解释，也必须要最高人民法院出面进行，而普通法官是没有这种权力的。于是，一旦一个小小的案件暴露出某部法律的荒唐，人们很自然地呼吁，立法部门应当及时地清理过时的法律，应当及时地制定颁布适应新情况的法律。
然而，假如立法机构是负责任的，那么，它必将被这样繁重的立法、清法的活动给压垮。情况似乎也确实如此，这是一个急剧变动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种“法律匮乏焦虑症”：从立法者到法官，从当事人到舆论，人们总是感到，有无数法律亟待制定；刚颁布没有几年的法律，又得赶紧修订；过时的法律，也得及时清理，否则会闹出笑话；即使大体上有效的法律，也被发现似乎总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但也只能将就了。当然，法官很苦恼：严格依法裁决，有时显然会得出荒唐的结果；但自行根据现实情况对法律作出解释，又显然不合程序。当事人当然也一样觉得苦恼：撞死人就赔几百块钱，给几十斤粮票，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极端的案例确实凸显了目前法律制度所面临的困境。当然，任何一种法律制度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不过，至少从经验上看，普通法制度似乎没有我们这样的“法律匮乏焦虑症”。
要克服这种焦虑症，我们可能需要回到原点：究竟什么是法律？谁、如何制定法律？
法律就在人民中间
《普通法的本质》一书探讨的是普通法的本质。其实，通过它对普通法法官创制法律规则的过程的描述，我们可以比较清晰地理解法律的本质。
根据作者的描述，普通法法官在审理一个案件时，不仅是在对具体的纠纷进行裁决，他也同时在生成新的法律规则：“即使解决纠纷是法院的惟一职能，那么也会出现以司法方式设立法律规则的情况。当法院在新的情况下阐明社会现存标准的适用、意思和引申含义时，它们无法同时避免创制以前没有宣告过的法律。”（第6页）
请注意这里的措辞，“宣告过的法律”。这正是普通法制度赖以存在的根本性事实：法律并不等于立法，法律仅仅是为某种程序所承认的，社会中具有正常的理智与情感的普通人在频繁的交换与合作关系中所形成的规则。也就是说，法律其实是普通人在其日常活动中生成的。
听起来有点奇怪？是的，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法律实证主义的法律观。中国的法家早就告诉我们，“法自王生”，只有君主可以制订法律，也只有君主制订的规则才是法律。近代以来的法律理论家也一遍又一遍地告诉我们，法律就是国家、通常是国家的立法机构正式颁布制定的文件，是主权者的命令，只有国王、议会才能制定法律。法律体现着国家的意志，是统治者用来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如果立法机构没有公布那张印着字的纸，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法律，社会就处于无法无天状态，法官当然也就没有办法判案，当事人也就找不到解决纠纷的标准。
然而，这样的观念其实跟我们日常的经验是不符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并不知道法律，但在出现了纠纷的时候，他们很容易地就按照某种规则解决了。当然，法律实证主义者说，这样的规则是民间习惯或行会习惯，是道德习俗，是常识，它们确实是社会运转所不可或缺的规则，但它们绝对不是法律，因为，它们不是国家颁布的。
但这样的规则与法律之间的区别，果真是根本性的吗？普通法法官不这么看。当然，严格说来，普通人在日常中活动中所生成的规则，只是创制法律的原材料。法律是通过某种程序被法官所发现和确认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是法官创造、发明了法律。相反，他会说，他只是发现、阐明了社会中已经存在的法律，并使其系统化、保持前后一致性，且能够普遍地适用于每个人。
也就是说，在普通法制度下，法律规则在法官通过司法程序立法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法官只是通过一种理性的过程，将那些人们尽管在遵守但却没有意识到、也说不清楚的规则，接受、加工为明确的法律而已。因此，在这样的制度下，没有普法的必要：法律本来就在人民中间。一个人根本不需要知道法律说了些什么，而依然能是个守法的好公民，而一个具有正常的理智和情感的人所认为正当的事情，大体上就是法律所认可的事情；而这样的人认为应予惩罚的事情，就是法律应当禁止的：“如果一个人按照社会认为正确的方式行事，他会被认为是在做合法之事；如果一个人被社会认为是错误的事情所伤害，他将受到法律的保护。”（第211页）
法律的最佳制定者
而由于分散在各个地方、数量比立法机构的成员多得多的法官，时刻在解决提交到他们面前的纠纷，因而，他们能够比较敏捷地对社会的变动作出反应，从而使法律在合乎正常人的预期的情况下，又保持足够的灵活性。让我们设想，在这样的法律制度下，被火车撞死的家人会得到什么样的赔偿？具有正常的理智与情感的普通人都会觉得，铁路方面即使没有责任，也应当给点抚恤性质的赔偿，起码应当支付丧葬费，今天，这笔钱好赖也得几千块吧？赔偿几百快钱加几十斤粮票的事情，是不会出现的。
归根到底，就像本书作者所说的，法律是建立在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政策性考虑以及地方或专业的习惯的基础之上的（参见第四章的论述），法官的任务就是按照这些标准发现、阐明、确认和系统化这些蕴涵在人们的交换与合作关系中的规则，把他们加工成为法律。
一个称职的法官恐怕不得不如此，否则，他无法解决纠纷。毕竟，立法机构正式制定颁布的法律，其实只是法律规则体系中的一部分，仿佛海面上露出的冰山一角。而大量的法律规则，是人们损遵守的，但却是谁也说不清楚的。立法者往往不能及时地了解这些规则，从技术上说，也不可能随时修订法律。因此，如果要求法官只能机械地适用现有法律，法官就将寸步难行。事实上，即使在欧洲实行大陆法的国家，也不断地从法官只能机械适用法官的原则一步一步向后退，逐渐给予法官以解释法律的较大自由裁量权。但是，由于那里不实行遵循先例的原则，因而，每个法官根据现实对于立法所做的解释，就只限于解决他面前的纠纷。这其实是一种知识的浪费。如果通过先例制度把法官们在司法过程中的智慧集中起来，所形成的法律是否会比几百个议员所制定的法律更优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