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和法院吴静

① 沈阳刘涌真的死了

中国大案要案纪实002——002.沈阳黑帮教父的末路

‘‘黑巨星”的陨落

2003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由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在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再审。
这天，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参加刘涌案件审讯的法官、法警全部被放一天假，由清一色的“御林军”——最高人民法院工作人员所替代。审判长由审判过胡长清案和成克杰案的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南英担任，其他审判人员有：最高人民法院审监庭副庭长高贵君、审监庭审判长沈秋媛、刑一庭法官杜伟夫、审监庭法官马盛平，都办过轰动全国的大要案。被告人刘涌的妻子和哥哥在刘涌辩护律师的陪同下进入法庭。法庭内外的气氛异常紧张。
从9点30分左右，大批的锦州市民和个别对刘涌崇拜的“小兄弟”，以及从全国各地提前赶来的记者们，纷纷向市中级人民法院门前聚集。大家三三两两交头接耳地小声议论着。二审法院在二审时以不能排除刑讯逼供为由将刘涌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后，谁都知道只要刘涌不死，随时都有可能卷土重来。
10点04分，法庭上刘涌的妻子已经明显地焦虑不安，刘涌哥哥的情绪也分外烦躁，不时地悄悄通过手机和外面秘密联络着。虽然一种不祥的预感已经把他们高度紧张的神经折磨得苦不堪言，可他们还是期望能够出现“奇迹”，盼望能够再次把刘涌从鬼门关里“抢”出来。
然而，这次“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奇迹没能再次降临到“教父”的身上，他不得不提前结束他呼风唤雨、一手遮天的黑色帝国“教父”的生涯。法庭最后一致认定再审被告人刘涌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敲诈勒索罪、私藏枪支弹药罪、妨害公务罪、非法经营罪、偷税罪、行贿罪。判被告人刘涌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以上的刑罚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万元。
宣判结束以后，由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负责对刘涌执行死刑。当刘涌在法院的一间屋子里再次见到妻子和哥哥时，这位在沈阳曾经让人谈虎色变的黑帮“教父”非常理智地向妻子和哥哥话别，妻子趴在刘涌身上泣不成声。刘涌默默地抽了两支香烟，喝了一口白酒，还让哥哥为他在脚镣上放了一块买路钱。
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有十几辆挂着沈阳、大连、北京、葫芦岛牌照的豪华轿车停在路边，车上都挂着醒目的白花。谁也搞不清楚这些车的主人是谁，一直高度关注此案的刘涌的亲朋好友至少开来六辆奔驰。在通往锦州殡仪馆的路上，沿路军警戒备森严，每隔50米就有一个武装警察站岗。除了刘涌的妻子被允许跟随车队共同前往殡仪馆外，其他家属一律不允许尾随车队前进。
11点14分，随着凄厉的警笛和闪烁的警灯，数十辆警车风驰电掣地押解着刘涌来到锦州市殡仪馆，11点34分，刘涌从一辆白色面包车里被抬上了另外一辆死刑执行车。这是一辆耗资40多万元的死刑执行车，车内设备非常先进，可以通过电缆将执行现场实况同步传输在殡仪馆一间休息厅内的大屏幕上，最高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和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些领导在此监督执行全过程。当执行人员将一针致命的药物准确地注射进刘涌的体内时，刘涌非常配合，显得十分镇定，一言不发，刘涌的妻子则伤心地号啕大哭起来。一小会儿，这位曾经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不可一世的黑帮“教父”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黑色帝国”的构建
住在沈阳市和平区丽景城市花园D座11楼2号的刘涌，出生于1960年（实为1958年）11月30日，汉族，初中文化。刘涌小时候曾获得过辽宁省少儿仰泳100米、200米冠军。在天津某部队服役时候的刘涌，也曾是一名合格的解放军战士。复员后转业到沈阳市纺织品公司当一名普通的司机，后调为计划调拨员。1982年，在改革开放最早的年代，刘涌主动放弃公职开始下海经商。他先后开过饭店、倒卖过时装、开办过羊毛衫加工厂、承包商场专柜卖过家电，还与港商合资创办过皮革厂等，但始终没有形成什么气候。
一次偶然的事件彻底改变了刘涌的人生道路。1992年7月，孙树鹏这位当时在沈阳小有名气的人物，在刘涌家和刘涌因琐事争吵了起来。当时刘涌一位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的小兄弟吴静明拿出自制火枪，朝着孙树鹏就是一枪。事后，孙树鹏因恪守道上的“游戏规则”而没去报案，刘涌出面赔了孙树鹏一笔医药费摆平了此事。正是从那时开始，沈阳道上的“英雄豪杰”们开始对刘涌刮目相看了。
1992年10月6日，当时已经在沈阳“黑道”颇有名气的刘涌，为了给另外一位“黑道”上自己“罩着”的兄弟出气，率领几名出手凶狠的手下，持军刺、五连发猎枪在某饭店追砍张少波，惊慌失措的张少波向当时正在饭店吃饭的沈阳和平区公安分局某派出所的副所长刘宝贵求救，刘宝贵一边鸣枪示警，一边举枪命令追赶的人们放下武器双手抱头站好。刘涌一伙见只有一个警察，没把刘宝贵当回事，一直冲在最前面的刘涌抬手一枪将刘宝贵击倒，“黑枪”击中刘宝贵右髋部。当刘涌冷静下来后，他害怕了，他知道这回捅大娄子了，随即带领手下仓促逃往外地躲避警方的追捕。刘涌的父母十分溺爱这个并不争气的儿子，为了让儿子免除牢狱之灾，他们不惜拉下老脸，亲自前往医院给刘宝贵当面赔礼道歉，再三表示希望能够私了，并且答应给刘宝贵一笔可观的经济补偿。刘涌的父亲在临走的时候还硬将1万元“慰问金”塞给刘宝贵以示诚意，刘宝贵随后将钱如数上交了组织。刘涌的父亲不但在沈阳公检法系统有着广阔的人脉资源，而且也是个有头有脸的人。退休前曾长期担任沈阳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一庭庭长，还是毛远新案、“亨得利”钟表店抢劫案、“5·5”劫机案、吕海鹰反革命杀人集团案等诸多有深远影响案件的审判人员。
没过多久，许多当时沈阳公检法系统的“重量级”人物都出面为刘涌说情，并且开出了给刘宝贵100万私了的丰厚条件，但还是被刘宝贵断然拒绝了。时任沈阳市公安局局长常绪武、主管刑警副局长韩广生对刘宝贵被刘涌枪击致伤一案非常重视，曾抽调出大量警力多次实施对刘涌的抓捕。但由于刘涌一伙当时在沈阳警方也有一张非常过硬的关系网，消息很“灵通”，再加上刘涌反侦查能力较强，公安机关的几次抓捕行动都因走漏了风声而未能奏效。直到1994年，警方在广州将刘涌抓捕后才将其押解回沈阳。1995年刘涌通过向部分侦办该案的有关人员行贿，获得了取保候审，直到1997年初，竟然经“三长会”(公安局长、检察长和法院院长)研究决定撤案。刘涌被解除取保候审，无罪释放。刘涌开枪打伤派出所副所长的事件当时在沈阳影响很大，这也成了刘涌在黑道上“扬名立万”和登上沈阳黑社会“教父”宝座的资本。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刘涌一方面积极收编黑白两道人马，还为“小兄弟”们配备了9支枪，购买了26把匕首、砍刀。孟祥龙（原沈阳市公安局治安支队警察、刘涌小时候的邻居，与刘涌关系过硬，头脑灵活、经验丰富，在刘涌团伙中扮演“军师”的角色）、朱赤（原沈阳某公安分局刑警大队副队长）、房霆（原沈阳公安局某分局刑警）、刘军（刘涌亲弟弟，原沈阳市和平区公安分局探长）、吴静明（别名吴明，两劳人员、凶狠诡诈，是刘涌“四大金刚”的头号人物）、宋建飞（刘涌大哥的内弟，两劳人员、凶狠残暴。是刘涌身边“四大金刚”中仅次于吴静明的二号人物）等来自不同阶层和势力的人的介入，更加巩固了刘涌在沈阳黑帮作为“教父”的江湖地位。
“教父”本色
1995年初，在刘涌的“干妈”——原沈阳和平区劳动局党组书记、副局长高明贤和原局长凌德秀的“热心”帮助下，刘涌“战略性”地承包了该局下属的中华商场。
1996年，高明贤、凌德秀先后找到区有关领导，以劳动局党总支的名义，推荐刘涌为和平区政协委员，刘涌出人意料地当选了。
1997年12月，高明贤、凌德秀故意隐瞒了刘涌曾因枪击刘宝贵一案被公安机关羁押的重要事实，正式向沈阳市人大常委会推荐刘涌为人大代表候选人，在刘涌的推荐表上是这样评价他的：“刘涌将一个商场发展成一个企业集团，安置就业人员300多人，为振兴和平区经济做出很大的贡献。思想先进、作风正派，具备人民代表的资格。”在高明贤、凌德秀的幕后积极“勾兑”之下，再加上原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原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致公党辽宁省副主委沈阳市主委焦玫瑰，让刘涌当上了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作为刘参选人大代表的主要基础，在有235名代表参加投票选举的沈阳市和平区人大会议上，刘涌以197票赞成票顺利当选为第二届沈阳市人大代表。为了感谢“劳苦功高”的高明贤、凌德秀，刘涌先后以拜年的名义分多次送给高明贤、凌德秀人民币共计8万元。
1997年上半年，刘涌送给自己新认的“干爹”、时任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后担任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刘实（后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20年）人民币20万元。有了刘实这个在沈阳炙手可热的实权派“干爹”后，方方面面的人们就更加惧怕刘涌了。同年11月，刘实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的身份，为刘涌办理了赴美国的相关手续，让刘涌陪自己一起去美国“考察”。在美国期间，刘涌又以“零花钱”的名义再次送给刘实3万元美金。
1998年，时任沈阳市和平区劳动局局长的姜新本在下属企业百佳自选商场由集体企业转制为民营企业的改制过程中，以“零买断”的方式让承包该商场的刘涌“突破性”地获得了该商场的企业产权。商场改制后，虽然商场房产使用权仍归劳动局所有，但刘涌再没交纳过一分钱的房产使用费。沈阳黑白两道都知道刘涌向来是一个“知恩必报”的人。果不其然，1999年5月，刘涌亲自前往姜新本的办公室看望，并一次性送给姜新本人民币10万元作为感谢。
1998年8月，刘涌请某著名相声演员和时任沈阳市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的秘书王晓方吃饭，饭后刘涌通过王晓方转送给马向东2万美元；1999年2月，刘涌又亲自到马向东的办公室对其进行“勾兑”；同年4月，刘涌认为“温度”还不够，于是再次对马向东进行直接“勾兑”。马向东的办事风格一向是“雷厉风行”。1999年4月20日，一份“沈阳市人民政府国有土地文件”，将坐落于沈阳市沈河区中央路二段国有土地24009平方米、市场评估价值3.5亿元的商业用地，以行政划拨方式无偿地划给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使用。同年12月，经马向东批准，刘涌任董事长的嘉阳集团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免交“四费一税”和国有土地出让金等数千万元的税金。刘涌团伙从此进入“黑金政治”领域。
1999年5月，刘涌又到马向东家送了2万美元。再到后来，马向东到澳门赌博时都随身带着刘涌的部下做保镖。
刘涌有了马向东这个靠山之后，沈阳黑白两道的人对刘涌都不得不刮目相看。
1999年上半年，中国农业银行辽宁省分行准备购买嘉阳大厦部分房产扩大营业网点。刘涌立刻出面，邀请负责此项工作的时任省农行营业部副总经理杨礼维等人赴香港考察，并以“零花钱”的名义送给杨礼维港币5万元。后由杨礼维提议，省农行“史无前例”地用在建工程款人民币2000万元先行垫付了购房款，使刘涌团伙的实力又一次得到跨越性发展。2000年1月，刘涌又在沈阳浴乐城送给杨礼维美元5000元。
1999年春节后，沈阳市政府将中街两万多平方米交给刘涌所在企业开发。中街128号三层楼属于私人房产，房主穆广志此前就与沈阳土地局签订过使用该土地40年的协议，由于还在使用期内，穆广志同意动迁，但要求刘涌在建成的大厦里留一个门面，以便开店经营。“他长了几个脑袋？给他钱，按棚户区改造标准给！”刘涌听了大为恼火。穆广志随即起诉沈阳市土地局单方面撕毁协议，刘涌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人——原沈阳市政协副主席、原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焦玫瑰（2001年10月10日，焦玫瑰因受贿罪、贪污罪被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3年6个月），明明知道穆广志的诉讼请求符合市中院立案条件，没有理由不立案，他还是让立案庭的办案人员不给立案。穆广志只好将案件状告到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书函形式指令沈阳中院予以立案并作一审，焦玫瑰又遵照刘涌的“指示”将该案由沈阳市沈河区人民法院管辖变更为由和平区人民法院管辖。一个堂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无视国家法规，竟然对黑社会“教父”的无理要求不折不扣地照办，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让刘涌团伙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刘涌先后送给焦玫瑰价值24万元左右的财物。
刘涌取得中央路二段两万多平方米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后，立即让手下凶狠残忍的“四大金刚”吴静明、宋建飞、董铁岩和李志国组成了“拆迁办公室”。这支“武工队”以“砸拆”的模式加快了拆迁的速度。
1999年4月，刘涌授意宋建飞、吴静明尽快以“砸拆”暴力手段强行拆迁该用地范围内的建筑。同年5月14日上午，宋建飞等人拆迁至刘凤江经营的中街大药房时，与药房职工发生冲突，刘涌闻讯后，立刻带人迅速赶到现场。在刘涌等人的指使下，宋建飞等人冲进药房，大打出手。《辽沈晚报》以“中街大药房白日遭遇歹徒”为题，对此进行报道，刘涌怕事情闹大，影响嘉阳集团的社会形象，又多次派人恐吓刘凤江。刘凤江因惧怕刘涌报复，被迫在《辽沈晚报》上刊登之前的报道和嘉阳集团无关的声明。
“砸拆”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嘉阳集团在很短的时间内建起了嘉阳大厦。嘉阳大厦的顺利落成，标志着刘涌在沈阳的势力进入了巅峰状态。
1999年，刘涌担任董事长的“嘉阳”集团旗下已经拥有26个下属企业，3000多名员工，资产7亿元人民币。刘涌同时还是沈阳市人大代表、中国致公党沈阳市直属支部主委及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和平区政协委员、沈阳市私营企业家协会常务副会长、南站地区商会副会长、和平区太原街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和平区劳动模范、优秀企业家、扶贫先进个人……
“黑教父”黑河落网
沈阳市公安机关经过半年多细致、缜密的排查走访，充分掌握了大量刘涌团伙犯罪的铁证。沈阳市公安局对刘涌犯罪团伙的定性为：暴敛钱财、不择手段；为非作歹、称霸一方；流氓成性、滥杀无辜；暴力抗法、偷税漏税；心狠手辣、凶残报复。经辽宁省公安厅和沈阳市公安局领导集体研究决定，准备在2000年7月1日晚上8点对刘涌犯罪团伙成员实施统一抓捕行动。
2000年7月1日，刘涌上午还在太原街一个会议主席台上人五人六地胡吹神侃。晚上，为了迷惑公安机关的侦察视线，他又故作姿态地邀请香港某著名男影星“刘××”一起到沈阳某迪厅潇洒走一回，刘涌从这家迪厅出来之后，就离奇神秘地人间蒸发了。刘涌的反侦察嗅觉特别灵敏，原来他发现自己手下“四大金刚”中的吴静明手机关机，其他方式又联系不上，从这些极其反常的蛛丝马迹中，刘涌预感到吴静明可能“出大事了”。刘涌当机立断打电话通知程健等人立刻远走高飞，自己也准备先逃到国外观察观察动静再说。
2000年7月3日，沈阳市公安局通过新闻媒体通缉嘉阳集团董事长刘涌以及张建奇、张凡、程健、高伟等5名犯罪嫌疑人，并对提供刘涌线索的给予5万元悬赏金。
2000年7月10日，一条重要线索汇总到沈阳警方刘涌专案组。原来一直跟随刘涌一起出逃的得力马仔徐井岩的手机信号在黑河方向频繁出现。专案组分析判断：刘涌等人极有可能准备从黑河外逃出国。沈阳警方随即向黑河警方发出了协查通报。
7月11日下午两点左右，黑河市海关边检站有二男二女来通关，其中一个男的体貌特征明显地和刘涌相似，海关边检人员的心情十分紧张。一名海关人员顺手拿过该人出示的身份证、护照进行检验比对，输入相关资料的微机立刻连续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此人正是警方通缉的刘涌。刘涌和高伟见警报响起迅速溜走，两人跑到海关大厅外打了一辆红色夏利车拼命逃窜。20分钟后，夏利车来到黑河西岗子检查站，刘涌抬头看见全副武装的公安干警和武警战士已经彻底包围了边检站，看来逃出去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刘涌立刻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四瓶安定片，闪电般地吞吃了200片安定，想一了百了。公安干警和武警立刻冲上来抓捕，由于药量太大、药性太猛烈，刘涌已经昏死了过去。黑河警方立刻把刘涌送到最近的医院进行紧急抢救，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刘涌总算是保住了一条命。
刘涌、高伟、刘涌的妻子刘晓君等人落网的消息传来，沈阳刘涌专案组全体干警激动得欢呼跳跃，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于凌舜和刑警支队支队长李凡率干警乘三辆警车连夜奔赴黑河市押解刘涌等人。沈阳市公安局特意拿出20万元重奖黑河市参与抓捕刘涌的全体公安干警。
然而，就在7月14日，当刘涌从黑龙江省黑河市被押回沈阳后，时任沈阳市市长的慕绥新立刻给沈阳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打了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电话：“刘涌的案子能立住吗？社会上都在传说你们对刘涌严刑拷打逼供，给他毒品，还让他坐老虎凳。”在沈阳警方开始抓捕刘涌的第二天，刘涌的“干爹”——原沈阳市检察院检察长刘实，就打电话给杨加林，要约杨见面聊聊，其“探风”的意图已很明确。被杨加林拒绝后，刘就开始利用职权，对公安方面做手脚，以干扰警方办理刘涌一案。
教父的末日
由于考虑到刘涌及其幕后背景和沈阳公检法司系统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专案组上报有关领导研究决定，对刘涌实施隔离式异地保密封锁羁押，从源头上首先掐断刘涌和外界关系网的联系，也让刘涌彻底放弃对关系网的精神寄托。
从2001年8月8日到2003年8月21日，刘涌在辽宁省铁岭市看守所整整被羁押了743天，长达两年左右。在刘涌被羁押期间，为了能够确保刘涌积极配合审讯工作，时任铁岭市公安局局长王立军要求挑选素质高、经验丰富的干警专门负责监管刘涌。刘涌在二审结束后，写了一封标题为《新世纪新风尚“三个代表”精神指导下，羁押在铁岭看守所两年时间的亲身感受》的感谢信，这是刘涌发自内心地感谢铁岭市公安局看守所负责监管他的干警对他人性化的管理教育。一个拥有初中文化水平的黑帮“教父”，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封长达3000多字的感谢信，刘涌在信中是这样写的：“回想过去曾是那样的辉煌，那样的风光，呼风唤雨，而现在从天堂走到地狱。此时我又想了很多方法，以便早日解脱。在这种情况下，两位管教在支队领导下没有放弃我，反而在工作范围内从生活上一如既往地关怀……今年的高温期，我的病情加重，孙支队亲自找大夫研究治病方案，并从伙食入手进行调配，还邀请教授为我治病，为我开了中药。为更好发挥药效，管教干部不论早晚都将热水凉温后让我服用。”刘涌还写道：“有时我在问自己，我是一个罪人，铁岭看守所为什么没打死我或让我这么个极其危险的罪犯病死？……我从严肃中感到人权，体会到作为一个罪犯在铁窗中能够学习到好的思想，好的作风。”
2003年8月15日，二审法院以不能排除刑讯逼供为由将刘涌从死刑改判为死缓，刘涌从铁岭市看守所被转送到锦州监狱服刑。
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再审的决定后，刘涌须再次从锦州监狱转到锦州看守所羁押。面对来提押他的40多名锦州市公安局防暴警察、刑事警察和管教干部，刘涌苦笑一声，仰天长叹：“前功尽弃，一切都完了！”
为了防止刘涌对抗最高人民法院的再审，经过特批，刘涌每天享受和管教干警一样标准的伙食。刘涌家属在看守所为刘涌存了一些用于购买日常用品的钱，每次购物由看守所一名副所长专职负责，收据还必须经刘涌本人签字后才能核销。刘涌也被特别批准在监室内吸烟，吸的是软包“黄山”，规定每天不超过8支，干警们还用窝窝头为刘涌设计了一个“工艺”烟灰缸。由于刘涌的特殊性，监管人员特地买来一个塑料大浴盆，烧好水后，让刘涌在自己的监室内洗澡，并且特别安装了闭路监控系统。看守所的管教干部没有人喊刘涌的真实姓名，“1011”是刘涌在看守所的专用代号。
刘涌被二审法院改判为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后，刘涌的表情用“春风得意”已经不能充分地来形容他当时的激动。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10月8日通知将对已经在锦州监狱服刑的他进行再审的时候，刘涌预感自己随时都有可能被拉出去枪毙，每天在看守所里就像动物园里的困兽一样烦躁不安，不停地在监室里反复地走来走去。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官提审他之后，刘涌越来越消沉和惶惶不可终日，每天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经常长时间思考而不睡觉，饭量明显递减，烟量是每天不断增加，甚至还上火起了口疮。
在羁押刘涌的最后60多天里，第二看守所的四位所级领导基本上都是以所为家，日日夜夜紧张地守在看守所。刘涌提出想看看《毛泽东的一生家世》、《戴高乐》、《曾国藩》等一些书籍杂志，管教干部都逐一落实了。2003年12月18日，刘涌从再审法庭回到监室，情绪消沉到了极点。他说什么也不肯吃饭，在管教干部再三劝说之下才勉强喝了几口豆奶。细心的管教干部发现刘涌的脚踝被镣铐磨破了，马上要给他贴创可贴，他气急败坏地断然拒绝，并恼羞成怒地说：“用不着了，不就三天了吗？”刘涌对管教干部说，他在法庭上见到了妻子和哥哥，感觉到妻子瘦了很多，自己很是心疼和难受，说到此处，还流了眼泪。刘涌还说，他给家里挣下的家业，够老婆和孩子花上几辈子了，他也算是心安了。刘涌最后希望将自己灰白的头发染黑，干警们考虑到染发素中含有锗等有毒成分，从安全角度出发没有答应刘涌的请求。
由于刘涌比较喜欢吃带馅的东西，12月21日的午饭，管教干部特意给刘涌买来了猪肉白菜馅的大包子，刘涌这下总算勉强吃了几个包子。为了稳定刘涌的情绪，还特别批准刘涌在囚室里观看影碟，影碟机是刘涌自己掏钱买的，碟片的内容由刘涌自己选择。刘涌非常喜欢看战争题材的进口片和香港拍摄的古装武打片，还有一些警匪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刘涌在监室内还被允许听歌。连续两天晚上，刘涌都让管教人员给他放《越战——空中堡垒》的VCD影碟，他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2003年12月22日上午8点30分，刘涌被再审法院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转载自《中国大案要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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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张毛豆叔公请求和吴静玩三年的抗辩法院当单机玩谁法律上的理由是什么肯定那个吴郑

③ 山东即墨灵山民间借贷刘彩虹法院起诉案件

山东省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4）烟民再终字第55号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王永龙，个体工商户。
委托代理人：王宇，山东宁海律师事务所律师。
再审申请人（一审被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彩虹。
委托代理人：王霞，山东星河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申请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刘建娟，退休工人。
委托代理人：徐寿刚。
再审申请人王永龙、刘彩虹因与被申请人刘建娟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本院（2013）烟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本院于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3）烟民申字第258号民事裁定，对本案提起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对本案进行了审理。再审申请人王永龙之委托代理人王宇、再审申请人刘彩虹及委托代理人王霞、被申请人刘建娟之委托代理人徐寿刚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2年5月23日，原告刘建娟起诉至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称，二被告王永龙、刘彩虹系夫妻关系，在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因家庭共同生活需要，共向刘建娟借款12万元。王永龙分别于2011年1月13日向刘建娟出具了借款2万元的欠条一张，于2011年6月2日向刘建娟出具了借款10万元的欠条一张。王永龙所欠款项至今未还。现要求二被告王永龙、刘彩虹立即还清借款12万元，由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
被告王永龙未答辩。
被告刘彩虹辩称：我方不欠刘建娟款项。我的丈夫叫“王永龙”，刘建娟提交的欠条上是“王云龙”而不是“王永龙”，且王永龙自2010年8月就离家出走，从未回过家，对于王永龙所做的一切我方都一无所知，刘建娟没有证据证明王永龙欠其款项，请求法院依法驳回刘建娟的诉请。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原、被告之间系朋友关系，二被告王永龙、刘彩虹之间系夫妻关系。2011年1月13日，被告王永龙向原告刘建娟借款人民币2万元用于做买卖，并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今欠刘建娟人民币2万元正20000元.贰万元正王永龙2011.1.13”。之后，王永龙陆续几次共向刘建娟借款人民币10万元，并于2011年6月2日向刘建娟出具借条一张，内容为：“欠条因母亲住院共欠刘建娟人民币l0万元正拾万元正王永龙2011.6.2”。刘建娟称2011年6月2日欠条上“因母亲住院”只是王永龙其中一次借款的理由，其他款项也是以做买卖的名义借的钱。刘彩虹对于刘建娟提交的两张欠条上“王永龙”的签字不认可，认为是“王云龙”，但是没有相反证据予以反驳，也不申请鉴定；并表示王永龙自2010年8月就离家出走，对于王永龙的所作所为一无所知。为此，刘彩虹提交邻居于瑞波出具的证明一份，证明王永龙自2010年8月就未回过家，刘建娟质证认为该证词不符合证据规则的有关规定，不能作为王永龙不回家的证据使用。
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为，债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规定，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按照合同的约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规定履行义务。王永龙经法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视为放弃对相关证据质证的权利。刘彩虹认为刘建娟提交的欠条上的署名不是“王永龙”，而是“王云龙”，但没有证据予以反驳，且不申请鉴定，因此对于刘彩虹的该抗辩主张，依法不予支持。王永龙出具欠条的时间系王永龙、刘彩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负债务应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刘建娟要求王永龙、刘彩虹偿还借款人民币12万元，有王永龙出具的欠条为证，理由正当，证据充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八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之规定，于2012年7月12日作出（2012）烟牟民一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被告王永龙、刘彩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给原告刘建娟借款人民币12万元。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被告王永龙、刘彩虹交纳；公告费300元，由被告王永龙交纳。
宣判后，王永龙不服原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一、原审程序违法，剥夺了上诉人王永龙的诉讼权利。1、原审法院立案送达时，被上诉人刘彩虹明确表示已与王永龙分居不能代收法律文书，但原审法院却欺骗使其代收，导致王永龙不知道被起诉，亦不知道第一次开庭的事实。2、原审第二次开庭时，王永龙已与刘彩虹离婚，但原审法院未通知王永龙，亦未向王永龙送达开庭传票使其无法参加诉讼。3、被上诉人刘彩虹以离婚为由拒绝为王永龙代收判决书，原审法院却以公告的形式向王永龙送达判决书违反民诉法的相关规定。二、原审法院认定王永龙向被上诉人刘建娟借款12万元的事实成立错误。王永龙与刘建娟之间不存在借款事实，王永龙出具的借条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所写，非本人真实意思表示。王永龙的母亲已于2010年去世，且王永龙本人系普通工人，不需要大额现金流动，所谓的借款理由均不成立。三、王永龙与刘彩虹于2009年达成离婚协议，于2010年8月分居，分居后双方无经济往来，对于涉案债务刘彩虹并不知情，与夫妻共同生活无关，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改判王永龙不承担付款义务，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刘建娟负担。
本院二审查明，王永龙主张其与刘彩虹已于2012年6月4日协议离婚，提交离婚协议书复印件一份。刘彩虹向法庭提交离婚证，证实双方确于2012年6月4日离婚。经质证，刘建娟认可王永龙与刘彩虹离婚的事实，但称双方离婚是为了逃避对其的债务。
庭审中，王永龙与刘彩虹称双方在离婚之前于2009年12月份开始分居，正式分居时间是2010年8月份，双方分居之后没有保留原来的联系方式，无法联系到对方。对此，王永龙提交与刘彩虹于2009年12月12日及2012年6月4日签订的两份离婚协议。经质证，刘建娟不认可。
经查，原审共有两次庭审。第一次庭审时间为2012年6月21日，王永龙未到庭，开庭传票送达时间为2012年5月28日，刘彩虹代王永龙签收，对此刘彩虹辩称其系受欺骗所签，且送达人未告知代签的法律后果。第二次庭审时间为2012年7月4日，王永龙未到庭。受件人为刘建娟的开庭传票由其委托代理人曲永玖签收，受件人为刘彩虹、王永龙的开庭传票送达回证上载明的送达地点为刘彩虹药店，附记记录为当事人拒签。在2012年6月21日第一次庭审时，刘彩虹的委托代理人告知法庭刘彩虹与王永龙系夫妻关系。2012年7月4日第二次庭审时，刘彩虹的委托代理人对于法庭出示的刘彩虹与王永龙的户籍证明没有异议，且在此次庭审中其为证实刘彩虹与王永龙已于2010年8月份分居，提交了证人于瑞波书写的书面证言一份，告知法庭此证据是准备起诉与王永龙离婚作为证据使用。在该两次庭审中，刘彩虹均未明确告知法庭其已与王永龙离婚。对此，刘彩虹在二审庭审中辩称其原审委托代理人告知欠条上署名的是“王云龙”而不是“王永龙”，名字不对，会驳回起诉，其他的不用管。
庭审中，王永龙称其与刘建娟系婚外情关系，所谓的12万元借款并不存在，而是分手费，王永龙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立下的借条，提交加盖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印章的王永龙询问笔录复印件一份，时间为2011年6月14日，在该笔录中王永龙陈述了其与刘建娟之间的关系，以及受胁迫立下欠条的经过，在被问道：“对于你反映的情况，你有什么具体要求吗？”，王永龙称：“暂时不需要公安机关进行调查，我是因为这十二万元的欠条，来做一下说明，反映一下情况。”刘建娟承认王永龙出具借条时于涛在场，但否认王永龙受到胁迫，称其在收到原审判决书后接到派出所电话通知，去派出所作了笔录，在笔录中其否认与王永龙之间系婚外情关系，12万元也不是分手费。王永龙称公安局对其反映受胁迫立下借条一事没有处理结果。
本院二审审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实同一审。
本院二审认为，关于王永龙是否向刘建娟借款12万元的问题，本院认为，刘建娟持王永龙出具的借条起诉要求王永龙夫妻二人返还借款，在王永龙认可该欠条系其出具的情况下，刘建娟的诉讼请求合法有据，依法应予支持。王永龙虽称涉案欠条上的借款并不真实存在，其系在受胁迫情况下出具的，却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证据予以证实，对其该事实主张，依法不予采信。
关于涉案12万元借款是否属于王永龙与刘彩虹夫妻共同债务的问题，本院认为，因该借款发生在王永龙与刘彩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王永龙主张该借款不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发生的债务，依法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其不能举证的情况下，一审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正确的。
从一审的送达情况及庭审过程来看，刘彩虹并未明确告知其已与王永龙离婚，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代王永龙签收第一次开庭传票系受欺骗所为，且并未影响到本案的实体处理，故王永龙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
综上，王永龙上诉主张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审判决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一）项及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于2013年3月2日作出（2013）烟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由王永龙负担。
王永龙不服上述判决，向本院申请再审称，原判决认定的基本事实缺乏证据证明。1、根据2011年《山东省民事审判会议纪要》关于民间借贷部分的规定：出借人应当对是否存在借款关系、借贷内容以及是否已将款项交付借款人等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对于出借人提供的“借据”应当结合金额多少、支付凭证、支付能力、交易习惯、当事人之间的关系等相关证据认定是否存在民间借贷关系。庭审中，刘建娟不仅不能对借款的来源、出借次数、每次的金额及交付的情况举证证明，更不能证实自己有能力支付上述款项。2、借款的理由不成立。王永龙母亲于2010年6月15日去世，欠条的时间是2011年6月2日，相差一年，借款理由显然与事实不符。3、前后借款不合逻辑。2011年1月13日刘建娟第一次索款时，刘建娟找人逼迫王永龙写下2万元欠条，在事隔5个月之后的2011年6月2日，刘建娟在王永龙未还2万元的情况下又陆续出借10万元，明显不合常理。4、欠条不是王永龙的真实意思表示，其欠款的性质属于分手费、感情纠纷。通过2011年6月14日王永龙到牟平区政府大街派出所报案，以及派出所对刘建娟和刘建娟的证人于涛所作的询问笔录可以看出，王永龙与刘建娟之间是婚外情关系，双方之间不存在真实的借款关系。综上，法院仅仅以王永龙出具借条为证，没有结合其他证据就认定借款成立缺乏证据证明。请求依法撤销烟台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烟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刘建娟的诉讼请求。
刘彩虹答辩称，同意王永龙的再审请求及理由。另外，即使法院判决王永龙承担部分给付义务，也与刘彩虹无关。
刘彩虹申请再审称，（一）原审定性错误，案由不应是民间借贷，被告主体错误，刘彩虹至少不应当是本案被告。本案的焦点有二：一是刘建娟与王永龙之间是否存在民间借贷，是否借过钱给王永龙。刘建娟持的是两张欠条，而非借条。欠条与借条有重大区别，借条的案由一定是民间借贷，但欠条的案由可能是损害赔偿，可能是合同纠纷，如果认定是欠款，对于欠款的性质、原因及双方的结算过程等等，法院应查明。对于欠条，因为基于欠条形成的各种原因不同，原告承担的举证责任也不同，本案打欠条的人署名是王云龙，刘彩虹不认可，一审法官把举证责任强加给刘彩虹，要求刘彩虹要么提供证据加以证明，要么申请作笔迹鉴定，否则就认定王云龙即是王永龙。法官在举证责任分配上有失公允且违法。欠条是刘建娟在找了三个大男人的陪同下，把王永龙骗出来，胁迫王永龙打的分手费，不是王永龙真实的意思表示，此种欠条也违反社会道德，公序良俗，侵犯了刘彩虹的配偶权，法院只保护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本案的欠款并非真实的合法的，不应保护。二是债务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需要刘彩虹来偿还。此举证责任应由举债一方承担，不应由刘彩虹承担。本案王永龙、刘彩虹双方自2000年第一次诉讼离婚，没离成，法院调解和好，2009年双方又达成离婚协议，并于2012年6月4日正式离婚，这期间，直至目前，刘彩虹及婚生女的日常生活费用一切均由刘彩虹独自承担，王永龙并未尽到应尽的抚养义务，刘彩虹及女儿从未从欠款中获得利益。王永龙母亲是2007年做的手术，其共花费3－4万元，共有8个子女，每人分不到4000元费用，且王永龙父亲是抗战时期的老革命，政府每年给其母亲钱，母亲家里还有果园，根本无须对外借钱，第二张欠条打的因母亲住院欠刘建娟10万元是不可能的。法院不应机械地认为只要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对外的债务，无论对方是否知晓、认可，一律认定是夫妻共同债务。王永龙、刘彩虹均不承认该债务的真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判断夫妻共同债务应以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为标准。刘建娟无证据证明王永龙所欠款项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其要求刘彩虹承担还款于法无据，假使认定存在债务，也是王永龙个人债务，与刘彩虹无关，应由王永龙个人承担。（二）从原审卷宗看，证据明显不足。一审的证据只有两张所谓的欠条，刘建娟在一审时未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欠款事实，刘彩虹不认可也不知情，在王永龙未到庭的情况下，基本事实不清楚，一审不应当缺席判决。二审调取的王永龙、于涛、刘建娟的询问笔录与本案有重大关系，能够证明王永龙是受刘建娟的胁迫打的欠条，法院不再次开庭质证，是枉法裁判。王永龙在二审提交了刘彩虹与王永龙在2009年12月12日达成的离婚协议书，证明夫妻双方在两张欠条之前早已分居，而且最后一条明确规定王永龙在外居住的一切事情与刘彩虹无关。二审承办人不收该证据，不质证。法官可能认为这份证据与本案无关，不能对抗第三人。夫妻生活本具有私密性，只有夫妻双方最清楚，他人无法知晓，刘彩虹提供的邻居证明可证实王永龙多长时间未回过家，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综上，请求撤销原审判决，驳回刘建娟的诉讼请求，或至少判令刘彩虹不承担12万元的债务；刘建娟承担全部案件的诉讼费用。
王永龙答辩称，同意刘彩虹的再审请求及理由。本案涉案款项，根本就不存在、不成立。退一步讲，即使法院认定债务关系成立，也是王永龙与刘彩虹分居期间与刘建娟形成的债务关系，不应认定为王永龙与刘彩虹的夫妻共同债务。
刘建娟对王永龙、刘彩虹的再审申请答辩称，1、借款是王永龙分几次借的刘建娟的钱，欠条也是王永龙本人书写，原审已经查明。2、王永龙向公安机关报案的情况，王永龙只是向公安机关作了解释，是否是感情纠纷也仅仅是王永龙的一面之词，公安机关对其反映的情况也没有作出处理结果，不能作为本案定性的依据。3、两张欠条是王永龙和刘彩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间由王永龙本人所写，该款项是否用于家庭共同生活，应当由王永龙和刘彩虹提供相应证据，如果提不出相应证据，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不应当由刘建娟提供证据。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请求维持。
本院审理查明，2012年10月18日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对于涛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于涛陈述了陪同刘建娟去找王永龙的经过。经质证，王永龙和刘彩虹对于涛的笔录没有异议。刘建娟对于涛的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于涛笔录中说“刘建娟说你看咱俩这么长时间感情值多少钱，你看着打吧”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王永龙、刘彩虹所主张的刘建娟与王永龙是婚外情关系，而是因为刘建娟与王永龙认识时间比较长，是朋友关系，关系比较好，当时刘建娟想王永龙能给多少钱就给多少钱。
还查明，2012年11月16日烟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对刘建娟制作了询问笔录，在该笔录中刘建娟陈述了去找王永龙的经过。经质证，王永龙、刘彩虹对刘建娟的笔录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称刘建娟笔录中说打欠条时都冷静下来，心平气和的，是不对的，实际上是采取找人威胁的手段打的欠条。
审理中，王永龙提交以下证据：2012年11月16日乳山市人民医院出具的医学诊断证明书、王永龙的母亲李培珍住院期间的住院病历、乳山市崖山镇大崮村村民委员会于2010年6月15日出具的李培珍的死亡证明各一份。证明李培珍于2007年1月19日至2007年2月16日在乳山市人民医院因癌症作手术治疗，于2010年6月15日病故，借款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刘彩虹对上述证据无异议。刘建娟质证称上述三份证据与其无关。
审理中，刘彩虹提交以下证据：1、（2000）牟宁民字第250号案件立案审批表，证明王永龙和刘彩虹在2000年3月28日在牟平区人民法院起诉离婚，双方夫妻关系截止到目前已经名存实亡。王永龙对该证据无异议。刘建娟对证据的真实性无异议，但称在该案中，王永龙和刘彩虹没有离婚，他们是2012年离的婚，而且该证据与本案无关。2、王永龙签字的2012.6.4日刘彩虹和王永龙关于双方之间离婚约定，证明凡没有刘彩虹签字的欠条，都是王永龙承担，不属于共同债务。王永龙打给刘建娟两张分别是2011.1.13日2万、2011.6.2日10万（已报案）的欠条，与刘彩虹无关。本案诉争的12万欠款非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并且非夫妻共同债务，也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王永龙对该证据无异议。刘建娟质证称，该证明是王永龙与刘彩虹离婚时的债务分担，该约定只是夫妻之间的约定，不能对抗债权人。3、视听资料一份，于永明能证明王永龙与姜洪英2009年就在一起住，间接证明王永龙与刘彩虹早已分居。王永龙代理人称，其不认识于永明，也不知道刘彩虹和于永明对话的事，但是王永龙和刘建娟分手后，与姜洪英同居是真实的。刘建娟称，因为证人于永明没有到庭，无法核对证据的真实性。
本院审理查明的其他事实与原审一致。
本院认为，本案争执的焦点问题是刘建娟与王永龙之间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民间借贷合同的性质是实践性合同，即借贷合同的生效应当以出借人给付钱款为条件，出借人应当就履行了“提供借款”义务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建娟所持有的欠条虽然是王永龙所出具，但由于王永龙否认借款事实的存在，欠条仅是合同成立的依据，合同生效与否还需刘建娟继续举证，即刘建娟应当就其已经向王永龙实际给付了钱款举证。刘建娟主张借款金额为12万元，均是现金交付，但在诉讼中刘建娟除提供欠条外，未能提供借款来源依据及给付王永龙12万元的其他证据，仅凭2张欠条并不能证明刘建娟交付钱款的事实。原审判决仅依据2张欠条判令王永龙、刘彩虹还款，证据不足，本院予以纠正。
综上，刘建娟要求王永龙、刘彩虹还清借款12万元，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经本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撤销本院（2013）烟民四终字第180号民事判决和烟台市牟平区人民法院（2012）烟牟民一初字第284号民事判决；
二、驳回刘建娟的诉讼请求。
一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2700元，共计5400元，由刘建娟负担。公告费300元，由王永龙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郝严卫
审判员孙春汉
审判员张婷婷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
书记员吴静

④ 请问沈阳刘涌的案子是如何的

刘涌是90年代沈阳黑社会的头目。。。一直平安无事。。。
后来沈阳副市长回马向东同学因为答在澳门赌博被揭露，导致大批腐败官员落马，自然，同腐败官员关系密切的黑社会头目刘涌也被牵出。。。
当时的沈阳市公安局局长（现已调任北京），顶住巨大压力，率人明察暗访，搜集大量铁的证据，最终搞定了沈阳市长慕绥新这个“官匪一家”的总瓢把子。。。
刘涌在葫芦岛被判死刑，马向东同学在南京被判死刑，慕绥新市长在南京被判终生监禁，一夜白头（和食神里星爷一样），，后来患癌症，保外就医，但最后还是郁郁而死。。。

⑤ 解放后，溥仪的户口登记成了问题，家庭住址派出所没法写，结果怎么解决的

溥仪是个特殊的历史人物，当他在战犯管理所得到特赦回到北京后，其户口的籍贯一开始只写了北京，家庭现住址登记则随着工作的变迁经历了几次改变。

溥仪作为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一生有很多传奇的经历。从皇帝到居民，从平民又成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日本投降后沦为战犯，新中国成立后在战犯管理所得到改造。在1959年得到特赦后，溥仪终于成了新中国普通的一个居民。

随着身份的变迁，溥仪的住址也从北京的皇宫，到天津的闲居，再到东北，得到特赦后又回到北京，并随着工作、生活地点的变化，户口登记上的现住址也不断的改变。

溥仪作为末代皇帝是不幸的，因为他亡了国家；溥仪相对于其他末代皇帝而言，又是幸运的，因为他最后生活在新中国，得到了思想上的改造，成了一个正常的公民。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大家积极评论交流，喜欢历史的朋友随手关注津城沐雨，更多有趣的历史故事，敬请期待！

参考文献：

《末代皇帝——溥仪》，《宣统帝溥仪》，《溥仪日记》，《我的前半生》。

⑥ 太和县有多少叫吴静的

这个具体不清楚，名字好听的叫的人多

⑦ 关于拍拍贷法院开庭通知是否真假，询问专业人士，在线等【诉前通知】吴静明，您欠款事宜，已立案报备，准

⑧ 洛阳市涧西区吴静离婚案判决结婚

这个可以到法院去咨询一下
离婚一般属于
不公开审理
不会公布判决结果的。

⑨ 悄悄问圣僧 女儿美不美是什么歌

“悄悄问圣僧 女儿美不美”是歌曲《女儿情》里的歌词。

⑩ 急求阜阳家庭律师一位，阜阳本地的，要是阜阳最好律师

你好，我给你介绍个有名的阜阳婚姻律师，李会民律师。我离婚就是找的李律师代理的
。和男方离婚，李律师给我最大限度的争取了利益，真的很感谢李律师。你可以搜索“
阜阳婚姻律师李会民”有很多她的介绍，都是赞扬的。这个律师不错的。（打了这么多的字，）加分给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