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⑴ 美国联邦法院，州法院，巡回法院，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分别有什么职能谢谢！
以下内容供参考：
美国共有个相互独立的法院系统，包括联邦法院系统、首都哥伦比亚特区法院系统和50个州法院系统。虽然联邦最高法院是全美国的最高法院，其决定对美国各级各类法院均有约束力，但是联邦法院系统并不高于州法院系统，二者之间没有管辖或隶属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讲，美国的法院系统为“双轨制”，一边是联邦法院，一边是州法院，二者平行，直到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法院和州法院管辖的案件种类不同。在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那些违反联邦法律的犯罪案件；在民事领域内，联邦法院审理以合众国为一方当事人、涉及“联邦性质问题”、以及发生在不同州的公民之间而且有管辖权争议的案件。州法院的管辖权比较广泛。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凡是法律没有明确授予联邦法院的司法管辖权，都属于州法院。在实践中，绝大多数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是由各州法院审理的。在诸如加利福尼亚等大州，州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可以高达百万；而所有联邦法院一年审理的案件总数不过其四分之一。
联邦和大多数州的法院系统都采用“三级模式”，只有内布拉斯加等几个州采用两级模式。所谓“三级模式”，就是说法院建立在三个级别或层次上，包括基层的审判法院、中层的上诉法院和顶层的最高法院。当然，各州所使用的法院名称并不尽同。例如，在纽约州，基层审判法院叫“最高法院”；中层上诉法院叫“最高法院上诉庭”；实际上的最高法院则叫"上诉法院"。
“三级模式”并不等于“三审终审制”。实际上，联邦和大多数州采用的是“两审终审制”，即诉讼当事人一审败诉后只有权提起一次上诉。从理论上讲，当事人在一审之后可能还有两次甚至三次上诉审的机会。但是，请求上诉法院再审是当事人的权利，请求最高法院再审就不是当事人的权利，而是最高法院的权力了。“权利”与“权力”，虽仅一字之差，但意义相去甚远。在前一种情况下，法院必须受理当事人的上诉；在后一种情况下，法院没有受理的义务，只有当法院认为必要时才受理。当事人若想获得后一种上诉审，必须得到法院的“上诉许可令”（Leave to Appeal）或者“调卷令”（Writ of Certiorari）。
当然，也有一些州的法律明确规定了“三审终审制”，或者规定在某些种类的案件中采用“三审终审制”。例如，在纽约州，绝大多数案件的当事人都有两次上诉的权利；在加利福尼亚州，法律规定凡是被告人被判死刑的案件都适用“三审终审制”。另外，某些在州法院系统败诉的当事人还可以得到联邦最高法院的“四审”。当然，究竟什么案件可以得到这种特别的关照，法律上一般不做明确规定，决定权掌握在联邦最高法院那9名大法官的手中。
无论是联邦法院还是州法院，无论是普通法院还是特别法院，都可以根据基本职能不同而分为两种：一种是审判法院（Trial Courts），一种是上诉法院（Appellate Courts）。一般来说，美国的审判法院和上诉法院之间的职责分工是明确和严格的。审判法院只负责一审；上诉法院只负责上诉审。但是联邦最高法院和某些州的最高法院例外，它们既审理上诉审案件，也审理少数一审案件。
美国的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法官“独审制”，即只有一名法官主持审判并做出判决。上诉审法院则采用“合议制”，即由几名法官共同审理案件并做出判决。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各不相同。一般来说，中级上诉法院的合议庭由3名法官组成；最高法院的合议庭则由5名、7名或9名法官组成。此外，根据案件的种类和当事人的意愿，审判法院的审判可以有两种形式：法官审（Bench Trial）和陪审团审（Jury Trial）。
在此值得专门介绍的是合众国最高法院（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即联邦最高法院。它是美国惟一由联邦宪法直接设立的法院。该法院位于首都华盛顿。其职能包括审理联邦上诉法院的上诉案件，审理各州最高法院的上诉案件（如果涉及联邦法律问题的话），以及审理宪法规定其可以直接审理的一审案件。一审案件的数量很少，不足其审理案件总数的十分之一。一审案件往往涉及两个或多个州之间的纠纷，而且多与地界有关，如因河流改道而引起的土地归属权纠纷；也有些案件属于两个或多个州对某亿万富翁的财产征税权纠纷。
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途径有二：其一是上诉权；其二是调卷令。当事人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的案件非常少。按照法律规定，只有当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是由3名法官组成的特别合议庭做出的时候，当事人才有权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如前所述，审判法院一般都采用独审制，但是在两种情况下可以组成合议庭。一种情况是重新划分立法区；一种情况是国会希望快速解决某个宪法争议问题。在1990年的“合众国诉伊奇曼”一案中，为了迅速解答国会禁止非法焚烧美国国旗的法律是否违宪的问题，联邦地区法院就采用了合议庭审判。这种合议庭由两名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和一名联邦上诉法院法官组成。
调卷令是最高法院受理上诉案件的主要途径。要获得最高法院的调卷令，诉讼当事人首先要提出申请，然后由大法官们投票决定是否受理。最高法院每年收到的调卷令申请在6000件左右，但是其受理的案件一般不超过200件。最高法院认为其主要职责不是纠正下级法院的错误判决，而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维护联邦法制。因此，其发布调卷令的案件中往往涉及不同法院对联邦法律的不同解释，例如，两个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联邦上诉法院和州最高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有冲突；或者联邦上诉法院对某一法律的解释与联邦最高法院以前的判决有不一致之处等。
自成立以来，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人数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最少时为5人，最多时为10人，目前由9名大法官组成，其中一人为首席大法官。最高法院审理案件时由9名大法官共同组成合议庭。包括首席大法官在内的9名大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审判，他们并不承担中国法院院长们所熟悉的行政管理职能。
⑵ 美国最高法院是怎样的
美国最高法院，正式名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最高审判机构，由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的9名终身法官组成，其判例对全国有拘束力，享有特殊的司法审查权，即有权通过具体案例宣布联邦或各州的法律是否违宪。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种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简单多数票的表决方法来决定。
美国宪法没有直接提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否有司法审查权。但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曾经通过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的判决指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某个法律违宪而不被采用。
联邦法院系统还设有各种专门法院。与联邦上诉法院同级的有：受理向政府要求损害赔偿的案件的索赔法院，受理关税上诉案件和专利权案件的关税和专利权上诉法院。与地方法院同级的有关税法院和征税法院。另外，某些联邦行政机构具有部分司法权，可以裁决其职权范围内的争议。这些行政机构有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国家劳工关系局等。
联邦最高法院大厦前门镌刻着圣经里的一句名言：“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上帝同行。”
⑶ 如何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直接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违宪版审查诉讼。二种是经州法院权或联邦上诉法院终审后还是不服的情况下向联邦最高法院要求违宪审查。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是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中的中级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主要裁定来自于其联邦司法管辖区内对于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成立于1982年。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 又名巡回上诉法院（Federal Circuit)，是美国联邦司法系统中的中级上诉法院。联邦上诉法院主要裁定来自于其联邦司法管辖区内对于地方法院判决的上诉。
美国联邦上诉法院经常被看作为美国司法系统中最具有影响力的法院之一。因其具有创建判例及听取地区法院上诉的权责，所以上诉法院对于美国司法有着极大的影响。由于美国最高法院每年仅接受少于100个司法案件的上诉，因此大多数案件的终审判决均来自于美国上诉法院。
⑷ 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利包括
美国最高法院的权利包括：
对州最高法院或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有权就内法律问题进容行复审；有权颁发调审令，调审下级联邦法院或法院审理的案件。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还拥有司法审查权，审查联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不论是初审案件，还是复审案件，都是终审判决。
(4)美国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扩展阅读：
自罗斯福新政后，总统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名本党的大法官，已经成为美国“活宪法”的现代机制，正是通过司法任命，最高法院才可以同全国性的政治过程保持着沟通。
美国宪法才能够在文本不变的前提下不失其与时俱进的生命力。但如果在党争激烈时，某个关键的大法官席位发生空缺，新任命可能改变最高法院的力量均势。
这时的司法任命就承担了此机制理论上无法承受的重负，极易发生病变。斯卡利亚的身后之事就是最好的例证。也正因此，波斯纳认为，美国最高法院不仅是一家政治的法院，而且还蜕变为一家政治化了的法院。
⑸ 美国国会，白宫，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相互关系：
美国国会，白宫，最高法院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了三权分立的思想，白宫受限于美国国会,而美国国会又受限于最高法院。
关系详情：
国会：行政官员与法官的薪金由国会所决定，但国会不能增加或减少总统的薪金，或减少法官在其任期内的薪金。国会亦会决定其议员的薪酬，但是美国宪法第二十七号修正案限制了国会议员薪酬增加的生效期，议会薪酬增加的议案要在下届国会选举时方才生效。
众议院拥有弹劾行政官员与法官的权力；参议院则负责覆核所有的弹劾提议。值得注意的是参议员与众议员并不当为文官：其并不可作为弹劾的对象（若参众两院的议员有三分二或以上要求某议员退任，则没问题）在众议院只要有过半数支持便可通过弹劾议案，但此议案要经由参议院再作议决，并要获得三分二支持方可生效。若官员被定罪，则会自动离任。在弹劾过程里除移除其职位或阻止其转职外，并没有其他惩罚，但其所犯罪行则会在弹劾后作出审讯并处罚。
国会负责审查行政部门的组成。若在选举团制度下没有一位总统候选人获得过半数支持的话，则众议会负责在票数最高的三位候选人中选出一位任总统（这是根据美国宪法第十二号修正案所定立）。而副总统则由参议院在最高票数的两位候选人里选出。当副总统职位出缺时，总统可在得到参众两院同意后委派新人选。此外，总统若要任命内阁官员、驻外大使与其他行政官员，则必要取得参议院的建议与认同。当参议院休会时，总统可以不经确认程序作出暂时委派，称为“休会任命”。
国会与总统亦可影响司法部门的组成。国会可以成立次级法院并拥有独立司法权。此外，国会负责限制法院组成人员的数量。法官则由总统在聆听国会建议并获得其认同后指派。
总统：美国总统可以通由行使议案否决权来控制国会，但参众两院若各有三分二的票数反对该否决，则这议案否决权便没效。当参众两院无法为休会期作出结论时，总统可以作出安排。参众两院或任何一院皆有可能会被总统命令召开紧急会议。而副总统是参议院的主席。
正如上述所言，总统可以在听取参议院的建议与取得其认同后任命法官。其亦可颁布特赦或缓刑令。其特赦令不用经过国会审核，亦不用得到被授予者同意。
美国总统亦是美国陆军与海军的总司令。
法院：法院通由司法审查权来控制行政部门与立法部门。这个慨念并没有写进宪法里，但却是众多宪法草拟者的设想（如联邦主义议文集也曾提及）。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Marburyv.Madison）一案里，最高法院定立了运用司法审查权的前提，虽然如此，部份人仍然对此持有反对意见，认为此权力是为了政治目的，但在特定情况下的政治现实却诡异地限制了反对意见，而此法律先例并且定立了法院可以宣告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的权力。（详情可参看美国司法审查权之探讨）
一个常见的误解是最高法院为惟一的法院可以对法律的合宪与否作出判决；其实即使是次级法院亦可运用此权力。但只有最高法院的决定对联邦具有约束力。上诉法院的决定只适用于该上诉法院的司法管辖区。
美国最高法院院长在总统被弹劾期间会在参议院里任议会主席。然而参议院的规则并没有给予议会主席很多权力，所以最高法院院长在这里的角色只是较为无足轻重的。
美国国会拥有惟一的立法权力。在不授权原则下，国会不会在其他机关委派任何立法代表。
美国总统拥有行政决策权，其主要职责为“监督法律之忠实执行”。
司法权为审判案件与争论的权力；其由美国最高法院与由国会随时下令设立的次级法院所有。其法官必须由总统在经由听取国会建议与获得国会同意后所委派，其职务为终身制，并会获得足够的超时工作补偿。如果一个法院的法官并不具备这样的性质，该法院则不能运行美国的司法权。可以运行司法权的法院则称为“宪政法院”。
⑹ 美国违宪审查只有最高法院吗
美国模式的司法审查制度是在具体的案件中附带审查，只有事件的直接受害人才能提起宪法诉讼，非受害的第三者无权提起宪法诉讼，法院也不受理。
另外，在美国的司法审查制度下，各级普通法院均有权进行违宪审查，当事人也可以根据审级制度层层上诉，直到国家的最高法院。
有关法律是否违反宪法的判断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判决书的结论部分仍然是某方当事人胜诉，某方当事人败诉，同时，判决书原则上只对本案中的相关当事人有效，但由于美国是实行判例法的国家，法律一经最高法院宣告违宪，对其他案件和下级法院都具有约束力，所以有关法律条款事实上就成为无效的法律。
⑺ 美国最高法院一般审理什么案件
在美国，每年通过层层上诉最后送达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案件就有上万件，请求最高法院版审理的案件也有七八千件权，根据《美国宪法》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般审理以下三类案件：
下级上诉法院关于案件提供了与联邦法律相矛盾的解释；
涉及美国宪法的案件，即能对宪法产生重大影响的案件；
具有伟大国家意义的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最高法院有9位大法官，只要其中4位法官决定审理案件，最高法院就会做出审理案件的决定。因此，最高院审理的案件也受法官个人偏好的影响，但他们会把自己的偏好及意见用在具体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而不会用在对案件的筛选中。
⑻ 美国最高法院的上诉管辖权是什么
一、管辖权
在欧洲大陆法国家和那些以大陆法为法律模式的国家如日本、拉丁美洲国家和多数非洲国家，法院审判案件的权力更有可能被理解成“competence”而不是“jurisdiction”。“competence”包括两方面：事物管辖和地域管辖。前者是指纠纷应诉诸于被授权审理那类案件的法院，后者是指纠纷应诉诸于与案件当事人、事实经过或事件有一定地理联系的法院。如果原告所选择的法院同时具备以上两方面，则该法院对案件有管辖权。
英美法系关于管辖权（jurisdiction）的概念与大陆法系的管辖权（competence）概念是相似的，但有细微的不同。我们的管辖权也包括事物和地域两种因素。一个纠纷必须诉诸于有事物管辖权的法院，即案件必须属于法院被授权审理的案件的一种。然而，除此之外，对双方当事人法院还必须有对人管辖权（如果是对人诉讼）或对物管辖权（如果是对物诉讼）。管辖权中的地域因素体现在对人管辖权之中。在某一法院能对一方当事人行使对人管辖权之前，该当事人必须与建立那一法院的主权领土有一定的联系。
州法院对事物的管辖权几乎没有什么问题，而联邦法院对事物的管辖权却是有限的。联邦法院只能受理少数特别种类的案件，如基于联邦法律产生的案件、不同州的公民之间的争议案件、一州公民与外国公民之间的争议案件。然而，州法院却可以受理除少数专门由联邦法院受理的案件之外的任何种类的案件。就事物管辖权而言，在我所在的堪萨斯州，一般初审法院都可以受理一个日本公民和另一个日本公民之间因合同违约所产生的纠纷案件，尽管合同的签订地和履行地都在日本。但是在这样一个案件中要想获得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法院，对人管辖权是限制法院权力的一个主要因素。因此，与大陆法系国家着重考虑对案件的管辖权不同，我们所考虑的主要是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
如果一个被告自愿接受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则不需要在他与诉讼法院之间有地域上的联系。但如果对管辖权有异议，则原告必须选择一个与被告有适当联系的法院起诉，只有该法院才能获得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
假设一个被告在一个主权领土范围内有自己的家，而该地的法院正在寻求对其行使管辖权，则这个家通常被认为是一个允许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权的合适连结点。但是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并不是唯一的连结点。
在历史上，英美普通法认为，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主要是法院司法强制力的一个功能。如果一个法院能拘捕某个人，则此人隶属于该法院的管辖权。在英美普通法的早期，民事诉讼确实是从对被告的人身拘捕开始的，被告被关押直到案件审毕。后来，实际上的人身拘捕被象征性的拘捕所取代，法院不再象对待被起诉的刑事罪犯一样拘捕民事被告，而是通过传票传唤被告。传票表明，如果必要时，被告可能被拘捕。即使被告是一个对管辖权持有异议的非当地居民，当他出现在法院辖区，并被以合法的程序传唤时，其也可能隶属于该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因此，被告与法院之间的适当联系包括三种情形：被告的居所或住所在法院的辖区，被告放弃管辖权异议；被告出现在法院辖区。这些在过去被认为，现在也仍然被认为是确定对人管辖权的传统基础。在著名的Pennoyer诉Neff一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宣布这三种传统的基础是宪法所允许的仅有的基础。在该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确定对人管辖权的这些传统基础是宪法性概念“正当法律程序”的因素之一。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宣布：“非经过正当法律程序，任何州都不能剥夺一个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相应地，Pennoyer诉Neff一案确立了这样一个规则，即州法院不能对被告行使对人管辖权，除非该被告自愿接受管辖，或其居所或住所在该州，或当其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
该案严格限制了法院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管辖权的权力，即一个法院不能随意行使管辖权，除非当被告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然而，普通法认可一种可以规避这种限制的途径，如果被告在该州有财产。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虽然是对人诉讼所要求的，但在对物诉讼中却无此要求。对本辖区内的财产，法院可以决定其所有权归属而无需享有对被告的对人管辖权。财产位于该州是法院对该财产享有管辖权（通常被称为“对物管辖权”）的充足根据。
对物诉讼是指决定财产利益归属的诉讼。请求被告给付金钱的诉讼或要求被告为或不为某种行为的诉讼是对人诉讼。然而，普通法发展了一种理论，该理论允许原告把请求给付金钱的诉讼当作对物诉讼来起诉。如果原告关于金钱赔偿的请求是有效的，则原告对属于被告的财产享有潜在的利益。如果原告胜诉，而被告却没有执行该判决，则原告可以变卖被告的财产以执行判决。另外，关于请求给付金钱的诉讼也可能被当成这样一种对物诉讼，即在该诉讼中，原告针对被告的某种特定财产提出诉讼请求。原告可以在任何一个被告享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的地区起诉，即使被告不隶属于该地法院的对人管辖权。此种意义上的“财产”也包括被告的债权。法院只要能够对被告的债务人行使对人管辖权，就可以对由该债权所代表的财产行使对物管辖权。获得这种被称为“准对物诉讼”的机会为规避Pennoyer诉Neff一案所确立的对人管辖权的严格条件提供了有限的途径。这种准对物诉讼的判决的效力只是给予原告变卖被告某种特定的财产以满足自己诉讼请求的权利，判决的执行不能针对被告的其他财产。
二、管辖权的“权力支配”理论的缺陷
这种依靠法院的实际支配权力去执行判决的管辖权理论的缺陷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变得越来越明显。一方面，它不能令人满意地解释对法人的管辖权。法人是没有自然属性的，它只是一种观念，但法人可以拥有财产。因此根据“准对物诉讼”理论，在请求给付金钱的诉讼中，任何法人财产所在地的法院都将对法人财产享有对物管辖权。但是在对人诉讼中，如何确定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当地法人的对人管辖权呢？如何认定一个法人在某法院辖区出现过呢？美国立法者们的回答是，如其现在常做的一样，求助于法律的拟制。如果法人的一个机构在该州经营着其公司的业务，则表明该法人出现在该州。因此，一个法人在符合以下条件之一时，就隶属于诉讼所在地法院的对人管辖权；放弃管辖权异议；在该法院所在州注册登记；在该州“经营业务”。但此种意义上的“经营业务”从来也没有被明确地定义过，于是，涉及“经营业务”意思的判决已经有成千上万。
另一方面，汽车的发明使该种理论的缺陷更加明显。汽车能使人们很容易地从一州旅行到另一州，但是汽车是危险的交通工具以及许多诉讼的起因。汽车增加了这种可能，即一州的居民被卷入到另一州的损害赔偿诉讼之中的可能。驾驶汽车进入乙州并在那里造成交通事故的甲州居民，不得不在任何由此导致的诉讼案件中保护自己的利益，证人可能被要求到庭作证。但是按照“权力支配”理论，除非在离开乙州之前被合法传唤，一个持异议的甲州居民是不隶属于乙州法院的对人管辖权的。问题的解决再次运用了法律的拟制。州立法机关制定了一些法规规定，任何人一旦在该州的道路上驾驶车辆，就意味着同意接受该州法院对任何由此行为引起的诉讼案件的管辖权。这种拟制的“同意”似乎能吻合Pennoyer诉Neff一案以及管辖权的“权力支配”理论。同时，最高法院也坚持认为，这种“非居民驾驶者的法规”在Hess诉Pawloski一案中是合宪的。
当一种法律体系必须求助于某种法律拟制，去调和常识性的结论与占支配地位的法律理论之间的关系时，那么这种法律理论一定存在某种问题。在1945年对“国际鞋业”诉华盛顿州一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最终改革了对人管辖权的理论基础。
三、最起码的联系和基本的公正
“国际鞋业”一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设立在密苏里州的公司能否在华盛顿州被起诉？该公司认为，其在华盛顿州的机构的行为并不构成“经营业务”，因此该公司没有出现在华盛顿州。在反驳此种辩解时，最高法院给予“正当法律程序”在对人管辖权问题上的含义一个全新的描述：
“在历史上，法院在对人诉讼中的管辖权产生于其对被告人身的实际支配权力，因此被告出现在法院所管辖的地域内是被告受法院判决拘束的前提条件……但是既然拘捕被告的命令已被传票或其他形式的通知所取代，正当法律程序所要求的仅是，如果被告没有出现在法院的辖区，法院要想使其服从对人诉讼的判决，则被告与法院之间应有某种最起码的联系。因此，该案件的审判就不会与传统的公平和公正概念相抵触。”
伴随此种新的“最起码的联系”的标准，最高法院认为，符合法律的最起码的联系的数量和种类取决于诉讼的起因是否产生于该联系。在“国际鞋业”一案之前，一些法院没有作此种区别，除非州法规把管辖权限制于案件的起因产生在该州，正如前面所述的“非居民驾驶者”法规。如果被告出现在该州或住在该州，他可能因任何原因被起诉，无论案件与该州是否有联系。但是在有法人参加的诉讼中，“国际鞋业”认为：“出现”只是一种拟制，被告必须与该州有某种联系。如果诉讼的起因产生于该种联系，则即使是单一的孤立的联系也足以使被告隶属于该州法院的对人管辖权。如果该联系是系统的、连续的和实质性的，则被告可以因任何案由被起诉，无论该案由产生于何处。
究竟什么样的单一的或孤立的行为能满足合宪的最起码的联系的要求，从而支持产生于这种联系的案件的管辖权（我们称其为“特别管辖权”）呢？究竟什么样的系统的连续的行为是充分的实质性的，以致能够支持与该种行为无关的案件的管辖权（我们称其为“一般管辖权”）呢？最高法院在“国际鞋业”一案中指出，答案取决于“与正当法律程序所要保证的公正的有序的法律管理相关的行为的性质和质量。”这被理解为“利益平衡”。与如果案件不能在那里被起诉原告所将面临的困难相比，被告在一个被选定的法院应诉究竟会遇到多大的困难呢？在允许案件在原告所选定的法院继续审理是否公正与合理的问题上，诉讼的方便是要考虑的一个主要因素，而宪法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文所关心的正是公正与合理。
正当法律程序的新标准起源于“国际鞋业”一案。它要求首先查明被告与法院所在州是否有某种联系。如果没有，则管辖权不能成立。如果被告确实与法院所在州有某种联系，则仍须查明诉讼的起因是否产生于该联系。如果是，则要进一步查明被判决所影响的利益是否允许这种管辖权。这里的利益包括原告的、被告的、州的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到的利益。如果法院的管辖权的行使符合利益的平衡的要求，则该法院可继续其对案件的审理；如果管辖权的行使不符合利益平衡的要求，则法院应撤销该案件。
如果诉讼的起因并不产生于被告与法院所在州的联系，则需要确定是否该联系是系统的、连续的实质性的，以致于能够使被告在缺乏与诉讼的起因相关的联系时，在该法院应诉是公正和合理的。这一步也涉及到利益的平衡。
一种依赖于利益平衡的法律标准似乎显得有些不可预测。不同的法官对案件所涉及到的利益可能会有不同的评价，不同的法官对同样的案件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对产生于“国际鞋业”一案的管辖权的分析所遇到的一个问题。
四、州法院管辖权的扩大：长距离法规
“国际鞋业”一案的判决为扩大州法院的管辖权开辟了一条道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早期，各州开始适用一些法规，允许其法院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对人诉讼管辖权，只要法院在本州之外对被告进行了合法的传唤。这些法规被称为“长距离法规。”其中一些专门用于识别某种可能导致被告隶属于“长距离管辖权”的行为，而另一些则广泛宣称，其州的法院可以在任何与宪法相一致的基础上对被告行使管辖权。
五、故意获得和商业流通理论
1958年最高法院在Hanson诉Denckla一案中作出了另一个关于土地标记的判决。该案宣布了对“国际鞋业”一案规则的一条限制。即使诉讼的起因产生于被告与该法院所在州的联系，即使该法院是一个便利案件审判的法院，该法院也不能对被告行使管辖权，除非引起诉讼的联系是被告自己的故意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原告或第三人的行为的结果。最高法院指出：“在每一案件中，本质的一点是，被告是有意地为某种行为，以取得在诉讼所在州从事某种活动的权利，进而得到该州法律上的利益与保护。”
这种“故意获得”要求，给各州法院试图对产品质量责任案件中的缺陷产品的制造商行使“长距离”管辖权造成了障碍。缺陷产品在一州的出现常常不是产品制造商自身行为的直接结果，而是一些批发商或独立中间人的行为结果。但是州法院发展了一种理论，以允许对缺陷产品的制造商行使管辖权，而置“故意获得”要求于不顾。如果制造商有意将其产品投入“商业流通”之中，并清楚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在诉讼所在州销售和使用，则该行为等同于将产品直接投入该州，尽管产品在该州的实际出现是独立中间人的行为结果。制造商有意使其产品在诉讼所在州销售，而诉讼的起因产生于此，则该制造商应该服从该州法院的管辖权。
这种“商业流通”观点导致这样一个结论，即Hanson案件中“故意获得”要求的真实含义是，被告应能预见其引起诉讼的行为可能在诉讼所在州产生一定的效果。《第二次冲突法重述》援引这种“可预见的效果”试验，以允许法院对一个自身行为远离诉讼所在州的被告行使管辖权。《第二次冲突法重述》第三十七节表明：“如某人在其他州实施的行为在该州产生了某种效果，而诉讼的起因又产生于该效果，则该州有权对其行使管辖权，除非这种效果的性质和此人与该州关系的性质使该管辖权变得不合理。”但是这种“可预见的效果”试验对“故意获得”要求而言，被证明是过于宽泛了。
World—wide Volkswagen公司诉Woodson一案是几个住在亚利桑那州的原告在俄克拉荷马州起诉的一起产品质量责任案件。原告从纽约州的零售商那里购买了一辆“奥迪”牌汽车。当原告驾驶该汽车从纽约经俄克拉荷马驶向其在亚利桑那州的新家时，奥迪车后部被另一辆车撞坏并起火，几个原告严重受伤。于是他们对该车的制造商、进口商、东海岸地区的分销商和零售商一并提出了起诉，诉称损害是由设计上的疏忽造成的。制造商和进口商都没有对俄克拉荷马法院的管辖权提出异议，但分销商和零售商却不同。
俄克拉荷马州的法院坚持被告零售商和分销商应隶属于其管辖权，因为法院认定他们能够预见在纽约州售出的汽车在俄克拉荷马州被使用的可能性。然而，最高法院驳回了该判决。最高法院拒绝接受这种“可预见的效果”试验，但并不反对“商业流通”理论：“对正当法律程序的分析至关重要的这种可预见性，不仅仅是某产品将出现在诉讼所在州的可能，更应当是被告的行为及被告与诉讼所在州的联系使其可能合理地预测到他将在那里卷入诉讼。如果制造商或分销商的产品销售不是一个简单的孤立的现象，而是其直接或间接使其产品进入其他州市场的努力的结果，则使其服从于其中任何州的法院的管辖权就不是不合理的，如果该缺陷产品是导致其所有人或他人受到伤害的原因。”
在针对产品制造商提起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中，产品在诉讼所在州销售的可预见性足以满足“故意获得”要求，但是，在其他州售出的产品在诉讼所在州使用的可预见性却不足以准许在该地对零售商起诉。
最高法院在Asahi金属产业诉高等法院一案中又一次遇到了“商业流通”理论。该案件产生于加尼福利亚州的一次交通事故。一辆行驶中的摩托车的一只轮胎爆炸，其驾驶者被严重炸伤，他的妻子（当时也在摩托车上）被炸死。受害人向摩托车的制造商和摩托车轮胎的制造商（一家台湾公司）提起了诉讼，而这家台湾公司却要求追加Asahi（一家日本公司、轮胎活门的制造商）为被告，并辩称：如果轮胎有缺陷，其原因在于轮胎所使用的活门有缺陷；如果台湾公司负有赔偿责任，则日本公司有义务赔偿台湾公司。虽然原告没有向这家日本公司提出起诉，但台湾公司的损害赔偿请求仍被受理。日本公司主张法院缺乏对人管辖权，应撤销案件。但加州的法院裁定，鉴于“商业流通”理论，管辖权成立。法院认为，该日本公司对其在亚洲卖给台湾公司的相当一部分活门可能被组装到轮胎上并在美国加州出售是完全清楚的。但最高法院驳回了该裁定。
最高法院的九名法官一致认为，即使该日本公司有意建立与加州的联系，并因此引发诉讼，但利益平衡规则使要求该公司到加州应诉显得很不公平，其与台湾公司的关系完全建立在亚洲，审理他们之间的争议案件与加州的利益毫无关系。即使台湾公司胜诉，该判决在美国也难以得到执行，同时日本也很可能不承认并执行该判决。因此无论是要求该日本公司到加州应诉，还是要求加州公民在该诉讼中充当陪审员，似乎都不太合理、也不太公正。O’Connor和另外三名法官甚至认为，该日本公司与加州的联系并非其“故意获得”行为的结果。该公司把其产品投入“商业流通”之中，并知道其中相当一部分可能被组装到摩托车上并被在加州出售，这一事实并不足以满足“故意获得”要求，还应当有其他属于被告的并能表明其有意使产品进入加州市场的行为，例如广告。可见O’Connor法官对“商业流通”理论基本持反对态度。
但是，Brennan等另外四名法官再次确认了“商业流通”理论的有效性。第九名法官Stevens不赞同以上两种观点中的任何一种。因此，Asahi一案的判决给“商业流通”理论的有效性留下了某种疑问。在后来的案件中，一些法院采用了O’Connor法官的观点；而另一些法院则站在Brennan法官一边，后者可能更多一些。毕竟在World—wide Volkswagen一案中，最高法院似乎已把“商业流通”理论，当作一种在针对可预见其产品在诉讼所在州销售的制造商提起的诉讼中，能够满足“故意获得”要求的工具，且最高法院的大多数法官也从来没有对此表示过异议。
六、举证责任和公正
我们已经知道，对人管辖权的合宪性的现代分析，要求法院去发现被告与诉讼所在州之间有意建立的联系，以及去分析案件所牵涉到的各方利益，从而确定在一个特定的案件中对被告行使管辖权是否公正与合理。问题在于：谁应承担这种公正问题的举证责任？原告还是被告？
在最高法院对Burger King公司诉Budzewicz一案作出判决之前，通常认为原告应承担举证责任，因为是原告的起诉导致了法院对案件的管辖。但在Burger King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却要求被告一方承担举证责任：“一旦被告有意建立与诉讼所在州之间的最起码联系的事实被确定，这些联系在参照其他因素的同时，就可以被用来考虑并决定对人管辖权的维持是否符合公平和公正的原则。……被告所居住的州要想获得该案的管辖权，被告就必须举出强有说服力的判例，以证明其他因素的存在使诉讼所在州的管辖权变得不合理。”简言之，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已经有意与某州建立了某种联系，而案件的起因又产生于该联系，则向法院证明其管辖权的行使并不公正的责任就只能由被告承担。
七、传统依据的生命力
自从“国际鞋业”案判决以来，有一点已经十分清楚，即认为被告在一州的出现是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对人管辖权的必要条件的传统管辖权理论的相当一部分已不再有效。一州能够对并未被发现出现在该州的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管辖权而又不违背宪法。
然而，传统理论也坚持，一个人在诉讼所在州的出现是该州法院对其行使管辖权的充分根据。这在过去是对的，甚至于就我们现在的“一般管辖权”而言，也是正确的。传统理论的这一观点延续下来了吗？许多律师、法官和学者认为没有。如果关于正当法律程序的检验是基本公正的，正如“国际鞋业”一案和以其为判例的其他案件所表明的那样，那么我们将很难发现，在没有其他联系的情况下，仅仅由于被告在某州的短暂的逗留就要求其服从管辖在该州应诉的公正何在。在“国际鞋业”案之后，很多人认为，即使被告在该州逗留期间被合法传唤过，也仍然需要做利益平衡分析，以确定要求被告在该州的法院就那一特定的案件应诉是否公正。在Shaffer诉Heitner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国际鞋业”一案中的利益分析适用于被告在一州的财产被作为准对物诉讼的基础的案件。在该案中最高法院甚至指出：“对所有州法院管辖权的维持，必须依照在‘国际鞋业’案和其同类案件中所确定的标准进行评价。”
在Burnham诉高等法院一案中，最高法院又遇到了这一问题，即仅仅到过某州是否构成一般对人管辖权的充分依据。如在Asahi案件中一样，最高法院又没能提供一个权威的解释。
其中四名法官认为，在某州的出现仍然是对一个持异议的非居民行使管辖权的充分依据，对他们而言，“国际鞋业”一案仅适用于没有到过诉讼所在州的被告。另外四名法官认为，“国际鞋业”案的利益分析应当适用于该案，但建议在通常情况下，被告出现在某州足以构成管辖权。又一次，Stevens法官拒绝接受任何一方的观点。于是又一次，如Asahi案一样，在没有其他更多联系的情况下，关于被告的临时逗留是否构成对人管辖权的充分依据的问题，留给我们的仍是平分秋色的两种意见。
八、州法院对人管辖权的宪法性限制的总结
一个法院能够对一个同意接受管辖权或对管辖权不持异议的被告行使管辖权。参加诉讼而没有对管辖权提出异议即构成不持异议。
一个法院能够对居所或住所在本州的个人行使管辖权。居所或住所是支持一般管辖权的充分连结点（诉讼请求与本州没有关系时）。
一个法院能够对一个与本州有某种联系、在本州“经营业务”的法人行使管辖权。“经营业务”是否构成一般管辖权的充分依据，取决于法人的业务行为是不是连续的、系统的和实质性的，以致能够使要求其就特定的案件在本州应诉是公正的。
一个法院也可以对某个人或某法人行使特别管辖权，如果该个人或法人有意地与该州建立了某种联系，而诉讼的起因正是产生于该联系，除非被告通过对所牵涉到的利益的分析能够证明该管辖权的行使是不公正的。在针对制造商提出的产品质量责任诉讼中，有意的联系可以通过“商业流通”理论建立，除那些适用O’Connor法官在Asahi案件中的观点的法院外。
一个法院可能不会对在本州属于被告的与诉讼请求无关的财产行使准对物诉讼管辖权，除非被告与该州之间存在能够支持对人诉讼管辖权的联系。
一个法院很可能能够对出现在该州时被合法传唤过的被告行使一般管辖权。
⑼ 关于美国的法院的问题
楼主不知道从那里知道的简易地方法院和季审法院
日本有简易法院的设置，并没有简易地方法院，而我国也有审理的简易程序
至于季审法院应该是四季法庭吧，顾名思义指每个季度开庭审理，他并不是英国的法院系统，在1971年《法院法》通过之前，严重程度较轻的公诉罪在季审法庭审理，每季度开庭、由治安法官主持。季审法庭也受理对于治安法庭判决的上诉。1971年《法院法》废止了巡回法庭和季审法庭，代之以属于最高法院一部分的刑事法院。
另外区法院应该是我们国家的设置吧，区法院是我国的基层法院也是初级法院
日本法院审判案件，实行四级三审制度，初审法院通常包括两个审级，第一级法院即基层法院定位为简易法院，审理简易、小额案件。其上一级法院设计为普通案件的一审法院。初审法院包括简易法院和地方法院两级，简易法院行使简易案件的初审管辖权和小额案件的管辖权。
美国法院的设置
美国是联邦制国家，法院机构的基本框架分为联邦法院和各州地方法院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
联邦法院由联邦最高法院、联邦上诉法院、联邦地区法院及联邦特别法院（即破产法院、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赔偿法院等）组成。联邦最高法院由美国宪法设立，是联邦上诉法院的终审法院和美国司法系统的最高一级法院。联邦上诉法院和联邦地区法院则由国会决定设立。联邦上诉法院以管辖地区为“巡回审判区”，一个巡回审判区一般负责管辖几个州的联邦地区法院的上诉案件。美国的联邦地区法院是设在各州的联邦初审法院，共设有94个联邦地区法院。主要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具有联邦和地方司法管辖权的地区法院，即负责维尔京群岛、巴拿马运河区和关岛的司法管辖；第二种是仅具有联邦司法管辖权的联邦地区法院，即负责50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波多黎哥地区的司法管辖。
美国的州法院是由各州设立的独自完整的司法组织体系。大多数的州法院由三级构成，也有四级法院，一般没有统一的称谓，且名称比较复杂。美国州法院设置三级组织系统的分别为州最高法院、中级上诉法院和初审法院。州最高法院又称终审判决法院，全美共53个。中级上诉法院是一种介于初审法院与终审法院之间的上诉法院，在美国各州，绝大多数案件最后都是由中级上诉法院作终审判决的。州法院系统中的初审法院，是指具有一般司法管辖权的最低一级初审法院
⑽ 美国最高院法官意见不一致怎么判
判决以法官投票的简单多数为准，判决书写下各方意见。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Federal Supreme Court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最高审级和最高审判机关，是唯一由宪法规定的联邦法院。1790年根据《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成立，设于首都华盛顿。最初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5人组成，1869年根据国会法令规定由首席法官1人和法官8人组成，9位大法官中，有1位是美国首席大法官，其产生过程与另外8位大法官一样。法官均由美国总统征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只要忠于职守，可终身任职，非经国会弹劾不得免职。但年满70岁、任职满10年或年满65岁、任职满15年者，可自动提出退休，另外，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薪水不能被裁减。美国宪法规定，联邦最高法院对涉及大使、其他使节和领事以及一州为诉讼一方的案件有初审权;对州最高法院或联邦上诉法院审理的案件，有权就法律问题进行复审;有权颁发调审令，调审下级联邦法院或法院审理的案件。联邦最高法院还拥有司法审查权，审查联邦或州的立法或行政行为是否违宪。不论是初审案件，还是复审案件，都是终审判决。联邦最高法院开庭时间为每年10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到翌年6月中旬 。判决以法官投票的简单多数为准，判决书写下各方意见。1882年开始发行官方汇编的《美国最高法院判美国最高法院前任大法官--戴维-苏特例汇编》，其中的判例对法庭有约束力，为审理同类案件的依据。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各种提交的案件，一般由9位大法官以简单多数票的表决方法来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