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镇大法官

Ⅰ 一九六四年的端午节是哪天

1964年端午节，是阳历6月14日。

端午节，为每年农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龙舟节、浴兰节等。是流行于中国以及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
节日起源：
端午节起源说法众多，一般有纪念屈原、伍子胥和曹娥的说法，但其中以纪念屈原说影响最为广泛。
1、纪念屈原说
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屈原，是春秋时期楚怀王的大臣。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他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独具风貌，影响深远（因而，端午节也称诗人节）。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京都。屈原眼看自己的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但是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五日，在写下了绝笔作《怀沙》之后，抱石投汨罗江身死，以自己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爱国主义乐章。
传说屈原死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去凭吊屈原。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位渔夫拿出为屈原准备的饭团、鸡蛋等食物，“扑通、扑通”地丢进江里，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了。人们见后纷纷仿效。一位老医师则拿来一坛雄黄酒倒进江里，说是要药晕蛟龙水兽，以免伤害屈大夫。后来为怕饭团为蛟龙所食，人们想出用楝树叶包饭，外缠彩丝，发展成棕子。
以后，在每年的五月初五，就有了龙舟竞渡、吃粽子、喝雄黄酒的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
2、纪念伍子胥说
端午节的第二个传说，在江浙一带流传很广，是纪念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的伍子胥。伍子胥名员，楚国人，父兄均为楚王所杀，后来子胥弃暗投明，奔向吴国，助吴伐楚，五战而入楚都郢城。当时楚平王已死，子胥掘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兄之仇。吴王阖庐死后，其子夫差继位，吴军士气高昂，百战百胜，越国大败，越王勾践请和，夫差许之。子胥建议，应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吴国大宰，受越国贿赂，谗言陷害子胥，夫差信之，赐子胥宝剑，子胥以此死。子胥本为忠良，视死如归，在死前对邻舍人说：“我死后，将我眼睛挖出悬挂在吴京之东门上，以看越国军队入城灭吴”，便自刎而死，夫差闻言大怒，令取子胥之尸体装在皮革里于五月五日投入大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伍子胥之日。
3、纪念孝女曹娥说
端午节的第三个传说，是为纪念东汉（公元23-220年）孝女曹娥救父投江。曹娥是东汉上虞人，父亲溺于江中，数日不见尸体，当时孝女曹娥年仅十四岁，昼夜沿江号哭。过了十七天，在五月五日也投江，五日后抱出父尸。就此传为神话，继而相传至县府知事，令度尚为之立碑，让他的弟子邯郸淳作诔辞颂扬。
孝女曹娥之墓，在今浙江绍兴，后传曹娥碑为晋王义所书。后人为纪念曹娥的孝节，在曹娥投江之处兴建曹娥庙，她所居住的村镇改名为曹娥镇，曹娥殉父之处定名为曹娥江。因此相传端午节亦为纪念孝女曹娥之日。

Ⅱ 请你们帮我翻译一下《沉睡谷传奇》这篇文章吧！全部英语，我看不太懂

The Legend of Sleepy Hollow

(1799)

by Washington Irving(美国著名小说家及历史学家1783-1859)

在18世纪的纽约市里有一位叫做Ichabod Crane （Johnny Depp饰）的冶安警察，他提出了一个革命性的想法---用科学去帮助警察调查罪案。由于他的方法对已经建立的警察体制形成很大的潜在威胁，所以他被派往了一个名叫“SLEEPY HOLLOW”（沉睡孤寂）的北部的偏僻小镇上去调查一宗连环谋杀案。在小镇郊外阴森险恶的黑丛林里，发觉了几具被砍掉了头颅的尸体，当地许多人相信是被一个手持斧头、骑着一匹黑马、没有了头的午夜骑士式的幽灵的“杰作”，当地的居民都认为这个没头的骑士是一个邪恶的魔鬼。Crane虽然有少少害怕，但有脑和坚信科学的他却无法接受这一个谣传。

当他展开调查的同时，他也爱上了当地一名女子---Katrina Van Tassel（Christina Ricci饰），一个行动不便的年轻漂亮女子，为了能娶到她，为了证明他要比镇上其他人要优秀，他立定决心要掀开这个系列谋杀的真相。但可能这个传说流传得太久，仿佛是一件真的一样。而且很快，他发觉他不用再去寻找这位传说中的无头骑士，因为这个骑士已经找上门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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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恐怖电影精品鉴赏Ⅰ》
[小说]沉睡谷（一）
1799年那个阴冷、晦暗的日子，可以说是治安警察菲利普·克瑞恩先生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天。他在法庭上过分热情地维护了自己的科学理论，而触怒了地区大法官，当庭即被派赴外省。菲利普早有耳闻，在离纽约大约两天路程的一个叫“沉睡谷”的小村镇上，最近发生了一起恶性谋杀案。在短短的几天里，三个人相继被杀，而且头都被砍了下来，不知去向。当地人心惶惶，关于凶手的传言更是越来越耸人听闻。大法官就是将菲利普派往这个地方，让他尽快用“科学”将凶手抓住，带到纽约来审判。虽然菲利普性格中不乏冒险因素，但对委派给他的新任务却没什么兴趣。他知道，在那些偏远的地区，许多事情是不能用常理来衡量的。但大法官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就像这一天无法从日历中抠掉一样。菲利普不得不收拾简单的行囊，赶往“沉睡谷”。

这个小镇的确如它的名字所描述的那样，沉寂、静默，似陷入了永恒的睡梦之中。四月的黄昏，街上竟不见一个人影，只有氤氲的雾气缭绕在河边的芦苇丛中，渐渐向村镇深处弥漫。菲利普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鞋跟敲击着石板路发出的“笃笃”声在上空回荡，孤寂而响亮。只听“啪”一声，似有窗户打开，待菲利普仰头张望时，一切却又恢复了静寂，似幻觉，又似在梦中。但菲利普肯定，在某扇窗户后，一定有眼睛在窥视着自己。他不愿再耽搁，加……
有问题再找我

Ⅳ 英国是怎样从任职转向法治的

法治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但是，不同国家的法治道路却各有各的不同：有的国家既漫长又曲折，历经坎坷才终达目的，有的国家历经艰难曲折后至今也未实现。但是，也有的国家就比较顺利，并且较早地获得了成功，英国就是这样的国家。尽管英国的法治进程不敢说是不漫长的，但曲折的确比较少，中断和反复从未发生，堪称是一条成功之路。那么，英国的法治之路是怎样取得成功的？有何经验与启示？本文拟首先分四个关键性历史“网结”， 粗线条地追溯英国法治历程，然后就英国的法治经验谈一点个人不成熟的看法。

一、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与法治的起步

英国的法治进程始于建国之时，源于古代日耳曼人的原始习俗。

公元5世纪中叶，盎格鲁－撒克逊人入侵不列颠。盎格鲁－撒克逊人原本生活在欧洲大陆，属于日尔曼人分支。入侵不列颠之前，尚处于氏族社会解体阶段，社会秩序主要依靠原始部族习惯来维持，而维护和执行部族习惯的机构是各级民众大会，即部族大会、千户区大会和百户区大会。大会通常在称为“法律之丘”的山脚下举行，山丘之颠立一巨大石柱，象征法律的至高无上。 届时，会场四周树以木桩，用一根称之为“圣围”的长绳圈围起来，圈内之地是“和平圣地”。会议由所属区域内的全体自由民组成，开始时首先举行静肃仪式，由主持人（即各级首领或长老）庄严宣告：“余要求诸位静听，不听者禁之。”继而由一名或几名被大家公认为精通习惯的宣法者提议制裁方式，最后由全体与会自由民通过撞击武器的方式做出判决。 “法律之丘”、“圣围”、“圣地”等历史遗迹证明，日耳曼人自古就有较强的法律意识。另据塔西陀《日尔曼尼亚志》描写，古日耳曼人即便是在娱乐和赌博中，也都“正经其事地”认真对待游戏规则，“甚至当赌本输光了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自由拿来作孤注一掷。输家情愿去做奴隶；即使他比对方年轻力壮一些，也甘心被缚着去拍卖。” 庞德认为，这种习惯体现了一种“严格法的精神”。

入侵不列颠后，盎格鲁－撒克逊人把古日耳曼人的“严格法的精神”和不成文习惯随身带入英伦，并把它们奉为治理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主要手段，于是形成了英国早期的习惯法。与此同时，盎格鲁－撒克逊人建立起了郡区-百户区-村镇三级行政区划体系和以郡法院、百户区法院为主体的公共法院(Communal Courts)体系，作为适用习惯法的机构，继续保持了古日尔曼人的大众集会式司法传统。
众所周知，习惯法不是由某个权势人物或机构所刻意制定、然后“自上而下”、“由外及里”强加于社会的“国家法”、“制定法”，而是人民大众约定俗成的产物，是自生自发的“社会法”、“大众法”。它们“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卢梭认为，习惯法是所有法律中最重要的一种，其他一切法律成功与否都仰赖于它，因为其他法律“都只不过是穹窿顶上的拱梁，而唯有慢慢诞生的风尚才最后构成那个穹窿顶上的不可动摇的拱心石。” 哈耶克则称社会自发生成的习惯法为“内部规则”，称政府立法产生的制定法为“外部规则”，并认为，“外部规则”“只对我们称之为政府的组织的成员有约束力”, 而“内部规则”“则会限定所有社会成员的许可行动的范围”， 就是说，“内部规则”是普遍的正当行为规则，而“外部规则”通常是不具备这种属性的。因此，相对于国家制定法来说，习惯法天生具有两大优越性：一是它们通常都是体现社会公意和公益的良法，因为从习惯到习惯法的演化过程，亦即社会大众对良莠杂陈的习惯进行“去恶存良”的选择过程。二是它们通常都能得到社会成员的普遍信仰和服从，即使贵为国王，也不能置身其外，更不能凌驾其上。总之，良善性和实效性是习惯法与生俱来的本质属性，而这两点恰恰是亚里斯多德所说的法治之法的基本要求。

由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从来就没有集中于国王政府手中，而是保留在了社会大众手中，故而建国伊始英国就形成了“王在法下”的法治传统。爱德华一世时的一位法学家大胆断言，国王“根据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来引导他的人民，并且和他的人民一样服从于法律。” 该传统的一个有效保障和形象化体现就是国王加冕宣誓。从8世纪起，英国的每一位新国王就职之前，都必须跟随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提问，逐条宣誓作答，其中必不可少的几条内容是保证维护公认的习惯法、公正执法、惩恶扬善、伸张正义等。可见，英王的加冕宣誓旨在宣示国王义务和责任，这与我国古代皇帝登基大典旨在张扬权力形成鲜明的对照。如果国王背信食言，将有可能被废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

托克维尔曾指出，一个人的性格特征和人生道路往往决定于可塑性最强的婴儿时期，亦即取决于第一时间接触外部世界时的最初感受。“一个民族，也与此有些类似。每个民族都留有他们起源的痕迹。他们兴起时期所处的有助于他们发展的环境，影响着他们以后的一切。” 早期习惯法划定了英国未来发展的法治走向。从此，英国就沿着这个方向义无反顾地一路走了下去。

二、诺曼封建法与英国法治的成长

1066年诺曼征服后建立起来的诺曼王朝，全盘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的习惯法和大众化司法传统。征服者威廉一世即位之初就广告天下：“保持爱德华国王有关土地及所有其他事项的全部法律。” 另一方面，诺曼征服加速了英国封建制度的确立，并把臻于成熟的大陆封建法引入英国。封建法的引进进一步促进了英国法治传统的成长。

所谓封建法，指的是调整封建领主与封臣权利－义务关系的规范体系，它是双方合意的产物，而不是一方强加于另一方的结果。伯尔曼曾对封建法作过法理分析，指出，领主和封臣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单向的支配与服从关系，而是一种以互惠互利为前提的契约关系，就像一种婚姻契约。 在这种关系中，领主和封臣分别享有某些确定无疑的权利，同时又分别负有某些相对应的确定无疑的义务。例如，封臣因领有领主的封地，必须效忠于领主，必须按照封地的大小向领主提供数量不等的骑士义务，缴纳继承税、助钱或其他封建捐税，必须应召出席领主封建法庭，参与或接受“同等人”的审判。反过来，领主有权传召封臣组成封建法庭，审理领主与封臣、封臣与封臣之间的纠纷案件，同时，领主也负有率军作战、维护正常秩序、保护封臣人身及土地财产安全的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作为法律规范分别制约着双方的行为，倘若其中一方单方面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或者要求习俗、惯例规定之外的权利，则被视为“违法”行为，此时另一方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要求对方改正，即投诉于领主法庭，通过判决获得救济。倘若法律程序于事无补，受害一方有权宣布解除封建契约关系。若受害方是领主，可收回其封地；若受害方是封臣，可“撤回效忠”。必要的时候，封臣甚至可以对领主兵戎相见，夺取领主的土地财产，但这只能是在法律解决彻底无望的情况下别无选择时的最后手段，而且不得伤害领主及其家人的生命和身体安全。

从本质上说，封建法属于私法范畴，它所调整的仅仅是某个领主和某个（些）封臣的私人关系。但是，由于英国封建制度的确立是诺曼征服的结果，英王不仅是全国最大最高的领主——全国所有大大小小的贵族都是国王的封臣，而且是政治上名副其实的最高统治者——征服者的生杀予夺大权保证了诺曼王朝对全国的有效统治。这样，最高领主和实权国君集于一身，从而使得原属私法性质的封建法实现了公法化转化，或者说公、私法在此重合在了一起。于是，作为领主的国王所承担的封建义务亦即作为封臣的贵族所享有的封建权利，实际上构成了一套约束国家最高权力的公法（宪法）规范。在这套规范下，“每一个君主都是一个权力有限的君主”。 因此，封建法意外地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工具”，成为限制王权、推动英国法治传统成长的积极力量。

据史料记载，诺曼王朝基本遵循了封建法的要求，通过每年定期召开三次的大会议和不定期召开的小会议（视为两种不同形式的国王法庭），与贵族们一起裁决纠纷和商讨国事。因此，尽管诺曼王权是当时欧洲各国中最为强大的，有封建集权君主制之称，但并未给英国法治传统带来负面影响，相反，借助于封建法对王权的限制，法律的权威和英国人的法治意识还有所增长，这从当时一位轶名诗人留下的一首法律赞歌就看得清清楚楚，他说：“法律高于国王的尊严。我们认为法律是光亮，没有光亮就会误入迷途。如果国王不要法律，他就会误入迷途。……有了法律，就会国泰民安，没有法律，就会国家动乱。法律这样说：依靠我，国王才能统治，依靠我，制定法律的人才能受到公正的对待。国王不可以改变确立的法律，他只可以按照法律激励和完善自身。依法者存，违法者亡”。

三、普通法与英国法治传统的稳固

诺曼征服带来的另一影响更为深远和重大的后果，就是由此导致的强大王权使得1154年继位的亨利二世有能力自上而下地推行司法改革，从而成功地将各地分散的习惯法和封建法统一起来，缔造出了欧洲历史上第一套具有近代特征的法律体系——普通法。正如英国著名法学家密尔松所说：“普通法是在英格兰被诺曼人征服后的几个世纪里，英格兰政府逐步走向中央集权和特殊化的进程中，行政权力全面胜利的一种副产品”。

按常规逻辑推论，既然普通法是行政权扩张的副产品，它理应成为王权的御用工具，进而成为妨碍法治进步的不利因素，但实际结果恰好相反，普通法的产生为英国的法治进程注入了新的更强劲的动力。何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在于哈耶克所说的普通法是一套“自生自发秩序”，它是王室法官在司法实践过程中通过判例的日积月累逐步形成的，而且是通过法官对既有判例的重新解释和不断开创新判例而实现自身发展的。在此过程中，王权的实际作用只是充当法官的后盾，为其造法活动提供必要的舞台和权威，而没有直接参与法律的创制与适用。因此，普通法是“法官造的法”，是“法律人的法”，它不是专断意志的产物，更不是权力的附庸，相反，它自始就具有独立于权力之外的自治性。对此，哈耶克写道：“（普通法）法官所旨在服务或努力维护并改进的乃是一种并非任何人设计的不断展开的秩序；这种秩序是在权力机构并不知道的情况下且往往与该机构的意志相悖的情形下自我形成的；它的扩展会超出任何人以刻意的方式加以组织的范围；它也不是以服务于任何人之意志的个人为基础的, 而是以这些个人彼此调适的预期为依凭的”。
在这样的法律秩序下，法官通过遵循先例原则维护着法律的确定性，同时又通过司法解释赋予普通法以与时俱进的灵活性。“法官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而变成了这个秩序的一部分。”“ 因此, 法官肯定是保守的,……他不能致力于任何一种不是由个人行为规则决定的而是由权力机构特定目的决定的秩序。法官不能关注特定的人或特定的群体的需求, 不能关注‘国家理由’或‘政府的意志’，也不能关注一种行动秩序可能应予服务的特定目的。” 所以，在英国，普通法“一直被认为是独立于政治权力机构而存在的。” 美国学者伍达德曾把这种自治属性称作普通法特有的“荣耀”，他说：“‘荣耀’是指它不把自己的存在归功于任何单个并确定的法律制定者，即以固定而有限的形式将法律颁布‘下来’的神、国王或其他制定者。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法律传统形成了它自己的生命，虽然它确实为法律职业所支配，但它仍然相对独立于政法干预，因为并不存在什么与它密切结合的‘权威性的命令’”。

法学理论研究和实践经验均已证明，法律自治是建立法治的必要前提。不过，法律自治从来就是一个动态概念，换言之，法治总是体现为法律自治程度由低到高的量变过程。一个国家走向法治的历史，也就是法律自治程度逐步提高的历史。因为我们知道，任何社会（包括国家产生之前的社会）都有某种形式的法律制度，而且，任何形式的法律制度中都包含有一定量的法治因素。然而，在不同形态的法律制度中，法治含量却是大不相同的，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多之又多，多到让人们时时、事事、处处都能感受到法律的存在与威严；有的法律制度中的法治含量则少之又少，少到几近于无。对于这种含量的差异，美国法学家昂格尔曾用“出现法治”和“缺乏法治”两个稍显简单的概念来加以区别，他说，“比较古代中国和现代欧洲的法律经验”可以看出，“它们分别代表了出现法治和缺乏法治的两种极端”，而其余的“大多数文明形态始终位于上述两种极端之间。” 昂格尔的这个结论特别是关于古代中国法制法治含量最低的说法虽然有待商榷，但他试图按照含量高低排序的思路是完全可以借鉴的。总之，法制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上，必须借鉴数学和经济学的量化分析方法，亦即引入法治含量概念。
那么，法治含量分析作为一种学术研究方法有没有可操作性呢？我们认为，尽管难以用数学上的精确数字来衡量和评断法治，但完全可以借用英语语言学中的“比较级”、“最高级”之类的模糊方法，先设计一个评价模型，亦即指标体系。 窃以为，这个体系模型至少应当由以下三个不同向度的变量指数组成：一是法律规范（包括实体规范和程序规范）的正义公正性，即法律规范的伦理道德性。 二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调节广度与深度，即法律对社会生活的覆盖范围和渗透力度。其中，首当其冲的是政治生活，而在这里面又以政治权力特别是最高政治权力是否受到法律的调节以及受其调节的范围与程度最为关键。三是法律对社会生活调节过程的自治度、自主度，即法律运作的独立程度，其核心自然是司法独立。这三者可称之为“法治三维”。“三维”越高，法治含量就越高。反之，法治含量就越低。
总之，由于普通法初步实现了法律的职业自治化和制度化，法治含量高，所以到15世纪末，随着普通法制度的日臻完善，英国的法治传统趋于稳固。从此，法官们借助于有形制度的支撑，能够理直气壮地以“正义圣坛的主人”自居，勇敢地排斥包括国王在内的外界强权的干预，独立地行使司法审判权。不过，此时的英国距离法治的真正确立还有一段路程。
四、“光荣革命”与法治的确立
到16－17世纪，西方乃至整个人类的法治事业都遇到了严重挑战。此时，绝对专制主义正以不可阻挡之势风靡欧洲大陆，从西班牙、葡萄牙到法兰西、俄罗斯，纷纷走出封建割据时代，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绝对君主专制制度。这时统治英国的都铎王朝自然不会置身国际潮流之外，也试图步欧陆专制王权的后尘。它通过宗教改革，摧毁了教会堡垒；通过“政府革命”，从体制上强化了国王政府的政治权威。在中央政府，设立了枢密院，取代了原先松散低效的谘议会。枢密院由出身社会中下层的钦命大臣组成，他们忠君不二，精明干练，成为都铎王权最得力的统治工具。在地方政府，都铎王朝扩大了各郡治安法官的职权，把他们变成了中央王权的“杂役女佣”，全权负责地方管理。在司法上，都铎王朝建立了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北方法院、威尔士边区法院等一系列特权法院，特权法院依附于行政权，采用纠问制，不用陪审团。这样，一套带有专制主义倾向的政治体制建成了，王权的触角从横向说扩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纵向说伸展到最基层的普通居民。
但是，经过数百年的发展，以普通法为载体的法治传统此时已经植根于英国日常生活和文化传统中，成为横亘在都铎专制道路上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所以，都铎王朝始终未敢将专制企图推向极端，只能适可而止，自我满足于“有限专制”。 在立法和决策上，都铎诸王基本上遵循“正当法律程序”行事，对普通法法官的独立司法要求也算尊重，法官因政治原因而被蛮横罢免的事例屈指可数。 所以，在全世界都屈从于绝对君主专制的国际大背景下，英国奇迹般地独善其身，坚守住了法治的底线。难怪在都铎王权最强大的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伦敦主教约翰•埃尔默仍坚决否认女王是专制君主，因为“首先不是她在统治，而是法律在统治”。
然而，随后上台的斯图亚特王朝却没有都铎王朝那么明智和克制。该王朝信奉“君权神授”论和“王权无限”论，决心实行个人独裁统治。于是，凡是不利于国王利益的法律活动皆被取缔，“即使阅读爱德华三世时普通法法院的宗教案件审判档案也被禁止，因为（那些档案）与当时的政治相悖。” 如果案件涉及政府利益，国王经常于开庭前召见法官，施加压力，力图操纵法庭判决。有时强迫法庭把有损国王利益的案件搁置一旁，不了了之。如果法官违抗王命，则立即免职。斯图亚特王朝还利用特权法院打压独立性较强的普通法法院。大法官法院经常依据衡平法原则签发禁令，中止普通法法院的审判活动或阻止其判决生效。星室法院和宗教特权法院则成为国王镇压政治反对派和宗教异端的有力武器。普通法的主导地位及其代表的法治传统陷入生死存亡的严峻危机。
在此关头，普通诉讼法院首席法官科克挺身而出，高举法律至上的大旗，为维护普通法的独立性、反对政治权力的任意侵犯，与国王政府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他坚持普通法高于一切和国王权力必须限于法律之内的原则，认为司法权只能由法官独立行使，国王绝不能干涉法院判案，更不能擅自从法院调走案件或直接裁决案件。1608年科克不畏强权、犯颜直谏的那次君臣对话，成为法治史上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科克的斗争尽管因势单力薄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毕竟高扬了法治精神，打击了斯图亚特王朝的专制主义气焰，鼓舞了议会中国王反对派的士气。1620年科克被免职后进入下院，立即与国王反对派结成同盟，反专制斗争从此进入不断胜利的新阶段。1641年，议会宣布废除星室法院、高等委任法院等特权法院，剥夺了政治权力干预司法的主要手段。接着内战爆发，王政倾覆。在法治与专制的首次正面交锋中，法治原则获得了初步胜利。
到17世纪80年代，随着国内政治斗争的激化，斯图亚特复辟王朝试图重温专制旧梦，肆无忌惮地侵犯议会权力，罢免法官，干预司法，法治再次面临生死抉择，由此激发了“光荣革命”。在这一最后的决战中，法治彻底战胜了专制。1689年议会颁布《权利法案》，以正式法律的形式宣布取消国王经常用以干涉法官独立司法的法律豁免权和中止权，明确规定国王不得中止法律的实施，未经议会同意，也不得行使法律豁免权。1701年，议会又制定《王位继承法》，宣布法官只要“品行端正”即可一直任职；法官只有在议会两院的请求下才可罢免；法官的基本薪俸应予以保障，从公共财政中支付。第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由此诞生。

五、英国的法治进程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经验。

第一，建立适度强大的政治权威，进而实现政治与法律的良性互动，是顺利走向法治的必要前提。虽然理论研究业已证明，法律和政治的分离，是实现法治的必由之路，但无容置疑的是，法律和政治是无法截然分开的，它们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两大核心组成部分，总是结伴而生、互相依存的。一方面，政治的有序运行离不开法律的合法性支持，另一方面，法律价值的实现也离不开政治后盾的保障。然而，同样不容置疑的是，由于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其首要目标是获取和运用权力，而法律的核心是权利，其基本价值是界定和保障个人权利，因而政治和法律之间又总是存在一定的张力和冲突。为了权力，政治有可能无视权利，压制法律；为了权利，法律必须约束权力，规制政治。所以，政治和法律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克。二者关系结构的不同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法治文明的进程。如果相辅相成关系居于主导地位，则形成良性互动关系，法治文明将顺畅发展；如果相反相克关系占据了主导地位，就会阻碍法治文明的进步。其中，政治因素是影响双方关系结构的主导力量，因为在二者的矛盾中，政治毕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质言之，如果政治权威强大适中，政治权力的作用发挥合理有度，双方便形成良性互动关系，进而推动法治发展，如若不然，后果无非两个：或者因政治权力过于弱小，无力将社会整合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法律的统一和有效实施难以保障，法治自然无从谈起；或者因政治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法律之上，变法律为自己的工具，结果就会走向法治的反面——专制。
对于英国来说，在走进国家文明后就建立起了一个适度强大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既完成了国家的政治统一，又没有吞噬掉原始民主习惯，遂使法治传统的萌生成为可能。随后的诺曼征服进一步强化了王权，但由于贵族联合力量的抗衡作用，并未强大到东方国家那种程度，从而形成了一种集权而非专权的国王政府，结果就为法治传统的成长提供了一个“左右逢源”的良好政治环境：集权性赋予国王政府以足够的力量，使它有能力通过自上而下的司法改革实现法律的统一，而非专权性又决定了它没有“过剩”的力量可以超越法律之上，致使法律自治得以实现和巩固。由此可见，建立适度强大的中央政府对于法治的生成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这是英国留给后人的一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

第二，法律自治的制度化建设是关乎法治成败的决定性因素。英国的法治传统虽说源远流长，但在12世纪以前，由于尚未建立自成系统的法律设施和制度，因而只能寄托于政治系统的外壳之下。既然 “寄人篱下”，难免“仰人鼻息”。在此情形下，倘若出现一个权迷心窍的政治家且决心建立专制统治，法治传统将面临生死抉择，如若不想坐以待毙，只能诉诸于人民的非法暴力反抗以求自保（如约翰王时期的武装叛乱），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合法有效的制度性手段可资利用。普通法的产生终于使这个问题得以解决。换言之，普通法的形成过程亦即英国法律自治传统的制度化过程。如果说在此之前英国的法治传统尚处于“蛹化”阶段，那么，普通法的产生则标志着它已经“化蛹为蝶”。完成制度化后，英国的法治传统终于登上不败之地。从此后，不管遇到多大的艰难险阻，它都能凭借着制度化的物质力量而化险为夷。都铎王朝在专制道路上的自我克制，斯图亚特王朝专制梦想的最终破灭，都充分显示出了法律制度化的强大威力。从这个事实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另一条具有普适价值的历史经验：制度化建设对于法治事业来说，是一个关乎生死存亡的决定性因素。

第三，法律制度化的核心是自治型司法制度的建设。英国的司法制度化既早于、又快于行政制度化。早在12－13世纪，伴随着普通法的产生，英国就基本实现了司法制度化，而在行政制度化方面直到16世纪才真正启动。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号称是都铎专制王权的顶峰，但她既没有常备军，职业官僚也只有1000人左右，不及当时法国的一个省、中国的一个县。由于司法制度超前发展、自治“早熟”，行政制度发展相对滞后，所以，英国的行政管理在很长时期内主要通过司法渠道来完成，由此形成了行政司法化传统。这与我国行政制度发展最早、最快、最完善以及由此决定的司法行政化的传统是根本不同的。所以，中英两国的法治进程和命运也截然相反。

Ⅳ 世界十大黑帮详细点

NO.10:东亚黑帮组织：雅库扎
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东亚黑帮。它在日本可以公开活动。教父由民主选举产生，并通过记者招待会公之于众。目前约有10万成员，3个最大的帮会分别是山口组（26000人）、稻川会（8300人）和住吉会（8200人）。年收入在1000亿美元以上，其中35%来自毒品，也有20％是正当投资所得的合法收入。
雅库扎和政界的关系很好，每次竞选的背后，都有来自雅库扎的资金和选票。因此，当山口帮教父因谋杀入狱时，前首相相岸信介和两位前大臣联名保释他。这件事震惊了世界，但日本人却习以为常。1975年，日本警方在一位山口组教父的家中发现一张巨幅照片，照片上的教父正与当时的首相大平正芳举杯痛饮。
雅库扎和官方也不是完全没有冲突。当教父田岗葛路因心脏病去世时，山口组不顾警方的反复规劝，决定公开举行传统的佛教葬礼。作为报复，警方逮捕了近900名山口组成员。但到了葬礼那一天，还是有来自全国的1300名追随者聚集神户。大约800名头戴钢盔、手持盾牌的防暴**在四周严阵以待，另外500名**在机场和火车站搜身检查每一个参加葬礼的人，包括日本的头号明星高仓健。高仓健因雅库扎电影《网走监狱》而成名，并在《田岗生活三步曲》中扮演田岗葛路本人。
葬礼后，108名高级成员投票选举竹中正久继任教父。但是，二老板山本广拒绝合作。他召开记者招待会，他告诉日本人民为真理奋斗的时刻到了，并正式宣布：“我不能同意竹中做山口组教父，这是我诚挚的最后的决定。”
2个月后，山本和另外18位高级成员组建了“伊地和”帮，拉走了山口组的一半成员。为了不让山本广的风头压过自己，竹中正久举行了更为隆重的就职典礼。300多名成员参加，全部是黑西服、白领带和镀金的帮徽。在一家日式酒店里，前教父遗孀庄严地把一支象征无上权力的短剑交给新教父。

NO.9:意大利黑手党
在意大利像黑手党样的组织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它们区别于在不同的地区。直到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黑手党还主要集中在田园乡下，但自那以后便传播到了城市(例如巴勒莫)且随后变为集中了毒品、卖淫的更具国际性的组织。意大利黑手党以家庭为单位，主要以西西里为代表。在其他地区也有其他类似的组织，如那不勒斯的克莫拉等。
一百多年来，黑手党敲诈勒索、走私贩毒、恐吓凶杀、控股投机以致设赌局、开妓院，几乎是无所不为；一百多年来，它不断向政界、军界、企业、股市和金融业渗透，不断地垄断经济、操纵政府、干扰时局、制造灾难，从而成为超级犯罪集团。
它承袭了“马菲亚”的幽魂，集中了人类所有的罪恶；它由意大利西西里岛向全球辐射，蔓延世界绝大部分地区，成为全球黑道社会的“教父”。
在一次又一次的打击下，一百多年来，虽然它的组织一个个被破获，它的头目一个个倒下，但是时至今日，黑手党不仅没有绝种，反而穷凶极恶，正一步步地向高科技领域“开拓”，利用现代高科技手段进行“智力犯罪”，依然干扰和破坏人类社会的正常生活秩序。
１９９３年之前，意大利黑手党曾一度实行“挑战政权”、同国家正面对抗的战略，一大批代表国家意志的正直官员被黑手党残酷杀害，其中包括有被誉为“反黑手党的旗帜”和“活的黑手党资料库”的意大利著名大法官法尔科内，西西里大区主席马塔莱拉，前宪兵司令、西西里省督基耶萨将军等人。

三合会（英文：Triad）又称洪门三合会，为历史上著名的反清秘密组织，始于清朝康熙、雍正年间。现在实质上的三合会已经不存在，由于很多华人黑社会组织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清朝的洪门三合会，因此现在一般用来泛指由华人组成的黑社会犯罪组织。
赖忠，广东东莞人，又名赖文星。绰号“盲忠”，又称“歪嘴皇帝”。香港三合会早期领袖人物。生年不详。自幼练武，武艺高强，擅使一对“伥鸡脚”。他很小便到香港，在拔萃书院读书。他母亲是一个跌打医生，他家常有三合会人物往来，故他跟香港三合会人物也多有接触。1884年香港驳船码头工人激于中法越南战争之愤，拒绝给法国轮船卸货，后警方以此借口抓人。他多次出面为营救被捕工人奔走，还号召全港运输工人和码头工人**，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后香港12个工人组织的小帮会联合，组成一个大帮会，即公推他为首领，取名为“和合图”。

NO.7：嚣张加拿大的黑帮：地狱天使
60年代，一群骑着大功率摩托车四处乱逛的美国嬉皮士创造了这个名词。这些穿着黑色皮衣、蓄着落腮胡子，肥胖粗鲁、决不洗澡的家伙沿着高速公路穿行北美，吓坏了许多宁静的村镇，也吸引了不少崇拜者加入。到了80年代，厌倦了流浪的“天使”们在加拿大成立了地狱天使黑帮，目前已茁壮成长为加拿大的第一黑帮。总部设在蒙特利尔，成员约4万人，以贩毒为主业。
1995年，地狱天使和另一大黑帮滚石机器在魁北克省爆发了地盘争夺战。冲突持续了7年，在你来我往的谋杀和报复中，双方共有160人下了地狱。迫于平民

Ⅵ 盖乌斯·马略的人物生平

盖乌斯·马略出生在罗马远郊的一座村镇里，他的父亲是位破产骑士的后代，以给地主当佃农为生。贫穷的早年生活打造了马略勤劳直率、吝啬凶残的复杂性格。马略很少接受教育，对学术毫无兴趣，甚至连当时西方的通行外交语言希腊语都不学。
成年后的马略投身行伍，在小西庇阿率领下，去西班牙参加纽曼细阿战争。战争期间，他作战勇敢，能够吃苦耐劳，受到统帅重视，得到提拔。战后仍然步步高升，历任参将和军队财务官。对此马略并不满足。为求更大发展，他转入政界。
公元前119年，他当选为保民官。初出茅庐，就表现出无所畏惧和不讲情面，被认为是反对元老贵族的斗士。但马略在仕途上并不一帆风顺，接下来竞选市政官就惨遭失败。公元前115年，再度竞选公职，勉强当选为最后一名行政长官（大法官）。任满之后，出任远西班牙行省总督；各种公职锻炼了马略的才能，并且使他积累起相当财富，得以跻身骑士行列。甚至还与古老的贵族世家联姻，娶了恺撤的姑母尤利娅。 三次布匿战争之后，迦太基文明没落，北非变成一个半开化的努米底亚王国。朱古达篡夺努米底亚王位，并利用当地人民对罗马的仇恨杀死了基尔塔城所有的罗马人。为了维护在北非的利益，罗马于公元前111年对朱古达宣战，于是爆发了“朱古达战争”。但由于政治腐败和军队变质，罗马在战争中屡次失利。到公元前109年，执政官梅特拉斯改善了罗马军队的处境，但未能迅速结束战争，引起了不满。
马略当时在军中担任副将，他利用自己所获得的威望广泛制造舆论，似乎只有他才能胜利结束战争。在骑士和平民的支持下，马略果然以绝大多数选票被推举为公元前107年执政官，授予他在北非作战的全权。
就任执政宫之后，马略立即着手招募新军。他一反旧制，放弃早巳难于实行的兵役财产资格规定，改征兵制为募兵制，招募自由民中的志愿者入伍，由国家供养并提供武器，使军队得到大量补充。到了北非，马略首先抓紧训练，使军队适应当地酷热缺水的条队提高了战斗力，连连取得胜利，使朱古达陷入困境。但是，活捉朱古达从而于公元前105结束战争的荣誉落到马略的副将苏拉名下。两人之间从此有了矛盾，为日后罗马内战播下了不祥的种子。 从公元前二世纪末起，原是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基姆伯尔（又称辛伯里人）人和特乌托涅斯人为找寻新的居住地，向西南迁移。公元前105年这些日耳曼部落推进到阿拉乌西奥附近，歼灭了80,000（一说12万）多罗马军队。
消息传到罗马，朝野震惊，人们想到了马略，便不顾法律传统，在他尚未回到罗马时，就选他为公元前104年执政官，任命他管理高卢行省，抗击日耳曼人入侵。尔后三年，马略连续当选执政官。公元前102年，马略率军与特乌托涅斯人会战于阿克维·塞克斯提埃，特乌托涅斯人全军覆没，被杀和被俘者共有十余万人之众。一年之后，罗马军队又在维尔凯列附近大败基姆伯尔人，斩首十四万，俘虏六万（其中相当部分是妇孺）。至此，日耳曼人进攻终被打败，消除了来北方的威胁，马略成了罗马最有声望的人物，人们赞颂他拯救了意大利。
战胜日耳曼人，是马略一生事业的顶点。但战争的结束使马略面临丧失权力的危险。他个人的权力欲望，以及老兵们对于土地的要求和对战争的向往，都驱使他力图继续控制权力，于是再度投身于政治活动。 当马略在前线抗击日耳曼的同时，罗马的民主运动高涨起来。此时先后担任保民官的民主派领的萨杜尔尼努斯和格拉乌基阿在罗马进行反对元老贵族的斗争，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法案。他们与马略早有联系，互相支持。战争结束后，改革派希望得到获胜的统帅及其军队的支持，而马略也想利用改革派的帮助来赏赐自己的老兵，于是结成了真正的联盟。
公元前100年，马略第六次当选为执政官，萨杜尔尼努斯第二次当选为保民官，格拉乌基阿当选为行政长官。他们共同控制政局，实行改革法案，其中一项重要内容是规定分给从军7年的马略老兵以100犹格的份地，为此在许多地区建立公民殖民地。因为马略军中大多是意大利人，这一法案实际上还包含有扩大公民权的内容。但是，把国有土地作为份地来分配，不仅影响骑士的利益，而且也触犯了依靠国有土地收入而获得廉价粮食的城市平民。平民又反对给予意大利人平等的权利。因此骑士例向贵族派一边，抵制改革，平民因力量分散而削弱。
马略的同盟者决定争取公元前99年公职以保证改革法案的贯彻，为此甚至采取极端手段打死了竞争者。元老院借机宣布戒严状态，指令担任执政官的马略恢复秩序。马略经过犹豫之后同意执行元老院指派的任务，背弃自己的同盟者，导致萨杜尔尼努斯和格拉乌基阿被贵族杀害。马略的动摇表明他与骑士乃至元老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民主运动受到挫折，马略的威望也一落千丈。他感觉到平民对他的不满，丧失了竞选监察宫的勇气和信心，托辞还愿，渡海到小亚细亚去朝拜；后又返回罗马，过若脱离政治的生活。直到公元前90年同盟战争爆发，年过花甲的马略才又重新出现在罗马政治舞台。
同盟战争期间，马略应召在北方战场担任副将，受制于不高明的统帅路普斯，加之本人年事已高，精力衰退，行动迟缓，因而直到战争结束始终并无多大建树。相反，他的竞争者苏拉在南方战场却屡建军功，得以当选为公元前88年执政官，井取得了对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指挥权。年迈的马略不甘寂寞，渴望新的荣誉和权力，起而同苏拉争夺。骑士、平民、新公民和马略老兵也反对苏拉，拥戴马略为统帅。
公元前88年，保民宫卢福斯利用自己控制的一支号称“元老院反对者”的武装强行通过法案，剥夺苏拉的指挥权，转而交给马略。苏拉闻讯，率军进攻罗马。于是，罗马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罗马军队向自己城市进军，内战进入新的阶段。由于马略未能及时纠集起足够的抵抗力量，苏拉很快进入罗马，处死卢福斯，取消了他的改革措施。马略被迫逃亡。
此时，马略经历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时光。他亡命在外，流离颠簸，几次面临死亡，都神话船地幸免于难。最后在靠近非洲大陆的一个小岛落脚，征集到一支不足千人的队伍，等候时机的到来。
苏拉率军出征东方离开罗马后，改革派乘机活动，于公元前87年选举秦纳为执政官。秦纳反对苏拉的政策，遇到苏拉党徒的镇压。他逃出罗马，在意大利各地募集军队准备与苏拉派较量。马略闻讯，立即在埃特鲁里亚登陆，与秦纳汇合一起向罗马进军，包围了首都并切断粮食运输统迫使元老院不得不投降。他们控制了罗马政局后，恢复卢福斯的法案，取消部分债务，增加粮食分配，实行币制改革。与此同时，他们实行前所未有的恐怖统治，宣市政敌不受法律保护，搜杀苏拉党羽，致使许多著名人物和无辜者惨遭杀戮。 马略军事改革的首要目的是设法为罗马召集起足够数目的士兵。截至到公元前104年为止，罗马已经与辛布里人、条顿人和阿姆布昂人正面交锋四场，加上因日耳曼人南迁所直接引发的三次与凯尔特人的冲突，九年内七战七败，三名执政官阵亡，26个军团被歼灭，再加上同盟部队，损失总计高达二十余万众，比三次布匿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总和还要多。为了保证有足够的兵源，马略一上台就联合元老院发布了这样的禁令：所有能够拿得起武器的男子，无论民族和阶级成分，从即日起都一律不得离开意大利本土，否则杀无赦。当天他们就将两个打算航海去希腊的商人斩首示众，阻止了潜在的难民潮。
虽然意大利人口短缺，但马略还是否决了从各个邻国中召集雇佣军的计划。过去的罗马军队都是以贵族、骑士和富裕农民为主体，其装备一律由士兵本人购置，行军时经常有妻妾和奴隶前呼后拥地跟着提行李，所以士兵的地位也比较高。马略为了获得足够的士兵，招募自由民中的志愿者入伍，其中包括了大量的无产者和贫下中农。这部分军队由国家供养并提供武器。这次改革使得罗马共和国几个世纪以来耕战兼顾、兵农合一的临时征兵制度因此被彻底改变。士兵们不许再携带家属和奴隶，士兵们的入伍、退伍、晋升、发饷等统统由领导者以罗马元老院和人民的名义负责。这样募集起来的职业军人地位低下，实际上成为将领们的私人奴仆。 罗马陆军的主力就一直是由大约4200名步兵、300名骑兵及少数辅助部队组成的“军团”。作战时，军团一般被分为三个马其顿方阵，各方阵所用的兵器各不相同，分别以标枪、剑、弓箭为主。这样做的好处是训练时间短，费用低，见效快，便于多兵种联合作战；坏处是一旦某方阵崩溃，其它方阵将立即暴露出自己的弱点：比如弓箭不适合近战，剑和匕首不适合远距离作战，标枪不适合仰攻。一旦被敌人抓住这个弱点，罗马军往往就会遭遇毁灭性的打击。
马略授予每个军团一面带有鹰徽和号码的的军旗，以便识别它们的番号，把军团的规模扩编到6000名士兵，分成十个大队，每个大队600人，再分为十个百人队。百人队的长官对自己麾下每一名士兵的基本情况都要熟悉掌握，还必须作到即便军团指挥部被歼，每个百人队也可以独立作战。在实际战斗中，马略加深了马其顿式方阵的纵深，以三道甚至更多的横排代替原先的两道。这样虽然方阵的正面宽度受到影响，较难打出痛快的围歼战，但抗冲击力却得到了提升，发生战斗减员后也比较容易补充新力量。这样的阵型基本上是为了抵御日耳曼人的强劲冲锋而量身打造的。 马略接受了罗马军团逐步向方阵队形演变的趋向，把步兵大队(Legionary Cohort)作为基本的战术组织。新军制消除了民兵内各旧贵族间的界限，又消除了他们的年龄和作战经验方面的差别，增进了各部队之间和士兵之间的交流，提高了作战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进行了兵员的补充和更新。
他强化了长矛兵的地位，将长矛方阵(Auxilia)置入军队主力之中。他将重步兵按照训练程度重新划分了军团，划分为旧制军团（Early Legionary Cohort）、军团（Legionary Cohort）、罗马御卫队（Praetorian Cohort）、城市卫队（Urban Cohort），战斗力要高于原先的Hastati和Principes，重新奠定了罗马重步兵队不可冲破的地位。他还极大强化了远程火力和骑兵，完全可以蛮族的骑兵相比。远程火力的攻击力和持续性也比以前要高一倍。
改革中被淘汰的旧制单位包括Equites、Triarii、Principes、Hastati、Velites、罗马弓箭兵（Roman Archers）。

Ⅶ 沉睡谷传奇无头骑士是布朗吗

1799年那个阴冷、晦暗的日子，可以说是治安警察菲利普·克瑞恩先生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天。他在法庭上过分热情地维护了自己的科学理论，而触怒了地区大法官，当庭即被派赴外省。菲利普早有耳闻，在离纽约大约两天路程的一个叫“沉睡谷”的小村镇上，最近发生了一起恶性谋杀案。在短短的几天里，三个人相继被杀，而且头都被砍了下来，不知去向。当地人心惶惶，关于凶手的传言更是越来越耸人听闻。大法官就是将菲利普派往这个地方，让他尽快用“科学”将凶手抓住，带到纽约来审判。虽然菲利普性格中不乏冒险因素，但对委派给他的新任务却没什么兴趣。他知道，在那些偏远的地区，许多事情是不能用常理来衡量的。但大法官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就像这一天无法从日历中抠掉一样。菲利普不得不收拾简单的行囊，赶往“沉睡谷”。

这个小镇的确如它的名字所描述的那样，沉寂、静默，似陷入了永恒的睡梦之中。四月的黄昏，街上竟不见一个人影，只有氤氲的雾气缭绕在河边的芦苇丛中，渐渐向村镇深处弥漫。菲利普走在空荡荡的街道上，鞋跟敲击着石板路发出的“笃笃”声在上空回荡，孤寂而响亮。只听“啪”一声，似有窗户打开，待菲利普仰头张望时，一切却又恢复了静寂，似幻觉，又似在梦中。但菲利普肯定，在某扇窗户后，一定有眼睛在窥视着自己。他不愿再耽搁，加快脚步向镇长家走去。

仆人打开门，顿时一股声的热浪迎面扑来。屋内人声鼎沸，音乐声、喧闹声掺杂在一起，与街道上的死一般的静寂相比恍若隔世。菲利普定睛看去，见室内正在进行捉人游戏，一群年轻人站成一圈分散在屋子各处，一个蒙着眼睛的年轻女孩站在中央，伸开手臂，朝发出声音的方向摸索着，口中念念有词，“一个女巫，两个女巫，为何要吻女巫，一个接一个……”一个年轻人笑着躲到菲利普身边，女孩马上灵活地转身扑过来，一把抓住了菲利普的衣袖，用手摸索着他的脸颊，欢快地叫着，“抓到了，抓到了……是菲亚特吗？让我先吻了再说。”还没等菲利普回答，女孩已踮起脚，在菲利普唇上轻轻印上一吻。室内顿时安静下来，女孩扯下眼睛上的手帕，也愣住了，琥珀色的大眼睛久久地注视着菲利普。一个高大强壮的年轻男子走过来，语气生硬地问道：“你是谁？为何到这儿来？”菲利普看了他一眼，转头对女孩道：“请原谅，我找镇长芬斯达先生。”女孩微微一笑，“我是他女儿……我叫卡翠娜。”菲利普彬彬有礼地躬身致意。那年轻男子恼怒地揪住菲利普的衣领，喝道：“为什么不先说你自己的名字，太没礼貌了！”这时一个略有些苍老的声音传来，“汤姆，别生事，有这么多人参加派对呢。”菲利普循声看去，见一个脸瘦长、头发花白的老人从楼上走下来，身旁随着一位衣着华丽、体态雍容的中年贵妇人。老人走到菲利普面前，缓声道：“年轻人，你是来找我的吗？”菲利普掏出公文，双手递过去，“您就是芬斯达先生吧？我从纽约来……负责调查贵镇的谋杀案。”芬斯达先生双眉不易察觉地皱了一下，快速将菲利普打量了一番，随即朗声笑道：“这个城市很适合你，欢迎你在这间屋子里住下来。”说着叫仆人带菲利普到房间去。临出门前，菲利普朝一直注视着他的卡翠娜微微一笑，而汤姆似乎怒气未消，充满敌意地瞪视着二人。

第二天，在菲利普的建议下，芬斯达先生将镇上的上流人士招到家里，对有关破案的事宜进行商讨。菲利普发现，这些显贵们，包括冷淡傲慢的法医、全身脂肪呼吸沉重的法庭庭长、将头发梳成可笑的角状的农场主，谈到凶手时都噤若寒蝉、悚然变色。他们关心的是如何尽快远离村镇，似乎从没想过将凶手捉拿归案。惟一有价值的信息是，菲利普第一次听到了关于凶手的传说。他们说，当夜色降临时，一个黑衣的无头骑士就会骑着一匹黑马从神秘的远方奔驰而来，高举利斧将人砍死，然后割下他们的头，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这无头骑士曾是一个德国的王子，天生喜欢厮杀和战争，是个不折不扣的杀人狂。可是他却不死，而且永远保持着年轻的容貌。直到他79岁那一年，为躲避追杀逃到一片小树林中。在那里，他遇到了两个拾柴的小女孩，其中一个孩子惊恐之中将柴禾折断，发出的声响引来了追杀的人群，他们砍下了王子的头。这就是他无头的原因。直到今天，在那片树林里还常常发生奇怪的事情，这是王子在复仇，他要找回他失去的头颅。

晚上，菲利普做了个奇怪的梦，在梦中似乎又回到了久远的记忆中，他看到了童年的自己，也看到了依旧年轻美丽的母亲。在繁花似锦的草坪上，母亲眼睛上蒙着洁白的丝巾，迎着飞舞的花瓣旋转，轻扬的长发和飘逸的衣裙将她衬托得像欲飞的仙子。自己手捧盛开的兰花来到母亲面前，母亲摘下丝巾，将自己拥入怀中，深情地吻着。突然电闪雷鸣，母亲将自己抱进屋里，在壁炉前坐下，用树枝在地上划着，顿时一个古怪的似古代骑士的图形显现出来。就在这时，一个男人的脸出现在窗上，好像是父亲。突然间，父亲凶狠地朝自己龇出牙，自己一声惊叫，扑到母亲怀里……菲利普从梦中惊醒，发现冷汗已浸湿了衬衣，他再无睡意，起身走到院里。月亮已升到正空，似乎夜已深。一间屋子里透出微微火光，他轻轻推开门，见卡翠娜独自坐在壁炉前，膝上摊着一本书。听到推门声，她转过头，菲利普忙道歉：“对不起，我打扰你了吧？”卡翠娜笑着站起身，“没关系，反正我也没睡。”菲利普走到壁炉前，见一本很古旧的书摆在椅子上，顺口说道：“看书使人疲劳，尤其这么晚了……”卡翠娜接口道：“我喜欢看书，我父亲也喜欢看小说，可他杀了我母亲，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我猜他是受了迷惑。”说着拿起椅子上的书，递到菲利普手中，“送给你，它会对你有帮助。”菲利普翻开书，见扉页上有女子的签名，问道：“这是你母亲的书？”“是的，她留给了我。”“谢谢你的好意。”两人目光相对，又立即躲开了，他们同时想到了初次见面的那个吻。

第二天，卡翠娜邀请菲利普一起到树林中去。菲利普发现，在这片荒芜、阴冷的草丛、灌木中，卡翠娜显得异常兴奋。她时而跳到巨石上，时而攀住矮树的枝头，欢快地对菲利普说：“我小时侯常来这儿玩，后来上学了，哦，我妈妈就是教师……”转眼间她又跑到一堆奇形怪状的石头前，拨开覆盖在上面的青藤，朝菲利普兴奋地喊着：“快来看，它竟然还在这儿，是射手，不，是骑士。啊，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说着随手拿起树枝在地上划起来。菲利普走过去，果然见石上刻着骑士射箭的图案，再一低头，不禁惊呆了，只见地上的图案和在梦中看到的一模一样……

几天后，镇上又有一个叫彼得·约翰的护卫队员被杀了，人们在树林中发现了他的尸体，同前几次一样，头颅不翼而飞。面对镇上人们怀疑的目光，菲利普知道调查必须得着手进行了。当太阳完全隐没在西山后，菲利普独自来到树林里。他既希望无头骑士今晚能出现，以揭开惶惑人心的谜团，内心深处却又祈祷骑士不要出现，如果他真如传说的那样残酷神勇，自己的性命就有可能葬送在这荒郊野岭了。天色越来越暗，远处有马嘶声隐隐传来。菲利普警惕地掏出手枪，闪身在一棵树后。马嘶声越来越近，转过一道山谷，一个矮壮粗胖的身影显现在小路上。菲利普松了口气，他认识这个从代多郡来布道的胖神父，白天在教堂里曾看见过他。神父也看见了菲利普，喘着粗气打了声招呼，连声抱怨夜间这骤然变冷的鬼天气。就在这时，仿佛呼应神父的话一般，一阵狂风急速地卷过，光秃秃的白桦树不胜负荷地摇摆着，发出空洞的悲鸣声。紧接着，一道霹雳在两人头顶炸开，余音未了，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传来。转眼间，一匹黑马嘶鸣着驰到两人面前，马上直挺挺坐着一截人的躯体，脖颈以上被齐整整地削掉了。他高扬手中明晃晃的利斧，充盈着风的黑色斗篷像一只展开翅膀的怪鸟，向两人压过来。就在他即将驰过神父身边的一刹那，亮光一闪，神父发出一声沉闷的呻吟，趴倒在地上。又一声霹雳响起，闪电划过夜空的瞬间，菲利普看见神父的血淋淋的头颅滚落到自己身边，双目圆睁，惊愕地瞪视着自己。骑士重又折回，菲利普绝望地等待着死神的光临。然而，利斧从菲利普眼前闪过，砍在神父头颅上，将其提上马背，黑马向远方驰去。

接下来的几天，菲利普都处于持续的高烧中。恍惚间，他又看到了母亲，自己和母亲手牵手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母亲手里拿着自己儿时熟悉的玩具——一个两端系有丝线的圆形纸片，纸片一面画着一只展翅欲飞的小鸟，另一面却是一个精致的鸟笼。捻动丝线，纸片陀螺般旋转起来，小鸟和鸟笼就神奇地融为一体，鸟儿仿佛有了生命，它徒劳地拍打着翅膀，永远挣不脱鸟笼的束缚。突然，父亲出现了，他粗暴地将母亲拖到壁炉前，指着地上的图形大声咒骂。自己惊恐地躲在母亲身后，父亲又怒不可遏地将自己拖到面前，一只巨手向自己抓来……

身体稍有些好转后，菲利普决定再次到树林中去。他感觉一系列事情都与那个惨死在树林中的王子有关，只要能找到他的坟墓，就能将无头骑士一举铲除。一个叫马斯特

Ⅷ 美国总统选举制度详解

每个州都有自己的选举人团，每个团手里的票数会根据各州的人口数量按比例进行分配。比如人口最多的加州有4000多万人，选票自然也水涨船高，今年被分配到55票（参议员2席，众议员53席），而夏威夷地小人少，只有4张选举人票（参议员2席，众议员2席）。

*选举人团中参议员的席位数量是固定的2席，众议员的席位数则按照各州的人口数量进行分配，至少会有1席，因此选举人团最少会有3张选票。

选举人团的投票制度遵循赢者通吃（winner takes all）原则：只要总统候选人在这个州获得的民众票数过半，即获得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我们以加州为例，现在假定参与投票的加州民众共100人，这100人中，只要有51人投票给拜登，那么拜登就能拿走加州全部的55张选举人票。拜登无论是以1票险胜川普（51:49），还是高票碾压川普（99:1），结果都是一样的。

所有选举人团总计共有538张选票，总统候选人谁先获得超过半数的选票，也就是270张，即在大选中获胜，记住这个数字。

选举人团制度，公平吗？
我们在前文提到了赢者通吃原则，只要候选人在这个州的票数过半，就能拿走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有人会说，这不是很不公平吗？

这就是为什么2016年希拉里败选令人惋惜的原因。当时希拉里的普通民众选票比特朗普的多（48%:45.9%），最后却输在了选举人票数上。

同样的状况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也发生过，时为民主党候选人的戈尔，比共和党候选人乔治·W·布什在普选中多了50多万张票，但是因为布什得到的选举人票更多（271:266），最后赢得了选举。

在上一次大选之前，选举人团制度在历史上共产生了4次“得票少者当选”的遗憾结果。2016年特朗普获胜之后，这项制度更是遭受了不少诟病。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多数人的暴政”，也保证了联邦的权利，是相较于全民投票或国会议员投票来说更为客观和公平的方式，并且这项制度受到宪法保护，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动摇或改变的。

你可能会注意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选举人是不是相当于“工具人”？是的，因为民选结果出来以后，总统人选已无悬念，最后选举人的正式投票，其实就是走个形式。

那么，所有选举人都会乖乖按照规矩投票吗？答案是否定的，历史上大约出现过100多位“变节”的选举人，也叫“失信选举人”，他们没有遵守州民投票的结果，而是按照个人意愿进行了投票。

2016年大选中就出现了这种情况，希拉里·克林顿在科罗拉多州和华盛顿州均取得了胜利，但这两个州出现了失信选举人，将选票投给了其他候选人，最后这些人被州政府撤销了选举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