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立法院

⑴ 李世军的人物生平

李世军（1901—1989），字汉三，甘肃省静宁县双岘乡张门村人。自幼刚毅聪慧、勤学苦读。
1919年考入甘肃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参加了兰州地区的学生运动。1920年师范学校毕业后，曾任小学教员、报社编辑。1922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改学教育专业，曾受教于鲁迅先生，学习期间参加创编《新陇》刊物，宣传“新文化运动”和“三民主义”。1923年由丁惟汾、路友于介绍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兼搞北京市党部的工作。在国民党北方执行部负责人李大钊、丁惟汾直接领导下，他积极参加北平学生反帝、反军阀的活动，任北平师范大学学生会主席、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兼宣传干事，与国民党老右派组织的“孙文主义学会”开展尖锐斗争。主持师范大学由国共两党党员合办的“平民补习夜校”，组织师大的学生军团，担任第二大队队长，在校内外积极活动，组织学生同北洋军阀政府的丧权辱国行为作尖锐斗争。1924年12月，李世军到天津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召见，并派他赴甘肃宣传《北上宣言》，在平凉、天水两地发展了一批国民党员，组织了北方执行部直属两地区分部。1925年3月返回北京后主编北京市党部《国民新报》。1926年1月代表北京市党部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被派为甘肃省党部筹委会主任委员。1927年4月应冯玉祥邀请，先后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科长、处长，宁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河南省政府农工厅厅长，并参加了冯阎倒蒋的“中原大战”，任冯部政治部部长，战争失败后，东渡日本学习军事知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李世军应冯玉祥电邀回国，赴甘肃策动反对蒋介石军事政变未遂，回静宁老家暂住。1932年，因病去北平疗养，受邓宝珊委托去山东向冯玉祥代陈杨虎城将军派驻甘肃行署主任事宜。同年9月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邀其去南京，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政治设计委员会委员。1933年起先后任宋哲元将军驻南京代表、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处长、第五战区军风纪视察团团长等职。同年5月回家探亲，途经兰州，适逢国民党在兰选举全国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当选为甘肃代表。1934年1月，奉监察院命令去华北巡回视察，在北平访问了张学良、于学忠及二十九军将领张自忠、冯治安等人，弹劾了个别地方官员。1935年，李世军出席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8年初，李世军以监察委员的身份在武汉组织难民收容工作。7月任第五战区军风纪视察团副团长，随团长于右任进行视察慰问工作。8月以监察委员名义弹劾阎锡山克扣傅作义部队军饷事件，并以监察院监察委员兼江苏监察区监察使身份，提案弹劾汪精卫与“伪满”“通邮通车”事件，并建议国民党委员放弃挖掘苏北运河大堤的阻敌计划。1939年，李世军被任命为甘肃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主持修建了甘川公路、华(华家岭)天(天水)双(双石铺)等公路，兴办了湟惠、洮惠、溥济、鸳鸯池水库等许多水利工程，造福于人民，开辟了天水、西固、肃州(今酒泉市肃州区)、临洮等地飞机场等，力主修路造林，改良农田水利。1942年调任国民党军委会中将参议兼重庆战时运输统制局财务处长，李世军严格执行财务制度，多次拒绝参谋长钱大钧、运输处长俞飞鹏违章开支而发生争执对抗，得到行政院的表扬。1943年参加于右任发动组织的“西北建设协会”并任常务理事。1945年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队大会，后又任监察院监察委员、首都巡回视察团团长等职。
1948年当选为立法院委员及立法院外交、预算委员会召集人。1949年4月上海解放前夕，李世军参加了立法、监察两院部分委员促成国共和谈活动。
上海解放后，李世军与留在南京、上海的部分立法委员武和轩、陈建晨、张平江等联名上书中共中央，并发表声明脱离同蒋介石政权的关系，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余热。先后任江苏省政协副主席、国务院参事。
国务院参事李世军先生逝世
新华社北京电国务院参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李世军先生，因病于6月24日在北京逝世，终年88岁。
李世军先生1947年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1949年11月当选为民革中央候补委员，1956年任民革中央委员，1984年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
（1989年7月9日《人民日报》）
三一八”惨案纪实
一九二六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掺案，杀害无辜青年学生。我当时曾参与学生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惨案发生时，我也身在现场。这个惨案是段祺瑞及其帮凶蓄意策划的一场血腥大屠杀，绝不是如《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上楚溪春先生所写的那样，是什么偶然发生的意外不幸事件。下面我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作一个证明。三一八惨案的直接导火线是三月十二日日本军舰炮击大沽口事件。但是，在大沽口事件发生以前，段祺瑞早就杀气腾腾地决心要向爱国青年学生开刀了。当一九二五年段政府教育部因禁止纪念五四遭到学生反对之后，段祺瑞在下令整顿学风，严肃纪纲的同时，曾在《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十八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二感篇》的文章，其中有下面一段话，
最奇特者，人之所无，而我更有澎湃之学潮，可谓新之又新。·…¨倘不加制裁，胡可以安良善?郑子产曰：水懦民玩多死焉。故唐尧四凶之殛，孔子少正卯之诛……不得已而出此，是必有故。
这篇充满杀机的文章发表之后，接着公布了“决不姑贷”的整顿学风令：倘有故酿风潮，蔑视政令，则火烈水懦之喻，孰杀谁嗣之谣，前例具存，所宜取则。本执政敢先父兄之教，不博宽大之名，依法从事，决不姑贷。 与此同时，段政府的国务总理贾德耀也致电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此时冯玉祥已下野)，要他对“受赤化之毒“的北京爱国青年学生严加管束，实行镇压。三月六日，张之江致电段祺瑞，诬蔑学生爱国运动说:学风日下，士习日偷。··…¨请执政设法抑制。三月九日段政府复电嘉许，电文中有维持秩序，转移风化，亦为地方军警之责等语。
从三月初起，北京空气顿形紧张。公共娱乐场所及各大学所在地区，翠花胡同、南花园、东交民巷苏联公使馆前后，布满了头戴黑呢礼帽、身穿灰布大褂、鼻梁上架着墨镜的密探。马路上，不时有陌生的人在后面叫你的姓名。但是，爱国青年学生不但没有被段祺瑞的白色恐怖所吓倒，斗争情绪反而更为激昂。三月十二日，学生、工人及广大市民群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周年大会上，高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不死，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誓不买卖日货，打倒卖国军阀等口号。段祺瑞的绳骑四出，如临大敌，当时虽末动手，但杀机毕露，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月十二日，日舰炮击大沽口消息传出的当天，北京学生联合会已决定在三月十六日示威游行。迨十五日八国联合武装干涉中国内政的通牒提出后，更加激起京津及全国人民的愤怒。十六日请愿游行的主要目的，是要求政府严厉拒绝八国联军式的最后通牒。
十六日凌晨，马神庙、沙滩、厂甸、石附马大街、清华园、南沟沿、顺城街、府右街、二龙坑、朝阳门大街一带大专学校所在地区，被大批荷枪实弹。手持铁包木棒的步骑警察包围。上午九时，各校学生按预定计划，手持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支援大沽守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废除辛丑条约等标语的小纸旗，列队向天安门出发。游行队伍在各校门前即遭到武装警察疯狂截击，师范大学、女师大、清华等校的同学，受重伤者四十余人，仅师范大学受重伤的就有黄道等十余人。相持到黄昏。警察撤走后，才将受伤同学送医院救治。
当晚，学生联合会在翠花胡同八号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及各校代表基层组织负责人共三十余人。会议决定三月十八日上午九时仍继续举行第二次请愿示威游行。
十七日，段祺瑞为了进一步制造杀人的借口，曾在《顺天时报》等报纸上大肆诬蔑昨天学生的请愿游行是赤化分子的暴民行为，诬蔑赤手空拳的学生 手持铁皮包的木棒等武器打伤警察，等等。学生联合会为了预防敌人破坏游行，事先曾作了一些组织工作：接地区分别组织宣传小组;参加游行的人预先编定小组，在游行时手挽手地前进。
十七日这一天，空气异常紧张，段祺瑞的狗腿子四出散布恐怖气氛，恫吓学生，说如果再游行，政府一定用武力制止。记得当天中午，我突然接到父亲的朋友打来电话，要我马上到他家有要事面谈。他见到我，带着惊慌的口气对我说:刚才有个常到我家揩油抽大烟的侦缉队上的人，是外右二区的侦探长，对我露了几句话，我很替你着急。他说这几天很麻烦，上面有密令，要他们好好盯梢。明天如果学生游行时，要干掉一些捣乱分子，给那些整天胡闹的学生看看颜色。他还特别提醒我说:这话不假啊！昨天老段方面有个朋友也对我说，段老总这儿天火气很大，表示决心要杀一些'赤化捣乱分子'。你可千万要小心啊!
我马上到翠花胡同八号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部里的人，大家决定仍按既定计划进行。
十八日上午，我们在天安门前举行群众大会，记得到有北京大学、师范大学、女子师范大学、医科大学、交通大学、工业大学、清华学校、农业大学、法政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燕京大学、中法大学、美术专门学校、通才商业学校、志成申学、师大附中等校的学生，此外还有京绥铁路及财政部印刷局的一部分工人，共约二千余人。大会结束后，随即出发游行，经东长安街、东单牌楼、米市大街、东四牌楼，然后进入铁狮子胡同东口，在执政府门前广场列队请愿。
游行队伍在行进中;刘清扬带头高呼口号，群众情绪异常激昂。沿途马路两旁，人山人海，纷纷脱帽鼓掌表示支持。
十二时许，队伍到达执政府门前。这时，北新桥以南，交道口以东，铁狮子胡同东西两口，执政府东西辕门及大门口，早已密集全副武装、杀气腾腾的军队。游行队伍在执政府门前排列站定之后，派代表向带岗守卫的军官说明要求会见段祺瑞。等了半小时，一个军官出来凶狠狠地说，执政有病休息，不在这里。接着又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赶快走开吧。代表们仍然心平气和，一再说明请愿只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内政。这个军官拒不答复。从他那副冷酷阴森的神情看来，好象他在等待着什么举动似的。
当代表们继续要求会见贾德耀时，我跑到军队后边的石狮子上去拍照，发现军队所持的步枪里已经装上了子弹。我意识到情况很严重，要同学告诉代表们注意。当我刚刚拍了一张游行队伍的照片后，突然听到 执政府门楼的窗户里向外叭、叭、叭地放了三枪(手枪声)，大屠杀的信号响了。大门口的军队立即行动，东西两辕门的卫兵也同时开枪，对准群众平射，枪声密如连珠。不到两百平方米的空场，刹那间变成了尸山血海。
我和邓飞黄先冲向东辕门，可是辕门口的军队正在密集开枪，死伤的人堆起很高，冲不出去，只得转到广场南面的影壁背后躲避。这时影壁背后的马厩里，已经堆满了倒下去的人，有的还在挣扎，其中有我认识的几个北大、女师大同学倒在马槽下，只见一个军官还用驳壳枪继续对准他们射击。持长枪的士兵继续开枪，有的士兵大概因为人太挤了，回不过手来开枪，便用木棒对着受伤倒在地上的人狠狠地打。我看冲不出去了，只好伏倒在影壁下和一堆死伤者趴在一起。过了一会儿，不知是谁把我拖了一把，说，赶快从西辕门跑啊！我被提醒了，便跟着向西挤去。子弹呼呼地从头顶乱飞。挤到西辕门□，看见死伤的人比东辕门口更多。正在犹豫间，看见离我大约五十米的海军部门前的士兵忽然卧倒了，准备继续射击。我连忙跳出西辕门，沿铁狮子胡同向西跑，子弹仍然不断掠空而过。
我在路北一家大门口躲了片刻，只见人们象潮水般向西跑。不久，枪声渐渐稀了，跑的人也少了，只有一些受了份的人，鲜血直流，一拐一拐地向前挣扎。我看见师大的一个同学足部受伤，便扶他出了街口，找到一辆洋车让他乘上。他说:我的伤不要紧，还有爬不动的，你进去看看。我又折回向东走，在海军部门前被挡住了，只得绕道返回翠花胡同。那时已有许多同志到了，一个个愤慨万分。看看表，已经四点钟了，大家商量如何抢救受伤同学，我们拉下一块白布窗帘，用红墨水画了个大十字，挑在竹竿上，十几个人直奔铁狮子胡同。跑到东辕门口，仍被持枪的军队拦阻不许入内。此时，来抢救的人聚集很多，有人愤慨地喊道，人打死了，还不准我们抬走啊！于是接着就有人喊冲进去啊！军队立刻拉开枪栓，对着我们。
正在相持不下时，有人提议找红十字会，我们便跑到北京红十字总会，请他们出面交涉。我们这才随着他们进去，救出奄奄待毙的七个人，分别送协和医院、同仁医院抢救。其余的死者堆在东墙根下，军队禁止我们去看。
已经八点多钟了，我们决定先分头回到各校，清查死伤人数和姓名。我回到师范大学时，黄道、邵式平等，正在学生会办公室商量对策。当时，只有范士荣还没有消息。范士荣是和我同住一寝室的同学，等到深夜十二时仍不见回来。我约同杨春洲冒着风雪到宣武门外云南会馆及他平日可能去的地方去找，结果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三月十九日)，学校停课了。清晨，我和杨春洲杯着沉痛的心情去到铁狮子胡同。一进辕门，触目惊心的是一排一排的薄皮棺材摆在东墙根下，棺盖上覆着一层薄薄的雪。地面上的雪消了，一滩一滩的血迹，显得格外刺目痛心;影壁上的弹痕，密如蜂窝。有的棺材上标着姓名，有的没标。我们先查看标着姓名的棺材，都没有范士荣的名字。回头再把未标姓名的棺材，一个个揭开来看，仍然没有发现范士荣的尸体。最后发现一个标着姓张(名字记不得了)的棺材，有一角衣服露在棺盖外面，我们认出这是范士荣的衣服。打开一看，果然是他!
当时被打死的共有四十七人，除范士荣外，其他四十六人的姓名，我所认识和记得的只有刘和珍(江西)、李兆珍 (湖南)、李敏学(甘肃)、杨德群(湖南)，其余的现在记不清楚了。我还记得，有广东国民外交团的两个白发苍苍的团员，也死于非命。受重伤的一百五十七人，轻伤的一百余人。惨案发生后，刽子手段祺瑞为了开脱责任，掩饰其血腥罪行，竟然在大屠杀的当天发表了一遍颠倒黑白的公告，说这次惨案是李大钊等率领暴徒数百人，手持枪棍，闯袭国务院，泼火油，抛炸弹，手枪木棍冲击军警，各军警因正当防御，致互有死伤。
但是，谁能相信段祺瑞这种骗人的鬼话呢！这正如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墨写的谎话，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

⑵ 左中堂,蒋中正,于右任是什么意思

这三个人都是历史上很有名的书法，大家左宗棠应当指的是李鸿章。

⑶ 中国历史上有没有那个时期实行过多党制

宪法颁布但尚未正式施行，政府应进行行宪准备。194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依据政协决议正式宣布改组。政协决议规定的40名国府委员里面，国民党17名，比政协决议的20名减少了3名，民社党，青年党，和无党派各4名。这样国府委员会委员总数仅29名，尚余11席等待共产党和民盟回头。此时国共内战已经全面爆发，原属于中共的席位空缺。改组政府完成后，国防最高委员会结束运作，一党训政结束。

改组后的国民政府一直运作到1948年5月中华民国政府成立。

1947年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为中华民国建国以来首次举行的国会议员直接选举，各省分别于1947年11月21日至23日举行。该次选举原定与第一届立法委员直接选举同时在10月进行，但国共内战致使铁路破坏，交通不便，使得选举推迟[6]，最终国民大会代表普选略微提前于立法委员普选而在11月首先举行。本次直选和立法委员直选使得中国第一次出现了4.61亿人民[7]直接授权产生的代议机构，从而使得中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

因为国共内战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等因素，该次选举不但是中华民国于全中国唯一一次举行的总统大选，也是中国大陆唯一一次的多候选人国家元首民主选举。

1948年5月，立法院集会，选举孙科为立法院院长；监察院集会，选举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新任总统蒋中正召集行政院，任命翁文灏为行政院院长。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组建，国民政府走入历史。与此同时，国民参政会结束运作。

⑷ 王昆仑的政治思想转变

1933年王昆仑同孙晓村、曹孟君、钱俊瑞、张锡昌等，组织了革命团体南京读书会。这时候，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开始从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不久由中共南京市委负责人卢志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利用国民党老党员的合法身份，长期从事爱国民主运动和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35年8月，王昆仑同钱俊瑞、曹亮、孙晓村等，在无锡鼋头渚太湖别墅内的万方楼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上海、无锡、南京读书会的部分骨干狄超白、华应中、陈佩珊、薛葆宁、秦柳方、钟潜加、汪季琦等人。
会上，曹亮传达了中共中央《八一宣言》的精神，俊瑞作了分析世界革命形势和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王昆仑陈述了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于右任、经享颐等坚持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情况。会议共商了抗日救国的大计，并决定在读书会的基础上建立救国会，以推动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同年秋天，王昆仑随孙科重回南京国民政府，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⑸ 清末民国著名书法对联欣赏 书卷气十足

书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中国的国粹。也深受文人墨客的喜爱，下面小编带大家一起来领略晚清民国名人书法作品的魅力。

学界公认的民国四大书法家，分别为谭延闿（楷书）、胡汉民（隶书）、吴稚晖（篆书）、于右任（草书）。此四人，都是民国时期的超级牛人，在民国政坛都是呼风唤雨式的人物，在事业与学问上均有非同寻常的建树。

民国四大书法家，一说国民党内四大书家[1] ，分别指谭延闿（楷书）、胡汉民（隶书）、吴稚晖（篆书）、于右任（草书）。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谭延闿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

吴敬恒（1865年－1953年），字稚晖，出生在中国江苏武进和中国江苏无锡交界处的雪堰桥。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1950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196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吴稚晖“世界学术文化伟人”称号，为二十世纪获此殊荣的首位中国人。

胡汉民（1879年12月9日～1936年5月12日）原名衍鸿，字展堂，广东番禺人。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曾任广东省省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长等职务。对书法颇有研究,自成一体,别具风格。“胡汉民，工书法,清挺峻拔，能合褚遂良、米芾为一体。晚工曹全碑，极神似，集字

于右任（1879年4月11日-1964年11月10日）原名伯循，字诱人，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祖籍泾阳，陕西三原人，国民党元老，别署“骚心”、“髯翁”，晚号“太平老人”。于右任1932在上海创办标准草书社，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整理、研究与推广草书，整理成系统的草书代表符号，集字编成《标准草书千字文》（1936年由上海文正楷印书局初版），影响深

⑹ 伏龙芝军事学院的中国籍学生

那时候的中国学生无论在那个国家都是受到最好的评价。。

⑺ 请介绍一下南京国民政府的居正的详细情况

在甲午战争以后，尤其是在清末实行所谓的新政以后，法政人才日渐被社会各界所重视，于是留学生学习的主要专业转向法政，而且留学生大都选择日本。民国以后，实行法治是民主共和国的必然选择，这又大大促进了留学生学习法政的热情。其中居正正是其中之一。

居正 (1876-1951) 名正，号觉生，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今武穴)人。
1900年中秀才。1905年赴日本入法政大学预备部。加入中国同盟会。
1907年在东京参与组织共进会，并亲手制订章程。同年秋入日本大学本科习法律。次年赴新加坡助田桐主持《中兴日报》，与保皇党《南洋总汇报》论战。后往仰光，主持《光华日报》，并组织中国同盟会支部。
1910年与宋教仁等筹设中部同盟会，谋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
1911年初来武汉与党人联系，策动起义。是年7月任中部同盟会湖北分会负责人。

1935年，居正被任命为司法院正院长。 （居正头一天还戴手铐脚镣呢，第二天就当了司法院院长 ）

1935年12月2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一中全会，决定1936年5月 5日公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会议决定胡汉民等 9人为中常会委员，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张人杰等 25人为中政会委员，汪精卫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孔祥熙为行政院正副院长；孙科、叶楚伦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居正、覃振为司法院正副院长；戴传贤、钮永建为考试院正副院长、于右任、许崇智为监察院正副院长。

居正（1876－1951），字觉生，号梅川，别号梅川居士，湖北广济人。1905年远渡日本，求学于东京法政大学，并加入中国同盟会，从此积极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运动，成为活跃的革命骨干成员。1907年参与发起共进会，1908年前往新加坡、缅甸等地从事革命工作。1910年回国主持湖北省的同盟会工作，筹备武汉地区的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参与筹组湖北军政府和制定《都督府暂行组织条例》。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担任内政部次长，并参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制定工作。“二次革命”失败后，任中华革命党党务部长兼《民国》杂志总理，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干将。1924年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到1930年因反对蒋介石而被囚禁，1931再次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自1932年起直到1949年，担任南京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同时兼任中华民国法学会理事长。其代表性著作是《为什么要重建中国法系》。

民国时期司法院院长兼最高法院院长居正曾著文认为：“法规对裁判言，法规就是造法，而裁判是法律适用；法规对于宪法而言，则法规变为法律适用，而宪法却是造法；同一理由，以裁判对于执行言，裁判又变为造法，而执行才是法律适用。所以，立法就是司法，司法也就是立法；立法与司法只是量的区分，而非质的区分。”（居正《司法党化问题》）

这一结论，既说明立法与司法的辩证关系，也说明与执行相比，可以作为“立法”看待的司法的重要性。然而，奇怪的是，在我国，人们对司法重要性的关注，似乎主要不是其判断职能，而是其对判断的执行。对法院而言是如此，对不少当事人而言也是如此。

李宗仁曾提名居正为行政院长,但在立法院表决未获通过,不得已只得依然听从蒋介石的安排,改提阎锡山,当即被立法院同意...

当时曾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等九人为中执会常委。

1989年，由罗福惠等编、华中师大出版社出版的《居正文集》为研究国民党与司法的关系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⑻ 民国书法家李安国排名多少名

民国四大书法家，一说国民党内四大书家[1]，分别指谭延闿（楷书）、胡汉民（隶书）、吴稚晖（篆书）、于右任（草书）。

谭延闿

编辑

谭延闿（1880-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生于浙江杭州。

谭延闿的字亦如其人，有种大权在握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

从民国至今，写颜体的人没有出谭延闿右者。他尤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谭延闿可以说一生基本都在攻颜书。

谭延闿善诗联，擘窠榜书、蝇头小楷均极精妙。书法作品兼有艺术和文物双重价值，国内民间所藏多集中于湖南。

世人对他褒贬不一，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一人”，说他是“休休有容，庸庸有度”的大政治家，有人称他为“党国柱石”、

“药中甘草”，也有人说他是八面玲珑“水晶球”、“伴食画诺的活冯道”[2]。

吴敬恒

编辑

吴敬恒（1865年－1953年），字稚晖，出生在中国江苏武进和中国江苏无锡交界处的雪堰桥。

胡汉民及其隶书

中国国民党元老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

早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曾任广东省省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主席,立法院院长等职务。

对书法颇有研究,自成一体,别具风格。“胡汉民，工书法,清挺峻拔，能合褚遂良、米芾为一体。晚工曹全碑，极神似，集字为诗如己出。”

⑼ 于右任 行楷五言联 立轴 对联 纸本

于右任 行楷五言联 立轴 对联 纸本

剑气射云天；鼓声振中原

钤印：鸳鸯七诗斋、于、右任
款识：于右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