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五四活动

发布时间: 2021-12-21 05:30:12

A. 五四青年奖章多久评一次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一年评选一次。这个奖章是共青团中央、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授予中国14至40周岁（年满14周岁、不满40周岁）优秀青年的最高荣誉。

一、评选条件

1、年龄为14至40周岁的中国公民。

2、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社会主义。

3、遵纪守法，品德高尚，作风正派。

4、勤于学习，善于创造，甘于奉献，在本职岗位上取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影响。

5、获得过省级“青年五四奖章”或其他省级以上荣誉。

二、评选机构

设立“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初评委员会，负责提出建议人选名单。每届的初评委员会成员从“评委库”中随机产生。“评委库”由党政机关、高等院校、科研院所、新闻单位、企业等各方面代表，以及往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代表和团中央机关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

团中央书记处在建议人选中确定表彰名单。团中央组织部负责评选表彰的具体工作。

三、工作程序

1、提名

推荐人选由省级团委、青联共同提名，每个省份（系统）提名不超过2人，且提名人选必须为主要工作或定居在本省份（系统）的人员。

各省级团委、青联要对推荐人选进行严格考察，征求人选所在单位党组织、上级主管部门以及有关方面的意见，在此基础上形成书面材料，向团中央组织部报送。

军队系统（含武警）推荐人选由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提名、考察，提名不超过3人。

2、复核

团中央组织部对推荐人选严格按评选条件进行资格审查，将符合条件人选提交初评委员会。

3、初评

初评委员会成员根据候选人事迹，分别署名提出不超过40人的建议人选。初评委员会按得票多少确定不超过40人的建议人选名单。

4、公示

通过中国青年报、中国共青团网、中国青年网面向社会对初评结果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5、确定人选

团中央书记处根据公示结果，从建议人选中确定不超过30人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名单。经公示无异议的其他人选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提名奖”。

6、集中表彰

每年“五四”前后举行表彰仪式，向获奖者颁授“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1)法院五四活动扩展阅读

2020年李文亮等入选“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抗疫追授个人名单

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决定，在2020年“五四”青年节前表彰第24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

2020年4月14日，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组织评审委员会对候选个人（集体）有关材料进行了非集中实名评审。根据评选表彰办法，经评委实名投票并公开计票，常规类98名候选个人中入围30名、37个候选集体中入围15个；抗疫类84名候选个人中入围30名、43个候选集体中入围15个。

经团中央书记处审定，对入围个人（集体）进行公示，并对抗疫追授个人予以公布。在抗疫追授个人（共33人）名单中，王烁、李文亮、宋英杰、陈健、陈祥田、夏思思和彭银华等牺牲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入选。

B. 描述一名爱国学生在五四运动中的活动

“五四”运动中的邓颖超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举行爱国游行示威，抗议“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列强关于山东问题的无理决议，反对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要求“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拒绝巴黎和约签字”、“收回山东权利”、“惩办卖国贼曹、章、陆”。游行队伍遭到武装军警和便衣警察的多方阻拦，激愤的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曹汝霖的住宅，怒打了正在曹汝霖家中的章宗祥。段祺瑞反动政府弹压游行队伍并拘捕了三十多人。当次日这个消息传到天津时，正在北洋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的邓颖超和女子师范的同学们一起，议论纷纷。当晚，家事专修科学生郭隆真（郭林一）倡议组织爱国团体，以实际行动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邓颖超、张若茗、王卓吾等同学首先响应。次日，召开学生代表会讨论组织起来开展斗争时，大家认为，仅仅女师学生组织起来力量还单薄，便决定联合其他女校学生和全市爱国妇女共同参加，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5月25日成立大会上公推刘清扬（女师毕业生）、李毅韬（女师附小教员）为正副会长，郭隆真、邓颖超为演讲队长。此后，“女界爱国同志会”便同先后成立的“天津学生联合会”、“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在反帝反封建的爱国群众运动中并肩战斗。

演讲队长

“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后，积极投入火热的爱国斗争，活动最活跃．影响最突出的是女学生演讲队。年仅15岁的演讲队长邓颖超，以奔放的爱国热情，率领爱国演讲队队员，在街头巷尾，慷慨陈词，诉说反动政府卖国外交失败的经过，揭露卖国贼的卖国罪行，痛述朝鲜亡国后当亡国奴的痛苦，规劝同胞齐心抵制日货、协力救国，有时声泪俱下，使听众深受感动，久久不愿离去。有一次，一个人力车工人听讲后极为感动，把他当天挣的三角钱，捐助给演讲队，让她们多印传单，多撒传单，让人人知道这些道理。群众的拥护，使她们倍受鼓舞，更加不辞辛苦地进行宣传。据当年天津《益世报》记载，七月末，正值暑假期间，女演讲队在王天麟、邓颖超率领下，到赵家胡同、黄家胡同等处演讲时，“讲的正高兴，听的正入神”，忽然倾盆大雨瓢泼似的倒下来。演讲队员们赶赴电车站时，“地面的水有半尺多深，一走一滑。上了电车后，穿着流水的衣服，还是很喜欢的。大家说，这个算什么苦，比当亡国奴的苦楚强的多着呢。”

演讲队为了使爱国宣传活动更加深入到妇女群众中去，她们还时常作家庭访问，并注意到比较偏僻的地区和贫民区去挨家挨户访问宣传。即使碰钉子，她们也毫不灰心。

“女界爱国同志会”为了提高平民妇女的爱国觉悟，帮助平民妇女提高文化，还举办了妇女补习学校，分设在东、西两个演讲所。学员主要是家庭妇女，课程是识字、谈话（主要进行爱国教育）、织花边等。为了补助补习学校的经费，女师同学们除募捐外，还演出话剧，把收入作捐款。她们曾演出歌颂我国古代女英雄的《木兰从军》和描写刺杀日本伊藤博文的朝鲜英雄的故事《安重根》（又名《亡国恨》）。这两个话剧的主角都由邓颖超扮演。邓颖超在六十多年后重忆此事时说：“我演戏总是演男的，而恩来总是扮演女的。因为那时候男女不能同台演戏，封建习俗可厉害哩！男女授受不亲。”

冲破包围

随着爱国运动的不断深入，为了加强斗争的力量，在总结了几次请愿斗争的经验之后，郭隆真、周恩来等根据大家的意见，提议另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核心小组来推动各项斗争。经过酝酿筹备，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核心组织“觉悟社”于9月16日正式成立了。马骏、谌志笃、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邓颖超等男女二十人，都是它的第一批社员。

“觉悟社”是五四运动中诞生最早的青年革命团体之一。它的组织严密，社员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精神”，发展新社员须经社员三人以上介绍，内部实行委员制，分工负责，是当时青年团体中比较健全的一个。北京《晨报》曾称它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小团体。”

“觉悟社”的成立，标志着天津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以“觉悟社”社员为核心的天津学联和各界爱国团体的领导和组织下，发动了天津更大规模的群众爱国运动。这年的双十节，天津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有大、中学生和各界群众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继续坚持严惩卖国贼，加紧抵制日货的斗争，并拟在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反动当局下令警察包围市民大会会场，准备武装解散集会，阻止群众游行。愤怒的群众毫无惧色。当群众队伍开始游行时，大批武装警察拦住了去路。邓颖超等领导着大队最前列的女学生向警察高呼：“警察是中国人，警察也要爱国！”“不打爱国学生！”等口号。队伍依然雄赳赳地前进。这时武装警察动武了，打伤学生数十人，学生们也奋起抵抗。邓颖超机智勇敢，带领女同学用手中的小旗竹竿进行反击，并采取奇袭的方法打掉了许多警察戴的帽子。趁警察们狼狈地用手遮掩着脑袋弯着腰去拾拣帽子的有利时机，只听得一声高呼：姐妹们，冲啊！女学生们个个精神抖擞，挥舞着手中的旗竿，勇猛地向丧魂落魄的武装警察冲去，正巧与路过的学联汽车宣传队一起，形成夹攻之势，冲破了警察的包围圈，打开了缺口。同学们和市民们乘势冲出，万余人的一支铁流，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最后，游行队伍包围了警察厅，提出质问：“为什么不准人民庆祝国庆？”“为什么下令军警动武？”他们大声高呼：“杨梆子（警察厅长的外号），你出来回答！”有的市民还借了打更用的木梆子边敲边喊。斗争一直坚持到次日黎明。

营救战友

双十节事件后，反动政府的压迫愈来愈紧。1920年1月，领导各界群众抵制日货、惩罚奸商的“各界救国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马千里、马骏等二十几人被无理逮捕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学生联合会”被武力查封了。于是，由周恩来、郭隆真等领导的向直隶政府要求启封“各界救国联合会”、“学生联合会”和释放全体被捕代表的大规模请愿斗争开始了。

他们知道这是一场严重的斗争，所以作了周密细致的布置。邓颖超回忆说：我们事先有系统地动员了各校的同学与各界市民，并且在请愿的组织领导上作了精密的适当的分工。有被选出向当局交涉的代表，有专任请愿群众队伍的指挥员，有留守会所做后勤供应、动员后备力量的人员，还有专司联络的脚踏车队和负责电话联系的情报员。这次，刘清扬、邓颖超、王天麟被指定担任留守工作。她们一清早把人员送走后，一面忙着工作，一面心焦地等待消息，直到晚上才知道反动当局鞭打并扣押了周恩来、郭隆真、于方舟、张若茗等谈判代表，指使反动军警、保安队对三千多名赤手空拳的男女学生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制造了“一·二九”流血惨案。

“一·二九”惨案发生后，2月1日，天津全市学生罢课抗议。学联并分别派遣代表到北京、南京、上海等地呼吁支援。在上海学生总会的号召下，掀起了全国性的声援天津学生运动的大游行、大示威。“觉悟社”的一些主要骨干被捕或离津后，谌志笃、邓颖超等就承担了领导天津学生运动的主要工作。

被捕的学生代表一直在狱中坚持斗争，抗议非法拘捕。但警察厅当局无视他们的正义要求，压迫日甚。为此，代表们被迫以绝食来表示抗议。四月初，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同学们都十分难过，当即就有谌志笃、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同学，自愿报名到警察厅去代替被捕的代表受监禁。他们备了公文，带了行李，到警察厅去要求入狱。他们首先抗议非法逮捕爱国代表，指斥当局长期监禁学生，既不宣布罪状，也不送法院审判；其次说明代表是大家选出来的，有难同当，大家愿意轮流受监禁。这种理直气壮的正义斗争，弄得警察厅十分狼狈，只得同意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这样，被拘代表与外界沟通了联系。

五四运动过后一年，虽然进行了不少斗争，但祖国的青岛仍然没有收回，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也没有取消，积极参加爱国运动的一些领导骨干还押在监狱里，所以女师同学决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再向群众作一次爱国主义的宣传演讲，同时也为释放被捕代表制造舆论。学校当局不答应她们停课外出，但同学们意志坚决，由邓颖超扛着大旗，带领三百多名女学生冲出了校门，去参加纪念大会，并分三路去向市民宣传。当天回校时，校方贴出布告，以学生无故罢课为由，宣布全体开除学籍。同学们气极了，但她们不恐慌，不屈服，大家一商量，说：既然学校不要我们，我们不能赖在学校里，我们马上搬出去。象下了战斗命令一样，她们立即整理行李，捆绑铺盖，抬箱子的，提杂件的，一瞬间，学校的操场上摆满了她们的大包小裹、箱子行李。这时，学校当局反而着慌了，不准她们搬走。但校方的阻拦、哄骗、刁难、恫吓，全都无用。经过十二天的斗争，在家长和社会舆论的支持下，学校当局被迫收回成命，全体同学胜利回校。自从4月份谌志笃、邓颖超等和被拘代表沟通了联系后，他们在外边加紧开展营救活动。他们组织“各界救国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的活动分子和被捕代表的家属经常去探望、慰问；发动群众，广泛宣传，用社会舆论对反动当局提出谴责，施加压力；积极准备提出公诉，要求公审；此外，还聘请全国有名的爱国律师刘崇佑先生为被捕代表辩护。刘先生帮助谌志笃、邓颖超等熟习进行诉讼的知识、程序，进行合法斗争。在刘先生的指导下，周恩来等4人在7月1日写了一封申诉信。刘先生即根据周恩来等的申诉信，几次亲自从北京赶到天津，到狱中去向代表收集材料，积极进行辩护准备。在被拘代表同各界代表狱内外共同坚持斗争下，在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下，7月，反动当局被迫宣布公开审理这个案子。开庭审讯时，被拘代表大义凛然地据理驳斥，痛斥卖国政府的罪行，大讲救国的道理，变审判厅为传播爱国思想的讲台。大律师刘崇佑先生也有力地为学生们辩护：爱国救国是合乎公理民意的壮举，何罪之有？最后，反动法庭被迫宣布无罪释放马千里、马骏、周恩来、郭隆真等二十多名被拘代表。天津各界人民慰问团隆重地迎接被释代表凯旋回归。

联合起来

“觉悟社”的社友又团聚在一起了，大家感到分外亲切。无论监内狱外，他们都是经得起考验的战士。8月10日左右，他们召开年会总结一年多来天津爱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只有把五四运动后在全国各地产生的大小进步团体联合起来，采取共同行动，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改造旧中国。他们决定到北京去请教李大钊。李大钊建议他们邀请北京的一些进步团体，如“少年中国学会”、“青年工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等共同开会座谈，研讨问题。8月16日，五个团体在北京陶然亭开了会。会上先由邓颖超介绍了“觉悟社”的组织和一年来的活动情况。周恩来详细阐述了“觉悟社”年会上提出的联合改造的主张。李大钊鼓励大家要有一个共同的“主义”，以便团结一致进行战斗。会后成立了“改造联合”，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约章》。《宣言》指出，“集合在‘改造’赤旗下的青年”，应该“组织一个打破一切界限的联合”，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建议“联合”组织起来后，“切切实实做点事”。《约章》中列举了亟需从事的工作，如宣传工作、社会调查、平民教育以及工、农、妇女工作，以“实行社会的改造。”

1920年秋，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一批社员、同学，为了进一步探索拯民济世的真理，陆续到巴黎公社的故乡法国去勤工俭学了。他们在欧洲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并且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中央承认这些同志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北京的邓颖超等几个社员，则开始走向社会。他们有的一边工作，一边根据《约章》的精神，在李大钊领导下，从事劳工、妇女、青年学生运动，到码头上，到工厂里，到农村去，开始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邓颖超则到北京师大附小当教员。那时正提倡开放女禁，吸收女教员，邓颖超便是这所小学吸收的第一名女教员。她努力工作，处事有方，在实践中为男女平等、开放女禁树立了一个榜样。

C. 政法委和公、检、法三个部门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

“公安、法院、检察院三机关的相互关系”中指出：“公安、法院、检察院都是国家专政的武器，互相之间有分工合作，也有制约，对一个案件处理得正确与否，三机关都要负责。公安机关捕人要经检察机关批准，检察机关起诉需由法院判决，对法院的判决检察机关有权提出抗议，三机关都是国家司法体系中的一环。当然有时互相间是有矛盾的．如公安机关要捕某人，检察院可以不批准；检察院起诉，法院可以判决无罪；对法院的判决，当事人不服可以上诉，检察机关也可以提出抗议。不过，这不是本质上的矛盾，而是工作上的正确与错误的矛盾。”“公安、法院、检察院都是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国家机关，都是为打击敌人、惩罚犯罪而工作，必须互相密切地合作，相互制约，以达到准确打击敌人的目的。
“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中指出：“三个机关是在党的领导下，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共同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打击敌人，保护人民，就是从法制方面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好比一个工厂的三个车间，三道工序。公安一道工序，检察一道工序，法院一道工序。三个机关，一个任务，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又是执行的同一个法律，一分为三，三合为一。不要讲你大还是我大，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而是谁的意见对就尊重谁的意见。”
“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公、检、法三机关是分工负责的三道工序，互相协作、配合、互相制约。同是一个案子，一个事实，一个法律，一个政策，一个党的领导，为什么不能协作配合，特别是协作共同弄清、核实犯罪事实、情节? 互相制约不是互相扯皮，而是为了更好地保证三机关都能正确地依法办事。”
刑事司法机关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是一种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一面关系，即所谓“公、检、法一家人，辩护律师做仆人，拧成一股劲，共同斗敌人。”总体上看，缺少现代刑事诉讼关于司法权具有最高权威，对侦查权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诉讼观念。
执政党对司法工作的绝对领导
我们公安机关历来是密切依靠群众，依靠党委领导的。历史上保卫工作曾犯过神秘化、孤立主义的错误，在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纠正了，以后一直是依靠群众的。
“司法工作不仅要按方针、政策办事，而且要按法律办事”
法院审判时不管对什么人，都要依照法律办事，只要犯了法，就要依法判决。法院是集体领导制，审判委员会是一种民主集中的内部组织，除简单的民事案件外，法院均采取合议制进行办案。法院独立进行审判活动是指其机关组织而言，而不是指审判员个人。同时这种独立也只是相对的。法院要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委会负责并报告工作，下级法院要受上级法院的监督，还要受检察院的监督，所以说法院并不是什么特权机关。所谓独立行使职权，是指法院只依照法律行使自己的审判权，依法判案也就是说法院的审判活动只服从于法律，不受其他干涉。
检察机关独立行使职权，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这是为了保证法律在全国统一、正确地实施。检察机关与法院不同。法院是选举制，而检察机关除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经选举产生外，均为任命制；法院是合议制，而检察机关是首长负责制。这种首长负责制是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上实行的，我们强调了集体领导与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检察委员会是集体领导的组织形式，但它又是在检察长的领导下讨论研究有关检察工作的重大问题的。当委员会与检察长意见不一致时，由检察长决定，但需将分歧意见报告上级检察机关。
法院实行独立审判制，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制，不是不要党的领导。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要坚持党的领导。党领导我们制定法律，党也领导我们贯彻与执行法律，党的领导并不影响独立审判。检察机关实行垂直领导，不受地方国家机关的干涉，但应坚持党的领导，还要依靠人民群众，走群众路线，接受群众的监督。党的领导是为了保证检察机关正确行使职权完成任务。因此要加强党对公安、法院、检察院三机关的领导，只有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公安、检察、法院三机关的工作关系是在党的领导下，遵照宪法、刑法和其他法律的规定，为了共同维护社会主义法制而在工作中实行分工协作和互相制约，以保证淮确地打击反革命和其他刑事犯罪行为，保护人民。刑事诉讼法(草案)从程序方面规定了三机关的职权和工作关系。对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由公安机关负责。批准逮捕和检察(包括侦查)、提起公诉，由检察院负责。公安机关对检察院的决定有不同意见，可以要求复议。案件的审判由法院负责，检察院对法院判决不同意，可以提出抗诉。
“两院独立行使职权，这不是黄火青、江华同志要求的，也不是法院、检察院哪个同志要求的，而是党中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赋予他们的庄严的职责。这是很重的担子。规定两院独立行使职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并不是新的东西，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共中央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早在一九五四年制订我国第一部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检察院组织法时就明确规定了的，是我们一贯的主张。”
“检察院独立行使职权，法院独立进行审判，只服从法律，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不管你是什么人，都要服从法律。在法律面前不承认任何人有任何特权。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党中央的领导和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决定，也就是服从全国人民。它就是从法制方面保证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
“党委不批一般案件：是不是否定或者削弱党的领导?不，决不是这样。相反地，要加强党委对公、检、法的领导，特别要领导和支持两院独立行使职权，检查、督促公、检、法认真执行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严肃、正确执行法律，严格依法办案、依法办事，还要为公、检、法特别是检察院、法院配备足够的政治上可靠、思想作风好、有工作能力的称职的干部，不能把一些不能胜任的干部当做包袱推给公、检、法。还有大量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党委很好抓起来。总之，没有党委的领导，公、检、法机关是不可能完成党和国家交给他们的任务的。”
“司法独立，还要不要党的领导? 这是一个老问题。有人提出，法院独立审判，只服从法律，任何机关、团体、个人不得干涉和施加影响。这样讲，还要不要受党的领导?还要不要对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负责?公、检、法互相制约，也是一种干涉，不允许吗? 工、青、妇对审判发表一点意见，也是影响，这都不行?甚至审判员个人都要独立，不受审判委员会、院长、庭长的领导．只能他一个人说了算，那怎么行呢? 党领导人民制定法律，党也领导人民执行法律。政法机关是专政机关，掌握生杀大权，更要置于各级党委的领导之下。如果不要党的领导，或者自成系统，实行垂直领导，脱离行级党委的领导，不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把工作做好，不可能胜利完成任务。特别是公安机关，什么时候向党委保密、封锁，或者只向党委反映片面情况，脱离党委领导，就要出乱子。在这方面，中国、苏联的经验教训是不少的。”
在党的领导下，专门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是我们党的传统，有很丰富的经验。群众路线是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做一切工作都要为了群众，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坚持下去。否则．工作就做不好。”
“政法机关的任务是很繁重的，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必须纯洁。政法队伍要忠于党、忠于社会主义，即忠于人民，忠于祖国。无论党员、非党员都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D. 2013年五四青年节、三八妇女节加班有三倍工资吗

按照法律规定，是应该支付3倍工资的

但现实中很难实现

以下案例是2008年的，当时法院就已经认同应该支付3倍工资的

供参考：

陆某系外来务工人员，2005年5月20日进入上海某服饰有限公司工作，双方于同日签订劳动合同，约定陆某在裁剪辅助工岗位工作，2006年及2007年由于三八妇女节均在工作日，陆某正常上班。 2008年8月29日双方就解除劳动关系发生争议。
陆某即申请劳动仲裁，其中一项请求为补偿2006年、2007年“三八”妇女节的加班工资60元以及25%的补偿金15元；青浦区仲裁委员会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部分公民放假有关工资问题的函》之规定：“在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期间，对参加社会或单位组织庆祝活动和照常工作的职工，单位应支付工资报酬，但不支付加班工资。如果该节日恰逢星期六、星期日，单位安排职工加班工作，则应当依法支付休息日的加班工资”驳回了陆某的该项仲裁请求。
陆某随即起诉至法院，继续主张该项请求，公司在法庭上辩称，“三八”妇女节被告（上海某服饰有限公司，下同）单位放假半天，原告（陆某，下同）即使上班也不应支付加班工资”。
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根据考勤记录记载，原告在2006年、2007年的“三八”妇女节均上班，根据有关规定，妇女在“三八”妇女节应可休息半日，被告应按300%的标准支付原告“三八”妇女节上班8小时的加班工资68.83元（扣除已支付的工资）。被告未及时支付原告“三八”妇女节的上班的加班工资，另应支付25%的补偿金。现原告主张“三八”妇女节的加班费60元，于法无悖，，法院遂判决被告上海某服饰有限公司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某2006年、2007年“三八”妇女节上班的加班工资60元以及25%的经济补偿金15元。

[案例评析]

本案中，仲裁委员会和法院做出了不同的判断，其根本原因在于对部分公民法定假日的法律性质和法律适用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本例其争议焦点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第一，三八妇女节是否属于法定休假日。

所谓法定休假日，是指国家以法律或者法规的形式明确规定的公民应放假休息的节日。这也是国家以立法的方式保障劳动者休假权的具体体现。根据《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规定，部分公民放假的节日及纪念日：(一)妇女节(3月8日)，妇女放假半天。由于该办法系国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故而其性质与全体公民放假的假日相同，均属于“法定”的休假日。与全体公民放假的法定休假日相比，三八妇女节等特定公民放假的节日仅在适用对象（前者适用与全体公民，后者仅针对女职工）和补假处理上（前者在双休日的应当补假，后者在双休日的不再补假）存在差异。

第二，特殊公民法定休假日加班是否应支付三倍工资。
根据《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在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百分之三百的工资报酬。由于三八妇女节属于法定休假日，故按照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未放假而安排劳动者正常上班的，该半天工作时间应计算三倍劳动报酬。

E. 刚进法院，要一篇五四青年节的演讲稿，1500字左右，明天之前回答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事：
下午好！
五四精神历久弥新，法院事业催人奋进。作为人民法院大家庭中的一员，我倍感光荣，也深知责任重大。我认为：弘扬五四精神，实现自我价值，就是要立足岗位，将身边的每件小事扎扎实实地做好。作为政治部的一名内勤，我的职责就是协助各位领导，按照院党组的要求，管理并服务于每一名干警和审判工作。政治部的工作性质本身具有一定的被动性，一般都是按照上级机关的部署和领导的要求开展相关的工作，抓好落实。这就导致我们的工作缺乏一定的主动性，而我作为一名内勤的工作就尤显被动，事无巨细，都要落到实处。于是我考虑，能不能在今后的工作中，增加我们工作的能动性呢？来到政治部工作已经快一年半了，在此过程中我逐渐掌握了一些工作规律，我也经常思考：如何使我的工作更具有前瞻性呢？比如，每年四月份左右的两院工作人员招考工作，每年四月和九月的两次法官等级评定工作，每年年底的数据汇总工作。这些工作，我就可以提前向领导汇报，争取在有空的时候就为领导准备一些相关的材料、做一些相关的前期工作，使日常工作做到井然有序。对于院领导和部领导交待的工作，在具体实施前，能不能再多想想，将每个细节想得更围全、结果更圆满，真正做范文网www.zuoyepai.com到充分领会精神、落实党组和领导的决定和指示。总之，好事就要办好，决不能因为自己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动作，导致大家对领导们的关爱毫不在意，甚至是不屑一顾。比如说院党组为每位干警发放的生日贺卡和慰问金这项工作。如果我是在这名干警生日当天的下午再去送贺卡和慰问金，或者我是在干警的生日已经过了几天再去送，再或者我就是生硬地说一句：这是你的200块钱；那势必会违背院党组开展这项工作的初衷，就不能将党组的关爱落到实处，干警就体会不到组织的温暖。细节决定成败！正如我在竞争上岗时说的那样：只要我将院党组、部领导交办的每一件小事都做好了，就能为法院的大事业添砖加瓦了

F. 中国法院人员可以配枪

.司法警察1
法警可以在必要的时候配.!
不过一般来说,法院没那玩意1
有那种执行比较难的都会通知公安!
法院对这方面不专业.

G. 陪审制的中国的陪审制

最先的倡议者是清末的法律大臣沈家本，其在1906年的《大清民事刑事诉讼法》中拟定了实行陪审团制度的条文，但未及施行。
1927年，武汉国民政府在司法制度中提出建立参审制和陪审制方案，并于1929年颁布《反革命案件陪审暂行法》，目的在于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该法于1931年废止。
中国传统法庭威严而神秘，普通百姓对其是敬而远之。作为革命者，中国共产党人希望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建设广大人民自己的法庭，使普通民众能亲近和参与审判，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人民陪审员就是这样的制度设计。
早在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司法就局部实行了陪审制，聘请陪审员参与案件审判。1931年中央苏区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裁判部暂行组织及裁判条例》。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法院在司法中沿袭了解放区司法的做法，在借鉴苏联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制度”，为新中国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奠定了宪法基础。
1951年9月，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暂行组织条例》，其第6条规定：“为便于人民参与审判，人民法院应视案件性质，实行人民陪审制。陪审员对于陪审的案件，有协助调查、参与审理和提出意见之权”。首次在立法上明确了人民陪审员的权利和职责。
1953年3月，作为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党组书记的彭真向毛泽东及中央作报告时指出：“在一审案件中，由群众选举公正的陪审员参与审判，不仅容易在较短的时间内把案情弄清，因而使案件容易得到正确处理，并且可以密切法院与群众的联系，使群众切实感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增强群众对国家的责任感。”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制定的《五四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对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作出了规定。除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外，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均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新中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正式建立起来。（《五四宪法》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法律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陪审制度因此成为我国宪法的原则。《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案件，实行人民陪审员制度，但是，简单的民事案件、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
解放前的人民陪审员都是临时邀请的，五四宪法和法院组织法实施后，则多由选举产生，1950年代陪审制在大多数基层法院得到实施。
文革中，公检法被砸烂，人民陪审员制度也随之被废弃。
文革后，七八宪法和1979年制定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刑事诉讼法》都规定了人民陪审员制度，各地通过选举任命了一批新的人民陪审员。（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105条第1款规定：“基层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审判一审案件，除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的刑事案件可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判以外，应当由审判员一人，人民陪审员二人组成合议庭进行。”故这一时期陪审主要在刑事诉讼案件中。）
在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案件中，陪审也得到了一定的运用。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法院在审理专利案件时可以邀请科研单位、生产部门的专家、学者担任人民陪审员，直接参与专利审判工作。
1980—1990年代人民陪审员制度由于实施成本较高，陪审员不易找等因素，对法院庭审中陪审员的参审要求作了灵活规定。1982年3月制定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
八二宪法不再把陪审制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加以规定。1983年9月修订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了陪审制的可选择性。（注：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王汉斌解释陪审制度为何没有再被规定在宪法之中：“不少法院提出，第一审都要有陪审员参加，在实践中有许多困难，特别是请有法律知识的陪审员困难很大，严重影响审判工作的进行，要求作比较灵活的规定。根据这种情况，民事诉讼法已规定，新宪法也已将原宪法中关于实行陪审制度的规定删去。”）
1989年《行政诉讼法》、1991年《民事诉讼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对陪审制均作出了灵活规定。由法院自主决定是否采用陪审制。
2000年以后，随着司法为民理念的提出，人民司法的一些传统理念和技术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得以贯彻执行。
2004年8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是建国以来我国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的第一部单行法律，为推行人民陪审员制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该决定已于2005年5月1日起实施。
此后，为保障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实施，2005年4月15日，财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人民陪审员经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经各方努力，2005年全国共有45697名人民陪审员参与了164630件各类案件的审判，扩大了司法民主，增强了审判透明度。（据肖扬2006年《最高法院工作报告》）

H. 法院的印章图案上面是五角星还是国徽啊

是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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