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兴人民法院

1. 朋友借钱不还，没办法最后起诉了，还是不还怎么办

1.如果符合起诉条件，法院不予受理，你可以提起上诉。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2.如果法院已经受理并且已经做出判决，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①申请。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判决、裁定以及刑事判决、裁定，当事人必须履行。一方拒绝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也可以由审判员移送执行员执行
②法院受理。
③申请复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10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
④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执行员接到申请执行书或者移交执行书，应当向被执行人发出执行通知，责令其在指定的期间履行，逾期不履行的，强制执行。
⑤采取强制措施 。执行法院可以通过以下强制执行的措施：查询、冻结、划拨被申请执行人的存款;扣留、提取被申请执行人的收入;查封、扣押、拍卖、变卖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搜查被申请执行人隐匿的财产;强制被申请执行人交付法律文书指定交付的财物或者单据等措施。

2. 死刑复核权的一起“破例”的死刑复核案

一起“破例”的死刑复核案
从封闭式到开放式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本社记者邓益辉
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熊选国曾在受访时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诉讼程序，因为它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的救济程序，也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经历3个月的等待后，2013年9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河北省高院的死刑裁定书，不核准杨方振的死刑，并发回重审。
河北杨方振死刑复核案一度引起舆论聚焦。
北京律师谢通祥代理了此案。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该案是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以来，公开所见的控辩双方最深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
“案件复核时，首次在死刑复核阶段由辩护律师与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三方参与办理具体案件。”谢通祥说。
案件具有开创性的程序，亦得到法学界的认可。学者们认为，这是将封闭式的死刑复核向开放式的死刑复核方向改造，符合现代刑诉法理念的走向。
“新奇的”死刑复核方式
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北省黄骅市法院法庭，就杨方振死刑一案进行复核。
一年多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被控抢劫罪，检察院指控他在抢劫一辆出租车时将司机杀害，在抛尸焚车后逃离。沧州中院一审判处杨方振死刑。今年1月份，河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上报最高法院核准。
谢通祥专长于死刑复核案件，从业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碰到如此新奇的死刑复核方式：在地方法院的法庭里，控辩双方像庭审时那样坐在一起，法官居中，证人到场，接受几方询问。
自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在该类案件中，法官也会根据情况审阅案卷、赴案发地实地查看现场、讯问有关证人、向侦查人员了解核实情况。
最高法院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定义则是，它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是两审终审以外，最后针对死刑案件，法律设计的一种特别的救济形式。
2007年3月，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受访时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诉讼程序，因为它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的救济程序，也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它不是一种行政程序，而是一种司法程序。因为在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期间，还是按照类似审判工作程序方式组成合议庭，经过合议庭审理，然后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熊选国说。
在新的刑诉法实施后，明确了最高检对死刑复核有监督权，最高检设立死刑复核检察厅，正式取代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成为最高检21个内设机构之一。
但针对死刑复核，最高检察院也仅是“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意见，最高法院也只需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检。在辩护律师提出要求时，法官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像杨方振案这样，在复核阶段由控辩双方询问证人并发表意见，这样的证据核实程序，即便是影响巨大的浙江吴英案中，也未能做到。
所以，在接到最高法院法官的通知电话时，谢通祥颇为吃惊。
作为杨方振的辩护律师，他此前已跟最高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见过面，谈论案情近两小时，他清楚地向法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配合法院，破例一次”
6月17日下午，几乎所有参与或涉及杨方振案的人都来到黄骅市法院——杨方振本人没有到场，他仍被羁押在海兴县看守所里，等待最后的决定。
杨方振的父母坐在法庭里已经一个小时了，程序却迟迟没有开始。
他们听到检察官和法官一直商量着。
检察官起初似乎并不同意展开这个程序。“检察官对法官说，你们要么就核准，要么就不核准，怎么还有这程序?这是适用什么程序?是一审程序还是二审程序?”杨方振的父亲杨金明说。
法官沉吟了一会，回答说：“什么程序都不是，既不是一审也不是二审，就是几个问题有疑问，核实一下。”
杨金明突然觉得法庭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他听到法官开口问检察官：“到底参加还是不参加?”
检察官请示领导后，终于答应，“配合法院，破例一次”。
据谢通祥律师介绍，当天的主要程序是由新证人到庭作证，陈述其所了解到的杨方振被刑讯逼供的情况，然后由检察官、辩护人、法官分别发问，再由书记员打印出笔录，由证人签字确认。
当天的新证人是杨方振在看守所里的室友，两人被关在同一房间。
与庭审程序类似，证人到场后，法官先是核实了他的身份。在法官向证人提问完毕后，辩护律师向其提问，最后是检察官提问。
各方提问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当天，此案的另一关键证人未能到场。
据谢通祥律师介绍，这一关键证人是杨方振案件的报案人，他声称曾在案发后见过杨，听杨陈述抢车杀人之事。但据杨方振会见律师时陈述，此证人和他同时在案发现场，共同目睹凶案发生过程，真凶另有其人。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此次由审、控、辩三方均参与的死刑复核特别程序，堪称史无前例。
“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开庭”，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媒体关注。
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教授在了解最高法院的这一程序后，也认为，这不是开庭，“有点类似于内部的听证”。
“我很高兴看到最高法院的这一尝试，这是未来改革的趋势，当年的刑诉法建议稿早有设计。”陈光中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也认为，最高院在杨方振案死刑复核时的做法，其实与一、二审从程序和内容上并不一样，只是紧紧围绕有争议的地方来展开核实，这种做法是一种进步，完全符合刑诉法的法律精神。而检察院配合最高法院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
该案的主审法官面对媒体求证时，表示不愿意就此接受采访，并一再强调：“这不是开庭，绝不是开庭!”
其后，最高法院通过辩护律师谢通祥紧急沟通了相关媒体，澄清此程序并非开庭。最高法院回应称：“对个别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进行核实，不是开庭，这体现了最高法院对死刑案件少杀慎杀、尊重和保护人权、对死刑十分慎重的态度。”
据谢通祥律师透露，这种核实关键证据的方式很快被内部叫停。
事实上，最高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如此审慎情有可原。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了解，最高法院共有5个刑事审判庭，从刑一庭到刑五庭均有法官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有一个400人左右的工作团队。
人数看似不少，但据谢通祥律师介绍，最高法每年办理的死刑复核案件，至少在6万件以上。
“案多人少，一直困扰着最高法院死刑复核工作的开展。”谢通祥律师说，“最高法院之所以内部叫停这种方式，担心的并不是程序上的问题，而是负荷太重。”
“有时候法官们根本忙不过来。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我们还是提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最高法院一名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此前，谢通祥律师对杨方振死刑复核案提出22个疑点。基于上述办案理念，最高法院召集各方到庭，听取新证人作证后，杨方振的命运终于出现拐点——在最高法院死刑复核裁定之下，他被“刀下留人”。

3. 死刑复核的破例复核案

一起“破例”的死刑复核案
从封闭式到开放式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本社记者邓益辉
最高法院原副院长熊选国曾在受访时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诉讼程序，因为它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的救济程序，也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经历3个月的等待后，2013年9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河北省高院的死刑裁定书，不核准杨方振的死刑，并发回重审。
河北杨方振死刑复核案一度引起舆论聚焦。
北京专业死刑复核律师谢通祥代理了此案。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该案是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以来，公开所见的控辩双方最深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
“案件复核时，首次在死刑复核阶段由辩护律师与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三方参与办理具体案件。”谢通祥说。
案件具有开创性的程序，亦得到法学界的认可。学者们认为，这是将封闭式的死刑复核向开放式的死刑复核方向改造，符合现代刑诉法理念的走向。
“新奇的”死刑复核方式
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北省黄骅市法院法庭，就杨方振死刑一案进行复核。
一年多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被控抢劫罪，检察院指控他在抢劫一辆出租车时将司机杀害，在抛尸焚车后逃离。沧州中院一审判处杨方振死刑。今年1月份，河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上报最高法院核准。
谢通祥专长于死刑复核案件，从业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碰到如此新奇的死刑复核方式：在地方法院的法庭里，控辩双方像庭审时那样坐在一起，法官居中，证人到场，接受几方询问。
自2007年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以来，在该类案件中，法官也会根据情况审阅案卷、赴案发地实地查看现场、讯问有关证人、向侦查人员了解核实情况。
最高法院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定义则是，它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是两审终审以外，最后针对死刑案件，法律设计的一种特别的救济形式。
2007年3月，时任最高法院副院长熊选国在受访时说，死刑复核程序是一种诉讼程序，因为它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的救济程序，也是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
“它不是一种行政程序，而是一种司法程序。因为在最高法院死刑复核期间，还是按照类似审判工作程序方式组成合议庭，经过合议庭审理，然后经过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熊选国说。
在新的刑诉法实施后，明确了最高检对死刑复核有监督权，最高检设立死刑复核检察厅，正式取代死刑复核检察工作办公室，成为最高检21个内设机构之一。
但针对死刑复核，最高检察院也仅是“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意见，最高法院也只需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检。在辩护律师提出要求时，法官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像杨方振案这样，在复核阶段由控辩双方询问证人并发表意见，这样的证据核实程序，即便是影响巨大的浙江吴英案中，也未能做到。
所以，在接到最高法院法官的通知电话时，谢通祥颇为吃惊。
作为杨方振的辩护律师，他此前已跟最高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见过面，谈论案情近两小时，他清楚地向法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配合法院，破例一次”
6月17日下午，几乎所有参与或涉及杨方振案的人都来到黄骅市法院——杨方振本人没有到场，他仍被羁押在海兴县看守所里，等待最后的决定。
杨方振的父母坐在法庭里已经一个小时了，程序却迟迟没有开始。
他们听到检察官和法官一直商量着。
检察官起初似乎并不同意展开这个程序。“检察官对法官说，你们要么就核准，要么就不核准，怎么还有这程序?这是适用什么程序?是一审程序还是二审程序?”杨方振的父亲杨金明说。
法官沉吟了一会，回答说：“什么程序都不是，既不是一审也不是二审，就是几个问题有疑问，核实一下。”
杨金明突然觉得法庭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他听到法官开口问检察官：“到底参加还是不参加?”
检察官请示领导后，终于答应，“配合法院，破例一次”。
据谢通祥律师介绍，当天的主要程序是由新证人到庭作证，陈述其所了解到的杨方振被刑讯逼供的情况，然后由检察官、辩护人、法官分别发问，再由书记员打印出笔录，由证人签字确认。
当天的新证人是杨方振在看守所里的室友，两人被关在同一房间。
与庭审程序类似，证人到场后，法官先是核实了他的身份。在法官向证人提问完毕后，辩护律师向其提问，最后是检察官提问。
各方提问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当天，此案的另一关键证人未能到场。
据谢通祥律师介绍，这一关键证人是杨方振案件的报案人，他声称曾在案发后见过杨，听杨陈述抢车杀人之事。但据杨方振会见律师时陈述，此证人和他同时在案发现场，共同目睹凶案发生过程，真凶另有其人。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此次由审、控、辩三方均参与的死刑复核特别程序，堪称史无前例。
“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开庭”，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媒体关注。
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教授在了解最高法院的这一程序后，也认为，这不是开庭，“有点类似于内部的听证”。
“我很高兴看到最高法院的这一尝试，这是未来改革的趋势，当年的刑诉法建议稿早有设计。”陈光中说。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也认为，最高院在杨方振案死刑复核时的做法，其实与一、二审从程序和内容上并不一样，只是紧紧围绕有争议的地方来展开核实，这种做法是一种进步，完全符合刑诉法的法律精神。而检察院配合最高法院的做法，也是值得肯定的。
该案的主审法官面对媒体求证时，表示不愿意就此接受采访，并一再强调：“这不是开庭，绝不是开庭!”
其后，最高法院通过辩护律师谢通祥紧急沟通了相关媒体，澄清此程序并非开庭。最高法院回应称：“对个别定罪量刑的关键证据进行核实，不是开庭，这体现了最高法院对死刑案件少杀慎杀、尊重和保护人权、对死刑十分慎重的态度。”
据谢通祥律师透露，这种核实关键证据的方式很快被内部叫停。
事实上，最高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如此审慎情有可原。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了解，最高法院共有5个刑事审判庭，从刑一庭到刑五庭均有法官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有一个400人左右的工作团队。
人数看似不少，但据谢通祥律师介绍，最高法每年办理的死刑复核案件，至少在6万件以上。
“案多人少，一直困扰着最高法院死刑复核工作的开展。”谢通祥律师说，“最高法院之所以内部叫停这种方式，担心的并不是程序上的问题，而是负荷太重。”
“有时候法官们根本忙不过来。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我们还是提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最高法院一名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此前，谢通祥律师对杨方振死刑复核案提出22个疑点。基于上述办案理念，最高法院召集各方到庭，听取新证人作证后，杨方振的命运终于出现拐点——在最高法院死刑复核裁定之下，他被“刀下留人”。

4. 上虞法院开出环境污染2千万元最高罚单罚金。案情在问题补充里，请专业人士解释下，该罚款依据哪些法条。

《刑法》第52条：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

5. 申请强制执行要多少费

强制执行的收费标准：

1、申请执行无需预先缴纳申请执行费，但人民法院在执行版到权位的首批执行款扣除人民法院依法应收取的执行费。

2、执行过程中人民法院收取执行中产生的实际支出费用，如交通、住宿等费用。

具体标准：

1、没有执行数目或者价额的,每件交纳$50元至500

2、执行金额或者价额不超过1万元的,每件交纳￥50

3、超过1万元至￥50万元的部分，按照1.5%交纳;超过50万元至￥500万元的部分，按照1%交纳;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超过￥1000万元标准的部分,按照0.1%交纳。

4、符合民事诉讼执行法第五十五条第四款条件要求未参加记名的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规定的标准交纳申请费,不再收取案件受理费用。

6. 抢劫罪的一起“破例”的（抢劫罪）死刑复核案

《一起“破例”的死刑复核案》（摘要）
从封闭式到开放式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作者：本社记者邓益辉。
经历3个月的等待后，2013年9月中旬，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河北省高院的死刑裁定书，不核准杨方振的死刑。
河北杨方振死刑复核案一度引起舆论聚焦。
北京专业死刑复核律师谢通祥代理了此案。他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该案是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法院以来，公开所见的控辩双方最深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的案件。
“案件复核时，首次在死刑复核阶段由辩护律师与最高人民法院、检察院三方参与办理具体案件。”谢通祥说。
案件具有开创性的程序，亦得到法学界的认可。学者们认为，这是将封闭式的死刑复核向开放式的死刑复核方向改造，符合现代刑诉法理念的走向。
“新奇的”死刑复核方式
2013年6月17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河北省黄骅市法院法庭，就杨方振死刑一案进行复核。
一年多前，这个23岁的年轻人被控抢劫罪，检察院指控他在抢劫一辆出租车时将司机杀害，在抛尸焚车后逃离。沧州中院一审判处杨方振死刑。今年1月份，河北省高院二审维持原判，并上报最高法院核准。
谢通祥专长于死刑复核案件，从业多年，这是他第一次碰到如此新奇的死刑复核方式：在地方法院的法庭里，控辩双方像庭审时那样坐在一起，法官居中，证人到场，接受几方询问。
最高法院对死刑复核程序的定义则是，它是一种特殊的程序，是两审终审以外，最后针对死刑案件，法律设计的一种特别的救济形式。
但针对死刑复核，最高检察院也仅是“可以”向最高法院提出意见，最高法院也只需将死刑复核结果通报最高检。在辩护律师提出要求时，法官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像杨方振案这样，在复核阶段由控辩双方询问证人并发表意见，这样的证据核实程序，即便是影响巨大的浙江吴英案中，也未能做到。
所以，在接到最高法院法官的通知电话时，谢通祥颇为吃惊。
作为杨方振的辩护律师，他此前已跟最高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见过面，谈论案情近两小时，他清楚地向法官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配合法院，破例一次”
6月17日下午，几乎所有参与或涉及杨方振案的人都来到黄骅市法院——杨方振本人没有到场，他仍被羁押在海兴县看守所里，等待最后的决定。
杨方振的父母坐在法庭里已经一个小时了，程序却迟迟没有开始。
他们听到检察官和法官一直商量着。
检察官起初似乎并不同意展开这个程序。“检察官对法官说，你们要么就核准，要么就不核准，怎么还有这程序?这是适用什么程序?是一审程序还是二审程序?”杨方振的父亲杨金明说。
法官沉吟了一会，回答说：“什么程序都不是，既不是一审也不是二审，就是几个问题有疑问，核实一下。”
杨金明突然觉得法庭内的空气有些紧张。他听到法官开口问检察官：“到底参加还是不参加?”
检察官请示领导后，终于答应，“配合法院，破例一次”。
据谢通祥律师介绍，当天的主要程序是由新证人到庭作证，陈述其所了解到的杨方振被刑讯逼供的情况，然后由检察官、辩护人、法官分别发问，再由书记员打印出笔录，由证人签字确认。
当天的新证人是杨方振在看守所里的室友，两人被关在同一房间。
与庭审程序类似，证人到场后，法官先是核实了他的身份。在法官向证人提问完毕后，辩护律师向其提问，最后是检察官提问。
各方提问大约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当天，此案的另一关键证人未能到场。
据谢通祥律师介绍，这一关键证人是杨方振案件的报案人，他声称曾在案发后见过杨，听杨陈述抢车杀人之事。但据杨方振会见律师时陈述，此证人和他同时在案发现场，共同目睹凶案发生过程，真凶另有其人。
“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此次由审、控、辩三方均参与的死刑复核特别程序，堪称史无前例。
“最高法院在死刑复核程序中开庭”，这一消息迅速引发媒体关注。
著名法学家陈光中教授在了解最高法院的这一程序后，也认为，这不是开庭，“有点类似于内部的听证”。
“我很高兴看到最高法院的这一尝试，这是未来改革的趋势，当年的刑诉法建议稿早有设计。”陈光中说。
事实上，最高法院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如此审慎情有可原。
据民主与法制社记者了解，最高法院共有5个刑事审判庭，从刑一庭到刑五庭均有法官办理死刑复核案件，有一个400人左右的工作团队。
“案多人少，一直困扰着最高法院死刑复核工作的开展。
”谢通祥律师说，“最高法院之所以内部叫停这种方式，担心的并不是程序上的问题，而是负荷太重。”
“有时候法官们根本忙不过来。但对死刑案件的复核工作，我们还是提倡‘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审慎态度。”最高法院一名负责死刑复核的法官告诉民主与法制社记者。
此前，谢通祥律师对杨方振死刑复核案提出22个疑点。
基于上述办案理念，最高法院召集各方到庭，听取新证人作证后，杨方振的命运终于出现拐点——在最高法院死刑复核裁定之下，他被“刀下留人” 。

7. 海兴县大摩河村杀人犯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第十八条 刑事案件的侦查由公安机关进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贪污贿赂犯罪，国家工作人员的渎职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报复陷害、非法搜查的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以及侵犯公民民主权利的犯罪，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
自诉案件，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

8. 你好欠拍拍贷3000三年居然现在要我还两万多，还说起诉我怎么办

债务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欠债人一般不承担刑事责任。而且高利贷本身不合法，国家只保护不超过银行利率4倍以内的民间借贷关系。所以说是无法起诉的。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

第二十六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也就是说高于的部分， 借款者可以不给利息，给了的话可以要回来。

(8)海兴人民法院扩展阅读：

6月29日，针对“e速贷”非法集资一案，广东惠州市公安局惠城区分局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平安鹅城”发布通报，称“e速贷”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中丘某琼等11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执行逮捕。

此前，此案件已被广东警方定性为非法吸存，经过公安机关初步查明，广东汇融投资股份公司利用“e速贷”平台非法吸收的资金累计达数亿元。

而上海的P2P网贷平台上海晋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晋兴资产”)实际控制人王冕将公司资金划转至其个人账户后不知所踪。

晋兴资产管理层发现实际控制人失联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报案材料显示，王冕实际上还控制着海兴领惠金融信息服务(上海)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海兴公司”)。

王冕共从这两家公司转走资金约15662万元。截至报案时，晋兴资产账上共有资金414万元；未到期应收账款5000万元；固定资产净值约928万元；未兑付投资人资金约4.32亿元；涉及投资者人数2156人。

另据知情人士透露，晋兴资产的办公地点在上海市淮海西路的环贸大厦，是上海黄金地段的高端商务楼，租金昂贵。但王冕失联后，投资者们才发现，晋兴资产尚拖欠6月份房租及物业管理费约230万元。

让人意外的是，晋兴资产的营业执照上显示注册资金为1亿元。但晋兴资产实际控制人王冕将公司股份转让给严爱民的《股权转让协议》上则显示公司实缴0元。

据了解，认缴资本就是工商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实缴资本则是企业经过验资认定的实际已缴的注册资本中的一部分或全部。2014年3月起，公司法调整以后注册资金取消下限。也就是说以前最低3万注册资金现在最低1元就能注册了。

此外还将实缴制改为认缴制。举例而言，如果你想成立一家注册资金1亿元的公司，可以在公司章程中写明注册资金1亿元，出资时间写2045年。那么营业执照上直接写注册资金1亿元，可以到2045年再出资。

这里的1亿元就是认缴，到2045年前的这段时间内往公司基本户存入1亿元，再办理验资报告，申报入资信息，这时候1亿元才叫实缴。可见，晋兴资产就是一家并没有实缴资本的空壳公司。而且，晋兴资产的实际控制人王冕对“失联”似乎早有准备。

工商资料显示，晋兴资产成立于2014年8月。2014年11月，王冕就把晋兴资产50%的股份委托严爱民代持。

同月，晋兴资产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严爱民。于是王冕成了晋兴资产的幕后控制人。从2015年初开始，王冕将公司的资金逐渐划转至其控制的其他公司和个人银行账户，合计金额约1.5亿元。

据投资者提供的资料，晋兴资产和海兴公司所募集的资金大多没有真实投向。目前可掌握的投资项目只有一个是和平安创投合作的5000万元项目。

目前晋兴资产“未到期应收账款5000万元”即指该项目。项目预计收益率为5%，而晋兴向投资者承诺的收益率为7%-9%。

此外，晋兴资产还提供了一份与“广州金博物流贸易集团有限公司”的“最高额借款合同”。合同显示，晋兴资产自2016年1月25日至2017年1月24日止，在5500万元额度内，有权根据借款人需要向借款人分次发放借款。

据知情人士介绍，这个项目涉嫌虚构，只是为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营造继续经营的假象，伺机把晋兴资产的资金转出。

知情人士分析，从晋兴资产和海兴公司从注册成立到控制人卷款跑路的情况看，其控制人王冕从一开始就没打算真实从事网络借贷业务。该人士反应，王冕系1978年出生，早先从事过钢贸业务，对虚假注册公司以及可钻的金融漏洞颇为了解。

网贷之家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26日，2016年累计有停业及问题平台505家，其中良性退出(停业、转型)的平台数量为238家，占比接近50%。跑路类型的平台数量今年5月有20家。截至6月26日，6月已有22家跑路。而2015年同期，5月跑路平台数量高达37家、6月跑路平台数量高达54家。

跑路平台运营时间相比之前有所延长，运营时间长于1年半的平台占了大多数，这也表明纯诈骗平台的数量出现下降，跑路的主要原因变成自融、资金链断裂、经营不善、糟糕的外部环境导致平台选择跑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