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法治史

A. 张伯仁是谁

张伯仁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

张伯仁（1898年-1979年），字伯鲁，号崧岳老人，江苏常熟人，中国当代教育家、藏书家。曾就读于上海复旦公学，毕业于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法律本科。历任吴淞中国公学、上海复旦大学、北京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民国大学等校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195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编有《中国法制史》等。

张伯仁在学术领域有着卓越的成就。他是中国法制史学的奠基人之一，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演变和发展有着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中国法制史》是中国法制史学科的经典之作，对于后来的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他在教育学、社会学等领域也有着重要的贡献，提出了许多具有前瞻性的理论和观点。

除了学术成就外，张伯仁还是一位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益事业，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倡导教育救国，提倡女子教育，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还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总的来说，张伯仁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学术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思想和理论对于后来的学者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事迹和精神也激励着人们不断追求进步和发展。

B. 什么专业适合考公务员

最适合考公务员的专业：法学、哲学、经济学、财政学、金融学、贸易经济、国际政治、社会学、政治学、思想政治教育、汉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学、历史学、会计学、工商管理、财务管理、审计学、公共事业管理、行政管理、档案学、农林经济管理、信息资源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土木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信息工程、自动化等。
1财政学
专业描述：财政学(PublicFinanceProgram)，从英文名的字面意义上就能发现，财政学就是规划公共财产的学科，财政即国家财政。财政学主要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分配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规律，同时也研究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税收问题。财政学名字很“现代化”，但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有了财政学的萌芽，如管仲提出的“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国语•齐语》)就体现了财政学思想。
对于国家，财政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对于企业，财政也是企业攸关生死的重点。所以在学习财政学时，一点都马虎不得。本专业培养具备财政、税务等方面的理论知识和业务技能，能在财政、税务及其他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从事相关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财政学毕业生的就业也十分广泛，在经过四年的学习后，可以从事对外贸易、税务筹划、财务会计、市场营销等方面的工作。
财政学文理兼招，课程设置与培养方向因开设院校不同也不尽相同。由于属于财政学大类下，所以也要做好学习高等数学这类“大神级课程”的准备哦!
特色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浙江财经大学、山东财经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安徽财经大学、集美大学、内蒙古财经大学、辽宁大学、厦门大学、西安财经学院、河北经贸大学、天津财经大学、南京审计学院、江西财经大学、山东大学、广东财经大学。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财政学专业是中南财大优势专业之一，历史悠久，是全国高等院校中最早招收本科学生的财政学科点之一，并且《财政学》课程于2004年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6年，财政学专业获“湖北省高校首批品牌专业”称号，2007年，财政学专业被批准为教育部“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上海财经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的财政学是国家重点学科，旨在培养具有扎实财税理论、熟悉国内与国际税收制度的税收征收、管理、筹划及咨询的高级专门人才。上财的财政学现有税收和资产管理与评估两个方向，为学生提供更多选择。
1贸易经济
专业描述：有市场就有贸易，贸易经济专业伴随着现代贸易的发展而开设，从一门专业渐渐的演变成一门学科。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完善的市场经济，使得现在不仅各大企业单位需要贸易经济专业人才，政府职能部门、工商部门等也开始对贸易经济专业的人才伸出橄榄枝，以适应市场经济建设需要。贸易经济专业注重内贸与外贸相结合、营销与管理相结合，以内贸、营销为主，旨在培养具有坚实的经济理论基础，有较全面的贸易、金融、会计财务、营销管理等方面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能够在工商企业、金融机构、政府职能部门胜任相关专业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该专业的毕业生可以从事制定贸易政策、实施贸易管理和开展贸易实务、市场调研与开发、销售管理、现代物流管理等工作。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该校的贸易经济专业仅限英语语种考生报考，已经形成从本科到博士后的完整办学体系。学校的贸易经济专业特别重视学科交叉能力的培养，强调学生的英语能力、计算机能力和贸易经济专业能力的结合，同时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2005年以来开办了贸易经济专业国际班，在国内外建立了10余个社会实践基地，在大学三年级将会实行小学期制，在小学期，学院会有组织地安排学生到国内外的实践基地进行锻炼。
安徽财经大学：贸易经济专业是学校开设历史最早、最具影响的本科专业之一，1998年曾被作为学校重点建设的两个本科专业之一，2002年被确定为校级教改示范扶持专业，2004被评为校级教改示范专业，2013年被确定为校级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其核心课程《产业经济学》和《贸易经济学》是省级精品课程。
重庆工商大学：该专业是国家教育部保留的特色专业，为该校的校级品牌专业。注重内贸与外贸相结合、营销与管理相结合，以内贸、营销为主，重视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该专业主要培养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德才兼备、高素质复合型的能在工商贸企业从事贸易、营销与管理等实际业务工作和商贸部门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1国际政治
专业描述：美国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曾说过，国际政治像一切政治一样，是追逐权力的斗争。各国的政治较量塑造了这门专业，而当你学习国际政治，你将会看到世界上众多闻名遐迩的政治博弈案例，了解到各种政治外交手腕，而这些绝对比《甄传》精彩百倍。
国际政治专业隶属于政治学类，研究以国家为主体的国际行为体的跨国互动关系，并进而主要从政治的视角研究影响这种互动关系的一切因素的学科。国际政治研究的是国家与国家、组织以及地方间的政治关系，而当今世界如此多元化的国际政治环境为国际政治专业的学生提供了大把的就业机会，其中首选工作就是进入外交外事系统。这也对外语要求比较高，大学四年要不断提升个人外语听说读写的水平。其次就是进入各种教学、研究机构成为研究员或老师，或者进入新闻出版单位成为负责国际版的编辑、记者、评论员等。
特色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国际政治学系历史悠久，可以追朔到1950年成立的外交系及其下设的国际关系教研室。国际政治学系师资力量雄厚，在国际关系基础理论、世界经济与政治、欧洲问题研究、国际战略与大国关系等学科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国际政治系教师出版有“当代中国与世界丛书”和“当代世界与中国对外战略”等学术专著系列丛书，以及全国知名并被广泛使用为国际政治、外交学等专业的教学用书，部分党校、行政学院及外交外事工作人员的培训用书的“21世纪国际政治系列教材”。
复旦大学：复旦大学的国际政治专业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其国际政治系有国际关系这一全国重点学科，其“国际关系和全球问题”项目是国家教育部“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学术地位在国内位居前茅。该校积极开办各项与国际政治有关的学术研讨会议，如“中日面向21世纪的国际政治学研讨会”“亚太金融合作与国际关系国际研讨会”等。该校的国际政治专业重视学生的外语能力，其专业必修课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政治精读、外交学、西方国际评论精选等九门课程均采用全英文授课的方式。
1政治学与行政学
专业描述：一提及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很多同学会想当然地与中学的政治课联系起来，但事实上政治学不等于高中学的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不是培养政治老师，而是培养具有政治学、行政学、管理学等相关知识的，具备从事现代社会管理工作的基本素养和能力，适合在各级党政军群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单位从事政治与行政工作的专门人才。
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面是很广的，可以考公务员进入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从事行政工作，也可以进入大型国企的党委或办公室从事市场公关或咨询顾问等工作，而且对女生来说企业文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如果你专业知识过硬，关心时事，也可以尝试媒体政治经济类分析评论员这一工作，说不定以后你就会出现在电视中指点江山，或在报纸上激扬文字。
特色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天津师范大学、云南大学、南开大学、吉林大学。
吉林大学：吉林大学政治学系隶属于行政学院，创建于1983年，是我国政治学恢复以来高等院校建立的第一个政治学系。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不仅教学质量拔尖，同时也十分注重国际交流，先后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英国沃力克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等著名的高等学府从事过学术研究、讲学和访问，并且60%的专任老师具有一年以上的出国经历。
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是拥有政治学理论国家级重点学科、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政治学博士、硕士一级学科学位授予权的国家级特色专业和天津市品牌专业。该专业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在国内享有盛誉，学院基础设施完善，拥有政治文化研究中心，该研究中心也是天津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还拥有政治学专业图书馆，为该校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专业学习提供丰富的资料。
1审计学
专业描述：财务状况关系到一个企业的发展状态，是大部分企业的核心机密。即使对于企业内部员工来说，财务状况也显得神秘不已。于是难免生出财务管理有没有暗箱操作、财务支出是否有理有据等疑问。不用担心，审计师会替你一一核实。早期财务审计是以审查会计账目、报表为对象，故名之曰“听其会计”“逆其会计”，当今的审计学专业主要注重于培养具备管理、经济、法律、会计和审计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能在国家审计机关、部门及各单位内部的审计机构和社会审计组织从事审计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学习审计学的四年里，你不仅要学好自己的专业内容，为了在就业时更具竞争力，同时要考取审计师资格认证，包括审计专业技术初级(助理审计师)资格和中级(审计师)资格，以及注册内部审计师证，也可以考取会计师资格证“跳槽”从事会计工作。同时，审计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在本科期间也建议去会计事务所或相关企业单位实习以增加个人阅历。
特色大学：南京审计学院、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南京审计学院：作为中国唯一一所以“审计”专业命名的本科高校，审计署与教育部共建的高校，同时也是被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认定为中国唯一一所“全球内部审计教育伙伴”(IAEP)合作级院校。南京审计学院以“审计”为特色，为招牌。近年来，为了扩大对外交流，引进国际办学经验，南京审计大学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联合开设了审计学(中外合作办学)，毕业时达到一定条件可获得两校学位证书。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该校的审计学专业于1986年起就开始招生，2003年获得教育部批准恢复招收本科学生，成为全国第2个恢复审计学专业的学校，也是截止2007年底河南省唯一招收该专业本科生的学校。下属于会计学院的审计学专业不但是河南省特色专业，还是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会计学院师资力量雄厚，基础设施完备，拥有审计仿真实验室、信息化实验室等，有可供学生参与技术实践的设备，重视对学生能力操作的培养。
报考提醒：审计学属于工商管理类，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相关规定，这类专业对不能准确识别红、黄、绿、兰、紫各种颜色中任何一种颜色的导线、按键、信号灯、几何图形的考生可不予录取。
1农林经济管理
专业描述：也许有人说，农林业这样的基础产业需要什么经济管理，但这是他们的认识误区。随着我国土地流转承包制度的推行，以及农林牧副渔均衡发展的规划目标，我国农业也在走集体化、集约化道路，所以引入经济学、管理学的知识来给予农业生产管理指导也变得越来越有必要。农林经济管理类专业是从促进国家农业经济的发展和市场运作的角度，对农业生产进行宏观调控与管理的专业，可以说，这是一个既古老又朝阳的专业。
农林经济管理专业的毕业生就业面很广，可以就业的领域很多。首先就是考取公务员，去政府机构或者事业单位就业。农业部、国家林业局、水利部等系统分管农业与农村政府部门都是毕业生的理想去处。其次就是去公司企业就业。另外，大中型的农牧企业、食品加工流通贸易企业等对既懂经济管理、又懂农业的毕业生更加青睐。
特色大学：浙江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东北农业大学、北京农学院、南京林业大学、江西农业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海南大学、西南大学、吉林农业大学、华中农业大学、贵州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石河子大学、福建农林大学、南京农业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曾在2012年被国际经济学网站IDEAS列为中国大陆排名第五的经济学研究机构，而经济管理学院的农林经济管理就是该院的特色专业。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农业经济研究可以追溯到1927年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时期，如今的农林经济管理学科两次被教育部评为国家重点学科，现为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学科之一。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作为中国西部唯一一所农林类“985工程”院校，在对于中国西部农业方面的研究颇有建树，培养了大量农林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经济管理学院的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同时也是省级名牌专业以及国家级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试验区、全国高校特色专业建设点。在学生培养上，该专业坚持开放式办学，先后与英国雷丁大学、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等20余所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了稳定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1电子科学与技术
专业描述：美国大片《钢铁侠》里的斯塔克，分分钟设计出十分精密的钢铁侠盔甲，并加入高端的人工智能，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吧!这其中就需要大量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的知识。这个专业旨在培养具备物理电子、光电子与微电子学领域的知识，能在该领域内从事各种电子材料、集成电子系统和光电子系统的设计、制造和相应的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究、开发等方面工作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这是一个对动手能力要求很强的专业，不仅需要学习理论知识，更要能够将这些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
虽然专业要求高，但对应的是非常不错的就业前景。毕业后，可以进入各大企业，如华为、中兴、腾讯等，成为电子工程师，设计开发一些电子、通信器件，也可以成为软件工程师，设计开发与硬件相关的各种软件。或者从事工业生产管理工作，进行生产运行管理、质量控制和市场信息服务，如技术支持、产品营销等。
特色大学：浙江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天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工业大学、东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贵州大学、南京理工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理工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运城学院。
南京理工大学：南京理工大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属于电子工程与光电技术学院，该校的电子信息类专业采用大类招生的方式，在电子信息大类下分成通信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四个专业。本专业依托“光学工程”国家重点一级学科和“光谱成像与智能感知”江苏省重点实验室，为国家特色专业、江苏省特色专业、国家“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专业以及江苏省“十二五”高校重点建设专业。
北京邮电大学：北邮与电子科技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并称“两电一邮”，其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是学校三大王牌专业之一，所属学科并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北邮该专业本科生培养偏向通信信息产业相关的微电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方向，毕业生可在信息通信行业及其电子技术应用的领域就业。
1自动化
专业描述：对于高中生来说，对“自动化”这样一个专业恐怕有些费解。当今科技发展的趋势所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可以同自动控制挂上钩，现代化的农业、国防也都与自动化息息相关。自动化专业是通过对硬件或软件的设计或优化，将智能化运用到社会生产生活各个方面，从而把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部分脑力劳动以及恶劣、危险的工作环境中解放出来的专业。该专业以数学方法和计算机技术为主要工具，研究各种控制策略及控制系统的建模、分析、综合、优化、设计和实现的理论、方法和技术。
自动化就业范围广泛，你可以“玩”硬件，到企业去做硬件开发或去工厂从事技术检测工作;也可以“玩”软件，到软件公司、国家电网、电厂等单位从事系统开发与维护;又或者搞科研，到研究院与高校为我国自动化尖端技术的开发献力献策。
特色大学：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南京工程学院、西安交通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理工大学、青岛大学、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东北石油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华北电力大学、内蒙古科技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常熟理工学院、浙江大学、安徽工程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大学、湖南工业大学、重庆邮电大学、西南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燕山大学、华北科技学院、太原科技大学、东北电力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江南大学、南京邮电大学、中国计量学院、山东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武汉科技大学、湖南大学、广西大学、广西科技大学、贵州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兰州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长春工业大学、上海电力学院、江苏科技大学、安徽工业大学、华东交通大学、中原工学院、湖南科技大学、四川理工学院、长安大学、西安工业大学、兰州理工大学、新疆大学。
南京邮电大学：该校的自动化专业为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国家卓越工程教育计划、江苏省特色专业和江苏省重点专业。自动化学院和美国、日本、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多所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国内多家大型企业建立了良好的学术和科研合作关系，经常开展各种科研合作和学术交流活动。
北京科技大学：该校的自动化专业是教育部高等学校CDIO(构思Conceive、设计Design、实现Implement和运作Operate的工程教育改革模式)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13年获批“卓越工程师计划”。学院注重锻炼学生的综合素质和研发能力的培养。通过本科创新项目等一系列措施，让学生尽早进入实验室。
1信息工程
专业描述：信息工程是建立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和现代计算机技术基础上，研究信息处理理论、技术和工程实现的专业。你会好奇这门专业到底是干什么的，简单说来，学习这门专业，你可以自己焊个电路板连接着“玩”，也可以编出一个通讯系统，结合你自己焊接的电路系统近距离通话(我就不用手机)。
本专业培养具有信息的获取、传递、处理以及利用等方面的知识，能从事信息系统的研究、设计、集成以及制造等方面工作的信息工程学科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信息工程是一个宽口径专业，覆盖了原电子信息类多数专业及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及遥感科学与技术等专业，而且就业范围广泛，你可以去联通、移动等运营商从事软件开发与技术维护工作，也可以去华为、中兴等设备商从事硬件开发等相关工作，当然，在科研单位与高等院校从事科研工作也是很不错的，但是对学历要求就更高一些。
特色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南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北京邮电大学、天津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矿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该校的信息工程专业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同时也是江苏省级特色专业。其所属的学院目前拥有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级电工电子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电气信息类基础教学国家级教学团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早在1958年，新中国第一个航空无线电系在北航率先建立，这也是现在北航信息与通信工程系的前身。北航的信息工程专业采用大类招生的模式，在电子信息大类下分出信息工程等9个专业，为学生提供更多专业选择的机会。同时在学生培养方面，学校重视对于实践能力的培养，投资2690万元建立了本研一体的实验教学中心，承担电子信息类实验教学课程56门，为学生科技实践活动开放，是大学生电子创新基地。
1图书馆学
专业描述：图书馆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19世纪的西方，但由于图书馆学是在图书馆工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所以早在古巴比伦时代就出现了该专业的原始思想。在中国，随着中国文化教育水平的上升，公众对于知识的需求也日渐迫切，像西方国家那样建立社区图书馆制度也在逐步实施。而图书馆学，能很好的告诉你怎么建一所图书馆、如何进行书籍分类、怎样科学地进行文献管理等等。
如今我国开设图书馆学专业的大学仅三十余所，但并不代表这个专业不重要。现代图书馆学不仅要从事理论研究，也要进行电子化教学，要求毕业生能够熟练运用电子设备进行数字化管理，而且毕业生就业方向也比较广阔，主要在大企事业单位、IT行业、新闻出版部门、大专院校、医院及有关研究机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就职，从事信息管理和开发工作。
南京大学：南京大学图书馆学是我国图书馆学专业起步较早的专业建设点之一。南京大学以文献信息资源组织服务为基础，以数字信息资源开发利用为核心，以信息处理分析技术为能力，着重培养学生数字图书馆建设与管理的素质和能力，成为中国图书馆学专业的领军人物，毕业生就业前景较好。
武汉大学：该校图书馆学专业创办于1920年，为国内最早开设的同类专业，从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由沈祖荣先生等创办，后来并入武汉大学)“研究图书馆学，服务社会”就成为了该专业办学的宗旨。图书馆学是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特色专业建设点。学院是国际拔尖信息学院联盟(I-Schools)的成员单位，国际图书馆协会与机构联合会(IFLA)会员单位，美国图书馆协会(ALA)的国际成员单位，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图联、美国图书馆协会、亚联董等国际组织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在教学基础设施方面，学院拥有国内本专业领域一流的实验中心。与IBM公司、大连博特软件科技有限公司和金碟软件(中国)有限公司合作建有教学研究实验室。
特色大学：武汉大学。
1新闻学
专业描述：新闻学即研究新闻事业和新闻工作规律的科学。新闻学是一门社会学科，虽然是文史类专业，但是更多地要求了学生的实践能力。新闻学专业主要是培养拥有新闻学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受到新闻业务的基本训练，具有社会活动和科研的基本能力的学生。
新闻学作为近几年的热门学科，众多高校也在纷纷开设新闻学专业，据不完全统计，全国至少有300多所高等院校开设了新闻学专业，所以在学校选择时一定要注意。新闻学就业范围也比较广泛，在报社、电视台、广播台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是首选就业方向，同时也可以去各大企业、事业单位从事宣传工作或市场营销等工作。
特色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浙江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四川大学、黑龙江大学、湖南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大学、暨南大学、广西大学、云南大学、吉林大学、安徽大学、西南政法大学、郑州大学、西北政法大学、三江学院、浙江万里学院。
中国人民大学：人大的新闻学院建立于1955年，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领导创办的第一家新闻教育机构，也是全国国唯一连续三次被评为新闻学重点学科的新闻院系，有着“国内新闻界，相逢皆人大”的称誉。而且依托北京的地域优势，毕业生大部分都是在大型媒体与国家单位工作，都拥有着很好的口碑。
复旦大学：中国新闻界素有“北人大，南复旦”之称，复旦的新闻学院可追溯到1929年创办的新闻系，是中国最早创立最早的，也是名扬宇内的新闻教学机构。新闻学专业是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而今依托上海国际大都市的优势，复旦新闻学院积极面向世界、开放办学，重视对外交流与合作，并与美、英、法等20个国家多所高校建立学术联系，经常互派交换生。
中国传媒大学：中传媒的前身就是赫赫有名的北京广播学院(简称“广院”)，作为中国传媒类专业院校的“龙头老大”，中传媒的新闻传播在全国独树一帜，培养出了无数新闻名人：白岩松、崔永元、周涛、陈鲁豫等。该校新闻学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级特色专业。

C. 恤刑慎杀什么意思

第一节 隋唐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隋唐时期的律令、法规，作为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充分地、集中地体现着当时统治者所代表的地主阶级的意志。而隋唐皇朝法律制度及律令条文的产生、形成、完善和系统化是奠定于开国建国时期的，故其中所贯彻的主要是两朝初期统治者的立法思想。

中国古代封建统治阶级在立法思想和司法实践上所表现出的观念和做法主要有两点，一是采取宁枉毋纵、严刑酷法的威吓高压主义，即所谓的“刑以止刑”；一是采取执法有准，量刑有据的罪行法定主义，即所谓的“宽刑慎杀”。这二者虽因社会时事的变化而往往交替着使用，但殊途同归，都是要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的目的。隋初和唐初的统治者鉴于前朝覆亡的历史教训，在指导制定律令时都采用了后者。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 北周时，“高祖所立《刑书要制》，用法深重”，而宣帝“更峻其法”，“诛杀无度”，致使“上下愁怨”，“内外离心”。静帝年幼，隋文帝为相，“入总朝政”，立即抓住机会，利用这种情况，“大崇惠政，法令清简，躬履节俭，天下悦之”。顺利地夺取了政权，建立了隋皇朝。可见，北周皇朝覆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所定律令的深峻，所施刑法的苛酷。所以，隋文帝即位后，有鉴于北周“刑政苛酷，群心崩骇，莫有固志”而亡国的历史教训，深知完善法制对于巩固政权的重要性，从而确立了刑罚要轻、律条要疏的原则，并直接指导了隋初律令的制定。而参预具体修订律令的大臣也基本上贯彻了“以轻代重，化死为生”的指导思想，于开皇元年所“定新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对此，隋文帝下诏加以充分肯定：“枭首�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脔切。虽云远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枭�鞭，并令去也。……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杂格严科，并宜除削。”较之前代，“新律”废除了许多酷刑，体现了隋文帝立法思想中较为开明的一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以往刑罚的野蛮性。“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车辐鞵压踝杖桄之属，楚毒备至，多所诬伏。虽文致于法，而每有枉滥，莫能自理。至是尽除苛惨之法，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而且于开皇六年特别下诏废除孥戮相坐之法。尤其在废除宫刑上，更显示出隋初立法的一大进步。古代刑罚之酷者莫过于肉刑，而肉刑之酷者又莫过于宫刑，也叫腐刑。因为施行宫刑，不仅残害人的肉体，更要残害人的心灵，所以，曾受过宫刑的司马迁悲愤他说：“诟（耻辱）莫大于宫刑”，刑罚中的“腐刑极矣！”隋代以前也曾有过废除宫刑之举，但是，“往往旋除旋复，其后盖又行之”。至隋开皇初年，这才彻底废除了宫刑。

隋文帝为稳定社会、缓和矛盾、笼络人心、维护统治而“深思治术”，把“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确定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针，认为“刑可助化，不可专行”。所以，当他从审阅刑部所报狱案的数字上，发现断狱的数量还是多达上万件，“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于是又命令大臣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重新修定律令。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诞生了著名的《开皇律》，减少死罪八十一条，流罪一百五十四条，徒、杖等罪一千余条，定留只有五百条，“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

隋文帝的立法思想，不仅贯彻于律令的文字修定中，也表现在律令的实际施行上，他多次指示对犯人的定罪处决要审慎，“命诸州囚有处死，不得驰驿行决”。又曾特地下诏说：“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决。”还规定“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开皇六年，又严令各州担任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的官吏，都要学习律文，定期到京城考试。并且给予犯人可进一步申诉声冤的权力，下诏“申敕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理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如此按级上诉，直至朝堂之上，就可减少冤屈在滥的发生。

《旧唐书·刑法志》总结隋朝的立法情况说：“隋文帝参用周、齐旧政，以定律令，除苛惨之法，务在宽平。”因此，隋朝前期的法制是比较完善的，也较好地得以实施，这无疑对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达有很大促进。史书对此有所评论：“薄赋敛，轻刑罚”，“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陵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虽不免有所溢美，但唐初撰修隋史的大臣如魏微等，都是隋朝旧人，曾亲身经历过，所以，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信的，是真实的。《旧唐书》继续总结说：“炀帝忌刻，法令尤峻，人不堪命，遂至于亡。”隋炀帝废弃隋文帝创立的较为完善的法制，施行酷刑滥杀之法而招致了亡国。由此可见，法制的兴废对国家的盛衰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唐代“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 唐初统治者及时而深刻地从这正反西方面吸取教训，“动静必恩隋氏，以为殷鉴”。故在立法思想上较之隋朝更为宽松，律令修定更为完善，法制建设更为进步。

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制史，始终贯穿着一种“礼法并用”、“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它的要点是以礼义教化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法，以刑事惩罚作为治理国家的辅助手段。就连“专任法令”、“专尚刑名”的隋文帝，也很赞同《礼记·礼运》中的话：“安上治民、莫善于礼”，而在诏令中特加引用。并说：“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要求大臣们“弘风训俗，导德齐札”。再结合前面所引的“以德代刑”，“刑可助化”，可见，隋文帝法制思想的核心仍是“德主刑辅”。而这样一种立法思想，自然会导致当时制定律令向宽松的方面发展。至于唐朝，更不例外。唐初统治者不但遵循了这一立法思想，而且还有所发展，并用以指导法制建设，从而取得封建社会法制史上前所未有的重大成就。

唐初统治者在制定律令等立法活动中所持的指导思想，在魏徵等人奉唐太宗之命修撰的《隋书·刑法志》序言中有清晰的阐述：“先春风以播恩，后秋霜而动宪。是以宣慈惠爱，导其萌芽，刑罚威怒，随其肃杀。仁恩以为情性，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记》曰：‘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人有遁心。’而始乎劝善，终乎禁暴，以此字人，必兼刑罚。”就是将“礼”与“刑”合而为一，统一道德规范和刑律规范，以刑律这一暴力工具，确认并推行“礼”的规范。同时，魏征还有一段较形象的话：“仁义，理之本也；刑罚，理之末也。为理之有刑罚，犹执御之有鞭策也。人皆从化，而刑罚无所施；马尽其力，则有鞭策无所用。”这是说，不用鞭打而能使马跑得很快，不用刑罚而能使人很服贴，是仁义教化的功能，如果失效，就用鞭打和刑罚。换句话说，先用礼义教化使人们服从封建统治秩序，然后再对那些违法犯罪者予以镇压。另外，在长孙无忌等人奉唐高宗之命所修撰的《唐律疏议·名例一》篇首也有概括的说明：“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德礼为根本，刑罚为德礼的辅助，但决不可缺少，故能相辅相成。总而言之，目的都是用刑律的强制力量来确认和推行那些能体现封建礼教纲常的道德规范，反过来又用礼义道德的精神力量来加强刑律的镇压作用。可见，唐初统治者尽管以“礼法并用”、“德主刑辅”作为立法的指导思想，却丝毫没有忽视或排斥刑津的重要作用。论其实质，不外像陈子昂所说的：“化之不足，然后威之，威之不变，然后刑之。”只是先后次序不同罢了。因此上，唐初统治者摒弃了以往或持礼治、或持法治以相驳难的偏见，既兼收先秦儒、法两家的理论主张，也融和汉代以来运用礼、法两手进行统治的经验，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体系。

唐初，在“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指导下所制定的律令，主要体现着礼的两个基本精神，一是君臣上下贵贱有等，一是长幼尊卑亲疏有别。就前者而言，唐朝律令根据礼教的原则，按照当时的社会经济关系，把人们划分为不同的等级，并给每个等级的人规定了不同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不同的权利和义务。例如，既定下“擅权”、“逾制”等罪名用来维护君臣名分，又对所有涉及到皇帝的犯罪都一律处以重罪；对于犯罪的贵族和官吏，原则上不处以刑罚，或通过“议”、“清”、“减”、“赎”及“官当”等措施，以减轻和改换刑罚，但又对于贵族和官吏的某些特定犯罪，则规定给予除名或免官、免所居官的特殊惩戒处分；一般良人与贱人犯罪同而处刑不同，家主与奴婢同样犯罪而处刑不同，从本质上区别开了良贱的大限。就后者来说，表现在律令规定上的主要有：诉讼方面，规定“同居相为隐”，子孙不许告发长辈的罪行，就连奴婢也不许告发主人的罪行，否则处以刑罚：量刑方面，规定以宗法、服制的亲疏尊卑为准则，对亲属之间的相互侵犯给予加重或减轻的处罚；尊长有绝对的财产权、主婚权、教令权，“尊长既在”，而卑幼私自动用家中的财物，对抗指定的婚姻，违反发出的教令，即处以刑罚。唐代统治者就是这样地借用法律的强制力，使礼的原则和规范在实际生活中得以实现。

另外，“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在对复仇杀人案件的处理上表现得更为具体而明显。自古以来，为亲人报仇而杀人的案件层出不穷，竟形成风尚，故也引起过封建统治者的注意。如北周《大律》中就有“报仇”的条款，而且后来又“除复仇之法，犯者以杀论”。但是到了唐代，仍积习不改：甚至还得到人们的同情。

例如玄宗时：张瑝张琇弟为父报仇，杀死仇人而披逮捕后，“时都城士女，皆矜琇幼稚孝烈，能复父仇”。等到兄弟俩被处死后，“士庶咸伤感之，为作哀诔，榜于衢路。市人敛钱，于死所造义井，并葬瑝琇北邙”。类似之事尚多，可见此风之盛。由于此类案件单从礼的角度或单从法的角度来处理都显得很矛盾，“复仇虽礼法所许，杀人亦格律具存”。“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征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所以，唐代统治者在案件处理上大都是折衷礼、法而用之。但是，“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往往是对案件临时进行集议决定，故在处分上依礼、依法的程度有所偏重罢了。例如武后时，徐元庆把杀父仇人赵师韫杀了，“自囚诣官，后欲赦死。左拾遗陈子昂议曰：‘……元庆报父仇，束身归罪，虽古烈士何以加？然杀人者死，画一之制也，法不可二，元庆宜伏辜。传曰：父仇不同天。劝人之教也。教之不苟，元庆宜赦。……宜正国之典，置之以刑，然后旌闾、墓可也。’时韪其言”。又例如宪宗时，“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杀仇人秦果，投县请罪。敕：‘仇复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于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之心，宁失不经，特从减死之法。宜决一百，配流循州”。

同时，在对孝子犯罪行为的处理上，也突出表现着唐统治者“礼法并用”的立法思想。例如穆宗时，有个叫张莅的人，欠下康宪的“钱米”不还，康宪索要，“莅承醉拉宪，气息将绝”。危难时刻，康宪十四岁的儿子康买得为救其父，“遂将木锸击莅之首见血，后三日致死”。司法官员报上案件，最后以皇上的名义作出判决：“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沉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又例如文宗时，有个叫上官兴的人，因喝醉酒杀人后外逃，听说父亲受牵连被捕，于是返回自首。一部分大臣认为“其孝可奖，请免死”。文宗也认为“近于义”，下令“免死，决杖八十，配流灵州”。

不过，唐代统治者在依据“礼法并用”的原则来处理复仇杀人案件时，也有不少偏颇的事例，出入很大。如卫氏女子为父报仇，“以砖击杀”仇人，“太宗嘉其孝烈，特令免罪”。又如贾氏姐弟共杀仇人，“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高宗哀之，特下制……免罪。”这是依礼不依法。另外，如张琇、张瑝的复仇杀人案发生后，“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宜贷死，侍中裴耀卿等陈不可，帝亦谓然，……乃杀之”。又如余常安的父亲、叔父都被谢全所杀，十七年后，余常安终于杀了谢全报了仇恨，“刺史元锡奏轻比，刑部尚书李鄘执不可，率抵死。”这是依法不依礼。两种情况都是因为不辨其复仇的是非，不论其杀人的曲直，单凭帝王及大臣个人的意向所定。对此，柳宗元提出“穷理以定赏罚”的主张，因为“所谓仇者，盖以冤抑沈痛而号无告也”。所以，先要视复仇者有无“冤抑沈痛”的情况，如果有，“复仇可也”，是有理；如果没有，复仇便成了“仇天子之法”，是无理。然后再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处理，“则合于礼矣”。韩愈也主张先用儒家经典来判断复仇之举是否合“宜”，如果复仇者的亲人无辜被害而死，则复仇之举合乎礼教，即可取；如果复仇者的亲人罪有应得而死，则复仇之举不合礼教，就不可取。然后，“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指矣。”韩、柳二人的文章，不仅给当时的立法思想注入了新的内容，而且从中可以推断，唐代统治者把礼的精神贯彻到律令中的作法有二，一是把礼的规定改作法律条文，二是直接引用礼义来说明立法的理由。

唐初统治者在制定律令的活动中，是较好地贯彻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思想的，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立法“宽简”。唐高祖武德初年，韩仲良任大理少卿，“言于高祖曰：‘周代之律，其属三千，秦汉以来，约为五百。若远依周制，繁紊更多。……请崇宽简，以允惟新之望。高祖然之。于是采定《开皇律》行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务在宽简，取便于时”。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说：“本设法令，使人共解，而往代相承，多为隐语，执法之官，缘此舞弄。宜更刊定，务使易知”。唐太宗即位不久，便对大臣强调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又指示主持修定律令的大臣说：“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所以，贞观年间所定律令，“甚为宽简”，从而“比隋代旧律”，死罪减少九十二条，流罪改为徒罪的七十一条，“凡削烦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由此可见，“宽”是相对以往律令的严苛而言，“简”是相对以往律令的繁多而言。律令严苛则民不堪命，因而力求做到刑罚宽平，以缓和阶级矛盾；律令繁多则相互抵触，因而力求做到简约明白，以防止任意出入人罪。这种思想对唐代的立法活动影响深远，直至后期修补“格”、“式”时仍遵循着。如唐文宗就曾指示：“刑法科条，颇闻繁冗，主吏纵舍，未有所征，宜择刑部、大理官，即令商量条流要害，重修格式，务于简当，焚去冗长，以正刑名”。

第二个方面是保持律令的相对稳定性。唐太宗既鉴于隋末任意废法的弊政，又认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即使立了宽简之法，也会变得烦苛。所以，他很重视律令的稳定性问题，曾引经据典地对大臣们说：“诏令格式若不常（恒）定，则人 心多惑，奸诈益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于体，一出而不复也。《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于小吏，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议，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这是说既不要轻易地制定律令，也不要轻易地改变律令，而一旦制定了，就要保持它的连续有效性。所以，“自房玄龄等更定律、令、格、式，迄太宗世，用之无所改变”。《旧唐书·刑法志》说“高宗即位，遵贞观故事”，高宗对维护律令的权威性、保持律令的稳定性有高度的认识。如育人于既定律令之外又撰《法例》一书，“引以断狱”，高宗就严厉批评说：“律令格式，天下通规……并是武德之际、贞观已来，或取定宸衷，参详众议，条章备举，轨躅昭然，临事遵行，自不能尽。何为更须作例，致使触绪多疑。”在修订律令条文方面，高宗所命人修定的《永徽律》及其《律疏》，前者只是太宗《贞观律》的翻版，后者只是为了加强人们理解律文的一致性而做的注释。另外，还对修改律令条文做出严格的规定：“诸称律、令、式，不便于事者，皆须申尚书省议定奏闻。若不申议，辄奏改行者，徒二年。”高宗能以身作则，其后代君主也就能遵守祖制。如《永徽律》对《贞观律》的某一处做了一个字的改动，于是在《律疏》中便作了详细说明。这以后，如在肃宗上元二年六月“刑部奏：‘谨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绞死罪，唯有四刑。每有思虑，须降死刑，不免还许斩绞。敕律互用，法理难明。……’敕旨：‘斩、绞刑宜依格律处分。’”这是当肃宗所下达的敕令与以前祖上所制定的律条，在内容上发生互相抵触后，肃宗还是收回成命而按律办事。又如在唐宪宗元和二年八月，“刑部奏改律卷第八为《斗竞》”。据《旧唐书·刑法志》的记载，以及传世的唐律，《贞观律》和《永徽律》第八卷的篇名都是《斗讼》。仅为改动篇名中的一个字，并不涉及内容，都得上报皇帝批准。唐文宗大和四年十二月，一部分司法官员请求修改律文中“议亲”、“议贵”的有关规定，文宗指示“且仍旧”，而未获通过。唐代君主对于唐代律令的自觉维护，使唐代律令相对稳定，这无疑对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安定，保持法律效力，能够取信于民，都是有很大益处和重要作用的。

第三个方面是“恤刑”慎杀。唐高祖曾亲自审阅囚犯的案件材料，结果发现一些犯罪事实主要是因前朝的苛政、社会的动乱等客观情况造成的，于是下令“皆原之”。“武德二年二月，武功人严甘罗行劫，为吏所拘。高祖谓曰：‘汝何为作贼？’甘罗言：‘饥寒交切，所以为盗。’高祖曰：‘吾为汝君，使汝穷乏，吾罪也。’因命舍之。”可见高祖是不轻易动用刑法的。贞观年间修定律令，为了以轻代重，便规定用断趾法代替死刑，随后却引起一番争论，从中可看出唐太宗很注意恤刑慎杀的问题。当时宰相房玄龄主持修定律令，而“戴胄、魏徵又言旧律令重，于是议绞刑之属五十条，免死罪，断其右趾。应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寻又愍其受刑之苦，谓侍臣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忽断人右趾，意甚不忍。’谏议大夫王珪对曰：‘古行肉刑，以为轻罪。今陛下矜死刑之多，设断趾之法，格本合死，今而获生，刑者幸得全命，岂惮去其一足？且人之见者，甚足惩诫。’上曰：‘本以为宽，故行之。然每闻恻怆，不能忘怀。’又谓萧瑀、陈叔达等曰：‘朕以死者不可再生，思有矜愍，故简死罪五十条，从断右趾。朕复念其受痛，极所不忍。’叔达等咸曰：‘古之肉刑，乃在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内，改从断趾，便是以生易死，足为宽法。’上曰：‘朕意以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书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后蜀王法曹参军裴弘献又驳律令不便于时者四十余事，太宗令参掌删改之。弘献于是与玄龄筹建议，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及肉刑废，制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备五刑。今复设刖足，是为六刑。减死在于宽弘，加刑又加烦峻。乃与八座定议奏闻，于是又除断趾法，改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这样，唐太宗以流刑代替死刑，解决了因用断右趾的刑罚，实质是恢复肉刑而由轻入重的问题，达到了恤刑慎杀的目的。其后，唐太宗在亲自审阅囚犯的材料时，发现一件弟弟犯谋反罪被处死刑而牵连哥哥也要处死的案子。原来，依照旧律规定，一家兄弟中有一人犯了谋反罪，除本人要被处以死刑，而且其他兄弟也要“连坐俱死，子孙配没”。于是，太宗以此为例对大臣们说：“用刑之道，当审事理之轻重，然后加之以刑罚。何有不审其本而一概加诛，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则反逆有二，一为兴师动众，一为恶言犯法。轻重有差，而连坐皆死，岂朕情之所安哉？”又命大臣们详细评议。于是，房玄龄等人对此进行了一番引经据典的讨论，得出“据礼论情，深为未惬”的结论，并议定：“今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没。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在太宗的干预下，对这条“连坐俱死”的严酷法令作了很大的修正。仅此一改，就“比古死刑，殆除其半”。由于连连废除死刑，以至出现了一年里判处死刑仅二十九人的情况，“几致刑措”。这虽然不免有所溢美，但多少也能反映出贞观年间推行“恤刑”政令的成效。尤其在对犯人的施刑和死刑的处决上，唐太宗的慎杀态度是很明确的，曾多次做出具体指示。如在贞观元年亲自规定：“大辟罪，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这在封建法制史上开创了九卿会审制度的先例。太宗曾在“盛怒”之下斩杀了罪不应死的人，十分追悔，便特别指示：“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即把原来在京城地区执行死刑之前必须履行”三覆奏”的复核程序改为“五覆奏”，以求在延长执刑时间的过程中再做“审思”，“庶免冤滥”。还指示：“决罪人不得鞭背。”因为“背”是人体上的重要部位，即使用“最轻”的鞭刑，也可能致人于死。另外，因刑具“皆有长短广狭之制”，对施刑的程度和范围也做了较细致的规定。高宗继承太宗的法律思想，“务在恤刑”，具体表现在对《律疏》的有关规定中。如《律疏》规定，禁止审讯犯人时一味地用刑逼供，必须“先察其情，审其辞理，反覆案状，参验是非”。如果主审法官违反此规定，对案情未加区别，“不以情审察及反覆参验”，就先用刑拷打，那么对主审法官也要处以杖打六十的惩罚。这样可大大减少因野蛮审讯，胡乱招供而产生的冤案。又如允许犯人在定案之后有申辩的权利，“囚若不服，听其自理，依不服之状，更为审详”。主审法官要根据犯人的申辩，再为之细审，如果拒不受理，也要受到惩罚。如果他审的是流罪、徒罪，就抽打六十，如果他审的是死罪，就杖打一百。这以后，唐代除武则天一朝外，各朝君主在不破坏既定律令的整体稳定性的前提下，对一些刑罚作的修改和调整，大致体现着恤刑慎杀的基本精神。如玄宗“废徒杖刑”；代宗纠正过去施行“痛杖”等杖刑，只说“一顿”而无数量限定的弊端；德宗废除原来“死罪皆先决杖”六十或一百的规定；宪宗废除“大逆及手杀人外”的其他死刑为流刑。又如文宗大和八年四月，一方面重申对犯人“不得鞭背”的旧规定，另方面又立新规定：“今年以后，每立夏至秋已前，犯罪人就州府常条之中，亦宜量与矜减。”这些都显示出轻刑化的趋势。

“论者谓唐律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这一概括性评价，代表着前人对唐代律令的典型看法。那么，综上所述，再用这个观点来总结唐代统治者的立法思想，也可说较为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