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管理制度

1. 司法管理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唤醒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使其权利受损时，能在“权”、“力”、“忍”、“法”当中极有可能作出较为理性的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特别是司法手段寻求正义。这样，与“司法”有关的一些词语，如“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腐败”、“司法管理”、“司法质量”等等，就渐渐进入人们话语，甚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及“公正与效率”主题在人民法院的展开，加强司法管理、提高司法管理水平越来越引人关注。那么，什么是司法管理？其内涵、范围究竟是什么？本文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得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历遍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涵盖法院管理、检察管理、侦察管理、公证管理、律师管理、仲裁管理、狱政管理、司法教育及考试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结论。

一、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与界定

1997年贺卫方发表的《中国司法管理制度上的两个问题》对“司法管理”的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在中国法律文献当中，“司法管理”似乎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1]并且，在现代汉语当中，尽管“司法行政管理”使用频繁，但“司法管理”一词也是从《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以及诸多法学词典当中查阅不到的词汇。“司法管理”一词曾显得十分陌生。这除了国人对司法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外，也许还有一个语言习惯问题，因为英语中的“Judicial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OJ）、“judicial management”等等用起来十分自然，不似汉语的“司法管理”那样生硬； 而许多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等，人们对司法正义以及旨在保障司法正义畅通运送的司法管理的关注、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习惯于靠司法外手段（治时倚权，乱世靠力，关系、人情、习惯等是沟通自身与“权”、“力”的桥梁，如果无力走上这座桥梁，则“不与小人一般见识”的“忍”字又成为暂时平息争议的止痛膏）解决争议、实现其心目中的“正义”的中国。

（一）广义的理解

就明确的司法管理定义或对司法管理范围的界定性描述而言，1968年英国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认为，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all of the activitie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of any real-life courtroom drama）；[2]纽约司法管理研究院院长、《司法管理：美国经验》一书作者德尔玛·卡伦（Delmar Karlen）教授认为，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还包括法院结构、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all of the elements which go into making a judicial system good or bad）,[3]赢得时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赞许，认为德尔玛·卡伦教授秉承了庞德（Roscoe Pound）和范德比尔特（T.Vanderbilt）的传统，将司法管理的领域由传统的法官的选用、任期、退休及罢免；法院结构等等这些“传统内容”拓展到法律教育、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律师成功酬金（contingent fees，在我国常称为“风险代理费”）等领域，继续前辈们“为更好的法院而战斗”（battle for better courts）的事业；[4]此外，乔治·科智特利姆（George Coldstream）爵士认为，司法管理这个术语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5]
上述几个关于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理解实际上异曲同工，都是跳出法院内部管理的框框，着眼于更为广泛的视野，追及政治制度、宪政体制、立法制度层面，放眼律师制度等广义司法制度，研究可能影响司法制度品质的一切因素，研究视野要远远较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以及诉讼运行的管理要来得开阔。其范围在纵向上，既涉及宪政制度层面（如“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为立法问题）、法院系统管理层面（如“法院结构”）以及法院内部管理层面；横向上，则围绕“法院管理”这一司法管理的核心，向外围拓展到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律师收费方式等广泛内容。

（二）狭义的定义

当然，也有学者对司法管理给予外延较为狭窄的定义，如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 Glick）的认为，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 ；[6] 蒋惠岭认为，法院管理与法院是同时产生的，自从1983年我国法院组织法删去“法院的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后，审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实际由法院行使，从而形成法院职能的“两分法”与法院机构的“双重性”，即审判职能和管理职能，[7]即实际上将法院的司法管理范围限定在法院内部行政管理上，与前面提到的“法院内务管理”似乎相通。
这是两个比较偏重于微观司法管理或“法院管理”的定义，在现代司法制度的构建成功与司法独立问题解决后，作为司法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并无不妥，但在目前中国司法尚未真正独立、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正在构建，“法院何以成为法院”这一司法权在国家宏观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合理配置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司法管理”的范围如果仅仅局限于法院组织、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或法院内务管理这几个领域，极有可能见木不见林，不能找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低质、劣质运行的病根，从而难以开出真正有效治疗各种司法病症的良方。
事实上，当年援引格里克关于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的界定来说明其对司法管理意义理解的贺卫方教授，在其研究“法院何以成为法院”、“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中国司法管理制度当中的这两个突出的问题后，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整套所谓‘现代型’的体制，而且更在于附着于大体制之中的具体甚至显得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8]笔锋所及，远非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所限，而实质上是在“为更好的法院而斗争”这一广泛意义上探讨中国司法管理问题。

二、从“管理”一词的管理学定义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管理学论著当中，对“管理”一词，自是众说纷纭。古今中外无数科学家、思想家、管理学家、学者对管理进行过研究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管理学及管理哲学方面的思想遗产，也为我们跳出对“科学管理”、“管理科学”、“企业管理”不当理解可能带来的巢臼，在更广泛的范围、更开阔的视野上把握“管理”涵义，从管理学角度获得对“司法管理”丰富内涵的理解，带来更为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管理”意义的历时简述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就充满了管理策略思想；另一位军事家孙膑则以“田忌赛马” 的故事闻名于世，而该故事蕴涵着现代对策论和运筹学的思想萌芽；而“丁渭修宫” 的故事则无论是从系统工程角度，还是从生产工序管理角度，都是值得反复玩味的经典管理案例。
而在外国，早期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Hammurabi） 时期，不仅为治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强大而完备的司法、行政和军事机构，而且，著名的、长达282条的《汉谟拉比法典》的编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以法律形式来调节全社会的商业交往、个人行为、人际关系、工薪、惩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9]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管理普遍性问题，认为“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别，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们都是由人管理的……那些知道如何雇佣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能取得成就。那些不知道如何管理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会犯错误” ；[10]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研究了国家管理问题；另一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以《家庭经济》为题研究了家政管理和农业。
文艺复兴时期，也有许多管理思想出现，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等。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转向以工厂为单位的社会化大生产，效率与效益问题、协作劳动之间的组织和配合问题等新的管理问题需要解决，出现了不少新的管理实践和思想，如查理·阿克莱特的科学管理实践、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人观点、小瓦特和博尔顿的科学管理制度、马萨诸塞车祸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欧文的人事管理、巴比奇的作业研究和报酬制度、尤尔的工厂秩序和法典、汤尼的收益分享制度和哈尔西的奖金方案等，[11]对于后来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法约尔、韦伯等人的“组织管理理论”这两种“古典管理理论”出现以后，经巴纳德、梅奥、赫兹伯格、卡斯特、德鲁克、卢桑斯等等众多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贡献，管理理论又已经形成了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质量管理理论，[12]出现了众多的管理流派，形成了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在此背景下，管理可以是艺术，是科学，是决策，是过程，是“目标、责任加实践”……；此外，就不同层次进行考察，也可以把管理看成一种技巧，看成一种技术，看成一种方法论，甚至看成是一种数学或哲学。
近年来似乎数理管理理论更受管理学者和学界的青睐，例如，进入21世纪后方才几年，就有两年的诺贝经济学奖授予给了“计量经济学” 的学者， 甚至还有“没有数学的管理只是唾沫，绝非学问”的嘲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管理理论的衰落与过时。因为就管理学理论本质而言，无论怎样千变万化，无论这“管理理论丛林”如何树木丛生，无非是对人文管理理论与数理管理理论的偏重与“性格组合”而已：即要么属于人文管理理论，要么属于数理管理理论，要么就是二者不同比重的组合，两者永远相辅相成，而不可完全替代：因为管理不仅仅是科学，而且也是艺术。在数理与人文的立场上，任何一种极端的做法都不可取。

（二）我国管理学界对“管理”意义的一般理解

鉴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要给“管理”下一个全面而又准确的定义绝非易事。可以带着夸张的口气说，有多少管理学家（或多少种管理理论），就有多少个关于管理的定义。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就陷入不可知论，以为“管理”二字不可捉摸、无从认识。
实际上，无论什么派别，无论是以人文的或数理的语言表达其对管理的理解，“目标确定”、“资源优化”以及“管理实践”或“管理活动”这几项是任何一个管理学者不能遗忘的基本要素；再则，对于研究中国司法管理学学科构建与发展这一应用管理学问题而言，就一般管理学基础理论进行过多的探讨也不可能，故而绕开烦琐的考据和争论，采用我国教育部统编教材的定义，即“管理是指组织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13]简言之，可以将“管理”理解为确定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资源以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
在对管理进行上述一般理解的基础上，从逻辑上来说，就可以推导出“司法管理”的定义——即司法管理就是指合法影响或承载司法权运行的组织（制宪机关或立法机构、司法系统或法院系统、法院、法院内部机构、审判庭等等）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司法管理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司法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司法资源，以实现各种司法目标”，或者说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其基本构成要素是司法目标、司法资源和司法管理实践（司法管理组织活动或过程）。
这个从管理学原理当中推演出来的“司法管理”的定义与司法管理学者的有关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司法管理包括“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司法管理是“为更好的法院而进行的战斗”、司法管理“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的相通之处：“更好的法院”、“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好的“司法制度”等可视为对一定层面上某一司法管理目标精辟的注解；管理资源及管理实践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 、“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战斗”等等用语，道出了司法管理活动的广泛性、司法管理资源的多样性，当然也必然预示着司法管理活动或过程的艰巨性：因为从一国司法权的自上而下的合理运行角度考虑，“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绝非轻松之举。除了任务的繁重、事务的众多以外，利益的冲突乃是司法管理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三、从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事项的列举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司法管理”一词已经从无到有，越来越多地占据人民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实务文件的篇幅，有关“司法管理”内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司法实务文件当中“司法管理”所占篇幅及内涵的演变，进行简要的历时考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对外公布的工作报告， 尽管从199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开始就强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并越来越关注审判方式改革、法院改革及司法改革问题，但是，其后几年的工作报告当中并没有出现过“司法管理”用语，甚至“管理”一词也很少使用：2000年工作报告出现一段文字提及“法官管理”问题，并将“法官管理”和“法官选任”、“法官培训制度”、“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并列使用，似乎可以用管理的职能之一“控制”进行替代，足见此时对“管理”内涵理解的狭窄；2001年工作报告提到“执行管理新体制”问题，使“管理”一词在与“体制”的搭配当中扩大了内涵；2002年工作报告触及“法官与法院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问题，2003年工作报告则论及“诉讼费用管理制度”、“加强审判流程管理”、“海事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院人事分类管理制度”等多项司法管理问题，管理意识明显增强，“管理”名下的司法事项明显增多，但尚未使用“司法管理”一词。
2004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肖扬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费字1,748个，以“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为题，专章论述 “落实以审判流程为重心的审判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公正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重心的法院队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以人民法庭、审判法庭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为重心的司法政务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司法活动效率”；“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解决“告状难”、“申诉难”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以及“法官素质不够高”、“少数法官违法违纪问题严重”等“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14]和以前相比，大大拓展了“司法管理”的范围。
而发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继续同样论述了“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司法管理问题 ，甚至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等等，[15]“司法管理”的内涵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但有趣的是，2005年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在“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依法审理民事案件，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促进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依法行使；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努力解决“执行难”问题）、“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涉诉信访工作，切实解决“申诉难”问题；加强司法解释工作，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加强对审判质量工作的指导，促进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加强对落实司法为民要求的指导，方便群众诉讼；加强对法院改革工作的指导，完善中国特色审判制度；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办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托送达法律文书和委托调查取证等工作）、“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调查研究，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审判水平）、“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司法公正树形象”教育活动；严格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积极推进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做好2005年人民法院工作”（全面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正；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继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着力解决基层法院的突出问题和困难）等标题之下，似乎看不到“司法管理”的字样了，是否意味着对“司法管理”内涵理解上的“缩水”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在“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的标题下，涉及到的“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几乎恰恰占据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全部篇幅，“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的具体论述，并且“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本身似有突破“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这些 “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的框框，将“司法管理”范围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势头。
鉴此，我们可以说，司法管理的内涵，在我国司法实务文件中，从一般的“控制”到全面的法院内务管理，再向法院体制外进行拓展，有逐渐深化的趋势；并且，也许不是简单的巧合，这种拓展趋势与当年德尔玛·卡伦教授所认为的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还包括法院结构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结论：司法管理——一个内涵广泛的话语

综合以上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方面的论述，我们有理由对司法管理作一范围广泛、内涵深刻的“广义的”理解，即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对于司法管理这一内涵丰富的话语，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司法管理是管理司法正义的学问和艺术。而要实现作为矫正正义的司法正义，完全不考虑源头上正义的分配是行不通的。要管理好司法，既需要司法机关本身做好内部管理，或者说做好中观、微观层面的司法管理，实现司法系统内传送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及程序正义（proceral justice）的目标,又要从源头抓起，从国家政治管理或者宪政的宏观层面管理好司法，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开始，为最终提高司法质量做好前提性、基础性的管理工作。从司法系统内部及外部进行司法的“全面质量管理”，决定了司法管理的范围、环节、内涵要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宽泛。
其次，司法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构建更好的法院，内容涵盖法院内务管理、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司法权的宏观配置、对与司法运行质量密切相关其他因素的管理（如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管理、监狱管理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
再次，司法管理的广泛范围及丰富内涵决定了司法管理活动的以下几个特点：（1）广泛性，任何涉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均可能成为司法管理的内容，其范围远比单纯的法院审判管理广泛，可以涉及甚至可能超越侦查、检察、仲裁、执行、监狱、律师、劳动教养、法律援助、公证、调解等“广义司法制度”[16]]的任何方面,因为这些方面制度运行的质量,往往直接影响到司法制度好坏。此外，“管理”内涵的广泛性也成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性的一个重要原因；（2）动态性，即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与具体管理目标的不同，影响司法制度各因素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管理环境、管理目标形成互动，从而司法管理各具体内容的份量或比例，特别是法院管理以外司法管理内容所占份量与比例会发生改变；（3）开放性。同样，除了已经列举的内容以外，随着对诉讼影响力或相关性的增强，“传统”的司法管理内容会不断增加新的因素；（4）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毕竟法院是司法的核心，诉讼是司法的最终产品，不能在研究次要矛盾时忽视主要矛盾。
第四，对于司法管理的具体内容，可以结合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综合理解。纵向上，可以按照“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从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的宏观配置这一宏观层面（宪政层）展开，过渡到“司法系统-法院系统-司法组织”的中观（司法体制层），再到某一具体法院的内务管理（财务、人力资源、装备、信息等等）与审判管理；横向方面，则以法院系统为核心，扩展到侦察、检察、公证、律师、仲裁、狱政、司法教育及考试等多个方面。纵横结合，并大致可得司法管理的立体全貌：（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2）法院管理模式。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层次、管理方式。（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6）司法财务管理、司法行政管理；（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以上内容，大致可分为司法政治管理（重要关注宪政视野的司法权力及相关权力的宏观配制、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以及国际司法关系等问题）、法院管理（法院内务管理、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诉讼运行管理等内容）、诉讼相关因素的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公证管理、法院对仲裁活动的监督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三大领域。
最后，司法管理的范围广泛性及内涵丰富性决定了其与“司法改革”难分难舍，形成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有关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内涵密切相关、外延高度同一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的破与立、变更与稳定、突变与渐变、激情与理性、发散与收敛细微差别，笔者将另文研究，本文不再展开(韦群林版权所有,禁止转载,剽窃必究)。

2. 法院司法协助员管理制度

一、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的必要性
、法院案多人少的现实困境依然存在并呈加剧趋势
近年来，慈溪和奉化两地经济快速发展，社会利益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趋势增强，社会纠纷频发。与此同时，随着我国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和法制宣传的深入，群众的维权意识明显增强，诉讼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和为贵”诉讼理念和厌诉习惯逐渐弱化，更多的人倾向于进法院打官司，导致大量纠纷以诉讼方式进入法院。近三年，慈溪和奉化两地法院案件受理数量一直居高不下，并逐年增长。受编制等因素制约，法院的审判执行力量并未明显增长，同时，由于法官退休、人员调动等因素，法院的审判执行力量反呈相对削弱趋势，使得法院面临着案多人少的现实矛盾，承受了繁重的工作压力。对此，法院强化内部管理，推行案件审理的繁简分流，提高司法效率，法官也采取“白加黑”、“五加二”等加班加点的工作方式予以应对，但案多人少的矛盾依然突出。因此，建立司法协助网络，充分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借助外部力量共同化解矛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人民群众与社会力量对司法过程的有效参与不足
人民法院的历史是一部不断改革、发展的历史，在司法改革的推动下，虽然法院队伍的素质显著提高，司法正规化、专业化、程式化的意识明显增强，司法效率大幅提高，但广大基层政府和群众自治组织参与司法改革进程的力度仍比较薄弱。此外，随着乡村社区的群众自治程度的不断提高，村、居干部一般都由群众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一些干部出于害怕得罪人的心理，对司法工作不愿配合协助。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司法实践中送达难、调查难、调解难、执行难等问题日益突出。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获取基层政府、广大村居干部、行业协会、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对司法工作的支持，让人民群众积极有效地参与到法院的司法工作中来，成为了人民法院改进工作的一种有益途径。
3、人民群众对司法改革的认同度有待提高
司法改革的成果尚未得到社会的完全认同。如人民法院在追求实质正义的同时，高度关注程序正义，注重司法过程的程式化和规范化，案件审理流程均在法庭进行。司法过程的程式化和规范化在实现程序正义、保障司法公正的同时，也使得部分群众产生了司法亲和力逐渐消失的错觉。又如有些当事人受自身主观价值的制约，一旦裁判结果与预期结果存在冲突，便认为法院司法不公，转而寻求上访，希望通过上访来改变对自己不利的裁判结果，使得上访案件大幅上升。再如在执行案件中，有些被执行人由于对裁判结果不服，拒绝履行裁判义务，甚至与执行法官发生冲突等。有些执行案件由于被执行人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无论如何加大执行力度，都难以实现执行效果，这原本是执行过程中的风险，但执行申请人却将风险转嫁到法院身上，认为法院执行不力。此时，个别当事人便通过网络等媒介宣泄自己的不满，指责司法不公、法官不廉，而社会公众受评价信息来源的间接性和传闻性及价值视角的影响，难以作出客观的评价，使得司法不公被过于放大，司法形象遭到贬损，司法权威遭到损害。如何进一步提高司法成果的社会认同感，对人民法院来说，需要进一步加强司法改革，强化内部监督，提高裁判文书的说理，同时，通过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借助社会力量改善司法环境，彰显司法亲和力，让群众真实感受司法改革成果，也成为我们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的动因之一。
4、司法人民性的必然要求
我国的司法制度是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应当坚持司法的人民性原则。司法的人民性原则要求我们在司法工作中坚持群众路线，将司法的专业性与群众性结合起来，采取各种有效方式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司法工作中来，充分依靠人民群众力量解决法院自身难以解决的问题，依靠群众力量推动人民司法工作的发展，将法院的司法工作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司法的人民性原则也要求我们坚持司法为民，将依法维护人民权益作为司法工作的基本价值追求，坚持司法亲民、便民、利民、惠民，以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评判司法工作的尺度和标杆。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正是让司法深入群众、让群众走近司法，架起司法和社会间联系的桥梁，进而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这是人民法院贯彻落实司法人民性的必然要求。
二、基层司法协助网络的实施成效
1、基层司法协助网络的构建和运行
2005年慈溪法院周巷法庭根据该庭辖区面广人多、法庭案多人少的实际情况，创设了特邀人民调解员制度，聘请乡镇司法所法律工作者作为特邀调解员，将法庭受理的婚姻家庭纠纷、雇员受害赔偿纠纷、相邻纠纷、抚养、扶养、赡养“三养”纠纷等案件委托特邀人民调解员就地调解。特邀人民调解员制度在缓解法庭案多人少矛盾的同时，也方便了群众诉讼，降低了群众诉讼成本。周巷法庭特邀人民调解员制度引起了慈溪法院党组的高度重视，院党组为此专门召开会议，在总结特邀人民调解员制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在该市范围内构建司法协助网络。在院党组的统一部署下，慈溪法院各业务庭、法庭主动与辖区镇（街道）党委联系，由各镇（街道）党委牵头，在司法所建立司法协助联络点，聘任辖区村居干部、乡村经济文化能人为司法协助员，初步建立了以党委牵头、法院主导，以法庭为核心、司法协助联络点为依托、司法协助员为根须，遍布整个乡村社区的“庭、点、员”三位一体的司法协助网络。
奉化法院在市委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于2007年5月开始了执行协助网络的创建，在该市范围内成立由市政法委副书记任组长的执行协助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在各镇（街道）建立执行协助工作小组，下设执行联络室。2007年7月，该市各镇、街道完成了执行联络室的组建工作，挂牌成立了“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联络室”，配备了联络室主任及下属执行联络员，至此，奉化法院执行协助网络已初步构建完毕。同时，奉化法院依托执行协助网络，进一步开展法律文书协助送达网络、调解审判司法协助网络等建设。
2.基层司法协助网络的运行成效
（1）协助送达，提高诉讼效率
送达难是司法工作面临的一大难题。慈溪市是个经济强市，第二、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吸纳了大量人口就业，受职业性质和劳动时间的限制，大多数群众在正常工作日都在工作岗位忙于工作，而从事农业生产的群众在正常工作时间也大多在田间地头劳作，使得大量法律文书因当事人家中无人、邮递员经多次投递仍无法送达。在直接送达时，法院工作人员对受送达人的情况了解甚少，往往无法通过自身力量事先联系到受送达人，到达受送达人住所后，又因为无法联系受送达人而导致送达不能，案件审理周期也因此而延长。建立基层司法协助网络后，送达工作有了司法协助人员的参与协助，司法协助人员对受送达人的住所、家庭成员等情况非常熟悉，在司法协助人员的参与下，法院工作人员往往能在第一时间找到受送达人，完成送达任务；即使受送达人不在家，司法协助人员在夜间帮助法院代为送达，有力缓解了法院“送达难”问题。以慈溪法院范市法庭和奉化法院溪口法庭为例，2009年1至10月司法协助人员协助范市庭送达98次，送达成功率达90％；2009年1至9月，司法协助人员协助溪口法庭送达87次，送达成功率达82.7%。
（2）参与调解，提升调解效果
与法院工作人员精于法律的专业优势相比，司法协助人员大多主要从事群众工作，长期与群众打交道，具有了解地区情况、通晓乡规民约、在群众中威望较高的独特优势，并在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调解经验。同时，司法协助人员大多来自群众身边，群众对其也较为信赖，更容易接受司法协助人员提出的调解方案。在司法协助人员的参与下，慈溪、奉化法院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调解效果得到提高，案件的调撤率较为理想。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3）协助执行，提高执行效率
对于被执行人来说，执行工作直接执行其财产，对其利益的影响更为直接，因而对执行工作容易产生抵触情绪。如被执行人对法院的执行通知避而不见，与执行人员玩“躲猫猫”游戏；转移隐匿财产；在执行人员查获被执行财产时，被执行人员及其亲友以各种方法阻止执行，有的甚至以自杀自残相威胁等。执行工作中，暴力抗法、执行人员遭到围攻等情况也时有发生。基层司法协助网络建立后，法院与司法协助部门建立案件沟通机制，向司法协助人员通报执行案件情况，通过司法协助人员收集被执行人的下落、财产状况、债权债务等信息；司法协助人员在得知被执行人的有关信息后，及时告知法院，执行人员据此制定执行方案，做到有的放矢，大大提高了执行效率。同时，执行人员通过司法协助人员了解被执行人所在地的风俗习惯及被执行人的人际关系，避免执行工作发生冲突。而一旦发生冲突，司法协助人员也能及时介入，利用自己在当地的威望告知被执行人抗拒执行的后果，说服被执行人自觉履行义务。在司法协助人员的参与协助下，慈溪、奉化法院近三年来的案件执结数量和执结率一直居于较高水平。
（4）加强群众监督，规范司法行为
司法协助网络的建立和运行，广大司法协助人员积极参与法院的审判执行工作，将司法工作最大限度地融入到群众中去，从而建立一条畅通、快捷的民意表达渠道，保障群众对司法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有效行使。通过司法协助网络这一桥梁和纽带，法院审判执行工作被纳入乡村干部群众视线之中，增加司法工作的透明度，促使法院更加注重规范、文明司法，进而推进法院的队伍建设和管理。司法协助人员在协助法院司法过程中，也能更深层次地了解法院工作，发现法院工作的不足和问题，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将其在协助司法时了解掌握的群众对司法工作的意见和看法及时反馈给法院，以便法院采取针对性的整改措施，改进工作思路与作风，提高工作效能。
（5）改善司法环境，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司法协助人员在群众中一般都具有较高威信，司法协助工作的开展又提高了司法协助人员的法律素养，进而进一步提高他们在群众中的威望。当发生纷争时，司法协助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介入，通过倾听当事人的诉说，全面了解纠纷情况，及时进行劝说疏导，缓和当事人的激烈情绪，避免矛盾纷争进一步激化；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帮助当事人分析自己的诉求，促使当事人理性解决纠纷，并在此基础上开展调解工作，使得大多数纠纷在诉前即得以处理。即使纠纷调解未果，司法协助人员的前期工作也帮助当事人树立经济理性的诉讼观念，合理确定诉讼目标，正确认识诉讼风险，在诉讼阶段不再坚持无理的诉讼要求和强硬的诉讼立场，使诉讼在和谐的环境中进行。对判决不服并有上访倾向的当事人，司法协助人员及时了解其思想动态并反馈给法院，协助法院开展判后答疑工作，引导当事人对事实和法律作出理性的认知和判断，说服当事人放弃上访念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三、基层司法协助网络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
作为人民法院坚持司法为民、整合社会资源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一项探索，基础司法协助网络建立以后，在运行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
1、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有待进一步加强
慈溪、奉化法院执行协助网络的建立与运行得到了两市党委与政府的高度重视。两市的市委办、市府办分别就协助执行网络的建设制定相关文件，对慈溪、奉化法院执行协助网络的建设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执行协助绝非司法协助网络的全部，司法协助网络其他方面的工作一般由法院主动联系基层政府、群众自治组织等单位，使得司法协助网络的进一步拓展受到限制。
2、协助人员成分单一，网络的“官方色彩”过浓
从司法协助人员的组成来看，当前司法协助人员绝大多数由乡镇（街道）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村居干部担任，司法协助人员成分比较单一，虽然司法协助人员中也有少量社会经济文化能人、行业协会成员，但未能改变司法协助网络“官员”比例过重的特征。在群众眼中，无论是司法行政工作人员，还是村居干部，都带有明显的“官员”色彩，而对“官员”的抵触情绪，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网络功能的发挥。
3、社会各界对司法协助网络的认识不足
司法协助网络建设过程的宣传工作不足，人民群众未能充分认识到司法协助网络的价值与功能，在不少干部群众眼里司法协助网络只是法院应对案多人少矛盾、减轻法院工作压力而采取的一项措施，对基层政府、社会群众来说则是协助法院开展司法辅助工作，帮助法院减压。事实上，不少乡镇（街道）基层组织的领导、司法协助人员对司法协助网络的认识尚停留在司法协助网络仅仅是司法协助人员帮助法院寻找当事人、送达法律文书等司法辅助工作上，而对司法协助网络促进司法和谐、提高司法权威、减少矛盾纷争、实现社会稳定的功能认识并不充分，使得司法协助网络的建设出现法院“一头热”的现象，司法协助工作还未真正做到全社会共同参与。
4、司法协助人员专业素质不强，协助司法能力有待提高
司法协助网络除了借助社会力量完成送达法律文书等司法辅助工作外，更注重利用社会资源有效解决各类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这就要求司法协助人员须具备相应的法律专业素质。而现行司法协助人员大都不是法律人士，法律专业知识有限，尤其是村一级的司法协助人员基本上由村治保人员、调解主任兼任，法律专业知识非常欠缺。虽然法院针对这一问题也开展了一些必要的业务培训，但由于培训工作缺乏制度化，特别是缺乏针对性和实务性的培训，司法协助人员法律专业素质不高的问题未能得到解决。
5、经费保障不足，协助人员工作积极性不高
司法协助工作的开展势必耗费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产生一定的费用。司法协助人员大多是无偿协助法院工作，由于法院没有专项经费支出来保障司法协助工作，在协助人员所在单位无法予以补贴时，协助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只能由协助人员自行负担，加之司法协助人员有自己的本职工作，在司法协助与本职工作产生冲突时，司法协助人员的工作积极性自然会受到影响。经费保障问题成为制约司法协助网络功能发挥的又一因素。
6、考核激励机制未能及时跟进
司法协助网络建立后，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未能及时跟进，司法协助人员的管理处于无序状态。虽然大多数司法协助人员能够积极开展司法协助工作，但也有少数人员对司法协助工作不够积极，甚至采取推诿态度。考核激励机制的缺失使得司法协助人员的工作绩效难以区分，影响了协助人员的工作积极性。
四、基层司法协助网络的完善
司法协助网络的构建并非一朝一夕之事，自建立、运行以来，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但也存在一定的不足，需要我们不断加以完善。我们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扩大宣传，争取支持
党委领导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前提和保障，司法协助网络的建立和运行也不例外。鉴于当前不少干部群众对司法协助网络的目的、功能认识尚不充分，我们应当加强对司法协助网络的宣传，通过开展深入细致的宣传活动，以改变人们对司法协助网络的认识局限，取得党委对司法协助网络建设的重视与支持，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支持、法院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司法协助网络。 北京房产律师，北京刑事律师，北京房地产律师，北京刑事辩护律师，北京律师事务所，北京丰台律师，北京海淀律师，北京朝阳律师，北京西城律师，北京东城律师。
2、优化构成，加强培训，打造一支精干的司法协助队伍
司法协助人员的选任应当适应司法协助工作的需要，当事人和纠纷的多样化要求司法协助人员的选任不能采用单一标准，这就要求我们改变当前司法协助人员以乡镇司法行政工作人员、村、居干部为主的现状，丰富、优化协助人员的构成。通过扩大行业协会代表、中介机构成员以及社会经济文化能人在司法协助人员中的比例，提高司法协助人员的职业多样性、角色多元性和代表的广泛性，从而针对不同当事人、不同纠纷开展有效的司法协助工作。同时，注重加强对司法协助人员的专业培训，针对司法协助工作中的典型问题，通过召开专题培训会议、举行法制讲座、邀请司法协助人员参加庭审观摩、适时介入司法协助人员主持的调解活动等方式开展培训，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提高司法协助人员的法律专业素质。
3、设立专项基金，强化司法协助网络的经费保障
司法协助网络的建立和运行需要相应的经费保障，而法院的工作经费难以满足司法协助网络运行的全部需要，经费不足问题已严重影响了司法协助网络的运行。对此，我们应当加强与政府部门的沟通，争取政府财政的支持，设立司法协助专项基金，并纳入法院工作经费，由法院根据司法协助人员的工作量和工作绩效给予相应的经济补助。
4、建立科学、规范的考核机制
科学、规范的考核机制是激励制度良性循环运转的关键。司法协助工作也应当建立科学、规范的考核机制，具体做法是可以将司法协助工作纳入地方社会综合治理工作范围，法院根据司法协助人员的工作态度、工作成效等情况向综治委提出建议，对工作认真负责、工作成效良好的司法协助人员进行表彰，对工作懈怠、甚至不愿进行司法协助的人员进行批评教育，形成争先创优的工作局面，推动司法协助工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3. 人民法院诉讼费管理办法

相信大家都知道，打官司之前需要先向法院提起诉讼，此时就需要起诉的一方事先预交诉讼费，当然通常情况下诉讼费最后是由败诉方承担。而关于诉讼费，我国最高法也是做出了相关规定的，即《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提高诉讼费用使用效益，更好地促进法院业务建设，根据国家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诉讼费用是指人民法院依据国家法律，按规定的项目和标准，向提起诉讼的当事人收取的案件受理费、申请费和其他诉讼费用。

第三条 各级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属于国家财政性资金，其收取、分配和使用要纳入财政管理。诉讼费用的收取方式、开支范围、收费票据式样等，按财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规定执行。

第二章 诉讼费用的收取

第四条 诉讼收费制度是我国的一项重要司法制度。各级人民法院要严格按照国家统一规定收取诉讼费用，不得另行制定收费办法、自行增加收费项目、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或降低收费标准。诉讼费用的缓交、减灾、免交，由主管院长批准。

第五条 诉讼费用的收取实行收缴分离。人民法院按照受理案件适用的诉讼费用标准确定具体数额后，以书面形式通知当事人缴纳诉讼费用;当事人凭人民法院开具的交费通知到指定银行交费，并以银行开具的收据作为已交(预交)诉讼费用的凭据，到人民法院换领诉讼费用专用票据。

第六条 人民法庭收取诉讼费用，也要实行收缴分离。个别不便由指定银行收取诉讼费用的特殊地区，可由人民法庭直接代收，并向当事人开具诉讼费用专用票据。人民法庭直接代收的诉讼费用，要定期交入指定银行，同时将票据上交基层人民法院。实行人民法庭代收诉讼费用的地区，需经省级财政部门和高级人民法院批准。

第七条 诉讼费用的专用票据包括预收、退费、结算三类，实行全国统一式样(附后)。地方各级法院的收费专用票据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编号后，由地方各级财政部门向同级人民法院发放;最高人民法院的收费专用票据由财政部印制发放。

第三章 诉讼费用的管理和使用

第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全额纳入财政专户，严格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九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由省级财政专户集中管理，实行分级使用与省级统筹相结合的方式。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诉讼费用，要由当事人直接全额交入省级财政在当地指定银行开设的省级财政专户分户，由省级财政专户集中管理

省级财政专户集中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由代理省级财政专户分户的银行，按规定比例就地及时分别划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所在的同级财政专户和省级财政专户。

第十条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诉讼费收入分级使用和省级统筹的具体比例，由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高级人民法院根据本地实际情况确定，其中省级统筹的比例不得高于各级地方法院所收取诉讼费用的30%。

第十一条 省级统筹的诉讼费用由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使用计划，经省级财政部门审核批准后共同下达执行。资金通过财政专户核拨，用于统一购置辖区内法院系统必需的业务设备和补助贫困地区法院业务经费，不得用于高级法院本身的支出。

第十二条 纳入地方各级财政专户管理的诉讼费用，由各级财政部门按审批的诉讼费用收支计划，作为“业务补助经费”按月核拨给同级人民法院使用。

第十三条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指定银行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直接全额划入中央财政专户。财政部根据审批的收支计划和诉讼费用缴入财政专户的进度，作为“业务补助经费”定期核拨给最高人民法院使用。

第十四条 诉讼费用的收取和划拨事宜委托国有商业银行办理。具体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业务补助经费”的开支范围：

1.最高人民法院和财政部联合的业务经费开支范围。

2.经省级财政部门核批的其他支出。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法院可根据审判工作的实际需要，用财政拨给的“业务补助经费”，按全年诉讼费收入的一定比例或数额建立备用金。专门用于支付应退还的预交诉讼费用和其他诉讼费用的支出。备用金的具体比例或数额，由各省级财政部门会同高级人民法院确定。备用金支出后，应及时予以补充。

第十七条 各级人民法院要按照预算内外资金收支统管的原则，将各级财政部门核拨的“业务补助经费”与同级财政部门核拨的预算内业经费相结合，纳入本单位预算，统一核算、统一管理、统筹安排使用。

第十八条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业务补助经费”的管理，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使用时由法院财务部门按收支计划，根据规定的使用范围和法院业务工作需要提出意见，报主管财务院长审批。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法院将下一年度本级诉讼费收入和“业务补助经费”支出计划随下年度预算一同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审批，作为核拨“业务补助经费”的依据。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法院应于每个季度终了后15日内，将上一季度诉讼费收人和“业务补助经费”的使用情况以报表形式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年度终了后，将上一年度诉讼费收入和“业务补助经费”支出情况，随决算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四章 诉讼费用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一条 人民法院依法收取的诉讼费用是法院业务经费的重要来源。各地要采取措施确保其真正用于法院的业务工作，其他部门不得调用。各级财政部门要依据诉讼费用收支计划和法院实际工作需要及时核拨，严禁占压、挪用。

第二十二条 各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诉讼费用的管理，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财务规章制度，严格会计核算手续，自觉接受同级财政部门、审计部门和上级人民法院的监督和检查。

第二十三条 各级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的管理。制定和完善有关制度，规范收支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对违反规定的，应及时提出、限期纠正。对情节严重或未按规定时间纠正的，财政部门有权在违反的数额以内，适当扣减业务经费预算，并按有关规定对责任人进行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和高级人民法院要加强对各级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工作的监督和指导，定期对下级法院诉讼费收入和“业务补助经费”支出情况进行检查。发现违反规定的，应立即提出纠正意见。对情节严重的，上级法院有权在本辖区内进行通报批评，并追究有关领导者和直接责任人员的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可会同高级人民法院依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并报财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备案。

第二十六条 计划单列市各级人民法院诉讼费用管理，比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由财政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八条 本办法自1999年10月1日起施行。原《人民法院诉讼费用暂行管理办法》(财文字<1996>4号)和《关于最高人民法院集中部分诉讼费用的实施办法》(法字<1996>81号)同时废止。

4. 基层法院立制度如何加强管理

 一是健全目标责任考核制度。要把目标责任考核制度作为法院制度建设的总纲，紧密结合工作实际，抓紧建立与创建一流法院相适应的目标责任考核体系。要细化考核细则，完善机关先进庭室、优秀干警的评比奖惩办法，以制度促规范、以考核促工作，努力形成干部争先、庭室争优、机关争一流的良好局面。
二是健全公文处理制度。文件是机关的“门面”。要按照《机关公文处理条例》要求，进一步完善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范公文运转程序，严把传递关、质量关、时效关、督办关，切实减少办文差错。要进一步调整、充实文件管理、政务处理、文稿起草的工作力量，加强业务培训，不断提高办文的质量和水平。
三是健全会务制度。要认真贯彻落实关于精简会议文件的有关要求，大力提倡少开会、开短会、少讲话、讲短话，可开可不开的会坚决不开，着力下功夫减少铺张浪费。要健全完善各种会议制度，具体围绕“做什么、谁来做、怎么做”，进一步规范工作流程，建立工作标准；特别是要注重办会细节，抓住关键环节，确保不出漏洞和差错。
四是健全工作报告反馈制度。对院党组会议部署和决定事项，不折不扣地抓好贯彻落实，并及时回复反馈办理情况。工作情况反馈的原则应坚持：简单事项当天回复，一般事项在三至五个工作日内回复，复杂事项定期汇报进展情况。要建立健全督查督办制度，由纪检组、监察室会同有关部门加大督查工作力度，及时对院党组决策落实和事项办理情况进行督促检查和跟踪问效，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
五是健全后勤管理制度。后勤管理无小事，事关机关风气和干部切身利益，必须按照精细化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完善财务、接待、值班、车辆、请销假等规章制度，科学划分职权，明确工作责任，增强规范性，减少随意性。要加强财务管理，开源节流，科学理财，杜绝大手大脚和不必要的浪费。要注重改善办公条件，注重搞好干部职工的福利待遇，真正把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努力为干部职工营造舒适、舒心的工作环境。

5. 法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的相关规定有哪些

第一条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关于规范刑事诉讼涉案财物处置工作的要求，进一步版规范人民检权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工作，提高司法水平和办案质量，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结合检察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涉案财物，是指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查封、扣押、冻结的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及其孳息以及从其他办案机关接收的财物及其孳息，包括犯罪嫌疑人的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供犯罪所用的财物、非法持有的违禁品以及其他与案件有关的财物及其孳息。

第三条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对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当依照有关规定返还。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财物，应当予以查封、扣押、冻结，并依法处理。

第四条人民检察院查封、扣押、冻结、保管、处理涉案财物，必须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以及其他相关规定进行。不得查封、扣押、冻结与案件无关的财物。凡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都应当及时进行审查；经查明确实与案件无关的，应当在三日内予以解除、退还，并通知有关当事人。

6. 《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

人民法院书记员管理办法(试行)

（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家人事部、最高人民法院）

为了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人民法院书记员队伍，实现对书记员的科学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等有关法律，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书记员是审判工作的事务性辅助人员，在法官指导下工作。
书记员实行单独序列管理。
第二条书记员履行以下职责：
（一）办理庭前准备过程中的事务性工作；
（二）检查开庭时诉讼参与人的出庭情况，宣布法庭纪律；
（三）担任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记录工作；
（四）整理、装订、归档案卷材料；
（五）完成法官交办的其他事务性工作。
第三条担任书记员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三）身体健康，年满18周岁；
（四）有良好的政治业务素质，具备从事书记员工作的专业技能；
（五）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
适用本条第五项规定的学历条件确有困难的地方，经高级人民法院审核同意，在一定期限内，可以将担任书记员的学历条件放宽为高中、中专。
第四条下列人员不得担任书记员：
（一）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
（二）曾被开除公职的；
（三）涉嫌违法违纪正在接受审查，尚未作出结论的。
第五条本办法下发后人民法院新招收的书记员，实行聘任制和合同管理。
书记员的聘任制和合同管理，是指人民法院与受聘人依照法律与本办法订立聘任合同，在合同有效期内，人民法院与受聘人双方履行合同规定，聘任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双方即解除聘任关系，受聘人不再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不再履行书记员职责。
第六条除法律、法规和聘任合同另有规定外，人民法院书记员的权利义务及教育培训、考核奖惩、辞职辞退、申诉控告、职务升降等，参照执行国家公务员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聘任制书记员的工资、保险和福利制度由国家另行规定。
在国家有关规定出台之前，人民法院聘任制书记员的基本工资可按国家公务员的规定执行，其他工资和福利等待遇，可暂由各地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进行处理。待国家有关规定出台后，人民法院聘任制书记员的工资、保险和福利待遇改按国家统一规定执行。
第七条人民法院在国家核定的编制内依据书记员员额比例确定书记员专用编制。法院录用或调任其他工作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书记员专用编制。
书记员的员额比例由最高人民法院另行规定。
第八条人民法院新招收书记员应当按照公开、平等、竞争的原则，通过考试、考核，择优聘任。
最高人民法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聘任书记员的考试工作分别由中央和省级考录工作主管部门负责。
第九条人民法院聘任书记员应当签订聘任合同。
聘任合同的期限一般为三至五年，期满可以续聘。书记员在同一单位连续工作满十年，且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十年，双方同意续延聘任合同的，如果书记员提出订立无固定期限的聘任合同，人民法院应当与其订立无固定期限的聘任合同。
新聘任书记员试用期限为一年。
聘任合同文本，由最高人民法院制定。
第十条聘任制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解除聘任合同：
（一）严重违反公务员管理有关规定或者人民法院规章制度的；
（二）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公正司法造成重大损害的；
（三）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四）在试用期内不能胜任工作的；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应当解除聘任关系的情形。
第十一条聘任制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解除聘任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本人：
（一）患病或者非因公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书记员工作的；
（二）年度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等次，通过培训后仍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国家机构变动、调整，需要裁减人员的；
（四）未经单位批准参加各类脱产学习、培训，经单位要求仍不能正常工作的；
（五）其他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情形。
第十二条聘任制书记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得依据本办法第十一条解除聘任合同：
（一）女性书记员在孕期、产期、哺乳期内的；
（二）因公负伤，治疗终结后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
（三）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三条聘任制书记员对人民法院解除聘任关系有异议的，可以向当地人事主管部门提起仲裁。
第十四条聘任制书记员可以辞去被聘职务或提出解除聘任合同，但是应当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所在人民法院。
第十五条人民法院书记员可以按规定正常晋升职级。各级人民法院书记员的最高职级配备为：
最高人民法院书记员的职级最高配备为正处级。
高级人民法院书记员的职级最高配备为副处级。
中级人民法院书记员的职级最高配备为正科级。
基层人民法院书记员的职级最高配备为副科级。
直辖市、副省级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和基层人民法院部分书记员的职级配备可以略高于本条第四、五款的规定。
第十六条书记员职务职数在其所在人民法院的非领导职务职数中解决。
第十七条本办法中除专门适用于聘任制书记员的条款外，其他条款既适用于聘任制书记员，也适用于本办法实施前人民法院在国家核定编制内正式录用的书记员。
第十八条解放军军事法院书记员的管理办法另行规定。
第十九条本办法由最高人民法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本办法自下发之日起执行。

7. 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法院会怎么判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依法治国政策的落实，劳动者的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工会的建设也越来越完善，使得劳动法领域中的民主程序日益成为劳资双方的关注点。但劳动法领域关于民主程序的规定十分繁杂，体系混乱，可操作性有限。因此，笔者通过对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梳理，及学理上的分析，对劳动法领域中的民主程序做初步探讨。

一、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的效力

劳动法领域所涉及的民主程序中，目前争议较大的则是关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的效力问题的讨论。下文将从地方法院实践入手，探索地方法院在该问题上的观点，并通过学理上的分析进而总结梳理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的效力问题。

（一）地方法院实践

1、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案例

在朱某与北京某餐饮公司劳动争议一案中，一审法院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认为，餐饮公司提供的《员工声明》、《履职承诺书》上载有遵守《员工手册》事项，且有朱某本人签字确认，《员工手册》从内容上看亦不违反法律相关规定，可以作为餐饮公司行为依据。二审法院对此予以确认，认为朱某仅以其未签字确认2011年版《员工手册》，即否认该《员工手册》效力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依据，不予支持。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第36条规定，用人单位在《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制定的规章制度，虽未经过《劳动合同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的民主程序，但内容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或告知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用工管理的依据。就《劳动合同法》实施后制定的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的效力未作进一步地说明。本案中，《员工手册》虽制定于《劳动合同法》实施后，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仍然按照该规定确认规章制度的效力，即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虽未经民主程序，但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并已公示或告知劳动者，即具有效力。

8. 如何抓好法院的制度建设

□陆正伟新时期法院工作应当坚持以制度促公正，以制度树形象，以制度建和谐，坚持把抓制度，抓规范，抓执行力作为提升法院形象的“牛鼻子”。笔者认为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制定完善的规章制度。针对目前法院队伍的新情况，管理的新要求，应对现有制度实行“废、改、立”，使法院各制度更能紧跟工作要求，使法院制度涵盖审判工作队伍建设、内部管理的各个环节。还应将制度发放到每位干警手中，形成缺制度就定，定了就看，看了就做，做就做好的良好氛围。 建立制度的长效机制。法院制度建设应以各项主题教育活动为契机，深入开展司法规范化建设，提高全院干警执行制度的自觉性，建立长效机制。一是培养制度的落实机制。只有稳固确立制度的至上意识，让遵守、执行、维护制度成为每名干警的自觉行为，才能确保各项制度的落实；二是建立制度的学习机制。对新出台的制度和各项工作要求等，应充分发挥局域网和法院简报的作用，使每名干警及时掌握法院的精神和要求。同时定期组织干警把新制订的制度进行学习，提高大家执行各项制度的自觉性；三是强化制度的追究机制。抓住违反制度的典型事例，进行教育，做到警钟长鸣,不断培养干警的自律意识，自觉用制度改造思想、规范言行，逐步消除有章不循、有制不遵的消极现象。 创建合理的落实流程。为了避免规章制度在运行过程中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规范作用，必须重新创建落实流程。一是定期通报。从抓制度落实入手，定期对庭室在执行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书面通报批评；二是定期核查。政工、监察、办公室定期对全院各项规章制度贯彻落实情况进行回顾性的全面复查，结合工作实际，考查规章制度的实效性，对不切实际的制度一律予以取消，对规章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及时进行修改；三是定期奖罚。院党组每半年对制度的创新、执行、存在问题等进行一次总结讲评，对执行规章制度好的部门和个人予以表彰，对不好的点名批评，并限期纠正。

9. 人民法院有哪些 纪律作风方面的制度 规定

该《指导意见》分坚持从严教育，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坚持从严管理，解决“四风”方面突出问题；坚持从严监督，促进公正高效廉洁司法；坚持从严查处，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4 部分19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