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郭生贵
『壹』 李天一的案子为什么就那么难搞,中国法律没有
在卖淫的不合法管理失控同时又极其普遍复杂背景之下,李天一的年龄问题一直是悬而未知,判10年徒刑对于强奸案的加重情节应该逆推为是成年人适当的,把一个认罪态度问题替换了年龄问题突出来为宣传效应,互有遮掩交易,背后有其合理性,在嫖娼的大前提下,李家抓住审判的弱点漏洞不放过,想扩大自己的优势,但因证据缺乏难以取证,只能找一些看似荒唐的借口对冲,并不是就认为李家丧心病狂,在卖淫有保护和已经成年都被掩盖的推测成立,维持原判也属自然,“难搞”也可以理解了,快刀斩乱麻也就搞定了
『贰』 《法槌下的疯狂》观后感
警示教育片—《法槌下的疯狂》。讲述的是原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院长郭生贵,因贪污公款、受贿枉法而走进了高墙铁网的案例。该片通过纪实手法剖析他在思想、工作、生活等作风方面突出的问题,使广大干部看到现实生活中腐败现象的真实性及反腐工作的严峻性,从而受到了深刻的警示教育。
通过观看警示教育片,黔南州环保局广大干部深切地感受到:廉政为民是行政执法的主体,必须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要从这些反面典型案件中汲取教训,引以为戒;加强自我反思、做到警钟长鸣,严于律己,廉洁自律,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同时要结合当前开展的“忠实践行宗旨,勤政廉政为民”活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赢得人民大众的信任,维护环保执法队伍的良好形象。
『叁』 私人博物馆怎能成集资黑洞
麻德强及其家属以高息回报为手段,非法收取公众存款,采取体外循环的方式进行牟利,这基本上是民间非法集资的普遍套路,并没有什么新奇之处。但在本
案中的一个细节却尤为引人注目,那就是程红旗下的鹿城博物馆,正是这家博物馆,为麻德强及其家属骗取受害者信任,进而疯狂敛财打开了方便之门。
程红和麻德强的非法活动早在2005年就已经开始,但起初的知名度较低,仅在亲戚朋友和熟人之间进行,覆盖面较小。2009年,鹿城博物开馆,
来自省里市里的领导、专家的参与和合影留念让这个地方的企业家转身一变,一下子拥有了神秘而强大的光环,口口相传的效应让越来越多怀揣着发财梦想的普通群
众纵身跃进了这个深不见底的集资黑洞。
在这起案件中,艺术品虽然不是不法分子直接敛财的工具,但却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正是依靠艺术品这件灵幡,麻德强等人取得了来自官方的认可和
关注,进而通过利用政府官员的影响力取得了民间投资者的信任。在目前的环境中,政府官员和专家可能并不能和可信度划等号,但绝对具有强大的魔力,正如一条
微博所言,人人都恨官僚主义,但人人见了官员都会不由自主的站起来。“省里、市里、县里都来领导了,老百姓就开始都相信他们了”,一位事业单位员工在接受
采访时说的话是最好的印证。
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力弘扬精神文化建设,繁荣发展文化市场。吸引民间资本入注文化市场对于地方官员而言成为一项不错的政绩工程,既能提高执政业
绩,又能彰显领导个人品味,鹿城博物馆这样的项目自然招的地方官员的喜欢。艺术品定价模糊,隐蔽性强的特点也为部分腐败官员谋取个人利益提供了空间,近些
年,艺术品逐渐成为官员索贿受贿的新方式,轰动一时的文强案中,涉案的360万元字画最终并未认定,原因就在于对字画的真伪和价值没有统一和权威的认定标
准,同样的例子还有北京原西城区法院院长郭生贵,检方指控他收受的三幅价值昂贵的名人字画最终也没有认定。同时,利用艺术品行贿的方式也层出不穷,花样翻
新,例如行贿者精心安排后,带贪官去古玩店“闲逛”时低价买了个被认为是赝品的古玩回来,后来一鉴定,发现是真品,于是,该贪官“捡漏”大赚了一笔。隐蔽
性强,收益性高,低风险却高收益,艺术品市场成为腐败的新温床成为理所当然。
而专家和艺术家在这个利益链条上扮演的角色同样不可忽视。以博物馆为例,截止2009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博物馆就达到了2900家,其中国营的博
物馆占比接近九成,同我国日渐繁荣的艺术品市场不同,国营博物馆虽然近年来享受到了更好的政策支持,但相比之下还是缺钱少粮的状态,艺术品拍卖市场难觅国
营博物馆的踪影就是一个明证。对于那些皓首穷经的专家学者而言,守着价值难以估量的艺术品却籍籍无名显然并不是令人满意的结果。和商业结合,走向市场,挖
掘自身价值的蠢蠢之心成为商家们假道灭虢的切入点。更不用提那些滥竽充数,纯粹为了金钱而冒充文物专家,艺术品大师的群体了。2011年,北京燕山华尔森
实业集团法人谢根荣委托牛福忠将其保存的玉片穿制成衣,经王文祥(中国收藏家协会原秘书长)、杨伯达(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富绪(北京大学宝石鉴定中
心原主任教授)等5位专家鉴定之后,估值24亿元,谢根荣利用这份估值证明从银行贷款6.6亿元。谢根荣给专家鉴定费,只不过是带着专家匆匆看了几眼,就
获得了签字盖章,在事后采访时,王文祥、杨伯达等人承认,鉴定过程的确不符合规矩,而事实上,根本没有规矩可言,如果说有规矩,那也是吴思笔下所说的潜规
则:鉴定费按鉴定对象价值的1%——5%收取,鉴定的价值越高,专家获利越高。
官员和专家就位之后,等于是一部好戏已经请来了演员,剩下的就是商家搭建戏台了。麻德强用的是一座博物馆,因为他拉的是长线,做的是非法集资,
需要能够镇得住场面的大手笔。对于有些不法分子而言,跑马圈钱,钱到闪人则是更经济快捷的方法,造假作伪就成为兵家趋之若鹜之地。知名打假专家牟建平认为
目前书画市场的赝品比例高达80%,一些知名画家的画作更是高达95%的赝品比例,和其他行业的造假行为一样,书画造假受巨额利益驱动,从边缘群体到现在
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制作成本一两千元的赝品,在相关利益团体的运作之下走进拍卖场所,立刻从矮矬穷变身高富帅。在整个过程中,制假者赚取制假费用,拍
卖者赚取佣金,卖家拿到虚高的绝大部分,只要没有人出来指证,所有人都能获利,最后共同抬升了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于此同时新型的艺术品自己诈骗正在走向舞
台的前沿,例如前两年红极一时的文交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艺术品庞氏骗局,通过不断的吸引新鲜血液来维持病态肌体的存活,利用人为炒作的方式将艺术品价格
放大几十倍,几百倍来谋取利益,最后赚的盆满钵益。
当艺术一半是艺术,一半是商业的时候,或许正是艺术最繁荣的时候。艺术脱离了商业运作,梵高死去一千年仍然会无人问津,但最追求艺术的人仍然会前赴后继,而商业如果脱离了艺术,那么艺术将终究会死去,届时人世间仅存的艺术或许就是钞票的设计和审美。
『肆』 西城区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娄冬梅被判刑了吗
正在等候判决 我过司法遇见大问题 需要时间
『伍』 看过《旧唐书.魏征列传》的启发'
“读史使人明智”,这是17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的一句名言,就是说要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把理解历史当作把握人生的一把钥匙。工作之余,翻读史书,既是我闲暇时的一种放松方式,也是一条增加自身知识、开阔视野的通道,更重要的是在对历史人物和事件作出客观评价的基础上可以从中发现成功与失败之因。
来户县工作后,下班读报看书已是我的一种生活习惯。虎年仲春午后,随手翻起书架上一本五代后晋时刘昫、张昭远等撰写的《旧唐书》,该书是一部记载唐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记载了唐朝自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哀帝天佑四年(907)共二百九十年的历史,为五代后晋时的官修史书。在该书卷七十一《魏征列传》中,有一段记载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的评价,原文是“(太宗)尝临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
该段文字在我求学期间曾多次读过,但是工作31年后再次重读,不仅使我陷入沉思,感慨颇多。
关于“镜子学说”早在我国战国时期就由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提出。其在《墨子.非攻中》说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而之容;镜于人,则知凶与吉。” 但是对“镜子学说”作出最有效实践的却是1300多年前中国唐朝时期的名君唐太宗李世民。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手下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名叫魏征,该人原为唐初帝位之争时李世民对立集团的东宫洗马。“玄武门事变”以后,李世民没有对魏征等人进行屠杀,并在以后予以重任。入朝议事之后,魏征一如既往,耿介直言秉性不改,只要是于国有害的,他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置身家性命于不顾,在皇帝面前屡屡“犯颜”直谏,为唐王朝的政治清明、兴旺繁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因此,也有了魏征死后,唐太宗李世民“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的哀叹。
在法院工作31年来,法院系统出现的知名人物有解放初的马锡五和当代的宋鱼水、李增亮……,也有因腐败而“知名”的法官,如: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执行庭原法官朱拥军、湖北省高院执行庭法官贾耀作、四川省高院执行局原局长罗书平、湖南省湘潭市中院原院长罗凯元、北京市西城区法院原院长郭生贵,还有建国以来查处的最高级别法官、最高法院原副院长黄松有……。每想起发生在这一系列知名人物身上的事情,脑海中就会出现唐太宗李世民说过的:“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话,从个人来说,可以查己之过,以正自身,从法院队伍整体来说,则有利于促进法院队伍的公正廉洁。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论语·里仁》又言:“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这些生活哲理读起来简单,但是能够做起来可能不到十之一二。读完该段文字后,在感慨的同时,又感到此话给人教益,启人思考,也对法院队伍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以先进人物为镜,分析他们成功之处和之所以成为先进的原因,与自身相比较,取其精华,为己所用;以反面人物为镜,正视他们所犯错误,探究错误心路历程,增强自身防范意识,做到防微杜渐。
以人为镜,不是无知的攀比,也不是盲目的崇拜,更不是以错误为榜样;以人为镜,是为了寻找自身差距,不是为了得到满足;以人为镜,不是为了照出华丽的外表,而是为了照出更加精彩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