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法官

『壹』 <<东京审判>>中梅博士坚持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有什么意义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王敖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坐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梅汝王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他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大家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倾听良久的梅汝王敖终于开口：“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这一军“将”得厉害。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座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王敖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可国力较弱，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王敖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根本不愿接受，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梅汝王敖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王敖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王敖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王敖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审判“彩排”前的冲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座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坐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王敖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王敖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
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婉转地对梅汝王敖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王敖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王敖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王敖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梅汝王敖有些激动：“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卫勃听了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王敖态度坚决，于是他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
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会再讨论。”
梅汝王敖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座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
梅汝王敖当即答道：“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坐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王敖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焦躁地对梅汝王敖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小胡子法官”令世人刮目相看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王敖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王敖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王敖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坐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王敖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王敖另眼相待。
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座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王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王敖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审判期间，梅汝王敖法官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王敖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摘自《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梅朝荣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贰』 中美两国警方耗时十年跨洋联合破案是怎么回事

5 月4 日上午9点，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随着审判长“带被告人李波到庭” 的一声令下，11年前在美国杀妻逃回中国的被告人李波在两名法警的押解下接受法院审判。而太平洋的另一端——美国洛杉矶司法部门对此案高度关注，专门派出该案的主办检察官、洛杉矶郡检察长办公室特别助理利萨· 库恩（Lisa S.Coen）和洛杉矶郡高等法院法官肖恩· 库恩（Sean D.Coen）赶到中国参加庭审旁听。而未能亲手抓到李波、因此案而延迟退休的警官Brian 获悉此消息，难掩激动，他兴奋地说：“ 这是我退休前收到的最好礼物！” 这起绵延11 年命案的侦查终结，也因此被业内人士誉为“中美刑事司法协作的典范”。

美国警方将作为重要证据的垃圾桶移交给中国警方。

完善证据成就铁案

案件至此，尚未终结。依据我国法律，虽然犯罪嫌疑人已到案，但是作案现场和知情人均在美国，仍需赴美开展调查取证。2016 年1 月17 日，经中方驻美警务联络官和美国警方、检方协商，为中方专案组开辟办案的绿色通道。

惠蒂尔公园湖边，在美国警员的陪同下，工作组复勘了凶案第一现场、抛尸地点及抛尸路线；经数日查找，警方又找到了其他重要证据。之后，工作组又开展3 次侦查实验，查明了李波客观上具备杀人抛尸的时间和运送尸体的工具等作案条件，全面映证了李波口供中交代的一些作案细节，起到了查明案情、补强证据和排除合理怀疑的作用。

洛杉矶县田普市（音）警局，在美国警方的主持下，多名关键证人来到现场，逐人制作笔录，核实相关证据材料，完善全案证据锁链。为适应中国法律的有关规定，美方组织参加办案的Brian、Amy 等警员逐项签字确认所有的移交证据，提供了法医、毒化、DNA 鉴定机构和人员的30 多份资质证书，完成了中方对于证据转化采信的要求，为此后案件诉讼奠定扎实基础。

9天的赴美取证很快结束，此行中方工作组不仅收获了丰富的证据材料。公安部刑侦局负责人表示，尽管与美国警察在组织领导、勤务指挥、法律体系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在打击跨国境犯罪特别是侦办杀人等严重暴力案件中，双方认识一致、协同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对中美双方进一步深化跨国警务合作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

5月4日，李波在江苏扬州受审，当天的庭审到11 时30 分结束，法院没有当庭宣判。

『叁』 郑成良的人物经历

1974年中学毕业后下乡插队，1976年在吉林油田当石油工人。1978－1985年在吉林大学法律系读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2001年于美国伊力诺大学进修公共管理硕士研究生课程，2002年获吉林大学刑法学博士学位。
1991年破格晋升副教授，1994年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95－1998年任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
1998－2001年任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分管经济审判、行政审判和法官教育培训。2001年调任国家法官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局级），二级高级法官，兼任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所长、最高人民法院政治部宣传教育部部长；2003年任国家法官学院院长；2004年9月任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院长；2005年1月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副书记兼法学院院长 ；2008年12月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兼人文学院院长。2012年12月起不再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职务。 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法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法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法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美法学交流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法学会副会长，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特邀咨询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特邀咨询员，上海仲裁委员会委员，上海市律师协会专家顾问。吉林大学、清华大学兼职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肆』 中美双方关于知识产权的官司。胜诉败诉的均可。

中国企业突破专利壁垒 打赢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

中国通领科技集团董事长陈伍专胜不久前属拿到了美国法院下达的中美知识产权官司胜诉的判决书，虽然这是中国企业首次在中美知识产权领域拿到胜诉判决书，陈伍胜却显得出奇的平静。
７月１１日，也就是陈伍胜拿到胜诉判决书的第二天，他受国家知识产权局的邀请，出席了国家知识产权局召开的知识产权专题学习会，并作了报告。他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官员们详细介绍了通领科技集团知识产权工作开展情况，以及相关涉外知识产权诉讼过程。而此次知识产权专题学习会也是国家知识产权局首次邀企业家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做知识产权方面的讲解。
打赢中美知识产权第一案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不抗争，就意味着行业的技术制高点和知识产权永远受制于人，我们只能给人家做低端产业。"陈伍胜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谈到三年前开始的那场中美知识产权纷争，陈伍胜仿佛又回到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２００４年，由通领科技集团生产的ＧＦＣＩ

『伍』 沈崇事件的案件审理

证人：有人在第一时间发现却未及时营救
1947年1月17日，美军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军事法庭在北平开始审理沈崇案的伍长皮尔逊。在审判即将开始前夕和在审判中，“北平抗暴联盟” （the Beiping Anti-Brutality Alliance）极度活跃，发布声明，谴责皮尔逊将由美国军事法庭而不是由一个中美联合法庭审判。而关于这起案件的过程，也是疑点重重，前后经过多次审理。
在审判中，沈崇上了法庭并作为证人作证。旁听者限于沈崇的父亲、她的法律顾问们、胡适、一群国民党官员以及新闻记者们。皮尔逊面对五项指控：1、强奸；2、胁迫强奸；3、奸非(未婚男女发生性行为)；4、破坏军纪；5、妨害风化。
刚开始，皮尔逊只承认合奸，否认了其他指控。被告对1、2、4、5项罪名都不承认，只承认第3项罪名。后来法庭传讯了几位证人，其中一位叫孟昭杰的汽车修理工为此案的第一目击证人。
27名中美证人在由7人组成的美国军事法官团面前作了证。那位中国军队技工和警察作证说，他们听过沈崇哭叫，并看到被告压在沈的身上，但最初未能援救她，因为受到了那两个陆战队员的威胁。
他说，在1946年12月24日晚上8点半，他在东长安街平安电影院门口买香烟，目睹两个美国士兵架着一个女人去了平安电影院对面的树林中，此女有哭声，所以他就约同事赵玉华、赵泽田、马文彬、强志新等五人一起前往。两个美兵架着此女到了南大地草场，他们五人有两人有手电，在距离美兵两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美兵和该女子在南大地墙根下，另一个美兵则站在距离他们两尺的地方。于是他们返回平安电影院报告正在这里检票的两个稽查人员，七个人一起到了南大地草场，但到了那里被美兵驱逐，于是他们又返回报告巡逻警察，一起到有该女哭声处调查。
接下来，法庭先后传唤了所有曾到现场的这些证人。其中和孟昭杰一同去的四人供词都差不多，并且强志新指出，有个美兵曾夺一名稽查员的手枪。而赵泽田则称在后来返回时看到一只带血和沙土的手套，并听到女的哭声，但未听到他们的说话声。而一位稽查员承认有个美兵抢夺了他的三八式手枪，另一位稽查员则因为语言不通，并被美兵驱逐，就未敢靠近。
而最后来的其中一个警察称，当他们到达时，听到女人哭声，并看到一美兵和一女躺在地上，他喝令美兵起来，美兵用粗暴言辞回答了他，并且和他打了起来，后来美兵想逃跑，被他们几个人抓住，而美兵曾想抢抱该女，但该女躲在了他身后，衣服凌乱，精神似乎受到刺激，并称自己被强奸。而此时已经晚上11点半左右，距离沈崇被架走已经有3个多小时。
在所谓（alleged）强奸发生的那晚找到那群人的美国宪兵也作证说，皮尔逊“喝醉了”。在所谓强奸发生后不久检查了沈的中美医生作证说，他们的检查发现了她的私处有若干轻伤，表明她过去没有多少、或可能从未有过性经验，但那些轻伤和割伤也可能是合奸引起的。
当事人：沈崇，女，北京大学先修班学生。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林则徐之外玄孙女，为世家之女、名门大家闺秀。

1947年1月18日，被害人沈崇出庭作证，讲述了自己的被害经过。据她描述，她一个人在北京求学，住在姐夫家。1946年12月24日晚，她本想去平安影院看电影，但走到对面树林旁时，突然被两个美兵架走，她想喊救命，却被一个美兵掩住了嘴巴，两个美兵把她架到南大地墙根强奸，这时发现了手电光，强奸后，美兵又把她拉向东，仍在南墙根下，又发现手电光，所以此次强奸未遂。后来她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她曾脱身逃出，但又被抓住，并滑入沟中，后又被拉到东大地空房内被强奸，此时她已经没有力气哭喊，脖子也被掐住，后又在东空地被强奸。这时忽然有人以枪喝令美兵起来，三人似乎有争斗，这时人也越来越多……法医给沈崇做检查，发现她腿上及下身都有伤痕。 被告辩护：
到1947年1月21日，双方展开辩护，被告辩护指出：在事发当晚，事发地点周围行人多在百人以上，都未听到沈的叫喊，又有中国兵士七人往观，都没听到沈呼喊。前后三小时之久之性行为，而臀部等处都没有伤痕，可见未有挣扎。
皮尔逊的辩护律师约翰·马斯特斯不能证明沈崇是个妓女，但他长时间地使劲争辩说，沈同意和皮尔逊发生性行为。马斯特斯声称，所谓强奸发生的地方交通通常很繁忙。如果沈大声呼救，就会有更多的人更早地前来援救她。
马斯特斯还说，如果沈像被强奸时那样挣扎，其私处就会受到更多瘀伤和伤害，缺乏激烈的体力抵抗提示那是合奸。关于沈崇在警察局提出强奸指控一事，马斯特斯声称，沈崇这么做只是因为她在合奸中被捉到了，因此觉得说那是强奸更有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皮尔逊的律师很可能没有看过《大清律》中强奸罪的严格条文（其中的僵硬的证据要求给受害人施加了沉重的证明犯罪的负担），他的辩护却是按照类似的路线走的。根据《大清律》的强奸条，为了确立强奸犯罪，受害人必须提供证据，以证明她在那折磨中自始至终都在反抗，“此类证据须包括：甲、目击犯罪或听到受害人呼救的证人。乙、身有瘀伤或伤口。丙、撕破的衣服。”如果那女子在性攻击的过程中停止反抗，则该案须断为“非法合奸”。换言之，如某个学者所言，如果不是受害人的死亡，起码必须是严重受伤，才能让判案官员认定强奸指控的真实性。在沈崇案中，她实际上已经满足了中国传统的强奸罪的三条标准，但马斯特斯还要争辩说，为了强奸案得以确立，她应该受更多的瘀伤和叫喊得更响亮。
原告辩护：而被害人称被扼住颈部，但颈部也没有伤痕。而膝盖小腿上的伤痕，是在当天11小时后才发现，也不能算是理由。所以可能是沈同意与被告发生性行为的。而当天她并没有向值勤美国宪兵控诉被强奸，可能是她的姐夫计划好后才控诉的。
检察官：
检察官驳斥沈未喊叫，但中国兵作证称听到三次。扼住颈部不一定就有伤痕，所以不能认为同意性行为。而当日没有控诉强奸，原因不确，可能是语言不通……
检察官保尔·斐茨格若尔德中校指出了两个陆战队员的强大的躯体（皮尔逊身高六英尺，手“又大又有力”）给一位只重125磅的18岁女大学生带来的震慑效应。他进一步争辩说，法律并不要求一个女孩去作超过“她的年龄，力气，周围的事实以及环境允许她做的事，来表示她的反对”。他最后说，很难解释一位出身于良好家庭、受过出色教育的年轻姑娘(注：沈崇出身福建名门，清代名臣沈葆桢之曾孙女，林则徐之外玄孙女，为世家之女、名门大家闺秀)，为何会愿意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在一个空旷的操场上，与一个她刚刚偶然运到的醉汉度过三小时。唯一的解释就是她因为别无选择不得不呆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