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在法官前的申辩色诺芬
A. 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真实还是柏拉图笔下的
（古希腊）柏拉图.
公元前399年，一个叫莫勒图斯的年轻人在雅典状告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他不信城邦诸神，引进新的精灵之事，败坏青年。于是，苏格拉底被传讯，在500人组成的陪审团面前作了著名的申辩。
B. 苏格拉底是究竟犯了什么罪使他被处死
苏格拉底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题目。对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少；对另有许多人，可以肯定说我们知道得很多；但是对于苏格拉底，就无从肯定我们知道得究竟是很少还是很多了。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出身于雅典中产之家的公民，在辩论之中度过了一生，并向青年们教授哲学，但不是象智者那样为了钱。他确实是受过审判，被判死刑，并于公元前399年就刑，年约七十岁。他无疑地是雅典的一个著名人物，因为亚里斯多芬尼在《云》的剧本里描写过他。但是除此而外，我们便完全纠缠于众说纷纭之中了。他的两位弟子色诺芬和柏拉图，都给他写过卷帙浩繁的记述；但两人所叙述的却大为不同。而且即令两人的说法一致时，伯奈特已经提示过，那也是色诺芬抄袭柏拉图的。对两人的说法不一致处，有人是相信色诺芬，也有人相信柏拉图；还有人是两种说法都不相信。在这样一场危险的争论里，我并不冒险来拥护某一方，但我将简明地提出各种不同的观点。
我们先谈色诺芬；色诺芬是个军人，头脑不大开明，他的观点大体上是因袭保守的。色诺芬感到痛苦的是，苏格拉底竟然被控为不虔敬和败坏青年；和这些人相反，他竭力主张苏格拉底是非常虔敬的，而且对于受过他影响的人起了十分有益的作用。他的思想看来决不是颠复性的，反而是颇为沉闷而平凡。这种辩护未免太过火了，因为它并没有说明人们为什么仇视苏格拉底。伯奈特说：（《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149页）“色诺芬给苏格拉底做的辩护真是太成功了。假如苏格拉底真是那样，他是决不会被处死刑的。”
曾有一种倾向，认为色诺芬所说的一切都一定是真实可信的，因为他缺少可以想象任何不真实的事物的那种聪明。这是很靠不住的一种论证方法。一个蠢人复述一个聪明人所说的话时，总是不会精确的，因为他会无意中把他听到的话翻译成他所能理解的语言。我就宁愿意让一个是我自己的死敌的哲学家来复述我的话，而不愿意让一个不懂哲学的好朋友来复述我的话。因此，色诺芬说的话若是在哲学上包含有任何困难之点，或者若是其目的只在于证明苏格拉底的受刑是不公正的这一论点，我们便不能接受色诺芬的话了。
然而，色诺芬的某些回忆却是非常令人信服的。他叙说过（柏拉图也叙说过）苏格拉底是怎样不断地在研究使有才能的人能够当权的问题。苏格拉底会问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想修鞋，我要去找谁呢？”对这个问题，一些坦率的青年就回答说：“去找鞋匠啊，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又会提到木匠、铜匠等等，于是最后便问到这样的问题： “谁应该来修理国家这只船呢？”当他与三十僭主发生冲突的时候，三十僭主的领袖，那个曾向他求过学并熟知他的方法的克利提斯，便禁止他继续教导青年们，而且还对他说：“不用再讲你那套鞋匠、木匠和铜匠了。由于你反复不休地提他们，现在他们已经被你讲烂了”（色诺芬《回忆录》，卷1，第2章）。这件事发生于伯罗奔尼苏战争结束之后，斯巴达人建立了短期的寡头政府的时候。但是雅典在大部分的时期都是民主制，民主到连将军也要经过选举或抽签的地步。苏格拉底就遇到过一个青年想作将军，苏格拉底劝他最好学一些战争的技术。这个青年于是就出去学了些简单的战术学课程。他回来以后，苏格拉底带讽刺地夸赞了他几句，就又打发他去继续学习（同书，卷3，第1章）。苏格拉底又送另一个青年去学习理财之道。他对许多人，包括国防部长在内，都采取这种办法；但是人们终于认定用鸩死他的办法来使他沉默，要比弥补他所指责的种种罪恶还要更容易些。
至于柏拉图有关苏格拉底的叙述，则贫困难就与色诺芬的情形全然不同了；那就是，我们很难判断柏拉图究竟有意想描绘历史上的苏格拉底到什么程度，而他想把他的对话录中的那个叫苏格拉底的人仅仅当作他自己意见的传声筒又到什么程度。柏拉图除了是哲学家而外，还是一个具有伟大天才与魅力而又富于想象的作家。没有一个人会设想，就连柏拉图本人也并不认真地认为，他的《对话录》里的那些谈话是真象他所记录的那样子进行的。但无论如何，在早期的对话里，谈话是十分自然的，而且人物也是十分令人信服的。正是由于作为小说家的柏拉图的优异性，才使人要怀疑作为历史学家的柏拉图。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始终一贯而又极其有趣的人物，是一个远非大多数人所能创作出来的人物；但是我以为柏拉图却是能.够.创作出他来的。至于他究竟是否创作了苏格拉底，那当然是另外一个问题。
通常认为具有历史真实性的一片对话便是《申辩篇》。这一片据说是苏格拉底受审时为自己所做的辩护词——当然，并不是一片速记记录，而是若干年后柏拉图在记忆里所保存下来的东西，被他汇集起来并经过了文艺的加工。审判时柏拉图是在场的，并且似乎很显然，他所记录下来的东西就是他记得苏格拉底所说的那.种.东西，而且大体上他的意图也是要力求符合历史的。这片对话，尽管有着各种局限性，却足以给苏格拉底的性格刻划出一幅相当确切的形象。
苏格拉底受审的主要事实是无容置疑的。判决所根据的罪状是：“苏格拉底是一个作恶者，是一个怪异的人，他窥探天上地下的事物；把坏的说成是好的，并且以这一切去教导别人。”对他仇视的真正理由——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乃是人们认为他和贵族派有勾结；他的学生大部分都是属于贵族派的，而且其中当权的几个已经证明是极有危害性的。然而，由于大赦的缘故，这种理由便不能公开提出来了。法庭大多数都判决他有罪，这时按照雅典的法律，他可以要求某种较死刑为轻的处罚。法官们如果认为被告有罪的话，他们就必须在判决的定谳和被告方面所要求的惩罚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因此，若能提出一种法庭认为适宜而可以加以接受的相当重的处罚的话，那是会对苏格拉底有利的。然而他提出来的却是处以三十个米尼的罚金，这笔罚金，他的几个朋友（包括柏拉图在内）都愿意为他担保。这种处分是太轻了，以至于法庭大为恼怒，于是便以比判决他有罪时更大的多数判决他死刑。他无疑地是预见到了这种结局的。显然他也并不想以看来是承认自己有罪的让步，来避免死刑。检查官有安尼图斯，一个民主派的政治家；有美立都，一个悲剧诗人“年青而不著名，有着细长的头发，稀疏的胡须，和一个鹰钩鼻”；还有李康，一个没没无闻的修词家（见伯奈特《从泰勒斯到柏拉图》，第 180页）。他们坚持说，苏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
我们无须再在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对于真实的苏格拉底骗人的关系这个不可解决的问题上自寻烦恼，让我们来看柏拉图是怎样使苏格拉底答复这次控诉的吧。苏格拉底一开始就控诉他的检查官是逞辩，并且反驳别人指责他自己的逞辩。他说他所具有的唯一辩才，就是真理的辩才。而且如果他是以他所习惯的态度讲话，而不是以“一套雕词琢句的演说词”①来讲话，他们也不必对他发怒。他已经是七十开外的人了，而且从来不曾到法庭上来过；因此，他们必须原谅他的不合法庭方式的讲话。
他继续说，除了正式的起诉者而外，他还有一大堆非正式的起诉者，那些人从这些法官们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起，就到处“宣扬着有一个苏格拉底，他是个有智慧的人，他思考着天上并探究到地下的事，而且把坏的东西说成是好的。”他说，人们以为这样的人是不相信神的存在的。公共舆论提出的这种老一套的指责要比正式的判决更危险得多，尤其危险的是除了亚里斯多芬尼以外，他并不知道这些话是从什么人那里来的。①在答复这种老一套仇视他的种种根据时，他指出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科学家——“我与物理学的探讨毫无缘分”——而且他不是一个教师，他并不以教学挣钱。他接着嘲笑了智者们，不承认智者们具有他们所自诩的知识。然则，“我之所以被人称为有智慧并且背着这种恶名的理由是什么呢？”
事情是有一次有人向德尔斐神坛求问，有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德尔斐神坛答称再没有别人了。苏格拉底承认他自己是完全困惑住了，因为他自己一无所知，而神又不能撒谎。因此，他就到处访问以智慧出名的人，看看他是否能指证神是犯了错误。首先他去请教一位政治家，这位政治家“被许多人认为是有智慧的，可是他却自认为还更有智慧。”苏格拉底很快就发见这个人是没有智慧的，并且和蔼地而坚定地向他说明了这一点；“然而结果是他恨上了我”。随后苏格拉底又去请教诗人，请他们讲解他们作其中的各个篇章，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这样做。“于是我便知道诗人写诗并不是凭智慧，而是凭一种天才与灵感”。于是他就去请教工匠，但是发见他们也一样地使人失望。他说，他在这段过程中结下了许多死敌。最后他结论说：“只有神才是有智慧的；他的答复是要指明人的智慧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或者全无价值的；神并不是在说苏格拉底，他仅仅是用我的名字作为说明，象是在说：人们啊！惟有像苏格拉底那样知道自己的智慧实际上是毫无价值的人，才是最有智慧的人”。这种对于自命为有智慧的人所进行的揭发工作耗尽了他的全部时间，使他沦于极端的贫困，但是他觉得为神谕而作见证乃是一桩责任。
他说，富有阶级的青年无事可做，都高兴听他揭露别人，并且进而也照这样做；这就增加了他的敌人的数目。“因为他们不喜欢承认他们所自诩的知识被人揭穿。”这些就是第一类起诉者的情形。
苏格拉底于是就进而诘问他“那位自称是好人和真正爱国者”的检查官美立都。苏格拉底问道，谁是改.善.青年的人。美立都最初提出是法官；然后，在逐步紧逼之下，就不得不说除了苏格拉底而外，每一个雅典人都是改善青年的人；于是苏格拉底便祝贺雅典城的好运道。其次，他又指出跟好人要比跟坏人更好相处；因此，他决不会如此之愚蠢，以至于有.意.要败坏他的同胞；但如果他是无意地，那末美立都就应该教导他，而不应该控诉他。
起诉书说苏格拉底不仅否认国家的神，而且还宣扬他自己的那些神；然而美立都却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彻底的无神论者，并且说：“他说太阳是石而月亮是土”。苏格拉底答道，美立都大概以为自己是在控诉阿那克萨哥拉了吧，阿那克萨哥拉的见解是花上一个德拉克玛就可以在剧场里听得到的（指幼利披底的戏剧）。苏格拉底当然指出了彻底无神论这种新的控诉是与起诉书相矛盾的，然后他就谈到比较一般的论点上来。
《申辩篇》其余部分的调子主要地是宗教的。他当过兵，并曾遵照命令坚持他的职守。现在“神命令我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和探讨别人的使命”，而现在要放其他的职守，那就会象在战斗中放弃职守是一样地可耻了。怕死并不就是智慧，因为没有一个人知道死会不会是更好的事。如果以不再继续他已往所做的那种思考为条件而允许他活命的话，他就要回答说：“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爱你们，但是我将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①而且只要我还有生命和力量，我就决不停止实践哲学与教导哲学，并劝勉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因为我知道这是神的命令；而且我相信，在这个国家里从没有出现过比我对神的服役更好的事了”。他继续说道：
我还有些话要说，对这些话你们会要喊叫起来的；但是我相信，听我说话是会对你们有好处的，因此我请求你们不要喊叫起来。我愿你们知道，如果你们杀了象我这样一个人，你们就损害了你们自己更有甚于你们损害我。没有什么能损害我，不管是美立都还是安尼图斯——他们都不能够，因为一个坏人是不许损害一个比自己更好的人的。我不否认安尼图斯也许可以杀死我，或者流放我，或者剥夺我的公民权利；而且他可以想象，并且别人也可以想象，他加给了我很大的损害：但是我却不同意这种想法。因为象他这种行为的罪过——不正义地剥夺别人生命的这种罪过——乃是要更大得多的罪过。
他说，他之所以申辩乃是为了他的审判官而不是为了他自己。他是被神派遣到这个国家里来的一个牛虻，而且再找一个象他这样的人是不大容易的。“我敢说你们会感到恼怒的（就象一个突然从睡梦中被惊醒的人那样），并且你们以为你们可以象安尼图斯所建议的那样轻而易举地把我打死，然后你们便可以安稳地度过你们的余生，除非是神照顾你们，又给你们再派来另一个牛虻”。
他为什么只在私下谈论，而不对公共事务提出忠告呢？“你们在许多时候，在不同的地方，曾听我说过有一个神谕或者灵异降临于我，也就是美立都起诉书中所嘲笑的那个神。这个灵异是一种声音，最初它降临于我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孩子；它总是禁止我，但从来不曾命令我，去做任何我要做的事。阻止我去做一个政治家的也是它”。他继续说，在政治上没有一个诚实的人是能够长命的。他举出他自己无可避免地卷入公共事务中的两次例子：第一次是他反抗了民主制；第二次是反抗了三十僭主，这两次当权者的行动都是非法的。他指出，出席的人里面有很多是他从前的学生和学生的父兄们，而起诉书提不出这些人中有哪一个人能见证他败坏过青年（这一点差不多是一个辩护律师在《申辩篇》里所能认可的唯一论据）。他拒绝遵循惯例，把他哭哭啼啼的儿女带到法庭上来以软化法官们的心；他说这种景象会使得被告者和整个城邦都同样地显得可笑。他的工作乃是要说服法官，而不是请求他们开恩。
在宣判以及否决了那处以三十个米尼的另一种可能的惩罚而后（关于这另一种惩罚，苏格拉底曾提名柏拉图作为他的保人之一，并且柏拉图也出席了法庭），苏格拉底就做了最后的一次讲话。
而现在，你们这些给我定罪的人啊，我愿意向你们预言；因为我就要死去，而人临死的时候是赋有预言的能力的。因而我要向你们这些杀害我的凶手们预言；我死去之后，立刻就有比你们加之于我的更重得多的惩罚在等待你们。……如果你们以为你们用杀人的办法就能防止别人谴责你们的罪恶生活，那你们就错了；那是一种既不可能而又不荣誉的逃避办法，最容易最高贵的办法并不是不让别人说话，而是要改正你们自己。
然后他就转向那些投票赞成开释他的法官们，对他们说，在他那天所做的一切中，他的神谕始终没有反对他，虽然在别的场合他的神谕是常常中途打断他说话的。他说，这就是“一种预示，预示着我遭遇的事情是件好事，而我们之中认为死是一件坏事的人乃是错误的”。因为死要末就是一场没有梦的睡眠，——那显然很好，——要末就是灵魂移居到另一个世界里去。而且“如果一个人能和奥尔弗斯、和缪索斯、和赫西阿德、和荷马谈话，那他还有什么东西不愿意放弃的呢？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让我一死再死吧！”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和其他遭受不正义而死去的人们谈话，而尤其是他可以继续他对于知识的追求。“在另一个世界里，人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提出了问题，就把他处死的，绝对不会的。而且除了比我们更加幸福而外，他们还是永远不死的，如果关于那里的说法都是真的话。”……
“死别的时辰已经到了，我们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们去活。哪一个更好，唯有神才知道了。”
《申辩篇》给某一种类型的人描绘出了一幅明晰的图画：
一个非常自信的人，头脑高超而不介意于世俗的成败，相信自己是为一个神圣的声音所引导，并且深信清明的思想乃是正确生活的最重要的条件。除了最后这一点而外，他是很象一个基督教的殉道者或者一个清教徒的。从他最后那一段谈论死后事情的话里，使人不可能不感到他是坚决相信灵魂不朽的；而他口头上所表示的不确定，只不过是假定而已。他并不象基督徒那样，因为害怕永恒的受苦而烦恼：他并不怀疑，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将是一种幸福的生活。在《斐多篇》里，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还提出过信仰灵魂不朽的理由；究竟这些是否就是曾经影响了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理由，那就无从肯定了。
似乎没有任何疑问，历史上的苏格拉底的确是宣称自己被神谕或者命运之神（daim on）所引导的。那究竟是不是象基督徒所称之为良心的声音的那种东西，还是那对苏格拉底来说乃是一个真.正.的声音，我们就无从知道了。圣女贞德是受到声音的鼓舞的，那原是精神不健全的一种普通形态。苏格拉底可能患有癫痫性的昏迷病，至低限度这似乎是对于有一次在他服兵役时所发生过的那类事情的自然解释：
有一天早晨苏格拉底在想着一件他不能解决的事；他又不愿意放下这件事，所以他不断地从清早想到中午，——他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地在想着；到了中午人们就注意其他来了，来来往往的人传说着苏格拉底从天一亮就站在这里想事情。最后，晚饭以后天黑下来，有几个伊奥尼亚人出于好奇（我应该说明这件事的发生不是在冬天而是在夏天），就搬来他们铺盖，睡在露天里，为的是要守着苏格拉底，看他究竟会不会站一整夜。他就站在这里一直站到第二天早晨；天亮起来，他向太阳做了祈祷，才走开了。（《筵话篇》，220）
这种情形，在较轻的程度上，是苏格拉底常有的事。《筵话篇》一开头就说到，苏格拉底和亚里士托德姆一片去赴宴会，但是苏格拉底一阵出神就落在后头了。当亚里士托德姆到达的时候，主人阿迦敦就问道：“你把苏格拉底怎么了？”亚里士托德姆大吃一惊，发见苏格拉底原来并没有和他在一片；他们便派一个奴隶去找苏格拉底，才发见他站在邻家的廊柱下。这个奴隶回来说：“他呆呆地站在那里，我叫他的时候，他一动也不动”。那些知道苏格拉底的人就解释说：“他有这种习惯，随时随地会站下来，并且无缘无故地出神。”于是他们就不再问苏格拉底了，等到宴席已经过了一半苏格拉底才走进来。
任何人都同意苏格拉底是很丑的；他有一个扁鼻子和一个大肚子；他比“萨提尔滑稽戏里的一切丑汉（Silenus）都还丑”（色诺芬《筵话篇》）。他总是穿着褴褛的旧衣服，光着脚到处走。他的不顾寒暑、不顾饥渴使得人人都惊讶。阿尔西拜阿底斯在《筵话篇》里曾描叙苏格拉底服兵役的情形说：我们的供应被切断了，所以就不得不枵腹行军，这时候苏格拉底的坚持力真是了不起，——在战争其中常常会发生的这类情势之下，他不仅比我，而且比一切人都更卓绝：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相比。……他忍耐寒冷的毅力也是惊人的。曾有一次严霜，——因为那一带的冬天着实冷得可怕，——所有别的人不是躲在屋里，就是穿着多得可怕的衣服，紧紧把自己裹起来，把脚包上毛毡；这时只有苏格拉底赤着脚站在冰上，穿着平时的衣服，但他比别的穿了鞋的兵士走得更好；他们都对苏格拉底侧目而视，因为他仿佛是在鄙夷他们呢。
他对于肉体情欲的驾驭，是常常为人所强调的。他很少饮酒，但当他饮酒时，他能喝得过所有的人；从没有人看见他喝醉过。在爱情上，哪怕是在最强烈的诱惑之下，他也始终是“柏拉图式”的；假如柏拉图所说的话是真的。他是一个完美的奥尔弗斯式的圣者；在天上的灵魂与地上的肉体二者的对立之中，他做到了灵魂对于肉体的完全的驾驭。他在最终时刻对于死的淡漠，便是这种驾驭力的最后证明。但同时，他并不是一个正统的奥尔弗斯派；他所接受的仅只是基本的教义，而不是迷信与净化的仪式。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预示了斯多葛派和犬儒学派。斯多葛派主张最高的善乃是德行，一个人不能够被外部的原因剥夺掉德行；这种学说已经隐含在苏格拉底声称他的法官们不能损害他的那篇论辩之中了。犬儒学派鄙视世上的财货，这种鄙夷表现在他们逃避文明的舒适生活上；苏格拉底能够赤着脚衣衫褴褛地生活，也是出于同样的观点。
似乎可以肯定，苏格拉底的主要关怀是在伦理方面而不是在科学方面。我们已经看到他在《申辩篇》中说过，“我和物理学的探索是毫无缘分的”。柏拉图最早的一些对话是被公认为最近于苏格拉底的，这些对话主要地是从事于探讨伦理学名词的定义。《沙米底斯篇》是谈论节制和中庸的定义的；《李西斯篇》是谈论友谊的，《拉什斯篇》是谈论勇敢的。所有的这些对话里，都没有得出结论，但是苏格拉底明确表示了他认为探讨这些问题是重要的。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始终一贯地坚持说他自己一无所知，而且他之比别人聪明就只在于他知道自己是一无所知；但是他并不以为知识是不可得到的。正相反，他认为追求知识有着极大的重要意义。他坚持说，没有一个人是明知而又故意犯罪的，因此使一切人德行完美所必需的就只是知识。
德行与知识之间这种密切的联系，乃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两人的特色。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存在于一切的希腊思想之中，而与基督教的思想相对立。在基督教的伦理里，内心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并且至少是在无知的人和有学问的人之间同样地可以找得到的东西。希腊伦理学与基督教伦理学之间的这一区别，一直贯穿到今天。
辩证法，也就是说以问答求知识的方法，并不是苏格拉底发明的。辩证法似乎是由巴门尼德的弟子芝诺首先系统地加以使用的；在柏拉图对话录的《巴门尼德篇》里，芝诺以这种方法对付了苏格拉底，正如柏拉图在别处说苏格拉底以这种方法对付别人一样。但是我们有种种理由可以设想，苏格拉底使用了并且发展了这种方法。我们已经看到，在苏格拉底被判死刑时，他就快乐地怀想到，在另一个世界里他可以继续永远地提问题，而且不可能再被人处死，因为他将会是不死的。当然，如果他使用辩证法的方式真是象《申辩篇》中所描写的那样，那末别人对他的仇视就很容易解释了：全雅典的妻子们都会结合在一片来反对他的。
辩证的方法只适用于某些问题，而不适用于另一些问题。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决定柏拉图的研究的特点，因为他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处理的东西。而且通过柏拉图的影响，后来大多数的哲学家们都曾为他的这种方法造成的局限所束缚。
某些东西显然是不宜于用这种方式来处理的——例如，经验科学。的确伽利略曾用对话录宣扬过他的理论，但那仅仅是为了要克服人们的偏见，——他那些发现的正面理由不用极大的矫揉造作是不能插进到对话录里面来的。在柏拉图的著作里，苏格拉底总好象是只不过在引出被诘问者所已经具有的知识罢了；由于这种缘故，他就把他自己比做是一个助产士。但是当他在《斐多篇》和《美诺篇》中把这种方法运用于几何学问题的时候，他就必须问到一些为任何法官所不能允许的引导性的问题了。这种方法是与回忆说相谐合的，因为按照回忆说，我们的学习只是由于记忆起来了我们在前生所已经知道的东西。但与这种观点相反的，让我们考虑一下用显微镜所做出的任何一种发见吧；比如说细菌传播疾病，我们很难认为，这种知识是可以用问答的方法就能够从一个本来对此一无所知的人那儿推引出来的。
苏格拉底的处理方法所适用的，乃是那些我们对之已有足够的知识而可以达到正确结论的事物，但由于我们思想混乱或者缺乏分析的缘故而未能对于我们所知的东西加以最好的逻辑的使用。象“什么是正义”这样一个问题，显然是适于以柏拉图式的对话来加以讨论的。我们大家都在随便地使用“正义的”或“非正义的”这些字，只要考查一下我们使用这些字的方式，我们就可以归纳出来最能与习惯相符合的那种定义。这里所需要的，只是关于问题中的这些字应如何使用的知识。但是当我们的探讨得出了结论时，我们所做出的只不过是一桩语言学上的发见，而并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见。
然而，我们也很可以把这种方法很有益地应用于稍为广泛的一类情况中。只要所争论的是逻辑的事情而不是事实的事情，那末讨论就是发现真理的一种好方法。例如，假使有人说，民主制是好的，但凡是具有某种意见的人却应该不许投票；那末我们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不一贯的，并且可以向他证明，他的两种说法之中至少有一种必定或多或少是错误的。逻辑的错误，我以为，要比许多人所想象的具有更大的实际重要性；它能使犯这种错误的人轮流地在每一个题目上都采取为自己所惬意的见解。任何一套逻辑上一贯的学说都必定有着某些部分是令人痛苦的，并且与流行的成见是相反的。辩证的方法——或者，更广义地说，无拘无束地辩论的习惯——是有助于增进逻辑的一贯性的，因而在这方面便是有用的。但是当其目的是要发见新事实的时候，这种方法便完全行不通了。也许我们可以把“哲学”就定义为是用柏拉图的方法所可能追求到的全部探讨的总和。但是如果这一定义是妥当的话，那乃是由于柏拉图对于后世哲学家们有影响的缘故。
C. 是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的申辩真实还是柏拉图笔
苏格拉底死时是公元前399年。色诺芬写《回忆苏格拉底》大概在公元前395年，而柏拉图写《申辩篇》在公元前392年。（参见《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申辩 克力同》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3:145-146）。也就是说都是身后之作。因为这两部著作都不是当下立刻完成，而是靠个人回忆而成，所以都多少有些主观杜撰的成分。
D. 如何理解苏格拉底对待法律和义务的态度
难道就因为祖国和法律判处我死刑，我就可以竭力毁坏和颠覆国家和法律吗？逃监是藐视法律的行为，是践踏自己曾订立下的契约，是最下贱的奴才干的勾当。逃监毁伤的不仅是法律，而且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朋友和我的国家。--------苏格拉底遗言(1)
公元前399年的一个春日，古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70岁那年，他被古希腊雅典城的五百人陪审团法庭判处死刑，被指控的罪状是慢神和蛊惑青年，事实证明了这些全是原告的诬陷。在等待执行死刑的这一段时间内他还有机会逃生的。他的好友克力同和其他朋友筹划好了一切，万事俱备，只等其同意便可逃监。可是他拒绝了，由此便有了开篇的令人深深战栗的遗言。生活于现代的我们,已经无法亲历苏格拉底作最后申辩的场景,关于苏格拉底审判的始末的最早记载于其弟子柏拉图《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和《斐多》以及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等著作中，但通过生动的文字传神，一个有滔滔雄辩气势而又从容不惧的智者形象宛然就在眼前。苏格拉底的审判留给后人太多的疑惑和争论。有人说，苏格拉底死于民主的暴政。也有人从道德和伦理的高度来解析这一事件。作为法学系的学生，我试图从法律的视角来审视苏格拉底，解读苏格拉底精神及其内涵，来回答我心中一直以来的一个疑惑，这个疑惑就是：被得菲尔神庙的神谕上说苏氏是古希腊最有智慧的人，那为什么睿智如斯的他却甘愿死于一次对他不正当的审判？换句话说，是什么信念让他如此坦然面对非正义的审判？
一、超越时空，换位思考中解读苏格拉底
当现实的来分析导致苏格拉底死亡的动因是什么时，我们直观的答案也许会是那次不正义的审判，或者会是古雅典不正义的法律。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可以做个大胆的假设，如果苏格拉底不是生活在古希腊，而是处于司法昌明的今天，接受我们这个时代的审判，情况会怎样呢？用现代的法律理念和法规来审视，其是不应该被处以极刑的，而且很有可能会是无罪的，具体来分析。首先，苏格拉底被指控的罪名有二：一为慢神，二是蛊惑青年。前者属于宗教信仰的领域，个人信仰何种宗教以及如何信仰，是各国法律普遍赋予公民的权利。很显然，这项罪名在今天是绝对不能成立的。而后者属于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范畴，综观当今世界各国法律规定，除非苏格拉底有用犯罪思想来唆使引导青年的主观故意，否则也应当是无罪的。其次，作为现代专业的法官，他首先会依据法律来判断他是否有不当行为，此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而且他必须要考虑苏格拉底的申辩，在判决中予以一定的体现。再次，即使做了有罪的判决，根据现代刑法通行的罪刑责相适应的原则，苏氏也罪不致死。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法律显得残暴苛刻而不近人情。
在上述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另一个问题也就出现了，那是否能说接受不正义的审判是苏格拉底的愚蠢和顽固呢？或者其的死亡便是法律的罪恶？这事实上也就是关于“恶法”是否为“法”的问题了。如果说是，那法律的存在必然不依赖于道德而存在，而统治者或国家的强制力构成了法的价值核心；“恶法”如果非法，则法律的内涵必然以道德正义为核心。这是一个从苏格拉底开始的永恒论题，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讨论希特勒的法律是不是法律，规范性的法律性文件能不能在行政诉讼中被起诉。（2）要阐明这些问题，首先要在所谓的“良法”和“恶法”的定义上达成一致，霍布斯认为：“主权者应当注意制定良法，但什么是良法呢？…………良法就是为人民的利益所需而又清晰明确的法律。”（3）此观点有一定代表性，但过于强调良法的形式要件的要求，并不能涵盖良法的全部含义。正面给出一个良法的定义是比较困难的，运用反证思想，我认为所谓“恶法”，使指法律由于各种原因导致不正义的情况出现时的国家意志。此包括立法层面上的和执行层面上的不正义。“恶法”并不必然导致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效果，可能的结果是导致局部利益或正义遭遇不公平。苏格拉底以他超越时空的智慧，以自己的慷慨赴死向世人昭示了他的坚定信念：法为公益，恶法亦法！！我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对此做了解读：
一、如果恶法亦法，则承认国家意志为其第一存在要素，这是符合事实的。因为法之以为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习惯，是国家认同的利益分配依据。若抛开此不论，问题的实质就变成了法治与人治孰优孰劣的问题（这是苏格拉底精神的另一个方面，下文有论述）。苏格拉底深知法律对社会的重要性，他是这样回应他的好友克力同劝他逃跑的建议的，“如果法庭的判决不能产生效力，可以被私人随意废弃，那么国家还能存在吗？”（4），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相对于个人的得失而言，国家的长治久安才是人民最大的福音。
二、恶法亦法并不否认法追求永恒正义的本质，两者在在根源上并不矛盾，众所周知，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有其物质基础的，是受客观规律支配的。一定的社会对应着一定的生产关系，此也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法律关系作为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作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也概莫能外。据此可以推知作为法律追求的正义在一定的社会阶段上也是“物质的”、 “唯一的”；所以古所罗门王杀婴辨母的高超智慧与其带来的正义，在现代社会任何一个法官均能依据DNA检测技术作出判断。如不顾此点而盲目追求更高的、更虚幻的正义，则必然如水中捞月般荒谬。我们中国人对此应该最有体会了，建国以来一段时间内我们追求更高形式的生产力和社会存在形式的愿望是美好的，但藐视社会发展规律的代价也同样是惨重的。如上所述，特定的时代有特定的正义，也许此时代A国家最好的善法，到彼时代B国家就成了最差的恶法，对待这个问题应该用历史的，辩证的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待。明白了这一点，则这节提出的那个假设是不合理也不可能成立的。苏格拉底及其的审判只能属于古希腊的时代，留给后人的也只能是历史的教诲。
三、虽然如上所述，一定时代、国家的正义是“特定的”、“物质的”，但它毕竟又表现在人主观的追求上，是一个十分复杂的东西。经济学上有种现象叫“合成谬误”，指在微观领域成立的各个体的正确合理性，并不当然意味着由这些个体组成的宏观整体同样是合理和正确的，个体的有理性可能会导致全社会的无理性。对正义的认识也是如此的，“自古以来，不知有多少人流了宝贵的鲜血和痛苦的眼泪，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什么是正义这个问题，依然未获解”（5）更何况正义的标准复杂多样，更何况人之个体生活环境所带来的差别理解。基于此，承认恶法亦法也许是最理智的选择，因为公共利益是第一位的。
四、承认“恶法亦法”并不妨碍对所谓的恶法进行修整，使其适应正义的要求。我们可以根据客观情况，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修正其不正义的条款，法治进程就是在汲取这样的经验和教训前进的。所以在经历了苏格拉底的审判后，西方的陪审团制度由此萌发，司法和民主的深层张力开始被世人关注，权利制衡思想初见端倪。同时司法实体和程序的设计制定也日趋合理正义。任何一个国家的法治进程莫不如此，就我国而言，上世纪70年代末农民自发组织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符合社会正义的，但当时的法律并不允许这样做，党和国家通过认真调查研究，认识到了它存在的价值，故而转为承认并推行其发展，掀开了我国上世纪末大发展的序幕。此外前段时间，根据立法法的赋予人们的权利，关于孙志刚事件的违宪司法审查引起的修法运动在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下就取得了成功，这可以说是新世纪里一个良好的开端和有益的尝试。在修正的方式上我倾向于英国君主立宪式渐变的修法活动。这样作为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付出的代价相对较小。
如上所述，正义标准之所以复杂多样，关键是因为正义概念的历史性、阶级性和具体性。但是我们应该尊重一切国家权利机关制订公布的法律，正如罗尔斯所说的，“一个法律的不正义也不是不服从它的充足理由，当社会基本结构由现状判断是相对正义的，只要不正义的法律不超出此种界限，我们就要承认其具体的约束性。”（6）苏格拉底是超越时代的英雄，他是如此的大智大勇，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决不苟且偷生，即使死在法律的手中也不怨不尤。其死的重大意义是：也许法律会枉正错直，也许上帝会说恶法非法，但是在世俗之城里只有一个人们必须遵守的法律。这个法律也许要是千万个“苏格拉底”受冤枉，但只有在苏格拉底服从法律的基础上，雅典人民才能有法制的保障。他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法治和其所追求的价值目的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彻底实行，必然要使实质正义作出一定的妥协，不应对法律抱有不切实际的想法。
二、横跨中西，对比中演绎苏格拉底精神的内涵
当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层思考时，从比较法学角度，也许会有这样的疑问：中西方的法制文明是否有非常重要的深层次的共同价值基础和手段选择的共性？是否发自文明深处的人性和理念是相通的？与孟子差不多同时代的苏格拉底，分别是东西方文化大师，各自参与缔造了东西方的文明。有趣的是，也许是历史的巧合，让我们有机会聆听到他们之间的一次东西方法文化的默默对话。在几乎相同的境况下他们对法和法的价值做了截然不同的演绎和诠释。与前述的苏格拉底对法律的绝对尊崇相较，中国主流文化的代表孟子的态度和理念，却和此大相径庭，在《孟子尽心》中，孟子的弟子桃应问师父：“舜父杀人，舜当如何？”。孟子的回答会让宁死不逃得苏氏大吃一惊，他说：“舜视弃天下，犹弃弊履也。窃负而逃，遵海屏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尽人孝而轻法治，此即为国人对法的漠视。后来后周世宗柴守礼杀人，世宗不究，欧阳修以为孝（7）.从古代开始，中西方哲人便已经为中西方文明嵌入不同的密码。苏格拉底将正义放在人类社会最高的优先顺序上，与西方法律至上的概念完全一致，这种传统经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等先哲及后来者的传承，权利和自由、民主理念在西方勃兴，更孕育出了精妙的“三权分立”思想，促进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快速发展。对近代西方国家的繁荣和强盛，居功甚伟！而孟子似乎认为孝在法外，中华文明建立在“性本善”上发展起来的礼制模式，尊崇人治。虽然早在春秋时期，有过些许法治的思想。但法治文化始终不曾成为中国社会文化的主流，有些得法治观念如“设法度以齐民”， “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8）等也基本上是出于维护人治稳定的需要，并不作为主要治世的手段，其在内容上与西方的法制大相径庭。从以上简短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出中华法系的最大特征——从属性。法从属于人伦，这种传统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国人。
值得庆幸的是，在二十世纪最后的几十年里，法治受到越来越多的人重视，逐渐成为社会的主流。我国1999年3月15日由第九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依法治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从而从总体上确立了我国的法制体制。如何在当今中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社会，是摆在中国政府和亿万中国民众面前的历史性课题，这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问题。我个人认为，当今中国最缺乏的就是系统的法治思想，具体表现就是法律心理的匮乏。法律心理是人们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自发形成的一种对法律现象的直观的、表面的、不系统的认识，这种感性的认识是以满足人们某种利益的需要和对法的体验为前提的，它仅仅是对法的感觉和愿望。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对法律现象表面的直观的感性的认识和情绪。这是一个民族千百年来民族文化传统积淀的产物。将本民族文明进步过程中所创造的法律思想加以积累，使某种观念在人们心理中凝结。世代相传，形成该民族一种“超稳定状态”的法律心理。从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可以得知，我们中华法系有五大传统——人治主义传统、德治主义传统、泛刑主义传统、民本主义传统、无讼主义的传统。他们在中华历史中形成，并在今天的社会中仍能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精神力量。但这些传统的综合的结果是可悲的，它反映出我们这个民族并没有完善的法律文化。法律与民族的思想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联系是如此的紧密，诸如潜意识的，中国人有一种深层的“包青天情结”，相信司法正义只能诉诸于包青天式的典范人物，误以为神奇、权宜、不畏权贵和尚方宝剑等人治色彩浓郁的手段，是达成社会正义的不二法门。“包青天”类和时下一些所谓的“弘扬时代正气的反腐败类”意象以戏曲和荧幕形象等放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传统的不理性的人治文化产生了主动构建的作用。我们近代以来不断的变法，承受着法律移植的高昂代价。时至今日，中国社会的法治进程仍在痛苦的蜕变中进行。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国人应该认真学习一下苏格拉底对法律的绝对敬仰，对法治的绝对认同，维护法律尊严追求因法而设定的正义。我认为如果不能从文化思想上灌注法的灵魂，中国法治的前途将是渺茫。法治的概念，在权威的《牛津法律大辞典》中为“它意指所有的权威机构、立法、司法、行政及其它机构都要服从于某些原则，这些原则一般被看作表达了法律的各种特征。它含有对个人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和尊严的尊重。”（9）这一定义准确精辟得表达出了法治的内涵，以至于其后对法治这一概念的表述，大多是异曲同工或殊途同归，在此就不在赘述了。由以上定义可以推知法律最重要的含义 “就是法律在最高的终极的意义上具有规限和裁决人们行为的力量，法律既是公民行为的最终导向，也是司法活动的唯一准绳”（10）其内在要求必然要求摒弃人治，在论及法治和人治之前，有必要来审视法律和道德的关系及异同。从法律的产生于发展上来看，其是出于“防范立法者和司法者的人性弱点的作用”（11）创设的，从其产生之初，就具备了普遍、具体、确定、强制的特点，作为“刚质”的东西，缺乏人类作为理性动物所必备的感情要素。此为法治的核心要素。而道德恰与之相反，基于“人性本善” 、“教化能改”的理念，是相对一段时间内社会成员对行为标准达成的某种“默契”，是相对模糊、不确定、非强制性的、似乎是“柔性”的东西，更多的包含了人的主观感性的成分。此为人治崇尚的价值核心。苏格拉底认为：法治优于人治。正是他对雅典法治的无比崇敬才使他甘愿赴死。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承袭了他的思想，“惟有法律没有情绪，法治是免除一切情绪影响的理性生活”。（12）人类是有缺陷的生命存在形式，而且作为一个整体这种缺陷是无法根除的。因为人之存在必然依赖于一定的物质载体和精神载体，而这些资源从根本上都是有限的，对有限资源的追逐便意味着对抗与排斥。此外，有时人的缺陷反而是由于人的善性如追求正义，爱心等导致的嫉恶，偏私等。基于此，法律作为防范人性弱点的工具，可以避免人的私欲、偏私、权利滥用和腐化。相反地，由于道德的特点，在特定时代，人治完全脱离正义的道德需要，而成为个人私欲和人的恶性所操持为祸的工具，此在人类历史上已是屡见不鲜的事实了。
从国家的治理上分析，法治国家的政治统治模式应该是民主政体形式，而此是人治所极力反对的。民主政体形式特征为遵循法律预设程序，服从多数人的决策，容许少数意见。同时其权力是在相互制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能达到国家权力的合理分工和有效制约。所以最有利于制定出符合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的决策。诚然，就个案或者人类发展的某个特定历史时期，法治并不一定为最好的结果，人治也并不必然地导致最坏的结果，有时甚至会暂时出现“人治优于法治”情况。就如苏格拉底一样，倘若他的时代是人治的时代，而他又幸遇明君，他的审判和死亡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就整个人类社会的全部发展上来看，一般的、长期的、稳定的福祉却只有法律能够实现。韩非子在《难势》中的论述：废势背法而待尧舜，尧舜至乃治，是千世乱而一世治也；抱法处势而待桀纣，桀纣至乃乱，是千世乱而一世治也。（13）为经典！
当历史的车轮转过了千年，用“放之于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从实践论的角度，人类社会活生生的事实已经无数次的证明，法治优于人治。法治的相对客观性和确定性、强制性使复杂的社会形态中的秩序更易维护，也更容易实现相对实质正义。首先，法治国家对其社会的控制原则应该是服从法律治理，国家对社会进行管控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诸如执政党的政策，道德规范，领袖的个人权威，行政命令等。但法律的优势在于其理性，起为社会提供明确的，可事先预见的、普遍的、稳定的强制性规范，维护社会秩序更迅速有力，更偶稳定保障。“它以权利和义务双重，双向的利导机制指引和评价人们的行为，给人们以日益丰富和扩大的选择机会和自由行动。”（9）此外，它通过规范、原则、技术等因素，使法律不仅具有对其行为和社会的灵活的调节功能，还具有效率化的组织功能，这是现代化社会大生产和信息的高速传递的社会自觉而有计划地发展所不可或缺的。其次，法律区分故意、过失等情况予以行为人不同程度的否定，让其承担损害社会秩序的不利后果，具有公示性和确定性，相对公平。人的意志对此缺乏明确的尺度，某些时候会导致实质上的不正义。而法律则着重考察人之外在行为，从宏观动态上判断行为价值，可操作性强。至此，应该想见在文明社会中法治的重要性，任何人均应无条件的服从的法律的管辖，正如西塞罗的名言：“我们是法律的仆人”。（14）何一个理性人都不能漠视其存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受历史的惩罚。
三、从苏格拉底看今日之中国法治的出路
这些年来，我国虽大力进行法治建设，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大多均属于制度建设，我国公民的法律心理与法治建设的要求还相差甚远。在当今中国，法律文化心理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构成内容和表现形式，是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而引发的一个新的理论课题和实践问题。我们要大力培养民众对法律持有正确的价值观。包括人们对法律及法律现象所形成的态度、认识、信仰、评价等。要在全社会范围内树立起法律绝对的权威和民众对法律的忠诚。法律的忠诚它是指公民对所处社会法规的态度而言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公民坚定的守法信念。表现在公民不但应遵守自己认为是良好法规范的信念而且具有遵守自己认为不正义法规范的信念。二是公民应当积极表达对法规范的态度，当公民依据自己的正义感，判定某些法规范不正义时，能够积极运用适当的方式，促使这种法规范的改变，当社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需要法规范调整时，公民能够积极介入立法活动。上述两个方面实质上是相互联系的内容。只有具备了守法信念的公民，才能关心法规范的内容并在立法活动中通过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同时，只有想通过各种方式影响立法活动的公民，才是准备严格遵守法规范的公民。需要指出的是，公民对法律忠诚的前提是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否则，公民就可能既不具备守法信念，不会积极表达对法规范的态度，而是更关注于社会基本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们要准备好经历一次新的思想大解放，思想的解放，其实首先就是法律意识的觉醒：呼唤法律意识，需要权利观念的启蒙；一个社会，只有当其成员都有其对立的人格，平等的地位，明确的权利义务，稳定的财产。我们才能说，这个社会是文明、进步、开放、繁荣的社会。作为青年学生，我们应该以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为重，胸怀大志，立志奉献中国法治进程。现在我们的民族需要太多踏实的“苏格拉底”，只有全社会公众对法律威严的绝对尊崇，爱法守法。中国的法治才能如凤凰般涅磐重生。
E. 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死前说了一句什么话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克里托，我们像克来皮乌斯借过一只公鸡，切记要付钱给他，不要忘了！” 苏格拉底临死前这句话可谓妇孺皆知，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真实含意。因为克来皮乌斯并不是苏格拉底的朋友，也没有借过公鸡给苏格拉底，他是希腊神话中的医药之神。他叫朋友们去给克来皮乌斯奉献一只公鸡，显然是在说感谢他赐予了这杯毒酒。也许在苏格拉底看来，生命是一种病态，需要用死亡来医治？平时一直和朋友们高谈阔论人生的意义的苏格拉底终于在最后一刻流露出他生命中最深刻的悲剧意识，难道他在本质上仍是一个悲观主意者？这句话的意义，并不是像一般人联想的“谨记别人的恩惠”那样简单.
F. 苏格拉底在那场法庭辩护中到底说了什么
苏格拉底的自我辩护被弟子柏拉图记录了下来，就是著名的《申辩篇》
《申辩篇》译文如下：
先生们，我不知道我的原告对你们有什麼影响，但对我来说，我几乎要被他们弄得发昏了，因为他们的论点是多麼令人佩服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说的话几乎没有一个字是真的。在他们的连篇假话中有句话尤其使我感到惊讶，我指的是他们对你们说，你们一定要小心，别让我把你们给骗了，言下之意就是说我是一个嫺熟的演说家。我要对你们说，讲这种话而不脸红的人真是极端厚颜无耻，因为他们一定知道这种话很快就会遭到事实的驳斥，我显然并不具备当一名演说家所需要的最基本的技巧，当然啦，除非他们所说的嫺熟的演说家指的是讲真话的人。如果他们讲的是这种意思，那麼尽管我和他们不是同一类型，我仍会同意我是一名演说家。
我说了，我的原告几乎没讲一句真话，或者乾脆说，一句真话都没讲，而从我嘴里你们听到的将全部是真话，先生们，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不是因为我会像他们那样流利地使用语言和精心修饰词句。不，你们听到的话将是直截了当、脱口而出的，充满著正义的自信，我不想要你们中间有人会对我的话另作他想。先生们，要我这把年纪的人使用一名初出茅庐的演说家那样矫揉造作的语言几乎不可能是适宜的。不过，有件事我确实得求你们。如果你们听到我在申辩中用了我经常在城里的公共场所或别的地方使用的语言，请别感到奇怪，也不要打断我的话，你们有许多人在那些公共场所听过我说话。让我提醒你们，我活了70岁，这是第一次上法庭，所以我对这个地方的辞令完全陌生。如果我真的是来自另一个国家，用我自幼习得的方式和方言讲话，你们当然得原谅我，所以我现在向你们提出这个我认为并不过分的请求，讲话的方式有好有坏，但请别在意我的讲话方式，而要集中精力考虑我说的话是否谎言。这是法官的首要责任，正如抗辩人的首要责任是说真话。
担任法官的先生们，我的恰当步骤是，首先对付那批最早的控词及原告，他们对我进行了虚假的指控，然后再对付后来的指控。我之所以要这样区分是因为多年来你们已经听到有许多人对我进行指控，这些指控没有一句话是真的，但是我对这些人的害怕胜过害怕阿尼图斯及其同夥，尽管阿尼图斯等人也是相当可怕的。但是另外一些人要更加可怕。我指的是这样一些人，你们中间许多人自幼就受他们的影响，心中充塞他们对我的虚假指控。他们说，有个聪明人名叫苏格拉底，他既懂天文，又对地上的一切事物加以钻研，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变得能够击败较强的论证。
先生们，这些人是这些谎言的传播者，是我凶恶的原告，因为那些听到这些谎言的人，会假定研究这些事情的人一定是个无神论者。此外，这些原告人数很多，他们对我的控告已经有好多年了。更有甚者，当你们有些人还是儿童或青少年的时候，在你们这个最易受影响的年龄他们接近你们，他们确实在没有对手的情况下打赢了这场官司，因为根本无人替我辩护。最离奇的事情是我甚至不可能知道他们的名字，当然也无法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们，只知道他们中有个人是一名剧作家。由於妒忌和喜欢造谣中伤，这些人想要煽动你们来反对我，有些人只是在传播从别人那里听来的话，而所有这些都很难对付。要把他们带到这里来接受盘问是不可能的，我只好对著一个看不见的对手进行申辩，因为，没有人会进行回答。所以我请你们接受我的陈述，把批评我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我现在的原告，另一类是我提到的从前的原告，而你们当然会认为我将先针对从前的原告为自己辩护。你们毕竟很久以前就听到他们对我的辱骂，他们比我最近的原告要凶狠得多。
好吧，先生们，我必须开始申辩了。我必须试著在我可以说话的短暂时间里，消除多年来在你们心中留下的虚假印象。但愿最后我能够达到这样的结果，先生们，因为这样的结果对你们、对我都有益；但愿我的申辩是成功的，但我想这很难，我相当明白我的任务的性质。不过，还是让神的意愿来决定吧，依据法律我现在必须为自己辩护。
那麼，让我们开始，请你们考虑使我变得如此不得人心，并促使美勒托起诉我的指控到底是什麼。还有，我的批评者在攻击我的人品时说了些什麼？我必须把他们的誓词读讲一遍，也就是说，他们就好比是我法律上的原告：苏格拉底犯有爱管闲事之罪，他对地上天上的事物进行考察，还能使较弱的论证击败较强的论证，并唆使其他人学他的样。他们的讼词大体上就是这样。你们在阿里斯托芬的戏剧中已经看到，戏中的苏格拉底盘旋著前进，声称自己在空中行走，并且说出一大堆胡言乱语，而我对此一无所知。如果有人真的精通这样的知识，那麼我并不轻视它，我不想再受到美勒托对我提出的法律起诉，但是先生们，事实上我对这种知识毫无兴趣。更有甚者，我请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为我作证，听过我谈话的人很多，我呼吁所有曾经听到过我谈话的人在这一点上都可以向你们的邻居查询。你们之间可以说说看，是否有人曾经听过我谈论这样的问题，无论是长是短，然后你们就会明白事情真相，而其他关於我的传闻也是不可信的。
事实上，这些指控全是空话；如果你们听到有人说我想要收费授业，那麼这同样也不是真话。不过，我倒希望这是真的，因为我想，如果有人适宜教人，就像林地尼的高尔吉亚、开奥斯的普罗狄科、埃利斯的希庇亚一样，那倒是件好事。他们个个都能去任何城市，劝说那里的青年离开自己的同胞公民去依附他们，这些青年与同胞交际无须付任何费用，而向他们求学不仅要交学费，而且还要感恩不尽。
还有另一位来自帕罗斯的行家，我知道他在这里访问。我偶然碰到一个人，他在智者身上花的钱超过其他所有人的总和，我指的是希波尼库之子卡里亚。卡里亚有两个儿子，我对他说：「卡里亚，你瞧，如果你的两个儿子是小马驹或小牛犊，我们不难找到一位驯畜人，雇他来完善他们的天性，这位驯畜人不外乎是一位马夫或牧人。但由於他们是人，你打算请谁来做他们的老师？谁是完善人性和改善他们的社会地位的专家？我想你有儿子，所以你一定考虑过这个问题。有这样的人，还是没有？」
他说：「当然有。」
我说：「他是谁？从哪里来？他要收多少钱？」
他说：「苏格拉底，他是帕罗斯来的厄文努斯，收费五个明那。」
如果厄文努斯真是一位这种技艺的大师，传授这种技艺而收费又如此合理，那真是可喜可贺。如果我也有这种本事，那我肯定会为此感到自豪并夸耀自己，但是事实上，先生们，我不懂这种技艺。
也许你们有人会打断我的话，说：「苏格拉底，你在干嘛？你怎麼会被说成这个样子？无风不起浪。如果你老老实实，规规矩矩，那麼这些关於你的谣言绝不会产生，你的行为肯定有逾越常规之处。如果你不想要我们自己去猜测，那麼给我们一个解释。」
这在我看来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会试著向你们解释是什麼原因使我蒙上如此恶名。所以请你们注意听。你们中有些人也许会想我不是认真的，但我向你们保证，我要把全部事实真相告诉你们。
先生们，我得到这种名声无非就是因为有某种智慧。我指的是哪一种智慧？我想是人的智慧。在这种有限的意义上，我好像真是聪明的。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天才人物拥有的智慧可能不只是人的智慧。我不知道其他还有什麼解释。我肯定没有这种智慧的知识，任何人说我有这种知识都是在撒谎，是故意诽谤。现在，先生们，如果我好像是在口出狂言，请别打断我，因为我将要告诉你们的这些话并非我自己的看法。我将向你们提起一个无可怀疑的权威。这个权威就是德尔斐的神，他将为我的智慧作证。
G. 苏格拉底在申辩篇里讲述了什么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里，苏格拉底讲述了一个他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探寻智慧的故事：苏格拉底的一位朋友凯勒丰曾到德尔菲神庙去问神，有谁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传神谕的女祭司回答说没有。苏格拉底感到非常困惑，因为他认为自己并没有智慧，于是他就遍访了许多著名的政治家、诗人和工匠，试图发现他们比自己更有智慧。然而结果却是令人失望的，这些人不仅没有真正的智慧，还自作聪明，对自己的无知一无所知。苏格拉底因此明白了神为什么要说他是最有智慧的，因为只有他“自知其无知”。苏格拉底由此进一步推论，真正的智慧只有神才配享，而人充其量不过是爱智慧而已。“那个神谕的用意是说，人的智慧没有多少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看来他说的并不真是苏格拉底，他只是用我的名字当作例子，意思大约是说：‘人们哪!像苏格拉底那样的人，发现自己的智慧真正说来毫无价值，那就是你们中间最智慧的了。’”正是受了这条神谕的启发，苏格拉底毕其一生都在坚持不懈地以一种批判的态度探寻智慧，对那些自称有智慧的人(特别是智者)进行揭露，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当他被推到法庭上时，他依然不改初衷，公开表示：“时至今日，我仍然遵循神的意旨，到处察访我认为有智慧的人，无论他是本城公民还足外地人；每想到有人不聪明，我就试图通过指出他是不聪明的来帮助神的事业，这个事业使我无暇参与政治，也没有时间来管自己的私事。事实上，我对神的侍奉使我一贫如洗。”
与探索自然奥秘的爱奥尼亚哲学家们相反，苏格拉底认为人只应该关心自己身边的事情。因为自然界是神创造的，充满了神的特殊旨意和目的，是神的智慧的对象，是人无法认识的。如果人坚持要去认识自然，这乃是一种狂妄自大的僭越，其结果不仅不能认识自然，而且也不能认识自己。苏格拉底引用镌刻在德尔菲神庙门前的名言来号召人们：“人啊，要认识你自己。”在他看来，哲学应该研究正义、美德、勇敢、虔敬等与人生相关的问题，而不要把眼光盯在深邃玄奥的自然界。正因为如此，西塞罗才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回了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苏格拉底的“认识你自己”与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似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要人们将注意力从自然界转向自身。但是普罗泰戈拉把人理解为一个个孤立的特殊主体，因此“人是万物的尺度”就导致了相对主义；苏格拉底则把人看作是理性的思维主体，“认识你自己”正是要求人们去发现人的共同的和普遍的本质。智者派通过强调“人是万物的尺度”而抛弃了本质，苏格拉底则通过强调“认识你自己”而重建起本质，只不过这本质作为普遍的逻各斯(定义)，主要是指精神和道德世界中的事物。所以智者派教人说话只是为了卖钱，苏格拉底与人论辩时则有一种道德使命感，认为自己是神派到雅典来的一只大牛虻，为的是刺激雅典这只行动迟缓的笨牛快步前进。
H. 关于苏格拉底最后的申辩
公元前399 年，三个雅典公民，墨勒图斯、安尼图斯和吕孔对苏格拉底提出公诉，指控他危害社会。
指控他的第一条罪行是：信奉异端邪说。这无疑是为了煽动偏见（以“信奉异端邪说”为借口似乎比用“不敬”为借口更恰当，因为后者很难作为起诉的罪状）。这一罪名曾被成功地用来攻击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现在他们又把阿那克萨哥拉的一些观点强加于苏格拉底。这一罪名很难成立，因为苏格拉底一贯恪守宗教礼仪。但苏格拉底很可能指出过传统信仰中不协调的和无价值的因素，而且他所说的“神的声音”也可以当作一个危险的自由思想家的虔神的臆造。
指控他的第二条罪行、也是更严重的罪行是：苏格拉底“腐蚀青年人的心灵”。这一蹩脚的捏造有一定的政治背景。苏格拉底的圈子里包括或曾经包括一些右翼贵族，他们像克里提阿斯那样，即便死后仍遭人痛恨。曾显赫一时的阿尔西比阿得斯曾经是苏格拉底的关系最密切的学生之一，现在人们只记得他是一个危害国家的卖国贼。可能有人会认为，正是苏格拉底引导这些人走上了歧途，他还在引诱其他人。苏格拉底倾向于认为公众舆论是愚昧的，这又使他受到民主派的怀疑。苏格拉底的最有力的指控者安尼图斯就是民主派的一个重要成员。
这样，他们对苏格拉底的指控主要依靠宗教和政治上的反对势力的强有力的结合。他们也利用了自尊心受到伤害的人对苏格拉底的不满，并希望苏格拉底的不妥协的态度会引起陪审团反感，因为陪审员最喜欢听的是阿谀奉承和哀求乞怜。
法庭的审判程序如下：当事人必须不依靠辩护人的帮助陈述自己的理由。原告首先提出起诉，当被告向由五百零一位公民代表组成的陪审团进行答辫后，执行主席不作任何有倾向性的总结，立刻由得票多少进行判决。如果票数相等（这在代表有病或缺席的情况下可能发生），案件不作出判决；如果原告所获得的票数少于五分之一，他要受罚。如果判决有罪（就像这一案子），但没有固定的惩罚，原告可以建议一种处罚，被告可建议另一种处罚，然后由陪审团表决。
《申辩》由三部分演说组成：（1）苏格拉底的辩护；（2）苏格拉底对惩罚的反提议；（3）向法庭的最后讲演。
本文选自《苏格拉底的最后日子———柏拉图对话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3月版，余灵灵译。
尊敬的陪审员们，我无非是由于具有某种智慧而获得了智者的名声。我所指的是什么样的智慧呢？我想是人类的智慧。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确可以算作有智之人。或许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天才们有超人的智慧，但我实在无法说明。我对这种超人的智慧自然是一无所知，谁说我有这种智慧就是说谎，就是有意中伤。尊敬的陪审员们，即便是我的申辩显得放肆，也请不要打断我，因为我将要向你们讲述的并不是我自己的意见，而是引述一位无可指责的权威的话。我将请德尔菲①的神为我所具有的智慧作征。
你们当然都认识开瑞丰②。他与我是自幼之交，他是卓越的民主派成员，在前几年的“放逐和复辟”③中，他始终是和你们站在一起的。你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对于他所从事的每项工作是多么热心。我在前面说过，尊敬的陪审员们，请不要打断我。有一天，他去德尔菲向神请教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有人比我聪明。女祭司回答说，没有。开瑞丰已经死了，上述情况可以由他的兄弟来证实，此刻他就在法庭上。
请想一想我向你们说这些话的目的吧。我是想对你们解释清楚强加于我的坏名声是怎么来的。当我听了神谕后，我对自己说：“神的旨意是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讲明白呢？我只是充分意识到自己毫无智慧，那么他说我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又是什么意思呢？神按其本性来说是不会说谎的。”
在对神谕迷惑了一段时间以后，我终于强迫自己以下述方法去证实神谕的真理性。我去访问了一位具有极高智慧声誉的人，因为我想，只有在这里。我才有可能成功地对神谕作出反证，向神圣的权威指出：“你说我是最聪明的人，但这里有人比我更聪明。”
我全面地考察了这个人。我在这里不提他的名字，在我考察他时，他是我们城邦的政治家之一。经过交谈，我的印象是，虽然在很多人看来，特别是他自己认为，他很聪明，但事实上他并不聪明。当我试图向他指出他只是自认为聪明而并非真正聪明时，他和在场的其他很多人都表现出了对我的憎恨。离开他后我反复思量，“我确实比这个人聪明。很可朗我们谁都没有任何值得自夸的知识，但他对不知之物自认为有知，而我则非常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无知。无论如何，在这点上我比他聪明，起码我不以我所不知为知。”
此后，我去访问了一个在智慧方面声誉更高的人，我又得出了同样的印象，我也同样遭到他本人和其他很多人的憎恨。从那以后，我访问了一个人又一个人，我都感到悲哀和恐惧，因为我这样做不受欢迎。但我强迫自己把神圣的使命放在首位。既然我试图揭示神谕的含义，我决意遍访每一个有智慧声誉的人。尊敬的陪审员们！指犬为誓④ ，我必须对你们坦率地说，我的印象是：当我遵照神的命令调查时，我发现，智慧声誉最高的人几乎完全无知，智慧声誉低于他们的人却颇有实际知识。
我愿你们想象一下我为确证神谕的真理性而踏上的像朝圣一样的艰难路途。当我遍访了政治家后，我又去访问诗人、戏剧家、抒情诗人和其他各种人，相信在他们那里可以暴露我自己的无知。我在他们那里列举我所想到的他们的最好的作品，紧紧围绕他们写作的目的提问题，希望能借此机会扩充自己的知识。尊敬的陪审员们，我不愿把拿实真相告诉你们，可我又必须告诉你们事实的真相。毫不夸张地说，听了诗人们的回答，我感到，任何一个旁观者都能比诗的作者们更好地解释这些作品。这样，我很快就对诗人们也做出了评判，并不是聪明才智，而是本能和灵感，使他们创作出了诗歌。就像你们所见到的，先知和预言家传达神谕时，一点儿都不知道他们所说的话的含义。在我看来，显然诗人们在写诗时也是这样。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是诗人，所以就自以为无所不知，而实际上他们对其他学科完全无知。这样，我怀着在离开政治家们时同样的优越感放弃了对诗人们的拜访。
最后，我又去访问熟练的手艺人。我很清楚，我对技术一窍不通，因而我相信我能从他们身上得到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知识。对他们的访问的确没使我失望，他们懂得我所不懂的事，在这方面他们比我聪明。但是，尊敬的陪审员们，这些从事专门职业的人看来有着同诗人们同样的缺点，我是指他们自恃技术熟练，就声称他们完全通晓其他学科的知识，不管这些学科多么重要。我感到，他们的这一错误使他们的智慧黯然失色。于是，我使自己成为神谕的代言人，自问是保持我原来的样子，即既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智慧，也没有像他们那样的愚蠢好呢，还是像他们那样智慧和愚蠢同时具备的好？最后我自己回答：神谕说，我还是保持过去的样子好。
尊敬的陪审员们，我遵循神谕，对人们进行的调查的后果，引起了大量的对我的敌对情绪，一种既强烈又持久的敌对情绪，它导致了很多恶意的中伤，包括把我描述成一个到处炫耀自己智慧的人。由于在某个特定的问题上，我成功地难住了一个自认为聪明的人，旁观者们就断定我对这个问题无所不通。但尊敬的陪审员们，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真正的智慧只属于神。他借助上述神谕启迪我们，人类的智慧没什么价值，或者根本没有价值。在我看来，神并不是认为苏格拉底最聪明，而只是以我的名字为例告诫我们，“你们当中像苏格拉底那样最聪明的人，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
I. 关于苏格拉底 申辩篇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70岁，他被控以不信奉本邦的神灵并且蛊惑青年的罪名。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源于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思想家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尤其是触及了希腊的民主政体。当时的雅典民主政权经历过危机，伯罗奔尼撒战争雅典战败后亲斯巴达的贵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独裁统治，雅典民主政权才恢复不久。其中的独裁者还有苏格拉底的学生。再加上他平日里独特的批评方式也得罪了不少人，他的受审也就成为一种必然。
苏格拉底在雅典法庭上申辩，一开始就作出声明，他用世俗谈话不加修饰。他一向敌视修辞，不懂修辞，只知道事实真相，不用辞令掩盖自己的性格。他对当时盛行的演说术是非常反感的，他曾对当时最著名的演说家高尔吉亚斯说，演讲术只是“一种谈不上是艺术的行为，只不过是表现一种精明大胆的精神，天生有着同人巧妙打交道的倾向。”甚至用“马屁术”这样的字眼总结它的性质。（《高尔吉亚斯篇》）
关于苏格拉底的受审，可以参考三联书店出版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该书结合苏格拉底的思想生平对这次在西方历史上可以同耶稣受审相提并论的事件进行了详尽考察。
商务汉译名著有《游叙弗伦 苏格拉底的申辩 克里同》合译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