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调解的弊端

1. 民事纠纷的庭前调解有什么好处及后果

你说的是诉前调解还是立案后未开庭的？
无论前者后者，调解成功，法院只收取一半费用，照样可以出具法院调解书，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调解不成功嘛，如果是前者，那么转入立案程序；如果是后者，那么法院开庭判决

2. 民事纠纷法院如何调解

首先，如果当事人的起诉，符合条件。那么可以直接到法院进行起诉。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九条 规定，起诉必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二)有明确的被告；
(三)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
(四)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
第一百二十条规定， 起诉应当向人民法院递交起诉状，并按照被告人数提出副本。
书写起诉状确有困难的，可以口头起诉，由人民法院记入笔录，并告知对方当事人。
第一百二十一条规定， 起诉状应当记明下列事项：
(一)原告的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工作单位、住所、联系方式，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和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的姓名、职务、联系方式；
(二)被告的姓名、性别、工作单位、住所等信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名称、住所等信息；
(三)诉讼请求和所根据的事实与理由；
(四)证据和证据来源，证人姓名和住所。
其次，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规定， 人民法院应当保障当事人依照法律规定享有的起诉权利。对符合本法第一百一十九条的起诉，必须受理。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作出裁定书，不予受理；原告对裁定不服的，可以提起上诉。

3. 最近在写法学毕业论文...关于民事诉讼法调解的利弊及对策的 帮忙列下提纲！！急~答的好更多分

民诉在当前社会的作用
民俗的调解得不可或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引发我们对其关注。
民诉的好处
当下民诉的不足，诸多学者的见解及个人见解
针对不足，提出建议，补充。
展望

4.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利弊分析

在法学理论界，对于“一事不再理”原则存在广义说和狭义说两种观点：

一、广义说。广义说认为“诉讼法上为防止对于同一法律关系发生相抵触之裁判，且免虚耗劳费时间，或为维持判决之确定力起见，设有禁止更行起诉之规定，此在学说上谓之”一事不再理“之原则。析言之：当事人不得就已起诉之案件，于诉讼系属中，更行起诉，此因诉一经提出，即生诉讼系属之效力，该诉讼之原告或被告不得更以他造为被告，就同一诉讼标的，在同一法院或他法院，提起新诉或反诉；诉讼标的于确定之终局判决中经裁判者，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当事人不得就该法律关系更行起诉，此种效力称为判决之实质确定力或既判力。以上两种情形，自当事人言之，不得更行起诉，自法院言之，即不得受理，故称为”一事不再理“。

二、狭义说。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指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以及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起诉，也即对于同一行为，在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或者在法院作出产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后，不允许当事人再次启动新的诉讼程序。两种学说之间的根本区别主要表现为：狭义说认为“一事不再理”仅指判决的既判力，即判决确定后不得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而广义说则认为“一事不再理”涵括了判决的既判力和诉讼系属的效力两个层面。一方面，当事人在提起诉讼后，就不得以同一案件再行起诉；另一方面，当事人在法院的判决确定后，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次起诉，即禁止双重起诉也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内涵之一。我国长期以来秉持狭义说。[1]

概括上述两种观点，我们可以看出，“一事不再理”有两层涵义：第一是指诉讼系属效力，即一诉已经提起或正在诉讼中，该诉就不得再次提起，亦即禁止对同一诉讼案件重复起诉，包括向同一法院起诉和向其他法院起诉两种情形，从而制止当事人的好讼；第二是指既判力的消极效力。为了维持维护判决的尊严和稳定，避免当事人缠讼不休，规定当事人对法院作出的裁判不得再行起诉或重新审判，即既判力问题。[2]

笔者认为，无论是广义说还是狭义说，其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均站在既判力或诉讼系属的效力这两个层面，即从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或对法院正在审理的案件，当事人不得再行起诉—禁止当事人就“一事”重新启动诉讼程序（重复起诉）的角度考虑的。因此，如何确定“一事”的标准，进而区分一“诉”与他 “诉”，最后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成为民事诉讼中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只要符合该条规定的起诉条件，法院就应当立案受理。这一规定解决的是对当事人起诉的立案受理问题。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规定：对于符合一百零八条规定的起诉，应当立案受理。同时，该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对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案件，当事人又起诉的，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但人民法院准许撤诉的裁定除外。”有人认为，该款即体现了“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3]还有人认为，我国民事诉讼法并没有明确地确立“一事不再理”原则。[4]

笔者认为，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章“任务、适用范围和基本原则”的规定来看，并没有把“一事不再理”作为基本原则涵括其中。[5]因此，将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理解为就是“一事不再理”原则的规定的观点似乎欠妥。

同时，我们认为，该项规定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为：“但书”条款内容单一，没有例明其他不得重复起诉的情形。而且，如果原告以同一案件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标的再次提出请求主张，又恰恰符合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的起诉条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对此则“应当受理”。因此，上述法条第一款与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显然存在矛盾。其次，告知原告按“申诉”处理的用语也实为不妥。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审判监督程序”的规定，其中只有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再审”的概念，并没有“申诉”的提法，前后两个用语显然缺少规范。

此外，笔者认为， “一事不再理”原则的主要功能是禁止当事人一事再诉，同时避免法院一事再理。因此，如何正确把握一事的内涵和外延，直接关系能否保护当事人的诉权，进而涉及当事人在实体（法）上的权利是否可以获得司法救济等重大问题。[6]

事实上，在我国法学理论界，对于什么是“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还存在很大争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也就是说在法院已作出生效裁判后，同一当事人不能就同一案件再提起诉讼，这一般被称为两同的观点。

第二种观点则将两同概括为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当事人和同一诉讼请求。

第三种观点则是从三同的角度来考察所谓“一事”，认为“一事”应满足的条件是同一当事人、同一诉讼标的和同一诉讼请求。同时，也有学者认为，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就同一法律关系，而为同一诉讼请求。[7]

审判实践中有人认为，所谓“一事”是指同一当事人、同一事实和理由、同一诉讼请求。[8]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编著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一书中则解释为： “一事不再理”中的“一事”，是指前后两个诉讼必须为同一事件，才受“”一事不再理“”的限制。所谓同一事件，是指同一当事人，基于同一法律（同一事实）而提出的同一诉讼请求。同一当事人并不限于在前后两个诉讼中同处于原告或者被告的诉讼地位，原告不得另行起诉，被告同样不得另行起诉；同一法律关系，指产生当事人争议的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法律事实）；同一请求是指当事人要求法院作的判决内容相同。以上三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才能称之为同一事件，若三个条件有一个不同，就不是同一事件。

笔者认为，根据“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涵义，其核心内容就是禁止当事人重复起诉。即凡是属于当事人重复起诉的案件，法院就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不予“再理”。[9]否则不应适用。因此，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极其重要。下面进行具体分析：

1、适用主体

目前在我国，无论是法学理论界还是司法实务界，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于同一当事人，包括原告与被告双方已是共识。

此外，笔者认为，还应适用于支持起诉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规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法院起诉。”因此，如果在民事权益遭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已经起诉的情况下，即禁止上述机关、社会团体等再根据“支持起诉”原则向法院起诉。特殊情形下，还应包括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检察机关。

最后，还应适用于已经提起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并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的的当事人。[10]

2、适用客体

相对于“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而言，其适用对象也可以称为适用客体。与此相对应，“一事不再理”在其“不再理”的对象—即适用客体方面也就存在明显不同。鉴于学界或实务界对“一事不再理”的适用主体基本无争议，而对适用客体的争论较多，故笔者在这一部分进行重点讨论。

采用两同观点的学者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为同一案件。我们认为，以案件的同一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并不适当。而且同一案件的概念不仅过于笼统，也往往使法官难以把握。从哲学角度讲，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因此，如果加进时间因素来考虑的话，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不存在同一案件。故以同一当事人和同一案件作为判断是否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标准缺乏科学性和实际操作性。因此，“两同”观点不可取。关于第二种观点，即适用客体为同一诉讼标的或同一诉讼请求的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虽然采用了诉讼标的的概念，但对什么是诉讼标的则未作具体规定。在实践中，我们对于“诉讼标的”这一概念虽然已经“耳熟能详”，但具体何指？又似乎给我们特别是司法实务工作者“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之感。

目前，关于诉讼标的的观点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所谓诉讼标的是指当事人之间争议的、原告请求法院裁判的实体权利或者法律关系的主张或者要求（声明）。作为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来加以保护的实体（法）内容，体现了当事人提起诉讼的目的。因此，诉讼标的是诉的构成要素之一，是此诉区别于彼诉的本质要素。诉讼标的是任何一个民事诉讼案件都必须具备的，诉讼标的决定了案件在法院审理以及裁判的一切诉讼程序。换句话说，诉讼标的是整个诉讼的核心，一切诉讼活动都必须围绕着诉讼标的进行。如果缺乏诉讼标的，民事纠纷也就不可能转化为民事案件，并成为法院裁判的对象。

第二种观点认为，诉讼标的是指法院审理的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我们知道，由于同一法律关系可能会涉及多个法律事实，当事人也会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提出多个理由，同时，当事人之间不同的法律关系间往往也存在交叉，如果采用法律关系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的标准，会在实践中造成执法的不确定性，影响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因此，我们认为，“一事不再理”适用于同一法律关系的观点不能成立。

第三种观点则认为，诉讼标的是法院审理的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诉讼标的以当事人的声明结合原因事实作为识别标准。

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用它来确定既判力的拘束范围是可以的，但“一事不再理”原则毕竟与既判力理论不同，它涉及到对当事人诉权的限制，同一诉的声明可能涉及多个原因事实，如果采用当事人的权利主张及法院的审判对象这一意义上的诉讼标的作为确定“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否适用的标准，会使当事人丧失以其它原因事实起诉的权利，导致过分限制、侵害当事人诉权的后果，影响法院裁判的公平、公平。[11]

笔者认为，无论是两同还是三同观点，均涉及到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的问题。“两同”观点中的后一种，其实质在于将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混同。“三同”则将诉讼标的与诉讼请求区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即认为诉讼标的相同，诉讼请求相同即属于“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客体。事实上，这还不能解决一“诉” 与他“诉”的区别，反过来说也就是如何判断重复起诉的标准问题。

对于什么是重复起诉，根据字义理解，所谓重复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相同的东西）又一次出现”；二是指“又一次做（相同的事情）”。[12]因此，重复起诉意指又一次就相同的事实（事情）向法院起诉。法院予以受理即构成一事再理。

那么，究竟如何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从而判断当事人是否属于重复起诉？

对此，有学者认为，通常情况下，首先就诉的主体来判断。诉的主体不同，一“诉”与他“诉”也就不同。但是，在法定的当事人变更情形中，比如诉讼中，当事人将其债权或债务移转给第三人，当事人死亡或消灭等而使其实体权利义务移转给特定的第三人，而由第三人代替原当事人成为新的诉讼当事人，并不构成诉的变更。

其次，若当事人相同，则须根据诉讼标的来判断一“诉”与他“诉”是否相同。通常所说的诉讼标的之识别，是在诉的主体确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识别诉讼标的，在通常情况下仅需依据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可，比如甲针对乙提出返还房屋之诉，其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请求返还房屋。后来，甲针对乙提出支付价款之诉，其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即请求支付价款，可见就诉讼标的具体的实体内容来看，这是两个不同的诉讼标的和诉。

但是，单就诉讼标的或者诉讼请求而言，有时仍然难以对一诉与两诉作出准确的区分和判断。例如，甲拖欠乙货款1万元，甲同时又从乙处借款1万元，对此，乙分别提起两个诉—分别要求乙返还1万元是否构成一事？此案例中，当事人相同，而不管根据诉讼标的理论的各种不同观点—即无论从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当事人的主张、法院的审判对象等来看，案例中的诉讼标的也都是相同的。乙提出的两个诉讼请求—即分别要求甲返还1万元也是相同的。因此，我们认为，在特定情况下还需结合案件的具体事实，从而配合“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13]

实务界有人认为，“一事不再理”原则适用的客体为同一事实和理由（指诉讼理由）、同一诉讼请求。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不仅容易理解，而且比较简便实用。根据诉的要素理论，一个完整的诉是由当事人、诉讼标的、案件事实、诉讼请求等构成。 [14]诉讼请求是当事人权利义务指向的请求法律予以保护的具体事项，是当事人进行诉讼活动的目的和内容。民事权利义务的产生、变更和消灭都是基于某一法律事实的产生而形成。诉讼理由是指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根据和法律根据。从哲学上讲，“时间的不可逆性决定了任何事物都无法恢复其原貌”。正是由于时间具有不可逆性，虽然当事人向法院主张的“案件事实”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15]即使法院通过审理程序，也不可能将其完美无缺地“复制”成 “客观事实”—而只能是“客观真实”。但是，由于事实和理由是当事人在其起诉状、答辩状（或者口头答辩）和其他相关诉讼材料中所反映的争议事实，以及为了维护自己的诉讼主张所持有的具体理由。一般说来，事实作为能够引起民事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具有客观性，也易于掌握；诉讼理由虽然带有当事人的主观认识这一色彩，但它毕竟是通过当事人在诉讼材料中的具体观点表现出来的，产生歧义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将同一事实和理由作为判定一事的标准，符合对确定的事实不再审理的原则，在实践中也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16]此外，当事人主张的事实恰恰能够使其提出的诉加以特定化。因此，从当事人主张的案件事实并结合其相应的诉讼理由、提出的具体诉讼请求来看，比较容易区分一“事”与他“事”，作出一“诉”与他“诉”的判断，为准确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奠定基础。

也就是说，区别一“诉”与他“诉”，无论是从是否属于同一诉讼标的还是同一诉讼请求的角度判断，都不能采取机械主义、教条主义的方法，而应当结合具体案件，坚持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的科学态度。例如，在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甲认为乙构成侵权，起诉乙要求赔偿。法院经审理，认为乙侵权的证据并不充分，遂判决驳回甲的诉讼请求。此后，甲又认为丙是侵权人，即以同前诉相同的诉讼理由向法院主张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数额与前诉相同）。这里，两诉中被告虽然不同，但诉讼理由、诉讼请求相同，故仍然属于“一事”。

3、适用时间

如果当事人没有就一事再行起诉，法院自然谈不上适用“一事不再理”的问题。因此，只有在法院就一事已经作出裁判的前提下，如果当事人“旧事重提”，一事再诉，或者当事人已经起诉，法院正在审理过程中，此时当事人又行起诉，那么法院就应适用该原则。就此而言，“一事不再理”原则的时间效力包括当事人就一事起诉以后，起诉以后诉讼被（判决或裁定）驳回这两个阶段。

4、适用的后果

适用“一事不再理”原则的后果是对当事人的起诉不予受理，当事人的起诉归于无效。如果法院受理该案，则应裁定驳回起诉。法院若为判决，该判决应归于无效。

目前，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对应当适用“一事不再理”的案件，如果法院予以受理并作出判决，只能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解决，并没有宣告该判决无效的制度，故建议设立这一制度。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对本案的处理产生两种意见的情况来看，其原因也在于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因此，法院在审理本案过程中的第二种意见比较站得住脚。

注释：

[1]参见谢佑平、万毅：《一事不再理原则重述》，发表于《中国刑事司法杂志》2001年第3期。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诉讼法学、司法制度》2001年第9期，第67—69页。

[2] 关于既判力的定义、范围等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观点。有的认为，既判力是指法院作出的生效（确定）判决中，关于诉讼标的的判断所具有的通用力或确定力。详见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第十二章“既判力论”（第282—302页）。有的则认为，既判力是指法院裁判生效后的效力，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得任意推翻（如杨荣新教授就持此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 年5月14日《检察日报》。关于即既判力的功能有两项：一是消极功能，即对以同一案件提起的后诉，法院不予受理；二是积极功能，即必须以确实判决的内容为基础处理后诉，法院在后诉中不得作出与确定判决的内容不一致的判决。

[3] 例如杨荣新教授就持此观点，审务界也有许多人也认同这种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年5月14日《检察日报》。

[4] 例如贺卫方教授就持此观点。请见贺卫方：《无效率乃司法公正之大敌》，发表于2001年3月7日《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

[5] 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包括辩论原则、处理原则、支持起诉原则等等，但并没有“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相关内容及规定。

[6] 笔者认为，如果当事人连诉权都无法行使，其实体法上的权利当然就谈不上是否能得到依法保护的问题—虽然当事人行使诉权以后并不意味着能够胜诉，但至少其行使诉权是获得实体法上权利保护的前提和基础。正因为“一事不再理”原则是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的限制，因此，自然会涉及当事人的诉权与实体权利。

[7] 例如杨荣新教授就持这种观点。详见刘金森：《从维护既判力角度适用“一事不再理”》，发表于2003年5月14日《检察日报》。

[8] 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9] 如果法院对于当事人重复起诉的案件已经立案受理，则应裁定驳回起诉。

[1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自诉案件，经人民法院调解结案后，自诉人反悔，就同一事实再起诉的，人民法院应当说服自诉人撤回起诉，或者裁定驳回起诉。”

[11] 参见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2002年增补本），商务印书馆，第175页。

[13] 参见邵明：《论民事之诉及提起诉的条件》，来源于中国法院网（2002年11月12日）。

[14] 据此我们认为，诉讼请求与诉讼标的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15] 但从现代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以及审判实践来看，当事人对于未发生的事实也可以起诉。例如知识产权诉讼中的“确认不侵权”之诉。

[16] 参见周岩：《论民事诉讼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适用范围—兼谈完善我国相关法律规定的设想》，来源于《中国民商法律网》。

5. 民事纠纷的调解怎么调需要注意些什么

一、善于做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调解矛盾纠纷既要坚持依法调解，又要贯彻以德感化。道德教化具有弃恶扬善的无形力量。很多情况下，道德伦理教育更容易使当事人心悦诚服地接受调解意见，可以减少其抵触心理，主动履行义务，这种情况在婚姻家庭与遗产纠纷中表现尤为明显，因为感情因素在这类纠纷中起着相对决定的作用。

法律的局限性和民事行为以及道德调整的广泛性，决定了在调解矛盾纠纷时，要重视社会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知道，民事行为的特点是: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的，人们都可以为之，都是合法的行为，因此，民事行为的范围非常广泛;我们知道，法律，只是调整人们最基本的行为规范，绝大部分的民事行为都没有现成的法律条款来规范;我们也知道，道德，不仅调整人们的行为，而且调整人们的思想意识，几乎无所不包。因此，在调解矛盾纠纷时，我们既要重视依法调解，更要重视依靠道德规范，依靠社会舆论，依靠人的良知，用基本的道德观念去规劝、疏导、教育、挽救。

二、善于动员多种力量参与协助调解

人们生活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之中，受到周围各种力量的影响，许多情况下，矛盾纠纷的发生和解决，并不是一个人所能办到的。因此，调解员要善于调动影响纠纷和当事人的外部因素，取得当事人的亲友和社会力量的支持和帮助。

调解员在调解纠纷时，要善于利用熟悉当事人情况的亲人、知心信任的朋友参与调解。因为这些 人了解当事人的心理动态，一般能够从当事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与当事人谈话投机，他们的意见往往得到重视，易于被接受。尤其是对婚姻家庭和遗产继承的纠纷，家人、朋友和长者参与调解，及时进行疏导、劝说，一般是能够促使双方相互谅解，消除隔阂，解决纠纷。在调解涉及宗族群体的纠纷时，更应注意动员辈分大声望高的人协助。

社会矛盾纠纷主体多元化、性质多样化和内容的复杂化，决定了调解矛盾纠纷是一个系统工程，应当建立“大调解”的工作格局，由全社会共同参与，相互配合，联合调解。实践中的普遍做法是:对于重大疑难的纠纷，应主动取得牵涉到的当事人的单位、行业协会和当事人居住的基层组织的支持;对于一些比较难解决、有现实危险的纠纷，应主动与公安政法部门联系。

三、演好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的角色

我国的调解主要有法院(司法)调解、仲裁调解、律师(法律工作者)调解、行政调解、人民调解等等。在这里，我们只是探讨调解绝大多数纠纷的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要求扮演好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两种角色。

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从联系方面来看，一是调解的目的相同，都是为了帮助纠纷当事人排难解纷;二是调解的依据相同，都是以国家的法律为明断是非的标准;三是调解的原则相同，都是以当事人完全自愿为前提;四是调解的方法相同，都是以说服教育为主，劝导当事人自行解决纠纷。它们的区别是:一是调解的性质不同。行政调解是一种准司法性质的调解，而人民调解是人民群众行使民主自治权利的一种形式;二是调解的主持者不同。行政调解由政府的工作人员主持，而人民调解则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员主持;三是调解的管辖范围不同。行政调解所管辖的是公民与法人、法人与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之间的特定经济民事纠纷，而人民调解管辖的是公民与公民、公民与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民间纠纷;四是调解的程序不同，行政调解必须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而人民调解则没有这样的规定;五是调解协议的效力不同。有的行政调解协议具有强制效力，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有的行政调解协议既不具有强制执行力，也不具有“民事合同性质”，一方当事人不履行协议的，另一方当事人只能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与行政调解协议不同的是，人民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六是不履行协议的后果不同。有的行政调解协议的履行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一方如不履行协议，另一方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或者依法自行强制执行，不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行政调解协议，当事人只能就原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当事人不履行人民调解协议的，当事人只能向人民法院提起确认之诉，即确认调解协议有效、当事人必须履行协议条款的诉讼。

由于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具有不同的性质，而调解人员有时会出现身份的重叠，例如，司法助理员同时又是该镇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人民调解员，因此，在调解矛盾纠纷时，要善于根据具体情况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应当弄清楚自己是人民调解员还是政府的工作人员。在人民调解时，调解员是“红娘”和“月老”，是“和事佬”，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禁止的行为都可以为之;而在行政调解时，调解员是执法者，是“裁判员”，要严格执行法律规定，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行为，调解员都不得为之。因此，在调解中，要根据角色的不同，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四、善于做到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的方法运用，会让当事人感到调解员考虑问题全面，处事公正，是从他们的利益出发，从而消除对调解员的抗拒心理，听取调解员的合理建议，便于调解的顺利进行。

坟山纠纷是当前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因素，调解这种纠纷时，最能体现换位思考。这类纠纷的当事人大多封建迷信思想严重，他们往往以他方侵犯了自己的 “龙颈”、“破坏了风水”为由，联系宗族群体参与纠纷。此时，如果调解员只是站在国家工作人员的立场上思考和处理问题，机械地说破除封建迷信，禁止联宗祭祖，这样一开口，便有可能使当事人散了场，没有人接受调解。正确的做法是，调解人员首先要站在当事人的角度考虑问题，可以和当事人拉“家常”、讲风俗习惯、讲情理。面对加害方的当事人，调解员对他们指出:以封建迷信为由，做出破坏他人祖坟、甚至挖棺暴尸、破坏他人财产等行为，挑起了事端，引发群体性恶性事件，对社会造成了危害，人民政府是要处理的， 处理方式有多种，以什么方式处理，可以说，主要由双方当事人决定--即根据纠纷发展演变情况决定。在纠纷刚发生时，作为民事案件，允许当事人意思自治，允许当事人自由处分其权利义务、友好协商达成协议;有些纠纷当事人不能协议解决，案件可能转化为行政案件或者轻微的刑事案件，此时，如果是情节显著轻微，加害方认错态度好，取得受害方的谅解，政府可以依法不追究他们的法律责任;但是，如果态度恶劣，情节严重，危害大、影响坏，案件转化为严重的行政案件或者刑事案件，则要承担行政拘留、罚款甚至刑事责任。面对受害方当事人，调解员应当表示对他们同情和支持，秉公为他们主持公道，引导、教育他们接受调解。在提出调解方案时，要分别站在当事人的立场，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去思考，要考虑对方是否接受。这样，经过反复细致的思想疏导，双方互谅互让，大部分的坟山纠纷都能达成协议。

五、讲究语言艺术

高明的调解员在进行调解时，善于将大道理同当事人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转化为贴近实际生活的小道理;调解人员和当事人倾心交谈中，情真意切，和风细雨，富有人情味，在潜移默化中，当事人受到了教育，接受了调解员的意见，矛盾纠纷得到化解也就顺理成章了。与此相反，有些调解员简单粗暴，空泛说教，平淡枯燥，当事人越听越反感，甚至有的调解员言语伤害了当事人，遭到当事人的围攻。讲究语言艺术，是做好矛盾纠纷的调解工作关键。

讲究语言艺术的方式方法很多。褒扬激励当事人常被调解员运用。通过表扬鼓励当事人，当事人会感觉到调解员了解自己，减轻生疏感，综短了调解员与当事人的距离， 对调解员的话听得顺耳，为调解成功打下良好的基础。在批评当事人时要多用间接委婉、含蓄的方法，做到“点到即止”，即是把在调解过程中发现当事人的错误行为和错误思想，寻找适当的时机、在适当的场合提出，做到既纠正当事人的错误，又能保护当事人的自尊心，消除他们的对抗心理，有效地避免了纠缠不清、伤害感情、贻误工作的弊端。诙谐风趣的语言在化解矛盾纠纷中往往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曾有这样的事例:国外某名人妻子是个泼妇，经常在众人面前对名人撒泼。一次，名人与朋友聚会，泼妇大吵大闹还不解恨，拿起一盆水淋上名人身上。名人非常幽默，他说:“我知道，雷响之后便会下大雨。”大家听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6. 论述人民法院调解制度

调解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优良传统之一，在民事诉讼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长期以来，我国极为重视且大力倡导法院调解，审判实务中的大多数民事、经济纠纷也是以调解结案的，法院调解已成为我国民事审判中最富有特色的制度。其发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不断得到巩固和强化，符合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实际，它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法律简约化、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对于及时、有效地解决民事、经济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都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随着我国政治体制的改革、经济体制的转轨以及民事、经济法律的不断颁行，并经过了 “调解为主——着重调解——自愿合法调解”三步曲变化发展，现行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也日渐暴露出来。
一、人民法院调解制度之积极因素
(一) 法院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更为省时、省力。调解书的制作也较为简单，不必象判决书那样对所认定的证据、事实作出分析及需要谈出判决理由。尤其是法官不必对案件的定性、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规则的解释等复杂的专业问题作出回答，这在当前法官的业务素质普遍偏低、某些法官习惯于依经验办案的情况下，无疑是十分有利的，尤其是对较为复杂的案件，调解结案方式十分简便和方便。
(二) 法院调解结案有利于案件的执行。从实践来看，调解结案较之于判决结案，确实更能减少法院的强制执行，对调解书申请强制执行的的确少于判决。尤其是通过调解解决纠纷，可以避免当事人之间因诉讼而大伤和气，增加当事人之间的和睦团结。
(三) 法院调解结案对法官而言风险很小。调解结案以后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调解结案后很难适用审判监督程序，当事人也很难针对调解的结果提出申诉，因此调解对法官而言是风险很小的结案方式。
二、法院调解制度的消极因素
(一）调解制度削弱了实体法对法官的约束
在民事诉讼中，调解协议的达成以诉讼当事人的自愿为基础，这其中包含了诉讼当事人对其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的处分。故调解的合法性要求仅体现在“调解协议的内容必须不违反法律”。也就是说，只要调解协议的内容不违反实体法的禁止性规定就是允许的，即使其并未严格遵循实体法的规范。因而,在实体法的适用上，调解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调解协议的合法需要满足的只是以下两个条件：1.内容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2.调解协议的达成系出于当事人自愿。然而，从表面上看，当事人在调解中作出的让步是对其民事权利自愿作出的处分，因而无懈可击。实际上，这一处分行为往往并非出于当事人自愿，而是在法官的暗示、诱导甚或是别有用心的压制下做出的，从而使得诉讼的结果可能被实体法规范之外的其它因素所左右。所以说，调解弱化了实体法对诉讼活动应有的约束。
（二） 调解制度削弱了程序法对法官的约束
审判权基于其“居中裁判”的特质又使得司法独立成为法制基本原则，强调程序正义，以细致、严整的强行性程序规范来约束法官，是防止审判权的滥用的最有效的办法。而当法官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纠纷时，由于纠纷的解决是以当事人合意为基础的，所以调解在程序上具某些非程序化的特点。例如，法官可以主动地决定诉讼进入调解程序，可以随意选择“背靠背式”调解或“面对面式”调解，这种权力的随意性实质上是以对当事人的部分诉讼权利进行限制为代价的使得法官可因调解而脱离程序法的规范和约束，造成其行为失范和诉讼活动的无序，并进而导致实体上的不公。
（三）调解制度削弱了审判监督机制对司法不公的防范作用
虽然民诉法允许当事人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申请再审，但对申请再审的理由作了严格限制：即民诉法第一百八十条所规定的“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者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并且，要求当事人就此负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于调解过程的非程式化和随意性特点，当事人很难在事后将调解的具体过程予以再现，因而也就无法举证证明法官在调解中违反了自愿原则。所以申请再审成功的可能性相当小。这就使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启动。在监督机制被极大弱化的情况下，很难想像司法公正能仅依靠执法者的内在约束而得以实现。
（四）调解制度对当事人的权利配置不合理
我国民诉法对当事人权利有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对当事人应承担的法律义务却未作规定。民诉法还规定达成调解协议后调解书送达前一方有权反悔。这对反悔的一方权利保护得充分，但对另一方的权利却没有保护到。这使当事人之间权利的配置不合理，积极参加调解的一方的权利得不到保护和相应的司法救助，随意反悔的一方却得不到任何相应的法律制裁，使法律无法做到公平。
由以上对比可以发现，民事诉讼中调解制度的消极影响甚于其积极影响，极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因而法院调解制度亟待完善。
三、完善我国法院调解制度之构想
针对我国法院在立法及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重构我国的调解制度已势在必行，理论上已经出现以下几种建议。
(一) 建立审前准备程序，使调、审分离
审前准备是指法院受理案件之后进入开庭前所进行的一系列诉讼活动。审前准备程序与开庭审理程序明显分开，形成相对独立的两部分。它使有关诉讼的诸多问题于开庭审理前一次性得到解决，防止当事人在开庭时搞突然袭击，保证开庭审理时双方处于平等对抗地位，使双方无争议部分不再进入法庭，简化法庭审理。经审前程序，事实已暴露无遗，双方对所持信息和证据相互了解，胜败之结果显而易见，故法官稍加推动，纠纷就可在庭前以和解解决。而我国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尽管也属审前准备程序，它偏重于法官的实体审查，忽视了当事人的积极参与，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既未在理论上也未在实践上形成一套完整的系统的审前准备程序。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立案、大民事格局的形成，审前准备程序的构置已初见成效。美国发现程序的功能、证据开示制度已在全国部分法院推广，各法院已初步设立庭前交换证据制度、证据开示制度。证据交换的主持人与案件的主审人并非一人，分属两个独立业务庭。即审前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相分离。这已日益成为各国改革的基本走向。
调解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程序可随机应变。调解的正当性源于当事人自愿，调解追求实质之正义，法律适用并非调解主要目的，所有调解书均没有引用法律条文。调解显著特点是调解人凭借生活阅历，而非法律知识，故为合理配置司法资源，完善大立案机制，调解应设置在审前准备程序，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可由法官助理、反聘法院已离、退休资历较深法官或聘请人民调解员主持。为合理构置审前准备程序，首先从法院内部要效率、效益。因为我国法官队伍虽然庞大，但审判人员并非太多，问题主要在于法院内部人员配备及分工极不合理。法官所占比例太大，辅助人员过少，法官承担了许多司法辅助性工作，鉴于这一现状。由于大立案机制的建立，立、审、执分离，法院可对多余的法官实行就地转岗，担任法官助理或其他司法辅助人员，由这些人组成审前准备法官，仅有程序审查权，不进行实体审查，有助于防止法官先入为主，庭审流于形式的弊端。这些人主要从事调解、调查、送达管辖权异议等辅助性司法工作，从而形成一名法官有二至三名法官助理协助办案的局面。禁止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交换意见，禁止法院行政首长在准备法官与庭审法官之间进行协调沟通。
调解本身不属于诉讼程序，不以事实清楚、法律适用准确为要件，属于非诉程序，可由法官监督而无需法官主持，可由法官助理，反聘已离、退休法官或书记员或其他人员在审前准备程序进行；那些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但法律知识水平有限的法官，可以转任法官助理或专职调解员。由于这些人不掌握审判权，就不存在“以拖压调、以调压判”等现象。此外，将调解置于审前准备程序中可以实现“在准备中调解，在调解中准备”的机制，使诉讼效率极大化。由于准备程序双方所持有的证据、信息互相掌握，案件事实已明确，和解机率极大。调解不仅可由法官助理、聘用人员进行，还可借鉴台湾、日本等国做法，由法院将辖区内具有一定学识身份和威望的人员聘请为调解委员，并将名单公布。法官可根据个案情况决定将案件交付给某一位或几位调解员调解，双方可指定调解员。这一制度建立的实质是让民间调解员在法官的监督下进行调解，将民间调解这一非正式解纷机制与司法审判这种正式的解纷机制溶为一体，互为补充。民间调解得以规范化，法院僵硬的诉讼得以适当软化。这种制度设立既可通过调解制度来追求实质正义，同时也可有效防止民间调解放任自流，过于随意。可以说这是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相结合的有效机制，其与国外的诉前强制仲裁、强制调解等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 以诉讼和解重塑法院调解，加重和解弱化调解
另外还有学者提出了诉讼各解制度来对调解制度进行替换。诉讼和解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经协商和让步而达成的、以终结诉讼为目的的合意的诉讼制度。它在功能上有三要素：1.程序关联性,诉讼系属即属司法解决范畴，已进入诉讼程序和法院管辖；2.主体间合意性,属于当事人行使处分权的行为，是一方或双方让步结果；3.终端性,和解的结果意味纷争的解决和诉讼的终结，即产生诉讼终止和既判力的结果。对当事人及法院都具约束力。有学者认为：诉讼和解与法院调解有很多共同之处，两者都以当事人的合意解讼，两者均由法官和当事人实施，协议形成都是法院诉讼行为与当事人诉讼行为交互作用的结果，两者成立后与判决有同等效力。这些共同点表明，两者在民事诉讼制度中有基本相同或相似的功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者实质上是同一事物。这一本质相同、名称不同的制度之所以被界定为两种不同的制度，是因为人们在构建诉讼制度时是从不同侧面来认识定位的。和解是立足于当事人说明以合意解决争诉，调解则是以法院为基点解释以合意解决争诉。两种制度功能上的统一性是诉讼和解可以替代法院调解的基础。诉讼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既可以继续发挥其优势又不致因改革幅度过大而引起震荡。因法院调解省时、省力、高效，大部分民事案件终于一审，减轻了二审法院压力。有学者称这是调解保持高度稳定的原因之一。如将法院调解制度全盘否定，根据最高法院五年改革方案，目前法院人员不但不增，反而按照法院人员总数裁减10％，那么，大量案件如何解决？后果可想而知。诉讼和解在功能价值追求上完全可替代法院调解。诉讼和解贯彻于诉讼任何阶段，民诉法第51条审判程序，第211条执行程序。随着诉讼程序推进案件事实逐渐清楚，双方即可自行和解，也可在法官介入下，促成和解。经过当事人理性的协商和妥协，可能得到双赢结果。效率、自由、公正是诉讼和解的内在价值。另外，诉讼和解取代法院调解，可推动审判方式由“调解刑”向“判决型”角色的转换。诉讼和解能做到这一点是由其灵活性、随意性和辅助性特点决定的。一方面和解程序的启动是随意的，是否自行和解或让法官试行和解，是由诉讼主体双方当事人操纵的，完全取决于双方意志。另一方面：如果要求法官试行和解，其程序也只是在法官主持下进行交流、协商、传话以及是否接受和解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是灵活多样的，不带任何强制性，时间短暂，和解不成，转入审判程序，不影响诉讼推进，因此和解程序必然处于辅助地位，辅助审判程序，这一定位使诉讼和解根本上失去了塑造民事审判程序结构的基本性格的潜在功能，不管其结案率多高，永远不能主导民事审判模式结构，进而更不会成为审判模式由“调解型”向“判决型”转换的障碍性力量。审判是法院骨髓。公正与效率是法院内在价值，是审判的血液，审判的价值构成将永远决定民事诉讼结构，故借鉴国外立法，对我国民诉法诉讼和解制度予以重构。
1.诉讼和解时间，和解时间应从起诉后至判决前，此间任何阶段当事人均可自行和解。
2.诉讼和解方式。诉讼任何阶段当事人可自行和解达成协议不需法院介入，法庭外的和解或裁判外的和解德国。当事人也可要求法院主持和解即经法院主持或核准的和解法国、日本、德国。此种情形法院应具备有主持和解人员名单，人员配置同审前准备程序，以备当事人选择。当事人不愿选择或放弃选择的，法院为其指定。
3.诉讼和解效力。当事人自行和解的协议，经申请必须记入笔录。记入笔录和解协议因和解方式不同，效力有所不同、一是终结诉讼效力；一是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具有执行文书效力)。
4.瑕疵和解的救济。和解协议成立与确定判决有同等效力、当事人不是上诉，不得以该法律关系为标的再行起诉。对和解协议不得抗诉，但和解协议有无效或可撤销的原因时，比照提起再审之诉的方法，对于该和解提起再审之诉。
(三)构建代替性纠纷解决方式即英文Alternative Dispute Resolution(缩写ADR)。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及我国加入WTO之后，现代型纠纷和诉讼在社会和法院大量涌现，改革中的政策变化如土地承包权，国企职工下岗，企业产权分离、转让、海事、海商、票据、破产等引发的特殊类型的纠纷更是层出不穷；而由于法制尚不够健全以及法官的素质等原因，社会在通过司法诉讼方式处理这些纠纷方面能力也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利益的多元化及价值的冲突对纠纷解决的手段的多元化要求愈显迫切。可见诉讼并非解决争纷唯一途径。ADR式的“公众司法”应用的土壤已形成。这一点《工人日报》1999年11月20日报道提出，“中国需要法制，不过是不是凡事皆断于法，这是令人深思的问题”。方流芳教授指出：“在进入21世纪前夕，中国比任何时期都需要开拓非诉讼解决争议的途径，需要鼓励�而不是限制当事人通过协议创造多种形式的民间调解，需要更为多样化、更加灵活，更加经济和更少官方色彩的仲裁途径”。
正视这种发展趋势及其所揭示的意义和价值，对于我们重新审视和调整民事诉讼程序及审判方式改革不无裨益。我们应充分利用我国本土资源，将被西方各国誉为“东方经验”的人民调解功能发扬光大；信访、民间权威的调解都应保留其特有地位；特别是扩大行政机关的纠纷解决功能，普及我国已经建立起的仲裁制度，加强仲裁机构的建设，将民商案件之仲裁全面推广普及，鼓励创建多层次，多渠道的ADR程序和制度，尤其是地方性和行业性纠纷解决机制。并逐步将诉讼程序与ADR程序协调起来，形成多网络的解纷机制。同时在法院内部据案件复杂程序和标的大小及性质实行繁简分流，并发挥普及非诉讼程序�含督促和公示催告程序，如对事实清楚，法律关系明确，证据充分的案件使用支付令。扩大支付令使用的范围，基层、中级法院均可使用支付令。这类程序的有效利用。将能够极大地提高法院处理纠纷的效率和效益，减少诉累，实现司法资源的优化配置。

7. 原告找被告调解,被告也想要调节,但怕决定调解后原告不执行内容，所以想问一下该怎么做，调节有什么利弊。

调解之后如果达成调解协议书，并已经生效的了，可以去执行庭立案。如果没有达成调解书的，请法官尽快判决。调解达成的结果往往是你已经和对方当事人商量好的，结果是你可以预知和接受的。但是判决的结果未必。

8. 调解、仲裁、诉讼各有何利弊

诉讼外调解担负了我国绝大多数纠纷的解决，对于减轻司法负担有帮助；但其效力不稳固，当事人可随时起诉。
仲裁保密性好，专业性强，适于商业秘密的保护；但其救济只有一次,且仲裁一成，但是人则不准起诉。
诉讼，司法最终解决，国家强制力保证；费时费力，主要是会有诉讼外部不经济的问题。

9. 法院引入第三方律师调解有什么弊端

律师调解涉及到律师的工作经验和立场等问题，是否真正做到客观调解是弊端。

最高法、司法部联合出台《关于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的意见》，决定在北京、上海、广东等11省市开展律师调解试点工作。律师调解是由律师、依法成立的律师调解工作室或者律师调解中心作为中立第三方主持调解，协助纠纷各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争议。经调解达成协议当事人可向法院申请确认效力。
《意见》规定了律师调解的四种工作模式：一是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诉调对接中心或具备条件的法庭设立律师调解工作室，配备必要的工作设施和工作场所；二是在县级公共法律服务中心、乡镇公共法律服务站设立专门的律师调解工作室，由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站）指派律师调解员提供公益性调解服务；三是在律师协会设立律师调解中心，在律师协会的指导下，组织律师作为调解员，接受当事人申请或法院移送，参与矛盾化解和纠纷调解；四是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律师事务所设立调解工作室，可以将接受当事人申请调解作为一项律师业务开展，同时可以承接法院、行政机关移送的调解案件。
按照规定，律师调解可以受理各类民商事纠纷，包括刑事附带民事纠纷的民事部分，但是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除外。对于调节和诉讼如何对接的问题，《意见》提到，调解协议中具有金钱或者有价证券给付内容的，债权人可以依法申请法院签发支付令。经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调解达成的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协议，当事人可向律师调解工作室或律师调解中心所在地基层法院或者法庭申请确认其效力，法院应当依法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