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制度管理

㈠ 如何做好基层法院管理工作汇报范文

法院管理工作是一种按照客观规律要求，遵循一定规范，讲究科学方法，提高办案的质量和效率，实现司法公正的管理活动。这些活动的实现要通过人的具体行动去实施。因此，人民法院管理工作必须把握住人这个根本因素，充分发掘、调动、激励人的主观能动性。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更新观念、正确决策，被领导者才能秉公执法、乐于奉献，自觉遵守职业道德，提高案件质量和效率，创出丰盈绩效。
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王胜俊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指出，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人民法院要以党的十七大为指导，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三个至上”重要指导思想。我们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就要在坚持以人为本上下功夫，做文章；就要按照法律程序，依照法律规定，根据法律事实，公断明判是非，实现“案结事了”，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那么如何将以人为本落实在的各项法院管理工作中去，以此彰显公平正义，实现审判价值追求，落实司法为民的真谛，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笔者结合基层人民法院管理工作就这一问题，谈一点自己的认识和看法。
一、服务大局，提升法院管理工作水平，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基层人民法院管理工作的一切活动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通，因此在行使审判职能过程中能否真正以人为本，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服务民生，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护，关系到社会政治稳定，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日常管理工作考评中发现，一些经常性的问题还是不断出现，如个别干警素质不高，服务大局能力不强，司法为民认识不高，无不影响着司法公信力。因此连续三年我们狠抓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抓强化以人为本理念的牢固树立。最高人民法法院院长王胜俊指出，“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授予的，我们只能用它为人民谋利益。时刻把群众冷暖记挂心头，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人民法官要始终把‘人民’二字牢记心头，带着深厚的感情为群众排忧解难，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正因为如此，坚持把以人为本作为法院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一种根本宗旨，作为人民法官的一种政治意识、一种现代理念，始终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把人民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事事处处为人民群众着想，时时刻刻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在审判法院管理工作中，牢固树立亲民观念，心中装着人民，感情贴近人民，设身处地感受群众所思、所想、所盼、所怨，做到思想上为民、程序上便民、实体上护民、作风上亲民，解民忧，排民难，维民权，保民安，把以人为本的理念落实到保护人民、打击犯罪、制裁违法、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审判过程中去，更好地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职责，满足人民群众对司法的需求。二是加强法院管理。建立赏罚分明的激励机制，健全完善《岗位责任制》内容，并层层分解，落实到庭到人，并以法院管理工作目标完成情况作为各部门年度考核标准，年终根据每位干警工作目标完成情况，给予不同层次的奖励，有效地调动了干警的管理工作能动性，形成了浓郁的干事创业氛围。
领导干部提高领导艺术是“以人为本”的前提
对人的管理是一种权力，同时又是一门科学和艺术，这种艺术文明、公正、智慧则局面稳定、事半功倍，否则，就会局面动荡、劳而无获。对人管理的目的是调动人的积极，中心是处理好上下级和左邻左舍关系，使下级努力工作，同级乐于配合，上级大力帮助，上下左右齐心协力拧成一股力量，共同做好法院管理工作。因此，提高领导干部自身的领导艺术在以人为本的管理中就显得非常必要。
首先，领导干部要进入角色，摆正位置，了解自我，塑造形象。毛泽东曾深刻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在我国加强法制建设，以法治国的新形势下，领导干部要有坚定正确的理想和信念，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和束缚，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努力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改进审判作风，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培养和锤炼自身的品格，提高领导水平。
其次，领导干部要关心和体察干警疾苦，通过关心、爱护、了解、尊重，取得与干警的沟通，建立起友好和谐的关系，从中了解到每个人的特长、兴趣和能力，使每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坚持为干警办好事，办实事，努力改善干警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提高干警的福利水平，丰富的业余文化生活，和干警打成一片，与干警同苦同乐，缩短与下级之间的距离，树立领导在干警中的威望。
第三，领导干部应当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作为领导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要首先做到，才能产生影响作用，产生威望。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以事业为重，时刻关心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任务
，关心法律赋予的审判职能，以身为则，身先士卒，竭力带领和影响干警奔向工作目标。要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勤于敬业、乐于奉献。坚持为政清廉，秉公执法，经受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
第四，领导干部要善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对矛盾要客观地调查、分析，分清责任，奖罚分明，积极摆事实，讲道理，清除矛盾，增强内部凝集力，减少内耗。一个单位的内部不团结，争权夺利，拉帮结派，是阻碍任务完成的最大祸根，必须及时进行调协。
二、在法院管理工作中发挥调动干警的能动性因素是“以人为本”的基础 以人为本就是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依靠人的力量，以为人最根本的依托，最大潜力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使工作发挥出较大的效能，从而重新塑造新的审判管理新机制。
法院内部90%以上的人是一般干警，他们分散在单位各个审判岗位和行政岗位，从事着各种职能工作，做好这些人的工作，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对法院正确行使审判权力，完成责任目标，创建双文明活动等无疑起着决定性作用。
（一）要加强思想政治管理工作，要用正确的思想引导人
要坚持宗旨教育，教育干警端正服务态度，改进审判作风，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自觉积极地做好本职工作。要坚持公正司法，秉公办案教育，把公正与效率这个审判工作的世纪主题贯穿在审判工作的全过程，办明案、办快案、办铁案，杜绝办理人情案、关系案和超审限案，充分运用人民赋予的审判权力，除恶扬善，匡扶正义。教育干警在单位做一个好干警，在家做一个好公民，自觉用制度、纪律规范自己的行为，维护本单位的荣誉；要坚持职业道德教育，增强干警的主人翁意识和集体主义观念，激发干警的爱岗敬业情怀；要坚持艰苦朴素教育，提高干警廉洁自洁的自觉性。通过这些教育，最大限度地提高干警的政治素质。
（二）要知人善任，任人唯贤
要善于识人用人，善于授权下级，让下级独立负责地完成任务，创造一个宽松的法院管理工作环境。要任人唯贤，就是要在选拔干部中要增加透明度，实行民主化、公开化，采用民主选举、公民推荐、民主评议、民主考核，引入竞争机制，选出的干警要满意率高，能服众，只有这样才能调动全体干警的管理工作积极性。
（三）是要发挥团队作用，倡导整体协作精神
根据职责的需要和岗位人员素质、智力的配置，越来越多的工作不再是仅仅依靠一两个优秀的个体人才就能完成的，而必须由团队作用来实现。要充分发挥每个干警的才能，使他们能够积极配合，协同工作，取长补短，为一个共同目标而共同努力，提高审判人员的凝聚力。
三、在法院管理工作中提高干警的专业素质是适用“以人为本”的延伸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大量案件涌入审判机关，对审判机关的依法审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进行专业培养和进行岗位练兵是适应新形势需要的最佳办法。
要进行专业培训，提高干警的专业技能。审判机关人员的培训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到法学院学习，也可以委托大专院校培训，还可以通过函授教育培训。要积极开始岗位练兵活动，互相学习，共同提高。法院的审判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书记员和其他行政人员每人都有自己的专业岗位，要开展经常性的岗位练兵活动，使他们互帮互学，提高专业素质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四、在法院管理工作中加大诉讼调解力度，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我们要将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确定为人民法院的工作目标，把最大限度地实现案结事了贯穿于审判和执行工作的全过程，把是否促进社会和谐作为评判和检验人民法院审判和执行工作的重要标准。”我院坚持以加强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强化诉前调解、健全调解网络组织和创新宜君特色的调解机制为抓手，着力打造独具宜君特色的调解机制。院刑事审判庭坚持惩罚教育相结合，多方做工作，加强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保证社会和谐稳定。全年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撤率100%。立案庭不断转变干警思想认识，更新调解观念，只要是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都坚持诉前调解，有力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民（商）事审判充分发挥调解网络组织能动作用，一些纠纷大、积怨久、矛盾易激化的案件在调解网络组织的参与下，顺利调解结案，切实做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与法院审判的司法调解相统一，形成了相互联动的多元化纠纷调解机制，拓宽了各类纠纷的调解渠道。
五、在法院管理工作中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强化案件执行，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执行难”一直是困扰人民法院工作的焦点问题，更是近年来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关心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坚持以人为本，服务民生，维护民权，必须认真解决执行难问题，通过强有力的执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一是坚持分类破解“执行难”。注意区别不同案情，采取不同的执行措施。对被执行人有完全履行能力的案件，要果断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坚决执行到位；对只有部分有履行能力的案件，要及时依法部分执行到位，并将余额订出还款计划，限期履行；对暂时无力履行的案件，要做好当事人双方的工作，促其达成限期履行协议，采取担保措施，确保按期履行；对确无财产可供执行的案件，要穷尽执行措施后，做好法律解释工作，依法作出法律处理，不得长期拖案不结。做到案情清、决心大、方法对，提高执行效率。二是建立执行联动机制破解“执行难”。坚持对执行工作中的重要问题、重大决策、重点案件，多向党委、人大汇报，形成“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参与、政协支持、各界配合、法院主办”的执行工作新格局。三是加强执行队伍建设破解“执行难”。我们不仅加强执行法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培训，还注重建设一支既会运用司法裁判权，又会运用行政命令权；既要通晓程序法，又要了解实体法；既要熟知债权，又要深知物权；既要会做司法工作，又要会做社会工作的政治坚定、业务精良、作风过硬、纪律严明、公正清廉、训练有素的执行队伍，做到强根固本。
六、在法院管理工作中彰显公平正义，实现审判价值追求，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法治的灵魂。公平正义也是审判的价值追求。工作中我们牢固树立公平正义的意识，努力维护司法公正，坚决消除司法不公现象，以保障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实现。一要提高办案质量。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依法办案，提高案件审判质量，增强纠纷解决的公正性。进一步完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制定各类案件办案规则，建立案件质量评查体系、违法审判责任追究制度等，规范审判质量监督法院管理工作。二要提高办案透明度。确保当事人的知情权，是司法民主的重要体现。我们进一步落实审判公开制度，做到依法公开、及时公开。加强了诉讼过程中的释明、引导工作，使当事人知晓其诉讼权利、义务和诉讼流程。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努力做到明法释理，让当事人打一个明白的官司。三要强化监督。在法院内部我们着重推出“三卡”制度，即立案告知卡、公开承诺卡和审判全程反馈卡制度。通过实施“三卡”制度，让当事人明明白白打官司；使法官就立案、审判、执行期间公开公正办案、廉洁高效执法向当事人公开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做到自觉自愿接受当事人的监督。同时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司法监督、人民群众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的作用，努力做到裁判公正廉洁，执行迅速规范，监督同步到位，反应及时准确，诉讼方便快捷。
综上所述，法院管理工作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内部管理，激发干警的责任心，调动干警的积极性，完成各项任务目标的重要途径。

㈡ 法国法院制度

分为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两大系统。法院包括民事法院和刑事法院。其中专属于民事法属院的有初审法院和大审法院，属于刑事法院的有违警法院，轻罪法院和重罪法院。此外，还有上诉法院(民事，刑事案件的上诉审法院，重罪案件除外)，国家安全法院(负责审理和平时期颠覆活动案件以及司法部长以政治罪为由指定其审理的案件)，以及最高法院(普通法院的最高审级，但只复议法律问题，不审理事实，不制作新判决)。行政法院担负两项任务:(1)就现行法律和行政法令向行政部门作出解释，提供建议和拟定草案，属行政职能;(2)审理行政机关之间的纠纷和公民对行政机关的控告，属司法职能。行政法院分为两级，即最高行政法院和各省所设的行政法庭。争议法院是处理普通法院与行政法院两系统间关于管辖权的争议。根据法国宪法规定，还设有独立于上述两系统之外的特别高等法院，专门审理总统所犯叛国罪和政府部长在任职期间所犯的刑事罪和危害国家安全罪。

㈢ 国务院各部门公布的规章制度可以作为法院审案的法律依据吗

是的,在上位法没有规定的时候是可以适用的

㈣ 法院的管辖制度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对本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者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必须提交审判委员会处理。
最高人民法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提审或者指令下级人民法院再审。
最高人民检察院对各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如果发现确有错误，有权按照审判监督程序提出抗诉。
各级人民法院对于当事人提出的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和裁定的申诉，应当认真负责处理。
人民法院对于检察院起诉的案件认为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有违法情况时，可以退回人民检察院补充侦查，或者通知人民检察院纠正。 当事人如果认为审判人员对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不能公平审判，有权请求审判人员回避。审判人员是否应当回避，由本院院长决定。
审判人员如果认为自己对本案有利害关系或者其他关系，需要回避时，应当报告本院院长决定。 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和其他人员包括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法院院长，或者被任命为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必须具有法学专业知识。
法官是依法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审判人员，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军事法院等专门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助理审判员。法官必须忠实执行宪法和法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法官依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院长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在省、自治区内按地区设立的和在直辖市内设立的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在民族自治地方设立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和审判员由民族自治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席大法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副院长、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免。
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任期与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每届任期相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由它选出的人民法院院长。在地方两次人民代表大会之间，如果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认为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换，须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报经上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各级人民法院按照需要可以设助理审判员，由本级人民法院任免。助理审判员协助审判员进行工作。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提出，经审判委员会通过，可以临时代行审判员职务。 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二十三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但是被剥夺过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人民陪审员在人民法院执行职务期间，是他所参加的审判庭的组成人员，同审判员有同等权利。人民陪审员在执行职务期间，由原工作单位照付工资；没有工资收入的，由人民法院给以适当的补助。
各级人民法院设书记员，担任审判庭的记录工作并办理有关审判的其他事项。
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执行员，办理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的执行事项，办理刑事案件判决和裁定中关于财产部分的执行事项。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设法医。各级人民法院设司法警察若干人。

㈤ 怎样的规章制度法院才认

在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下

㈥ 我国现行法院制度的主要缺陷有哪些

（一）被调查机关配合意识不强。首先是因取证内容往往直接、间接涉及被调查机关工作，被调查机关往往担心提供的信息存在漏洞，可能导致法律风险而推诿。司法实践中也确有因被调查机关提供必要信息而使案件当事人误以为被调查机关与本案有关且存在过错行为而被无端指责、牵扯的情况发生。然后是对协助人民法院调查取证是单位和个人应当履行法定的义务认识不足，将协助取证工作当作额外工作负担而推诿拒绝。其次，被调查机关档案管理不善。被调查机关多为国家机关，档案资料未采用微机管理，导致查阅档案效率低、工作量大，甚至无法查询。且审批环节多，手续繁杂，往往因某领导或者印章管理者不在单位，致使调查取证无法进行。协助义务人过多考虑自身利益。再加上我国是一个熟人社会，注重人情世故，如果协助义务人与涉案双方都认识或者有经济往来，那么许多了解案情的协助义务人在法院调查取证时会选择明哲保身，保持中立，对关键问题以不知道、不清楚或者沉默的方式应对，不会得罪任何一方。还有的义务人考虑到案件一方当事人是自己的生意合作伙伴，不愿意配合法院调查取证，以免损害了双方的合作利益。也有害怕打击报复的情况存在，出于害怕心理而拒绝法院进行调查取证。法院调查取证的对象更多的是政府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而这些机关单位大多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免得惹祸上身的心态不予配合。协助单位工作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强。一看是法院来调查取证，就开始互相推诿，要求找其他部门或者领导去办理相关手续，而往往这些领导都不在岗，或者需要请示上级部门或上级领导。再者，相关法律制度不完善。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有义务协助调查的单位，应当协助调查，拒绝协助的，可以对单位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予以罚款，对仍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可以予以拘留。但该规定过于笼统，缺少对拒绝履行协助义务行为的认定细则，处罚措施相对单一，操作起来也较为困难，需要层层报批，没有立竿见影的效果。调查取证过程中还经常会遇见来自各个方面的非法干预，单位可能利用自身在当地的影响力，采取媒体介入、托人说情等方式，间接施压使法院司法目的落空，即使法院作出处罚决定，结果也往往不了了之。最主要的是由于各种原因导致法律规定的罚款、拘留措施在实践中很少用到，形同虚设。
（二）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司法审判权，并未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享有证据的调查收集权。那么证据的调查收集权是不是司法审判权的应有之义还有待研究。笔者认为，审查判断证据不等同于调查收集证据，调查收集证据在前，而审查判断证据在后，后者以前者为审查判断的基础和前提。在民事诉讼中"调查收集"证据是当事人的责任，而法院的职责是"审查判断"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而非替当事人去"调查收集"证据。因此，法院如果从事了调查收集证据的工作，就等于是做了它不应该做的事，即超越了宪法赋予它的司法审判职权的界限。也就是说，通过运用法律解释学之语义解释方法可以证明：我国民事诉讼法有关法院调查取证职权的规定，从逻辑上说是违反宪法的，因而它不利于宪法的正确实施。并且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64条之规定，举证责任是当事人向法院履行的一种责任，并且如果不履行将承担一定的法律后果，即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若不能提交相关证据，将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而人民法院不是案件当事人，在诉讼中始终处于中立者的地位，在诉讼活动中不主张任何权利，因此对案件的结果不具有利害关系，不会承担任何的法律后果。从法院的职责来看人民法院是我国的审判机关，它的主要职责是按照法定程序，审查证据材料，以此查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关系，从而正确适用法律，作出相对公正的裁判。

㈦ 司法管理

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唤醒了中国公民的权利意识、主体意识，使其权利受损时，能在“权”、“力”、“忍”、“法”当中极有可能作出较为理性的选择，通过法律手段特别是司法手段寻求正义。这样，与“司法”有关的一些词语，如“司法改革”、“司法公正”、“司法效率”、“司法腐败”、“司法管理”、“司法质量”等等，就渐渐进入人们话语，甚至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
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入及“公正与效率”主题在人民法院的展开，加强司法管理、提高司法管理水平越来越引人关注。那么，什么是司法管理？其内涵、范围究竟是什么？本文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角度进行考察，得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历遍宏观—中观—微观多个层面，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涵盖法院管理、检察管理、侦察管理、公证管理、律师管理、仲裁管理、狱政管理、司法教育及考试管理等多个方面的结论。

一、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与界定

1997年贺卫方发表的《中国司法管理制度上的两个问题》对“司法管理”的内容进行了考证，认为在中国法律文献当中，“司法管理”似乎并不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1]并且，在现代汉语当中，尽管“司法行政管理”使用频繁，但“司法管理”一词也是从《现代汉语词典》、《汉语大词典》以及诸多法学词典当中查阅不到的词汇。“司法管理”一词曾显得十分陌生。这除了国人对司法问题的关注程度以外，也许还有一个语言习惯问题，因为英语中的“Judicial Administration”、“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AOJ）、“judicial management”等等用起来十分自然，不似汉语的“司法管理”那样生硬； 而许多英语国家，如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等，人们对司法正义以及旨在保障司法正义畅通运送的司法管理的关注、依赖程度，要远远高于习惯于靠司法外手段（治时倚权，乱世靠力，关系、人情、习惯等是沟通自身与“权”、“力”的桥梁，如果无力走上这座桥梁，则“不与小人一般见识”的“忍”字又成为暂时平息争议的止痛膏）解决争议、实现其心目中的“正义”的中国。

（一）广义的理解

就明确的司法管理定义或对司法管理范围的界定性描述而言，1968年英国大法官（Lord Chancellor）认为，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all of the activities that go on behind the scenes of any real-life courtroom drama）；[2]纽约司法管理研究院院长、《司法管理：美国经验》一书作者德尔玛·卡伦（Delmar Karlen）教授认为，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还包括法院结构、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all of the elements which go into making a judicial system good or bad）,[3]赢得时任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沃伦·伯格（Warren E. Burger）赞许，认为德尔玛·卡伦教授秉承了庞德（Roscoe Pound）和范德比尔特（T.Vanderbilt）的传统，将司法管理的领域由传统的法官的选用、任期、退休及罢免；法院结构等等这些“传统内容”拓展到法律教育、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律师成功酬金（contingent fees，在我国常称为“风险代理费”）等领域，继续前辈们“为更好的法院而战斗”（battle for better courts）的事业；[4]此外，乔治·科智特利姆（George Coldstream）爵士认为，司法管理这个术语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5]
上述几个关于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理解实际上异曲同工，都是跳出法院内部管理的框框，着眼于更为广泛的视野，追及政治制度、宪政体制、立法制度层面，放眼律师制度等广义司法制度，研究可能影响司法制度品质的一切因素，研究视野要远远较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以及诉讼运行的管理要来得开阔。其范围在纵向上，既涉及宪政制度层面（如“联邦主义”、“司法至上”、“实体法改革”——为立法问题）、法院系统管理层面（如“法院结构”）以及法院内部管理层面；横向上，则围绕“法院管理”这一司法管理的核心，向外围拓展到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律师收费方式等广泛内容。

（二）狭义的定义

当然，也有学者对司法管理给予外延较为狭窄的定义，如美国学者格里克（Henry R. Glick）的认为，司法管理（Judicial Administration）主要涉及两个领域，一是法院组织和人事的管理，一是诉讼运行的管理 ；[6] 蒋惠岭认为，法院管理与法院是同时产生的，自从1983年我国法院组织法删去“法院的行政事务由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后，审判工作及法院自身的管理实际由法院行使，从而形成法院职能的“两分法”与法院机构的“双重性”，即审判职能和管理职能，[7]即实际上将法院的司法管理范围限定在法院内部行政管理上，与前面提到的“法院内务管理”似乎相通。
这是两个比较偏重于微观司法管理或“法院管理”的定义，在现代司法制度的构建成功与司法独立问题解决后，作为司法管理的重点研究对象并无不妥，但在目前中国司法尚未真正独立、社会主义现代司法制度正在构建，“法院何以成为法院”这一司法权在国家宏观公共权力体系中的合理配置问题尚未解决的前提下，“司法管理”的范围如果仅仅局限于法院组织、人事管理、诉讼运行管理或法院内务管理这几个领域，极有可能见木不见林，不能找准司法不公、司法腐败、司法效率低下等司法低质、劣质运行的病根，从而难以开出真正有效治疗各种司法病症的良方。
事实上，当年援引格里克关于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的界定来说明其对司法管理意义理解的贺卫方教授，在其研究“法院何以成为法院”、“法官的官僚化或非官僚化”中国司法管理制度当中的这两个突出的问题后，已经“深切地感受到，我国在建立一种合理的司法制度乃至整个法律制度方面面临着十分特殊的困难。这种困难不完全在于从立法上确立一整套所谓‘现代型’的体制，而且更在于附着于大体制之中的具体甚至显得相当细琐的小制度是否也能够得到确立，在于操作这种大体制与小制度的人们的观念是否适应体制与制度的要求”，[8]笔锋所及，远非法院组织人事管理和诉讼运行管理所限，而实质上是在“为更好的法院而斗争”这一广泛意义上探讨中国司法管理问题。

二、从“管理”一词的管理学定义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管理学论著当中，对“管理”一词，自是众说纷纭。古今中外无数科学家、思想家、管理学家、学者对管理进行过研究探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管理学及管理哲学方面的思想遗产，也为我们跳出对“科学管理”、“管理科学”、“企业管理”不当理解可能带来的巢臼，在更广泛的范围、更开阔的视野上把握“管理”涵义，从管理学角度获得对“司法管理”丰富内涵的理解，带来更为有益的启示。

（一）关于“管理”意义的历时简述

早在2000多年前，我国的军事家孙武的《孙子兵法》就充满了管理策略思想；另一位军事家孙膑则以“田忌赛马” 的故事闻名于世，而该故事蕴涵着现代对策论和运筹学的思想萌芽；而“丁渭修宫” 的故事则无论是从系统工程角度，还是从生产工序管理角度，都是值得反复玩味的经典管理案例。
而在外国，早期的管理思想可以追溯到古巴比伦王国汉谟拉比（Hammurabi） 时期，不仅为治理国家，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强大而完备的司法、行政和军事机构，而且，著名的、长达282条的《汉谟拉比法典》的编写，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情况，并以法律形式来调节全社会的商业交往、个人行为、人际关系、工薪、惩罚以及其他社会问题。[9]
在古希腊，苏格拉底（Socrates）提出管理普遍性问题，认为“私事的管理和公事的管理只有量上的差别，在其他方面都是相同的。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它们都是由人管理的……那些知道如何雇佣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能取得成就。那些不知道如何管理别人的人，在公事和私事上都会犯错误” ；[10]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则研究了国家管理问题；另一哲学家色诺芬（Xenophon）以《家庭经济》为题研究了家政管理和农业。
文艺复兴时期，也有许多管理思想出现，如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的《君主论》等。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社会的基本生产组织形式转向以工厂为单位的社会化大生产，效率与效益问题、协作劳动之间的组织和配合问题等新的管理问题需要解决，出现了不少新的管理实践和思想，如查理·阿克莱特的科学管理实践、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和经济人观点、小瓦特和博尔顿的科学管理制度、马萨诸塞车祸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欧文的人事管理、巴比奇的作业研究和报酬制度、尤尔的工厂秩序和法典、汤尼的收益分享制度和哈尔西的奖金方案等，[11]对于后来管理理论的建立和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自从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和法约尔、韦伯等人的“组织管理理论”这两种“古典管理理论”出现以后，经巴纳德、梅奥、赫兹伯格、卡斯特、德鲁克、卢桑斯等等众多理论家和实践者的贡献，管理理论又已经形成了行为管理理论、数量管理理论、系统管理理论、权变管理理论、质量管理理论，[12]出现了众多的管理流派，形成了所谓的“管理理论丛林”。在此背景下，管理可以是艺术，是科学，是决策，是过程，是“目标、责任加实践”……；此外，就不同层次进行考察，也可以把管理看成一种技巧，看成一种技术，看成一种方法论，甚至看成是一种数学或哲学。
近年来似乎数理管理理论更受管理学者和学界的青睐，例如，进入21世纪后方才几年，就有两年的诺贝经济学奖授予给了“计量经济学” 的学者， 甚至还有“没有数学的管理只是唾沫，绝非学问”的嘲讽。但这并不意味着人文管理理论的衰落与过时。因为就管理学理论本质而言，无论怎样千变万化，无论这“管理理论丛林”如何树木丛生，无非是对人文管理理论与数理管理理论的偏重与“性格组合”而已：即要么属于人文管理理论，要么属于数理管理理论，要么就是二者不同比重的组合，两者永远相辅相成，而不可完全替代：因为管理不仅仅是科学，而且也是艺术。在数理与人文的立场上，任何一种极端的做法都不可取。

（二）我国管理学界对“管理”意义的一般理解

鉴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要给“管理”下一个全面而又准确的定义绝非易事。可以带着夸张的口气说，有多少管理学家（或多少种管理理论），就有多少个关于管理的定义。但是，我们也不能由此就陷入不可知论，以为“管理”二字不可捉摸、无从认识。
实际上，无论什么派别，无论是以人文的或数理的语言表达其对管理的理解，“目标确定”、“资源优化”以及“管理实践”或“管理活动”这几项是任何一个管理学者不能遗忘的基本要素；再则，对于研究中国司法管理学学科构建与发展这一应用管理学问题而言，就一般管理学基础理论进行过多的探讨也不可能，故而绕开烦琐的考据和争论，采用我国教育部统编教材的定义，即“管理是指组织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资源，以实现单独的个人无法实现的目标”。[13]简言之，可以将“管理”理解为确定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资源以实现既定的管理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
在对管理进行上述一般理解的基础上，从逻辑上来说，就可以推导出“司法管理”的定义——即司法管理就是指合法影响或承载司法权运行的组织（制宪机关或立法机构、司法系统或法院系统、法院、法院内部机构、审判庭等等）中的如下活动或过程：通过信息获取、决策、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和创新等司法管理职能的发挥来分配、协调包括司法人力资源在内的一切可以调用的司法资源，以实现各种司法目标”，或者说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其基本构成要素是司法目标、司法资源和司法管理实践（司法管理组织活动或过程）。
这个从管理学原理当中推演出来的“司法管理”的定义与司法管理学者的有关司法管理是“任何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司法管理包括“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司法管理是“为更好的法院而进行的战斗”、司法管理“趋于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的相通之处：“更好的法院”、“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好的“司法制度”等可视为对一定层面上某一司法管理目标精辟的注解；管理资源及管理实践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包括涉及为社会带来刑事、民事公正的一切事项” 、“现实生活中法庭戏剧场景背后的一切活动”、“战斗”等等用语，道出了司法管理活动的广泛性、司法管理资源的多样性，当然也必然预示着司法管理活动或过程的艰巨性：因为从一国司法权的自上而下的合理运行角度考虑，“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绝非轻松之举。除了任务的繁重、事务的众多以外，利益的冲突乃是司法管理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三、从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事项的列举看司法管理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推进，“司法管理”一词已经从无到有，越来越多地占据人民法院，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司法实务文件的篇幅，有关“司法管理”内涵的理解也逐步加深。下面，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等司法实务文件当中“司法管理”所占篇幅及内涵的演变，进行简要的历时考察。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对外公布的工作报告， 尽管从1997年3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开始就强调“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并越来越关注审判方式改革、法院改革及司法改革问题，但是，其后几年的工作报告当中并没有出现过“司法管理”用语，甚至“管理”一词也很少使用：2000年工作报告出现一段文字提及“法官管理”问题，并将“法官管理”和“法官选任”、“法官培训制度”、“提高法官队伍素质”并列使用，似乎可以用管理的职能之一“控制”进行替代，足见此时对“管理”内涵理解的狭窄；2001年工作报告提到“执行管理新体制”问题，使“管理”一词在与“体制”的搭配当中扩大了内涵；2002年工作报告触及“法官与法院行政人员实行分类管理”问题，2003年工作报告则论及“诉讼费用管理制度”、“加强审判流程管理”、“海事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完善法官管理制度”、“法院人事分类管理制度”等多项司法管理问题，管理意识明显增强，“管理”名下的司法事项明显增多，但尚未使用“司法管理”一词。
2004年3月10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举行的第四次全体会议上肖扬所做的《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费字1,748个，以“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为题，专章论述 “落实以审判流程为重心的审判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公正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重心的法院队伍管理制度，提高法官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健全以人民法庭、审判法庭建设和信息化建设为重心的司法政务管理制度，努力提高司法活动效率”；“自觉接受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坚持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解决“告状难”、“申诉难”和裁判不公、效率不高的以及“法官素质不够高”、“少数法官违法违纪问题严重”等“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14]和以前相比，大大拓展了“司法管理”的范围。
而发表《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司法保障》一文继续同样论述了“完善以审判为中心的审判流程管理制度，确保审判工作高效运行”；“完善以法官管理为中心的法官队伍管理制度”；加强“审判工作宏观指导机制、审判流程管理机制、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的司法管理问题 ，甚至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共同维护司法公正等等，[15]“司法管理”的内涵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但有趣的是，2005年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在“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依法严惩严重刑事犯罪，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依法审理民事案件，平等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审理行政案件和国家赔偿案件，促进行政权和司法权的依法行使； 加大执行工作力度，努力解决“执行难”问题）、“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涉诉信访工作，切实解决“申诉难”问题；加强司法解释工作，统一司法标准；加强对诉讼调解工作的指导，提高诉讼调解水平；加强对审判质量工作的指导，促进司法领域的人权保障；加强对落实司法为民要求的指导，方便群众诉讼；加强对法院改革工作的指导，完善中国特色审判制度；指导地方各级人民法院认真办理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委托送达法律文书和委托调查取证等工作）、“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调查研究，明确目标；突出重点，狠抓落实；加强业务培训，提高审判水平）、“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进一步加强领导班子建设；深入开展“司法公正树形象”教育活动；严格规范法官与律师的关系；积极推进法院工作人员分类管理）、“做好2005年人民法院工作”（全面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维护司法公正；继续加强队伍建设，提高法官素质；继续加强基层基础工作，着力解决基层法院的突出问题和困难）等标题之下，似乎看不到“司法管理”的字样了，是否意味着对“司法管理”内涵理解上的“缩水”呢？
答案是否定的。200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在“完善司法管理，加强队伍建设”的标题下，涉及到的“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问题，几乎恰恰占据了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全部篇幅，“加强审判和执行工作”、“加强审判监督和指导”、“加强人民法院基层基础建设”、“加强人民法院队伍建设” 等等，实际上都是对“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的具体论述，并且“积极稳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本身似有突破“审判管理”、“队伍管理”和“司法政务管理”这些 “法院内务管理”（house-keeping management of the courts）的框框，将“司法管理”范围拓展到法院以外的势头。
鉴此，我们可以说，司法管理的内涵，在我国司法实务文件中，从一般的“控制”到全面的法院内务管理，再向法院体制外进行拓展，有逐渐深化的趋势；并且，也许不是简单的巧合，这种拓展趋势与当年德尔玛·卡伦教授所认为的司法管理不仅包括法院内务管理，还包括法院结构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的看法非常吻合。

四、结论：司法管理——一个内涵广泛的话语

综合以上从有关司法管理论著对“司法管理”的定义或界定、管理学论著对于“管理”一词的定义以及司法实务文献对于“司法管理” 具体事项的列举三个方面的论述，我们有理由对司法管理作一范围广泛、内涵深刻的“广义的”理解，即司法管理就是确定司法管理目标并合理运用各种司法资源，以实现既定的司法目标的组织活动或过程。对于司法管理这一内涵丰富的话语，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理解。
首先，司法管理是管理司法正义的学问和艺术。而要实现作为矫正正义的司法正义，完全不考虑源头上正义的分配是行不通的。要管理好司法，既需要司法机关本身做好内部管理，或者说做好中观、微观层面的司法管理，实现司法系统内传送矫正正义（corrective justice）及程序正义（proceral justice）的目标,又要从源头抓起，从国家政治管理或者宪政的宏观层面管理好司法，从分配正义（distributive justice）开始，为最终提高司法质量做好前提性、基础性的管理工作。从司法系统内部及外部进行司法的“全面质量管理”，决定了司法管理的范围、环节、内涵要远比我们通常想象的宽泛。
其次，司法管理的主要目标是为了构建更好的法院，内容涵盖法院内务管理、司法选择、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司法权的宏观配置、对与司法运行质量密切相关其他因素的管理（如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管理、监狱管理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等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
再次，司法管理的广泛范围及丰富内涵决定了司法管理活动的以下几个特点：（1）广泛性，任何涉及“造成司法制度好坏一切因素”，均可能成为司法管理的内容，其范围远比单纯的法院审判管理广泛，可以涉及甚至可能超越侦查、检察、仲裁、执行、监狱、律师、劳动教养、法律援助、公证、调解等“广义司法制度”[16]]的任何方面,因为这些方面制度运行的质量,往往直接影响到司法制度好坏。此外，“管理”内涵的广泛性也成为“司法管理”内涵广泛性的一个重要原因；（2）动态性，即随着客观环境的改变与具体管理目标的不同，影响司法制度各因素的相关性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与管理环境、管理目标形成互动，从而司法管理各具体内容的份量或比例，特别是法院管理以外司法管理内容所占份量与比例会发生改变；（3）开放性。同样，除了已经列举的内容以外，随着对诉讼影响力或相关性的增强，“传统”的司法管理内容会不断增加新的因素；（4）以法院管理为核心。毕竟法院是司法的核心，诉讼是司法的最终产品，不能在研究次要矛盾时忽视主要矛盾。
第四，对于司法管理的具体内容，可以结合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综合理解。纵向上，可以按照“宏观--中观--微观”层次，从司法权在国家权力的宏观配置这一宏观层面（宪政层）展开，过渡到“司法系统-法院系统-司法组织”的中观（司法体制层），再到某一具体法院的内务管理（财务、人力资源、装备、信息等等）与审判管理；横向方面，则以法院系统为核心，扩展到侦察、检察、公证、律师、仲裁、狱政、司法教育及考试等多个方面。纵横结合，并大致可得司法管理的立体全貌：（1）司法权的独立性、中立性等特征及如何通过政治制度的构建，实现司法权独立运行的制度条件。着重研究司法与政治、司法与宗教、司法与政党、司法与立法、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军队、司法与舆论、司法与仲裁、司法与非司法调解、司法与国内司法权的国际让渡及其他公共权力的关系、区别和分界线，弄清独立的司法权的最低限度，明确合理的司法审查的范围等特点在宏观、宪法层面上完成司法独立、中立的制度设计与实现。包括司法人权、司法主权、司法文化、司法心理、司法目标、司法管理主体、客体、司法资源的开发、司法改革等等宏观内容。要体现司法民有、民治、民享的主权在民思想和司法保障人权、司法实现正义的本体价值和理念，肃清司法“阶级斗争工具论”的流毒。管理层次上，处于“宏观”、“哲学”、“制度”的高度；（2）法院管理模式。在完成司法权的划分以后，研究如何完成司法组织的设置与构建。比较及选择一元与二元司法制度（如美国的联邦与州两套司法系统）、统一与分散（如在普通法院以外设置宪法法院、行政法院）的司法制度、与行政区相同与差别的司法系统、层级不同的司法组织的幅度、上下级司法组织的关系如何等内容，尤其是理清检察权与司法权的关系，选择司法组织的模式、层次、管理方式。（3）司法官员的任职资格、职业保障和监督等司法人力资源管理（4）包括宪法诉讼在内的诉讼制度设计，包括受案范围、审判模式、审级、证据制度、司法鉴定的地位、错误判决的救济与限度、司法不作为情况下的诉权保障、司法执行的模式、对仲裁、公证、外国裁判的监督和支持等等内容；（5）司法监督及危机管理；（6）司法财务管理、司法行政管理；（7）微观司法管理，包括微观司法组织内行为，如组织机构设置、财务后勤支持、司法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司法领导、司法腐败防治等；组织外功能和行为，主要是诉讼功能的发挥和裁判公正目标的实现。同时，研究审判为中心、审判流程管理、审判质量管理机制、执行工作管理、队伍管理机制、综合协调和后勤保障机制等；（8）司法管理的比较研究。可以大力借鉴、移植其国外的先进的司法科学管理经验与做法，提高我国微观司法管理水平。
以上内容，大致可分为司法政治管理（重要关注宪政视野的司法权力及相关权力的宏观配制、司法审查范围的确定以及国际司法关系等问题）、法院管理（法院内务管理、法律职业的组织与培训、法院结构、诉讼运行管理等内容）、诉讼相关因素的司法管理（主要包括检察管理、侦查管理、律师/公证管理、法院对仲裁活动的监督等与法院诉讼运行密切相关的活动的管理）等三大领域。
最后，司法管理的范围广泛性及内涵丰富性决定了其与“司法改革”难分难舍，形成司法权正常运行的这一枚硬币的两面。有关司法改革与司法管理内涵密切相关、外延高度同一的关系，以及两者之间在具体表现形式上存在的破与立、变更与稳定、突变与渐变、激情与理性、发散与收敛细微差别，笔者将另文研究，本文不再展开(韦群林版权所有,禁止转载,剽窃必究)。

㈧ 规章制度未经民主程序法院会怎么判

用人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须按《劳动合同法》规定的民主程序进行公示。

如果用人单位不公示，或者制定时没有按民玉程序进行，则法院不会支持该规章制度

法律链接：《劳动合同法》第四条 用人单位应当依法建立和完善劳动规章制度，保障劳《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动者享有劳动权利、履行劳动义务。用人单位在制定、修改或者决定有关劳动报酬、工作时间、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保险福利、职工培训、劳动纪律以及劳动定额管理等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或者重大事项时，应当经职工代表大会或者全体职工讨论，提出方案和意见，与工会或者职工代表平等协商确定。在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实施过程中，工会或者职工认为不适当的，有权向用人单位提出，通过协商予以修改完善。用人单位应当将直接涉及劳动者切身利益的规章制度和重大事项决定公示，或者告知劳动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9条就规定：“用人单位根据《劳动法》第4条之规定，通过民主程序制定的规章制度，不违反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政策规定，并已向劳动者公示的，可以作为人民法院审理劳动争议案件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