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法院
首席大法官
王胜俊
一级大法官
沈德咏
二级大法官
张军
万鄂湘
江必新内
苏泽林
奚晓明
熊选容国
李玉成
李克
刘家琛
王秀红
黄尔梅
景汉朝
池强
张立勇
张忠厚
张文显
康为民
周玉华
罗布顿珠
罗殿龙
郑少三
李少平
赵祥娃
肉孜·司马义
王维山
左世忠
公丕祥
应勇
周溯
南英
马三刚
马新岚
王振华
刘玉顺
孙华璞
安东
齐奇
许前飞
郑鄂
钱锋
高勇
董治良
梁明远
刘晓阳
『贰』 古代的“最高法院”大理寺，为什么叫“寺”
这里的“寺”不是寺庙的“寺”。
解释：寺，si，廷也。有法度者也。凡府廷内所在皆谓之寺容。“寺”本来就有古代官署名。大理寺，官署名。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院。
历史沿革：秦、汉时以廷尉主刑狱，审核各地刑狱重案。汉景帝、汉哀帝、东汉末汉献帝、南朝梁武帝四次改为大理，均仍复旧。北齐定制，以大理寺为官署名，大理寺卿为官名。隋以后沿用。大理之意：古谓掌刑曰士，又曰理。汉景帝加大字，取天官贵人之牢曰大理之义。
『叁』 郑州汉朝叫什么
郑州在汉朝叫荥阳。郑州地处中国华中地区、黄河下游、中原腹地、河南中部偏北，位于黄河中下游和伏牛山脉东北翼向黄淮平原过渡的交接地带，西部高，东部低，中部高，东北低或东南低；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四季分明。
郑州是全国重要的铁路、航空、电力、邮政、电信主枢纽城市，拥有亚洲作业量最大的货车编组站。郑州航空港区是中国唯一一个国家级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郑州商品交易所是中国首家期货交易所。郑州是联勤保障部队郑州联勤保障中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驻地，也是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河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核心组成部分。
『肆』 汉朝的录囚制度
录囚亦称虑囚。中国封建时代由皇帝或有关官吏讯察囚犯并决定可否原宥的制度。此制始于汉代。《汉书·何武传》记载，何武有"行部录囚徒。"颜师古日:"省录之，知其情状有冤滞与不也。"(《汉书·隽不疑传》注)《后汉书·寒朗传》载，东汉明帝"车驾自章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余人。"魏、晋、隋、唐、宋等各有录囚之制。《新唐书·刑法志》载:太宗于贞观六年, "亲录囚徒，阂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纵之还家"。《宋史·刑法志》:"天子岁自录京师系囚，畿内则遣使"。录囚也是主管长官的职责，并有严格的期限。唐代由大理寺掌。还有监察御史巡行地方录囚。明清时皇帝一般不再亲自录囚。
『伍』 汉朝实行的三公九卿制度，是怎么划分政务的
汉朝实行的三公九卿制度，是怎么划分政务的？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夏朝就是三孔口径(《礼记》:“夏侯氏官百，天子有三孔，口径，27医生，81院士。”“设置四个辅助和三个男性，不是必须的，而是他。可以用语言说。”)。银岛三孔口径。周王朝时期，太史寺、教师、太浦、太浦为三公，小史、小夫、小宝、大冢、师徒、宗宝、司马、沙丘、寺公为观影。秦始皇建立秦朝后，以丞相、御史大夫、蚩尤为三公。那么问题来了，在汉朝的这个历史阶段，“三孔口径”中的“三孔”究竟是哪三个官职呢？
《三孔口径》中的“三孔”是指汉朝哪三个官职？
四
最后，东汉时期，蚩尤、道士、司公成为“三公”，在这三公中仍然是掌握兵权的上尉，获得了第一名。但是东汉中后期，特别是汉化后，大将的地位上升到了三公之上。特别是东汉末年，三公已经有名无实了。例如，董卓彼此面向国家，居住在三公之上。也就是说，在这个历史阶段，经常有病魔的将军在三公之上，掌握着朝廷的大权。汉朝的“三公”最终被曹操中断。戴着天子，在诸侯的背景下，曹操以三公复治丞相，即丞相的官位掌握了东汉朝廷的大权，使韩宪制遗协成为傀儡。
『陆』 汉朝中央最高的审判机关
汉承秦制，中央最高司法审判机关称作廷尉.
『柒』 古代的法院及官员怎么称呼
军机 :清朝军机处，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都是四品官以上。市局一级(所谓四品，是说四品以上的才能进军机处)
封疆 ：有文武两种可能，都不是官职。但一定是大官才能任。一般有封壃大吏，封疆大元帅。相当于省级
观察 ：清代对道员的尊称，县级以上干部
侍郎 ：六部的副职，一个尚书，两个侍郎。副部级，厅级
尚书 ：六部的主管，部级，副部级
察 ：明朝按察司是封疆大吏,相当于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
方伯 ：等同于布政使，副省部级
中堂 ：唐、宋时指宰相，明清时成为对内阁大学士的称呼，副国家级
郎署：不是官职， 指尚书郎的官衙
署郎 ：三国时期的庶子太子府属官，第五品，也就是个县级干部
藩臬 ：清朝总督巡抚里的藩臬二司，省部级
臬宪 ：后明、清的提刑按察司,也称臬司,俗称臬台或廉访);臬使(即按察使);臬府(即臬司。指肃政廉访使);臬宪(旧时对按察使的敬称)。省部级
总兵 ：无官职，但一般由高级武将担任。清后期为正二品官。相当于省部级。或者大将、上将、中将级。
副将 ：副省部级或者中将、少将级
参将 ：东汉末曹操以丞相总揽军政，其僚属往往以参丞相军事为名，即参谋军务，厅局级或者少将、大校级
州牧 ：按现在级别是在省部级，甚至权力更大
鼎甲 ：科举中一甲三人。不是官职
鼎右 ： 指重臣之职位.
极品 ：副国家级。元帅级，大将级，上将级
南宫 ：西汉皇帝禁卫军分南北两宫，北军由执金吾领，掌京师的徼巡，南军由卫尉统领，掌官门内屯兵，南宫并不是一个官职，是指一支部队，相当于今天的首都戍卫队。
黄堂 ：从四品。厅局级
琴堂 ：主管音律的官职，可能是五品官，不太清楚。厅局级，县处级
司马 ：司马即太尉，为掌管军政和军赋的最高官职，即全国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军委主席。
甲傍 ：不是官职，指想依附有钱的人过下半生
青绶 ：指官印上的带子的颜色，西汉时只有将作大匠使用银印青绶，主管皇家宫室，副国家级，省部级
副尹 ：应该是尹的副职
饮鹿鸣，宴琼林 ：负责宴会的官
能政 ：应该是日本的官名，也泛指有能力的官员，具体不详。
黄甲 ：指近卫军，也可指近臣
日舍 ：负责饮食起居的小吏
泮宫 ：不是官名，是指诸侯所上的最高学府，天子上的最高学府叫辟雍。
别驾 ：汉置,为州刺史的佐吏，副省部级
令尹 ：楚国的官名,相当于宰相，副国家级
佐贰 ：明朝知县的副手，辅助知县管理粮马、巡捕等事，相当于一个县的政法委书记。
廪贡：不是官职，是贡生的一个级别。
县令 ：县处级，副县处级，也有可能是副厅局级，乡科级主要视所辖区域不同而具体判定。
县宰 ：同上
郡守 ：从省部级，至厅局级都有可能，视历史时期及区域判定。
都司 ：副省部级，中将，少将级
少牧 ：辅佐牧的官职，相当于副部级。
提台 ：大将，上将级
中丞 ：副国家级，省部级。视历史时期不同而定。
传胪 ：不是官职，上传语告下称为胪，传胪即唱名之意。
清要： 旧时称地位尊贵，司职重要的官职。赵升《朝野类要》卷2：“职慢位显谓之清，职紧位显谓之要；兼此二者，谓之清要。”
太守。战国称郡守，汉改太守，为一郡的行政最高长官。秦分三十六郡，比县大。相当于现在的省辖市市长。
2、刺史。汉武帝分全国为十三州，刺史掌管一州军政大权。相当于省市长兼省市军(分)区司令员。
3、京兆尹。西汉京畿地方行政长官。相当于北京市市长。
4、太尉。秦至汉均有设置，为全国军政首脑。相当于国防部长。
5、越骑校尉。汉武帝时设置，禁军长官。相当于卫戍区司令员。
6、廷尉。执掌法律、主审要案的大臣。相当于最高法院院长。
7、史部尚书。掌管全国文武官吏考核赏罚。相当于人事部长。
8、光禄大夫。皇帝身边顾问之臣。相当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
9、中书令。掌管皇帝命令发布。相当于“两办”秘书长。
10、尚书令。参议大政，综管政务，百官之长。相当行政院长。
11、车骑大将军。地位尊崇，多加重臣。相当于元帅军衎。
12、行军总管。统领军队出征的主将。相当于前沿总指挥。
13、都察院御史。古代最高监察机构。相当于监察部长。
14、知府。地方行政长官，总管州、县事务。相当于省长(或省辖市长)。
15、知州。地方行政长官。相当于省辖市市长。
16、知县。地方行政长官。相当于县长。
17、通判。府之副职。相当于副省长,,或省辖市副市长,,。
『捌』 论汉朝的治狱思想
一、引言
“春秋决狱”是中国古代司法官根据儒家经典特别是孔子编撰的编年体史书《春秋》之义理作为决断复杂、疑难案件依据的一种特殊审判方式，其应起源于汉以前，并盛行于汉代，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明确的法律制度，法律规定遇疑难案件应以儒家经义来决断，实际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决狱”的明显案例到唐代基本结束。中国法律人对“春秋决狱”多有诟病，但笔者认为其作为一种比较特殊的断案方式，在中国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占中华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时间，“春秋决狱”的精神要义植根于中国法律的深层土壤，对整个中国法制的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春秋决狱”，对现代司法无疑有较大的借鉴价值。本文简要阐述“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评价其积极作用，结合现代司法及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进行分析，寻求汉代春秋决狱与现代法制的渊源联系，进而试图思考中国现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
二、“春秋决狱”的基本理论
（一）在孔孟时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备法律化的条件
儒家学说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能成为统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职、没有实践儒家政治抱负的条件有关系。孔子本人长期在多个国家间巡游讲学，同时也寻求做官机会，虽然孔子在鲁国做过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个官职，但终不被重用，郁郁不得志，游学生涯直到68岁，5年后去世。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仅存在于民间，原因还可能是当时那么一个战乱纷争的时代，儒家“仁、礼”等思想实际上不利于中国的大一统。确实，秦王赢政以韩非的“法、术、势”法家思想纵横天下，特别强调法律的作用，主张“以法治国”，为后来封建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之大一统奠定了理论依据。法家治国，夸大了法律的作用，主张用重典、轻罪重罚，这又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及早覆灭埋下了伏笔。秦王朝以苛刻的《秦律》横征暴敛，终至百姓揭杠而起。
（二）汉武帝独尊儒术及“春秋决狱”的提出
秦灭后，由于法律的延续性及统治者认识上的局限性，汉代法律多抄袭秦律，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百姓生活质量的提高，社会逐步趋于稳定，这样的酷刑就不能再适应当时社会，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于社会和谐。随着时间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在民间的影响力得到空前扩张，更多的接受儒家思想洗礼的人逐渐进入到封建官僚队伍中。汉朝初期的统治者吸取秦朝灭亡的教训，曾宣布废除秦朝严酷的法律，并采取“与民休息”、“宽省刑法”等积极措施。汉武帝刘彻即位后，志在探索新的治国之策，在全国范围内大量选拔人才，使越来越多的儒家思想人物被选拔到高层。董仲舒在参加人才选拔的“求贤良策问”中，以“《春秋》之义大一统”为题参加策问，取得汉武帝的赞赏后被提拔重用，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思想成为正统思想。董仲舒过大中大夫、江都相、胶西相等职，就连辞官回乡之后，朝廷每有重大案件，都会去请教，使其有机会、有条件更多地参与到司法中去。在司法审判的实务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经典为指导，还组织编辑《春秋决事比》（又称《春秋决狱》），收录232个以《春秋》决案的典型案例，在整个汉朝的司法审判中，《春秋决事比》实际上成为当时的判例法。任何思想，一旦成为统治思想，必将以极快的速度全面地反映到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任何领域。既然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那它就必将成为司法等一切工作的指导思想，进而实现统治思想法律化，使统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长期固定下来。好比现在我们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那么我们的政治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就是马克思主义经济，法律也是马克思主义化的。因此，“春秋决狱”虽为董仲舒提出，可他无非就是顺应了当时政治社会的发展，推动了儒家思想法律化进程，符合了封建王朝的统治需要。
（三）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
董仲舒倡导的“春秋决狱”，一般用在复杂、疑难案件的审理中，或者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案件适用儒家经典义理决断，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规定时，如果某个案件的审判如果适用法律时与儒家经典义理相违背，那么，儒家经典义理就有高于法律的权威。这些儒家经典著作主要有《易经》、《诗经》、《书经》、《仪礼》、《春秋经》等，其中放在特别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经》。为了后人决断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选232个典型案例编辑《春秋决事比》，司法官以《春秋决事比》作为审判案件的标准，在《春秋决事比》中没有类似案件时，再以儒家经典义理判决。
《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现多以遗矢，但仍能从尚有记载的几个案例中管窥汉朝司法官对“春秋决狱”的运用原则。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实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动机，如果一个人的行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么即使他的行为产生了社会危害，也可以减轻处罚；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儒家的仁义精神，即使造成的社会危害不大，仍然可以处以重刑。例如，某人的父亲和别人发生口角而斗殴，对方用刀刺杀父亲，这时，儿子用棍子相救，本来要打对方，却误伤了自己的父亲。在这件案件的审判中，司法官间产生了意见分歧，有司法官认为儿子犯了殴打父亲的重罪，当时的法律规定殴打父亲必须处死，因此这件案件中的儿子应判处死刑，而有的司法官认为儿子的本意并不是要故意殴打父亲，儿子不应该被判处死刑。这样的案件放在今天是很好判的，但古人不会有“正当防卫”、“过失伤害”等思维，司法官们觉得很为难，因此把这个案件作为一个疑难案件报给董仲舒来处理。董仲舒以“原心定罪”为原则，认为儿子的动机不是打父亲，相反是为了救父亲，还很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所以免其罪。即使同样的案件发生在今天，当今的各国法官们的判决结果应该和董仲舒所处理的差别不大。二是“亲亲相首匿”，即近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匿其犯罪行为，除非是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封建统治秩序或者侵犯了皇权。《春秋决事比》中的案例是：甲没有儿子，从路上拣了个婴儿乙并把他养大，乙长大后杀了人，甲把乙藏匿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要受到重罚。可董仲舒按照《春秋》中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可互相藏匿，董仲舒认为他们是父子关系，所以不判甲的罪。到了唐代，法律明确规定父子互相藏匿罪行的行为不属于犯罪。
三、“春秋决狱”的影响与价值
董仲舒首先倡导的“春秋决狱”无疑是具有较大负面作用的，主要体现在：第一，导致了封建司法腐败。由于当时法律十分的不完善，许多案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春秋》等儒家经典又有较大的解释空间，还有许多前后矛盾的地方，且《春秋决事比》作为当时的判例法，仅200多个案例，更是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的全部，这就为封建司法官根据自己的好恶解释儒家经典提供了方便。第二，不利于封建法制的完善。笔者认为，汉朝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这本身并无坏处，可无论成文法还是判例法，均没有以应该有的速度继续完善、充实，如果说没有“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那么司法官在遇到疑难案件后，不按照儒家经典来决断的话，虽然会暂时增加审判难度，可也会逼着司法官们去思考如何完善现有法律的问题，从而促进法律的修改、充实、完善。在遇到疑难案件时，司法官们可依据儒家经典决断，这就给司法官们带来了思想和实践上的极大惰性。
任何事物均有两面性，对“春秋决狱”同样应以一分为二的观点进行评价。实际上，“春秋决狱”的贡献和价值远远超过其缺陷，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同时，亦可为现代司法提供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价值。一般认为，“春秋决狱”对古代司法的贡献和价值主要体现在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推动法律儒家化、纠正法律人性化不足、缓和社会矛盾、推动了古代犯罪构成理论的完善等方面，笔者则从促进了社会和谐、体现了朴素的人本思想、对现代司法的一些启示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促进了社会和谐
从法律制度上来分析，汉朝初期法律由于在很大一部分范围内抄袭秦朝的法律，即“汉承秦制”，致使当时的法律过于严酷，继续使用黥、劓、宫、斩左右趾等肉刑，对劳役刑亦无明确固定的刑期规定。严刑酷法在战乱纷争的年代或许有其积极意义（当然，也肯定有其明显弊端），有利于促进社会政治的稳定安宁。可随着汉朝的大一统，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酷法就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人们必然对其十分仇视，从而引发社会动乱。经过汉初二三十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迅速恢复，政治形势趋于稳定，犯罪现象大为减少。残酷野蛮的刑罚制度，愈来愈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为此，废除酷刑，改革刑制，已成为大势所趋。在许多繁酷的法律应该废除而没有废除之前，董仲舒适时提出“春秋决狱”的法律主张，适应了社会的发展，促进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有利于维护政治的稳定。儒家倡导的“仁、爱、孝”等思想，具有相当的人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严酷的法律所带来的社会矛盾纠纷。从“春秋决狱”的审判实践上来看，以儒家经典义理审判的案件多以“从宽”为主，这也有利于社会的和谐，避免产生更大的矛盾。比如，《春秋决事比》中记载的一个案例：甲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乙送给了别人，乙长大后，甲对乙说“你是我儿子”，乙一气之下打了甲。按照当时的法律，乙打了自己的亲生父亲，应判决死刑。如果真的判乙死刑，那么，矛盾纠纷就“升级”了，乙的养父、妻儿等与甲就产生了较大的矛盾，同时也导致他们仇视法律。董仲舒不按照死板的法律条文来决断此案，董认为甲生了儿子不抚养，其父子关系已名存实亡，所以乙不应处以死刑。实际上，甲作为乙的生父，也不可能希望乙被判处死刑，因此，笔者认为该案是一个取得良好社会效果的典型案件。
从社会制度上来分析，汉初吸取秦朝苛捐杂税繁多而逼民起义的深刻教训，以老子无为思想为指导，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长期的休养政策，百姓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同时，也培养了大批非常富裕的商贾和地主，富裕商贾和地主的子弟多无法无天、横行乡里、欺压百姓、为非作歹、目无尊长，导致纲常败坏，社会矛盾越发突出。汉王朝比较清醒地看到了这点，顺势“独尊儒术”，把儒家思想作为正统思想，比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纲常理论在当时确实能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春秋决狱”以极快的速度推进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使儒家的统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发挥了司法对政治、社会应有的作用。因此，“春秋决狱”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的稳定均有十分重大的贡献。
（二）体现了朴素的人本思想
“春秋决狱”的审判方法，从多个方面均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一是尊重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儒家特别强调亲人之间的关系，认为为了亲人而做的某些虽然不合法的事情也应该体谅，即“亲亲相隐”等。在前面提到的养子杀了人，养父把养子藏匿了起来，按照当时法律，藏匿杀人犯应处以重刑，但董仲舒考虑到父子之间的亲情，在任何遇到这样的事情，也是非常难以选择的，因此他认为养父藏子是人之常情，不应判罪。二是尊重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诗经》中说：“食色，性也”，也就是把食、色作为最自然不过的事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春秋决事比》中的一个经典案例就是不依据法律规定，而可能是根据这句话来决断的。有个年轻女子的丈夫在坐船时掉到大海里，找不到尸体安葬。四个月后，这个女子的父母做主将女子改嫁。按照当时法律，在丈夫的尸体未安葬前改嫁应判处死刑，当时就有司法官这样认为。法律的原意是惩罚女子的淫荡和为了财富等私利而改嫁的行为，但董仲舒认为女子改嫁不属于淫荡，也不是为了私利，所以无罪。董仲舒判女子无罪，可能是从如下三个方面考虑：1、该女子的丈夫尸体掉到大海里，根本找不到，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尸体很显然是永远找不到了，那么，该女子就得永远守寡，不得再改嫁吗？很显然，这样的结论是荒唐的，所以该女子无罪。2、该女子改嫁是遵从父母之命，儒家强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反而说明该女子遵从孝道，显然不是为了私利。3、“食色，性也”，这也应该是人家的基本生理需求吧。这个案例显著的反映了“春秋决狱”的尊重客观实际和朴素的“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结合现代司法的一些思考
从2006年起，中央政法委决定在全国政法系统广泛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教育”活动，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党的领导”，就是说全国政法工作必须服从服务于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党的领导。我们的提法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法官之上，只有法律”等，这话本来是不错的，但中国现阶段正处于社会的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新情况新问题迅息变化，法官在审判中往往遇到根据法律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强党的领导、依靠党的领导来处理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依靠党来处理社会矛盾纠纷，而不仅仅依靠法律。当前，通过全国政法系统正在开展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大学习”活动，各级政法部门特别是司法机关深刻认识到：不能仅仅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而要寻求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政治效果的统一。例如在许霆恶意取款案中，许霆在自动取款机程序出错的情况下，恶意取款17.5万元，广州中院依照《刑法》以盗窃金融机构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个案件在全国影响了许多思考、轰动，在媒体及广大法律人和群众的关注下，此案二审广东省高院判处许霆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广东省高院的判决，许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正式生效。此案在一审中不得不机械适用法律，但广东省高院顺应民意，判处许霆法定刑以下刑罚，最终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结合“春秋决狱”来思考现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也就不难理解。建国初期，我们强调的是“严打”，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严打”制度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央适时倡导“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宽严相济”意思是“当宽则宽，当严则严”，但在实际操作中注重“宽”的一面，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死刑执行方式由枪决改为注射及缓减免诉讼费用、实行新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等制度，则表明法治的人性化方面。在新一轮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活动中，全国各级政法官员和司法机关负责人反复强调不要死搬法律条文，要注重案件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这总体是好的，有利于弥补法律规定的不足，同时，我们也要借鉴因“春秋决狱”而导致司法腐败的教训，尽量避免主观办案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班固，《汉书·董仲舒传》
2、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史， 2003年2月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3、《太平御览》卷六百四十[Z]。
4、赵晓耕，《春秋》与“春秋决狱”，2003年1月13日《人民法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