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慎齐法官

❶ 如果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原告住所地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由什么人民法院管辖

人民法院抄报知乎官方账号是这样写的。

再次，该条第三款规定了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时的管辖法院确定原则。合同没有实际履行，当事人双方住所地都不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但是，合同没有实际履行时，如果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住所地都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由哪个法院管辖？笔者认为，如果被告单方住所地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如果原告单方住所地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根据约定优先原则，应由原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或者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三条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被告住所地与合同履行地”均有管辖权的规定，至少应与被告住所地法院一样拥有同等的管辖权；如果原、被告双方住所地辖区相同都在合同约定的履行地的，则应由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仇慎齐）

❷ <<东京审判>>中梅博士坚持争取中国法官的座次有什么意义

中国虽然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抗日战争的主要战胜国，但由于国力弱小，审判开始时并未受到他国的重视。最后，经过梅汝王敖等人的努力抗争，才在这一场审判中为中国争得了一份尊严。在此过程中，“法官坐席之争”尤其显得苍凉悲壮。
1946年4月，11国法官齐集东京，正式开庭审判的日子就要到了。但是，各位法官在法庭上的座位将按什么样的顺序来排列？梅汝王敖对助手说：“任何国际场合，争座次在所难免，这并非个人名利，而是关系国家、民族地位和荣誉的大事，故应有的位置必须当仁不让，力争得到之。”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没有明文规定法官席位的次序，但法官座位的排列次序却极其敏感，卫勃庭长提议法官席次应该按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惯例来安排，即以美、英、苏、中、法为序。但是，有的法官当即指出，按照联合国宪章，安全理事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是以中、法、苏、英、美（按照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这样一来，中国和法国法官将坐卫勃的两旁，而卫勃所倚重的英国和美国法官便不能居于中央席次。于是卫勃庭长又提议：我们不是联合国的组织，不必按五强居中的惯例来安排，可以适用按国名字母先后为序的办法。但是，这样事情就更乱了，因为居中央的将是中、加两国的法官，而他所希望接近的英、美法官反而离他更远了。大家争来争去，莫衷一是。
微笑倾听良久的梅汝王敖终于开口：“个人的座次，我本人并不介意，只因与各位同仁一样，是代表了各自的国家来的，所以我还须请示本国政府。”这一军“将”得厉害。开庭日期将至，法官们如果都要请示国内而后定，必拖延时日。卫勃忙说：“为确保准时开庭，座次问题必须尽快排定，希望梅先生从大局出发。”
梅汝王敖收敛笑容：“同意庭长尽快排定的意见，但中国代表应排在第二位。中国受日本侵略最深，抗日时间最长，付出牺牲最大，审判的又是日本战犯。因此，中国理应排在第二。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故我提议，各位都不用争了，法官的座次，按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列，实属顺理成章。”他接着报了受降典礼上各签字国的顺序：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尽管当时的中国是受侵略之害最深的国家，可国力较弱，俗话说“弱国无外交”，因此对于梅汝王敖的提议，几个西方国家代表根本不愿接受，会场气氛紧张起来。
梅汝王敖有意以调侃的口吻缓和一下空气：“如果庭长和大家不赞成这个办法，那我们就以体重为标准吧，各自过磅，看看各人的体重是多少，重者在前，轻者居后。这样，我们便可以有一个最公平、最客观的标准。”
话音刚落，法官们哄堂大笑。卫勃庭长对梅汝王敖笑道：“梅先生真会讲话，是法官，更是个幽默大师。你的办法很好，但是它只适用于拳击比赛。我们是国际法庭而不是拳击比赛场。”
梅汝王敖以笑对笑，绵里藏针：“若不以受降国签字顺序排列，还是按体重排列为好，我即使被排在最末一位，也毫无怨言，对本国政府也算有了交代。政府如果认为我坐在后边有辱使命，可另派体重者取而代之，再来较量。”显然，梅汝王敖早已意识到庭长是在千方百计地排挤他，不让他占据法官第二席。
这个问题就这样半认真、半玩笑地在正式开庭前的法官会议上被谈论来谈论去。卫勃庭长既不做出决定，又不愿付诸表决，一任其混乱、僵持着。
审判“彩排”前的冲突
直到1946年5月2日，即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的前一天，卫勃庭长的真实意图才暴露出来。5月2日上午，法庭书记官紧急通知各国法官，下午4点举行开庭仪式预演，到时候要拍照，要穿上正式的法袍。这是法庭做的最后一次隆重的“彩排”。但就在这次“彩排”中，一场尖锐的冲突几乎差点儿毁掉即将开始的东京审判。
造成这场冲突的原因正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们的座次安排。下午4时，法官们都按要求做好了准备，在法官休息室集合。这时，卫勃庭长突然宣布：法官坐席的次序是美、英、中、苏、法、加、荷、新、印、菲，并说这是经过盟军最高统帅同意了的安排。很明显，英美居中，排挤中国，同时以压制加拿大作为陪衬（按照受降签字次序加拿大应排在法国之前）。
卫勃庭长这样一宣布，大家不禁愕然。中国法官梅汝王敖和加拿大法官麦克杜哥最为愤慨。梅汝王敖当即指出：“这个安排是荒谬的，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说完，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欲退出预演，以示抗议。加拿大麦克杜哥法官此时也向卫勃提出了强烈反对。
卫勃看见事情不妙，便亲自来到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婉转地对梅汝王敖讲：“最高统帅要英美法居中的意思无非是因为他们对英美法程序熟识一些，并无歧视中国的意思。中国的席位仍然在苏、法之上，是五强的中坚。”梅汝王敖说：“这是国际法庭，不是英美法庭，我看没有英美派居中的必要！假使有这种必要的话，何以加拿大、新西兰等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官又被挤在两旁？”庭长又说：“照现在的安排，你的近邻将是美国法官和法国法官，不是那位俄国将军，这会让你很愉快的。”
梅汝王敖答道：“我不是为了要愉快而来到东京的。中国遭受日本战犯们的侵略荼害达50余年，对中国人来说，审判日本战犯将是一件沉重严肃的任务，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工作。”
争论至此，庭长的话全都碰了壁，于是他向梅汝王敖发出了威胁：“这是最高统帅的意思。如果因为你拒绝尊重这个安排而使中美关系陷入不愉快的境地，那将是非常遗憾的。你的政府未必同意你的这种行为。”梅汝王敖有些激动：“政府同意不同意是另外一件事，但是我绝不接受这种于法无据、于理不合的安排。我不相信中国政府会同意这个安排。同时，我也怀疑这个安排是否真正是最高统帅做出的。”
卫勃听了十分尴尬，但他看出梅汝王敖态度坚决，于是他说：“我去同其他兄弟们商量一下，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请你千万别走，至多10分钟我就回来。”
不到10分钟，庭长回到了梅汝王敖的办公室。他面带笑容地说：“我已经同其他兄弟们商量过，他们一致认为今天的预演只是临时性的，非正式的，我们不妨照原定的安排，不必变更。至于明天正式开庭时的安排如何，我们今晚可以开会再讨论。”
梅汝王敖觉察出这很可能是庭长的又一个诡计———先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借故取消晚上的会议，或者到明天又说最高统帅不同意做任何改变，遵照昨天“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样一来，法官的座次就没有办法改变了，只能听从卫勃的摆布。
梅汝王敖当即答道：“预演固然是临时性的和非正式的，但是许多摄影和新闻记者都等候在审判大厅里，他们必定要摄取许多照片，甚至刊登在报纸上。这些照片很可能传到中国人民的眼里，他们看到这种于法无据且与中国荣誉地位不相称的安排，必然会感到惊讶和愤恨，甚至会责难我软弱无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宪章上虽没有规定法官坐席的顺序，但是我们这个法庭之所以能够设立，之所以有权审判日本战犯，是根据日本投降书而来的，按照受降国家签字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法官的席位是唯一合法合理的办法。这个意见我已经在法官会议上讲过多次，多数同事并无异议，也没有人提出过更好的办法。但是，你始终不愿将这个问题付诸表决。我看再开法官会议也是没有必要的，唯一的办法是预演时就依照受降签字次序排列。如果最高统帅不同意，我们明天再开法官会议不迟。倘不如此，我绝不参加。至于我个人，我还得慎重考虑一下。我可以向政府请示，看是否支持我；也可以向政府辞职，另派一个人来接替。这完全是我个人的事情。”说完，梅汝王敖再次做出马上要离去的姿态。
卫勃自认为毫无破绽的计谋又成了泡影。他焦躁地对梅汝王敖说：“请你务必再等一等，我同其他兄弟们再商量一下就来。”
“小胡子法官”令世人刮目相看
开庭预演仪式已经推迟了约半个小时，审判大厅里的人们等得有点不耐烦了。此时此刻，没有人能承担得起推迟明天正式开庭的严重后果，因为这个日期已经向全世界宣布了。
曾经由于苏联法官的姗姗来迟，法庭等了很长时间才正常运转，而且总部和庭长一再宣称“非候全体法官到齐不拟开庭”。现在虽然苏联法官到了，但如果中国法官拒绝出席，那么按期开庭仍将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如果真的发生了不能按期开庭的情况，那必定会引来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惊疑和非难，这个责任无论是庭长还是最高统帅都不愿意承担，也承担不了。基于有这样的把握，梅汝王敖认为现在是向庭长摊牌的最好时机，因此，他的态度就更加强硬了。
那是令人窒息的10分钟。当卫勃第三次来到中国法官办公室的时候，他盯着梅汝王敖一字一句地说：“兄弟们同意你的意见，预演就按受降签字国次序进行。今晚我把情况报告最高统帅，看他是否同意。”说完便悻悻而去。梅汝王敖于是又脱去大衣，换上法袍，走出自己的办公室。他一回到法官们中间，预演仪式立即开始。这时已经是下午5时了。
第二天上午9时30分，卫勃庭长在开庭前几分钟来到会议室，对等待在那里的10名法官宣布：“最高统帅已经同意，我们今后的行列和坐席顺序就按照昨天预演时的顺序来安排。”一个争论多日、僵持很久的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
在参与审判工作的11国法官中，只有1人比42岁的中国法官年轻。司法界一贯比较注重年资和外表，梅汝王敖因此而留起了上唇胡须，并因此被各国记者称作“小胡子法官”。通过座次争议这件事，大家对梅汝王敖另眼相待。
中国国旗首次插在第一位
目睹中国法官席位之争的各盟国记者，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仪式预演场内，窃窃耳语。在场的上海《申报》记者以自豪的神色告诉外国同行：“中国抗战长达8年，战胜日本功劳最大，应当占有这光荣的一席。”
可见，当时外界对法官座次之争是非常关注的，但法官之间因国旗位置而发生的争执却少有人知。梅汝王敖在日记中记下了这个故事：当11位对日参战国的法官穿着崭新的法袍庄严地坐在审判席上等待预演开始时，大家都看到在审判席后面插着的参战国国旗，美国国旗插在第一位，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中国的法律顾问吴学义一看中国国旗插在第二位，立刻向梅法官打手势，伸出了右手食指，意思是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梅汝王敖看见吴学义的手势后，马上心领神会，立即向庭长卫勃提出：“中国国旗应插在第一位。”
美国法官克莱墨十分傲慢地说：“为什么？”梅法官当即用流利的英语慷慨激昂地阐述了中国军民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8月15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所付出的巨大牺牲和代价。随即，中美双方展开激烈的争论。美方理屈辞穷，最终做出让步，中国国旗插在了第一位，美国国旗则移至第二位。这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代表团出席国际会议有史以来国旗插在首位的第一次！所以，当中国国旗刚刚插在第一位，国内新闻媒介就立即刊发了这一重大新闻，有的报纸还及时刊出“号外”。
审判期间，梅汝王敖法官不喝酒，不打高尔夫，却每天坚持练“国粹”———太极掌。有一次，法官们出席某个宴会，女主人轮流给11位法官敬酒，转到梅汝王敖面前时被他婉言谢绝了。女主人笑着向大家说：“我发现，东京的国际法庭总算有一个始终保持清醒的法官，他，就是中国的梅法官。”
摘自《把东条英机送上绞刑架的中国人》梅朝荣编著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1月

❸ 医疗纠纷举证责任分配制度论文中的参考文献有哪些

【参考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胡学军;;解读无人领会的语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评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11年03期
2 陈小嫦;李大平;;论医疗诉讼中的证明妨碍[J];证据科学;2010年04期
3 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的中国特色解读[J];法学杂志;2010年02期
4 翟志文;薛振环;;医患诉讼因果关系证明负担的缓和——以日本判例的分析为视角[J];法学杂志;2011年03期
5 乔世明;;试论医疗侵权鉴定制度的完善[J];法治研究;2010年11期
6 彭浩晟;;医疗损害证明责任分配规则研究[J];证据科学;2012年03期
7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医疗损害赔偿调研课题组;贺荣;周继军;张柳青;陈特;;新形势下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件的审理情况、问题与对策[J];证据科学;2011年03期
8 宋平;;我国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之反思与重构[J];河北法学;2010年06期
9 张新宝;明俊;;医疗过失举证责任研究——比较法的经验与我国的实践[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年04期
10 陈慧慧;;反思医疗侵权损害举证责任的再分配——由《侵权责任法》第58条的法解释延伸[J];中国卫生法制;2012年01期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4条
1 霍娜娜;论医疗纠纷证明责任的分配[D];河南大学;2011年
2 彭秋红;我国医疗侵权举证责任分配研究[D];山东大学;2011年
3 代全喜;医疗纠纷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11年
4 陈今玉;论医疗纠纷损害赔偿之诉的举证责任分配[D];西南政法大学;2006年
【共引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周菁;王超;;我国法官在刑事证据法中的诉讼角色[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5年01期
2 韦国猛;;违反安全保障义务侵权责任浅析——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为中心[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01期
3 周阿红;莫良元;;构建我国现代自由心证保障体系的路径探讨[J];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01期
4 尤佳;;《侵权责任法》第24条的性质及适用探析[J];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01期
5 潘善斌;医疗事故诉讼若干问题探讨[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04期
6 杨锦炎;;论诉讼证明对象——以法律方法论为启示[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5期
7 郭玮;;论侵权责任归责原则体系——以我国的立法为例[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06期
8 潘善斌;《医疗事故处理条例》释评[J];安徽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年01期
9 张刚;王成军;;关于构建和完善我国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法律思考[J];安康学院学报;2009年03期
10 张文英;;网络名誉侵权行为及其责任[J];安阳工学院学报;2008年01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刘辉;郑在义;;民事检察中的若干证据问题[A];第二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C];2006年
2 赵海怡;;责任规则威慑与激励效应的异化及矫正——兼评《侵权责任法》第七章[A];2012年度（第十届）中国法经济学论坛论文集[C];2012年
3 杨立新;王轶;王竹;王天凡;赵可;;中国民法学三十年(1978—2008)[A];中国法学三十年（1978-2008）[C];2008年
4 张保生;王进喜;吴洪淇;;中国证据法学三十年(1978—2008)[A];中国法学三十年（1978-2008）[C];2008年
5 肖刚;;我国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运行失范之反思与重构[A];全国法院系统第二十二届学术讨论会论文集[C];2011年
6 孙世光;;生产者责任延伸法律制度的正义性分析[A];2007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优秀论文集（下卷）[C];2007年
7 陈劲梅;严瑛;张瑷;;浅谈医患法律关系[A];第一届航天医院管理论坛论文汇编[C];2007年
8 陈宏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与行政监督机制的完善——以行政诉讼视角的法律分析[A];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法律问题——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6年年会论文集[C];2006年
9 郭锋;胡晓珂;;强制责任保险研究[A];中国商法年刊（2007）：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商法建设[C];2007年
10 袁碧华;;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中的职业保险探析[A];中国商法年刊（2007）：和谐社会构建中的商法建设[C];2007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沈强;TRIPS协议与商业秘密民事救济制度比较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2 高田甜;WTO争端解决机制证明负担规则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3 邬先江;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制度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0年
4 陈琦;海上人身损害赔偿制度论[D];大连海事大学;2010年
5 张伟强;法律制度的信息费用问题[D];山东大学;2010年
6 刘冬京;我国股东派生诉讼制度研究[D];武汉大学;2009年
7 田园;侵权行为客观归责理论研究[D];吉林大学;2011年
8 周琼;论中国精神损害赔偿的事实及相关基础[D];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
9 许俊强;目的港受领迟延法律问题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11年
10 王锦;环境法律责任与制裁手段选择[D];中共中央党校;2011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滕雅婷;医疗损害赔偿中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研究[D];南京医科大学;2010年
2 张源;专利间接侵权理论在我国适用空间的探讨[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3 傅学庆;医疗过错的判断标准——医疗水准说[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4 张玉英;商业广告虚假荐证的民事责任[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5 余暮;医疗纠纷中的侵权责任[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6 叶传禄;著作权侵权赔偿责任及赔偿数额的确定[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7 马锦毅;论雇主责任[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8 曹麟蔚;劳动争议证明责任问题研究[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9 夏路;论医疗损害责任归责原则[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10 赵莉颖;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人身伤害之民事责任[D];华东政法大学;2010年
【二级参考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霍海红;;主观证明责任逻辑的中国解释[J];北大法律评论;2010年02期
2 肖建华;李志丰;;从辩论主义到协同主义[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03期
3 侯利阳;举证责任分配理论之重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01期
4 包冰锋;陈今玉;;医疗纠纷损害赔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原则之比较分析[J];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01期
5 白鹤举,李春荣;医疗诉讼中医患双方的举证构成[J];承德医学院学报;2003年04期
6 穆书芹;试论举证责任倒置在医疗事故案件中的适用[J];当代法学;2002年07期
7 周团结,张建军;论民事诉讼举证责任分配与民事责任归责制度的衔接[J];当代法学;2003年02期
8 萧晓晖,乔宁;从举证责任倒置谈防御性医疗[J];当代医学;2003年11期
9 肖建国;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的价值蕴涵[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2年03期
10 胡永庆;知情同意理论中医生说明义务的构成[J];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2005年01期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前1条
1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利明;[N];人民法院报;2002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8条
1 江毅;中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制度比较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1年
2 丁春辉;医患关系现状及对策研究[D];山东大学;2006年
3 寇娟;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研究[D];苏州大学;2007年
4 孙丽华;关于民事诉讼中证明妨碍的研究[D];南京师范大学;2008年
5 陈建中;医疗纠纷中医疗机构举证责任实证研究[D];复旦大学;2009年
6 高云江;论医疗侵权举证制度[D];山东大学;2010年
7 梁冬;论医疗侵权纠纷的举证责任[D];吉林大学;2010年
8 宋萍萍;论民事医疗损害责任诉讼中的举证责任之分配[D];复旦大学;2010年
【相似文献】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李黎;于情;李雪梅;;浅谈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J];北方经贸;2011年07期
2 王岳;;域外医疗损害之举证责任分配比较与我国的策略[J];证据科学;2010年04期
3 王星星;;论医疗侵权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J];赤峰学院学报(科学教育版);2011年07期
4 汪粼;;浅谈民事诉讼举证责任[J];台声.新视角;2006年01期
5 尚江涛;;论民事诉讼举证责任[J];法制与社会;2009年17期
6 陈建文;;论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J];经济与社会发展;2006年05期
7 彭鹏;陈三勇;伍永亮;;行政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探究[J];社会科学论坛(学术研究卷);2007年08期
8 程春华;;举证责任分配、举证责任倒置与举证责任转移——以民事诉讼为考察范围[J];现代法学;2008年02期
9 姚丹;;浅谈民事诉讼中的举证责任[J];今日科苑;2008年11期
10 应魏;;论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J];商场现代化;2008年24期
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李艳;;环境侵权案件中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分配[A];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与环境、资源与能源法律实践会议论文集[C];2010年
2 马东晓;;略论举证责任的分配规则——以知识产权诉讼为例[A];规划·规范·规则——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优秀论文集[C];2006年
3 梁梅;;论民事诉讼中举证责任的倒置[A];中国民商法实务论坛论文集[C];2002年
4 陈磊;周宏斌;;论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A];中国民商法实务论坛论文集[C];2002年
5 陈磊;周宏斌;;论医疗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A];中国民商法实务论坛论文集[C];2002年
6 张桂香;郭唐军;;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浅议[A];规划·规范·规则——第六届中国律师论坛优秀论文集[C];2006年
7 许永杰;贺宝健;;举证责任的分配与证明标准的衡量[A];中国民商法实务论坛论文集[C];2002年
8 吴毅;;论法官对举证责任自由裁量权的行使[A];中国民商法实务论坛论文集[C];2004年
9 傅蕾;;试论专利侵权纠纷案前调解[A];专利法研究（2010）[C];2011年
10 孔俊伟;邓晓敏;;环境损害民事诉讼中的证明问题——从两份截然不同的判决谈起[A];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与环境资源法的热点问题研究——2006年全国环境资源法学研讨会论文集（四）[C];2006年
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葛梅;行政不作为案件的举证责任分配[N];江苏经济报;2003年
2 林操场 刘春华;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不完全免除受害人举证责任[N];徐州日报;2006年
3 龚赛红;国外医疗诉讼举证责任分配[N];健康报;2003年
4 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人民法院 仇慎齐郭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举证责任之认定[N];人民法院报;2007年
5 俞晓霞;特殊举证责任分配方式运用三题[N];人民法院报;2004年
6 李燕;从一起牛官司看举证责任分配[N];江苏经济报;2006年
7 崔颂文沈金汝;举证责任分配在庭审中的运用[N];人民法院报;2007年
8 戚新明;确认劳动关系的举证责任分配[N];江苏经济报;2010年
9 案例编写人 云南省巧家县人民法院 周国祥;保险合同纠纷中举证责任分配及不利解释原则的适用[N];人民法院报;2011年
10 刘雁兵 马向征;签名不被认可时的举证责任分配[N];人民法院报;2005年
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曾冠棋;举证责任法理探讨与实证评析[D];中国政法大学;2007年
2 骆东平;论性骚扰纠纷的民事诉讼规制[D];西南政法大学;2008年
3 吴国喆;权利表象及其私法处置规则[D];中国政法大学;2006年
4 吕利秋;《行政诉讼举证责任》[D];中国政法大学;2000年
5 宋平;医患纠纷诉讼程序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09年
6 倪静;知识产权纠纷诉讼外解决机制研究[D];厦门大学;2008年
7 李新庄;我国土地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构建研究[D];南京农业大学;2010年
8 胡雪梅;“过错”的死亡[D];西南政法大学;2003年
9 颜璠;知识产权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运用研究[D];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
10 刘敏;当代中国民事诉讼调解率变迁研究[D];湖南大学;2012年
中国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前10条
1 张冬雪;医疗损害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
2 姚旭斌;民事审判实践视角下的举证责任分配[D];苏州大学;2003年
3 沈煜;论医疗侵权纠纷的举证责任分配[D];苏州大学;2013年
4 王晓明;试论我国医疗侵权纠纷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配[D];西北大学;2011年
5 陈镭;我国医疗侵权纠纷诉讼中举证责任分配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2012年
6 孙卫国;论医疗纠纷中的举证责任[D];郑州大学;2007年
7 李瑞京;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举证责任问题研究[D];大连海事大学;2006年
8 曹开旺;论我国新闻侵权法律制度之完善[D];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
9 王永军;论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D];河南大学;2005年
10 刘佳;我国民事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研究[D];大连理工大学;2006年

❹ 如何论证法官思想的独立性

司法现在经常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充当中立的裁判，所以它承担着更大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不容易承担。司法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样巨大的压力承受在一个常人的肩膀上，人们往往觉得心里不塌实，所以需要把这个常人加以包装，包装得和人不一样。头发一定要怪怪的，衣服要不同，这样无论给衣服之内的人还是衣服之外的人都有强烈的警醒，那就是说我做的工作不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人命关天的的事情，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法律准则的统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认真的做。穿上这套衣服以后，其他的人也会对他有强烈的期望。我想这是把法官营造得非常奇特非常不一样的作用。
军警式的制服所营造的气氛，就比较简单了，那是一种工具化的气氛。穿这身衣服的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个服务的角色，他是完整我们另外某种价值的辅助性的角色。中国的法院一直处在权力的边缘，司法机关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是1978年开始学法律的，进学校前还是作为绝密专业招生，一定是苦大仇深出身的人才可以学法律。进去以后就教育我们要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一个人磨得锋利，“党指到哪儿就砍到哪儿”“社会主义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司法机关的角色，法律人的角色，就是服务者。52年为反右服务，56年为反胡风服务，57年为反右服务，58年为大跃进服务，“三马齐出动，拧成一股绳，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我们现在看当时的报纸很好笑，但都是现实。66年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服务不长时间，法院就被军管了。我还曾接到一个当事人寄来的当时的判决书，判处他反革命罪，这个判决是山东烟台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法委员会作出的。当然文革以后恢复法院，为改革开放服务，后来为商品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现在又为西部大开发服务。法院总是个次要的角色，并不是个神圣化的角色，如此次要的角色当然不需要那样奇特的包装，所以穿了一身军警服。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神圣化的角色还是一个工具化的角色。
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穿着法袍的人有一种独立感，他是独立的职业，独立的人。司法的角色象征着独立性，法官的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为什么司法要独立？其实每一个法官要独立，是因为法官处理案件，行使权力只在法庭之中。在法庭中行使权力的过程需要一种对人的观察。比如在司法过程中，我们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离不开当面锣对面鼓地观察。证人在作证之前要宣誓，宣誓之后法官会向他反复强调，你已经向上帝宣誓了，现在你说的话如果有假的话，你不只是对我撒谎，你是对上帝撒谎。这对人心理上有警醒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是辩证唯物主义，天不怕地不怕，向毛主席宣誓也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伪证特别多。当伪证率很高的时候，说明一个民族道德，伦理层次的下降。
证人在作证时，法官要观察他有没有作伪证，神色怎么样。我们古代有句话“以五声听狱讼”，为什么他脸红，为什么他口吃，为什么发抖？这时法官必须当面观察当面判断，这样的职业需要长期以来在法庭积累的经验。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和英国，对法官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法官越老越好，老的才有经验，老了才能对人情世故作出一些判断。我曾经说我人生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在大学毕业实习期间去让我去处理离婚案子，我怎么去处理？我还劝大家，“一日夫妻百日恩”。像我这样一个嘴上无毛，从没结婚的人怎么给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在英美国家，包括香港，通常不会出现40岁以下的法官，通常从执业十年以上的律师或者检察官队伍里选任。
一个法官最不好的是容易被迷惑，经常心里拿不准。从前有个法官，听完原告的陈述后对原告说：“你说的对太有道理了。”再听被告说，说完了，对被告说：“你说得对呀，你说得真有道理。”旁边的书记员说：“法官大人，不可能两方面都的对的，因为他们是对立的。”法官说：“哦，搞了半天原来是你说的最对。”法官需要良好的判断力，法官这个角色不需要搞年轻化。当然年老的需要有一个补偿，这个补偿是法官基本上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不能强制退休。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62岁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干到91岁。他一坐在法庭上，白胡子，白头发，黑法袍，真正给人一种司法的威严，这能带来一种重要的效果。有时候司法处理的问题，不一定有很明确的是与非，没有什么真理不真理的问题，司法所解决的问题不过是一种平衡术，这就是为什么古罗马人给法律下的定义是“一种公正善良的艺术”。这样的艺术需要伟大的艺术家来表演。
说明这个道理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妇女有没有权力堕胎的问题，女权主义者们的口号是“我的身体我的自由”，老娘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做了你管得着吗？法律，什么法律！都是臭男人们制定出来限制我们女人的，两千来的法律历史都是一部男人欺压女人的历史。那天我给我们00级新生开迎新讲座，我一看不得了，这届女生占百分之六十多了吧，相当可怕。我作为一个男教师深感忧虑。将来恐怕法律要变成女人的声音了，现在法律基本上还是男人主导的声音。女同胞认为不允许堕胎的法律是对她们一种不合理的限制。有道理，这种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另一方面，保守人士看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是杀人吗？当然是杀人。搞法律的人在那里搞了个虚伪的说法，认为人的生命从出生之时开始，这是虚构的东西。真是这样吗？不，人的生命是从受孕开始，没有上半场哪有下半场，没有十月怀胎，那有一朝分娩。那不是生命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惩罚在大街上杀人的人，为什么不惩罚在医院杀人的人？有区别吗？我看有区别，区别就是在大街上杀人时对方可以反抗，可以正当防卫，而在医院杀人这个小生命从来不跟你交涉，从来不搞正当防卫。选择更残忍的方式杀人者难道不更应该受到惩罚吗？我想问问大家这里面有道理吗？不。其实法官很难判决这样的案件，这是一个所谓的“艰难案件”。但法官又不能不判，这时唯一可以求助的是法官的崇高威望。实际上这样的判决无法获得人民普遍真正的拥护。现在我最不喜欢法院系统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做人民满意的好法院。现在法院正在开展这样的所谓的“双满意”的活动，还要评“双满意”标兵。怎么可能是双满意，叫人民都满意，最多只有一半的人满意，那就是胜诉的当事人满意，败诉一方的人觉得不满意，有时甚至胜诉的一方也不见得都满意，因为许多人觉得胜得还不够，胜得不过瘾可见司法常常在一条艰难的路途上跋涉，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法院必须要有崇高和独立的地位。
在我们国家这种独立还不具备。我们讲司法独立，讲法院独立，基本上讲的是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而基本上不讲法院个人的独立。有一种说法：现在的法官你控制他还这么差，搞司法腐败，什么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我自己正在做个论证，希望人们意识到这种思路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会使我们的法官素质越来越低而不是越来越高。大家想想，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下半年的时候对外招考十名高级法官，我知道那个高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处级法官处级审判员。当然从外面招进去就是处级，那对最高法院来说也是破例。然后报纸，电视都来宣传，最高法院招十名高级法官，条件是大学从事法律教学的正教授，研究所里从事法律研究的正研究员。一级律师，国家机关从事法律工作正处级以上干部，最后一条是北京户口。上有一篇文章对最后一条做出批评，题目是《北京是谁的首都》。认为最高法院的这种做法有一种地域歧视。这样的招法官的做法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冷落。到报名那一天，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非常兴奋的摆桌子，摆椅子，新闻媒体的“大炮”都架在门口了，天啊，几天下来就只有几个人报名。（笑声，掌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最神圣的司法殿堂对这些学者律师毫无吸引力？而在西方国家，被人们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那简直是全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事情，是多么光荣而神圣的选择。可是在中国没有人报。我曾经问过我的几个同事为什么不去报，他们说“去哪儿干吗”？真的是这样，我跟同学们讲过，全国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比那些高官们好得多，收入比他们高，而且还自由，到最高院干吗？到最高院我可以发表我的文章吗？不，你发表文章要谨慎，因为人家会以为你代表最高法院，所以最好不要写文章了。到最高法院做个审判员，我能够写体现我的个性的判决书吗？我应点语言的追求，引证一点国外的判决注释里有点外文。不行！能不能要求庭长别审我的判决书了，我的判决书是我的判决书，不是庭长的。不行。现行的官僚体系不允许有这样的个性化的行为存在。那我去干吗？我在这儿挺好的，从来不会发表文章还要院长审查通过。在最高法院那个毫无个性的机器里做一个毫无个性的螺丝钉，我不去！
法官的独立性是法官得以公正，得以在社会中展现正义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保障，而我们现行的法官制度是官僚化，等级化的法官制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法官法》修改过程中，草案中有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法衔制度”。当时我问法衔制是什么意思，回答是：因为现在法官外表上看不出来什么级别，体现不出等级，所以要借鉴军队的做法，在外表上加以区别，比如一级大法官，一个大星，二级大法官两个星。我说你们现在服饰够别扭的了，还要搞一个法衔制。军队为什么要搞军衔制，因为军队最重要的是服从，军人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应该服从谁，应该指挥谁，那不需要两个人认识，只要用军衔来区分级别，以便确立军队里的等级，这是军队胜利的前提条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但是法官需要这个特色吗？我们现在在实行四等十二级的制度，不断暗示法官级别，暗示高级法官可以支配低级法官，低级法官要服从高级法官。司法的行政化非常严重，最重要的表现是等级化。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我们今天建立了一个新制度的想象力受了极大的局限，我们设法想象除了官这套评价体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评价体系。比如医院有处级，局级，副部级，和尚杭州灵隐寺的主持是局级和尚，是政协常委。大学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登着“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是副部级大学，我校校长党委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我说北大真是降尊纡贵，多么有尊贵的学校，历史比国家历史还长，校长地位绝不比国家元首低，何必搞个副部级来当。哈佛大学校长从不把国家总统放在眼里，他也是个“总统”啊，他的名号和总统的名号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他指挥下的“小国家”历史比美国的历史可悠久得多。那才是一个大学的尊严。
法袍的第三个寓意是，在法袍这一古老的服装样式下，法官必须要维护一个职业的完整，维护行业的悠久传统，它提醒着我们这种角色的特色。这就涉及到法治的问题。在许多国家里你会发现，不同的行业对社会变革的反映不尽相同，有的行业喜欢变革，喜欢进步。比如年轻人喜欢社会进步，社会变革；文学家很喜欢社会动荡，诗人很少有人写歌舞升平的诗写出千古诗名的，伟大的诗人都是写人类的痛苦，社会的动荡，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当然职业革命家喜欢革命；历史学家喜欢革命，现在社会平和了，我想写当代史的人简直无聊透顶，只能年复一年地写：“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谁看啊！但是法律这个行业偏偏培养一个人保守，稳定，不那么激进，千方百计维护既定价值的习性。可以说，今天所说的“法治”之所以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向往，是因为它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受到某种过去的规则的制约。法治有几条黄金定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没有规定的，你尽管去做，没有人会惩罚你。“法不溯及既往”从前我们审判林彪，四人帮，觉得那是国家法制民主的里程碑，今天回过头一看，好象还是存在某些问题。因为审判时用的1979年制定的法律，而他们犯那些有罪的事都是文革期间，这就违反了法治的原则，开了一个相当不好的先例。规则一定是提前存在的，行为是后来发生的，这样的法律才可以遵循。法官每遇到一个案件，他不由自主的就回头看，看过去发生的种种，看有没有法律的规定。这个法律在有些国家能延伸到两百年前，在英国有些法官，现在还在引用14世纪的法律或判例。托克维儿说：“英国人喜欢他们的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律好而是因为他们的法律老，”老的才是好的。《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后来发现砍错了又给安上去，结果安倒了，脸到后面去了。申公豹走路的时候往前走就是往后走，往后走才往前走。我们今天的语言里也有，说未来的时候我们说“今后”，说过去的时候我们说“从前”我们的文化到底后走还是朝前走搞不清楚。我们的记年方式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公历永远向前走，我们六十年一甲子，是绕着圈子走。
法律家就是不停的朝后看，总是用过去的规则来限制今天的行为。当政治家头脑发热的时候。法律学家总是拽拽他的衣袖或者给他当头棒喝。这种稳健的保守主义在许多社会里创造了重要的价值。加上法官年龄老的特征就使得法律家保守的特征更显露无遗。另外，又加上法官不受民意制约，更使得法官可以深谋远虑。在每个这个民主的国家里，三权之中的司法权，老百姓拿它没办法，总统任命法官，全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八百多人全部由总统任命，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而且总统一旦任命，法官就变成了断线的风筝，总统没办法控制他，每个法官都保持严格的中立。人民没办法控制他，法官在他的正当行为期间终生任职。我们发现三权分离的制度是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相互妥协的产物，尤其是在司法领域中。总统这边，老百姓不高兴他就当不了，当上了老百姓也不高兴，过四年他就要下来；议会所有成员都是民选产生的，但司法老百姓就无可奈何。而且，宪法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减少法官工资的法令"这是宪法里唯一规定的一个行业工资问题。国会议员是靠不住的，但有一个行业大家都认为是靠得住的那就是法官。为什么法官不是民主产生，不受民意制约，反而是靠得住的？这是我们研究美国民主制度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法官穿的服饰是新派服饰，不能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古老的行业，他谈不上提醒法官决策是保持连续性，要注意与传统的契合。
前不久，我在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们现在司法制度的建设有四大矛盾，第一个大矛盾是：这个社会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中央动员型的治理传统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我们喜欢最上面有核心，中间有一把手，都团结在核心周围，服务中心工作。这种情况下，司法的中立，独立，消极性得不到理解。第二个大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的法院居于权力的真正核心和现在实际上法院等司法机关处于边缘化的矛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党内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只要看这一点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占决策的核心位置，这种实际的边缘化造成了法院现在的矛盾，一方面想讨好真正的权力核心，但结果是自己越来越卑下，越来越低贱；一方面为了向社会显示他有力量，在社会中穷兵黩武，搞什么“执行会战”。结果愈发边缘化。第三个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的法律单极化和实际法律的多极化的矛盾。“依法治国”要求法律规定自成体系。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一套规则，由最高法院作为最终的裁判机关来加以解释。而在实际上，有法律效应的东西多极化，我们经常看到法外有法，法上有法。比如现在流行的“双规”，党的纪检部门可以让一人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这涉及到人身权利，这样的权力本来只有司法机关以及公安机关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的前提下才能够行使。法律之外分明有许多规范超越了法律。最后一个矛盾是巨大的改革热情和相关知识积累不足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热情很大，不断推出改革新举措，个案监督，错案必纠，对外招考法官，电视直播庭审，但这些措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这就证明了在相关决策者的心目中，什么叫法庭，什么叫法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清楚。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追求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过程中，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我相信，司法改革可能会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也可能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突破口 。所以我想，在座无论是不是学法律的，都应该背负起一个义务，那就是以各自的方式推进国家的相关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制度朝向一个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我总是想，我们国家在奥运会上可以获得金牌的第三名，为什么不能在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上排名世界第三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智慧和能力的。

❺ 法官的法袍代表了什么(下)

司法现在经常在政府与人民之间充当中立的裁判，所以它承担着更大的使命，而且这个使命不容易承担。司法操纵着生杀予夺的大权，这样巨大的压力承受在一个常人的肩膀上，人们往往觉得心里不塌实，所以需要把这个常人加以包装，包装得和人不一样。头发一定要怪怪的，衣服要不同，这样无论给衣服之内的人还是衣服之外的人都有强烈的警醒，那就是说我做的工作不是一个平常的工作，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人命关天的的事情，我所做的工作涉及到法律准则的统一，这么重要的工作我一定要认真的做。穿上这套衣服以后，其他的人也会对他有强烈的期望。我想这是把法官营造得非常奇特非常不一样的作用。
军警式的制服所营造的气氛，就比较简单了，那是一种工具化的气氛。穿这身衣服的人其实没什么了不起，他不过是个服务的角色，他是完整我们另外某种价值的辅助性的角色。中国的法院一直处在权力的边缘，司法机关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时代，只不过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是1978年开始学法律的，进学校前还是作为绝密专业招生，一定是苦大仇深出身的人才可以学法律。进去以后就教育我们要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刀把子”，法律教育的目的就是把一个人磨得锋利，“党指到哪儿就砍到哪儿”“社会主义一块砖，东南西北任党搬”。我们看到长期以来司法机关的角色，法律人的角色，就是服务者。52年为反右服务，56年为反胡风服务，57年为反右服务，58年为大跃进服务，“三马齐出动，拧成一股绳，下去一把抓，回来再分家”。我们现在看当时的报纸很好笑，但都是现实。66年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服务，服务不长时间，法院就被军管了。我还曾接到一个当事人寄来的当时的判决书，判处他反革命罪，这个判决是山东烟台军分区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法委员会作出的。当然文革以后恢复法院，为改革开放服务，后来为商品经济服务，为市场经济保驾护航，现在又为西部大开发服务。法院总是个次要的角色，并不是个神圣化的角色，如此次要的角色当然不需要那样奇特的包装，所以穿了一身军警服。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层面的含义，法官是一个特殊的神圣化的角色还是一个工具化的角色。
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穿着法袍的人有一种独立感，他是独立的职业，独立的人。司法的角色象征着独立性，法官的最重要的品质是独立。为什么司法要独立？其实每一个法官要独立，是因为法官处理案件，行使权力只在法庭之中。在法庭中行使权力的过程需要一种对人的观察。比如在司法过程中，我们为了查清案件的事实。离不开当面锣对面鼓地观察。证人在作证之前要宣誓，宣誓之后法官会向他反复强调，你已经向上帝宣誓了，现在你说的话如果有假的话，你不只是对我撒谎，你是对上帝撒谎。这对人心理上有警醒感，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是辩证唯物主义，天不怕地不怕，向毛主席宣誓也没有所以我们现在伪证特别多。当伪证率很高的时候，说明一个民族道德，伦理层次的下降。
证人在作证时，法官要观察他有没有作伪证，神色怎么样。我们古代有句话“以五声听狱讼”，为什么他脸红，为什么他口吃，为什么发抖？这时法官必须当面观察当面判断，这样的职业需要长期以来在法庭积累的经验。在西方国家，尤其在美国和英国，对法官的选择是非常讲究的。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法官老的好，律师少的俏”。法官越老越好，老的才有经验，老了才能对人情世故作出一些判断。我曾经说我人生中最大的灾难就是在大学毕业实习期间去让我去处理离婚案子，我怎么去处理？我还劝大家，“一日夫妻百日恩”。像我这样一个嘴上无毛，从没结婚的人怎么给人家说“一日夫妻百日恩”？在英美国家，包括香港，通常不会出现40岁以下的法官，通常从执业十年以上的律师或者检察官队伍里选任。
一个法官最不好的是容易被迷惑，经常心里拿不准。从前有个法官，听完原告的陈述后对原告说：“你说的对太有道理了。”再听被告说，说完了，对被告说：“你说得对呀，你说得真有道理。”旁边的书记员说：“法官大人，不可能两方面都的对的，因为他们是对立的。”法官说：“哦，搞了半天原来是你说的最对。”法官需要良好的判断力，法官这个角色不需要搞年轻化。当然年老的需要有一个补偿，这个补偿是法官基本上没有退休年龄的限制，不能强制退休。美国的霍姆斯大法官62岁担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一直干到91岁。他一坐在法庭上，白胡子，白头发，黑法袍，真正给人一种司法的威严，这能带来一种重要的效果。有时候司法处理的问题，不一定有很明确的是与非，没有什么真理不真理的问题，司法所解决的问题不过是一种平衡术，这就是为什么古罗马人给法律下的定义是“一种公正善良的艺术”。这样的艺术需要伟大的艺术家来表演。
说明这个道理的一个经典案例是妇女有没有权力堕胎的问题，女权主义者们的口号是“我的身体我的自由”，老娘要把肚子里的东西做了你管得着吗？法律，什么法律！都是臭男人们制定出来限制我们女人的，两千来的法律历史都是一部男人欺压女人的历史。那天我给我们00级新生开迎新讲座，我一看不得了，这届女生占百分之六十多了吧，相当可怕。我作为一个男教师深感忧虑。将来恐怕法律要变成女人的声音了，现在法律基本上还是男人主导的声音。女同胞认为不允许堕胎的法律是对她们一种不合理的限制。有道理，这种要求一点也不过分。另一方面，保守人士看来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不是杀人吗？当然是杀人。搞法律的人在那里搞了个虚伪的说法，认为人的生命从出生之时开始，这是虚构的东西。真是这样吗？不，人的生命是从受孕开始，没有上半场哪有下半场，没有十月怀胎，那有一朝分娩。那不是生命是什么？你为什么要惩罚在大街上杀人的人，为什么不惩罚在医院杀人的人？有区别吗？我看有区别，区别就是在大街上杀人时对方可以反抗，可以正当防卫，而在医院杀人这个小生命从来不跟你交涉，从来不搞正当防卫。选择更残忍的方式杀人者难道不更应该受到惩罚吗？我想问问大家这里面有道理吗？不。其实法官很难判决这样的案件，这是一个所谓的“艰难案件”。但法官又不能不判，这时唯一可以求助的是法官的崇高威望。实际上这样的判决无法获得人民普遍真正的拥护。现在我最不喜欢法院系统流行的一句口号是：做人民满意的好法官，做人民满意的好法院。现在法院正在开展这样的所谓的“双满意”的活动，还要评“双满意”标兵。怎么可能是双满意，叫人民都满意，最多只有一半的人满意，那就是胜诉的当事人满意，败诉一方的人觉得不满意，有时甚至胜诉的一方也不见得都满意，因为许多人觉得胜得还不够，胜得不过瘾可见司法常常在一条艰难的路途上跋涉，作出判断，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法院必须要有崇高和独立的地位。
在我们国家这种独立还不具备。我们讲司法独立，讲法院独立，基本上讲的是整个法院系统独立于外部，而基本上不讲法院个人的独立。有一种说法：现在的法官你控制他还这么差，搞司法腐败，什么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原告被告都吃完，还说法制不健全。我自己正在做个论证，希望人们意识到这种思路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会使我们的法官素质越来越低而不是越来越高。大家想想，我们的最高人民法院在1988年下半年的时候对外招考十名高级法官，我知道那个高级是什么意思，就是处级法官处级审判员。当然从外面招进去就是处级，那对最高法院来说也是破例。然后报纸，电视都来宣传，最高法院招十名高级法官，条件是大学从事法律教学的正教授，研究所里从事法律研究的正研究员。一级律师，国家机关从事法律工作正处级以上干部，最后一条是北京户口。上有一篇文章对最后一条做出批评，题目是《北京是谁的首都》。认为最高法院的这种做法有一种地域歧视。这样的招法官的做法受到了社会的普遍冷落。到报名那一天，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非常兴奋的摆桌子，摆椅子，新闻媒体的“大炮”都架在门口了，天啊，几天下来就只有几个人报名。（笑声，掌声）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中国最神圣的司法殿堂对这些学者律师毫无吸引力？而在西方国家，被人们任命为最高法院的法官那简直是全国甚至全世界瞩目的事情，是多么光荣而神圣的选择。可是在中国没有人报。我曾经问过我的几个同事为什么不去报，他们说“去哪儿干吗”？真的是这样，我跟同学们讲过，全国最好的一个位置就是北大法学院的教授，，比那些高官们好得多，收入比他们高，而且还自由，到最高院干吗？到最高院我可以发表我的文章吗？不，你发表文章要谨慎，因为人家会以为你代表最高法院，所以最好不要写文章了。到最高法院做个审判员，我能够写体现我的个性的判决书吗？我应点语言的追求，引证一点国外的判决注释里有点外文。不行！能不能要求庭长别审我的判决书了，我的判决书是我的判决书，不是庭长的。不行。现行的官僚体系不允许有这样的个性化的行为存在。那我去干吗？我在这儿挺好的，从来不会发表文章还要院长审查通过。在最高法院那个毫无个性的机器里做一个毫无个性的螺丝钉，我不去！
法官的独立性是法官得以公正，得以在社会中展现正义力量的非常重要的保障，而我们现行的法官制度是官僚化，等级化的法官制度，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法官法》修改过程中，草案中有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法衔制度”。当时我问法衔制是什么意思，回答是：因为现在法官外表上看不出来什么级别，体现不出等级，所以要借鉴军队的做法，在外表上加以区别，比如一级大法官，一个大星，二级大法官两个星。我说你们现在服饰够别扭的了，还要搞一个法衔制。军队为什么要搞军衔制，因为军队最重要的是服从，军人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应该服从谁，应该指挥谁，那不需要两个人认识，只要用军衔来区分级别，以便确立军队里的等级，这是军队胜利的前提条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但是法官需要这个特色吗？我们现在在实行四等十二级的制度，不断暗示法官级别，暗示高级法官可以支配低级法官，低级法官要服从高级法官。司法的行政化非常严重，最重要的表现是等级化。科举制的长期实行使我们今天建立了一个新制度的想象力受了极大的局限，我们设法想象除了官这套评价体系以外还有什么别的评价体系。比如医院有处级，局级，副部级，和尚杭州灵隐寺的主持是局级和尚，是政协常委。大学也是，前一段时间我们的报纸登着“教育部决定北京大学是副部级大学，我校校长党委书记享受副部级待遇”。我说北大真是降尊纡贵，多么有尊贵的学校，历史比国家历史还长，校长地位绝不比国家元首低，何必搞个副部级来当。哈佛大学校长从不把国家总统放在眼里，他也是个“总统”啊，他的名号和总统的名号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是他指挥下的“小国家”历史比美国的历史可悠久得多。那才是一个大学的尊严。
法袍的第三个寓意是，在法袍这一古老的服装样式下，法官必须要维护一个职业的完整，维护行业的悠久传统，它提醒着我们这种角色的特色。这就涉及到法治的问题。在许多国家里你会发现，不同的行业对社会变革的反映不尽相同，有的行业喜欢变革，喜欢进步。比如年轻人喜欢社会进步，社会变革；文学家很喜欢社会动荡，诗人很少有人写歌舞升平的诗写出千古诗名的，伟大的诗人都是写人类的痛苦，社会的动荡，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当然职业革命家喜欢革命；历史学家喜欢革命，现在社会平和了，我想写当代史的人简直无聊透顶，只能年复一年地写：“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谁看啊！但是法律这个行业偏偏培养一个人保守，稳定，不那么激进，千方百计维护既定价值的习性。可以说，今天所说的“法治”之所以得到人们越来越多的向往，是因为它最大的好处是让我们受到某种过去的规则的制约。法治有几条黄金定律，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律没有规定的，你尽管去做，没有人会惩罚你。“法不溯及既往”从前我们审判林彪，四人帮，觉得那是国家法制民主的里程碑，今天回过头一看，好象还是存在某些问题。因为审判时用的1979年制定的法律，而他们犯那些有罪的事都是文革期间，这就违反了法治的原则，开了一个相当不好的先例。规则一定是提前存在的，行为是后来发生的，这样的法律才可以遵循。法官每遇到一个案件，他不由自主的就回头看，看过去发生的种种，看有没有法律的规定。这个法律在有些国家能延伸到两百年前，在英国有些法官，现在还在引用14世纪的法律或判例。托克维儿说：“英国人喜欢他们的法律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法律好而是因为他们的法律老，”老的才是好的。《封神演义》里的申公豹脑袋被人砍下来了，后来发现砍错了又给安上去，结果安倒了，脸到后面去了。申公豹走路的时候往前走就是往后走，往后走才往前走。我们今天的语言里也有，说未来的时候我们说“今后”，说过去的时候我们说“从前”我们的文化到底后走还是朝前走搞不清楚。我们的记年方式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公历永远向前走，我们六十年一甲子，是绕着圈子走。
法律家就是不停的朝后看，总是用过去的规则来限制今天的行为。当政治家头脑发热的时候。法律学家总是拽拽他的衣袖或者给他当头棒喝。这种稳健的保守主义在许多社会里创造了重要的价值。加上法官年龄老的特征就使得法律家保守的特征更显露无遗。另外，又加上法官不受民意制约，更使得法官可以深谋远虑。在每个这个民主的国家里，三权之中的司法权，老百姓拿它没办法，总统任命法官，全国联邦法院的法官八百多人全部由总统任命，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民主的程序，而且总统一旦任命，法官就变成了断线的风筝，总统没办法控制他，每个法官都保持严格的中立。人民没办法控制他，法官在他的正当行为期间终生任职。我们发现三权分离的制度是民主政体与贵族政体相互妥协的产物，尤其是在司法领域中。总统这边，老百姓不高兴他就当不了，当上了老百姓也不高兴，过四年他就要下来；议会所有成员都是民选产生的，但司法老百姓就无可奈何。而且，宪法中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减少法官工资的法令"这是宪法里唯一规定的一个行业工资问题。国会议员是靠不住的，但有一个行业大家都认为是靠得住的那就是法官。为什么法官不是民主产生，不受民意制约，反而是靠得住的？这是我们研究美国民主制度应该特别注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法官穿的服饰是新派服饰，不能提醒我们注意这个古老的行业，他谈不上提醒法官决策是保持连续性，要注意与传统的契合。
前不久，我在法学院的一次演讲中提到，我们现在司法制度的建设有四大矛盾，第一个大矛盾是：这个社会长期以来沿袭下来的中央动员型的治理传统与司法独立之间的冲突。我们喜欢最上面有核心，中间有一把手，都团结在核心周围，服务中心工作。这种情况下，司法的中立，独立，消极性得不到理解。第二个大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的法院居于权力的真正核心和现在实际上法院等司法机关处于边缘化的矛盾。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党内政治局委员都不是，只要看这一点就知道他们根本不占决策的核心位置，这种实际的边缘化造成了法院现在的矛盾，一方面想讨好真正的权力核心，但结果是自己越来越卑下，越来越低贱；一方面为了向社会显示他有力量，在社会中穷兵黩武，搞什么“执行会战”。结果愈发边缘化。第三个矛盾是：“依法治国”要求的法律单极化和实际法律的多极化的矛盾。“依法治国”要求法律规定自成体系。是由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一套规则，由最高法院作为最终的裁判机关来加以解释。而在实际上，有法律效应的东西多极化，我们经常看到法外有法，法上有法。比如现在流行的“双规”，党的纪检部门可以让一人在规定时间，规定地点交代问题，这涉及到人身权利，这样的权力本来只有司法机关以及公安机关在严格遵循法律程序的前提下才能够行使。法律之外分明有许多规范超越了法律。最后一个矛盾是巨大的改革热情和相关知识积累不足之间的矛盾。我们改革热情很大，不断推出改革新举措，个案监督，错案必纠，对外招考法官，电视直播庭审，但这些措施相互矛盾相互冲突，这就证明了在相关决策者的心目中，什么叫法庭，什么叫法官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了解，所以我们的目标并不清楚。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国家，在追求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过程中，离不开一个良好的法律制度。我相信，司法改革可能会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也可能是风险最小收益最大的突破口 。所以我想，在座无论是不是学法律的，都应该背负起一个义务，那就是以各自的方式推进国家的相关制度，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法律制度朝向一个民主，自由，开放，多元的方向发展。我总是想，我们国家在奥运会上可以获得金牌的第三名，为什么不能在民主和法制的建设上排名世界第三呢？我相信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智慧和能力的。